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1
关键词：小学语文；人文性；亲情意识；感恩教育；审美观念
一直以来，语文教学的重点都被局限在了知识技能的掌握上，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应对考试，导致学生逐步成为考试的机器，完全忽视了语文人文性的发挥。在素质教育下，教师要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要借助恰当的教学方法来有效地展现人文性特点，以确保学生在高效的语文课堂中综合素质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为学生健全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亲情意识的培养
亲情意识的培养是素质教育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文人文性特点的具体体现之一。所以，在素质教育下，我们要在教会学生基本的语文知识技能的同时，也为学生亲情意识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确保语文课程人文性特点得以最大化实现。
例如，在教学《“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中心思想，也为了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亲情意识，使学生懂得“严”也是爱。所以，在授课的时候，我选择了自主探究的方式，首先，我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同一首诗母亲和父亲的评价却截然不同？”然后，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自主阅读，并思考上述的问题，这样不仅能够凸显学生的课堂主体性，而且，还能让学生体会父母对孩子的爱，进而，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亲情意识，同时，也确保学生语文素养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
二、感恩教育的培养
感恩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人精神素养的培养。但是，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较强，导致感恩意识较差，严重不利于学生健全的发展。所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有意识地进行感恩教育，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进而，为学生良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教学《唯一的听众》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中心思想，也为了让学生知道老教授是一位能给予他人真诚无私帮助的慈祥可敬的老人，体会作者对老教授的感激与敬佩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使学生学会感恩，学会感谢给予自己帮助的人，在本节课的授课时，我选择了问题探究法，组织学生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探究理解：（1）文本中所说的唯一的听众是谁？（2）老妇人为什么说自己是“聋子”？（3）你能读懂老妇人“装聋”的用意吗？……组织学生结合上述的问题进行思考探究，同时，培养学生的感恩思想，使学生学会感恩，进而，有效地展现语文学科的人文素养，并促使学生获得综合而全面的发展。
三、审美观念的培养
审美观念是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的基础，更是学生健全发展的保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深入挖掘教材价值，有效地将教材中所包含的美展现给学生，进而，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下提升语文素养，同时，也为学生健康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教学《山中访友》时，为了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也为了提高课堂的效率，更为了有效地展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在授课的时候，我引导学生对文本中的重点句子进行解读，比如：“你好，清凉的山泉！你捧出一面明镜，是要我重新梳妆吗？”“捡起一朵落花，捧在手中，我嗅到了大自然的芬芳清香”等等，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体会文本中的美，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下获得良好的发展，而且，还能加深学生的印象，使学生在美的情境中找到学习语文的乐趣，从而提高语文课堂的效率。
总之，在素质教育下，教师要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要从多角度入手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技能的同时，也为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全面发展做好保障工作，同时，也确保语文学科魅力得以最大化的展示。因此，作为新时期的语文教师，我们要深入挖掘教材，以确保学生在高效的语文课堂中综合素质水平获得全面的发展。
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2
关键词：生命；理解；生命解释学；二难困境
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人文科学遭受着自然科学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肆意侵扰而举步维艰。狄尔泰(W.Dilthey，1833～1911年)，一位深怀历史使命感的德国哲学家，一方面根据康德批判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启示，努力凭据其研究方法与对象的特殊性来拯救人文科学，尤其从精神生命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题方面，充分关注贯穿人文科学研究过程始终的生命倾向；另一方面，经由一种奠基性的哲学研究，他又试图证明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以维护人文科学作为“科学”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也就是说，狄尔泰既强调人文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生命倾向以破除自然科学的枷锁从而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又在辩护人文科学之地位与尊严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然科学在认知成果方面的衡定标准。然而，人文科学在其研究主题的生命倾向与其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沟壑。我们看纠，狄尔泰有生之年的绝大部分哲学思想都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即在充分顾及人文科学研究之生命特性的同时，力图满足其对“科学”身份的要求。1900年以后，他对生命解释学理论的着力探讨正是以上意图的充分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生命解释学依然陷入了二难困境：要么充分注重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生命倾向而放弃其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要么接受人文科学对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而抹去其研究过程的生命特性。这一困境不仅揭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上述矛盾的尖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建构目标的流产、甚至于其毕生哲学探究努力的最终失败。
狄尔泰生命解释学既是其人文科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西方解释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变中一个必要的过渡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启发了海德格尔对理解活动的本体论阐释，以至于扭转西方解释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试图深入剖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理论中二难困境的成因，这无论是对于理解其本人的人文科学思想还是对于把握西方解释学的流变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以讨论理解活动为基本内容的生命解释学在狄尔泰后期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分量。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解活动涉及理解的对象、理解的主体以及理解的过程三方面。我们认为，正是对以上三方面的独特阐释使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最终陷入二难困境。
一、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人文科学家维柯(G.Vico，1668～1744年)早在1725年就指出：社会历史世界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所以人类能够认知自己的创造物：相比而言，人类认知历史世界甚至比认识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界——更有优势。维柯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17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展示了人类理性前所未有的认知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主导人文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维柯的上述观点，自然科学又反过来给人以启示，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尚且能成就斐然，那么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就更应该充满信心。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从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上看，关于解释的方法与理论自始就与西方的人文科学研究紧密相联。在狄尔泰之前，无论是法学解释学与神学解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普遍解释学，它们致力于解决的都是如何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或是权威法典，或是圣经文本，抑或是一般性的文本——做出有效性认知这一问题。狄尔泰沿着先哲的足迹，将解释学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拓展为整个社会历史世界，“把历史世界理解为某个要解释的文本”。然而，作为理解的对象，历史世界这个广义的文本在其存在上有何特点?其特点对历史理解的目标有何影响?
自18世纪70年代赫尔德(J.G.Herder，1744～1803年)开创德国的历史学派以来，历史主义在德国的信徒队伍日渐壮大，“历史意识”广泛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态度与理路。承认历史的流变，强调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与唯一性，历史主义的这一特点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语境与历史关联作尽可能全面的把握，尽可能恢复研究对象的历史原貌。正是心怀这种历史意识，施莱尔马赫提出，我们对一般性文本不仅要作语法上的解释，还需要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即通过全面还原作者的创作背景而从心理上进一步理解其原初的创作意图。
注重理解对象的历史关联，无疑这是先哲给狄尔泰心头留下的一道深深烙印。在狄尔泰看来，不论是自己先前考虑的心理事实或心理状态，还是后期偏重的生命表达、乃至于由客观精神构成的整个历史世界，所有这些理解对象无不相似于以下诸点：它们均为一种历史性的实在，都从历史个体的内部心灵被给予出来，因而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某种精神生命。他指出：“人文科学的确比自然科学优越，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像后者的那样是在感觉中给予的表象，不单纯是在意识中对实在的反映。它们的对象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实在，一种在内心得以体验的关联。”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把历史认知的对象简单地等同于那些没有多少内在精神价值的自然对象。各种社会历史实在，当作为理解的对象而被呈现时，我们必须注意其原始的生命关联。这意味着，历史实在不仅是历史个体精神的创造物，而且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历史对象的理解，我们侧重的是领悟其所体现的内在精神生命，而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将之演绎式地归附于某种普遍的因果规律之下。只有尽可能充分地挖掘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与历史关联，我们方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准确地领悟历史中蕴藏的人类精神生命。
然而，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就如狄尔泰所作的维柯式断言，“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所创造的”，由于历史实在均由人类自身所创造，所以我们应该能对它们做出准确的认知。另一方面，狄尔泰本人也承认正是理解对象的这种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命关联产物，社会历史实在均都由独特的生命个体根据特殊的思想意图在特定的生命关联中所创造，因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但历史理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对这些特殊物的认知带入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层面? 历史理解首先是针对个别物，力图对它们作一种客观有效的把握。理解和解释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狄尔泰深以为然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确定性完全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能否被提到普遍有效性(die Allgeme-ingul tigkeit)这一高度。正因如此，人文科学中理解对象的生命关联性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认知的特殊问题：在理解特殊与个别性的历史实在时，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换言之，我们怎样才能普遍有效地理解他人的生命表达、进而获得关于历史世界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归根结底，我们如何确保人文科学知识也能拥有近似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那种普遍有效性?可以说，理解对象的生命意蕴性特点是造成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二难困境的一个首要因素。
二、理解主体的生命本质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自从赫尔德提出“要沉浸到全部历史中去，要在万物中感同身受”的历史研究要求以来，19世纪的西方人文科学家们在历史认知活动中将集注的目光主要偏向理解的对象，而理解主体作为生命存在的历史性特质却未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施莱尔马赫在其普遍解释学中主张，为了消除文本与读者在时空上的距离以避免对文本的误解，理解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文本由之而出的历史语境，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作者原初的创作心境，以实现对文本的“重构式的”理解，甚至达到“比作者本人还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那种理想境界。
然而，真正的历史意识指向的不仅仅是历史理解的对象，其实还有理解的主体。尽管稍后的兰克(R.von Ranke，1795～1886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毫无预设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但他依然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忘却自我，并“依照其原样”地、客观地重构历史。19世纪的人文科学家愈益意识到，“依照其原样地”重构过去，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狄尔泰就已较为充分地注意到历史理解主体本身的历史性特质。美国学者巴姆巴克先生就指出，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性”概念不仅指对象而且也指主体，不仅指主体的认知方式，也指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历史的。
历史理解的主体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早在1883年的《人文科学导论》第一卷中，狄尔泰就严正批判了康德等人对认知主体纯然抽象的构想，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作为某种单纯的思想活动的、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对此，狄尔泰提出了所谓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把理解主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看待，人的精神生命不仅具有理性这一基本成分，而且还包括不可或缺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主体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不再可能存在一个清除了情感与意志成分、挤干了真实血液、因而被人为地抹平了各种棱角而无个性差异的抽象主体。理解主体必然在情感与意志等方面存在多种主观差异，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狄尔泰指出，我们每个理解主体都受到自身意识的限制，个人独特的意识将其主观性赋予我们所理解的一切对象。有鉴于此，我们如何可能抹去自身的主观性而客观地去理解对象?
其次，历史理解的主体还是一个具有历史存在性的生命个体。这即是说，一切理解主体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关联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偏见和先前假设，也无法脱离当下的风俗习惯和舆论导向，更不可能对当前的时代精神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
历史个体，无论所作为历史实在的创造者还是理解者，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世界，展现为诸多相对自足的莱布尼茨式的“单子”。美国学者林格指出，“解释学起源于主体间性的断裂。”生命解释学中对历史实在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诸多生命个体相互间的沟通。尽管狄尔泰相信生命个体普遍拥有共同的人性，然而主体对历史实在的理解毕竟是两个相对自足性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个体怎样才能把那些经由感官而获得的独特的生命表达提升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理解层次?简言之，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主体怎样获得关于历史实在的普遍有效性知识?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的生命特性决定了两者间的完全重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难解之题。理解者应该“依照其原样”去理解历史，兰克曾经提出的这一要求现在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认知中的“乌托邦”。 转贴于
三、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与认知目标的科学要求
社会历史实在是人文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历史实在具有内在的生命意蕴并牵涉到某种历史性的关联从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对历史认知的方式也相应地有所差异。狄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说明的是自然，而理解的则是精神牛命。”理解是人文科学中把握历史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认知方式。对人文科学认知方式本身的规定直接制约着人文科学的认知结果，影响着对人文科学之“科学”身份的认同。
自17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以来，人类针对外在世界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先后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危机。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经验论者着力强调的观察实验与经验归纳方法，还是唯理论者极力推崇的理性演绎方法，它们其实仅仅是人类理性的不同方面。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在彻底贯彻经验论原则的前提下，休谟的怀疑论从经验归纳方面表明人类理性能够扩展认识范围但缺乏普遍有效性。与此同时，以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也渐次从理性演绎方面暴露出人类理性的另一局限，即它虽能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却不能拓展认知的范围。以上两方面困境首次展现出人类理性这一主导性认知方式的危机：无论凭据经验归纳还是依靠理性演绎，人类理性似乎都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识。令人振奋的是，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中，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解析与建构，他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中经验论与唯理论曾各执一端的两方面有机地整合，最终宣告“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这表明，康德从先验哲学层面成功地克服了人类主导性认知方式遭遇的首次危机。我们看到，沿着康德先验哲学的思路，德国古典哲学所讨论的人类理性认知能力最终在黑格尔恢弘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极度张扬。
然而，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随后的崩溃表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业已穷途末路。另一方面，由人类理性日渐促成的扭曲的现代社会生活也使人越发意识到理性本身确有其局限。理性并非万能!作为对传统绝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抗，非理性主义哲学在狄尔泰生活的世纪应运而生。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不仅是某种非理性之物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与本质，而且我们也只能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把握外在世界，理性的认知方式不适合、至少不能深入地而准确把握世界的本质。从认识论角度观之，非理性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给传统以理性为主导的认知方式带来了第二次危机。
如果说，上述第一次危机揭示了人类的主导性认知方式对经验归纳能力与演绎分析能力进行综合的必要性，那么第二危机预示的则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自身意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予以综合的必然趋势。它意味着，要对外在世界、尤其是对已然深深留下了人类精神生命烙印的社会历史世界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认知，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周全、更妥当的认知方式。
施莱尔马赫在建构其普遍解释学过程中曾着力探讨了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解释方法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预期(die Ahnung)或预感行为(cin pinatorisches Verhahen)的参与。正如洪汉鼎先生指出，施莱尔马赫论及的预感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转换，一种把自己置于作者的整个创作中的活动，一种通过想象、体验去对作者创作活动的模仿。”显然，某些非理性因素构成了这种预感和心理转化过程的必要成分。而稍早于狄尔泰的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1808～1884年)则更明确地指出了理解过程中的非理性方面。在他看来，对于历史世界，“理解可能是适合人类的最完美的一种认知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的、突然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对那些活跃于其中的逻辑机制有所意识。因此，理解活动就像是一种直接的直观……”德罗伊森和施莱尔马赫的理解观表明，理解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一个理智性的过程，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融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因素。
狄尔泰无疑受到了上述哲学发展理路的影响，从而较为充分地注意了理解活动的生命特性。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解主体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还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物，主体的精神活动表现为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具体包括了知、情、意三种基本成分。生命个体的一切活动必然带有生命的特性。狄尔泰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三种成分在生命个体的不同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身居的地位并非处处都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总是内在地相互关联。故而，理解主体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同时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历史认知活动亦毫不例外。
为了“从生命自身”、在其“原初状态”中把握精神生命，1900年以前，狄尔泰较为重视内省和直接的自我观察等心理学方法的认知性作用。但是，这种认知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的质疑。1900年在实施解释学转向后，他开始探讨较为理解这一认知方式。具体说来，狄尔泰对理解活动的本质性构想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信奉施莱尔马赫关于人类本性同质的浪漫主义思想，狄尔泰在早年就曾保留了前者提出的心理预期这一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认为预期有助于文本理解。其次，在后期的《对他人及其生命表达的理解》一文中，狄尔泰指出，要从众多复杂而零散的生命表达中把捉到内在的精神性结构关联，一方面我们必须借助理性的归纳推理，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生命表达由之而出的那种特定的生命关联，也即是需要考虑特定的环境因素对生命个体从非理性方面对其生命表达活动的影响。只有从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着手，我们才能从归纳所得的内在精神关联出发而推断生命个体在未来相似的境遇中的生命活动。狄尔泰明确表示这种推断根本说来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期。最后，狄尔泰在对理解的最高级形式的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施莱尔马赫重构式的理解观。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把在自身中体验到的知情意之间的结构关联移入到对他人的理解中，并据此按照事件之进展顺序在我们心中完成一种重新体验和重新构建。此过程完成的理性根据尽管在于那近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想象活动，甚至在那貌似客观的结构性精神关联中，也绝非理智成分的纯然存在，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据此，理解主体试图重新体验与建构的绝不仅仅是他人生命中的理智过程，而是同时关涉理智、情感和意志三方面。显然，狄尔泰吸纳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方法，只不过把该方法以一种更具技术性的方式予以了贯彻。也即是说，在狄尔泰的后期思想中，心理学和解释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释学更直接地先行铺垫了心理学分析道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马克瑞尔先生所言，狄尔泰后期并不是放弃了早年的心理学设想，而是在构建生命解释学的过程中把心理学与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起来，重新考虑心理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问题。
以上可见，从理解对象与理解主体的生命意蕴出发，狄尔泰在构想理解这一历史认知方式时，较充分地注意到了其生命特性，从而将理性与非理性的认知成分融于其中。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像传统理性主义者那样完全从绝对理性的角度透视理解性的认知过程，而是在剖析理解活动中理性因素的同时，也辩护了非理性因素的合法地位。但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果的普遍有效性必须获自于理性对认知过程的绝对监控。以这一标准来看，那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理解性认知方式怎么能够确保历史认知的普遍有效性?显然，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造就了狄尔泰生命解释学中认知主题的生命倾向与认知目标的科学性要求之间的二难困境。
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3
（一）对办学宗旨认识有偏差
许多高职院校认为，高职既然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就要使学生掌握一技之长，课程安排、实践实习都要以技能培养为主，一切课程安排原则是看其是否和技能有关，是否实用。思想品德和人文课程显然是在“实用”范围之外，除了上级主管部门严令必须开设的“两课”外，其他人文课程可有可无。教育的终极目的被抛弃，高职院校完全成了职业训练场。
（二）教育效果具有后视性
一个人人文素质修养的形成、思想品德的塑造是个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往往几年、几十年后才见效，这就是教育的“后视性”。而且“思想品德”、“人文素质”是个模糊的概念，难以考核，成效不显著，容易被忽视。而技能操作、技能大赛却能立见效果，工作成绩外显，容易出成效，领导自然重视，重技能、轻人文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三）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难度大
一方面，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课难上，不容易讲好；另一方面，社会对从事思想品德和党务工作者的传统思维或刻板印象均不太好：理论说教、面孔严肃、不近人情，使得师、生（教育和被教育者）双方都容易产生倦怠心理，学生恐学、厌学，老师恐教、难教。实际上“做人”要比“做事”难，教“做人”要比教“做事”难。同时，思想品德和人文教育需有耐心、细心、爱心、恒心，这对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课老师的素质要求也很高。
（四）评价机制不合理，激励措施不到位
由于办学理念上的误区，对政策导向和教育评价机制的误解，致使思想品德和人文教育工作者在评奖、考核、职称评定、晋升等方面受歧视，工作不被认可现象普遍。领导不重视，个人无“实惠”，工作自然无动力。比如，现在辅导员没人愿带，专职辅导员社会地位低；教学名师、各级专业带头人，含金量很高，而优秀思想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园丁、优秀辅导员几乎没什么价值。青年教师技能大赛、说课比赛获奖是评职称的重要砝码，特别是带队参加职业技能省赛、国赛，一旦获奖，既有名又有利，出国、加薪，应有尽有，风光无限；而师德师风比赛，辅导员技能大赛，获奖者难度更大，但却意义不大，相比之下，令人齿寒。换言之，教育评价机制不改变，调动思想品德和人文教育工作积极性从何谈起。
二、加强高职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一）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目标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专业教育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事”，人文素质教育是教学生学会如何“做人”，只有将两者相结合，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可见，加强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是端正高职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客观需要。
（二）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被教育者得到全面有效的发展,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而并不只是让人学会一两种技能。而一个合格的人才,其基本素质应该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心理、专业素质全方位的内容。较之专业技能,思想品德、人文和心理素质更应值得教育的重视,它从深层次上反映人才的质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能离开人文素质的提高。人文素质的提高，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也是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发展的必要条件。良好的人文修养可使学生自觉关怀社会、关怀他人、关怀自然、关怀人类，逐步培养健全美好的人格。人文素质作为一种基础素质，对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很大的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塑造学生的审美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自身行为的控制力，以及在培育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三）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社会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社会及企业不仅需要动手能力强的技能人才，更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包括文化素养、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更需要员工既会做事、又会做人，并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与事业心的和谐人。职业技术作为一项工具性价值，它只能帮助人“正确地做事”，而人文教育旨在树立人生的航向，帮助人“做正确的事”。所以，加强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符合社会的客观需要。
（四）是高职生应对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职业变换更加频繁。为未来所做的最好准备不是为某一具体职业而进行狭窄的训练，而是使学生能够适应变化的世界。为适应未来职业变化的需要，推进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结合，已经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当前，高职院校的招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使学生不但能胜任当前的某个职业或行业，而且有较强的职业迁移能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现在，高职院校随着生源的逐渐减少，已逐渐进入优胜劣汰时期，学生的综合素质决定着未来就业的竞争力，人文素养的高低决定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未来发展。尤其作为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的传授、人文环境的熏陶，对培养学生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职业态度等隐性职业素养具有重要作用，为学生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加强高职院校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政策引导和观念更新
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是教育的指挥棒。这个问题不解决，下发文件也好、制度也罢，必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必须改革教育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这是顶层设计，是解决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包括教学评估，示范、骨干院校建设指标体系设计，要充分体现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不能偏重技能。比如，高职院校各级技能大赛如火如荼，已形成制度化、规范化，而与人文素质内容相关的比赛少，规格也不高、激励措施也不到位。所以，高职院校要建立健全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赛事制度。定期举办以人文素质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各类比赛，提高赛事级别，和职业技能比赛同等奖励、同等认可。通过赛事引领，促进高职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活动的重视和广泛开展。政策引导和政策制定又必须以观念更新为前提。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摒弃功利主义价值观,转变职业教育只是单纯的“技术教育”的偏颇认识,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把追求“做人”与“做事”相统一,使学生在成才中成人。在实现“学科本位”到“能力本位”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能力本位”向“素质本位”的转变。坚持以德育为主线，以人文科学素养教育为重点，强化德育和人文科学素养教育。坚持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教育教学与人文熏陶相结合，塑造学生健全完美人格，使学生做一个有品德、有智慧、有修养的人，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满足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要根据专业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将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纳入专业培养目标，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制定符合高职特点的人文教育模式。要加大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课程的比例，将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就业和创业、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等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中，并进行科学规划。根据培养对象的需要进行合理设置，开设必须、实用的课程。课程可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讲座三个层次。在内容上三者要相互配合，把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三）将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人文素质教育离不开课堂教学主阵地。要改变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课程只是专任教师任务的错误认识，非人文学科的老师应在所教授的专业课、实践课中挖掘提炼人文因素，以进行人文精神的渗透教育。在重视抓好专业文化素质教育的同时，注意在专业学科教育中融合人文教育，培养学生学会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观察问题，形成综合思维，从而培养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所有的教师都要真正将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专任教师要在专业教育中以敬业精神、严谨学风、求真精神感染学生。学校的广大教职员工，要把立德树人体现在自己的工作中，即重“言教”更重“身教”。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人文科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渠道之一，它对教育和引导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良好习惯的养成、高尚情操的陶冶等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开办系列人文社会科学讲座,以帮助和指导高职学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自己的舞台，营造浓厚的校园人文氛围，如举办青年志愿者“三下乡”活动、文化艺术节等，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如演讲比赛、卡拉OK比赛、大专辩论赛以及其它文体比赛等；三是建立一些人文社团,比如书法、文学、音乐、摄影、舞蹈等协会,以陶冶情操,塑造自我；四是加强校园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建设。通过美化、绿化校园环境，营造独具高职院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在适当地方设置职业文化标识雕塑，办好富有高职特色的学生文化活动长廊、宣传栏。全面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营造务实向、积极进取、敬业乐群、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的校园文化氛围。
（五）积极开发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课程
课程的开发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教学课程开发一定要以提升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为目标，以学校为主体，并有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坚持德育工作与人文科学素养教育的有机融合。以思想品德、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就业创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开发一批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特色课程。搭建优质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特色课程共享平台，积极推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高职学制较短，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课程设置要突出核心，体现专业特点，切忌搞“拼盘式”的“小而全”。学校应整合教学资源,积极开发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课程，给予课程建设足够的经费保障，力争建设具有良好影响和示范作用的思品和人文素质课程。要以诚信、责任、合作、敬业、创业等素质的养成为基础,并从职业道德、职业价值观、专业核心能力、创业指导等方面加强人文课程建设。
（六）构建科学的人文素质评价体系，积极推进教学管理方式改革
评价标准是教育的“指挥棒”，学校有了这个“指挥棒”，不仅有利于学生自觉地把人文教育变成自我教育，还有利于学生自觉提高人文素质。没有一个合理的人才教育评价体系，人文素质培养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根据高职院校实际，应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文素质评价体系。高职院校要按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把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整体规划之中，进而构建动态、科学、宽容的人才素质评估标准，认真完善大学生人文素质评估内容和评估手段，将学生在参加各种文化社团、艺术竞赛、文体活动时所取得的成绩作为重要的评价依据。严格执行学生操行等级评定制度，各专业、班级认真制定操行等级评定细则，把操行评定与学生奖助学金、优干、三好生以及组织发展工作全面结合，严格监督，反对弄虚作假。据此引导学生注意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修养的提高。要积极推进教学管理方式改革，以适应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课程教学的需要。积极推行学分制，适当增加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课程学分。积极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创新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全身心投入到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课程教学中，努力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品德和人文科学素养，积极探索促进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提升的评价方式，构建科学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为了帮助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就要真正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改革人才培养标准、质量保障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改变对各科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知识传授，轻素质培养的倾向，真正建立有利于科学和人文相融合的人才培养环境和氛围，使学生受到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熏陶。
（七）加强思想品德和人文素质师资队伍建设
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4
关键词：数学 选修课程 模块化 多样化 层次化 弹性化 学分制
本次高中课程改革在充分吸收国外选修课程模式的优点与总结我国选修课程经验的基础上，对选修课程(主要针对《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确定的四个选修系列)的内容与结构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模块化。所谓模块是指为实现一定教育目标，围绕某一主题，通过整合学习领域的相关内容和学生经验而设计的相对完整、稳定的学习单元。模块相对独立，有一定的体系，为学生在不同模块间选择提供了条件。
第二，多样化。从课程结构看，选修课程有很多系列。数学选修系列由四个系列构成，选修系列3、4的16个专题相对独立，可自由选择。新的高中数学课程框图如下：
表3-2 必修系列课程框架
表3-3 限定选修系列课程框架
表3-4 任选系列课程框架（高考可考）
表3-5 任选系列课程框架（高考不考）
第三，层次化。本次高中课程改革的选修课程可分为两个层次：国家规定的选修模块（选修系列1、2）与学校自主设置的选修课程（选修系列3、4）。前者主要着眼于保障学生的基本学力，大多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学术性和均衡性。后者更多地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学生的专长特长。（课程展开的逻辑顺序如下图3-1）
第四,弹性化。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志向进行选择，对于必修课程
图3-1 课程展开的逻辑顺序图
第四，弹性化。对选修模块，只规定基本的学分要求，而对“学有余力”和“兴趣志向”的学生可以选修更多课程。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的比例也有一定的弹性。
第五，学分制。本次高中选修课程(包括必修课)采取学分制的做法，学生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和志向，在教师的指导下对选修课作不同的选择。为了保证选修课程的实施，在学分上有如下要求：
（1）高中数学的基本要求。高中生在修完必修课，获得10个学分后，就达到高中毕业的基本要求，可以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上述10个学分也是进一步选课的基础。
（2）对倾向于人文科学的学生的选课建议。如果希望在人文科学方面发展，有两种选择：
选择1：（必修）10学分＋（选修系列1两个模块）4学分＋（系列3两个专题）2学分＝16学分，获得这16个学分后，可以报考高等院校人文科有关专业。
选择2：（如选择1的）16学分＋（系列4四个专题）4学分＝20学分。这是人文科学各专业中对数学较高的要求。
（3）对倾向于理工科的学生的选课建议。如果希望在理工科学方面发展，还有两种选择：
选择3：（必修）10学分＋（系列2三个模块）6学分＋（系列3两个专题）2学分＋（系列4两个专题）2学分＝20学分；获得这20个学分后，可以报考高校理工科的有关专业。
选择4：（如选择3的）20学分＋（系列4四个专题）4学分＝24学分。
表3-6 新高中数学选课建议
参考文献：
［1］刘兼，黄翔，张丹.数学课程设计[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7.
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5
关键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融合；工科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230-02
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的统一，培养通专结合，具备创新能力，既有人文精神又有科学素养的综合型人才。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因此，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要求。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相互渗透融合，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的内涵
1.人文精神教育的内涵及其特点
人文精神是人类通过长期的文化实践活动，在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完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主体性的社会意识。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其实质是人生意义和人的文化价值属性的肯定。
人文精神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尊重人的精神文化价值，追求人生的价值理想；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注重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强调主体自我反思、自我抉择和自我负责的自律性和不断创造超越的自由创造性。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人性养成”，其价值追求是培育健全的“人”，是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学生的人格，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独立自由理性的人格和创新精神，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学识、智慧、热情、能力、修养、爱心和胆识。
2.科学精神教育的内涵及其特点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形成的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信念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认识自然及其认识成果的精神升华，是对科学这一特殊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1]，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它表达的是一种敢于坚持科学思想的勇气和不断探求真理的意识，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特征。追求认识的真理性，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是科学精神的首要特征；崇尚理性思考，敢于批评，是科学精神的突出特点；其内在要求则是以创新为灵魂，以实践为基础。
二、加强工科院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不仅要求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追求的是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就要求我们既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更要重视人文和科学精神的教育融合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单独提升科学精神，必然会使科学主义泛滥起来，从而导致对人文主义的忽视；反之单独提升人文精神，不用科学精神来限定人文精神的界限，人文精神就会淹没在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中。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才能共同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长期以来，中国工科高等教育存在着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没有把人文教育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也影响到在校生的学习与发展，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倾向，重理工轻人文，重实用轻修养，从而难以形教育的应有氛围。人文教育的薄弱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脱离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已引起教育界的警惕和忧虑。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取向。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 因此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高等教育中必须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三、加强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途径和措施
1.树立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中国高校长期单科性教育形成的重专业知识教育轻人文教育的氛围，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到决策导向，都体现出与应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观念的距离。要实现大学现代化及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 必须重建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强调整体协调性，多学科综合解决问题，以培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充分发展、和谐结合的人才为核心。
针对当前工科院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处于分离缺失状态，必须形成关于工科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教育的共识，充分认识加强培养综合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加强人文科学研究和教育，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继承与综合，在学科教学的同时注重介绍学科专业中涵合的人文知识和所学理论的社会价值。在教学实践中把专业教学和人文科学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把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判断力、意志力，与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浸润在专业知识中。让学生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完善教学体制，优化课程设置，构建人文科学融合的平台。目前众多工科院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大多停留在知识层面，在教学过程中学校明显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必须是依靠熏陶。为此高校必须打破原有的教育模式，改革教育体制，科学设置人才培养课程结构，有计划地进行学科整合，拓宽专业口径，扩充专业内涵，在课程设置上注重文理渗透。
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文、史、哲、社会学等核心课程。对学生实行通才教育，是学生全面了解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主流思想。在学籍管理上努力推行弹性学分制，鼓励学生文理交叉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知识和能力，塑造完善人格。
3.注重教师在课程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教育者要有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意识。现代教育的理念，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科学技术素质，而且更要关注学生的思想、生理、心理素质，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团队合作、终身学习、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方面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从专业中挖掘出丰富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内容，重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其独立学习、研究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将传授理性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和关注学生非理性精神世界的完整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教师必须准确把握教师岗位和教育职业的时代特征， 塑造新的师德， 不断优化知识结构， 除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之外， 更要拓宽知识面， 广泛涉猎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 增强对自身教育教学反省的能力，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整体素质。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人文科学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3]。校园文化是高等教育中的隐性课程， 其中蕴涵着价值观、态度、理想、信念等意识形态内容。重视隐性课程的设计与对人才的教育作用。学校要以先进文化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教育导向、自我实践和自我完善功能，创造出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良好环境。
校园文化建设首先要大力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培养学生的求真、求善、创新精神，在师生中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民主的学术空气，这些都对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 要强化学生主体意识，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参与，让学生明白自己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受益的主体。大力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在举办活动过程中尽可能考虑到学术并进、文理交融。再次要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宣传教育作用。要注重加强校报、校园网、宣传橱窗、校内广播电视、论坛沙龙等宣传舆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做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引导学生从中获取丰富的精神价值， 陶冶情操，铸造人格。
总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但同样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培养学生过程中将提高人文修养和增强科学精神有机融合起来，努力搭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汇的教学平台，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树立起可以传承的大学精神。
参考文献：
[1]聂莉娜，周金声.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互渗教育[J].教育探索，2006，（12）.
人文科学的特点范文6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学术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深层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长期僵化思想压抑中，已然无法寻绎到新的思想资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无力从人文体系中产生新思维的平台。于是以"科学"的名义，寻找人文科学转型的地基，成为时代的内在焦虑和要求。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人文科学学术思想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
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__），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__）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
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