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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1
关键词 区域；产业转移；碳排放；协调发展；减排目标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5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08
目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尤其从2004年以后，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制造业市场份额开始陆续下降，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率先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西移一方面缓解了东部经济集聚造成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的状况，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1]。
现有研究更多强调产业转移在均衡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较少关注产业转移对节能减排的影响这一视角。俞毅[2]通过构建以污染控制为目标的区域GDP门限值来指导传统产业省级转移的区位选择，认为使GDP总量超过门限值的东部各省份的传统第二产业向GDP尚未达到门限值的中西部省份转移，不仅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重等问题，也有利于形成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梯度。
因此，在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进程中，针对不同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特征，有差别地提出碳减排目标，实现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按产业转移特征和工业化水平进行区域划分，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明确其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区域的碳减排目标。
1 方法模型与区域划分
1.1 方法模型
目前，对数平均Divisia指数（LMDI）分解模型已较为成熟，王峰等[3]做了详细的推导与说明，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根据日本学者Kaya[4]提出的Kaya恒等式可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5种效应：
这样，通过LMDI分解模型，可以把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利用结构、能源利用强度、产业结构及经济规模效应五种效应，并且有效解决了分解中的剩余问题和数据中的0值与负值问题。同时，LMDI方法中，分部门效应加总与总效应保持一致，即不同的分部门效应总和与各个部门作用于总体水平上获得的总效应相一致，这一点在多层次分析中十分有用。根据区域能源平衡表，终端能源消费分为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6个部门。相应地，n表示1-6个部门，对分部门碳排放的分解公式如下：
Gn（CO2）=Cn（f）・Cn（m）・Cn（t）・Cn（s）・Cn（g）（5）
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果按照Wu等[5]的方法对199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区、6个部门、19种能源（包括电力与热力）进行三层完全分解，工作量将非常巨大，而且不能更好地说明研究的结论。因此，鉴于研究重点的不同，我们引入区域碳排放系数，对LMDI模型进行改进。
我们选取的能源包括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天然气、其他石油制品、其他焦化产品计17种一次能源及电力、热力共19种能源。
按照公式的定义，f代表碳排放系数，m代表能源利用结构，其中17种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假定不变，但区域热力和电力排放系数是变化的。能源利用结构代表了区域这17种一次能源与电力、热力的利用结构变化，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所提供的能源燃烧缺省CO2排放因子，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不同，其中煤炭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原油及其产品的排放因子>天然气等的排放因子。因此，如果能源总量不变，燃料结构中不同能源比重的变化将导致CO2排放量的变化。
为此，我们根据区域终端能源消费的17种一次能源，及其碳氧化率、平均低位发热量、燃料排放因子分别计算出其碳排放量，同时，按标准煤平均低位发热量29 270 MJ/t统一换算成标准煤。
热力的处理较为简单，分别按各地区使用的一次能源加总算出其碳排放总量及换算成标准煤。电力的计算相对复杂，使用国家标准的折算系数不能反映区域差异特征，按魏一鸣等[6]的定义，由于每年发电燃料的构成变化及发电技术的变化，区域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有很大的变化，原则上需要通过各省市区的发电量（包括火电、水电、核电）和发电燃料的CO2排放计算得到。同时，在终端能源消费中还需要考虑电力系统自身电力的使用与输送的电耗。另外，在测算区域碳排放系数中，还要考虑区域间电力的相互交换，计算起来较为复杂，而且由于各行业使用的电力构成不一致，对区域各行业的电力碳排放量的最终计算结果仍然只能是一个估计值。
为简化起见，这里用7大电网（华北电网、东北电网、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西北电网和海南电网）电力碳排放系数代替各地区电力碳排放系数。先假定7大电网之间不存在电力交换，分别按区域能源平衡表中电力使用的一次能源数量，采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其碳排放数量与标准煤数量；其次对七大电网进行加总，得出各大区域电网电力碳排放总量与标准煤总量；然后按区域平衡表中各地区终端能源使用的电力数量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地区电力碳排放量和标准煤数量。最后，按各地区各行业终端电力消费量分配到各行业。这样，既考虑到了区域内的电力交换问题，又很好地避免了碳排放重复计算的问题[7]。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确定i地区碳排放系数ηi为该地区当年的碳排放总量除以其标准煤使用量。即：
1.2 区域的划分
如何划分区域是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首先面临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对于中国区域的划分，最常见的是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9]；齐绍洲、李锴[8]在区域能源强度差异的研究中，把中国30个省市区（未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各包括15个省市区。但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划分方法，都不适合本文对区域碳排放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的分析。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区碳排放差异较大。例如，在西部地区，贵州省人均碳排放低，碳排放增量小，而内蒙古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碳排放总量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其次，在区域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部地区所处的阶段也各不相同。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产业在加快向中西部转移，而山东、河北等仍处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2]，其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的碳排放增量明显。本文通过考察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并结合其碳减排特征，将中国28个省市区（未包括、宁夏、海南、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划分为三类由于、宁夏和海南三个省区的数据缺失，其中数据基本不全，宁夏2000年、2001年、2002年和海南2002年的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数据缺失，我们取28个省市区进行研究。。
为了反映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状况，我们采用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及其动态变化来反映文中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是把28个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作为100，各省市区当年工业总产值占28个省市区总额的比重作为其工业总产值份额，以反映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按区域产业转移状况和工业化水平特征值把28个省市区划分为三类区域：第一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出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8个东部发达省市；第二类区域为产业净转入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和陕西6个省区，也是工业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地区；第三类区域为其他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14个省区。划分后的三类区域产业转移状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7-2009年间，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45.67%，2005年之前其产值份额不断提升，表明产业集聚趋势明显，但2005年之后产值份额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形特征（见图1），表明其产业已在逐步向外转出；从工业化水平看，净转出地区一直维持在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期间具有一些波动。净转入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平均为26.89%，这期间一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只在2009年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表明该类区域主要是产业集聚与转入；其工业化水平也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2008年达到51.17%，之后略有下降。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平均份额为25.38%，大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变化趋势，其中以2005年为拐点；而其工业化水平在三类区域中最低，平均为37.72%，但从200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已明显加快。
2 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
下面分别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特征二个方面，对中国三类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2.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为反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选取了1997-2009年以美元计算的三类区域人均GRP指标来进行分析（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产业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2009年人均GRP达到6 615美元；其次为产业净转入地区，2009年人均GRP为3 952美元；最低的是其他中西部地区，2009年人均GRP只有2 663美元。从1997-2009年三类区域人均GRP动态变化看，净转出地区2009年人均GRP是1997年（1 306美元）的5.07倍，净转入地区人均GRP增长最快，2009年是1997年（668美元）的5.91倍，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GRP增长最慢，2009年是1997年（547美元）的4.87倍。这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产业主要是转移到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地区，而不是中西部最落后的地区。净转入地区由于产业转入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2.2 区域碳排放特征
表2分别给出了三类区域工业碳排放份额及人均碳排放量二个指标。可以看出，三类区域碳排放差异特征较为明显。从1997-2009年各地区工业碳排放量所占份额看，净转出地区从1997年的33.61%下降到2008年的31.19%，下降了2.42个百分点，2009年又略微上升到31.48%；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份额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但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从1997年的37.83%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31.69%，下降了6.14个百分点；而与此相反的是净转入地区碳排放所占份额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从1997年的28.56%上升到2009年的36.83%，上升了8.27个百分点。
从人均工业碳排放量看，净转出地区人均碳排放量一直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其中1997年为2.42 t，比平均水平高0.65 t，2009年增加到4.74 t，仍比平均水平高0.64 t。其他中西部地区人均碳排放量较低，1997年为1.78 t，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0.36 t，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增加到2.87 t，比平均水平低1.24 t。净转入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从1997年的1.82 t增加到2009年的5.51 t，13年间增长了202.58%，其中2004年之前一直低于净转出地区，之后则开始超过净转出地区，到2009年已高于净转出地区0.77 t，高于各地区平均水平1.41 t。
另外，我们还采用工业碳排放强度指标来分析三类区域碳排放的一般特征。工业碳排放强度为工业碳排放总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9年三类区域碳排放强度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区域差异特征明显。净转出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从1997年到2002年下降幅度较大，6年间从5.2 t/万元下降到3.35 t/万元，下降了35.58%；随后的2002-2009年8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缓，从3.35 t/万元下降到2.54 t/万元，下降了24.18%。这表明，随着区域碳排放强度的不断下降，其碳减排的效果将趋于减缓。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下降趋势基本一致，其中净转入地区从1997年的7.9 t/万元下降到2009年的4.39 t/万元；其他中西部地区从8.24 t/万元下降到4.17 t/万元。分阶段看，净转入地区和其他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在经过1997-2000年的快速下降后，“十五”时期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并不明显，分别仅下降6.80%和9.40%；“十一五”前4年，其碳排放强度又开始进一步下降，分别下降了21.89%和27.85%，但目前两类区域的碳排放强度仍然偏高，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尤其是净转入地区，2009年其碳排放强度在各类区域中最高。
3 中国区域碳排放效应分析
在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与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公式（7），我们对中国区域工业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计算数据来源于1998-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从2001年起，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大幅度的增长，我们以2001年作为其中一个时间点。从三类区域工业总产值份额看，2005年是第一类区域即净转出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也是第三类区域即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见表1），因此，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时间点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可以把1997-2009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97-2001年、2001-2005年和2005-2009年，分别计算不同阶段三类区域的碳排放效应，并与中国总体情况进行对比（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7-2001年间，与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相比，各地区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碳排放系数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三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经济规模效应最高，达到了45.9%，期间碳排放系数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大，分别为-2.99%和-34.49%，经济结构效应为-2.06%，碳排放总效应只上升了6.36%；第二类区域经济规模增长效应居中，但能源强度效应贡献较低，使得其碳排放增长在三类区域中最快，这期间碳排放总效应上升了19.16%；第三类区域经济规模效应最低，为33.99%，相应地其经济结构效应为-4.78%，能源强度效应为-30.94%，工业部门碳排放整体效应为-1.99%，同比出现了下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以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出现相对萎缩为代价的。
2001-2005年是这三个阶段中碳排放增长最快的时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为73.46%，三类区域差别也较为明显。第一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为65.6%，其中经济规模效应为82.67%，经济结构效应为6.1%，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49%，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强度效应为-22.68%；第二类区域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效应为98.3%，经济结构效应为19.47%，同时能源利用结构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1%，能源强度效应为-15.92%，呈现出重化工业进程中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高排放特征；第三类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总效应最低，为58.23%，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最低的，经济规模效应为60.65%，经济结构效应为0.82%，与此同时，其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较慢，期间能源强度效应仅为-3.61%。
2005-2009年5年间，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碳排放总效应为34.22%。三类区域碳排放总效应差别较小，但各区域碳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济规模效应明显降低，为58.43%，同时，经济结构效应为-7.48%，表明第一类区域工业部门转移效应明显；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出现了进一步下降，仅有-17.85%，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利用强度的不断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应最低，为32.28%。第二类区域这期间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99%和0.56%；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85%，能源强度效应为-28.93%，碳排放总体效应为35.77%。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分别为64.71%和8.71%，这也说明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碳排放系数效应为-0.53%，尤其是能源强度效应，达到了-38.5%，后发优势明显，这表明从“十一五”时期开始，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第二类区域和第三类区域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总体来看，三大区域受产业转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阶段工业部门碳排放效应差别较大。第一类区域由于传统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二类区域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工业碳排放强度较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碳排放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人均碳排放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类区域一直以来维持较低的碳排放增长，但到2007-2009年间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十一五”期间，各区域工业部门碳排放增速开始减缓，但其减排的驱动力却呈现出不同特征。从第一类区域看，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随着第一类区域能源强度的进一步下降，能源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已越来越小，依靠能源强度下降产生的节能减排边际效益递减增加了实现环境与发展目标的难度。第二类区域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速度，工业部门比重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经济规模效应和经济结构效应使得碳排放进一步上升，但期间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显现。第三类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工业部门比重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产业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碳排放增长趋势明显。同时，其能源利用结构进一步改善，能源强度效应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后发优势较为明显。
4 中国区域碳减排目标设计
早在京都协议公约中，就明确提出了全球碳减排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CO2排放方面都有义务，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同，承担有区别的义务。同样，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决定了未来区域碳减排政策也需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碳排放特征，建立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对三类区域的碳减排目标具体设计如下（见表4）。
针对净转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碳排放的经济结构效应开始显现。其主要原因是东部发达地区发生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相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碳排放强度较大[1]。因此，在该区域能源强度效应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下一步的重点需要转移到工业结构的调整上，制定更为严格的减排标准，实施区域优化发展战略，强制减排，克服产业转移的粘性，进一步加大推动该区域传统产业转移的力度，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达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同时，推动该区域的产业转移，也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其强制减排的经济意义更大。
对于净转入地区，工业化持续推进，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碳排放强度也最高，高增长、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特征明显，在未来减排制度的安排上，同样需要实行强制减排，但强制减排的重点应放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上。在中国政府2020年的以碳强度衡量的减排目标中，净转入地区强制减排的环境意义更大。因为从全国碳减排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工业部门产值的区域结构变动对全国能源强度下降实际上起到了阻碍作用。这是因为，能源强度较低的净转出地区工业产值比重出现了下降，而能源强度较高的净转入地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样就需要加强对该地区中那些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上升较快、能源强度大的省区的监控，重点放在对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的监控上。同时，为了推动净转入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政府和企业有必要制定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重视和加强低碳技术引进、运用及创新。此外，在净转入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向其他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为推动新一轮区域碳减排、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其他中西部地区无论是从人均GRP、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速度，人均碳排放量看都较低，如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实行减排，显然对这一类区域不利。按照人文发展理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在减排中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1]，对该类区域应实行发展减排，即在发展中兼顾减排义务。同时，其他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尚未定型，能够很好地避免高碳发展的锁定效应（lockon effect），这也为该类区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施以生态创新为核心的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要帮助和扶持该类区域改善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大对低碳技术引进与应用的资金投入力度，使得该类区域能充分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低碳技术，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同时，要建立起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支持该类区域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和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发展。其他中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应加强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大规模应用低碳技术，注重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低碳技术的推广。
总体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特征和碳排放差异为未来中国建立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差别化的区域碳减排目标，不仅有利于体现公平性原则和各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各区域合理分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这将是未来中国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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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2
关键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法制建设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大城市为中心、发展程度相近地区的经济接洽和合作加强，逐渐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经济区。我国区域经济按地理地位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从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深圳、湛江等全部海岸线为快速发展的经济区域；第二层次是从哈尔滨、沈阳、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合肥、南昌、长沙等内陆属于发展较慢的经济区域；第三层次是西部地区为发展落后的经济区域。
（一）东部沿海地区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的腾飞阶段，走在全国前列。市场经济体制已基础形成，并在WTO规则下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国民经济以年均10%--11%的速度增长，超过全国平均2个以上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以上，人均GDP达1700美元。这一地区形成3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圈和都市圈，即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这三个区域相继创造出区域发展的奇迹。今年以来，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速赛跑，成为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占全国经济的比重愈来愈大。
（二）西部地区
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几年里，国债投资及其带动的投资达7000亿元国民币，五大标记性工程：生态环境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两线工程进展顺利。东部资本、港澳台资本和外资加快了西进步伐。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传统产业和高新技巧产业都涌现可喜发展的势头。各省市区内的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水利、县乡道路、农村电网改革等基础设施推动很快。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三）东北地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策的出台，给解决东北问题带来了一次新机会。东北地区制造业的基础优势和宏大潜力，是东部沿海地区所不具备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现已进入本质性操作阶段，政策和操作方法都与西部开发不同，采用直接面对一个个企业的政策和方法，核心内容是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革传统技术，用市场化的先进管理代替传统管理模式，所需资金采用多渠道筹集方法，包含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别较大
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东南沿海地区履行政策倾斜、资金倾斜，加上其地理地位优势，目前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凸显出来了。向沿海倾斜的区域政策使全国经济重心总体向东南偏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类型和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差别。东南沿海区域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宏大差别，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改革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产生冲突，使国家总体改革方案难以设计与贯彻落实。
（二）中部经济凹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沿海发展战略和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行，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十六大后又提出“支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和改革”的方针，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相对降落。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前途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涌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经济振兴的新形势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会加大，“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
（三）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区域经济特点不显著
1、重复建设，这不仅涌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尤甚。
2、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区际接洽还要小于与国际的接洽。
3、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加速扩大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加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兴地富民”的客观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低效益、低程度地重复引进、生产、建设，从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不断加剧。这不仅限制了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施展，丧失了地区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而且影响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进步。
（四）地方保护现象比较严重
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方式，或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地方保护。如区域间为争取紧俏资源而展开的资源大战；构筑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互相实施资源、技术、人才、商品的垄断和封锁等来掩护本地区的利益。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形成。目前，各地区进一步扩大面临的共同障碍，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
三、完善区域经济法制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
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3
问题是，政府政策为什么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异化”，生出与政策目标相背的结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政府政策的运作机制来分析。政府对宏观、微观经济活动的调控，是从调控政策的制定开始，经政策的贯彻实施，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的。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作保障。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环节来分析政策被异化的原因。
一、从政策的制定环节看政策异化
一个正确合理的政策是保证政策执行效果的基本前提。但是，要制定出正确合理的政策，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经政策制定者的理性思维才能形成。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所掌握的信息可能有缺陷，政策的制定者也非完全有理性的。这些因素均会导致所制定的政策会与现实需要发生偏差，结果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偏离政策目标的异化现象。
一是现代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现代经济中，经济当事人往往存在信息障碍。例如，厂商一般只会对和自己的产品直接相关的产品的价格较熟悉，对和自己产品关系不密切的产品和要素价格则并不了解；工人也只知道自己的劳动价格而不能确切知道其他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厂商、工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会对相对价格的判断出现错误，从而采取错误行动。而所有厂商和工人的行为汇集后就成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所要收集的信息。可见，厂商和工人在不完全信息指导下的行动，将导致政府所获的信息不完全和不真实。
二是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和偏好。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常常仅将政府看作是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忽略了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也常假定政府不需要任何激励便会自觉的形成完全的公众利益动机。这种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制定者的行为符合“经纪人”的假设，他们也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并按个人面临的诱因行事。他们可能有反映公众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只是决定政策制定者目标的许多诱因之一，当其它诱因更加强有力时，反映公众利益的愿望可能被压倒。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有自身利益的驱动，也有集团利益动机的作用，正是这种利益动机的多元化，导致缺乏激励和约束的政策制定过程，会产生偏离反映客观经济趋势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要求的政策目标，使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相背离。
二、从政策的传导机制看政策异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政策必须通过税收、国债、投资、信贷、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传导作用，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发生改变。但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策要发挥作用所需的这些传导机制是不完善的。
一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发育不完善。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缺位。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于改革的不彻底，造就了我国经济中所特有的微观经济主体的二元格局：一方面，作为改革后形成的新生力量，非国有企业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映，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虽然也历经了不断深入的改革并在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它仍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由于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依然很重，因此，它的发育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整体情况，它对市场反应的迟钝也导致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
二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深入导致税收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在使地方政府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问题。例如，尽管分税制改革力图通过分权、分税和建立转移支付体系等方式，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权、责、利关系，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还不得不照顾到一些地方的既得利益。另外，这些年为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还赋予了地方政府在预算外收费、建立政府专项基金等方面的权限。因此，地方政府为保护自身“隶属税”的财政收入，扩大财源，必然利用一切手段保护隶属自己的企业，也必然动用一切财力支持这些企业去追逐市场上的热点项目。
三是我国投融资领域改革的滞后使银行信贷机制僵化。
我国金融领域进行的改革，使我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银行内部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还不彻底，严重影响了银行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传导中介的作用正常发挥。同时，由于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对投资活动不正常的干预，使我国的投资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退出壁垒，致使一些效率低下的企业不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退出竞争，而高效率的企业却在过度的竞争中被逐出市场。其结果是，被保护的低效率企业在任何情况下均有较高的信贷需求，对他们银行却不敢贷；另一方面，高效率的企业因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而对投资需求不足，对他们银行是想贷却贷不出。这样，银行的信贷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调节作用失灵。
四是价格、利率等信号的失真使它们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误导。尽管二十几年的改革已使我国市场上多数商品的价格基本上是按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价格的非市场决定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存在地方保护价格；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还被政府所控制；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垄断价格，等等。诸如此类的非市场定价，使得市场上的价格信号不能真实反映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导致价格杠杆的效率低下。
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4
[关键词] 小微企业;区域金融市场;协同学
[中图分类号] F620 [文献标识码]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nd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ynergetics
LUO Dongliang， JIAO Yumeng
Abstrac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a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ncing problem is unavoidable for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finance market theory，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are th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must be connected with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light of Synergetics， the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could grow with the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in a harmonious and orderly manner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regional finance market， Synergetics
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解决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始终是最为关注的问题。按照金融市场理论，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发展小微企业，必须与金融市场特别是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联系起来。本文根据小微企业的特征、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借用协同学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金融市场协调有序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一、小微企业及其特征
2011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微型企业作为一种类型首次出现在我国的企业划型当中。按照划型标准，微型企业一般为未达到下列标准的企业，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50万元、工业从业人员20人或营业收入300万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10人或营业收入50万元、房地产业营业收入100万元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可见，我国的划型标准为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
这与国外的划型标准不一致。美国和一些国际机构基于反贫困来定义微型企业。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由当地人拥有、雇员（包括不领薪水的家庭成员）不超过10人、其业主和经营者为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亚洲开发银行（ADB）则将雇佣工人（包括雇主及家庭成员工人在内，其中员工不包括专业人员及专业服务提供者）不超过10人的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可以看出，按照此定义，暗含着收入和资产的限制，微型企业被认为是穷人的企业，且不包括高科技企业。欧盟、日本则基于资产总额和雇员人数，法国将雇佣员工在9人以下的企业被称为特小企业，在西班牙则被称为微型企业。欧盟委员会把雇员人数在1～9人的企业称为非常小企业。日本把制造业中20人以下，商业服务业中5人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微型企业，又称零细企业。
可见，我国关于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最为全面，反应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虽然各国对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不一致，但是对微型企业的认知却是相同的。总体上看，微型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环境适应性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微型企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创办所使用的资源少，创办速度更快，对环境的适用性更强，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稳定器。现代经济是一种系统经济，或者说是生态经济，没有小企业（含微型企业）是很难想象的。数目众多的微型企业对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突破“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促进社会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数目特别庞大，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由于微型企业的数目特别庞大，微型企业的数目众多，因此在总量上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国家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拉丁美洲，5人以下微型企业的雇工占非农业劳动力的一半，在非洲占三分之二。在欧洲，中小企业提供了1.22亿个就业岗位，在2050万家中小企业中，93%的是微型企业，即雇员在0～9人之间。
3.资金有限且管理粗糙。微型企业资金来源有限，很少有正式的融资渠道，融资渠道主要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员工也以家庭成员为主，不具有正式的组织方式，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缺乏较为规范管理工作内容。没有采购、生产、存货和质量管理制度，缺乏质量管理。员工通常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专业训练，没有正式的薪酬制度，因此员工权益缺乏保障。
4.工艺粗糙但运作方式灵活。微型企业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和手工艺，较少拥有机器、设备与专门的场地，无法规模化和机械化。虽然采用“前村后店”的模式组织生产运作，但运作方式灵活而富有流动性。依靠数量庞大和团队力量，会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或公司如微软和惠普公司就是由微型企业发展而来的。
5.微型企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微型企业采用直销方式，且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形成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或某个产业内形成的价值网络，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6.微型企业没有正式的会计制度，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会计科目，少量而不规范的会计活动也只是为了应付上缴的税费。
二、区域金融市场及其功能
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市场，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可以看出，金融市场是以资金为交易对象的市场;体现的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更主要的是借贷关系，即实现了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金融市场按照地理范围可以划分为全国性和区域性金融市场。区域金融市场仅仅服务于所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完备的区域金融市场应包括金融市场参与者（如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金融工具、金融中介、价格等四个基本要素，从而形成融资、调节、避险、信号、创新等功能。
1.区域金融市场能够迅速有效地引导资金合理流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区域金融市场不仅扩大了资金供求双方接触的机会，便利了金融交易，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而且为各种期限、内容不同的金融工具互相转换提供了必需的条件，为筹资人和投资人开辟了更广阔的融资途径。
2.区域金融市场具有定价功能，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企业资产内在价值的多少，只有通过金融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才能“发现”，即必须以该企业有关的金融资产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格作为依据来估价，而不是简单地以会计报表的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来计算。当然，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同样依存于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市场的效率。
3.区域金融市场帮助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风险分散化。发展金融市场就为投资多样化、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银行风险分散化开辟了道路，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通过区域金融市场选择多种金融资产、灵活调整剩余货币的保存形式，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
4.区域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为金融管理部门进行金融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内部，各区域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金融间接调控体系必须依靠发达的金融市场传导中央银行的政策信号，通过区域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货币政策调整意图。
5.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工具是一组预期收益和风险相结合的标准化契约，多样化金融工具通过对经济中的各种投资所固有的风险进行更精细的划分，使得对风险和收益具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能够寻求到最符合其需要的投资，从而使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得到尽可能大的满足。
三、小微企业与区域金融市场的协同发展
系统科学理论为研究复杂的区域金融市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支持。按照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区域金融市场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市场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市场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使金融市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依据协同学的自组织理论，如果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孤立系统，其发展、演化只能是内部相互作用而自发引起的，那将是一种趋于消亡的死的系统。区域金融市场只有通过市场的开放，才能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向现代不断进化、不断产生新功能，实现金融市场或市场要素间实现协同（Synergism）即协调一致，共同合作，进而产生出新的更高的市场结构和功能。有小微企业参与的区域金融市场将是一个开放的协调的系统。
1.协同的依据
（1）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上述小微企业的特征可以看出，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不能缺少资金需求者，构成而小微企业是区域金融市场中主要参与者，是区域金融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项基本因素。
（2）区域金融市场的功能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虽然单个小微企业的融资数额较小，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数量之庞大，涉及面之广泛，因此，整个小微企业群体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区域金融市场五大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广大小微企业。
2.协同的实现路径
（1）小微企业的灵活性为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区域金融市场除了具有融资、调节、避险、信号等传统功能外，还具有创新功能。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的特殊性，为区域金融市场实现创新功能提供基础和条件。由于小微企业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特征的小微企业，需要创造不同的金融工具，才能适合当地小微企业的需要，因此，正是由于小微企业的存在促进了区域金融市场的创新，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密切结合小微企业的特征，才能发展适合小微企业的区域金融市场。罗栋梁（2015）从小微企业的基本状况、营运状况、政策环境、融资渠道、金融服务等方面对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小微企业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政府作用有待加强、融资渠道有待拓宽、金融服务有待加强，由此提出需要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三方共同努力，营造理想的融资环境，解决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融资环境中最为主要的是协调的区域金融市场，而不是全国性金融市场。只有能够满足当地小微企业的需要，区域金融市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从而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3）金融工具的创新是发展区域金融市场的根本。由于小微企业存在较强的区域性，因此较为容易形成小微企业集群。按照谯薇和宗文哲（2001）的分析，企业集群的分工与协作，能够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实现“1+1>2”。罗正英（2010）认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广泛运用基于小微企业集群的信贷融资技术，特别是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建立与小微企业集群信贷融资相对应的区域金融市场。因此，必须结合小微企业的特点，适时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才能构建健康的区域金融市场，使得区域金融市场成为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能以自组织方式形成宏观的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的开放系统，从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Z].2011-06-18
[2]罗栋梁.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调查研究――以江浙两省为例[J].财务与金融，2015（2）：1-7
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5
（一）城乡布局统一规划，打破城乡空间界限
2008年，根据宝鸡统筹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凤县为全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和样板，制订了《凤县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打破城乡空间界限、村组界限，统筹推进“四个集中”：人口向县城集中、向工业园区集中、向城镇集中、向中心村集中，制定了“一体两翼五星百村”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建成以凤县县城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凤州现代科技产业园区和留风关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为两翼的副中心；以河口、黄牛铺、平木、唐藏、三岔五个明星镇为依托的产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优美的小城镇；以100个自然村为支撑的主导产业突出、农民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集中居住社区。通过近年来的运行，统筹城乡发展工作进展顺利。
（二）县域经济实力壮大，农民收入大幅提高
宝鸡县域经济不断壮大，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到136户，县区工业园承载能力不断增强，34户企业成功入园，园区已成为引领县域工业发展的引擎。农业特色产业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畜为主导、果为特色、粮为基础的发展格局。城镇化步伐显著加快，一批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工程陆续开工。2009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86元，县域经济、非公经济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分别达到45.2%、47.6%。凤翔、扶风县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最快百强县，凤县荣获全国最美小城殊荣，岐山成为国家级苹果项目示范县，眉县成为全国无公害猕猴桃科技示范县，东岭村跻身“中国经济十强村”。
（三）“新农保”制度试点成功，城乡养老制度无缝衔接
宝鸡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采用费用县级统筹式、缴费和享受待遇捆绑式、基金储蓄以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完全个人账户积累式等形式。该制度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基础，兼顾传统的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方式，推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村和城市享有同等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使农民真正享受到30年改革发展的成果。2010年4月《宝鸡市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宝鸡市社会养老保险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无缝隙、全覆盖，从根本上较好地解决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问题，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四）统筹城乡就业，城乡就业体系逐步完善
按照“统筹城乡”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宝鸡市政府提出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等。鼓励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农民、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等主体，从事个体经营，创办经济实体。对创业所需土地可征用，可租用、可入股；对自行申贷创业成功的下岗失业人员，按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贷款限额，由财政给予2年的贷款贴息；对有就业愿望、就业技能的下岗失业人员，由公务员牵线搭桥，帮助其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超过50人和100人的，以最高不超过50万元和100万元的贷款限额，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50%，由市财政给予两年的贴息；对自主创业的大中专学生，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由市财政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水平判别
（一）农业人口众多，城市化进程滞后
城乡融合是农村不断被城市“同化”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就越高。宝鸡是因宝成、陇海铁路而兴起的新型工业城市，城乡并存，城镇化水平低，城镇规模偏小，城市化进程滞后，农业人口众多，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2008年宝鸡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1%、60.3%、28.7%，从数据看，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但一、二产业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且GDP、人均GDP、经济增速在全国处于下游位置，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也不同步，超过50%的人口仍滞留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
（二）城乡资源配置不均，现代农业发展缓慢
宝鸡工业基础雄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但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县域经济实力依然不强，工业反哺农业能力较弱。农业基础条件相对较好，资源较为丰富，但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虽然近年来在城乡建设、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没有达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现代农业开发与综合利用滞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不同步，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尚不健全，现代农业发展缓慢，统筹城乡发展压力较大。
（三）大量富余人员进入城市，农村发展缺乏后续新生力量
城市化发展，承载着城乡腾飞的希望，也抽取了广大农村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过量转移，势必造成农村劳动力下降，农业系统人才稀缺，尤其是缺乏高技术人才和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鲜血液。这不仅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降低了土地这一人类最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宝鸡县域人口占全市80％左右，而经济总量仅占全市的50%多，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仍有40多万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统筹的发展思路
根据宝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城乡一元的现代化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发展，积极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宝鸡在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意义范文6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基础保证。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网的规划建设，将对区域内旅游协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分析了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差异化旅游、创建协调机制、完善区域内旅游交通、区域内旅游产品升级等四个方面就二者协调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城际轨道交通；区域旅游；协调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5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04
*基金项目：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资助项目“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例”（项目编号：2014ZZ041）
收稿日期：2015－01－25
0 引言
城市带和城市群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城际轨道交通以快捷、准时、安全、容量大、绿色环保等优势成为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的纽带。区域城市群的城际轨道交通主要承担区域城市和主要城镇间、城市组团和次中心城镇间的城际中短途客流运输，一般时速在100～200 km之间，是区域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合理分工的城市间基础设施，也是区域城际客运系统和城市群发展的骨干和基础运输方式，将为区域城市群居民构建“一日交流圈”提供便利。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网于2007年获国家发改革委正式批复，将建成以长株潭三市为中心，辐射益阳、常德、岳阳、衡阳、娄底五市的城际铁路网，在“3＋5”城市群中实现“3、6、9”的公共交通目标，线路总长合计达760km。目前，首期长株潭96km长的城际轨道交通线正在全面开建，2016年底将实现通车运行，预计到2020年，长株潭城际铁路将承载全日客流量37．8万人次，2030年将达到54．2万人次，其他几条城际轨道交通线也正在按计划筹建当中。
旅游活动异地性特征，使得游客出行必须借助旅游交通工具才能实现，区域内便捷的旅游交通将有利于区域旅游的发展。随着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建设，二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是指二者通过互动发展构成一个良性协调发展系统，及时关注、把握两者相互作用的方向、强度，促进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发展，对于助推湖南省旅游业升级改造，实现湖南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长株潭（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城际轨道交通也不例外。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在给区域旅游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且对区域内不同城市旅游影响的效应也各不相同。因此，发挥城际轨道交通的积极效应，强化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二者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必不可少。当前，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中心—外围效应”影响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构筑了长株潭核心区通勤在30min以内，长株潭至“3＋5”其他中心城市60min，其他次中心城市之间90min以内的生活圈，拉近了城市景区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交通成本，增加了旅游的可达性，同时必将导致空间竞争加强。对于长株潭核心区域及资源优质、项目吸引人的景区将越做越强，而对于景区资源贫乏、旅游基础设施落后的城市，极易出现游客群体“过而不入”的“过滤效应”，使得旅游活动向一地集中，形成明显的“中心一边缘”效果，导致一些城市旅游业停滞不前，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无从谈起。
1．2 城市群各主体利益协调困难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更好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合作，区域旅游合作随着城际轨道交通的便利性成为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途径。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在GDP标准至上的评价模式下，各行政区域间存在更多的是竞争意识，区域旅游协调与合作意识相对淡薄。在此背景下，各地竞相出台自己的政策保护己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旅游资源的同质化及相互替代性、区域旅游市场定位的冲突等形成区域内旅游产品雷同、旅游市场恶性竞争的局面，对区域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形成负面影响，导致区域旅游合作力度并没有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变得紧密，长株潭（3＋5）城市群区域旅游一体化市场还有一段距离。
1．3 城际轨道交通线路与直达景区交通设施衔接不紧密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更多的考虑是以方便城市居民出行为主的宗旨进行设计规划的，在建设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如何与区域旅游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就现有城际轨道的设计建设来看，能够直接通过城轨到达区域内知名景区的数量非常有限，必须通过中转其他交通工具如城市地铁、旅游巴士、公共汽车等方式才能到达旅游景区。但从当前城市群中各城市现有的交通布局及规划来看，除了长沙接驳旅游景区的相关交通设施相对较为齐全以外，其他城市在这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严重制约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进程。
1．4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与各城市旅游业发展不同步
长株潭（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区域内城市之间最短0．5h，最长1．5h内就能到达，极大地缩短了城市之间的乘车时间，降低其到达旅游景区的交通费用，区域内旅游活动基本上可以做到早出晚归，这必然会给旅游客源市场带来极大的改变，商务旅游、散客旅游、自助旅游人员将得到大力发展，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将产生很大的变化。但各城市的旅游相关职能部门并没有意识到城际轨道交通开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做好相应的规划。如新建景区的空间布局、旅游接待企业的规划、旅游市场营销的时机选择等，导致城际轨道交通对区域旅游业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2 长株潭（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路径
2．1 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走旅游差异化发展道路
为避免因为城际轨道交通建成后所造成的“中心－外围效应”的出现，弱化边缘城市的旅游地位，可根据城市群各自旅游资源的特色，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抑制同质化、寻求差异化将成为区域内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从而避免区域内的客源市场向中心城市或优质旅游景区聚集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如长株潭的都市景观、红色资源；岳阳湘北文化和休闲度假旅游；衡阳的宗教旅游资源；常德、益阳、娄底三市的生态旅游资源、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使其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充分发挥城际轨道交通的优势，促进区域内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
2．2 创建协调机制，谋求共同发展
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必不可少。
（1）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机制的创建。随着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长株潭城市群为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出台了专门的《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2012-2020）》文件，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环境保护、跨区基础设施共享与建设、旅游资源布局、市场监管等，增强与城际轨道的协调性，政府部门必须要加强协作配合，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使文件内容得以落实，切实实现与城际轨道的“零距离服务”，尤其是在区域合作的初期阶段，政府的政策引导、规范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如：为避免区域内旅游资源的重复建设而引起的恶性竞争，由各方政府的相关旅游职能部门成立专门组织共同协商规划旅游资源布局，制定相关的合作框架解决各种问题；定期举行例会，协商调整业界所反馈的问题，不断优化完善合作机制等。
（2）行业组织协调机制的创建。区域旅游竞争合作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必须通过一定协调机构来解决。除了寻求政府部门解决外，区域内行业协会社团组织也可在市场准入、规范价格、界定市场范围、预防恶性竞争、行业行为自律等在行业内进行协调。因此，区域内各方行业社团组织也应加强合作，共同协调区域内行业矛盾。
（3）旅游企业协调机制的创建。旅游企业作为区域旅游合作市场的主体，区域内各旅游企业通过联合开发客源市场和旅游精品、共享资源等方式进行合作，也可通过集团化、连锁经营等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完成在政府协调框架下的协调发展。
2．3 优化区域内旅游交通网络
区域内旅游景区间交通的可达性与便利程度，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是区域各旅游景区空间相互作用和合作的先决条件。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网由于其不能实现“门对门”的旅游者运输服务，不能把游客直接运送到旅游景区。要想发挥其旅游交通的功能，还需要在中心城区和沿线区域建立起更快捷、更环保的旅游交通支线的配套设施，这样才能大大提高中心城市与景区之间、景区与景区之间的通达性。因此，优化区域内旅游交通网络，一方面城际轨道交通可以在技术许可和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同时开行直达快车或缩短发车时间间隔，以解决城市间直达需求；另一方面可在各个中心城市或人流较为集中的站点，加速建设旅游交通网络，设立旅游交通服务中心，加强旅游公交巴士场站建设，增加到区域内主要旅游景（区）点的巡回式旅游巴士，开通旅游中心地市区到各个旅游景区（点）旅游公交专线，提高景区（点）可进入性，以促进区域中心城市与旅游景区的无缝衔接，极大地提升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对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影响力，扩大区域内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旅游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2．4 加快区域内旅游产品的升级
城际轨道交通促使区域内的旅游客源市场发生了改变，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改变。因此，区域内城市群各城市应根据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内各线路旅游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如按照城际轨道交通所带来的便捷条件，结合特色整合资源，开发重点旅游线路；根据交通通达情况、可进入程度合理安排各旅游线路的主题，打造相关的旅游项目。如为突出区域内城市、乡村、红色三大主题旅游，沿城际轨道交通开发新的旅游景区，从而加快区域内旅游产品的升级，实现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的合作共赢。
3 结语
回顾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历史，旅游业的每一次发展无一例外都与发达的旅游交通紧密相关，没有完善、便捷、高效的交通系统，就没有现代旅游业的规模发展。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便捷性、舒适性、大容量对于游客旅游决策和城市旅游产品开发、游客流向、旅游客源市场规模、旅游形象塑造等均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城市旅游地的成长也必然会提高城际轨道交通的使用强度，分析、总结相关成果，把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和区域旅游进行协同研究，有助于提高长株潭（3＋5）城市群旅游竞争力，促进区域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因此，长株潭（3＋5）城市群应进一步完善城市旅游系统与城际轨道交通资源平衡配置，协调发展，早日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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