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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的特征范文1
一、循环经济概述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关于循环经济确定的定义,尽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但是他们都在阐述一个共同的观点,也就是循环经济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中都含有 “资源―产品―可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它追求社会资源的不断循环使用,力争做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以及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二、我国当前生态安全形势
我国疆域广阔,物产丰富,但是人口众多,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此外,我国仍没有摆脱“高损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耕地大量流失,水资源污染严重,废弃物排放超标等问题在国内仍然较为严重,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安全形势。
(一)水资源人均不足,且污染严重。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有2,4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居世界第119位,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有58%的城市缺水,年缺水量58亿立方米。黄河、松花江、辽河污染严重,全国90%以上城市水环境恶化、水质下降,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健康。
(二)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飞速减少。草地植被开垦、滥挖、滥采,造成水土流失逐渐加重。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180.83万平方千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急剧增加,大片耕地被作为城市建设用地或荒废,导致我国每年大约损失耕地5,000万亩。
(三)矿产资源质量差,开采混乱。我国矿产资源品种较齐全,但贫矿居多、富矿居少,铁、铝、铜、锌等矿藏短缺。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无节制的滥采更加重了矿藏资源的负担。
(四)废弃排放量超标。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居世界之首,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二氧化硫造成严重的酸雨污染,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这两项污染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生态安全。
三、生态安全与循环经济关系
(一)从经济发展趋势上分析,循环经济是确保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以追求生产发展和工业化为目标,大肆发展经济。在资源利用方面,并未考虑资源的有限问题,滥采滥伐现象比较普遍;在人口增长方面,并未考虑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消费问题;在生存环境上,并未考虑废弃物的排放,环境的保护问题。当时,生态安全问题之所以未得到重视是因为当时生态问题并未反作用于人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生态问题逐渐暴露,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看到了为求一时经济繁荣而带来了严重后果,认识到只有合理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才能确保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于是开始考虑“效率”问题、资源再生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循环经济由此产生。循环经济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它所倡导的是生态安全与经济和谐发展。因此,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二)从经济内涵上分析,循环经济符合生态安全发展的要求。首先,循环经济的系统组成将人类自身和生态安全这两个要素囊括之内。他要求人类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将生态安全作为重要因素考虑。生态安全因素和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循环经济系统中是互相制约的关系,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其次,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有其全新的特征和原则。循环经济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低消耗、高效率即是对资源的保护,低排放即是对环境的保护。而构成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就是新鲜的空气、清洁丰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充足的自然资源、稳定的生态系统,等等。从循环经济的特征、原则看,循环经济就是对生态安全要素的保护,因而是符合生态发展要求的。
(三)从经济机理上分析,循环经济是生态安全的倚仗。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活动,就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消耗、废物的产生以及环境的破坏。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对生态安全的破坏,只是因生产的方式、规模不同破坏的程度大小不同罢了。因此,人类生产活动与环境安全之间存在必然矛盾。社会生产遵循自然界物质循环规律,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一部分转化为产品,一部分被消耗转化为废物,整个过程生产资料并未减少。循环经济的机理就是在减少生产资料投入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技术手段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利用,使之生成下一生产环节的原料,再次参与循环。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保护现有环境资源的前提下,通过科技手段转变资源的利用形式和方式来发展生产。循环经济既解决了环境资源超量使用问题,又解决了环境资源的低效利用问题。因此,循环经济是实现生态安全的根本保障。
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策略
(一)加强宣传引导,树牢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不仅仅是某个企业的事,它与每个国民息息相关。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公民整体素质不高、循环经济宣传力度不大等原因直接制约着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研究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发现,全民参与是个显著特征,并且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因此,我国要特别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要把它作为一项任务来对待。要讲清当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讲清国民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树立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坚决抵制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行为。发展循环经济还要注意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企业作为循环经济最终的运作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引导企业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模式影响,主动投身循环经济发展大潮中来。
(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第二大障碍就是法规制度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尽管我国也颁布了一些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缺乏系统性、统一性以及协调性,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规应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既有作为中心法律的《循环经济法》,也有作为“辅助法律”的相关规定,如《废弃物处理法》、《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等等。完善的法规制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坚实基础,是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学的管理体制,需要行政、经济、科技、环境、资源、金融等部门通力合作,在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引下,在不同角度发挥主导作用,科学管理循环经济发展。
(三)加大技术研究,严把生态安全关。从循环经济的机理可以看出,循环经济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它是对原有生产技术的彻底变革,是采用新技术对生产废物再利用,使之再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加大技术研究尤为重要。我国在很多领域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技术的发展、赶超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利用国际间的合作机会、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要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科研机构加大技术研究力度,尤其是新兴领域的科研力度,以此作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坚实后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安全观也会随之变化。生态安全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就是对生态安全要求的提高。生态安全要求提高,必然要求生产技术的提高。为此,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加大科技研究,严把生态安全关。
综上所述,发展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严把生态安全关,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旨,偏离了它,循环经济就偏离了方向,就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少康.环境与环境保护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生态安全的特征范文2
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组成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城市生态安全是指有效运用具有生态特征的技术手段和文化模式，建立合理的城市生态系统结构，提高城市生态系统功能，促进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合理流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使人类在城市利用方式、程度等方面与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相适应，最终实现建设结构合理、功能高效、生态安全的城市运行系统。
因此，为提升世界各国城市生态安全意识，促进城市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联合国人居署与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拟在2013年4月15日举办的联合国人居署第24届理事大会上共同启动“全球城市生态安全排行榜”项目。届时由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大连国际生态安全研究所开发和设计城市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将一并启动。
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是以国际城市为评价对象，指标的设计既要体现综合性、整合化的城市特色，充分覆盖城市经济―社会―自然生态三个维度；又要充分体现生态安全健康性、脆弱性的本质特点，同时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生态安全研究中的关键要素因子，力争指标体系的城市特色凸显、安全味道十足，国际城市通用。运用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既能为国际城市间生态安全的横向比较提供标准，又能为目标城市辨识其生态安全状况及其生态系统演变趋势提供科学客观的评价工具。
Problems emerg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such as housing shortage， traffic ja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source shortage， urban floods and food security，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not only influence the people’s survival and living but also restra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and economy. This makes people reflect deeply on the mod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our production and living modes， centering o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world and pursue the wa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has emerged.
Urban ecological system is a naturally，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compounded artificial system.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refers to establishing a rational structure of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system by means of technologies and cultural patterns featuring ecology fact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safety system， promote the cycle of materials and reasonable flow of energ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oordinate the way and degree of utilization of c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afety and ultimately build an urban operating system with rational structure， high effectiveness and ecological safety.
生态安全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空间特征；长江上游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2-0065-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10
耕地资源是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具有生产、空间承载以及环境保护等多种功能，经过人类长期干预，耕地生态系统逐渐演变成为具有高度耦合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1]。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城镇建设占用使得耕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施用、各类污染导致耕地利用生态问题逐渐凸显，这些都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粮食安全保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研究逐渐成为亟待深入开展的前沿课题[2]。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3]、市域[4-5]和省域尺度[6]，对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这一特定功能区域进行耕地生态安全研究并不多见。
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作为我国“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对于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推动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长江上游因其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的自然环境，是整个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长江流域以及全国有着不可忽视的生态战略地位[7]。因此，本文以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研究，以期为长江上游耕地生态安全态势的预测与预警，促进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长江上游区域是指长江源头至干流宜昌段，长4 511 km，约占长江总长度的70%，主要支流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等；流域面积105.4×104 km2，占长江全流域面积的58.9%，涉及青、藏、云、贵、川、渝、陕、甘、鄂共9省、市、自治区；人口1.63亿，占全流域人口的35%[8]。由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特征和长江上游辽阔的地域及其过渡性，使长江上游地区成为规模宏大、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脆弱带和全球环境变化的敏感区[9]，也是我国构建“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中长江流域农产品主产区之一[10]。长江上游的耕地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农作物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该区域既是长江上游农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农业生产力最有潜力的地区[11]，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矢量数据），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区划图（矢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土壤厚度、土壤侵蚀强度指标数据（栅格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生物多样性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上数据主要获取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Portal/index.jsp）。另外，还涉及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化肥施用量等有关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四川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重庆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等，获取来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2011）（http：///kns55/Navi/ NaviDefault.aspx）。
2研究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确定
耕地生态安全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耕地资源所处的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不受或少受威胁与破坏的健康、平衡状态[12]。耕地生态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人工综合系统，其生态安全主要是对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迫胁影响的响应程度。自然环境的演变具有缓慢性和长效性特征，对耕地生态安全的影响在短时期内较小，因此人类活动干扰成为耕地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以人类活动干扰对耕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围绕“干扰”对耕地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对其“压力”、“响应”进行评价。耕地受干扰后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其中人口集聚导致了城市建设的扩张和城镇化的加快，建设占用耕地导致的耕地减少和破坏，涉及指标主要有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化肥施用量等。“响应”则反映耕地生态系统受干扰后的具体指标变化，如生物多样性、土壤厚度、土壤侵蚀度、粮食产量等。
在以上“压力―响应”理论框架指导下，本文在参考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3-14]，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从压力和响应两方面选取了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土壤侵蚀强度、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8个评价指标，构建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权重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所有权重值均通过一致性检验。如表1所示。
化肥施用量土壤厚度土壤侵蚀强度生物多样性指数单位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3人口承载的压力城市扩张的压力人为污染的压力耕地质量状态耕地生态
环境状态耕地产出
效益状态3负向30.093正向30.437负向30.161负向30.309正向30.066负向30.523正向30.254正向30.1572.2评价指标标准化
为了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消除不同量纲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最大离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根据指标在耕地生态安全中的表现是正向（越大越好）还是负向（越小越好）来确定其标准化的计算方法。
Xi=xi-min（xi）3max（xi）-min（xi）（xi为正向指标）
max（xi）-xi3max（xi）-min（xi）（xi为负向指标）（1）
其中，Xi―第i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i―第i指标的实际值；max（xi）―第i指标的最大值；min（xi）―第i指标的最小值。
2.3评价技术路线与模型
首先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区划矢量图中建立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相应字段，将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值录入属性表并将其分别转为100 m×100 m的栅格；土壤厚度、土壤侵蚀强度和生物多样性指数的标准化过程则在ArcGis9.3中通过栅格计算器实现，这样便得到了各单个指标的栅格图；然后从土地利用现状图中提取耕地的栅格图层，并且与压力和响应准则层下的各指标按照权重分别进行叠加得到耕地生态安全压力和响应评价图。评价模型如下：
F=∑n3i=1wi×Xi（2）
其中，F为准则层数据值；wi为准则层包含的第i指标的权重；Xi为准则层包含的第i指标标准化后的值；n为准则层包含的指标个数。
3评价结果与分析
3.1耕地生态压力指标评价
在ArcGIS9.3软件系统中，利用栅格计算器将耕地生态压力的各指标栅格图和对应的权重进行叠加，采用ArcGIS（Natural Breaks）自然重分类法将其划分为5个生态压力区（见表2），其中生态压力一级区表示耕地生态压力最小区域，以此顺推，生态压力五级区为耕地生态压力最大区域。耕地生态压力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从评价数据分析可知，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生态压力三级区及其以上面积占到了整个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面积的69.76%，其中，耕地生态压力五级区占1105%，四级区占2354%，三级区占3517%，二级区占2596%，一级区为427%。
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生态压力总体上处于较大的状态，其中五级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成都市、绵阳市、攀枝花市和重庆市的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双桥区以及永川市等；四级区主要位于四川省的巴中市、南充市、遂宁市、眉山市、内江市等；三级区主要位于四川省的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等以及重庆市的开县、万州区和长寿区等。
3.2耕地生态响应指标评价
同理，在ArcGIS9.3软件系统中，利用栅格计算器将耕地生态响应的各指标栅格图和对应的权重进行叠加，采用ArcGIS（Natural Breaks）自然重分类法将其划分为5个生态响应区（见表3），其中生态响应一级区表示该区域耕地生态状态最优区域，以此顺推，生态响应五级区为耕地生态状态最差区域。耕地生态响应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从评价数据分析可知，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生态响应三级区及其以上面积占到了整个长江上游农业主产区耕地面积的91.37%，其中，耕地生态响应五级区占4889%，四级区占1846%，三级区占2402%；另外，耕地生态响应一级区所占面积最小为107%，耕地生态响应二级区占756%。
生态安全的特征范文4
对此，我们必须持有清醒的认识，提出科学有效的处理方案．近年来，国内外相关学者从多角度探讨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研究对象多是针对森林、草原和湖泊等生态敏感区域，早先学者研究的主题是关注环境变化和剧烈冲突项目，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及地位逐步达成一致，虽然建立在不同领域的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和评价模型众多，但不同学科间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探讨出多种类型生态评价模型的框架，如PSR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压力－状态－响应），DSR模型（Drivingforce－State－Response，驱动力－状态－响应），DP－SIR模型（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等等，这些模型都在不同地区的研究中得到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生态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本文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科左中旗的生态安全做初步评价，分级研究该地域生态系统危险性，力求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状态，为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区域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1研究区域和方法
1．1研究区域科左中旗位于通辽市内，地理坐标为东经121°08′～123°32′，北纬43°32′～44°32′，东西长191km，南北宽116km，土地总面积9811km2，是松辽平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科左中旗北交科尔沁右翼中旗和通榆县；西北连扎鲁特旗；南邻通辽市区和科尔沁左翼后旗；东、东南方向毗邻吉林省长岭县、双辽县；西南方向接壤开鲁县．全旗辖11个镇，4个苏木，512个行政村．旗境域属平原地貌．在冲积、风积因素下，具有波状起伏、草甸、沙坨、湖沼漫布的特点．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全旗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特点为四季分明，冬季干冷，春秋季多风沙，夏季雨热同期．境内有西辽河及其支流新开河、乌力吉木仁河、清河等4条河流，均为辽河水系．其中，西辽河、新开河、乌力吉木仁河3条主要径流河在旗境内汇合后经门达镇白市村流入吉林省双辽市境内．其中，新开河纵贯全旗，沿岸地势开阔，微具起伏，沙地分布广泛，风蚀严重，由于河流切割，风化作用形成沙丘、沙垄、坨沼、漫滩，丘间低湿洼地呈条垄状镶嵌排列分布，局部起伏较大，东部地势低平盐渍化洼地较多，耕地沙化、碱化、草场退化十分普遍．全旗地表水环境质量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中的3类水质标准，水源水质中氨氮含量超标．由于自1998年以来连续干旱，地处科左中旗境内的西辽河流域及其支流全部断流，水质状况尚不清楚．
1．2研究方法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在1990年按照七国首脑会议的建议和要求启动并实施了环境指标项目，首次正式提出了PSR模型．在此之后，我国学者对该模型添加了一些因地制宜的补充［8－9］．PSR模型的广泛认可和使用多因为其同时探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灵活性以及强调经济运作和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综合收集科左中旗的经济和环境数据资料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PSR的科左中旗多层次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2技术路线
研究内容（如图2所示）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1）建立科左中旗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收集整理到的科左中旗地区的基础地理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综合系统地建立适用于科左中旗地区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化表征科左中旗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并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2）评价科左中旗生态安全状况．对科左中旗进行基于GIS的空间分析，创建科左中旗属性数据库，利用综合指数法对科左中旗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得出该区域生态安全空间分异程度．（3）提出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发展措施．根据分析结果，分析科左中旗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为科左中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对策．
2．1指标量化目前，评价人居环境安全状况的指标主要有2种类型：即数值越大代表体系越优化的指标类型和数据越小代表体系越优化的指标类型．为了实现科学适用的评价，在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时，要把所有的指标转换为意义统一的数值，因此，具体参评因子的标准化量化公式为：公式中，Xi为实测得到的值，X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Xmax为最大值，Xmin为最小值．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值仍然要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比对来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调整．
2．2数据的来源、处理与分析以通辽市科左中旗的行政区划图、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参考科左中旗自然环境资源数据以及相关市政数据等资料．原始数据主要来自2011年科左中旗统计年鉴、科左中旗政府网以及通辽市文化局、土地局和住建局提供的其他文件．基础的图形数据经过ArcGis矢量化处理，并进行坐标系统一；社会经济数据作为空间数据的属性信息录入．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指标按照选取的模型，运用GIS技术实现指标的空间分析功能．
2．3数据库的建立利用最新的科左中旗地域行政区划图，该图应带有经纬度坐标、乡村界、地形等，并为每个专题的地图信息创建基础“图层”，按统一坐标系统进行配准，然后录入同比例尺的主体空间属性，输入相对应的属性标志，提取并分层编辑有效信息，将其合并为工作空间．采用电子表格的形式录入属性数据，以索引码实现表格与图形数据的连接．
2．4生态安全指数计算
2．4．1指标权重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的主体部分为多级赋权环节，结合模糊AHP法来优化AHP法的判断矩阵尺度，避免多个指标同时赋权状况的出现，从而使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更科学、准确地拟合，使评价体系的准确性、适宜性得到显著提高．具体方案为：初始阶段用层次分析法将任一层次上的各个因子做两两比较生成比较判断矩阵，然后经过专家权衡判断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最后用求和法计算出各个因子相应的权重，具体的标度法为ThomasL．Saaty的1～9标度法．
2．4．2单元网格生态安全指数在ArcGIS下创建网格要根据研究范围大小来确定网格的大小，根据科左中旗的区域特点创建3km×3km的标准网格生成单元格．科左中旗生态环境安全数据库中的各个指标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单元赋值程序能够实现将属性数据赋值给矢量网格系统的功能．在已知PSR体系中各指标层权重值的前提下，采用模糊综合比较法分别计算每个单元的生态环境安全指数，并通过标准化处理后生成生态环境安全值．
2．4．3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依据每个单元格各项生态安全指标值，重复利用模糊综合比较法和加权平均法求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如表2所示），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D录入属性表．
3生态安全等级的判别
3．1科左中旗安全等级的判别科左中旗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值计算方法为极差标准化方法，再将所得到的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值划分为等级值．利用响应、状态、压力指标指数，对科左中旗的安全状态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价，其结果分别如图3～图6所示．根据P－S－R框架各因子综合指数将科左中旗生态环境安全分成5个类型区：0≤D≤0．40的评价单元被认为是生态不安全区；0．40＜D≤0．50的评价单元认为是生态较不安全区；0．50＜D≤0．55的评价单元认为是生态安全过渡区；0．55＜D≤0．60的评价单元认为是生态较安全区；D＞0．60的评价单元认为是生态安全区．在ARCGIS下创建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如图6．
3．2科左中旗生态环境空间安全差异与分析生态环境安全区主要沿境域内东苏林场及东部的巴彦塔拉农场延展分布，该区域内的自然植被得到了相对较好的保护，公众参与性好，建筑密度相对较低，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但是该地域在响应指标下的分析结果则突出了该地区需加强的重点，如图3所示，该地域应在政府投入和教育支出等主观反应方面加大重视和强化；生态环境较安全区域是中部的花胡硕苏木、白兴吐苏木和花吐古拉镇等地域，该地区优势在于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自然环境较好，但人口稠密，削弱了生态安全状态．在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的中部和东部生态区，公众参与较好；其中，花吐古拉镇的压力指标指数相对较低，白兴吐苏木的响应指标则是该地区进行生态安全重构的着力点和强化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过渡区是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人口较稠密，公众参与较少的地区，其典型区域为西部珠日河牧场和东部图不信苏木等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较不安全区主要的特点为人口较稠密、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工矿企业较多且公众参与差，其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腰林毛都镇和东部努日木镇和门达镇附近，其中腰林毛都镇地域的状态指标最低，应加以调整；生态环境不安全区主要是保康镇和宝龙山镇，这些地区人口相对稠密，交通条件较差，工业企业比重大，污染排放严重．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在该地域响应指标较高，表明该地域在生态安全措施方面较为完善，而压力指标很低，表示该区域人类生产活动、消费模式对本区域生态环境影响最为强烈，同时，也表明科左中旗最发达的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安全．
4结语
4．1分析根据PS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体系，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到科左中旗生态安全状况，以空间分析得到科左中旗生态环境安全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各级分区占研究区的比例为：生态安全区10．89％，生态较安全区11．76％，生态安全过渡区44．68％，生态较不安全区10．52％，生态不安全区22．15％．结果表明只有很少地区为高水平生态安全状态，大部分地区压力处于中等水平，资源环境状态较差的地区仍占一定比例，说明研究地阈生态安全模式呈现多元化差异，同时，该地域需加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投入．
生态安全的特征范文5
第二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近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如期举行，本届宣传周沿用首届“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主题。期间，腾讯与启明星辰联合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并面向企业市场推出全面的终端安全解决方案――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建立国内强强联合的企业安全服务战略联盟，为“互联网+”国家战略落地提供终端安全服务。
安全行业加速整合
启明星辰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潘柱廷表示：“新时期企业安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企业防御需求，从合规性需求向内在需求变化，而网络入侵等安全威胁也越来越体系化、形势更加严峻。”启明星辰、腾讯的战略合作，凸显中国自主安全技术联盟的实力，符合国家网络强国的战略方针。
过去，无论是企业终端安全，还是用户终端安全，不同领域内的安全厂商虽均有推出自己主打的安全产品，但国内的企业终端安全服务市场分散，行业整合度不高，企业终端安全产品在安全防护上大多是孤军奋战，不同厂商之间难以形成产品联动，鲜有及时联动的完整的企业终端安全解决方案；近两年频繁发生的企业网络遭受攻击、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引发安全厂商对企业终端安全问题的关注。
腾讯副总裁马斌认为，互联网化呈现了三个业态，分别是智能化、数据化和实时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互联网的安全，腾讯认为互联网+安全才能更加有效的保证互联网化的顺利进行。
面对互联网的发展与变化，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朝向“互联网+”的转型，无论是国家级，企业级或是个人用户都在做“互联网+”的建设，而在云、管、端的每个层面都需要构筑完善，“互联网+”要如何才能在安全的生态环境下进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启明星辰首席战略官潘柱廷表示：“安全在‘互联网+’的进程中已经不止是‘加’的关系，而是‘乘’的关系。”反过来说，如果对网络安全的问题没有投入足够的注意力，那么之前在互联网方面的积累可能会变成一种灾害，企业必须提升网络安全建设水平。
安全厂商需要各抒己长、协同合作给用户带来最好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启明星辰首席战略官潘柱廷表示：“安全厂商不存在什么‘一招鲜’，而是需要做好自己擅长的，而后同其他企业协同合作一同完善网络安全体系。”
正如启明星辰副总裁欧阳梅雯所言：“企业级的市场很大，只有一家供应商是不健康的，只有多家供应商共同为用户服务，有竞争，有相互合作，也有追赶，才能为用户提供最健康的生态环境。我们希望和友商之间，通过良性竞争的方式让用户得到最安全、最实惠、最好的产品。”
在此背景下，腾讯与启明星辰的合作秉承“开放、联合、共享”的原则，通过开放腾讯安全云库的能力给启明星辰，结合启明星辰对网络安全的深层理解和安全产品研发能力，为国内企业级市场提供安全产品，并希望以此来推动“互联网+”的落地与演进。
优势互补
共筑企业安全生态圈
据了解，云子可信结合了启明星辰在企业级市场安全威胁管理方面近20年的深厚技术沉淀，以及腾讯在终端安全防护领域长达16年的深厚技术积累，可谓继承了双方的“最强基因”。马斌表示，云子可信是“双方打破壁垒，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针对企业内网终端用户容易遇到的各类问题，提供一整套的完整终端管控安全解决方案。”
据了解，通过双方的技术结合，云子可信解决方案打通B端企业和C端用户，在全球首创了B端企业+C端用户双向沟通的高效管理模式――全景、全面、高效的全方位管理模式，构建了企业安全的新生态。
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颠覆了传统企业安全防护产品的运营模式，首次采取“安全+管理”的一体化架构，并融合了腾讯TAV自主研发杀毒引擎、安全云库、云引擎等核心技术优势，以及启明星辰多年服务企业安全的运营经验，代表了中国自主企业安全的最好水平。
根据双方达成的战略协议，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将由启明星辰负责产品和渠道运营，而腾讯输出引擎和云服务等核心技术。启明星辰是国内信息安全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横跨防火墙/UTM、入侵检测管理、网络审计、终端管理、加密认证等技术领域共计百余个产品型号，同时还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网络安全研究基地。启明星辰曾完成包括国家发改委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级科研项目近百项，拥有丰富的企业级安全产品设计、开发经验。
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致力于为企业级用户提供终端的全面安全防护，并有以下特色：
云部署模式――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采用了云部署模式，一方面通过检测特征云的方式，及时更新至病毒特征库；另一方面，为企业级用户提供了云查杀的模式，减少客户端PC的额外计算开销，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一键安全――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充分考虑了终端安全产品使用习惯，摒弃了复杂的交互界面，提供一键式安全防护。
管理+安全――云子可信网络防病毒系统不仅仅是杀毒软件，针对企业内网终端用户容易遇到的各类问题，如机器变慢甚至死机、关键信息泄露、越权的网络访问等，也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终端管控安全解决方案。
此外，云子可信的恶意代码分析技术即源于启明星辰ADLab――多年来一直保持亚洲地区CVE漏洞数量领先的地位，在恶意代码分析技术方面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
腾讯安全则将全球最大的风险管理数据库――安全云库开放给云子可信，让这套终端安全威胁整体解决方案可以为用户提供强有力的安全检测能力，避免由于访问恶意域名导致的各类损失，维护用户的安全上网环境。腾讯自主研发的TAV反病毒引擎对于木马、病毒、蠕虫、僵尸程序等均有极高的识别和处理能力，通过云子可信结合云查杀的虚拟执行技术，可以对各类复杂甚至是未知恶意代码进行完美识别和查杀，同时保证终端用户的使用体验。
生态安全的特征范文6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权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 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
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 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