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结构理论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结构理论范文1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刘易斯拐点；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0504
作者简介：许经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它将会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那些深刻的变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目前我国2.45亿农民工中，异地转移的有1.5亿以上。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转移者带来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有悖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1986年为1:1.7）；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地扩大着（2010年为1:3.3）。这是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处于被扭曲了的状态。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流动，形成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动机。所谓“自由人”，指的是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着任何超经济强制。而劳动力的需求者则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正是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但是，当人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时，就会从以往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即强调制度性、社会性、政策性因素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德・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就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他们摒弃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模式，并对人力资本理论发起挑战。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含量。而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者则认为，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证劳动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制度性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即使人力资本含量相当，劳动者收入差别也会相当悬殊。由此可见，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还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说是“制度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修正。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就被不公平的歧视所代替。当任何两部分人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显著差别不能由人力资本含量来解释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就是被制度化为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功能。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利于实现向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性，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又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付出等质等量的劳动，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报酬和福利差别却很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难理解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
三、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的局限性
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虽然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不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20多年前，我国广东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市，通过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境外）低端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云集地，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农民工，使“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名扬全球。但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消化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造成的亏损。况且，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转型、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益给这类企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得这类企业不仅难以持续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还有一部分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窘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处于顺差状态，而非加工贸易一般是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给我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固然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风险能力，以及进口大量资源和设备，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具体表现在：(一)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导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二)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保持巨额的经常性项目盈余，不仅面临极大的金融损失风险（如当前的美国信用危机），也意味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穷国通过输出资本，为富国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更何况我国的“双顺差”是以付出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即通过管制价格，人为压低劳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为全球提供财政补贴。这种产业结构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其价值增值能力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以流水作业为特点，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因而其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与其相反，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其劳动成本也较高。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力资源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劳动力资源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企业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问题在于，作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者，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况且，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产业链的高端即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又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必然导致我国生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会影响着我国产业升级。
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由于不愿意（有的企业是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于研制开发和企业升级，就把经营重心转到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业。在目前百强温州民营企业中，就有过半数由制造业转向房地产业。做服装的现在卖房子，做电器的也卖房子，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庄吉、乔顿、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电器等很有影响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加入房地产行业。尽管实体业（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保证企业资本的正常运营，许多企业必须依靠“壳”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在做账、税务等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的空间明显萎靡不振，这些深度介入房地产买卖的企业，又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温州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剧烈阵痛。
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 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 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政府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hina’s Reality
XU Jing-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经济结构理论范文2
[关键词]产业结构系数 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061.2；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97－06
一、文献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许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上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库兹涅茨、钱纳里和罗斯托。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这里的结构方面的变换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钱纳里把经济增长过程看作国民经济结构的一组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还是指产业结构的变化。罗斯托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植根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与组织之中的变化只能从产业经济部门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离开了对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经济结构的分析，也就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
在国内，研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也不乏其人，但主要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朱慧明、韩玉启(2003)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刘建平(2006)“以广东省为例来研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毛健(2003)以典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又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见，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耦合关系，经济增长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变化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产业结构落后也必将制约经济增长。在国外的研究中，产业结构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在理论上证实，但是其作用的大小至今没有可以衡量的方法。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也没有体现产业结构效应的作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往研究的缺陷，也就是本文想尝试解决的问题。为此，笔者引入产业结构系数的概念，主要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同效应所产生的产业结构系数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系数是蕴藏在经济体产业比例之内的，并不能直接通过计算所得，而只能通过间接的验证来推算其大小。其存在与否，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存在，那么它的大小和影响机制，就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基于上面的考虑，本文将利用广州市和海南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经济体进行对比验证，从产业结构系数来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拓展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二、产业结构系数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目前研究产业结构理论最主要的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虽然三次产业分类法是一种有效的产业经济理论分析工具，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化，这种分类方法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很多产业的归类存在着争议。在统计学意义上这种分类使得各产业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体现不了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便于数据的统计，我们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以三次产业分类法为基础，但试图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体现产业结构之间协同效应所产生的作用。
假设：(1)在整个经济体中，只有第一、二、三产业，这三类产业包含了所有细小的产业门类，也就是国民经济的所有产业。每个产业的资源依赖程度不同，资源的依赖程度由产业特性来决定，这里就暂不做详细阐述。(2)经济体的产出都需要使用三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对于自然资源的约束暂时不纳入考虑范围。(3)人口在长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在不考虑不同产业结构对生产影响的条件下，生产函数关系式如下：
Y=F(X1，X2，X3，A) (1)
其中，Y是国内生产总值，X1、X2、X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A表示经济制度和技术水平。对于该式中的任何一种产业都有： Xi=f(L，K，R，a) i＝1，2，3 (2) 其中，L是人力资本，K是资本，R是自然资源，a是技术进步。对于第三产业而言，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利用自然资源，它割舍不了与第一、二产业的联系。对每一个产业内部来说，技术进步是内部影响因素。如果单纯把X函数带入到(1)式，则没有了产业结构概念，更没有产业结构的痕迹。而
Y=b F(x1，X2，X3，A) (3)
其中，b为产业结构系数，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状态的一个指标，它对整个生产函数产生影响。产业结构系数反映经济体的三次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进而对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b有可能大于l，有可能小于1，有可能等于l，但是大于O。
产业之间的结构不协调，使得总体的生产过程不顺畅，就会有资源浪费或者资源利用不足，三次产业的整体协作能力不强，此时OO但是不等于1的情况，就像点与线的关系：b=1只出现在一个时间点上，很难捕捉与验证，而其他的情况则是出现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持续性。另外，b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产业结构绝对好坏的标准，产业结构的好坏要根据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的状况、技术进步等等因素而言。两个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把一个经济体的投入放到另外一个经济体内生产，如果产出大于该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则说明另外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要优于该经济体。通过产业结构系数，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对此，可以从图1直观地看出，如图1所示。
投入的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进行配置，影响国民生产。三次产业之间也有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动，从而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共同影响国民生产，这种影响通过产业结构系数作用于整体的产出。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b的大小是逐渐改变的。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系数也有可能从大于1变成小于1，这跟当地产业政策、资源、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参照不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可以为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提供指引。
余江、叶林(2008)认为，在存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如果各产业的技术进步率相同，那么经济体中对资源依赖程度大的产业比重越大，则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越慢。但是，如果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那么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以中国为例，余江(2006)的研究显示，虽然中国1999年开始出现的重工业比重上升导致了能源消耗强度上升，但是这一时期重工业在节约能源方面的技术进步也是最快的。该时期中国能耗强度上升不仅仅是由于能耗强度大的重工业比重上升造成的，轻工业和其他的节能技术进步率趋缓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除了产业结构变动以外，加大节约资源方面的技术投入，也是有效降低资源消耗的重要途径。三次产业的影响因素众多。从静态来看，三次产业比例要协调，这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产业之间有投入要素的竞争，也有产品之间的相互需求，更有劳动力之间的流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的流动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而第二产业发展也提高了第一产业的生产率。从动态看，各类产业内部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增长与发展的速度要相互协凋，不能“一产独大”。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也证明，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是相互需求的，其中一个部门的扩大再生产与另一部门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有密切的联系。总之，三次产业虽然被人为地划开，但是其内部的经济联系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协调与否肯定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源的消耗利用率、资源的配置、技术进步、产业比重来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些影响，通过产业结构系数可以间接反映出来。
三、从产业结构系数分析经济增长的实证案例
对经济增长的计算，Romer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含经济制度的变迁)贡献的，而短期经济增长则是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贡献的。然而，资本、劳动和技术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资本、劳动和技术，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对于产业结构变动及其系数的大小，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值，本文主要通过现实值和预测值的比较，从侧面反映产业结构系数的存在。
本文选取广州市和海南省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并没有选取两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我们主要是想从不同的产业结构中得出产业结构系数的存在。只要具有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省份和城市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广州市与海南省产业结构明显不同，广州市产业结构是“三、二、一”，海南省是“三、一、二”。从对比中我们希望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系数的存在，并初步估算其大小，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提供数据支持。以广州市的1978-2007年的数据和海南省1982-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争取对以上的理论进行验证。
本文主要运用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来计算。由于计量经济模型无法直接体现(3)式中的b的存在，而b是个常数，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型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采取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公式如下：
Log(Y)=α+β1Log(X1)+β2Log(X2)+β3Log(X3)+ε
其中，Y、X1、X2、X3为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a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主要采取对数模型进行回归。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产业结构系数，我们会对数据对比分析然后进行检验。以第一产业的产值为基数来计算广州市和海南省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而可以看出广州市和海南省的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如表1、表2所示。
由以上的比例数据可以得出图2、图3。
从表1、表2和图2、图3中，我们可以得出：广州市的产业结构变动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1987年以前是第二产业居于主要地位，1987年以后产业结构变动加快，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94年；1994年以后第三产业居于主要地位，而第二产业也稳步上升，但是速度小于第三产业。海南省则是从第一产业比重最大直接过渡到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的阶段，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低。对于这种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系数是存在于产业结构的比例之中的。对广州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出广州市的GDP与三类产业之间的关系式。该关系式是从广州市历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中得出，其中必然隐藏着产业结构系数的身影。把海南省的三类产业的产值代人该关系式就会得出另外一个GDP，我们暂且叫做预测GDP。预测GDP是海南省在三类产值固定的基础上，投入到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中进行综合作用的结果。则有：(1)预测GDP>实际GDP，则说明b>l，海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广州市相比不够合理；(2)预测GDP
不过从表1、表2和图1、图2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对于广州市的数据，我们以1993年作为分界线，分别对两段数据进行分析，再对总体进行分析，则有表3。
由以上回归的结果的检验可知，效果很理想。D，W统计量表明没有明显的序列自相关存在；R2项也有力地说明了三次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相当高。在第一阶段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从第二阶段和整体来看都是一种负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产业结构变动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而广州市的农业对广州的经济发展呈现延滞的作用。第一阶段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当第二产业产出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0.5301％；第二阶段贡献率降低为0.460677％，而整个过程中第二产业贡献率为0.575236％。第一阶段第三产业产出增加1％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81326％，第二阶段上升为0.5222023％，第三产业总体贡献率为0.440864％。从分阶段来看，产业结构已经从第二产业占主导转向第三产业占主导，但是从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居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第三产业在广州市还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广州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我们接着把海南省的三次产业产值数据代入到广州市的关系式中，估算b的大小，有表4。
从表4可见，把海南省的三次产业的产值放在广州市的产业结构中，就会得到高于海南省实际的GDP，即预测GDP。把预测的GDP除以实际的GDP，就可以估算出产业结构系数b的大小。随着历年产业结构的变化，b的大小也随之发生变化，但b都大于1。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蕴藏于回归的结果之中。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系数的确存在，并反映着产业结构对GDP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广州市的产业结构比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合理，虽然产业结构系数都大于1，但广州的系数大于海南的系数。
虽然两个产业结构都是以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但是广州市以第二产业支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最小。而海南省的第二产业比重最小，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海南省的经济发展。海南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海南省经济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广州市的产业结构趋向于“经济服务化”，正在步入“后工业经济”。而海南省的产业结构虽然第三产业比重最大，但是其结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其生产要素和经济效益的流失，不利于经济增长，迫切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如果不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将使海南省的经济发展有可能陷入恶化的境地。
四、结论
从以上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由模型Y=b F(X1，X2，X3，A)可知，产业结构系数是在内部各个产业确定的情况下，反映宏观的产业结构协调程度对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具体的机制是：两个不同的产业结构对比肯定会有不同的系数，该系数也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第二，广州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世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且正在逐步向着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随着产业结构系数的逐步变大，从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广州市正在进行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的比重正在加大，第二产业正向高加工、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这使得广州将迎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则严重阻碍了本省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海南省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低速增长。远远小于其本来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海南产业结构系数较小可见，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可小视。第四，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跨越以第二产业占主导的阶段而直接发展第三产业，将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总之，产业结构对于整个经济体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产业结构系数可以反映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产业之间协调可以使得产业之间生成协同效应，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朱慧明，韩玉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叫，运筹与管理，2003，(4)
[2]刘建平，王克林，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硼，统计观察，2006，(1)
[3]毛健，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优化[J]，产业经济研究，2003，(2)
[4]余江，叶林，资源约束、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J]，经济评论，2008，(2)
[5]余江，重化工业与中国能源消费[J]，发展经济学论坛，2006，(1)
[6]贾晓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蒋昭侠，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8]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l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9]水，产业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王兵，陈雪梅，产业结构与广东经济增长阴，暨南学报，2006，(4)
[11]曹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1996，(6)
经济结构理论范文3
关键词：内涵不变性；外延无关性；完全可替代性；关系论转向；描述性转向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4-0003-08
在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对选择行为的分析中，决策者基于给定的心理法则――偏好关系公理假设――进行判断和选择，在资源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统经济学理论范式隐含了三个基础性假设：
1．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决策者有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在行为过程中，这些偏好关系只是被显现出来，但内涵不会发生变化。
2．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外延无关性假设[1-14-21]。当决策者追求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时，他是在基于预先给定的选择集和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进行理性计算。这意味着，决策者在面临具体的选择时，偏好关系与选择的描述方式无关，也与选择的引出方式无关。
3.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决策者把给定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商品组合的过程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无差异曲线给出了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说明。
在行为经济学推进的心理现实化过程中，价值载体从状态量转为变化量，正统经济分析中隐含的绝对价值判断被相对价值判断所替代，而这一隐含的技术假设既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论，也适用于非决定性世界的预期效用理论[5]。这个基本原则的转变，使得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对迅速从非决定性世界扩展到了决定性世界，从技术层面扩展到了基础层面。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隐含的基础性假设――偏好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外延无关性假设与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与现实的严重背离逐渐凸现出来。
一、结构化效应与相对价值判断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正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一系列与心理现实背离的假设，包括：偏好关系的基准无关性，即财富总量的微幅波动对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偏好关系不受选择问题表述方式变化的影响(描述不变性假设)。预期效用理论对风险选择行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系统揭示后，在与人类感知系统的类比中，行为经济学完成了相对价值判断的系统建构[5-10]。对相对价值判断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构成了结构化效应[11]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先看看几个结构化效应的行为实验。
1．亚洲疾病案例[8]。设想美国准备应付将要爆发的一场不同寻常的亚洲疾病，预计将杀死600人。决策者面临A、B两个应付该疾病的方案。
(1)积极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关试验结果如下：
如果方案A被采用，200人将获救；如果方案B被采用，有1／3的可能，600人都获救，2／3的可能没有人获救。你将选择哪种方案?实验表明，绝大多数被试会选择方案A，表现出风险厌恶。
(2)消极框架下方案表述及相关试验结果如下(在两种表述中被试不同)：
如果方案A被采用，400人将死去；如果方案B被采用，1／3的可能没有人会死，2／3的可能600人会死。实验表明，大多数被试选择方案B，表现出风险追逐。
注意，仅仅改变对同一个问题的陈述方式，却引起了偏好逆转。
2．背景效应(context effct)。在Tversky(1969)的试验中，许多被试选择(06，$8)①(03， $18)，(1，$4)＞(0．6，$8)，但是却选择了(03，$8)＞(1，$4)，出现了偏好循环。实验表明，在第一次、第二次比较中，人们更加关注概率比较；而在第三次比较中，人们更加关注彩头。就理性选择而言，被试应该充分利用概率与彩头的信息，实现概率与彩头的平衡。但从试验结果来看，被试在试验中大多基于单一属性进行比较，而忽略了其他属性的影响，由此导致多维属性选择的偏好关系循环②。SimonsonandTversky[13]指出，对某一特定选择子集的偏好顺序常常受选择子集被置于什么样的选择集中的影响，这违背了标准偏好理论的假设――对特定选择的偏好独立于不相关选择的假设。
3．锚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在ArieLy，LovewensteinandPrelec(2003)的试验中，对被试提出是否 愿意接受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后两位作为购买价格的问题后(无论回答是或否)，在对无线键盘的定价中，社会安全号后处于00-20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016．09，而处于80-99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855．64。行为实验表明，由于被试对无线键盘的价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与无线键盘定价不直接相关的陈述中，被试会形成赖以进行判断或选择的基准――就像抛锚形成的基准位置，从而影响了价值判断。
对上述案例的分析表明，选择问题被呈现于决策者的方式，将影响决策者对选择赖以评价的参照系的选择。在亚洲疾病案例中，两种陈述给出了不同的参照系：在救人的表述中，隐含地假设了以现有人口减去600以后的人口总数作为基准，将两个方案的结果转化为收益；而在死人的表述中，隐含地假设了以现有人口总数为基准，将两个方案的结果转化为损失。在背景效应中，不同的选择背景突出了价值评价的不同维度，实际上改变了选择被评价的参照系的结构，有的以概率为主，而有的以回报为主。而在锚定效应中，随机的锚定却实质性地影响了评价基准的选择，引起了决策者偏好关系的系统偏移。
结构化效应揭示了偏好对选择问题呈现方式的依赖性。选择问题的呈现和决策者认识选择问题的结构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决策者评估和选择的对象并不是现实世界中自在的客体，而是经由我们的智力转化并呈现的客体③。因此，决策者在选择的时候并不同时产生一个关于选择问题的客观的、中立的陈述。决策者和选择问题呈现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决策者对选择问题进行陈述的基本框架。而这个基本框架永远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它可以将收益结构化为损失，也可以把损失结构化为收益，甚至改变各种因素的相对关系。结构化效应揭示了一个对正统经济分析的基础构成重大挑战的事实，不同的问题呈现方式将为选择者提供不同的参照系，从而将选择问题映射为不同的问题。选择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形式、背景高度相关，离开决策者所处的背景，离开选择问题呈现的具体形式，是无法讨论偏好关系和选择评价的。
由于选择问题的不同陈述隐含地假设了不同的参照系，决策者在分析选择问题时，应该首先解决参照系的选择和转换问题，才能进行比较。就正如在地球上称重量与在月亮上称重量或者在水中与真空中称重
注解：
① (0.6，$8；0.4，$3)表示结果集为{$8，$3}，各结果的发生概率对应为{0.6，0.4}的选择。当结果。时，简记为(06．$8)。
② 这与Tversdy(1967a，t967b)对概率与效用的独立性研究结果相吻合。研究表明，概率与效用的独立性得到溯支持。作为判断和选择的两个核心变量，概率和效用满足独立性，隐含了一层不可忽略的含义：决策者进行概率判断时，不进行效用判断，也不考虑效用判断；反之亦然。这为在不同的背景下突出不同的决策维度提供了可能。
③ 这与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完全一致。普罗察戈拉由于看到感觉世界不存在永恒性、普遍性而转向了怀疑论，而行为经济学家则从没有一对敌的心理世界转向了描述性。
量，在对两个重量进行比较时，必须首先进行引力参数或浮力参数的调整。忽略隐含的参照系假设问题，势必导致正统经济分析与行为现实发生系统偏差，在考虑参照系问题后，无论决策者是否采用同样的参照系，这种偏差都会不复存在，决策者需要讨论的是他们该选择何种参照系，然后才是做何选择。
二、偏好关系的程序依赖――偏好的引出效应
在早期关于偏好逆转的研究中，SlovicandLichtensteint[15]较早注意到偏好引出方式对偏好顺序的影响，揭示了人们在比较选择(makinschoice)和匹配定价(settingprice)过程中价值判断和偏好顺序的矛盾：在比较选择中被偏好的选择却在匹配定价过程中被给予了更低的价格。此后，行为经济学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行为实验研究确认了偏好关系对偏好引出过程的依赖性①。
在中东高速公路方案民意测验案例12中，方案A(投入1100万美元，交通事故人员伤亡从每年的600人减少到570人)，方案B(投入5500万美元，交通事故人员伤亡从每年的600人减少到500人)被两种不同的民调方式进行比较。第一种民调方式是进行直接比较，结果2／3以上的人更加偏好D；第二种民调方式是价值匹配，方案B的投入被隐去了，要求被调查者在方案A基础上对减少100人员伤亡的方案B所需要的投入进行评价，结果90％以上人的投入估价低于5500万美元。按照价值匹配的方式，将会有更多的人偏好A。
在随机世界②的选择情形中，正统经济学家遭遇了同样的偏好逆转。将P赌局(8／9，4$)和$ 赌局(1／9，$40)按照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采用比较选择时，71％的被试选择了P赌局；而在要求被试作为赌局的提供者对两个赌局进行匹配定价时，67％的被试对S赌局的定价高于P赌局[36]。Tversky，Slovic，andKahneman(1990)提供了涉及时间的选择情形：L(2500$，在5年之后兑现)与S(1600S，在1．5年之后兑现)。当进行比较选择时，74％的被试选择了S；而在进行匹配定价时，75％的被试就L给出了更高的现值。
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转可能被归于三种原因：标准经济分析的偏好传递性假设，或者标准经济分析对程序不变性的隐含假设，或者回报安排独立性假设。为了确定导致发生偏好逆转的主要原因，Tversky，Slovic，andKahneman[20]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表明，程序不变性假设是导致偏好逆转的主要原因③。这样，选择问题的引出过程对偏好顺序就有实质性的影响。人们在比较选择(好比用天平比较两个物体的重量)时做出的选择却在匹配定价(好比用弹簧秤分别称重)中被赋予更低的价值。这些偏好逆转对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隐含的程序不变性假设提出了严重质疑。
为什么人们会高估低概率、高回报的$赌局，而在进行比较选择时却选择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呢?Slovic，Craffin，andTversky[16]基于刺激一反应相容性④概念的扩展提供了解释，即度量相容性假设⑤：外部刺激对人们判断选择的影响力受到其与人们反应模式的相容性的实质影响。当外部刺激与反应模式不相容时，建立对应关系的额外思维操作将削弱其影响力；而人们特有的反应模式则提 供了结构化外部刺激的框架，这使得具有相容性的刺激被突出。我们可以在SmithandWdker(1993)提出的认知劳动理论⑥中看到类似的分析：思维活动就像体力劳动，而人们好逸恶劳，因此不喜欢努
注解：
①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偏好引出方式导致系统偏差的研究――通过正统经济学预期效用理论内蕴的确定性等值技术确定效用函数。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可以采用链式确定性等值技术导出效用函数。但是Kannarker(1974；quoted from Camerer，1995)、MeCord andde Neufville(1983；quoted from Camem，1995)、Hersjey and Sehoemake，(1985)发现，使用概率p和确定性等值所导出的效用函数存在系统偏差。
② 中东高速公路案例屑于决策性世界的选择问题。关于决策世界的分类，参见(冯燮刚、李子奈，005)。
③ 在Tversky，slovic，abd Kahneman(1990)的实验研究中，不可逆转性能够解释10％的偏好逆转，而程序不变性则能解释66％。 Loomes，Starmer，and sugden(1991)则表明，不可逆转性能够解释20％的偏好逆转，如Loomes and Taylor(1992)则得到了25％的 偏好循环。这样，不可逆转性或过程依赖性在偏好逆转的解释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④ 比如一个具有四个燃烧器的炉子，若四个燃烧器按照方阵排列，那么按照方阵对应排列控制按钮要比按照直线排列控制按钮要便 于控制(Tveeaky and Thaler，1990)。
⑤ Tverky，Sattath，mdSlovic[21]对比较选择和价值匹配两种过程的比较研究中，揭示了比较选择的字典排序特点：即两维选择中更 突出的维度在比较选择过程中比在匹配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影响。显著性效应实际上是度量相容性原理的一个推论：某一维度的权 重将由该维度与反应模式的心理相容性决定。
⑥ 值得注意的是，Camerer对认知劳动理论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把所有的认知过程细节都压缩到高度概括的“努力”(effort)， 是从认知心理学范式(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范式，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主导心理学范式)向行为主义心理学范式 (将人比作一个刺激一行为反应器，主要研究人对各种刺激的反应，人的大脑被比喻为黑箱，而认知过程的细节则被忽略了)的 倒退(1995)。
力思考。更多的思维努力总是服务于更强的刺激，更大的思维投入将降低反应的可变性。在上述赌局 选择的案例中，当进行赌局定价时，由于需要确定赌局的现金价值，按照反应模式相容性原理，赌局 的回报维度被突出，而概率维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报的$赌局被突出。而在进行赌局选择 时，获得的可能性则由于同样的原因被强化，因此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被选择。同样的原理可 以解释高速公路建设方案与延时回报选择案例。
总的来看，这些偏好逆转以及其背后的反应模式相容性机制是标准经济分析无法面对，也是无法忽视 的。选择问题的启发程序会改变选择各个维度属性的权重，这使得“决策者有一个固定的偏好顺序”的传 统假设受到了严重质疑。正统经济分析中程序不变性假设的取消，直接产生了值得深思的结果：偏好的程 序依赖性意味着决策者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是在问题展开过程中被塑造的。
三、动态演进的偏好――占有效应
行为经济学对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系统分析，取消了正统经济分析中关于偏好关系外延无关 性的假定。偏好关系对于选择问题被呈现的背景框架和呈现过程的依赖，正是偏好关系在特定背景 下、特定过程中被塑造的间接表述。这取消了正统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有一个预先界定好的选择 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行为经济学对占有效应(Endowmenteffect)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取 消了偏好关系事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可能性。
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对给定的商品，决策者的买价和卖价应是同一的。但许多实验研究表明，在买 价和卖价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环境经济学家HammackandBrown[6]在上个世纪70年现了买卖价格差 距。他们发现，猎鸭者愿意支付2478以保持某一湿地适于鸭子生存，但却要求1044$作为放弃该湿地的 补偿。Thaler[17]给出了著名的例子：一个消费者以$5单价购买了一箱葡萄酒，几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 $100单价回购但被其拒绝了，尽管他现在决不会以高于$35的单价购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选择理论[10]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购入新的葡萄酒的价格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 葡萄酒的机会成本，而出让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价格却不是机会成本，而是让渡成本(out-of- pocketcost)。前者对应葡萄酒的获得，后者对应葡萄酒的损失。根据局部选择理论，消费者将是损失 厌恶的。因此，由于消费者购进葡萄酒后，改变了消费者资源配置的初始状态，将葡萄酒的增加或减 少转化为收益或损失的基准发生了变化。与获得的机会成本相比，放弃的让渡成本必然被赋予更高的 价值，即放弃带来的痛苦要大于获得带来的快乐，此即占有效应。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 的估值要高于他们不拥有的东西，占有效应将改变人们的喜好。由于让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不同，占 有效应取消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无差异曲线的可逆性，这同时意味着两条无差异曲线可能相交[9]。 Tversky and Kahneman[19]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应的影响形成的基准依赖的偏好结构，并对科斯定 理提出了质疑：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由于占有效应，相对其它没有获得的物品，人们提高对已经获得 的物品的评估价值。这样，资源的最初配置状态引起经济主体内在喜好的变化，引起无差异曲线的系 统移动，对资源最终配置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案例中，占有效应主要通过改变消费者对占有物的价值评估，而改变了对占有物的偏好， 从而引起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空间相对偏好关系的变化。
LoewensteinandAdlerL[19]进一步对人们是否能够预知占有效应对他们自己喜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在预知自己的喜好变化上存在系统偏差。第一，占有效应引起的 喜好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们无法预期，这阻碍人们从长期的获得、占有、放弃实践中了解喜好 是如何变化的；第二，仅当面临放弃占有物的情形时，人们才会表现出对占有物的迷恋，而获得和放 弃通常具有时间间隔，人们一般无法获得迷恋占有物的反馈。对最初评价的遗忘进一步对这种反馈产 生了干扰。这样，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到占有效应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自己选择的陷阱，对自 己选择的可逆性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选择问题呈现的特定背景(结构化效应)和特定过程(引出效应) 的不同会引起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发生逆转，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镜中看到了不同 的影像。决策者经过学习、训练后，可以让选择问题背景隐含的参照系、让不同的引出过程透明化， 确认哈哈镜之间的转化关系，外部环境对决策者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 效应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它通过改变决策者的资源边界条件，对决策者选择用以感知收益和损失、 痛苦和欢乐的参照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而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占有效应不像外在的哈哈 镜，而更像生物体的生长过程，对特定商品的选择和放弃，就好像生物体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活动一 样，对消费者的内在的偏好关系结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样，预先界定的偏好关系被显现的内涵不 变性假设遭到了行为现实的根本消解。
这样，在决策者与其所在的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随机性的选择背景和引出过程使决策者暴露在一 个高度不确定的选择环境中。在随机性的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作用之下，决策者的现实行为是高 度随机的。但随机性的选择行为却会产生实际的选择结果，而实际选择结果将进一步因占有效应对决 策者的喜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偏好关系不仅是动态演进的，而且完全是一个随机过程。我们既 没有预先给定的偏好关系，也无法对动态演进的偏好关系进行预测，人类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们主动 选择或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在与环境之间的高度随机的获得、占有、放弃实践中被塑造。这样，占 有效应、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结合，完全取消了正统经济学的内涵不变性和外延无关性假设，正 统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受到了致命的质疑。
四、经济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维会计
在正统经济分析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意味着，就决策者千差万别 的选择评价或行为描述而言，尽管每一个决策者的主观感受不同，但却可以由中性的经济资源去客观 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经济资源提供了一个客观度量主观感受的经验框架。在这个经验框架下，我们只 需要关注经济资源的配置情况。描述性转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揭示了决策者在处理各种交 易活动时的思维会计原理，对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质疑。
根据Thaler(1999)，思维会计(mental accounting)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跟踪资金流向，控制支 出，而像财务或管理会计那样，在思维中将个人的财务活动进行记录、总结、分析和报告的会计活 动。思维会计由三个部分组成：思维会计系统为决策者知觉或经验事件结果、进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 一收益分析提供基础；像真实的会计系统一样，思维会计会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进行分类，归入不同 的思维账户；思维会计系统会以不同的频率评估各种账户，使账户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或以其他 频率，在较宽或较窄的范围内进行平衡。对各种交易活动而言，把交易行为归入思维账户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确定该交易行为赖以进行评价的参照系的过程，从而决定了决策者如何把交易行为结构化为 损失或收益，对实际的选择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们看看两个行为试验：
1．驱车购物案例[11]
情形1：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25$的衬衣和价值15$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 售员告知，在车程20分钟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0$。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分 店买?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去分店购买。
情形2；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5$的衬衣和价值125$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 售员告知，在车程20分钟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20$。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 分店买?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就地购买。
2．看戏案例[11]
情形1：你购票以后前去看戏，但在快动身前，你发现票丢了。你是重新购票前去，还是放弃? 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了放弃。
情形2：你打算前去看戏，但在快动身前，你发现丢了部分钱(恰好可以买一张戏票)。你是购 票前去，还是放弃?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购票前去。
在看戏案例中，人们在丢失了票的情况下，比在丢失了同样数额的钱的情况下，更不愿意重新买 票。思维会计原理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购票支出被归入看戏思维账户之下，丢失票的损失记入了该账 户，而丢失同等数额的钱则没有归入相应的账户。因此，戏票丢失后，重新买票，则使看戏变得非常 昂贵；而丢失同等数额的钱，则与看戏无关。在驱车购物案例中，购买计算器和衬衣的支出以及驱车 前往成本被分别记人了不同的思维会计账户，在第一种情形中，在计算器的思维会计账户中，就近购 买计算器价格要高出33％，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交易①；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就近购买计算器价格仅仅 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
在上述案例中，消费者的行为与正统经济分析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预算 内各种账户的钱是完全可替代的，时间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活动上的时间投入的边 际价值都应该是相等的。在思维会计分析中，人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看戏案 例中，人们丢失了票与丢失了同等数额的钱，却产生了差异很大的选择行为，前者不愿意再购票，后 者则愿意。在驱车购物案例中，人们可以为了一件小商品驱车20分钟以节约5$，但却不愿意为了 大宗商品驱车20分钟节约5$。
Camemreld．[3]则在对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的研究中发现，正统经济学关于工作时间和薪酬的替代性假设是存在问题的。研究发现，司机们一般根据租车费等设定每天的工作目标，一旦达到目标， 就停止工作，这直接导致他们在生意好的日子里工作时间短，而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时间长。这违 背了正统经济学关于工作时间和薪酬关系的标准解释：薪酬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人们愿意放弃更多 的闲暇。从思维会计的角度来看，出租车司机每日确定目标的工作方式，实际上是一天进行一次思维 会计账户的评估。
就思维会计而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决策者何时启用某个账户，何时关闭它，即选择归并问 题：决策者何时把某一思维会计账户中的交易活动进行归并。经过归并后的思维会计账户的状态将为 后续交易活动的评价提供参照系，先行选择的结果由此才会对后续的选择行为施加影响。与选择归并 相关的著名案例来自于股票投资之谜(Mehra，Prescott，1988)。从美国的数据来看，股票投资和国债 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从1926-1998年的70年间，股票投资的年收益率约为6％， 1926年的10股票投资到1998年变成了1800$；而与此对应，1G的国债投资只能得到15$(一半 被通货膨胀吃掉了)。风险厌恶并不足以解释股票投资之谜；BenartziandThaler[3]利用思维会计原理提供了说明。人的风险态度将取决于他们重新设置评价基准的频率，即他们多么频繁地重新评估他们 的资产组合②。他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一般每13个月评估：―次他们的资产组合③。这样，股票投资与债券投资在长期中的巨大差距被忽略掉了，这正是行为经济学家对股票投资之谜的解答④；
综合来看，思维会计原理反映了决策者在进行选择评价时的几个重要特点：(1)决策者进行选择评价的参照系是多维参照系，同一个选择问题的不同方面补归入了参照系的不同维度，在参照性的不同维度上被结构化为收益和损失。由于参照基准的不同，结构化后的结果不同，不同思维会计账户中的经济资源失去了可替代性。(2)决策者以某种频率不断地进行思维会计账户的选择归并，从而不断地调整参照系，选择问题的评价基准因而发生持续的变动。(3)决策者参照系的调整周期是不定的，被特定的情形决定。
在局部选择理论[16]中，价值载体从正统经济学的财富状态量改变为财富变化量，由此引入了一维的参照系。作为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思维会计研究表明，不同背景、不同过程、不同形式的财富变化量
注解：
① Thaler(1999)引入了交易效用(tramactionutility，被定义为实际支付价格与参考价格(通常价格)的差距)概念，来解释人们对交易公平性的偏好。对同一物品(比如价值10的啤酒)，人们可以接受在高级酒店中的高价(4$)，但不会接受在杂货店中超过2$的高价。
② 注意在局部选择理论中，由于人们基于一定基准确认收益或损失。与此相伴的必然还有财富状况评估的频率，或者决策者评估富状况的周期。每一次新的评估都将确定新的基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基准本身的相对性。按照Thaler(1999)对归并行为的研究，赌博赢家不会在一天之内根据当天的输赢调整基准。
③ Benartzi and Thaler关于资关组合评估周期的研究说明什么呢？不是投资者的思维会计法则决定了人们一般会以年为评估周期，而是地球季节变化的周期性，与此相关的人类活动的周期性决定了年度的评估周期。
④ 这种思维会计行为被他们称为短视的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Kahneman and Lovallo(1993)给出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解释――狭隘的结构化(narrow framing)：决策者一次只处理一个问题，而不是把该问题作为一部分纳入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分析框架。这样，由于基准置频率的影响，在长期来看可行的投资策略在短期内却被忽略了。
所承载的价值并不相同。思维会计实际上是多元的结构化过程①。多元结构化效应对正统经济学分析是破坏性的，一向被视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货币或时间等经济资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五、结 语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现代风险决策理论是从赌局的逻辑分析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风险和价值的心理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现代决策理论所建构的是理想决策者的规范模型，而不是对真实决策者行为的描述[19]。行为经济学研究在心理现实化方向的深入，逐渐触及到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为我们揭示了偏好关系的动态演进图像――偏好关系在决策者与其身处的环境之间高度随机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关系预先得到完备界定并在行为过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为经济学由此跳出了正统经济学设定的基本框架，放弃了正统经济学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
从经济学及心理学创建以来，学者们关于实体意义的心理基础一直处于永无休止的争议之中。在单极化的本质主义思想传统[5]之下，行为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及心理学一样，试图通过心理现实化在决策者一极确定普遍永恒的行为依据。这样建立的理论，要为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关联互动的行为现实提供说明，理论解释与行为现实之间必然产生系统偏差。事实证明，行为经济学家心理现实化后建立的理论并没有取得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加好的行为解释力[7]。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在描述性转向的形成过程中，开始远离不可观察的心理世界，越来越接近我们生活经验的现实世界。
虽然行为经济学放弃了找到永恒普遍的心理法则框架――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选择行为终极依据的规范性理想，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规范性理想，他们追寻的仍然是某个具备描述的心理法则框架――有限理性的自我。只是在描述性转向后，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完全理性，而转向了有限理性[12]；放弃了事先完备界定心理法则的先验玄想，而在决策的背景中、过程中去确定。描述性也好，规范性也罢，一颗观察、判断、选择的心，仍然是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基础。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真正指向的并不是心理，而是现实，即行为现实化。经济学理论在向现实世界开放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了现实世界，更加深远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变革――关系论转向[5]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行为的依据，既不可能单一地来自于自我(无论是完全理性的自我还是有限理性的自我)，也不可能单一地来自于自我所处的现实世界，更与自我和现实世界之外的第三者(某种结构的本质实体，比如意志、直觉、潜意识、心灵、灵魂、上帝等)无关，而必然在自我和现实世界的关联互动过程中被确定。 决策者不是设计者，也不是观察者或自动机或理解者，而是参与者，决策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互动构成其行为的全部。在关系论转向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问题乃是在根深蒂固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下提出的虚假问题，既无法界定，也无须界定，更不必回答[4-5]。
参考文献
[1] Arrow K. J. (1982). 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 Economic Inquiry, 20, 1-9.
[2] Benartzi S. and Thaler R. H. (1995).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 conomies, 110:1, 73 -92.
[3] Camerer C. F. , Babcock L , Loewenstein G., and Thaler R. H. (1997). Labor supply of New York cab drivers: One day at a tim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es, 112:2,407 -41.
[4] 冯燮刚，向现实世界、未知世界开放的新哲学[J].学术论文，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 200410.
[5] 冯燮刚，李子奈.行为经济学的心理现实化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J].经济学动态，2005, (10).
[6] Hammack J. and Brown Jr. G. M. (1974). Waterfowl and wetland: Toward hioeconomic analysis [ M ]. Baltimore: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7] Harless D. W. and Camerer C. F. (1994). The predictive utility of generalized expected utility theories [J]. Econometrica
注解：
① 根据Kahneman and Tversky[17],当面对多属性的选择时，决策者会基于多个维度的参照系(multiattribute reference state), 建立多个思维 账户(mental account)对选择的利弊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
62:1251-89.
[8] Kahneman D. (2003).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 December, 1449-75.
[9] Kahneman D. , Knetsch J. L, Thaler R. H. (1991).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5, No. l (winter), 193-206.
[10]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Volume47, Issue 2 (Mar,), 263-292.
[11]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84). Choice, Value, and Frame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4, 39:4, 341-50.
[12] 李子奈，冯燮刚，经济学知识的性质与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J].经济学动态,2005, (4).
[13] Simonson I.and Tversky A. (1992). Choice in context: Tradeoff contrast and extremeness aversion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9(3), 281-295.
[14] Slovic P.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erenc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5), 364-71.
[15] Slovic P. , Lichtanstein S. (1968).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robabilities and payoffs in risk taking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8, 1-18.
[16] Slovic P. , Griffin D. , and Tversky A. (1995). Compatibility effects in judgment and choice. In Hogarth, Rabin M. ed. ,Insights in Decision Mak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 Thaler R. H. (1980).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39-60 1980.
[18] Tversky fi. (1967b). Additivity, utility and subjective probability[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4:175-201.
[19]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91).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 - dependent model[J]. 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106:4 1039-61.
[20] Tversky A. , Slovic P. , and Kahneman D. (1990). The causes of preference reversal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80.
[21] Tversky A. , Sattath S. , and Solvie P. (1988). Contingent weighting in judgment and choice [J]. Psychology Review,95:3,371 -84.
[22] Tversky A. , Thaler R. H. (1990). Anomolyies: preference reversal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4,No. 2 (Spring) 201-211.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Orthodox Microeconomics
FENG Xie - gang, LI Zi - na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jing 100084, China)
经济结构理论范文4
1.1团队人力资本测量的研究从“投入说”、“产出说”到“内容说”，人力资本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学术界和产业界普遍赞成知识、技术、技能、素养等是人力资本本质要素的观点。但由于其难以测量，常用简单、客观、便于操作的显性指标作为替代，学历、职称、年龄、性别等的百分比便成为测量团队人力资本结构的选择。但这种方式对团队人力资本的反映是表象的而非实质的，对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团队价值创造不同的现象缺乏有力的解释。
1.2团队匹配内容及机理的研究在人员匹配内容及机理方面，按照匹配对象主要分为人－岗匹配、人－团队匹配、人－组织匹配三类。人－岗匹配是从岗位分析出发，员工的技术、知识、能力与岗位需要之间的匹配［16］;人－团队匹配是个人和团队其他成员在目标、价值观、特质等方面的匹配;人－组织匹配是指个人的人格、价值观、目标、态度与组织的文化/气氛、价值观、目标、规范的匹配，以及组织提供的资源、财政、物质、心理、机遇、任务、人际等与个人供给的资源、时间、努力、承诺、经验、人际等的匹配［。现有人员匹配主要围绕个人匹配展开，但对于把团队视为整体与工作对象匹配问题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孙锐等(2007)分析了知识型团队与知识工作任务的匹配关系，探讨了知识型团队的动态能力构建机制［25］。马卫华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学术团队的研究偏好与产学研合作项目越匹配，产学研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团队的学习能力［。现有将团队作为整体与作业对象匹配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主要是针对某一背景，研究团队匹配对组织关注内容的作用关系，对如何实现匹配的方法类研究还有待深入，因此，将扬长避短的分工思想引入团队管理，考虑不同团队与不同作业对象之间优势供需一致的工作安排，以期尽可能地发挥团队优势。
1.3双边匹配模型及算法的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双边匹配模型算法的研究，双边匹配思想起源于指派问题，通过多目标多指标决策、数学建模与优化等方法对以满意度、稳定性为目标的方法及决策支持系统等双边匹配问题开展研究。从GordenforsP(1975)提出偏好匹配以来，人们从序值信息的双边匹配决策模型及其稳定性判断方法、随机分布序值偏好的Gale-Shapley匹配算法等，构建了基于偏好的匹配模型。基于优势结构的匹配是一种特殊的偏好匹配，但更加具体深入，因为它定量地刻度了优势与劣势。一类是具有实际背景的双边匹配决策研究，例如:“人－设备”匹配主要是通过生理学、医学、人体测量学、美学等，研究负荷与职业健康、作业方法等内容，刘建刚等(2009)基于“任务－团队匹配矩阵”及“任务－团队效率矩阵”提出了任务智能化分配法［41］。但缺少将优势与劣势嵌入到匹配决策的思想。已有研究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匹配决策理论的发展，丰富了双边匹配决策模型和方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对团队人力资本结构的测量主要是面向显性结构，该种方式对团队整体人力资本缺少实质性表述，与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本质脱节，难以反映团队的优势与劣势，对扬长避短的团队任务指派缺少决策支持，也不利于团队人力资本效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开展以下研究:(1)提炼面向隐性结构的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概念及构建其测量方法;(2)鉴于现有团队任务分配较少考虑团队优势，提出基于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团队－工作对象”匹配模型，以期实现多团队多作业对象之间的科学分工，实现团队价值的优化，通过算例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基于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团队－作业对象”匹配模型
2.1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概念本文把团队人力资本结构分为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显性结构是基于对团队个体的累计百分比，可直接观测、计量，以年龄、性别、职称、教育程度、级别的比例关系结构。隐性结构是把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基于人力资本的内质指标集，团队的各项知识、素质、能力、技能、观念等指标实际值强弱相对比较结构。显性结构能反映团队基本的胜任素质，可以作为能否参与多个团队与多个作业对象匹配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在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常常基于平衡性考虑，使得各个团队的显性人力资本结构差异不大，这也导致通过显性结构无法实现团队与作业对象之间的最佳指派，也就是团队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指派。而隐性结构由于其刻画了自身优势与劣势，弥补了显性结构的不足，考虑到作业对象对团队人力资本优势与劣势的偏好差异，在对团队与作业对象匹配的决策过程中，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要结合起来，首先通过显性结构作为是否可以参与匹配决策的依据，也就是通过显性结构达标程度，保证团队人力资本满足工作对象的基本要求。然后把隐性结构作为如何配对的根据，实现有利于团队发挥最佳效能的指派工作。团队人力资本隐性结构是在以团队作为整体的条件下，在成员个体人力资本及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知能交叉影响下，以团队为整体的人力资本各项指标值之间相互比较的强弱结构。以挖掘和充分利用团队人力资本价值为手段和目标，从而提高团队价值创造力的方式即“竞优”，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是从最有利于认可团队价值的角度识别的一种隐性结构。通过识别团队人力资本隐性结构，尤其是竞优结构，能够了解团队的优势与劣势，为团队人力资本提升、作业对象匹配等决策提供支持。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内涵与相关概念区别如图1所示。
2.2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测量方法源于人本心理学的需求层次理论，被最大程度认可是人们的永恒追求。竞优结构是能最大程度反映团队价值的参数结构。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识别方法是基于效用函数，依据团队各项人力资本指标信息，以优化技术为依托，实现团队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的指标价值参数确定方法，它能够对各项人力资本指标相对优劣程度刻画、分析、判断并给出推断结论。本文选取具有目标引导作用的距离效用函数，以优化模型的价值参数为决策变量，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模型的价值参数最优解即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数学表达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团队人力资本内质指标体系(x1，x2，…，xm)的基础上;根据团队各指标实际值，以指标价值参数(w1，w2，…，wm)为决策变量;通过优化表现团队人力资本价值的效用函数Yi=f(wi，xi)，i=1，2，…，m，竞优结构的数学表现形式是实现MAX(Yi)的(w*1，w*2，…，w*m)，w*j为指标j的团队人力资本优势度。鉴于人力资本内质指标需要通过专家评分法获得，模糊数形式较能反映专家评分思维模式，用模糊距离函数表示团队人力资本价值，则团队人力资本竞优结构的测量模型。
2.3“团队－作业对象”竞优结构相似度测量方法“团队－作业对象”竞优结构供需匹配度越大，团队人力资本发挥的空间越大。用相似度大小表示二者匹配程度，优势结构相似度按公式(3)计算。
2.4基于竞优结构匹配度的益损值团队与作业对象的人力资本竞优结构匹配度越大，越有利于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把团队指派给该作业对象的人力资本效能收益为。
2.5“团队－作业对象”匹配指派模型设yij表示0－1决策变量，yij=0表示不将团队pi指派给工作对象gi，yij=1表示将团队pi指派给工作对象gi，建立如下指派决策模型。其中，zA为团队人力资本损失，zB为工作对象的损失。FA为团队成本矩阵，FB为工作对象成本矩阵。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基于人力资本优势结构的“团队－工作对象”匹配流程为图2所示。
3算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钢铁企业设备组成与功能越来越复杂，个体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在设备安全运行上常常需要团队去完成单个个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团队与重大关键设备这一作业对象的匹配优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安全水平、提升员工满意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团队的人力资本优势与劣势与所作业的设备优势与劣势偏好一致时，团队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团队绩效就更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带来人力资本浪费。因此，实现钢铁企业生产一线团队与设备之间的匹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Z生产线是AG集团的生产重地，分为加热炉区域、粗轧区域、精轧区域、卷曲区域四个区域，每个区域有完成相应功能的重大关键设备群，每一个设备群可以视为一个作业对象。该厂主要有四大团队，团队由生产人员、点检人员、协力人员组成，主要包括机械专业人员、冶金专业人员、轧钢技工生产协力，钳工、电工、配管、电焊、气焊等专业的设备协力组成，年龄结构主要分布在28岁到45岁，性别多为男性，职称按照高级、初级、中级的比例为10%，60%，30%;学历结构为研究生10%，本科生60%，专科生30%。根据各个团队的显性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各个设备群对于工作团队的基本要求，通过专家讨论，认为团队2无法胜任设备群2的作业需求，团队3无法胜任设备群4的作业需求，故在匹配成本矩阵中通过匹配成本为无穷大来体现，以保障排出将团队2匹配给设备群2的可能性，团队3匹配给设备群4的可能性。基于对钢铁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6类团队人力资本质量指标对于设备安全运行尤为重要，团队及设备在各指标的指标值是以访谈方式获得，以区间数形式给出。团队的人力资本指标值如表1所示，设备群的人力资本需求指标值如表2所示。依据模型(1)、(2)、(3)得到团队人力资本实际竞优结构合设备群人力资本理想竞优结构，如表5和表6所示。根据公式(4)、(5)、(6)，设团队与设备匹配损失具有对称关系，“团队－设备群”匹配的人力资本效用损失值为表7所示。根据公式(7)、(8)、(9)、(10)、(11)，基EXCEL于目标规划的匹配模型求解，得到“团队－设备”匹配方案。将团队1匹配给设备4，将团队2匹配给设备，1，将团队3匹配给设备2，团队4匹配给设备3。
4结论
经济结构理论范文5
【关键词】法权结构；现代经济法；权力；权利
【正文】
一、法权结构的界定
1．法权结构中的“法”。法权结构中的“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主体认知的“法”，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包括学者对规则及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民众对于规则及制度的普遍向往，主要体现为学理性的著述、大众的信念；二是法律规定的“法”，主要是指成文制定法，即由国家机关、国家授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规范性文件；三是现实表现的“法”，主要是指制度生活的行动者实际确立、维护并遵守的实践规则。以上三个层面分别构成法权结构的不同形态：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1]
2．权力和权利。根据政治哲学和社会学晚近的研究成果，权力更强调一种“控制权”，而权利则意指一种“行动的自由”。[2]权力和权利的本质利益属性，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或资源，而扩大到了几乎一切形式的资源。在当今社会，由于资源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任何公民个人、团体、国家机关等等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资源，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同意，自然就会产生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能力。[3]同时，权力与权利除了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还存在其他多种形式的关系。包括二者相互的影响、二者在一定的社会情势下发生的互相转化、二者在具体场域中的不同组合，等等。
总体而言，权利与权力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极端：互侵与互动。所谓“互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单极化的权力（国家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吞噬；二是指分散化的个体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反对或者武力反抗，以及个体权利对原属于公共权力领域的侵犯。所谓“互动”，同样是从两个方面而言：一是指多元化的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的尊重与信任；二是指有组织的、自治的社会个体权利和团体权利对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监督与信从（一种建立在信任和信念基础之上的配合与服从）。一般说来，法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法权结构表现为由“互侵”到“互动”的变迁。权利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动，也从屈服、盲从，逐渐演变为反对、暴力反抗，到理性思考、有限参与，再到追求自治、积极参与、严格监督，等等。当然，这是理想的变迁描述，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复甚至倒退亦在所难免。
二、经济法的法权结构
法权结构是指包含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就是包含或体现在经济法之中的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经济法”存在应然、法定、实然等多个形态，相应的法权结构即经济法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也存在应然态、法定态和实然态三个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层次。
笔者将法权结构在性质上界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传统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侵”，与之相对，现代法权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互动”。以此为基础，“传统法权结构和传统经济法”与“现代法权结构和现代经济法”可以形成对应的关系。所谓“传统经济法”，从理念维度分析，最基本的特征是“互侵”。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奉行单向度的“国家干预”的集权思想和“全权计划”理念，对国民经济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计划和安排；在西方社会则表现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崇尚的绝对自由和对公共权力的绝对排斥。所谓“现代经济法”，最基本的特征则是“互动”，表现为秉承“协调互动”的理念，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民主与政府管制的“协调互动”等，在促进和张扬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体现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追求政府的有限干预和市场的有限自治。当然，与传统法权结构和现代法权结构一样，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都只是一种大致的、笼统的理论概括。
三、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基本层次
（一）应然态：从共生到协调的经济法理念
应然态的法权结构是主体认知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学理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在应然层面，体现为经济法理念对于互动的诠释。经济法的理念即经济法的宗旨、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笔者以为，经济法的互动理念从法理角度看体现为共生，从制度角度看体现为协调。
经济法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相辅相成等关系，在法理层面都是共生的反映与体现，是权力与权利之间互动的高级形态，在有些场合，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甚至是互以对方为条件、须臾不可分的，比如在商会的组织运作中，商会对成员的组织、管理的权力与商会成员参与商会运作的权利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协调作为一种理念，其内涵也在于强调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共生。作为制度层面的理念，协调强调的是互动的制度化的理论表达，包括主体的协调、行为的协调、责任的协调等等。主体的协调是指分享经济法权力的主体与分享经济法权利的主体在机构设置、资格认可上的对应；行为的协调是指经济权力主体行为与经济权利主体行为之间的配合；责任的协调是指权力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力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与权利主体因违法的经济权利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匹配。
（二）法定态：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
法定态的法权结构是实体法及程序法规定的法权结构，主要是从立法角度而言的。现代经济法互动式的法权结构表现于法定层面，主要体现为各种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目的，在分析不同法律各自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寻求功能之间的组合以形成协同效应。就经济法制度之间的功能组合而言，即是针对具体的经济问题，主要通过经济立法将体现不同理念和原则的经济法律规范进行组合，并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施环节予以落实。实现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互动，在法定层面上最关键的就是完善经济法制度间的功能组合。比如在城市管理、规划行为中，政府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规划等经济权力必须与民众获得生活保障、获得再就业和再发展的经济权利相共生、相协调，才能发生互动的效果，这就需要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制度之间的组合，需要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与拆迁公民的生活安置和再就业发展制度之间的配合。
（三）实然态：从“互侵”中探寻通往“互动”之路
实然态的法权结构是指社会现实的经济生活体现出来的权力与权利二者的关系，与应然态和法定态的法权结构不同，它是法权结构在现实层面的终极表达。从功能的意义上讲，只有这个层面上的法权结构才真正体现了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实现互动的范围和程度，因而这个层次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法律的现实运行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实然态法权结构的分析也具有更大的难度。
从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的现实生态来看，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实然层次上存在很多的不协调，准确地说，在性质上离互动还相差甚远，“互侵”的现象反倒更为常见。比如商会组织不健全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反映了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之间的不协调、不配合，甚至相互侵占、职能错位、功能失效等状态。因此，对实然态的法权结构进行分析，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入手，从二者之间的“互侵”入手，分析不协调和互侵的成因，以此探寻实现“互动”的路径。这一路径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理顺法权结构三态之间的关联，使得经济法的法权结构在应然、法定和实然三个层次之间彼此互通、信息和资源共享，实现良性循环。
四、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具体特征
（一）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和“经济元权力”的制度化表达
现代法权结构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权力的多元化，不仅权力的职能要分散化，权力的主体也必须多样化。经济权力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权力、经济支配权力、经济强制权力、经济处罚权力、经济监督权力”，[4]随着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理论的发展，经济权力的行政性色彩日渐淡化，个体、社会与国家在对公共经济事务的支配上都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能性，特别是在主体上，经济权力的分享机制可以包括政府的经济权力、专门性机构的经济权力社会中介组织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等等。
经济权力的多元化带来了经济权力生态的繁荣，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中构建一个针对多元化权力本身的监管机制就变得极为重要。这个监管机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应是“经济元权力”的创设及其制度化表达。所谓“经济元权力”，也可以称作“经济权力的权力”，即创设经济权力的权力，它是所有个别的、具体的、社会化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和经济性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在制度化设置及运作中的终极性的价值标准。经济权力是特定主体对国民经济运行施加支配性、强制性影响的资格和能力，特别是对于经济行政主体而言，其享有的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权力，其从事的经济干预（如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行为。[5]规范经济权力、约束经济行为的关键在于为相应的权力和行为寻求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寻求的实践进路则是探索“规则”、“元规则”[6]在经济权力和经济行为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只有确立并遵循“经济元规则”及其衍生的“经济元权力”，各种具体的、分散的经济权力才能在根本上获得合法性，才能在经济权力社会化、泛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规范与正当，从而实现与经济权利的互动。
（二）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与规范化的制度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权利是经济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所获得的，实现经济目的的，满足物质利益需要的权利。事实上，经济权利的发生往往并不依赖于经济法律或经济合同的规定及约定，特别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实然态的法权结构都包括了经济权力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权利。
与经济权力不同，经济权利不需要“经济元规则”、“经济元权利”的制约，相反，最大化地实现权利、发展权利才是经济权利的本质内涵，也是互动式法权结构的根本要求。经济权利的问题在于私权的滥用同样会造成法权结构的失衡，在经济权力缺位、越位、错位的场合下，个体的经济权利往往会因为空间的无限和监管的缺位而挤占公共空间，结果或是个别的权利主体实施不正当竞争侵犯了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或是若干权利主体通过不正当联合或结盟实行垄断、限制竞争，比如价格卡特尔等，从而损害互动的法权结构，损害整体的社会福利。显然，同权力一样，权利自身也要具备实现互动的要件，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构建实现经济权利的规范化，即对私权滥用的制止。比如经济法中宏观调控的功能之一是弥补市场主体力量之不足，市场规制法则主要是对越出正常范围和幅度的私权进行纠正或惩戒。规范和监管等作用方式主要是消极、被动的，互动式法权结构还要求实现经济权利的自治化，促使个别、零散的经济权利主体由分散走向自治。自治即自理，是经济权利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监督经济权力行使的必然要求，一个有组织的、自治性很高的权利网络还可以自发地形成自我规范，有效地节约权利监管和规范的成本。
（三）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
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即社会中介组织掌控及享有的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社会中介组织在结构上连接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其重要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行政主体的替代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自治性管理；二是通过信息制造及传输以产出中立、客观、社会性的经济评价。前者的代表是形形的商会，后者的代表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咨询和信用评级组织。但社会中介组织的问题在于容易发生行政化和内部人控制。[7]行政化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变成政府的代表，沦为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权力触角的延伸，典型的比如各种官办产业协会；而内部人控制则是指商会组织内部发生经济学上的“道德悖逆”和“逆向选择”，沦为个别成员谋求私益、掌控话语权的工具，社会经济权力被个别权利主体挪用，社会权力的空间被个别权利主体挤占。
社会中介组织同时具有经济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利主体的资格与能力，这一点使它在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互动之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社会经济权力和权利的勃兴是实现及保障现代经济法的法权结构的关键。然而，这种双重的资格与能力也造成了对其进行规范和完善的重大难题，因为单向的权力制约和权利监管机制此时已经难敷其责。要完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应是经济权限制约机制的型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权限是“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力、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总和”。[8]经济权限强调在经济义务基础之上的权力与权利的复合，事实上是看到了在经济权力与经济权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仅有经济权力主体与经济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是不够的，而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支点完善法权结构内部的互动机制，这个支点就是义务。通过将义务同时附着在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之中，实现了经济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强制性倚赖，保障法权结构的互动格局。因此，经济权限本质上是一种法权结构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经济权限制约机制，是解决社会中介组织的社会经济权力及权利监管难题的关键。
【注释】
[1]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
[2]（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4]刘瑞复：《经济法：国民经济运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5]单飞跃：《经济哲学论纲——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建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29页。
[6]规则，又称“规则的规则”，参见（澳）布伦南、（美）布坎南：《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经济结构理论范文6
关键词：循环经济；嫩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
过去百年中，世界以环境为代价赢得了工业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短期内暴涨，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使世界各国都陷入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危机之中。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惨痛教训，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作为东北亚经济圈内一支潜在经济力量的嫩江流域，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迫在眉睫。本文在立足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嫩江流域的环境、生态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探索资源开发、循环及无害利用的有效途径，形成一条新的流域经济发展之路。
一、循环经济探讨
“循环经济”即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其目的是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简言之是指资源投入的循环利用，即资源投入――产品生产――产品消费――废弃物――转化成资源――资源再投入，形成物质流动的闭合环，不产生有害排放、环境污染的负作用。
当前，循环经济正处于研究和实践的初级阶段，其研究核心是以物资的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为基础，实现物资自然生态循环，以推动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路径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资源的高效利用。以矿产资源为例，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附加值极低，产品生产主要是矿藏的开采和初加工，生产成本高、对环境的影响大，而获得的利润少，且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变化，一些国家“关税壁垒”政策的实施，我国矿产资源的投入和生产效益更是面临严峻的危机。因此，只有寻找新的途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才能使资源投入和产品效益成正比。
第二类，资源的循环利用。这是循环经济实现的重要途径，通过现代科技实现废弃物的再利用，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都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改革传统的填埋式、焚烧式垃圾处理方法，变废为宝，利用垃圾进行发电，实现资源的创新开发，这一类型的资源利用必须以强大的科技作为支持。
第三类，无害排放。人类在现代化工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此类认识。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较晚，更要重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求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科技共存的大环境中实现物质协调、有效、可持续发展的流动型经济。
二、嫩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现状分析
过去几十年里，全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回环、艰难的发展之路，虽环境污染受到一定关注，但破坏及污染环境的产业发展模式还是大范围存在。嫩江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型地区，水力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在我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地位，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各类资源分布概况、资源开发的产业构成情况来看，在合理开发多类资源的基础上，利用资源分布的具体情况对该地区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不仅有利于扩大该地区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对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嫩江流域农业产业仍沿用传统生产模式，生产方式落后、产量低，大量的农药、化肥的应用对当地水土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工业方面，“工业学大庆”的口号至今还很响亮，一方面说明嫩江流域工业发展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局势下，大庆等工业老区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大油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地区面临的严峻发展形势，给传统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我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需要重视环境保护、需要开发资源利用的更大潜力。
根据《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主动作为，大力实施‘五大规划’发展战略，着力构建‘龙江丝路带’，扎实推进十大重点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要求，发挥嫩江流域独特的资源区位优势，带动整个东北经济区发展，这无疑是使东北地区经济彰显生机与活力的最优举措之一。
当前，嫩江流域产业结构存在的普遍问题大致如下：第一，产业较为分散，难以实现统一管理，综合运营效率低，大市场中综合竞争能力低、抗风险能力不强。例如嫩江县的大豆产业，其发展虽然有了不小的成绩，但产业的综合发展规划滞后，产业品牌意识落后，在全国市场竞争中还没有取得绝对的优势，在世界市场环境中更是显示出其发展的不足和巨大的进步空间。第二，产业链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产品的附加值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三，传统的行政区划对产业综合发展影响较大，不同省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建设重复，发展模式缺少创新，产业发展中缺少合作、共赢。第四，产业发展的文化支撑不够，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意识滞后，区域内特有的文化元素难以融入产业发展当中。
三、循环经济理论对嫩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与启示
循环经济理论使世界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结合嫩江流域所在的三省（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本文构建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认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在循环经济理论支持下对嫩江流域的产业进行科学整合，实现产业集中发展。如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对产业基础建设的限制，不同地区可相互合作、扶持寻找共同发展之路，避免产业链初级设施的重复建设，将产业链发展到更高形态，不断地提高产业的综合效益，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重复利用性。
第二，积极地推进绿色产业的发展，加大对生态园区的投资和建设。例如，嫩江流域有耕地面积近七十万公顷，2007年底统计嫩江流域农林牧渔总产值为89.24亿元，而2015年，嫩江流域的耕地面积并无太大变化，但农林牧渔的总a值却翻了一番。可见，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科技对于资源开发的程度有很大影响。因此，嫩江区域产业机构调整要看清形势、抓住机遇，延长产业链，发挥当地优势，使当地产业得到稳定、持续发展。
第三，在嫩江流域经济发展中扶植一批龙头企业，带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产业结构要有特色，能够体现地方文化和地方特色，如农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将地域文化融入产品品牌和包装中，既是宣传产品，也是弘扬地域文化，使产业发展依托文化元素走得更远。另一方面，注重产业品牌建设和宣传，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拓展产品市场，使企业发展走出地区、面向世界。正确定位嫩江区域产业发展方法，优化产品的营销策略，使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企业产品能够在大市场站稳脚跟。
第四，地方政府政策需加强协作与整合。嫩江流域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文化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的一体化区域，由于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还需进行跨地区、跨地方的政府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对已经被行政体系“碎片化”了的市场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对相互冲突、相互内耗的政策体系、分散制度进行重新协调与整合，提高制度安排的一体化水平和效率，促进嫩江流域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发展与升级。
嫩江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无害使用为指导，结合循环经济理论实现该地域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上升。同时注重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资源类型、人文特色等，建立综合开发、发展观念，树立民族产业品牌意识，使当地的经济走向持续、稳定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伍国勇，段豫川.论超循环经济――兼论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异同[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01）：5-10
[2]王圣，高旭.齐齐哈尔市生态文明建设资源分享[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