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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的概念范文1
Abstract： The new idea of studing environment security in perspective of broad safety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 security study in recent year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 of general safety，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no longer just about "security" or "environment"， but 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securuty.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 security，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dea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establish broad safety concept whose essence is to care general environment issues like ecology， resources and disasters， rather than just care the worsening narrowly defined environment， and thus revealing the core scientific issue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tudy， 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
关键词： 环境安全；大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视角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broad safety；non-traditional safety；perspective
中图分类号：X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186-02
0 引言
工业的大发展在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异常、土地荒漠、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水污染等。不断恶化的环境给国家、生物圈以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终于开始审视环境，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安全”[1]这个名词应运而生。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分支，越来越受到安全科学的关注，安全科学对环境安全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安全，而要形成大安全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1 安全的内涵与大安全观理念
“安全”在日常生活中安全就是人类的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不遭受到危害，最终可以把安全归纳为八个字“无危则安，无损则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安全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世纪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造系统的安全性及人造系统以及自然系统匹配与融合的可靠性上，而其中的关键又集中在保护人的身心安全与健康、人的智能开发与安全、人因失误的控制等人的生理、心理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种全新的、大安全观的安全理念孕育而生，这就是大安全观（图1）[2]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总称。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第一，传统安全关注的对象和主体只是国家，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向外延伸而已，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是多种主体而不只是国家，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个人类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安全。第二，解决危机的方式手段不同。传统安全强调军事竞赛和付诸战争手段解决危机，而非传统安全由于威胁的多样性，主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协调才能化干戈为玉帛。第三，二者成因不同。传统安全原因是蓄意的来自国家外部因素，非传统安全原因却是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兼半。第四，所产生的后果各异，传统安全是局限在危机涉及的国家之内，但非传统安全则会“外延”和“扩散”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的范围往往超出一国的界限。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联系：①大多的非传统问题是由传统安全逐渐产生的，非传统问题以传统问题而存在。②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由于都具有“外溢”性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③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彼此交叉以及相互作用，各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安全策略时都应给以充分考虑。
2 环境安全的由来、意义与特点
2.1 环境安全的由来 1987年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了“环境安全”这一概念，引起了环境与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烈讨论。环境安全是在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和恶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如今，环境安全概念已被广泛使用。
2.2 环境安全的意义 环境安全的本质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发展的问题。环境安全概念的产生及运用是环境与安全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环境安全问题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2.3 环境安全的特点[3] 整体性：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环境是相连相通的，任何一个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
长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产生是短期的。产生的危害是长期的。而且要想解决和恢复必须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
全球性：正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一样，环境安全也是跨越国界的。
不可逆性：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过生态承载力的“阈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野生动物、植物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恢复。
3 环境安全研究的视角
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4]。目前对于环境安全的研究要形成以传统安全视角和非传统安全视角为总合的大安全观视角[5]。
在大安全观视角下研究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肯定了环境安全是一个已经对社会、国家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这符合传统安全的理念[6～8]；其次，肯定了环境安全是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9]已经上升为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最后，将环境安全引入到广义环境领域，如：生态、资源、灾害等。可以认为大安全观视角研究的是将只关注日益恶化的狭义环境问题上升到用安全的概念和视角，在广义的环境[10]范围内探讨各种生态、资源、灾害等问题。
将安全的概念引入到环境科学的领域，将环境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的角度，从而重新审视、思考并研究那些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问题是大安区观视角的实质[11～12]。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环境安全的研究和发展，应当将环境安全的概念深入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4 结语
从大安全观视角看环境安全，是将环境安全的问题从片面的安全问题或环境问题上升到广义安全的高度，是将只关注日益恶化的环境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上升到用安全的概念和视角，在广义环境的范围内探讨各种生态、资源、灾害等问题。这就需要理解非传统安全的思想，树立大安全观的理念。如今，环境安全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运用大安全观的理念为综合研究环境安全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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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的概念范文2
【摘要】山地城市的生态安全关系到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脆弱性的特征。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指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环境空间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命线系统构成，并提出了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关键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策略
山地是人类聚居空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地域环境的复杂性、交通条件的封闭性、建设活动的艰巨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特殊性。但目前对山地的认识和研究尚处在启蒙阶段，山地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经验积累和实践探索储备又不够[1]，这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破坏性建设严重，山地生态失调，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繁，使山地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从界定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和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内涵出发，提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构成，以及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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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及内涵.
城市为人类聚居生存环境，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是由城市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两大部分组成的人类聚居地。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2]、敏感性与脆弱性 [3]的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本次研究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将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界定为指对城市生态系统过程中影响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实现良好调控，同时具有较强的应灾能力的状态。基于此概念界定，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以及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类的安全，前者是指山地城市人工及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处于无危险状态，后者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可持续能力。
2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
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结合城市规划、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背景，认为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安全四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部分组成。
2.1 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建设活动
当前中国处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用地空间的拓展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人居实体空间形成必须的，这里重点关注城市建设活动对生态安全的影响。
1) 城市用地选择的安全。一般的城市规划用地选择时进行的用地适用性评价主要针对用地的灾害性条件等方面来进行评价，考虑用地区位条件、城市发展要求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但从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用地的选择还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生态安全影响，并追求用地的选择不损害城市生态安全，同时能够适当优化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在5.12地震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北川县城就是选址欠科学的例子之一，“山地规划第一要选择稳定的场所，一定要避开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和洪水等的地段;……”[4]。
2) 城市土地利用安全，土地是生态环境和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驱动力是影响着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的驱动力因素。沈清基指出随着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增加城市用地类型，具体而言，要对城市不可建设用地进行划分和规划，可以有效地保护郊区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增加城市的用地组成类型，用以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5]。
3) 城市建筑与生态安全。城市建筑过密是导致城市气候改变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建筑对降水和城区地表径流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城市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
4) 人均耕地减少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由于城市化、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原因，耕地被占用越来越多，人口增加，导致城市与工业用地扩展占用了大量的沃田良土，必然对农业生产与生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2.2 经济系统安全――产业发展
山地城市在做产业规划时有其特殊性，首先山地城市可以建设的用地非常少；其次山地城市区域普遍经济落后，传统农业种植占较大的份额，对生态环境有特别大的威胁，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最后基于山地地形地貌，产业布局应该与空间地理相结合，经济与地区优势和特色相结合。工业生产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产生大量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三个方面。应该建立生态化的工业体系，实现清洁生产，发展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形成新的工业范式。
2.3 社会系统安全
居民是城市聚居的主体，它们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社会保障等等都会影响城市的生态安全。
1）人口规模以重庆市为例，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城市建设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重庆的新建区域常常突破原有城市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界限，向高坡度、高生态敏感性的山体推进。因此人口规模（数量）和资源供求之间要保持平衡。
2）生活方式居民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城市生态安全，如汽车的使用，汽车产生的噪音、震动和排放的废气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和臭气，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有生活废水导致水质恶化的问题和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3) 社会保障 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综合服务能力高。要满足居民的就业、居住、供应、医疗、保健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使居民享有充分可靠的生活保障。注重对残疾人、老龄人、失业者、贫民等特殊人群的关怀，犯罪率低，保持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
2.4生命线系统安全
一般说来，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是指城市供水、供气、供电、交通、通讯、防灾等基础设施系统，但这里探讨的生命线系统还包括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本质上讲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6]。城市扩展过程中，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
3 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3.1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域观
本文所探讨的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理范围虽然指的是城市规划区，但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来都是不受行政范围约束的，特别是山体和水域更是如此。应该将维护国家层面的山地生态安全屏障视为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石[7]。
3.2开展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理论支撑
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研究的本质[8]。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主要诱因来源于人类活动，而对人类活动进行科学引导离不开学术理论的探索――山地人居环境科学。
3.3 建立稳固的安全的生态基底支撑系统
将规划区范围内的山脉、水系、冲沟、林地、农田、湿地、荒野等非开发建设的自然资源划为刚性的绝对保护范围。可以从深圳的城市生态安全基本生态控制线、浙江台州制定的分区生态基础设施的控制性规划和俞孔坚提出的“反规划”途径收到启发。
3.4 加强山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建设。通常山地城市的道路交通用地所占比例较小，路面等级低，弯道多，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瓶颈。二是加强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新建、扩建、改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提高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率。三是搞好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改善落后的燃烧设备、技术及能源供应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四是加强城市防灾减灾工程设施建设，提高山地城市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制定防灾减灾规划达到“规划本质安全化”的目的。
3.5 建立山地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机制
确定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判断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及发展趋势，以建立应变机制。
3.6 让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安全观
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生态安全在安全目标追求和安全实现机制上都与传统安全有着重大区别，一方面，生态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只能由人类生活共同体间共享的综合性安全；另一方面，生态安全不仅仅追求威胁的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
4 结语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其安全性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弱的特点。为此面对山地城市建设的紧迫要求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尽快妥善解决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与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矛盾。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认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四个层面组成。和任何系统一样，该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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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经济安全 因素 评析
一 旅游经济安全概念的提出
“旅游经济安全”这一概念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旅游经济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全新的等待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只要存在旅游业，就必须存在着旅游安全的问题。但是，旅游经济安全等同于旅游安全，它大于并高于旅游安全。旅游安全从旅游业运行的环节和旅游活动特点看，“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六大环节，即饮食安全、住宿安全、交通安全、游览安全、购物安全、娱乐安全六大类”；从旅游学研究对象看，“可分为旅游主体安全、旅游媒体和旅游客体安全。旅游主体安全即旅游者安全；旅游媒体安全主要集中表现在交通安全和旅游从业者安全；旅游客体安全即旅游资源的安全，涉及资源的保护、环境容量与可持续发展”。而旅游经济安全则是指旅游这个行业发展的安全，是旅游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安全。说到底，旅游经济安全问题就是旅游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 影响国内旅游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分析
影响旅游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其实就是影响国家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旅游业自身因素，四大方面。
1 政府因素分析
首先，政府对旅游的重视程度，决定着旅游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一个国家是否重视旅游业，决定着旅游业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部分工作只能由政府或主要应由政府承担。例如，国际旅游合作协定的签订，本国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本国整体旅游形象的塑造和促销，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例如，有的国家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那么，在这个国家，旅游业从政策、资金、人才、资源开发以及市场开发等各个方面都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旅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其他国家无法比的。一般而言，国家的重视程度决定着旅游业发展的程度和壮大的程度。其次，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度，决定着发展国际旅游的优化程度。因为，当今社会，世界是处于普遍联系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与世界各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那些坚持对外开放并能妥善地处理好各国家关系，才会打开国门，拥抱游客，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一个闭关锁国，外交紧张的国家，外国公民连这个国家的国门都难以踏进，又何来旅游业？更谈不上壮大旅游经济。因此，政府灵活、开放的外交政策，是发展国际旅游，壮大旅游经济的重要前提。
2 经济因素分析
旅游市场的发育程度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一个国家就算具有发展旅游的优越条件，旅游业也不一定能够发展起来。毕竟，旅游业和其他行业不同，它是一种休闲产业，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程度，人们才会有进行旅游的愿望和需求、时间和资金上才有保障，旅游业发展才具有了源动力，这个时候，旅游经济才能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足够的资金更好地开发旅游资源，培育特色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3 社会因素分析
旅游活动的六大环节中，安全问题一直贯彻始终，而旅游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取决于一国社会的安全程度。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在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也只有在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如果一国家长期处于民族和宗教矛盾、种族冲突、权力纷争不断，旅游经济安全就无从谈起。同时，一个国国民的素质程度，也考验着旅游经济发展的吸引力程度。毕竟一国的旅游经济安全是要靠全体民众努力去实现的。民众对旅游者的亲和程度、包容程度，旅游方面的领导、管理、技术、服务人员的战略谋划、理念导向、资源开发、综合接待、全面服务的程度，都直接关系到旅游者旅游的愉悦程度、信心程度。因此，整个民众素质，其中各类旅游从业人员，尤其是领导和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等等更是关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4旅游业自身因素
旅游业自身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第一，旅游发展战略的可行性。旅游经济要发展好，应制定好相关的发展战略。如果一个国家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能适时根据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将对旅游经济起到经济的引导作用，必然会收到有效的成果。反之，就会造成旅游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倒退甚至遭受巨大损失。第二，得天独厚的旅游优势资源拥有程度。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发展旅游业，一个国家要发展旅游业，应当拥有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与众不同的民俗和风情、历史与文化，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以及较强的综合接待能力等等。第三，旅游的安全程度。旅游经济安全既包括旅游安全，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游安全。旅游安全即旅游自身的安全。旅游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旅游安全性是旅游质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影响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就没有旅游业。强调旅游安全，就是要为旅游者提供人身、财产、心理、精神、物质、名誉上的安全经历，这是旅游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的基石；就是要为旅游者在开展旅游活动时，提供景点、交通、消防、餐宿、治安等旅游载体和环境方面的安全保障；就是要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张进福、郑向敏，旅游安全研究，《华侨大学学报》，2001
经济安全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金融开放 金融安全 影响
金融开放、金融安全概述
金融开放也称为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是经济开放的主要内容，经济开放主要包含外贸自由化、国内金融体系自由化、减少财政赤字、汇率自由化以及外汇自由化这五个方面，金融开放与金融抑制是相对应的。在金融开放政策下，主要有以下几点措施：金融管理当局减少对国内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并逐步降低银行等准入门槛；逐步建立健全多样化的金融机制和现代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放松对利率的监管，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并在确保实际利率为正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取消信贷额度管制，通过市场完成信贷配置；放松对汇率的监管，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防止汇率扭曲僵化等。
对金融安全的理解，各个学者的认识有所差别。一般可以将金融安全理解为货币资金融通上的安全可靠性，只要是跟货币流通、信用等直接相关联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到金融安全的范围之内。另外，也有学者对金融安全做过较为全面的范畴上的界定，认为安全属于国际关系学概念范畴，因而金融安全则是从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引申来的。在国际关系学中，国家安全一般指维护国家核心价值，包括保护国家、内外经济秩序正常、制度不受外来干扰，以及社会对国家维护该状态的信息及感受等。金融安全则是维护国家金融核心价值，既包含了维护该价值的能力，又包括社会公众对此能力的信心。金融核心价值首先表现为国家金融财富的安全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制度正常维持并正常运行。并将金融安全是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切实掌握本国的金融，掌控控制本国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本国金融正常运行及发展的控制等。
依据金融安全的内在含义，金融安全讲的是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活动具有稳定性，金融能够稳定地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行、宏观政策能够有效落实，而且金融完整、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充满信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对于经济安全以至于国家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确保金融安全，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才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外资本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健康持续增长。
总的来讲，金融安全指的是国家低于国际资本冲击，并保持本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健康有序运行发展，或者即使受到冲击也能避免本国金融体系发生重大损失、波动，保证本国金融财务流失、维持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维护该种能力以及对保持该能力的主观信心，以此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关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逐步实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金融开放在增强国家金融收益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风险，面临着金融安全的考量。回顾最近几十年世界金融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一系列危机的背后都隐含着金融安全的风险因素。
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经济进入一体化时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全球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不少国家都加快了本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逐渐放宽甚至取消对国际资本的流动限制，金融自由化已成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这种现象一方面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大量的国际货币资金，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另一方面，金融开放政策也会造成金融危机，引发金融风险，造成国家经济动荡、混乱，威胁金融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金融改革和经济开放步伐，并于1994年允许有条件地兑换经常性项目，于1996年实现自由兑换经常性项目。在2001年加入世界货币组织之后，我国更是加快了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金融开放，并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
金融开放过程中，对金融安全的考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内金融开放会将之前隐藏于经济体中的潜在金融风险释放出来，并引发新的风险，由此产生的新的金融交易活动以及新的金融工具会导致剧烈的投机活动，增强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其次，金融开放会进一步积聚经济中的微观风险，引起资本外逃、外债剧增、经常性项目逆差加大等风险，进而导致外资投机活动加剧。再次，导致其他风险转移至金融领域，引发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会引起经济泡沫形成并不断膨胀，泡沫是金融风险的主要载体，泡沫的膨胀说明风险正不断变大，泡沫破灭则表明风险已向明确的损失转化或者风险减少。加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不到位，更是为金融风险的膨胀提供了沃土，为泡沫的产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进而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债务领域、货币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等各个方面都形成泡沫，引发风险。最后，金融开放会促使金融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导致实体经济对金融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弱，并使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尽管经济泡沫会膨胀，但受制于资金供应量等因素的制约，经济泡沫不会无限制膨胀，一旦资金供应无法跟进，大众心理预期下降，就会导致泡沫收缩，使得经济逐步回归正常水平，甚至会引起进一步的价格下跌，造成资产价值远低于实际价值，形成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是造成金融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危害金融安全的最主要途径，金融开放为金融安全危害因素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危害金融安全的危机常常会表现出普遍性、突发性、综合性等表征。金融开放引发的经济泡沫常会突然破灭，而且金融开放所产生的不安全因素几乎在所有的金融开放国际地区中都普遍存在，所产生的危害也常是多种不安全因素综合造成的，这都是基于金融链条的复杂性及安全阀门的缺失。
金融开放过程中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
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包含着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既包括微观方面也包括宏观方面。如金融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所面临的汇率、违约、利率、技术等风险因素，或者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制度性风险、资本外逃、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这些风险因素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讲，只要有金融活动，必然就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即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具有反作用，两者存在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存在金融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安全受到威胁，只要金融风险没有影响到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金融安全就不受到威胁。金融安全只是说的那些能够威胁到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的金融风险，并不是针对一切金融风险。对于金融风险，要敢于面对，承认其客观性，针对不同的风险研究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遵循金融运行的潜在规律，避免人为干扰金融的正常秩序，保证金融正常运行。
金融危机对金融安全具有直接的威胁。尤其是面对那些突发性的、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安全常会受到严重危害。严重的金融危机会通过以下途径来损害金融安全：剧烈冲击国家金融体制，是国家金融制度无法正常运行，扰乱国家经济生活；导致资本外流，极大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国家财富外流致使经济实力降低，国家长期利益得不到保障；影响信息、资金的流动，干扰货币供应过程，影响就业和生产，抬高物价，影响社会再分配，激化社会矛盾。金融危机跟金融安全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国家经济逐步放开过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越发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处于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当积极树立金融安全意识，从战略高度来加以处理，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金融稳定。
金融开放产生的金融安全问题影响
（一）影响到本国的资本流动
如果不考虑本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金融结构改革，一般认为在资本逐渐由管制到自由化放开的过程中，资本的流动跟国内外利率的高低有密切关系。在本国利率高于国外利率的情况下，资本会向国内流入；本国利率低于国外利率时候，则会出现资本外流现象。金融开放应当与国家的金融结构改革步调相一致，但是也不能形成公式化的理念。依据巴切塔模型，金融开放与国内外的资本流动之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能将国内的利率水平作为资本流动方向的绝对依据。在自由化的社会经济中，仅仅开放金融并不一定会致使资本外流，如果本国的资本边际产出不变或者下降较少，本国的投资机会较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资本的急剧外流。金融开放对于本国的金融资本的流动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本国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安全，应该看到资本的过渡流动会扭曲国家金融结构，威胁到金融安全。
（二）会影响到本国汇率及利率的稳定性
金融开放政策实施之后，金融资产的转移更方便快捷，因此可以显著影响到本国的汇率，同时也会对利率产生影响。首先，依据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见图1）假设在货币需求量Md一定的情况下，货币的供应量Ms是根据外汇储备R以及国内信贷差额构成，并且货币乘数为Y，有：
Md=Ms=YD+YR=Y（D+R） （1）
式（1）可变成：
R=Ms/Y-D （2）
通过公式（2）可以发现，在保持货币需求和供给稳定的前提下，国内信贷如果增加则会引起外汇储备减少。
如果本国金融放开，资本开放，一国政府依靠加大货币的发行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导致该国的外汇贬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本国的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会进一步消耗掉本国的外汇储备，并因此遭受国际资本的投机性攻击，进而引发本国固定汇率的稳定性，威胁到本国金融安全。在汇率超调模型下，剧烈的资本流动往往伴随着过度的波动汇率，而且对于商品市场，在金融市场上波动表现的更加迅速，进而导致汇率产生偏离。
（三）会影响到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
银行资产一般都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的主体，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体系不稳定常会影响到本国的金融安全以致经济安全。金融开放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有较大的冲击。金融开放之后，大量外资会进入本国银行体系之中，使得银行可贷资金增加，造成银行信贷膨胀，造成不良信贷增多。短时间内银行的信贷急剧增加，会导致银行管理滞后于形势，对风险评估失误，造成风险管理的失控。而且，伴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得银行的特许价值降低，致使银行利润下降。银行特许价值，就是依照未来的银行预期利润贴现得到的现值。银行门槛越高，则意味着其垄断利润就越多，特许价值越大。伴随着银行的门槛降低，外资银行介入，原先的特许价值大大降低，垄断利润也大大缩水。这就造成本土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大不如前，极易造成高不良贷款率，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1.姜波克，朱云高.资本帐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框架[J].国际金融研究，2004（4）
2.张幼文，周建明.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M].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4.王方华，肖林.金融贸易全球化战略协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经济安全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金融安全；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8-0009-03
当前以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东亚地区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为代表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结果是全球资产流动性泛滥，房地产和证券资产价格不断推高，金融资本在国际间流动速度加快，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建立在国际收支均衡基础上国际金融体系正在面临潜伏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形势下维护自我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评价国际金融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根据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金融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一、金融安全的概念
关于金融安全，国外学者并没有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他们通常将金融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经济安全的部分进行探讨。中国学者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以王云龙为代表的“正常运行”论和以梁勇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论两种主流观点。
王元龙(2003)认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和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1]
梁勇(1999)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认为，金融安全是对国家“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能力与实际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2]
综合上述两种关于金融安全概念的观点，无论是“正常运行”论还是“核心价值”论，其理论的研究角度是一国这个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一国金融体系已经纳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取得经济发展。如果片面强调一国的金融体系正常运行、金融财富安全、金融不受妨碍、金融信心维持，那么采取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大量国际投资外流、失业率增加、国际贸易活动减少，最终使国家经济增长受阻(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政府为避免大量资本流，出于1998年9月1日宣布实行了严厉外汇管制政策，内部包括对外资对外往来资金账户的资金调动需经政府批准，所有金融资金交易只能通过马来西亚政府授权的金融机构进行，外资投资需在马来西亚滞留一年以上方能撤资汇出国，实施钉住汇率(1美元兑3.8马元)等。结果造成马来西亚在金融风暴后的数年内承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国家的经济增长严重受阻。)。
从今天来反思和审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给予的启示，不应将金融安全的概念从一国角度来定义，而应当从全球视角出发来界定。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是在不完全市场约束条件下实现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法人治理六大功能，而金融危机出现的后果必然是金融体系功能无法实现或者被扭曲。所以，金融安全应该被定义为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下，为避免金融危机出现而对一国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创新而付出的努力，以维护国家和国际货币供求、资金借贷、资本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均衡。
二、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在实现金融安全的四大基础中，国际收支均衡最为重要。从一国到国际间货币供求、资金借贷状况到资本市场运行，最终都体现为国际收支的具体表现。
中国对美的巨大贸易顺差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西方部分人士指责中国实行的固定汇率政策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从而造成中国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经贸关系的紧张局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国际失衡的持续现象不但威胁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使中国金融体系受到了重大影响。
(一)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货币供给的影响
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必然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增加人民币供给。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伴随明显的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外汇资产货币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06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同期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达到2499亿美元。”[3]数据表明近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量主要通过经常项目结汇而实现。受外汇储备增长影响，2007年第一季度广义货币(M2)余额36.4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增速同比降低1.5个百分点，但比上年末加快0.4个百分点。[4]虽然在2006年中国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等措施回笼货币，但是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依然推进货币供应量的较快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例已经由2004年末的185%增长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的728%。
货币供应迅速增长的结果必然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推高，虚拟经济运行逐渐脱离正常轨道，最终形成全社会的资产泡沫。而这些现象恰是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奏。所以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货币供给增加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二)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国际收支顺差所带来的外汇资金流入标志着国际私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它既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成为资本市场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5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开始复苏的时期正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最为强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开始加速进入中国。当时有学者估计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股市的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相对于流通市值达1.28万亿的中国股票市场并不为大，但是对于不成熟的中国股市来说，国际资本投资股市的示范效应远远大于本身的规模。如今，上证A股综合指数已经较当时上升了4倍，在长期牛市的带动下，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股市的规模更为庞大。
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经常项目顺差增加，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大幅下降。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较上年下降84%。其中证券投资逆差676亿美元，增长12.7倍。[5]这表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投资到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国际资本加速了中国股市股票价格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波动。从2007年2月27日A股市场创下1997年以来单日股票下跌最大跌幅的事件分析，这次股市的剧烈波动与前段时间QFII的减仓以及国际投行对中国股市看空的言论相关。进入5月以后，国际资本对于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表现为更大的投机心态。无论国内投资者与境外资本方在这场股市中的博弈结果如何，大规模股票投机造成股市波动的结果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对中国金融体系健全化过程的重大挑战。
(三)国际收支失衡对银行信贷市场的影响
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资金借贷市场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贷款期限结构短期化；二是外债结构短期化。
由于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中国商业银行愈来愈偏好对短期项目进行放贷，从而促使贷款期限结构短期化。商业银行追求短期化贷款的结果必然加剧贷款在全年的季节性波动。这不仅与实体经济部门有效需求不匹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市场形象，不利于维护与客户的关系，而且也容易误导管理当局和市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
虽然中国外债偿付率远低于25%的国际经验标准，但是从外债运行来分析，外债存在的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其集中表现为外债结构短期化。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06年末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1393.60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43.15%，比上年末增加144.58亿美元；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1836.28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56.85%，比上年末增加274.85亿美元。[6]短期外债的规模过大，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增大，速度加快，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不断上升，对经济的风险就比较大。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都曾有一个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的过程，因此短期外债规模成为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警戒信号，需要引起管理当局的高度警惕。
综合全球国际失衡对中国货币供应、资本市场和资金借贷市场的影响，将加大正在改革中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致威胁金融安全。中央银行利用传统货币传导机制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日渐不明显，从2007年5月20日中央银行加息、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政策并不为资本市场所认可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正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下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步骤和效果对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三、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分析，提出以下几点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从金融体系功能来重新规划金融体系改革
克鲁格曼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因此减少政府对金融体系改革的干预，才能真正发挥金融体系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法人治理六大功能，以不致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
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状况，考虑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因为金融不稳定因素转化为金融危机前具有一定征兆，建议危机预警体系可以把握主动，降低治理成本。该系统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构成，具体负责全国范围内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根据各行业制定预警指标体系，由三大监管机构共同对入选指标的具体数值进行监测。当某个变量偏离值程度接近临界值时，可以认为这是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潜在金融风险的预警信号。监测机构将风险信息和应对方案及时传递到金融部门，以实现金融风险预警的效果。
(三)以合作创新化解潜在的金融危机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既对一国金融体系存在威胁，同时也对国际金融体系构成风险。如作为国际贸易的中美双方，中国由于贸易顺差导致货币政策执行困难，美国也由于贸易逆差而遭受赤字压力。中美任何一方体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对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创新代替守成是化解潜在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
合作在于抛开意识形态和短期利益之争，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使全球金融持续稳定增长。具体措施包括：全球各国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督，建立完善的银行监督机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督，增加对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增加所有国家宏观经济包括财政状况和货币状况的透明度；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应急贷款的机制和能力。
金融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金融制度、工具、技术创新从根本上完善金融外部性带来的风险，建立起风险分散和分担机制，实现全球金融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最佳组合。
参考文献：
[1] 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 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3][5][6]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国际收支报告.
[4]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Discuss on China's Financial Security of Global Imbalance of Payment
WENG Shi-chu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经济安全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 虚拟水贸易;水安全;粮食安全;政策化
中图分类号 F746.14;U65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134-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Allan教授提出了虚拟水(Virtual Water)的概念,专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这个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被人们逐渐认识其对于实现区域和全球水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1 研究进展
2002年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荷兰海牙召开,虚拟水作为单独的议题被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以虚拟水为主题建立了工作组,对虚拟水的概念、意义和理论依据做出了较为广泛和详尽的讨论。经济学家Hokstra和Chapagain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原有的虚拟水流量测算方法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提出水足迹(Water 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用以衡量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水资源的消耗状况,为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应用范围。Hokestra和Chapagain等人提出水足迹的概念之后,对虚拟水流的计算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运用“树形结构”将虚拟水含量细分为农作物虚拟水含量、加工品虚拟水含量、动物虚拟水含量和工业产品虚拟水含量。并初步计算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虚拟水流量和各国的水足迹大小。Chapagain在进行国别研究的时候将虚拟水进一步细分为绿色虚拟水、蓝色虚拟水和灰色虚拟水,对虚拟水贸易与环境保持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探讨,将虚拟水概念引入了生态环境领域[3]。
虚拟水和水足迹等概念的提出逐渐理清了虚拟水理论的逻辑脉络,在此之上,学者们也不断探讨虚拟水理论的深层次依据。Allan教授认为虚拟水概念最核心的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将一国较为优势的资源出口本国将获利”。
随着虚拟水理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虚拟水政策化的讨论也逐步展开。2003年3月第三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讨论虚拟水贸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将虚拟水理念政策化提上了日程。而这一主题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顾忌的问题,至今仍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热点。2003年4月世界各国学者就虚拟水政策化主题召开了电子会议,专门探讨各国水安全、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2005年9月,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GDI)建立了虚拟水贸易工作站。2006年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召开,专题讨论阿拉伯地区的虚拟水贸易与水安全的关系。2006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专题召开了水资源周讨论虚拟水理论的进展和应用。2009年3月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粮食与水”、“水的综合管理与保护”等论题中再次讨论了虚拟水理论的政策化问题。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资源公报提出力求使水足迹平衡的水中立(Water Neutrality)概念,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减少和补偿水足迹影响的概念[4]。水中立指尽可能理性地减少某项活动的水足迹并补偿剩余水足迹的负外部性。水中立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将利益相关者与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良好工具,有利于探讨减少水足迹目标和机制,从而对剩余水足迹环境和社会影响实现补偿。
此外,虚拟水概念不仅纵向不断延伸,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概念的提出将虚拟水与虚拟土地、虚拟二氧化碳、虚拟氮等概念相提并论,为全球资源量化及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将水足迹概念与生态足迹、碳足迹等概念联系起来,使人们的消费对自然的影响更为清晰、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Heokastra等人)。也有一些学者将虚拟水换算成生物能量,使虚拟水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一个支点(P W GerbensLeenes等人)。这些都为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不断开拓视野,打开思路。
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主要考虑需要实现两个政策目标:第一,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国家和地区之间水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国家和地区的水安全。第二,在实现国家和地区水安全的同时,确保虚拟水贸易不影响该国、该地区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如何实现,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双方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
刘?哲等:虚拟水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化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2 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各方争论
2.1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从虚拟水相关理论提出伊始,关于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国外学者就一直在争论和讨论。在虚拟水和水足迹概念的框架下,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研究。Allan研究得出中东地区的30个国家正在通过进口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方式进口虚拟水,来补偿日渐减少的水资源。Hakimain,Turton,Wickelns等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虚拟水贸易量和虚拟水流路径作具体的分析测算。Hoekstra and Hung报告了全球食物以及其他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贸易中的虚拟水平衡测算结果[4]。以色列大学的Hillel Shuval指出,中东的干旱国家拥有极少的水资源, 这些水应该用于更为急需的地方;进口富含虚拟水的农产品能够兼顾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东京 大学M D Sirajul Islam对全球虚拟水流向对缓解缺水地区水资源压力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全球水资源的空间分布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了非均衡的重新分布,全球没有水资源紧缺压力的人口减少,中等压力和高等压力的人口增加,但极度缺水的人口减少。Hoekstra和Chapagain提出全球农产品贸易量的增长快于全球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供给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由于消费了更多的工业制品而使其水足迹更大。Maria Berrittella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W)将虚拟水纳入全球贸易分析框架。结论显示未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当贸易模式转变时(贸易产品虚拟水含量不同),该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量增加;而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更多的富含水产品。这使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
国外支持虚拟水理论政策化的学者一般将虚拟水问题放置在全球贸易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做了大量的国别研究。对品种的研究也都以国家为单位,为各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第一,虚拟水贸易的确对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虚拟水贸易对部分缺水国家,如中东北非等国的水资源紧缺现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第三,在贸易结构调整中考虑虚拟水因素确实能够提高水资源管理的 效率。
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并非对虚拟水贸易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虚拟水贸易具有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针对如何平衡国家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将虚拟水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的唯一主导因素。一国政府出于对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来解决水资源问题。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一国现有水资源和虚拟水贸易的潜在供水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通盘考虑。但是具体如何将以虚拟水为表现形式的水资源要素纳入到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中各国学者只给出了研究的思路,而实证性的研究尚未完成。
Hofwegen认为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决不是简单地让贫水国家和地区进口虚拟水,要将虚拟水战略作为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彻底了解虚拟水贸易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状况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应从货币(通货)、粮食安全、粮食、就业和水资源等几个方面来研究。Wichelns在研究中也指出[5],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虚拟水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其政策相关性和实际应用性,但虚拟水贸易理论只是在水资源方面揭示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并不应该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仅仅依据虚拟水贸易,应该全面地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全面确定优势项目进行生产和贸易。Wichelns指出了虚拟水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差异,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资源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
2.2 国内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于虚拟水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分地区分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以及分地区虚拟水流量的初步估计;第二是全国性分品种虚拟水含量的测算、虚拟水流量的估计和虚拟水贸易战略研究。
中国虚拟水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最多用于分析西北干旱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周俊菊 等人测算了2002年甘肃省13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焦文献等人应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肃省1990-2003年虚拟水消费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王学权和卢琦计算了青海省共和盆地(共和盆地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肆虐的一大策源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净消费的虚拟水量,分别为878.43 m3和1 105.61 m3。黄晓荣等人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宁夏地区2002年虚拟水输出量、水足迹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消费利用状况。于茜等人测算了1990-2004年新疆地区五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桂东伟等人认为新疆有限的水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绿洲农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矛盾。肖玲等人提出了虚拟水指数的概念,并对陕西省1989-2004年的18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
此外,一些学者也运用虚拟水理论探讨了半干旱地区和水资源相对丰沛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利 用问题。陈光和杨静应用虚拟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辽西主要农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进行了计算,并对未来水资源供需平衡作了预测。崔嫱等人利用各类农作物虚拟水含量标准,计算了1997-2002年浙江省各地市主要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和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马忠和张继良认为虚拟水战略是水资源社会化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二人计算了张掖市产业间虚拟水的净转移以及区域虚拟水的调入调出,构造产业间虚拟水转移矩阵,清晰量化各产业间虚拟水的转移去向。吴争程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福建省各行业的虚拟水流量,分析了福建省经济贸易中的水调配量,结果表明福建省以虚拟水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输出了大量水资源。严冬等利用水资源模型输出的蒸散发量,对黑河中游农作物初级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虚拟水贸易、虚拟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发展代价分担等内容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王红瑞等确定了北京市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对北京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农业用水及其对GDP的贡献做了计算,并对各类农作物历年虚拟水含量及其结 构变化进行了测算。
分地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之间虚拟水含量及虚拟水流量的差距,基本上肯定了两点:第一,作物生长对水资源的需求可以通过其虚拟水含量来体现,从而虚拟水含量可以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因素之一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第二,虚拟水流量对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确实产生影响,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分地区的虚拟水研究并没能阐述虚拟水国际贸易如果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应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虚拟水战略的 制定如何与农产品贸易战略相结合的思路还没有被理清。
国内最早关注虚拟水战略问题的是程国栋,他指出虚拟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新思路,从国家角度出发,我国粮食安全应该靠自给,但是区域内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则没有必要完全自给。此外,柳文华等人分析了虚拟水的政策内涵,估算出1980-2000年小麦、玉米贸易中虚拟资源的实际输入情况。刘幸菡和吴国蔚运用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对我国2000-2002年36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测算了我国该三年的农产品虚拟水流[6]。王红瑞和王军红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畜产品虚拟水含量历年 变化情况和各类畜产品现状分布情况。马静等人借助虚拟水的概念,测算了4类主要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分析以粮食为载体的虚拟水国际、区域流量关系勾勒出了我国虚拟水贸易的基本格局。认为虚拟水战略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孙克将虚拟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在虚拟水贸易中的应用,将虚拟水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李少斌测算了9种农产品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乡虚拟水消费量。施宜和李磊将熵权理论引入虚拟水战略研究框架,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西北4省和中部4省的熵权,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熵权大的省份的生产优势,而对耗水多的作物可以考虑尽量避免在缺水地区生产。
国内多数学者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不支持较大幅度的粮食进口。中国在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其贸易额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和粮食价格变动将影响世界的任何地方[7]。但近年来水资源短缺不仅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虚拟水贸易战略的不断深入研究揭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虚拟水流量成净进口状态,这对缓解我国实体水资源供需缺口确实起到了作用。第二,中国虚拟水进口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保证粮食在自给率下降不大的基础 上,通过调整国际贸易结构来实现虚拟水的进口更有利于将虚拟水贸易理论纳入政策框架。第三,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可以通过地区间的虚拟水贸易缓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3 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途径的探讨
(1)将虚拟水等新型资源概念与传统生产要素一起纳入到产品国际竞争力测算之中,调整国际贸易框架和国际贸易战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家能够称可以完全实现自给。水 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农业也是经济活动,只不过由于定价的困难以至被忽略。这些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到市场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运用市场的力量加以推动,只不过进程要很缓慢。虚拟水资源管理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Allan)。影响虚拟水贸易的政治因素可以划分为进口国因素、出口国影响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三大类(刘红梅等)。各国在考虑到完全依赖进口粮食后所形成的粮食供给风险的不可接受性,都认为需要一揽子的贸易协议,而不是完全依靠进口虚拟水来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
对于尚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化、工业化进程的威胁,同时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筹码,也有可能成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在粮食、能源、资源全球流通的情况下,一方面不能固守高自给率的低效率发展,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将虚拟水与其他因素一起纳入到宏观调控框架虽然有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其政策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建立第三方协议来保障虚拟水贸易的可持续性。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顾忌就是国家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虚拟水贸易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依靠粮食进口解决水资源紧缺状况的根源。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实现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水安全以及维护粮食安全,可以建立第三方协议来实现。例如,可以建立世界粮食银行来从制度上保证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可贸易性(Hillel Shuval)。
(3)将虚拟水理念纳入到农业区域布局和区域贸易战略结构中。不同地区不同作物虚拟水含量的差别给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区域间虚拟水贸易提供了依据。结合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调整农业布局和农产品区域贸易结构是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另一途径。运用虚拟水战略,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省份调运粮食,实现地区间粮食供给平衡,可以更好地保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粮食生产,缓解缺水地区自身水资源的短缺压力和生态压力,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国栋)。驱动虚拟水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耕地面积,虚拟水总是从水资源短缺但耕地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流入到水资源丰富但耕地短缺的国家或地区(M Dinesh Kumar,O P Sign)。这与中国“南水北调,北粮南运”的现实相吻合。对中国南北方农业布局和贸易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增加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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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Virtual Water Trade Theory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LIU Zhe1 LI Bing long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4,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