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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1
黄康泰，号龙根传人，1955年生于辽宁沈阳，17岁习武从戎，在内蒙古架设电话线时偶得一状似猪似熊之玉，后来偶翻《人民画报》才知是猪龙，因此结下龙缘，立志探求中国文明的起源。他倾注半生精力踏遍长城内外的千山万水，合尽亿万家财抛金藏玉，在民间收集了距今3万年至5000年前的中国北方原始文化玉石器多达3万余件。这些玉石器大都具有泛红山文化传承的明显特征，黄康泰提出应以“龙根文明”命名之，由此构成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中国一系列史前文化的最初发端。只有龙根文明图腾玉器的器形演化才具有上万年承袭与沿革的连续性，贯穿人类文明的起源时代，其间没有任何文化断层。黄康泰通过对远古玉器完整有序的系统断代研究，并根据早于甲骨文数千年的玉器图腾文字等多种物证，找到了“龙根文明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终结答案，证明了铜器与城市都不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必备条件，只有旧石器晚期出现的图腾玉器才是人类文明起源的主流标志与核心物证；由此把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起源提前到3万年前，同时证明中国并非仅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黄康泰曾多次自觉地、虚心地参加社会学术研讨会，并郑重地提出了必须以龙祖凤宗的图腾实物来界定中国及人类文明起源的论题，坚决反对按照西方考古四要素来划分人类文明起源的观点。他认为，虽然西方的考古时间比较早，经验比较丰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比较狭隘的，历史知识是不成系列的，考古概念更是缺少根源。
黄康泰认为考古最重要的是“物证与时间”，他根据远古石玉器图腾形态的演变和制作工艺的发展等多种物证，将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确定在中国长城以北的内蒙古与河北交界处的龙头山地区，将人类文明起源的时间提至3万年前，并认为新石器时代应改称人类文明起源早期，而龙根文化则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等早期文化的总源头。最令人惊叹的发现是，馆藏远古石玉器的造型可与古籍《山海经》中的描述相对应，从而得出《山海经》是远古人类民族迁徙路线图的结论，先民携带龙根文明的文化元素从辽西――内蒙古高原走向世界各地，其迁徙目的地甚而远至非洲大陆。
文明是人类内在生命的本源和精神境界的皈依。祭坛、宗庙、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宗教礼仪建筑，也是龙根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基因表达方式，几乎全部图腾玉器的发现都与之关联，充分说明先民崇拜龙祖凤宗和图腾神灵，已经到了万事唯此为大的地步。黄康泰所收藏的远古玉器刻有各种文字符号约1000多个，证明存在玉文――陶文――甲骨文――竹简的中国汉字发展路线。玉文起源的特点，就是图腾符号的组合。每一个中国姓氏的汉字都代表一种氏族图腾，而其中的字根都会指向龙凤图腾的潜在影响。此外，龙根文明还注重图腾玉器所代表的生育文化传承。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2
人类文明起源时代的5000年历史长河，可以说先后经历三次大的波澜，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一
“文明起源三段论”的观点，理论渊源是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在综合这两个思想源头基础上，我们认真汲取了20世纪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试图做出“文明起源过程三阶段”的理论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野蛮时代三段论”，大体上相当于他所提出的“文明起源三段论”。他采用三分法，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提出整个世界历史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在这个“大三段论”中包括两个“小三段论”。比较低级的原始社会是蒙昧时代，又包括三个阶段：原始人类产生的初级阶段——开始学会人工取火的中级阶段——使用弓箭进行狩猎活动的高级阶段。这个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早期阶段，通称旧石器时代，几乎占据了人类历史长河绝大部分，下限就是距今一万年前。
比较高级的原始社会是野蛮时代，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间，前后是大约五千年时间。这个时代也分为三个阶段，先后有五大创新：制陶术的发明导致野蛮时代初级阶段开始——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有三大发明，畜养动物、灌溉农业、房屋建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冶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为标志。
这里讲的野蛮时代三阶段，大体相当于文明起源三阶段。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索的重大问题。一个特别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究竟是什么?
由马克思奠基、恩格斯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吸收、改进摩尔根等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相当于唯物史观的“文明起源三段论”。
在接近尾声并且富于总结性的最后一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开头，恩格斯提出了自己探讨野蛮时代、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与哲学理论上的新基础：“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着作同样必要的。”[1](P158)
在野蛮时代最初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在野蛮时代转为发达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1](P160)。
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第三次大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处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的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1](P163-166)
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甚至具体到“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的基本思想，都包涵着至今仍有生机活力的闪光思想。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停留在他们的个别结论上面，我们要学习借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活的方法，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对于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做出全新的理论概括，提出现代水平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论”。
二
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农业起源革命——新石器革命——陶器革命。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这是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论”，汲取了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科学因素，又扬弃了个别过时结论，立足20世纪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力图作出理论上的综合创新。
20世纪考古发现充分肯定了从摩尔根到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文明起源论的奠基开创之功，在此前提下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在文明起源历史起点问题上就提出了五点质疑：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起点究竟是制陶业还是农业?
农业最初起源是在西半球还是东半球的亚非欧大陆?
最早的农业是水作农业还是天然旱作农业?
东半球亚非欧大陆是畜牧业起源在先，还是农业起源在先?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本质内容，究竟是从野蛮部落中分化出游牧部落，还是农业部落?
这五个问题不是机械罗列关系，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文明起源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是制陶业、畜牧业，还是农业起源?
摩尔根“野蛮时代初级阶段起点论”，首先着重强调了制陶术发明的发端作用：“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的发明。”不过，看来他自己当时也已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后来他仍感到理由不够充分，并一再做出解释：“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2](P11，10，12)那么，究竟是什么产业兴起，才造成了“村居生活”呢?这里离真理只差一步!
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重大的理论问题：对于文明起源时代起点的犹疑不决，偏重陶器技术，对于农业起源在文明起源物质前提中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注意到与农业起源直接相关的新石器革命。这个理论缺陷的产生，有一个理论根源，就是摩尔根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有一个六项式：生存技术——政治——语言——家庭——居住方式——财产。其缺憾在于，他从比较表层的生存技术、生活资料出发，而没有更加深入注意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妨碍了他把“农业起源——新石器革命”，提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时代的出发点上去。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3
西方文明中犹太教、基督教等具有圣经传统的宗教，都明确自诩为启示性宗教，认定自身起源于上帝的启示。例如，据有关经典记载，犹太教是摩西奉上帝之命，依照上帝与其在西奈旷野的立约建立起来的。在伊斯兰文明中，穆斯林则认定伊斯兰教是按照的天启创立的。在世界许多民族的早期和神话传说中，“神创艺术论”已屡见不鲜，尤以古希腊神话最为典型和突出。按照古希腊神话的认识，缪斯女神主管科学、文艺，阿波罗则是诗歌音乐之神。需要指出的是，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希”（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源头之一，而古希腊神话可视为古希腊宗教的“神学”与经典。
人们对宗教、艺术的源起的不同认识立足于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思想。对宗教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理性主义者一般都对上述“天启论”、“神创论”采取否定立场。唯物史观对宗教、艺术的源起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说明。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之初并无宗教与艺术的踪迹，宗教与艺术归根到底都源于社会生产实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宗教、艺术、道德、哲学……等等，都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影响，也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存在、巩固。同时，这些上层建筑也可被视为人类为满足自身各种层次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不同形式的文化。
从发生学上讲，宗教与艺术在起源中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史前时代，宗教与艺术浑然一体。原始人类认为神灵主宰一切，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往往以宗教性的活动或仪式作为开端或结束，形形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巫术等初级形式的宗教活动，是人类原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艺术反映了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发现，人类最早的宗教遗迹出现于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尼安德特人创造的“莫斯特文化”包括带有图案性的划痕、装饰性的器物，甚至出现了洞穴壁画。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艺术的早期萌芽源于宗教原始形式———巫术的需要。欧洲原始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是距今二至四万年前的洞穴壁画，尤其以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和法国南部的拉斯科洞穴的壁画最为著名。这些壁画内容大多为动物形象，它们或者画在悬崖峭壁的凹处，或者画在岩石的缝隙中，均是在人的足迹难以达到的地方作画，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目的。据专家推测，这些壁画表现的应是巫术活动行为。概言之，原始艺术还不是为着纯粹审美的目的，而是为着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进行活动。这种实用的或功利的目的常常体现在图腾崇拜或巫术活动中。今天看来属于艺术活动的许多东西，如歌舞、绘画、雕塑、建筑等，在当时却主要是一种巫术活动或宗教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和弗雷泽等人倡导的“巫术说”强调：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人类最初的艺术只是适应巫术活动的需要而产生，并作为巫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这一学说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兴起的颇具影响力的艺术起源论断。“巫术说”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艺术起源的问题，但它的确揭示了艺术起源与原始巫术的紧密联系。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联系密切，并不意味着艺术为宗教所产生。这是因为艺术产生于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原始宗教不等于全部社会生活，并不是所有的原始艺术都与巫术有关。但是，人们至少可以断言，在艺术起源中产生作用的各种非根本因素中，宗教的作用居于突出的地位。原始人对巫术和宗教的信仰和祟拜，是原始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之一。正因为在原始的巫术和宗教活动中采用了许多艺术的手段———绘画、图腾、面具等，这无疑推动了艺术表现手段的发展，使之成为后来艺术独立的基础。
进入阶级社会后，艺术摆脱了与宗教的混融状态，各种艺术门类都得到了独立的发展，但宗教与艺术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宗教影响艺术，艺术也影响宗教。宗教的表达需要艺术，宗教为艺术输送了特定的题材与内容，也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和支持，提供了艺术交流与融合的渠道（在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宗教对艺术的影响尤为显著）。另一方面，艺术作为宗教意识的一种表现手段，增强了宗教的影响力。艺术世俗性质的发展，又推动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在中外艺术史上，都曾有过以宗教艺术为主导、宗教与艺术熔于一炉、同生共长的历史阶段。宗教与艺术的结合，催生了丰富而灿烂的宗教艺术，构成了人类艺术园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作者：彭益军 单位：山东大学学院）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4
关键词：张光直／马克思／国家起源／比较研究
张光直(1931—2001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从事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张光直对国家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开创性地提出国家起源的两种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张光直的一些理论对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战。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忽略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具体情况，因而不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他尤其反对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中的生产力基础地位的论述，认为巫术等宗教因素在国家起源中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张光直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我们既要肯定他的理论创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论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关于国家起源模式的理论
张光直提出，国家的起源，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两河流域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其特征是在兴起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生断裂。西方式的国家起源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生产技术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因此，西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二是东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东亚的中国，也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它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技术上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确立开创新的时代。其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的，它们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东方式的国家起源中，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包容了新的地缘关系。因此，东方式的国家起源的特点是连续性的①。
在阐述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模式(断裂——连续模式)后，张光直提出了一个震惊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式的国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态。因此，现代社会科学里自西方经验总结而来的国家起源理论的一般法则没有普适性。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张光直进而提出：“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②
张光直的上述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也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9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 Breakout-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张光直提出的国家起源的断裂——连续理论。可见，张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光直的理论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会科学范式和理论独尊”的局面。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仅仅是基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事实得出的，不可能用来解释人类各种文明形态尤其是东方文明中的国家起源进程。因此，现在是从总结普遍规律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了。
当然，张光直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模式概括为连续性模式，这种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国国家起源中，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机统一在一起，我们既要看到前国家社会的氏族制度在国家社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国家社会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张光直的失误就在于对中国国家起源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对立统一关系认识不够，进而将中国和玛雅视为一种同质文明类型。其实，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连续性特征的同时，不断实现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政治领域的制度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创新。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连续进化、生生不息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而玛雅文明则是连续性有余，创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国家制度始终徘徊在低级水平，保有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也是看似强大的帝国大军在规模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败的原因。
二、关于国家起源动力因素的研究
(一)萨满巫教、艺术以及文字的作用
张光直根据《国语》中“绝地天通”的故事，认为萨满巫教(Shamanism)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占有基础性地位。张光直指出：“它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众巫的首领。三代王朝创立者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他还为萨满巫教理论提供了另外两个论据：“如夏禹有所谓‘禹步’，是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甲骨卜辞表明：商王的确是巫的首领。”③
张光直在萨满巫教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艺术和文字具有类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权力的手段。首先，艺术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商周艺术中的动物纹样具有宗教功能，“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财富的价值。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传》所说：‘远方图物’，所有的物都铸人了王室的青铜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助手也是分层分级的。”④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权力的手段。张光直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祖徽。“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祖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于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⑤
(二)财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权力带来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生产力的作用
张光直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中，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即由“贵”而“富”，而非由“富”而“贵”。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由个人在亲族群中的地位而决定，而政治权力越大，统治者便可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财富。从考古资料上看，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在生产工具方面没有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中国古代国家财富的增加和集中，几乎全然是靠劳动力的增加、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⑥
张光直的上述观点，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财富积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特点有启发意义。张光直认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和战争的武器，而没有大规模作为生产工具使用。他的这一观点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证伪。1989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青铜工具占18种、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两个工具群：其中6种75件属于手工业工具群，12种68件属于青铜农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这70多件青铜农具表明，比较发达齐全的青铜农具群的出现，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这次考古发现，第一次以考古实物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青铜农具体系⑦。
三、批判地回应
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模式和动力因素的有关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张光直对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也提出了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对巫术、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认为萨满巫术在中国国家起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并没有生产工具的突破性变化，财富主要靠政治手段来获得；第三，批评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只是在总结西方国家起源的有关资料上形成的，因而对东方和中国国家起源缺乏解释力和普适性。
(一)关于巫术和原始宗教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注意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生产力在中国国家起源中并不占据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加上，‘巫’这类人物和他们的作业与所代表的宇宙观，要发挥绝大的作用”⑧。他进而指出，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是为统治者争取与维护政治权力发明制造的。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饰也主要为了协助巫觋沟通天地。
关于青铜纹样的意义，《吕氏春秋》的解释较为准确。如《慎势》：“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通达，而事理通达则是人君的行政处事之道。这些历史文献表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巫术和宗教没有直接关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训诫、垂范后世。再者，根据观察，虎食人纹上夹在兽口的人头，其面多露惊恐之色，这不应该是巫觋做法时的神情。
张光直的“萨满巫教论”之所以错误，在于他没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本质。学术界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种神权政治，受占卜等巫术活动的主导。其实，在占卜过程中，并非是巫觋居于统治地位，而是统治者尤其是国王主体性的充分表现。殷人占卜敬神只是为了把国王的意志神圣化，国王借敬神统一思想，以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譬如，盘庚曾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张光直关于萨满巫教的理论，显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重要地位．所谓“巫”能通天的原理，远不如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能更清楚地解释人与人、人与天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问题
张光直在《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一项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一般而言，增加财富的生产力，“不外两条途径：增加劳动力，或改进生产工具与技术。”张光直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中的财富集中，并不是象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方式而达成。它几乎全部依靠操纵生产劳动力而达成的，靠将更多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理技术而产生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
张光直的上述论述有合理之处，但他对马克思的指责却是站不脚的。首先，张光直关于国家起源时期的“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观点是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持的。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曾明确区分“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中，“资本积累”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绝对性积蓄”，它必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改进物质生产工具等生产力手段来完成。“资本集中”则类似于张光直所言的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它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产权关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来完成。张光直没能区分财富的相对性积蓄和绝对性积蓄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错误地认为财富的绝对性积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来完成。
其次，张光直怀疑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文明化的根本动力，进而怀疑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出在张光直对“生产力”概念做了狭隘的理解。由于受职业习惯影响，一些考古学家偏爱从生产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产力的水平(因为生产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质遗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生产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除了物质性的生产工具以外，还包括一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张光直所说的社会进步主要依靠“将更多的劳动力指派于生产活动和靠更为有效率的经营技术”，他没有能认识到生产活动的经营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伴随生产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产方式社会化和生产组织管理的专业化、官僚化和复杂化，从而带动上层建筑的进化，导致国家制度的产生。因而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三)关于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问题
张光直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的理论，以东方社会(oriental society)这一概念为其核心。张光直认为，“无论马克思、韦伯还是魏特夫都没有掌握中国三代社会的考古材料；他们对东方社会特征的描述和对其形成原因的推断，是根据对后期历史，而且常常是转手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⑨“马克思对中国的论评正表明了……他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最大局限。同样，马克思构想了一个静态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们所认识的古代中国城镇与城市的图像，这些城邑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经济与政治的分层系统中互相施加能动的影响。”⑩
张光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简单地归为纯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已远远突破了张光直批评马克思时所总结的几个特点。譬如，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非常重视国家起源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不知是没能看到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文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张光直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张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张光直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是代表西方社会科学对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这个古史分期之外，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代表了西方社会科学法则里所不能解决的若干东方现象”⑾。的确，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主要是以西方文明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关注东方的社会历史发展。无论是在马克思的中期著作，还是在晚年笔记中，我们都能看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也正是由马克思本人提出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解释中国国家起源较为合适的理论。
注释：
①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5—56页。
③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④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⑤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⑥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74页。
⑦王东：《中华文明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⑧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1页。
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⑩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5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点，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2]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它在青铜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样的面貌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
青铜器简称“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禹铸九鼎”是说大禹时期，就令各地贡献上等的青铜，大禹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图像的大鼎，象征“九州”。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所谓“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因为三足的稳定性，所以自大禹“铸九鼎”后，演化为礼器，并被视为立国的重器。从夏中期开始，鼎被视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问鼎，鼎祚等词，均与国运有关。鼎是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字也就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富有文化内涵。
我国先民对金属的认识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铜片和小件铜器，龙山时期发现的铜器或冶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饰品，到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范铸的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是属夏王朝时期的，出土的青铜器种类较多，容器便有爵13件，3件，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钉纹爵。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从夏人开始萌生，后经商周青铜制作实践而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对夏人青铜器制作的开创之功，应该给予肯定。虽然夏代的青铜器比较粗糙且花纹简单，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毕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说夏代已经跨进青铜器时代，不仅有实物为证，那些考古资料也足以证明，文献资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献记载夏初使用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正好吻合。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青铜铸造业是夏代手工业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禹铸九鼎”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铸铜业的发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二里头夏代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
鼎在远古时代即为炊具，一般以陶鼎为主，作为青铜礼器的鼎，二里头遗址的圆腹平底网纹青铜鼎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鼎，被学术界誉为“华夏第一鼎”[4]，显示了我国早期青铜器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
二里头遗址青铜作坊，位于宫城遗址的东南约三百米处，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沿用时间长，占地范围大。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和铜渣、铜块、坩锅与坩锅残片，还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据其中出土的陶范残块看，该作坊的生产规模大，人员分工明确，尤其是生产品种多，质量高，不仅有各种小件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青铜器。大量青铜刀、青铜镉和青铜簇等青铜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铜生产已相当普遍，因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产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况下，青铜器才能作为兵器普遍使用。
虽然具有较大器形的数量有限，但主要门类已具雏形，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达到了一定的冶铸水平，其中的青铜礼器，如鼎，爵，，，铃，其造型和质地虽然没有商代铜器精美，比较单薄和粗糙，但已开辟了我国青铜冶铸业的先河，特别是需要多块内外范拼合浇灌铸造，为商周青铜铸造技术的升华提供了先觉条件。
夏代青铜器品种已经比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和食器的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表明以礼器为主体的中国青铜时代已经到来；兵器中有戈、戚、箭镞，特别是箭镞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因为箭镞射出之后，一般无法回收；还有工具中的刀、锥、凿，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饰牌。在技术上采取合范的铸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较精美，器物上出现了兽面纹（又称饕餮纹）、乳丁纹、云纹之类比较复杂的花纹，并且具备了镶嵌绿松石技术，后来成为中国青铜器特有的传统。
二、夏代的文字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讨论夏王朝有没有文献资料和是不是缺失了的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夏代有文字吗？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在甲骨文发现后，人们都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存在的时代约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这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啊！
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气候干燥，他们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别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头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国文化起源的地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上古时气候潮湿，不利于文字资料的保存，而且中国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来。加之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泛滥，很多遗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难度。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郭沫若先生就认为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是文字。他说：“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他还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划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像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这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形成初级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了。”[5]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县东南约15公里的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东、西两座小城的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夏代文字资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这巳经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划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非但不是刻划符号，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期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6]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7]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联合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在出土的两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队还发现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着大量刻画符号。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也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专家认为，原始文字的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8]
三、夏代的城堡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堡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堡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
我国城堡起源于什么时代？《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篇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鲧和禹的时代筑有城堡，不仅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城址的发现，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证明。
在关于诸多城址的考古发掘中，特别值得提说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
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从而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9]
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登封告成就是古阳城所在地。《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史记・夏本纪》说得更明确：“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这个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镇。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保存较好，南墙与西墙的长度均达90多米。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处可达9米。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30万平方米左右。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墙的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较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
在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鲧和禹时代。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
注释：
[1]朱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综述》，《河南社科通讯》1992年第3期。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2009年版。
[3]郭军林 ：《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
[4]《新闻晨报》2006年7月5日。
[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影印版。
[7]参见桂娟：《揭开汉字起源之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7月14日。
[8]参见刘惠：《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浙江日报》2013年7月8 日。
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范文6
这篇文章是卢梭写给第戎科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l
卢梭是从自由、平等、独立、没有私有和不平等观念的自然人开始论述人类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产生的，“原始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以及作为人们固有的获得食物的方式的结果，这种社会结构是怎样出现的。”2，卢梭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或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这些新因素所引起的紊乱，终于产生了对幸福和天真生活的不幸的后果。”[3]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耕耘法和农耕的出现，人们从最初对土地产品的占有逐渐转化为对土地本身的私有；而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人类就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状态，并且随着文明进步，不平等状况不是缩小而是加剧，“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4]这样人类社会就一步一步的不平等起来了。在这不平等的过程中，第一步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对立，第二步是国家政权的产生，第三步是君主专制，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
很多评论家在评价卢梭的不平等的起源时，分析的侧重点是他的自然状态是否正确，即自然状态这种假说能否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能否把人类产生和发展的所有东西都能说明清楚，反思自然状态能否解释人类文明的形成（即不平等的形成），就是反思自然状态的合理性。比如，普列汉诺夫认为自然状态说不能充分说明语言的产生[5]。我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价卢梭是不合理的，应该用系统历史观来理解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系统历史观把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非线形系统来看待。由于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远离其初态，具有一种遗忘机制[6]，所以从后来的系统状态是不能准确的推论过去的历史的状态的。在社会历史上，通过当代的史料来推测过去的历史只具有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7]，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不平等起源，即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历史形成进化的过程，用这种标准来要求卢梭是苛刻和不科学的，因为根据系统的现状是不能像牛顿力学那样回溯系统的过去的，系统的演化是一维的，它是由若干偶然的因素非线形作用的结果，企图概括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必然要粗暴地抛弃真正对历史发展具有实际作用的大量的偶然的随机因素，将现实的历史过程线形化处理，然后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到一种类似周期性的东西作为历史发展的本质，不考虑历史能否真正按此规律重演。
系统的演化只服从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系统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强、从环境来看系统越来越强大，另一种情况与此相反，系统越来越衰减、甚至灭亡。我们把第一种类型称为正反馈放大系统，第二种类型成为负反馈的衰减系统。系统的功能的强化与衰减决定于（1）系统元素的元功能的增强或减弱，（2）系统结构的强化程度。实验已经证明，重复使用大量不那么可靠的元件可以建造出高度可靠的系统。
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非线形系统，其在生物圈中的功能（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社会的强化，从其构成要素（个人）来看，当然比过去更有知识和水平，能力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强，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方面的能力的下降，正如卢梭所说：“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8]，所以人类的个体能力与过去相比变化不是太大，而主要的变化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比原始社会或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结构大不一样，在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的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结构越来越紧密，而且正是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在生物圈中功能越来越大，从分工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只能专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职业，他（她）越是专于自己的职业，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就越紧密，越离不开他人的劳动成果，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每个人都专于自己的专业和职业，他（她）的专业和职业技能就越来越强，这样，各个行业的能手的合作就产生了现代社会的高效率和强大的生存能力。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越来越冷漠的趋势，除了冷冰冰的商品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温情，甚至邻里不相认。我认为现代社会这种缺少人情味的关系不是关系本身弱化的表现，而是关系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人或关系，正是这千千万万的人或关系，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厌恶的是这些人或关系太多、太杂，在我们的意愿之外不请自到，让我们感到意外、尴尬和被支配感。）
社会关系的密切和社会结构的加强必然要求社会要素的个人要忠于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就在社会结构和关系中被专业化、职业化而固定化，结构和关系的等级差异就使固定化的人的等级和差异出现，不平等现象产生。这种不平等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复杂化程度提高而增强，于是，卢梭所谓人类越文明进步、社会越不平等的现象就出现了——这是社会功能（生存能力）增强要求社会结构和关系强化的必然结果。
在卢梭时代，系统科学没有出现，不可能用系统科学来解释文明的进步与不平等加剧的原因，现在看来就一目了然。在此之前，人们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问题，所以设想出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没有我们今天社会里文明人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9]，而事实上，这种“自然状态”不是如卢梭所说是一个平等的状态，不是伏尔泰嘲笑卢梭的所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即使真正存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原始人也不可能“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10]，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不平等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自然状态是他后来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他说：“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1]但是由于卢梭不理解人类文明发展与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所以他指出解决人类不平等的方法是订立契约，用社会契约论来论证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这在系统观看来是荒谬可笑的，人们也早就发现历史上没有记载说明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矛盾而订立契约的历史事实，勒赛克尔说：““社会契约论”便是为求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动人的然而终归无效的努力。”[12]不平等的加剧是人类文明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不需要所谓的契约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不平等另文解释。
总之，用系统历史观看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清楚易懂，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注释：
[l][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9页。
[2][俄]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参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8页。
[3] 同1，第118页
[4] 同1，第120页。
[5] 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第四部分。
[6] 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7] [英]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第27节“有没有演化的规律 规律与趋向”。
[8] 同1，第82页。
[9] 同1，第71页。
[10] 同1，第120-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