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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发展范文1
关键词:浅谈 中国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古代文明发展范文2
早在9000年前，两河流域地区就已经有了农业。由于两河流域地势是北高南低，南部更有河水灌溉农田之便。但早期人类尚无抗御洪水威胁的能力，因而最早的“天然农业”开始于北部山地。大约6000年前，随着农业逐步向南转移及灌溉农业的兴起，在南部河谷地带才逐步开创了最早的人类文明。
创两河流域文明之先的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是外来居民。他们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到达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在苏美尔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书和农具，有人类最早的文字、历史书写记录和文学作品，还有历史上最古老的学校。苏美尔文明时期的乌鲁克城，还是两河流域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曾在两河流域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扮演过宗教、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角色。古人的生活极度依靠水源，古代乌鲁克就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由于河流数次迁徙、改道，乌鲁克城逐步衰落，最后终被淹没在黄沙之中。现在的乌鲁克遗址距幼发拉底河已有12英里距离。
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文明发源地几乎都靠近河流。但是，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样，两条河流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却是绝无仅有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像一对亲密的兄弟，相互扶持着见证了这个地区7000多年的风云变幻。只是古代两河流域人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及早期人类一样，对河流的认识有一个从恐惧逃遁到亲近依附进而开发利用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过程促进了古代文明的发展。最早来到两河流域创造文明的苏美尔人，对洪水泛滥的恐惧不仅仅是洪泛的周期性，还有它的不可预见性。他们常常唉叹：“猖獗的洪水呀，没人能和它对抗，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两河流域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就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中，关于水的话题层出不穷，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里，讲述的诺亚方舟的故事，说的就是乌特・那皮什图如何在神的旨意下在洪水泛滥的一片中，获得了永生的权利。这说明，早期两河流域人面对滔滔的洪水，想象逃生的办法只能仰赖于“神”了。
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先后历经数个王朝时期的统治，为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亚述学者曾经列举过苏美尔人创造的数十项世界第～。直到大约公元前1942年，以巴比伦城为中心，一个新的王朝――古巴比伦王朝兴起，苏美尔文明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并最终深埋地下，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化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载入史册。
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早的苏美尔城邦国家诞生起，两河流域经历了一次次的移民浪潮，历史上曾经有数个民族在这个地区停留、生活、争霸，并建立国家。苏美尔文明、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更兴迭起，在不断的历史变换和交替中书写着最早的人类文明，演绎着战争、和平，再战争、再和平的起起落落的历史活剧。
古代文明发展范文3
可以说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文字的起源，就是探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缘起。从本期开始,让著名语言学家李乐毅老师引导同学们一起走进汉字的神奇天地,走进中国渊博的古代文化。
“礻”是“示”用于左偏旁时的变体。“示”原是祭祀用的石制供桌，音qí，同“祗”；后来与“示”（shì）混同。“示”旁的字大都与祭祀、祷祝有关。
祝 “礻”旁不要误写为“衤”。音“zhù”，不要误读为zhū。
祀 右旁是“巳”（sì），不是“己”（jǐ）或“已”（yǐ）。音（sì）。
祈 右旁是“斤”（jīn），不是“斥”（chì）。〔对比〕与“诉”字不同。
祸 右旁是“呙”，右下角是“内”。同一偏旁的字还有“窝”“锅”“涡”等。〔对比〕与“禺”（以及“偶”“遇”等）“离”（以及“璃”“篱”等）“禹”（以及“属”“嘱”等）不同。
祆 古代宗教名，音xiān。“祆教”即“拜火教”。〔对比〕不要与“袄”（ǎo）字相混。
视 “ ”是声旁，“见”是形旁。“视”不要误解为“ ”旁。
祭 不要误写为“登”字头（“登”“癸”等）。
“衤”是“衣”用于左偏旁时的变体。古代汉语把上衣叫“衣”，下衣叫“裳”。“衣”字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像一件上衣。“衣”旁的字多与衣服有关。
初 从衣从刀，表示开始拿剪刀做衣服的时候，本义是“开始”。由于现代汉语里“初”字及其组成的词语都似乎与“衣”无关，容易把“衤”旁误写为“礻”。
袂 在书面语中是“袖子”的意思，音mèi。可组成“分袂”“联袂”等词语。不要因“快”字而误读为“kuài”或因“决”“缺”字而误读为jué，quē。
袜 右旁是“末”（mò)，不是（未）（wèi）。
书面语指“单衣”，音dān。不要与“禅”（chán，shàn）相混。
褛 在“褴褛”一词中读lǚ。不要因“搂”而误读为（lǒu）。
古代文明发展范文4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世界；贡献
印刷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去学习。这些古代经典被大量印刷，在唐朝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这样，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了，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国式的成功故事，飞黄腾达。多少戏剧、小说，也都曾以此为题材。穷困的书生，日夜灯下苦读，背诵《四书》、《五经》，然后进京考试，后来成了总理，而不是百万富翁。中国发明的火药通过火器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罗盘等为全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贡献历史，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1.古典哲学。《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科技方面。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发明了。火药对于粉碎西方骑士阶层，建立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指南针对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决定作用。除此之外，比如九章算术、圆周率对数学的贡献；本草纲目，四诊疗法对医学的完善；地动仪、日月食的观测对天文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早期科技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是古代世界科技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3.文化方面（狭义的）。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古代文明发展范文5
目前，中西方学者都在运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和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学领域尤其如此。但我更想指出的是，作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学的学者，我们似乎总是“接受”，却很少“给予”。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中国文学，还是基于从其他文学研究里进口的理论。
“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
我们要超越以前的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模式。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固定的思维：即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但只有西方有理论；西方理论处在上，各国的文化处在下，这 是一种不平等的状态。
要怎么超越呢？不是超越理论本身，而是放在不同框架下运用。各地文化相互了解、连接起来找到共同和不同之处。我们承认西方理论的存在和地位，但是不应该限于它划出的框架。我们运用它，让它受到文化的影响，然后反过来改变它。既然这是一个全球的理论，就应该包含中国文化，不然怎么是全球的？了解彼此，才能提高，才能改进。
可以说，在宣传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方面，我们还要多花功夫。
我见过的许多西方汉学家其实并不了解中国。我一读他们的文章就知道，有一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是现在中国年轻人也并不太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明。因此，我们需要互动，共同提高。
此外，中国研究生的语言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在美国的许多学生，不仅会英文，还会法文、德文、日文等，这样阅读的内容才能广泛。即使是在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也还是要看外文材料，这样才能客观了解别人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看法。研究中华文明的年轻人要读好英文，包括日文，因为日本在汉学研究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把中华文明研究放在人类文明的语境下”
另一个变化趋势是，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国，这在西方的大学变得越来越明显。否则，我们将发现自己在大学里变得无足轻重，无法与同事对话，到头来无法宣传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但说实话，许多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并不太感兴趣。如果我们想要在全球保持中国文明研究的生命力和相关性，就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垂直”研究，即从中国上古一直到今天的研究；另一个方向是“横向”研究，就是研究某一个时代，但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也研究其他的地方，而且这两种方向应该是互相补充的。
古代文明发展范文6
我的祖国是中国，它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和历史。
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很久很久以前，东方有一头狮子，他睡呀睡呀，睡了近五千年。有一天它醒了……。”没错，中国的确是一头猛狮，一旦苏醒，必定要震动整个世界。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指南针可以用来指引方向，迷路的人可以用来分辨东西南北。火药可以用来制作枪，还可以制作烟花供人们欢乐。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在人类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化学史上的一项中的重大的成就。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繁荣的标志和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代文明的进程。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名人，如、、等等，他们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民心中崇高的、所尊敬的人。
这就是我的祖国，欢迎你来访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