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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土地制度范文1
关键词：；集体所有制；私有化；多样性补偿
1978年之后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作为激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农业产值得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但是时至今日，在当时的这种先进举措，逐渐在现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背景下成为了一种阻滞。这主要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导致土地矛盾日益尖锐。
一、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
体制解体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权继续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则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在《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前中国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有三种形式：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简称为 “乡镇、村、组”三级，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代表，这不利于农地产权的稳定，必然降低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乡政府、村委会有政企合一的性质， 他们在行使政府功能的同时， 还行使着对集体经济的管理职能。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相应行政机构代管， 但其内部仍缺乏相关制度， 没有对责任、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和约束。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尽管它实实在在地存在， 但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
而土地征用是我国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唯一途径。土地征用权是政府特有的权力，但国家只有为“公共目的”才能行使土地征用权，并且征用土地必须给予一定的补偿。而我国在土地的实际征用中，对“公共目的”的限定不足，存在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导致集体土地使用权不稳定。
最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事实上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却只具有耕种权、部分收益权和极其少量的处分权，与该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真实内涵相比，其内容是很不充分的，其权能也是残缺的。
产权主体不清，征用方式单一，农民权利的缺乏造成了农村土地矛盾的日益激化。其核心在于：集体所有制，同时损失了监管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要害是国家行为造成的严重产权残缺”。
二、对方向的观点
学者们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的缺陷出发，提出了各种改革主张，大致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部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土地混合所有制或复合所有制；保留现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
总的来说，就是土地所有制，于“公”于“私”该怎么看。
对土地国有化的观点：
向国惠（2005）一切土地归国有。认为这既符合土地的自然属性—国家所有 公民共有，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同时避免了而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身存在的主体虚位、权能不全、与国家所有权关系不清等缺陷正是其功能缺失的一系列不良表现。我国实际情况看，土地集体所有已实行了很长时间，若改为私有，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刚性约束，而且即使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当前土地经营中存在的诸多难题。
对土地私有制的观点：
私有化的观点认为：1.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2. 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3. 现行的农地制度既使农 民处于不利的境地，又使农村改革处于一种“理论陷阱”中；4. 现行农村的双层经营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利益。
对各方观点的分析：
从一个总体的观点来看，大多数的学者对土地集体所有制应当进行改革表示认同，但是只有很少的学者表达了对土地私有制的谨慎考虑。这里，有一种潜在上的倾向和逻辑，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所以集体所有制代表了一种公有制经济，即使需要改革，也应当在公有制的范畴内进行改革，而如果实行了土地私有制，则是一种倒退。
事实上，处于公平而言，土地国有化也未必会实现缩小农村城镇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表面看，城镇居民没有赖以耕作的土地，但是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福利等比农村居民完善。城镇居民完全不必考虑没有土地之后怎么办。但是农村居民则不同，在农村的社会保障的现况来看，土地则依旧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保障。所以公有制被认为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事实是，集体所有制实行这么多年来，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依然不完善，大量的农村人口制约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缺陷所能解释，而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生产效率导致的。这一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在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土地生产效率的低下导致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只有土地作为能够自由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才能享受到高利润的回报。在这里，土地的所有制就变成一种严重的阻碍。土地在农民的手里，除了种地几乎别无选择。土地公有制带给农民的的权益的时候，通过又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剥夺了农民获得土地的其他收益的权利。假如土地收归国有，与农民的合约关系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只是在决定土地用途的时候，避免了土地管理权利的泛滥或者缺失。
而作为私有化的政策而言，更多的困难是对于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根本的思想这样的思维倾向下，学界和政界对私有化采取了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回到了建国之前的旧社会，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将土地私有化，则会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首先针对第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这是在从一个静止的角度看问题。在旧社会中，工业并没有这么发达，土地作为一种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农民没有了土地就几乎只能捆绑在私有的土地之上，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在当代，投资的方式出现了多样性，但是相对的土地却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参与到社会生产，加上每个农户持有的土地面积所限，只能维持在小规模的单个农户生产上，这极大的束缚了土地利用的能力，无形中增加了土地参与生产的交易成本。在现今，农民名义上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实际上在把土地运用到其他生产方式存在极大的阻力。农民的利益在整体利益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增加了。较大的不同是政府不能再以一个低廉的价格收购土地，这造成了政府的收益的减少。但是，要考虑到两点，一方面是，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减少了对农业支持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政府从农民增长的收入中获利。土地通过私有化参与到生产资料的流通，从效率来说是更高效的。农民可以通过土地参与到更多种的经营模式，例如在乡镇企业或大规模农场式经营中占有一定的股份，而不是简单的成为卖地者（而且是相对廉价的）和工人。从私有化的情况来看，其未必会造成比国有化更高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三、对的一点建议
综上，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折中的方式，而避免国有化的无效率和私有化的阻力？考虑到政府征用土地被逐层放宽和完全私有化的阻力，可以从几方面提供一些建议参考。
1.对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行严格的限制。法律中提到政府只有在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土地，但“公共目的”在实际上的实施中被不同程度的解读和扭曲。政府在其中存在获利机制，那么政府自身就有激励不断采取措施来通过廉价征用土地和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如果不能遏制这种获利机制，农民的弱势地位将会持续。
2.增加征用土地的补偿机制的实现途径。现有的大部分情况是，政府通过一次性补偿农民一定收入（例如三年的土地耕种收入）而收回土地的使用权。事实上这是个廉价的收购。另外，在通常的考虑中被遗忘的是农民的诉求。失地农民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故而政府更偏好于用一笔钱来打发农民。实际上有些农民希望能继续种地，或者希望能使用到其他用途，但是由于土地被强制收购的缘故，金钱作为一个替代选项，农民从自身效用出发会提高补偿要求来弥补他的机会成本。
3.政府在土地流转方面的职能的集中化。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在各级政府中处于一种分散的状态。土地的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限制是最为复杂的，这为土地参与多样性生产形成较高的制度成本。农民在高昂的交易成本中处于群体的劣势。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处理土地征用的专门部门，并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该部门通过调整农民对土地的不同诉求的同时，保持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中立，通过对零散土地的征收与再组合分配，对土地用途的多样性进行管理。
四、结束语
土地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成为土地市场中的交易者，因此，单纯的土地公有制是无效率的。应当理性而客观的眼光看待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观点，而不能简单的从某一方出发进行改革。在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农民的诉求，对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多样性的土地补偿机制是缓解土地矛盾的有效措施。（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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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荣材.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模式研究综述[J]. 商业研究，2006，18：149-155.
旧社会土地制度范文2
据说，其女儿自9月以来住院3次，共产生医疗费约20.4万元，其中个人支付3.6万余元，医保支付率超八成。而他在自己有数套房产的情况，还向网友求助，被认为挤占了慈善通道。
在被质疑为什么不卖房救女时，罗尔公开回应的视频更让舆论炸了锅：
“这个房子的话，不归她，也不归我。尽管暂时在我名下，但是以后要归我儿子的。所以的话，我是不能卖”。
“东莞的那个房子，是一个酒店式公寓。是我现在的老婆所有。”
“东莞的一个住宅楼。也是我的一个退路。这个房子，等儿子大学毕业以后，等参加工作以后，我要搬到东莞去住。这个房子，就还给儿子。”
奇葩年年有，今年格外多。这个奇葩理由不说还好。罗尔不过是想使用一下大家的善心，既想给女儿治病又不肯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事实上，非得等到山穷水尽了再让人求助，也是一种道德绑架。而罗尔事件的继续发酵让我们看到解剖这个标本的确需要莫大的勇气。他理直气壮地践踏人性的底线而不知。
“子路受牛”的故事告诉我们，子路受牛并不是为了接受谢礼，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见义勇为。罗尔对网友慈善心的滥用，拉低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值，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求助成本。在恻隐发动时还要先拿出时间和精力来落实对方的家境和真假，有多少网友能做到？在《谁妨碍了中国人致富》里，茅于轼曾喟叹中国人的交易成本之高。而罗尔事件之后，求助者是不是要开出自己的房产、股票、实际承担医药费额度等等证明才能取得申请援助的资格？罗尔还在振振有词，讲自己受到质疑是因为捐款到了几百万，若是几十万当不至于被人肉若斯。这真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信与疑的问题。
罗尔踩到的第二条底线是男女平等和性别歧视。在他回应的视频里，房子分别属于自己、儿子和老婆，而女儿的命属于网友，等同于听天由命。这背后的逻辑细思极恐。罗尔之恶堪比《欢乐颂》里的樊母。樊家有两套房，但无论是家人住院还是被逼债，都只逼着女儿借钱，因为房子要留给儿子。
在万恶的旧社会，每逢大灾，我们善良勇敢的中国老百姓就选择卖掉女儿，给儿子留下土地、房产、生机和娶媳妇的钱。在这些行为背后，男人才是人、女性通买卖的逻辑根深蒂固。家族里女性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让男性活得更好的工具，所以，溺死、换亲、退学打工支持男性亲属念书都有其“合理”性。 这种文化基因，并不随着社会制度的更迭而自然消退。十多年前，烟台招远贾庄，留美女博士赵庆香回国探亲时，被自己的父亲砍死，原因就是没有满足父亲向其索取金钱的欲望。虽然赵庆香已经帮助家里盖了两座房子，但父亲依然希望她拿出钱来到县城买房给患癫痫的弟弟结婚。事后，赵父表示不后悔。他认为这个女儿白养了。他的逻辑也很明确，女儿不能帮助赵家和赵弟，自然没有活着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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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阶段
引言：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将西方女性文学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早期的女人气阶段，中期的女权主义阶段，现代的自觉女性阶段。三个阶段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女性文学从以男性为尊的社会价值转向对父权社会价值观的抗议，再到自觉女性文学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是女性文学逐渐摆脱父权社会价值观，探索女性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追求。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作中国历史社会活动的意识反应，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历程是完全契合的，同时也呈现出其自身的独特发展阶段。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女权主义分为女权主义阶段、女人气阶段和女性阶段。[1]
1女权主义阶段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女权主义阶段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经历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五四”将大量西方女权思想引入，使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体现女权主义特点，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对父权社会的抗议，呼吁女性追求自身的解放和自由。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品主要以问题小说为主，但是受到历史的局限，这一时期的问题小说揭示的矛盾不尖锐，思想倾向不鲜明，往往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没有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这一期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冰心、凌叔华、庐隐、陈衡哲。以冰心《两个家庭》为例，两个家庭一个是代表新思想的大学毕业生女主人，在新思想的熏染下，女主人思想进步、活泼明智，营造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另一个是代表旧社会旧思想的管家小姐，管家小姐只知生活应酬，而完全忽视家庭管理和子女教育，使丈夫无心恋家，出入风月场所，死于肺病。两个家庭，两种新旧思想的对比，反应了旧社会恶浊的社会风气。白薇作为这一时期的喜剧作家，主要代表作有《打出幽灵塔》、《北宁路某站》、《屠刀下》、《中华儿女》等戏剧作品。《打出幽灵塔》通过役暴君胡荣生这一形象，深刻反应了父权制的野蛮和荒以及备受身心双重摧残的妇女处境。胡荣生先是为了夺取寡妇的土地，了寡妇，而后将其害死，之后在新宅以鬼叫吓唬他的姨太太、霸占养女、杀害儿子等等恶行都体现了父权社会多妻制度等旧封建社会的毒瘤。这一时期的都市女性文学女权主义代表作家主要是丁玲，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都市女性反抗男权社会压抑的重要作品，其中关于凌吉士的描写，就体现了对男权社会压抑的反抗。“他，这生人， 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 固然， 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 薄薄的小嘴唇， 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风仪来煽动你的心，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 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2]
2女人气阶段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女人气阶段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经历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犯中华民族的，使民族矛盾升华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品关于女性的解放问题融入到了全中国的解放中去，突出反映了社会革命和民族抗战这一主题，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有冯铿、葛琴、草明、白朗、谢冰莹、丁玲等女性作家。冯铿的代表作《红的日记》中塑造的女政治工作者马英，主张女性抛弃女性个性的追求，忘记男女性别差异，投身到阶级斗争和民族抗战中去，这一社会认识是和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到民族矛盾分不开，女性的解放和全中国人民的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符合时代的主旋律。葛琴作品《总退却》主要反映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将民众的捐款收入囊中，而前线的士兵却浴血奋战，表达了对官僚机构腐败的控诉。谢冰莹的作品主要有《青年王国材》、《抛弃》、《女兵自传》 等，都集中反映了女性不在仅仅关注自身命运，更将自身的解放融入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中去。丁玲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水》，小说塑造了无产阶级集体形象。官府只收取捐，而不修理堤坝，将收取的捐用于支付荒的开支，造成水灾吞噬了人民群众的家园，使百姓无家可归，背井离乡来到城里，而在城里又受到政府官僚的欺压，走投无路的百姓揭竿而起，发起了对腐败官僚的反击。作品《水》里面的女性形象被模糊化，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女性个性解放被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所取代。
3女性阶段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女性阶段则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经历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开始摆脱对男权社会压抑的刻意反抗，重拾女性视角，发掘女性内心和其自然生存状态。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发展趋向成熟，也，反映女性作品的作家涌现出很多杰出人物，如萧红、张爱玲等。张爱玲的作品细腻的心理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在《金锁记》里面，独特的文字、深广的意境、灵妙的比喻、深刻的心理刻画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小说对人物角色七巧的心理分析非常独到精细，戒除了大段枯燥的心理心理分析，而借助于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细腻的心理。在赶出季泽后，“ 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 无论如何， 她从前爱过他， 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 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 为了要按捺她自己， 她拼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表现了七巧在可宣泄时没有宣泄而终于无处宣泄的这种抑郁情节造成的病态心理。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性未形成强大的气候。[3]
旧社会土地制度范文4
――作者手记
在牛背梁，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界很小心、很巧妙地将人的居住范围与保护区分隔开来，然而这个边界线更多的是一种地图的边界。管理的边界、所有权的边界，当地社区居民和保护区之内之外的大自然，从来就是不曾分离的一个整体。牛背梁人的生活离不开牛背梁。梁子、山林、河谷，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的三个空间关键词。即便时代相替，社会变迁，牛背梁人仍旧用他们无穷的智慧，不断调试着与它们的共处策略。梁子、山林、河谷，是牛背梁人的生命线。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分散着建有4个保护站，4个保护站紧邻着当地社区，社区的村民(例如石邦安老人)在访谈中向我们诉说了非常相似的生活经验。长期以来，当地人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在梁子上打猎和采集药材，在山林里伐木建造房屋，又在河谷冲积地带开垦农业和捕鱼。
对于山梁，当地人有着无穷的故事，也积攒了无数的知识和智慧。猎人上山打猎要祭无常、山神、枪神，以求得保佑，他们能够根据脚印和粪便来分辨是白羊(羚牛)、麻羊(斑羚)还是山羊经过：当地人都知道上山不能穿戴黑衣服、黑色的帽子，尤其是带有毛的黑帽子，而要包白头巾，最好穿白衣服，以免被当成熊而被猎人误伤，等等。
梁子上除了提供猎物，还有名贵草药尤其是猪苓，也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之一。广货街保护站辖区地理地形最为险恶，盗伐案颇多，附近的大坪村，仅有28户，108人，土地贫瘠，多数人已经外出打工，留守的一些中年人，则仍旧以打猎和挖药为生。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不打羚牛，不只是因为羚牛是国家保护动物，还因为羚牛的可爱和对他们的帮助。猪苓药草可贵，但是长在土里面，普通人难以辨寻，羚牛走过踏过猪苓生长的松软土壤，恰好将猪苓出来，为采药人提供了方便。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当地人根据自身的理解，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知识体系，并且形成了大自然、动植物相互依存，甚至相互帮助的理念。他们对于自然，不是攫取，而是像对待朋友一样的尊重和爱惜。
山里的人生活物资匮乏，种田为本，打猎为副，然而这些仍旧不能满足当地人的果腹暖身之需。山上积年累月生长的林木，就为当地人填补了生活补给的缺口。北沟保护站工作人员陈洪恩，原来是柞水县营盘林场的老场长，与当地山林打了一辈子交道，做林场场长时领导员工伐木为业，林权移交保护区后则悉心为保护站护林。不管是伐也好，护也好，他对于当地山林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解放前，牛背梁地区的山林分为地主林与和尚林两种，地主将近处好的林场占据瓜分，和尚们则在寺庙四周占据一些林地为寺产，剩下的边远山区，则是普通百姓伐砍柴木的地方。在陈场长所管辖的营盘林场，过去就有关公庙和太真庙两座，每座庙里三五个和尚，以化缘为生，占有一些林地，并不耕种土地。建国后，当地山林被重新分配为国有林、集体林和自留山林。对于当地百姓而言，无论是解放前的边远自由林，还是解放后的自留山(每人平均5－6亩)，都是他们获取生活和建房用材的基本来源。因此，即便是这些边边角角的山林，当地人也悉心呵护，懂得它们的珍贵和持续利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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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首位凭借中国题材作品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毕生书写中国故事，致力于向西方阐释中国，在美国被誉为中国问题权威。正是由于她的文学作品，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让一代代美国人以同情且较为公允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为中美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同样，赛珍珠借助创作，把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进行传播和推广。在跨文化传播的伟业中，赛珍珠肩负起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双重角色，她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对中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
1中国情结
传播学权威拉斯韦尔提出“5W”传播模式，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传播学研究中的五个基本内容，即传播主体（控制分析）——讯息（内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受众（受众分析）——效果（效果分析）。作为传播主体的赛珍珠，以中国题材故事为讯息，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传播给西方受众，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赛珍珠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接受了初等教育，自孩提时代起，她就受教于前清秀才孔先生，熟知儒家的伦理观念。她一家从未居住在秩序井然的外国租界，而是和中国普通百姓混居一起，了解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赛珍珠在庐山牯岭生活多年，庐山上修建的儒释道的庙宇承载中国千年的文化积淀，传教士的背景使之具有丰富的有关中国民间生活的知识，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共同模塑出赛珍珠的中国文化特性。而其骨子里流淌的美国血液，来自家庭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所受的高等教育等背景则带给了她西方文化特性。文化混血儿——这一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得赛珍珠评判中国文化的眼光超越她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前者拘泥于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一元论，后者常以西方文化本位态度审视异质文化。赛珍珠以更加客观的文化精神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和糟粕。因此，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符合传播学上“信源可信性”标准。赛珍珠以写作为自己的主业，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中美文坛乃至世界范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地》是美国小说史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荣获普利策奖、豪厄尔斯最佳小说奖，还是赛珍珠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同名改编电影风靡世界，观影人数达到6500万人。几乎所有书写或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如史景迁、费正清、韩德、伊罗生等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提到影响了西方中国观的《大地》［1］。作为一名主要书写异族，而文学观又面向大众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对后来的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华裔知名女作家汤亭亭说，赛珍珠以“如此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呈现中国角色，让她了解了她的父母，让她了解了在美华人的先祖和他们的社会［2］。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说道：“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作家在书写他者文化时都是充满同情的，感同身受的，诚实而率直的。”［2］赛珍珠是她所处时代的中国通，其权威性不仅建立在《大地》上，她还是广受欢迎、享有盛誉的畅销书作家、时评家、演讲家，社会活动家，以其对中国的独特理解和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影响力、普及率和认可度。
2巨大贡献
从广义上来讲，媒介是指一切能使双方发生关系或联系的人和事物。从狭义上说，媒介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必须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如信件、电话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媒介，也可以是像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3］。赛珍珠以其中国题材的创作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赛珍珠最伟大的贡献是颠覆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在赛珍珠于1930年代出版《大地》等系列中国题材小说走上美国民众视野之前，美国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传教士、作家、政客以及在美中国文化飞地——唐人街。中国仿佛是存在天边的乌托邦，是神秘、异国风情、浪漫的代名词。这一观点与《马克•波罗游记》一脉相承，从美国建国伊始，1784年2月，费城始发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启航首次前往广州，揭开了中美贸易的序幕。而中美的文化交流则始于19世纪初叶，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中国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为标志。其中，名气最大的是19世纪末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代表作是《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此书被认为是19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位列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之首，而且是各大学有关远东课程的必读书。明恩溥从中国人的生理、心理、品行和伦理四方面提炼出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了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包括：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伎俩、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等［4］。明恩溥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在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看法。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人将留着大辫子的“苦力”形象作为华人独特身份的标志，旋即在美国文学中出现另一个华人形象——“异教徒中国佬”，源自西部边疆小说家布莱特•哈特1890年发表的一首讽刺诗《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LanguagefromTruthfulJames）。诗中描绘了一个外表老实内心却十分奸诈的华人赌徒阿新（AhSin）如何出老千赢得赌局的故事，诗中一句“低贱的华人毁了我们”（WeareruinedbycheapChinese），成为了白人排华的口号。傅满洲，是1913年由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首创的一个阴险狡诈的海外华人形象，被视为“黄祸”邪魔，他集聚整个东方民族的神秘、残忍、狡猾和奸诈于一身，恶贯满盈，但每次都侥幸逃脱。1929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了第一部《傅满洲》电影——《傅满洲的面具》。影片的宣传单写到：“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在电影海报上，白人男女主角都被画成在傅满洲的巨影之下吓得缩成一团，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笼罩住了他们渺小的人影［5］。与“黄祸邪魔”相比，另一个知名的华人形象大侦探陈查理，显得较为正面。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1925年出版的陈查理系列小说中塑造的角色。在他身上，虽有东方智慧正义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一个沉默寡言、口齿不清、神秘莫测、经常引用些古怪的中国谚语的华人形象。从异教徒阿新到黄祸邪魔傅满洲，再到伪英雄陈查理，主流的美国的中国形象都是负面消极，真正以平等且实事求是的态度书写中国人和中国事，并以积极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走进千万美国人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龙子》等小说。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主要借助于传统的纸质媒介尤其是书籍为载体，同时也有部分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影响面更大，如抗日神剧——《龙子》，极具感染力，激励了许多美国士兵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在网络技术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借助网络的推波助澜，赛珍珠作品达于天下所能达之处，使得中国文化更快、更广传播。赛珍珠的传播策略也独具匠心，她在创作时常考虑的是如何使作品吸引外国读者，涉及三点：一是要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是小说美学的关键，因此她必须有效消除中国文化对情感效应的阻碍，从百年来中国文化被浪漫化、异类化、妖魔化的传统中突围；其二是满足美国在新时代其国民对世界知识的渴望，但同样要避开异质文化因子的干扰，而且不能像学术专著那样枯燥；其三是打通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传统之间共同的价值通道，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欣悦，赋予中国角色以现代性概念中的个体“人”的身份与西方读者共历“人”的一切［1］。
3细说中国文化
从早期描写中国女子婚姻家庭生活的《东风•西风》，到中国农民三世同堂的家世小说《大地三部曲》，再到小说《龙子》和中国封建大家庭故事《群芳亭》，及反映的作品《北京来信》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还有非小说题材创作，如《东方的烹调书籍》，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帝国女皇》和在杂志发表的多篇政论文，如《现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自由中国行动起来》等，虽然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等历经了演变，但无论是介绍中国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题也好，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的主题也好，还是对中国抗战和政治道路选择的主题也好，都没有脱离过中国文化这个母体。根据文化的“三结构”理论划分，赛珍珠创作中蕴涵的中国文化可以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加以阐释。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丝绸、瓷器、中国菜肴、风筝、观音、建筑、书法等在她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之美》中，赛珍珠如数家珍般讲述琳琅满目的丝绸，气势森严的古典建筑，巧夺天工的雕花檀木椅子，高悬墙上典雅的丝绸卷轴古画，古色古香的家藏瓷器等。在《大地》中，描绘了中国的婚礼、丧葬、祭神、庆生等习俗，还反映了中国的茶文化。而翻译《水浒传》，这一中国民俗百科全书，更是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介绍到西方。在制度文化层面，赛珍珠创作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婚姻制度和科举制。在《大地》中，王龙娶妻是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后要“夫妇合”，但这种“夫妇合”是建立在“妻从夫”的片面服从关系上。封建社会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利益，给妇女戴上三从四德的镣铐。阿兰终生操劳，任劳任怨，王龙发家后嫌其貌丑，娶了荷花做妾，她也无权干涉。旧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父权家长制还导致中国人“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国农村过去存在的溺婴现象在小说中展现，阿兰亲手溺死刚生下的女儿。王龙送三个儿子去读书，却不送女儿读书，他相信，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东风•西风》中，母亲教导即将出嫁的女儿——女为悦己者容，含着泪水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为的是博得未来夫君的欢心，更重要的是，多生子嗣，添丁进口。秉持老观念的父亲对儿子找了一位洋媳妇怒不可遏，认为儿子大逆不道，违背祖训，把他扫地出门，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推崇中国的科举制，认为这种唯才是举的考试制度，基于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宗旨与“有教无类”的公平原则，相比于任人唯亲是一大进步，而且也比英国的世袭制公平，因为它鼓励年青人发奋读书考取功名，有利于国家招募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此外，赛珍珠的作品还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其中，较为集中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孝道和恋土情结。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认识中国的孝道。孔子的孝指“孝、悌、忠、信”，孝悌就是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即家庭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忠信也是规范人际关系，涵盖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大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孝道文化。落荒逃难路上，乞讨来的食物要先给老父亲；王龙清早起床首要的事是烧水为父亲煮茶；父亲责骂他是一句也不还口；好赌的叔父来借钱，实为有借无还，王龙还是给了他钱。老秦对王龙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赢得了王龙的信任。恋土情结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传统息息相关。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农民的所得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崇拜升华到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突出表现为“土地神”信仰。《大地》中王龙在旱灾面前，穷途末路，全部家当都卖掉，但却不舍得卖掉土地，因为只要有地在，就留住了根，就有希望从头再来。在获取意外之财时，他首先便是买下羡慕已久的地主家的肥田，待到资产丰裕时，更是广置田产。当已是暮年的王龙听见儿子们在商量在他死后卖地时，他流着泪说：“一个家要是到了卖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家要完了。”在接妻子阿兰回家的路上，夫妻祭拜土地公公。新年时，买来红纸细心为土地神裁剪新衣服。凡家中遇到添丁进口、建房修坟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乞求保佑［6］。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之情。
4传播真善美
旧社会土地制度范文6
一、对白人尊严的捍卫
作者威廉・福克纳试图去改变南方的这种种族歧视观念，于是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试图对长期建立起来的南方准则进行颠覆的形象――塞特潘。他将暴力这一全然超验的方法进行反抗，试图来证明自身的存在，进而在宇宙的空间中留下自己的足迹。福克纳作品中的这一形象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他所表现出的伟大意志力是作者创作的独特特征。小说中的塞特潘是19世纪初来到密西西比河进行定居的普通百姓的后代，由于他的祖先没有一点名气，因此有一天，他到一个富人的庄园门前时，看门人告诉他需要从后门才能进去。年轻气盛的他，此时的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怒火中烧，迅速逃到树林中，以将自己心中的愤怒平息，将自己的思想进行整理。在他从树林中重新走出来的那一刻，他立志要做一个对这一等级社会进行反抗的复仇者。塞特潘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没有看出任何的不合逻辑之处，我们完全被他所拥有的自信所折服。
塞特潘带着痛苦来到了这个社会，伴随着他的生存目的，他像一台一旦投入工作便永远停不下来的机器一样努力实现着他的这一目的。塞特潘通过暴力制造了各种死亡事件，并不断尝试各种具有破坏性的行为进行报复。如，他为了建立他的价值体系，他毅然从印第安人的手中夺来了土地，他的这一行为并不是贪婪的表现，而是一种复仇的行为。为了复仇，他从不接受别人给予自己的无法回报的恩惠，甚至他不惜抛弃自己的海地妻子和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纯正血统和个人的成功，他竟然不认自己的黑人儿子，但是却通过正大光明的决斗来向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威。他甚至让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相互残杀，直到有一个被打死，但是他却能忍受各种压力而拒绝参加各种对黑人进行谋害的团体。他甚至说出这样的名言，每一个南方人都应该努力将自己的土地赢回来，从而拯救南方的所有土地和南方地区。
在塞特潘的所有到达之地，都充满了各种征服的声音和痛苦的。对他而言，他并不想得到任何具体的东西，只是在他去过的任何地方，如从山里到海地然后再到杰佛逊镇，这些地方在空间上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他的复仇计划接连不断，他不断地去找女人，生孩子，但是每个女人最后都离他而去，生下的子女们也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残杀而死。他通过各种手段得到的“塞特潘百里地”庄园，最后也离他而去。在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抗中，塞特潘表现出的更多的是重复性的冲动行为。作者通过塞特潘的这些相似且重复的行为向我们证明，塞特潘的这些行为没有掺杂任何的物欲成分，只是为了单纯的复仇，从而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美国的著名作家罗伯特・斯比勒曾这样描述，塞特潘只是毁掉南方国家的一件工具而已。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塞特潘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意识使他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
二、对于种族对立的沉思
所谓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在整个社会中就是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段和策略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与之对立的阶级则通过各种伪装的、隐蔽的手段来对他们的这些维护行为进行破坏。在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塞特潘的诸多情况都与《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非常相似，他也是没有一点家庭背景的青年男子，甚至还会被人怀疑自己带有黑人血统。然而在命运结局上，塞特潘却和乔是截然相反的。面对镇上所有白人对他的敌对眼光，他毫不在意，而是开始大力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攫取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来建立自己的庄园，同时他还将商人柯德菲尔德的女儿娶进门，并邀请所有的人来他的庄园做客。这样镇上的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白人血统，如柯德菲尔德和康普生将军等这些有身份的人都接受了他的白人身份。对于这一结果，就连他的妻妹罗莎・柯德菲尔德都无法理解塞特潘是如何让南方的上层社会接受这一事实的。罗莎・柯德菲尔德认为，这两位首先接受这一事实的人是在南方受到格外尊重的人，享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接受这一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塞特潘做到了，他不仅娶妻生子，而且还赢得了土地和奴隶，成为南方贵族中的一分子。
对于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当它们发生严重的碰撞时，往往那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会因自身尺度衡量而处于劣势地位。对于塞特潘，他的聪明不仅表现在他对南方传统观念的抛弃，也表现在他能非常机智和灵活的处理种族问题。在杰佛逊，大多数的白人对黑人都充满憎恨，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优越感反而使他们处于一种非常劣势的位置。而塞特潘，他和黑人奴隶之间没有表现出高低贵贱的距离分别，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就像一个部落的首领，通过自己的首领来赢得族人的认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政治无意识能够将那些被压抑和被淹没的历史回复到原始状态，以供批评家们进行探索分析其所象征的真正社会行为。在作者看来，塞特潘虽然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拥有像南方上层人士那样的金钱和势力，但是他却没有让镇上的人对他另眼相看，还是被描述为南方社会的下层人，有着诸多的缺点。如康普生将军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罗莎认为他不是一个君子，还有很多诅咒类的描述，如这个东西的眼睛就像生面团上安着的黑煤块。在小说中，作者始终将塞特潘和安斯・本德伦、斯诺普斯这样的在性格和道德上存在许多方面缺陷的穷苦白人相联系。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南方社会，塞特潘是一个地道的穷苦白人，他和真正的南方上层贵族是存在着很多本质区别的。在诸多种族主义信仰者的眼中虽然只存在白人和黑人的分类，但是塞特潘却仍然得不到柯德菲尔德和康普生将军的真正认可。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种族对立完全是一种有关政治权利的较量，种族意识的划分完全是按照南方上层白人贵族的价值观来进行确立的。
三、预示了黑人和白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在小说中，除了亨利和本这样的种族歧视例子之外，罗莎和克吕提厄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种族歧视。罗莎认为克吕提厄就是她的工具，她完全是在利用她。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女人，罗莎内心的种族思想非常严重。克吕提厄是萨特本和一个黑人女仆的孩子，在这个家族里，她仅仅是被当做女仆来看待，并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在百步庄园的一个晚上，罗莎让克吕提厄跑楼梯，以示对她的惩罚。昆廷帮助了克吕提厄，并告诉她亨利始终躲在楼上看着她。罗莎对克吕提厄的长期怨恨，从而爆发了一场暴力事件。
在种族歧视的思想下，罗莎和克吕提厄都被伤得伤痕累累。罗莎对自己以前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可是此时的克吕提厄却已经对罗莎恨之入骨。在小说的最后，克吕提厄放了一场大火，意将萨特本的城堡烧毁。在这部小说中，罗莎和克吕提厄的关系是充满戏剧化的。在内战的时候，罗莎和克吕提厄是一对姐妹，她们过着非常平静的日子。罗莎曾经这样说，她们之间的年龄和肤色都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得生活、做饭和打扫，她们是只会吃和睡并且没有任何喜怒哀乐的动物。罗莎的这些话，向我们透漏的是内战时期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这个时期，她们之间相互扶持，彼此之间没有歧视，只是单纯地想继续活下来。外面的战火不论有多纷飞，她们的内心依然是安静、平等的。这些正好向我们预示了白人和黑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在美国内战这一特殊时期，白人和黑人没有任何歧视，只是互相帮助。在整部小说中，福克纳对南方这种道德和伦理的批判毫无遮掩，萨特本家族的衰败正是南方地区的最终没落。在萨特本家族和整个南方地区的人们眼中，他们有着邪恶的目的，便是不顾一切道德来对其他民族进行奴役，这将必然失败。在和昆廷的谈话中，罗莎如此说，萨特本是一个残忍、虚伪且拥有强烈占有欲的人，他领导的南方战争终将会失败。
四、结 语
有关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的种族问题，已经有很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所阐述的种族问题进行了分析。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大家忽视了福克纳作品《八月之光》等诸多小说中的种族冲突问题，而该部小说的不同之处则是对种族问题规律演化的探析，并表现出一个现代作家意识形态中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表现。因此，本文从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论角度分析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的黑人群体命运，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对南方种族歧视问题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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