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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改革范文1
（一）节约集约用地方面。根据调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县已获自治区批复的建设项目共18个，批准用地面积28.4142公顷，其中，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2.4846公顷，完成征地11.8144公顷，批而未征0.6702公顷。已供地总面积16.2847公顷，其中，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 14.1051公顷，单独选址项目用地2.1796公顷，批而未供12.1295公顷。
（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情况。2013年以来，自治区批准我县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2个，实施规模为：拆旧区总规模16.49公顷，复垦为农用地16.49公顷（其中，复垦为耕地11.74公顷）；建新区总规模16.49公顷，新增建设用地16.49公顷。2014年，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对我县拆旧区土地复垦进度及建新区土地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认项目拆旧区实际实施规模为16.49公顷，复垦为农用地13.11公顷，新增耕地10.02公顷（均为旱地）；确认项目建新区总规模13.11公顷，我县已先行使用周转指标7.1268公顷，剩余挂钩指标5.9832公顷。
（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差别化管理情况。近三年来，__县没有另安排工业用地和城乡化用地指标；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方面，严格按规划用地，对不符合规划的项目原则上不能通过建设用地预审，对符合调整、修改规划的项目，严格依照有关政策法规进行规划调整和修改，没有出现违反规划用地的行为。
（四）建设用地区位调整。近三年来。我县实施的各类建设项目，均按项目规划、设计用地，未出现项目用地区位调整情况。
（五）批后征地情况。各项目批准用地后，严格实施征地批后“两公告一登记”，采取在被征地单位内部张贴公告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网络平台公开征地相关信息，做到征地工作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一）批而未征。造成项目用地批而未征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征地过程中，部分被征地群众认为征地标准补偿低，不同意征地；二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一些具体项目规划、设计不够科学，投资成本高，而变更规划、设计程序复杂、时间长，导致不能按期开展征地工作。
（二）批而未供。造成批而未供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项目征地涉及房屋等搬迁安置，被征地群众提出要求过高。比如，有的要求高额补偿，有的要求在黄金地段安置建房，有的要求安排多宗宅基地，如果不能满足其要求，被拆迁户拒不搬迁，导致没法按期供地；二是一些项目建设涉及城市规划调整或规划未确定，也是没法按期供地的重要原因。
（三）未批先用。由于项目建设用地前期审批涉及国土、住建、环保等多个部门，从前期审批到用地报批所花时间较长，程序繁杂，一些项目为了赶进度，先开工后报批，造成未批先用违法行为。
（四）监管不到位。项目供地后，有关部门对一些项目用地供后监管不到位，项目业主失去监督，不按批准的用地红线图使用土地，导致少批多用现象时有发生。
（五）验收不严格。在项目竣工验收过程中，有关部门只注重验收工程数量、质量和造价等方面指标，忽视了工程用地指标验收。
（一）加快征地改革。土地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土地增值日益凸显，人们对土地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提高，而当前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被征地群众普遍难于接受，导致不支持配合征地情况时有发生。建议上级有关立法部门加强调研，加快推进征地改革工作，合理制定征地补偿标准；地方人民政府也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按时调整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以保障好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推进征地改革顺利进行。
（二）加强政策宣传。在开展征地拆迁过程中，要加强对被征地群众宣传教育，讲清国家征地法律和政策法规以及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做好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还应通过党报党刊、广播宣传、网络信息、电子查询等多种渠道，全方位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工作，不断提高民众思想认识，努力破解征地拆迁难题。
（三）加强联合审批。项目建设用地，虽然各级各部门进一步简化建设用地程序，但报批时要求材料齐全，办理立项-选址-环评-勘测-预审-报批等手续，涉及部门多，程序复杂，投资者意见大。建议上级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协调相关部门加强联合审批，建立健全建设项目联合审批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2
关键词文化“失根”；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文化
一、文化“失根”危机的现状与问题
城乡之间的文化断根，城市人与农村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使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大批在城市融不进、在农村回不去的“摇摆人”。他们根本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然而城市文化对他们又是那么遥远，造成了他们只能游离于城乡的边缘，成了真正的“文化无根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消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进，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也逐步消亡。在农村，代表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在慢慢消逝，这里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的消逝。生活方式的转变正是文化“失根”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2.乡村社会精神文化在缺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如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尤其是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乡村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淡漠和紧张，人们的安全感丧失。在乡村，赌博、打架斗殴、暴力犯罪的现象也不少见，这都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
3.传统乡间伦理价值制度解体
在现代物质社会的引领下，乡村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原来传统的伦理价值制度已经被解体。有专家表示：“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一些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住在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于是就有了“作为文化——生命呢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的这一根本性的忧虑。
二、文化“失根”危机形成的原因
1.文化“失根”与城乡文化的不融合
文化“失根”和城乡文化的不融合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教育，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文化积淀的传承同样离不开教育，而城乡文化融合也离不开城乡教育的统筹和整合。
2.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认识障碍
学术界现在对城乡教育一体化还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界定，这就使得学者及大众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应该根据城乡个区域各自之间的优势与特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的双向演进过程。
3.城乡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中，不仅有认识障碍，而且还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没有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就很难去实施。
三、解决对策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而城乡文化教育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乡村文化危机和教育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按照国家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城乡教育 ，无疑已成为解决“无根化”危机的必要之举。
1.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深入推进教育规划城乡一体化
2010年8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2.加强对乡村中小学的扶持力度，深入推进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
要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合理分配问题，按标准配备教学设施、技术装备，大幅度改善乡村地区学校办学条件，不断加大对乡村教育转移支付和均衡配置的有效机制，使乡村受教育群体能够享受到同质的教育资源。
3.加大城乡教育沟通，深入推进教育文化城乡一体化
文化“失根”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各成体系，才导致他们陷入“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的尴尬境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要加大城乡之间的学校、教师、学生之间的沟通，拓展沟通多层次模式，形成沟通长效机制，增进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乡村受教育群体能够享受到协调的教育文化。
4.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改革
文化“失根”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制度问题上，有很多的实践操作都是要在制度上面付诸行动的，如果制度没有改革，很多的实践措施就会难以实现。因此，制度改革更具有挑战性、风险性和艰巨性。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也就很难实施，即便是实施了，也是一体化质量、水平等都会远远低于理想状态，达不到想要的目的。因此，必须继续深化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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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式，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形式，主要向社会提供农产品，其与城市的主要区别是人口密集度和数量比城市低，现代社会的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单一的农业生产范围，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乡村经济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途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1国外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1.1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70年代初（1970年），“在韩国总统朴正熙的直接推动下开始了韩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实施新农村。”①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实施出口工业战略，在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调，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低，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难得到有效解决。朴振焕在其著中写道“‘住茅草屋，点煤油灯’经常用来描述当时韩国农村贫穷的生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农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而大量的无序迁移给城市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而农业和农村的落后又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韩国政府推行了一场由总统亲自倡导，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新农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开始于政府向每个村庄免费提供的335包水泥，并让各村自行决定其使用方式，可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的村用于修建公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而有些村却把水泥分给农户被拿到市场上变卖，这样，“政府的资金在使用上就背离了政府的预期目标，在‘新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大打折扣。于是政府改变了‘新村运动’投资的方式，将全方位投资改为奖励性投资，只有在上一年新村建设达到了政府要求的乡村，才能获得政府的投资”②。韩国“新村运动”首先是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方面的改善（换房顶、建设公共饮水设施、修公路、绿化荒山及公共福利等），但随后政府发现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将不能保障农村的后继建设，工作的重点也因此向增加农民收入转移，政府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广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等良种和先进技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认识到农民思想观念对“新村运动”的作用，因此政府加强了对农民的培训，“精神启蒙”成为“新村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并随着“新村运动”的展开得到加强。这场由总统亲自倡导，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新农村运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它改变了韩国广大农村农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据统计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建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其次是农民收入显著增加，1970~1980年，农民的平均收入由26万韩元增加到270万韩元，增长将近10.5倍；最后是“精神启蒙”培养了农民“勤劳、自助、合作、自立”的思想观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加重了农民负债，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过分依赖。
1.2法国“农村改革”运动
法国农业源远流长，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法国旧式农业经济建立在耕地与牧场结合的基础之上。16世纪开始，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标志，欧洲一些国家的农业逐步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式，逐步形成了大地主经营的，以大农场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格局，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旧有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阻碍了法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农产品依靠从殖民地进口。二战结束后，法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通过改革，法国迅速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其发达的工业是分不开的，它得益于法国工业的高速发展的带动效应。法国农村改革建设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表现为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其次是农业保护政策。为改变小农经营模式，实现大农场规模经营，法国政府高价收购“无生命力农场”，转手出售给大农场主，同时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给予补偿，促进了土地和生产经营的集中；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作物种植和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农作物按面积补，牲畜按头数补，葡萄酒按质量补”；国家通过低息贷款或无偿投资的方式协助建立农业互助合作组；对购买农业机器设备、化肥、燃料也采取一系列的免税和补贴。总之，在法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法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性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的农村改革还表现在加强农村教育、科研与农业科技推广上。二战后，法国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而与此相对，大多数法国农民和小农场主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无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因此为了使科学技术在农村真正得到应用，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为此，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农业科技实力的措施，如农民子弟必须经过“绿色证书”毕业考试，积极探索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科研新机制，鼓励创办农业科学研究所等。
2国内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建立在农业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华夏文明绵延中国几千年，但、等外敌入侵和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使中国农村饱经沧桑，出现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现象，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农村腐败的原因，探求农村建设的有效办法，希望以此拯救中国的农业经济，他们亲身试验并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对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2.1米氏“村治”理论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影响的中国农村日益贫困和落后，一些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和乡绅，抱着“振兴农业”、“振兴农村”的强烈愿望，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乡村改革和乡村建设的实验。河北省定县是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发源地，“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米氏家族即在本村搞自治”③。1904年米鉴三、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村治”，米家是翟城村上的望族，米迪刚的父亲米春明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从1894年起，米春明就开始在翟城村自筹资金创办现代学校，并有计划地进行乡村改造的试验。在米春明被任命为定州（今定县）劝学所的学董后，在其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改造地方的措施，首先是推广教育，主张加强公民教育和培养公民的识字能力，1904年《教育普及计划书》，教育规约12条，规定6岁至14岁儿童，无论男女贫富，均享受义务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办农隙识字会；其次是整顿地方治安，他先后制定了《查禁赌博规约》、《看守禾稼规约》等，使翟城村成为当时地方改良的模范样本。米迪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借鉴日本乡村自治建设的经验，为翟城的乡村自治注入了现代因素。总结起来，米氏“村治”理论主要由米鉴三、米迪刚提出推行，它以儒家“三纲”（明德、亲民、止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据，吸取日本乡村自治思想，米氏“村治”理论主要由政治民主（“民主协议”）、经济互助（“彼此顾恒”、“分担”）和自治人才的培养（“村政讲习所”、“补尽天职”)三个部分组成，力图通过上面三项主要措施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村治’的本质，是实行‘小封建’的政治统治，米氏的‘村治’主张，对以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有一定的影响。”④定县翟城村开创了中国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地方自治的先河，米氏父子发起的农村自治改革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旨在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伟大尝试，为后来的晏阳初在此地主持更大规模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米氏父子的地方自治思想被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吸取，成为民国在全国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论基础。#p#分页标题#e#
2.2梁漱溟的“文化重建”理论
梁漱溟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走接纳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文明，‘农业引导工业’之‘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走西方近代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的老路”⑤。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的重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西方文化冲突是导致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就必须先复兴农业，而复兴农业的道路就是“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兴为主线，为此提出了“乡农学校”建设和“农村合作社”建设，借鉴西方的“团体精神，科学技术”来达到发展乡村的经济社会的目的。“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能否真正达成树‘民风’、启‘民智’之乡建计划的关键。”
2.3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主张最大限度地发展和主办一些新的实业项目，通过一系列实业项目发展农村经济，“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④。其理论始终贯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发展的途径则是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可以说，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理论始终贯穿着实用主义思想，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4
[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派主张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本，积极开展了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改进乡村经济、推进乡村社会整体建设的乡村教育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重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一次重大探索，其经验对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仍有切实意义。
一、教育视角的乡村转向
“五四”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实验主义的改革道路，与此同时，知识引导生活以及教育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想也逐渐深人人心。在中国的学术讲演中，杜威强调教育“是要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平等教育，而非“贵族阶级式的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中国应当实行平民教育，以“养成一般人民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张多与传统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相契合，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的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五四”前后开始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但是，当时有限的“乡村教育已经破产”，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1919)的文章里如是断言。1921年，陶行知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也指出：中国以农立国，乡村占8500，城市占1500，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而乡村学校却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00,“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谓已达到极点”。这是因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这种“走错了路”的乡村教育不仅是无用的教育，胃‘软手软脚病”(不会动手的知识分子)和“呆头呆脑病”(不会用脑的体力劳动者)两种流行病的病因，而且造成了乡村的学校荒废、农民愚昧，直至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严重滞后。乡村社会的破败衰落不仅使我国工业的现展，有失去原料供应以及有效劳动力的可能，也将严重动摇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基，欲救中国必先要救中国之农村和农民，“到乡村去”、“到民间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改革的基本共识。“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塑造新的乡村社会”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诸多教育改革家们的不二选择。正如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指出的：“我们内受国家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通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谋。”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间，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教育派，就在实地调查和研究农民群体的生存现状及教育现状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和领导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实事求是地科学规划，创造性地开展了划区乡村教育实验的推进运动。其间，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最具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从1926年底开始，自筹经费，在南京郊区的晓庄买了10里荒山、200亩坟地，作为“活的乡村师范”的校址。1927年3月，晓庄招收了13名甘愿为农民“烧心香”的首批师范生。陶行知和学员一起，住牛棚，挑大粪，“和马牛羊鸡犬泵做朋友，对稻粱寂麦樱下功夫”，晓庄师范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师范学校的新形象，成为了当时全国乡村教育运动的中心。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1926年8月，选择河北定县作为试验区，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效果也很显著。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进行生计、文化、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救治农民贫、愚、弱、私的“四大疾病”，目的就在实现农村社会在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等方面的“六大建设”。其他影响较大的实验区有：黄炎培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的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区，梁漱溟在山东荷泽、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江苏省教育学院研究部创办的无锡惠北、北夏试验区，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的北平清河试验区等。
据美国学者拉穆利统计，到1934年，中国从事各种乡村教育实验的团体达691个，据台湾学者杨愚春统计，1925年至1934年中国各类乡村教育实验区则达63处之多。从历史地位和教育贡献上看，这场规模宏大的乡村教育改革运动，不仅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早期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教育下移民间社会的努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向乡村社会转移的重要标志，其间也隐含着城市、乡村在教育现代化视野中一体化的基本思路。
二、主要思想和举措
大大小小的教育试验区，在推进所在区域乡村社会生活的改造和发展方面不仅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乡村教育实践经验，我国乡村教育的内涵、内容、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自此也都有了新的拓展。虽然，乡村教育各派别在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方式、方法以及规模、效果上不尽相同，如指导思想上，有的主张“富教合一”，有的主张“政教合一”；在方式、方法上，有的侧重教育普及，有的以经济发展为突破口，等等，但他们的思想里都有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以及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影响，也都比较重视彼此经验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因此，这一时期的乡村教育实验活动，在总体上还是有相近的理论和举措的，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目的。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新农民”、改造乡村的社会生活。乡村教育派认为，人的现代化问题是现代社会毫无疑问的中心问题，而“吾辈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从此，读书识字不再是旧时代里升官发财的捷径，学校教育也不再是脱离生活实际需要的虚无教育，乡村教育的办理要以唤醒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养成经济自立的能力为基本目标。如陶行知所强调的，乡村教育的具体使命是：“(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换言之，乡村教育要塑造的“新农民”，就是现代社会视野下的能够自主、自治和自卫的，能够理性经营和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能够自觉、自动地去帮助他人并积极参与周边社会生活民主化改造的现代农民。如果中国一个个的乡村，一个个的农民都有了这样“充分的新生命”，乡村社会重塑的依靠才就有了可靠保证，整个国家赖以现代化发展的基石也可得以真正确立。
其二，关于内容。乡村教育的内容是实践的、实用的，也是乡村社会生活的全部。在《宝山县试办乡村儿童自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中，陶行知提出工学团的乡村教育工作包括：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治的村庄；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开展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的村庄；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卫人的村庄；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可见，当时乡村教育的内容的确是广泛而不狭隘、实用而不空泛的，乡村教育运动在事实上也包括生产技术、政治观念、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民道德以及自卫教育等多个层面的乡村社会的整体重建运动。可以说，与整个社会(直至世界)的发展进步互为沟通、彼此协作，以开启民智为中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大的综合改造活动。
在这大农村教育活动中，陶行知将乡村学校看作“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指出乡村学校不仅要培养乡村所需要的人才，也要积极参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活动。但当时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空洞无物，所学非所用，不仅脱离乡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且城市化倾向严重，也不能对农村社会及农民自身的急迫问题提供有效帮助，有的学生读了三四年的书，甚至不会记帐、写信。陶行知认为，乡村学校改革的开端是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即不能仅从学科体系和书本知识出发，而首先要从乡村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有无实用价值为原则标准来选择该学什么、该教什么和该做什么，并能够以实践为中心来进行教和学，“比如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就要在田里学，也就要在田里教”。生活的、有用的和实践的原则性要求，不仅改变了以书本教材为中心的农村学校课程设置，而且以农村生活为本位的大课程观由此得以确立。今天的农村学校也着手设置以本土文化资源和生活实际为基础的乡土课程、综合课程，农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社会之中心因此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
其三，关于原则和方法。乡村教育活动的推行方法和原则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先实地调查研究，后具体实践、推广。如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之前，要求以“系统的科学方法，实际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和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为有事实根据的设施。’，黄炎培也要求对实验区首先进行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方面的调查分析，然后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确定适合该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可行性方案，以保证教育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该方案实施过程中，要和当地民众充分合作，“以先能授后能”，决不以盲导盲，要能以实际的生产成效来增加当地民众对改进工作的信任和参与，正所谓“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最后还要能善于总结成功经验，力求推广普及。
二是划区实验、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重实效。乡村教育派的实验一般都是划定特定区域，因地、因人之需实施教育改进工作，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强调改进工作的实际效果；黄炎培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和训练，先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因地置宜，因材施教”。例如，为扩大农民收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就组织农民因势利导发展花边和刺绣等传统手工业、指导农民因地制宜建立各种养殖业和种植业，这都给村民带来了较好的实际收益。既然办教育是为了借“教育的力量”，改造社会环境，那就先要“身人其中”，了解将要改造之环境中的各种待解决问题，以此为基础而办理的教育就是有效的教育，也是老百姓欢迎的教育；否则就是没有出路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愈广，生计愈窄”，白白浪费了人力财力，这在今天的教育界尤其值得警觉。
三是以富促教、科学简化的双管齐下。什么是以富促教?乡村教育派认为，经济发展是教育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农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乡村教育的首要突破口，如陶行知所说，活的乡村教育，能够叫“荒山成林”、“痔地长五谷”。但是，要解决富民问题必须依靠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而要增加生产则必须依赖科学知识和技术，乡村教育派都非常重视这一科学普及工作。如中华职教社在徐公桥实验区内注意在农民中普及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常识、推行正确的耕种方法，注意推广优良品种和试用各种新式农具等。晏阳初在定县试验区成立了专门的生计教育部，一是办了两个农场，实验并推广美国引进的猪、鸡、小麦、棉花等的优良品种及先进技术；二是采取实验巡回生计训练的办法，包括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示范户)和推广训练三个方面，形成了较完整而有效的农村生产教育制度。梁漱溟甚至还提出，金融流通、引进科学技术和改进合作组织要三管齐下、同时推进，才是增加农民财富、摆脱农民贫穷的有效举措。
四是重视乡村的社会组织制度建设。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文化主要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制度文化的合理建设和必要支撑，对农村及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而言，现代组织制度的建设自然也是其应有之规定和必然要求，所以，乡村教育实验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设以现代民主、平等、合作观念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制度。梁漱溟认为，在竞争的时代，有团体的才可以胜利，没有团体的则必定失败。在山东邹平实验区，借鉴西方团体组织的长处、吸取中国历史上乡规民约制度的精神内核，他建立起以解决乡村社会种种问题、谋求乡村社会整体建设为主要目的的乡村组织新形式—乡农学校(包括村学和乡学)。其主要教育内容包括：组织农民走合作生产、经营的道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训练村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和参与力，培植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习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传授农民新的科学知识，促进农村的农业改良等。但乡农学校所进行的集政治、经济、教育、自卫一体化的教育活动，还只是“规定”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因为社会组织本身是“一个生长的东西，慢慢开展的东西，从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其苗芽端倪在乡村，从乡村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换言之，倘若离开农民的以个体社会实践方式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乡村社会组织制度建立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实在的基础，毋庸质疑，借助教育以促成农民群体的文化自觉和行动参与则是乡村组织建设背后的涵义和依靠。
三、历史借鉴
从历史借鉴价值上看，以陶行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主要是希图借助开启民智的教育手段，开发广大农民丰富的“脑矿”，培养农村人才，寻求乡村经济、乡村教育、乡村卫生、乡村政治等全方位的现代改组，以为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与我国当前的农村教育改革在思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参照乡村教育运动的主要经验，当前要促进我国农村教育的有效发展，首先，要明确农村教育作为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工程的内涵。一方面，农村教育主要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三个部分，涉及了农村社会人力资源整体开发的方方面面，也涵盖了知识教育、技能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健康教育及至国际化教育等多方位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农村教育的有效发展不仅决定了新一代农民的整体素质水平，也影响农村社会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以及整个社会协调有序的现代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将农村教育的发展与农村社会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是要解决农村教育的实效性问题。这里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因此有必要先进行因地制宜地调查研究，制定出相应区域内科学可行的农村教育发展规划；其二，农村中小学校要真正确立为当地农村社会的发展培养实际人才的基本宗旨。根据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积极改革以升学考试教育为主体的课程结构，增加“绿色证书”教育及有关农村实际生活生产的内容，努力成为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改造的教育中心；其三，针对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留守农民和进城农民的两大群体，积极依托农业院校以及有关的教育培训机构，因材施教、因需设施，逐步建立开放而有效的农业生产教育制度、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最终促成学习化农村社区以及农村社会终身教育网络体系的建设。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5
[摘 要]开发我国乡村旅游资源，要注意农耕文化的灌注，提高其文化品位；进行亦农亦旅、农旅结合的复合性开发；采取“做减法”的
>> 谈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浅谈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建设 我国西部旅游经济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新时期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乡村旅游开发新解读、新思路（下） 乡村旅游开发新解读、新思路（上） 浅谈我国的乡村旅游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刍议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分析 基于SWOT分析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新思路 乡村书院――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新思路 对我国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及策略应用的探讨 浅谈我国科技自主发展的新思路 探析我国金融监管的新思路 探索我国幼儿教育的新思路 我国版权行政保护的新思路 《旅游法》下我国旅行社经营新思路 我国工业旅游的开发 我国乡村体育旅游发展的现状 论我国乡村旅游的和谐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开发我国乡村旅游的新思路 开发我国乡村旅游的新思路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开发我国乡村旅游资源，要注意农耕文化的灌注，提高其文化品位；进行亦农亦旅、农旅结合的复合性开发；采取“做减法”的开发模式；加强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我国旅游者消费理念已相对成熟，预示了巨大商机，探索我国都市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关键词]乡村旅游；农耕文化；复合性开发；田园；和谐相融[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5―0040―05
乡村文化改革范文6
将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今年。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巩固第二届文化周市容市貌整治效果，加大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探索建立数字化城管及“大城管”管理模式，积极推行城管领域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全面推广“以钱养事”改革，切实推进乡村生活垃圾处置费代征代缴改革，努力加强城管执法保证，进一步规范执法人员行为，不时提高长效管理水平，促进水乡园林特色、历史人文特色的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为把潜江早日建设成中部强市作贡献。
二）目标任务及主要措施。
运用信息化手段（数字城管）提升乡村管理行政执法整体效能，建立数字化乡村管理新模式。开展数字化乡村管理系统建设。从严从细从快管理好城市。
推动乡村管理重心下移，推进乡村网格化管理。依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乡村管理架构。强化城区、街道、社区的自治管理，形成“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管理模式，争取市政府支持，向社区拨付基本工作经费及奖励经费，重新启动“门前四包”工作。实行乡村网格内的以钱养事”改革，完善和落实绩效考评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提高基础管理能力。
利用升格为政府工作部门的契机，努力构建“大城管”格局。借鉴宜昌市城管局做法。争取市政府尽快成立乡村综合管理委员会，市长任主任，分管市领导为副主任，构建政府监督指挥、部门协调运作、各有关方面各司其责，各尽其责，相互配合的大城管”格局。
调整了代征运行软件，切实推进“乡村垃圾处置费代征代缴”改革工作。今年已拿出利息监审意见。制定了改革实施方法草案。今年依照省物价局、省住建厅专题督办会要求，迅速组织实施。
分布实施”工作思路，启动乡村管理行政执法局申报工作。依照“一次报批。拟定在潜江城区实行相对集中奖励权工作申报方案，按“先上市长办公会，再上市委常委会，向市人大汇报后，报省政府批准”工作流程推进，整合乡村管理资源，推行乡村管理领域相对集中奖励权工作，整体提升乡村管理水平。
加快专业市场、环卫设施的建设速度，完善乡村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市政府加大乡村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为乡村管理发明必要条件。
依照“新人新办法，规范城管执法人员管理。根据省政府办公厅（政办发[2010]102号）文件精神。老人老办法”原则，坚持“逢进必考”严把入口关；对现有人员统一考核，择优录用，对达不到要求的人员合理分流，妥善处置；规范后的城管执法人员争取纳入参公管理，提高城管系统干部职工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