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的内涵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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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的内涵

经济安全的内涵范文1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经济安全的内涵范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安全;动态监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一、引言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原因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会根据各地区的地理条件、资源产量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的现象产生。我国的这种区域经济空间出现差异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然而,优先发展的地区始终处于重点投资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也就越来越大。只有对我国区域经济进行动态监测和科学分析,才能避免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拉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解决各类社会的经济问题,从而达到维持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公平关系的目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差异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省会和城市之间,同时也出现在省际之间。尤其是在各省的工业水平方面,产生的发展差异非常明显。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大量历史文献看来,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仔细分析,可以将原因分成内因和外因。

1.内因。内因指的是区域的自身条件,可以包括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存量,还有该地区的自身的经济水平。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着自身的生产率和指定的产业结构战略。

2.外因。外因指的是国家的倾斜政策。国家出台的政策直接或间接都能从不同程度上给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政策倾斜不仅能够调动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还会影响到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水平。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我国就应该制定不同的方案方针,采取适宜恰当的措施来促进我国各地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在努力建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支持西北地区的一些重大项目。而中部地区则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帮助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建设。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能否加强关系到东部地区的需求市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体现出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关联,呈现出区域之间共同协调发展的现象。

三、我国区域经济监测常出现的问题

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国地域范围宽广,不同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地理特征,出现区域经济差异的现象是难免的。在空间上,我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发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呢更快,经济实力也更雄厚。而不发达的区域,不仅经济发展建设的投入不及发达区域,资源和地理条件也不如发达区域优越,因而,不同区域经济差异越拉越大。区域经济差异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我国制定的制度和出台的政策甚至是社会历史文化都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随着各区域的发展,不同地区区域经济水平逐渐拉大,导致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如果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稳定并协调的长时间持续,社会矛盾就有可能与日加剧。因为,地区区域经济水平相当的话,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是相似的,两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就会增多,市场之间的流通也进行得更多。相反,如果两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差太大,地域分工和贸易流通就很难进行。最终,各区域间的技术资金和产业扩散也就难以实施,从而对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新产生阻碍的影响。

四、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

将评价国家经济安全的10个度量指标对国内省区进行分解,经济区域可以是一个省份或者是多个省的联合体。指标安全系数 通过阈域值法进行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大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指标数值大,安全度越小的安全条件指标,其安全系数按下式计算:

根据区域经济安全系数的大小,对区域经济安全度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得分将经济安全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具体的评价方法见表1。

五、动态监测对于区域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区域经济能否稳定发展是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的经济问题,在领悟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并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来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确保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目的。进行动态监测在预防措施方面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动态监测工作的进行应根据我国国情,对区域经济安全进行系统定量监测研究,展开全方面的动态监测。可以通过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内涵,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或者是构建区域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安全方面的问题。

六、结束语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安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领域分布有金融、能源、贸易等社会安全方面,因此,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时,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并适时拓展对区域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视角。目前,我国经济安全处于中低度的不安全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外来风险,还包括我国经济风险区带来的危险。因此,对我国区域经济安全进行动态监测的相关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张静.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经济导刊,2011.

[2]张维群,张颖.区域经济安全的统计探索[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2,17(51).

[3]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4]叶卫平.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J].研究,2011(2).

[5]顾海兵,张安军.我国区域经济安全动态监测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理管理,2012(7).

[6]顾海兵,王鑫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6).

[7]信春华,朱世英.省区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及模糊综合评价[J].中国矿业,2007(01).

经济安全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网络经济;安全;现状;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02

信息化时代造就了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其具备的直接性、边际效益递增性、可持续性等特点直接促进了新型经济关系与经济形态的发展。但是由于网络经济是依托计算机网络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计算机网络天生具备的安全缺陷使得网络经济在这一核心媒介下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网络经济信息安全已经成为阻碍网络经济繁荣发展的一大屏障,通过技术层面、舆论层面乃至精神层面的措施保障网络经济信息安全亟待落实。

一、网络经济安全的内涵与现状

(一)网络经济安全的内涵与范畴

网络经济安全是维护网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一系列安全措施集合及其状态。从内容上看,网络经济安全是两种安全的有机结合:网络安全与经济安全。网络安全是指在两个实体之间保证信息交流以及通信的安全可靠,满足计算机网络对信息安全的可用性、完整性、保密性、真实性、实用性和可维护性等的要求。经济安全则是基于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和守则,保证经济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经济安全是核心,网络安全是保障,两者在网络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特性的经济形态安全概念。从范畴上看,网络经济安全包含多个层面的安全:如国家网络经济安全与区域网络经济安全、基于全产业链的网络经济安全与企业网络经济安全、电子商务经济与网络广告经济、网络经济从业安全与网络经济支持安全、网络金融安全与网络财税安全等。不同范畴的网络经济安全拥有不同的安全措施体系与安全理念,但核心思想都是维护网络经济的整体秩序与环境。

(二)我国网络经济安全的现状

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的规模与质量也逐年提升。中国网民的规模世界第一、国家域名注册量世界第一、网络购物应用位居中国十大网络应用之一、电子商务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种种表现都预示着网络经济繁荣的成果与势头。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因为安全措施的不到位、安全观念的落后、安全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的网络经济安全缺少保障的案例时有发生。尽管部分企业针对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等采取了较好的安全措施,在硬件配置、软件开发、信息传递等方面提供了较好的安全保障,但广大的中小企业在安全领域的忽视与不作为,以及日趋恶化的网络总体环境却掩盖不了网络安全形势的严峻。资金流失、信息盗取等不同形式的网络经济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从企业到群众,从国家到区域的网络经济安全。

具体而言,我国网络经济安全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缺少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的意识,网络安全缺乏整体和高层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举措的规划,这就导致网络经济安全无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安排和构想;二是安全产品和设备的技术不过硬。这是网络经济安全犯罪高发的技术层面原因,也是直接影响网络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这与国家整体安全技术研发水平较低和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三是经济信息保密程度不够或法律层面界定不清。这和问题背后也隐含着另外两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公众网络安全意识不够,以及网络安全法律不健全。四是网络安全产业链整体互动不健康。目前网络经济及其安全各个环节还缺少良性互动,上下游企业合作松散,缺乏规范的约束手段,既影响了各自和整体效应,也使网络经济风险有机可乘[1]。

二、网络经济安全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建设

基础设施是网络经济安全的基础,是维护网络经济秩序,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外在保障。这里的基础设施不仅仅指的是安全硬件设备的研发与装备,同时也囊括安全机构的设立与协同合作、安全等级保护等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两个部分,安全硬件设备的研发与装备是实现网络经济安全的物理保障,国家有关部门、企业等单位要在互联网接入、服务器使用、安全软件应用等方面提高安全警戒级别,谨防存在安全漏洞的安全产品进入信息流通的环节,造成信息泄露和安全威胁;安全机构的设立与协同合作强调政府部门在网络经济安全上的责任与行动部署,通过建立快速准确的预警机制、信息机制和处理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应急机构与部门层面、地方层面的分支机构,构筑起维护网络经济系统安全的防范体系;安全制度的建立是从隐形视角出发构建维护网络经济安全的无形的力量。例如病毒防治制度、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制度可以增强行动的执行效率,明晰权责分配,增强规范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弥补法律法规在操作层面的不足。

(二)完善信息网络法律法规体系

网络经济安全必须依靠法律法规的健全以抑制网络经济犯罪行为。我国目前的信息安全法相关法规主要有八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这些法律用于规范信息系统或与信息系统相关行为,同时国务院也下发《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千意见》,针对电子交易过程、市场准入、用户隐私保护、信息资源管理等多方面现实问题进行规范和引导。立法部门应针对网络经济安全领域制定专门的法律,用于保障网络经济运行全过程环节的安全,同时也应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信息安全法的制定过程中,融入国际性网络经济安全体系。

(三)建立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

目前我国计算机安全人才培养已出具规模,在部分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的计算机信息安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也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我国的信息安全领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但是目前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国家应注重独立自主的网络经济信息安全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通过科研型单位、工程型单位和应用型单位,立体式的培养网络经济安全人才。此外,监狱网络经济安全的复杂性,高等学校也应注重培养法律、经济、互联网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网络经济安全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四)拓展网络安全文化传播渠道

网络安全应该是一种全民意识。现有的网络安全宣传多是安全厂商和专业安全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企业和普通网民在这一宣传潮流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2]。这就说明我国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还未形成,社会也远未形成网络安全文化氛围。一方面与我国正处于网络社会的初级阶段之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网络安全文化的宣传机制和渠道落后有关。我国网民虽位居全球第一,但网民的总体素质却处于较低层次,网络安全文化无法通过有效渠道对外传播,即使存在若干传播渠道,却因传播方式、传播机制的不当而收效甚微。

网络安全文化主要包括网络安全知识、网络道德教育等内容,针对网络经济安全方面的内容则更细化,如网络经济安全基本常识、网络经济的运行模式、网络经济道德等。网络经济安全文化氛围的形成,就需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公众传播相关知识。现有的传播渠道仅限于网络经济运营商的安全操作说明、国家有关部门和安全协会的安全操作公益广告、新闻传播主体制作的网络经济安全节目等,这些传播手段在促进网络经济安全普及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网络经济安全文化的传播渠道应把握“全民化”的脉络,增加自媒体、流媒体、新媒体的传播分量,注重拓展宣传形式,扩展和精细化宣传内容,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网络经济安全文化。

参考文献:

经济安全的内涵范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国家经济安全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其表现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指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流动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随着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在规模上的不断扩大和向纵深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经济技术联系日趋紧密、日益增长”(杨瑞龙,P242),“在当代,随着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经济越来越广泛地纳入了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杨瑞龙,P241)。在杨瑞龙书中,对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虽然没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对这两方面都有比较充分地阐述,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比较准确地把握。

经济全球化的成因: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远距离控制的成本。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资本的国际化,资本国际化指资本越出一国的范围在国际间运动的过程。主要表现在:

1.商业资本的国际化。商业资本的国际化是指流通领域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与增殖,其主要形式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推动国际分工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重要途径。二战后,商业资本国际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2.借贷资本的国际化。借贷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以货币形态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借贷运动与增殖。它主要表现为国际间接融资。国际借贷资本一体化,空前活跃了借贷资本的国际流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具有以下特点:(1)国际信贷市场迅速发展。(2)融资规模急剧上升,债券类别结构、币种结构及融资国际结构均发生变化。(3)跨国银行成为借贷资本国际化的重要力量。(4)私人借贷资本急剧上升,国家借贷资本日趋下降。

3.产业资本的国际化。产业资本国际化是指资本跨越国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经营。它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兴建生产性企业而实现的。产业资本国际化是战后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产业资本国际化迅速发展的原因:(1)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扩大国外市场的内在要求。(2)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发展的必然趋势。(3)是新科技革命的必然产物。(4)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加剧升级的结果。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主要表现:私人对外直接投资额迅猛增长;跨国公司成为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兼并和收购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转向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是跨国公司。目前在世界上有4万多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拥有境外资产8.5万亿美元,每年对外投资4000亿美元以上,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40%以上。在世界贸易总额中60%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跨国公司控制了70%以上的国际技术转让。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手段的先进、管理形式的创新,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的控制力、影响力越来越强。

二、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让一国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获得快速发展;也可能让一国快速沦为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殖民地,陷入越来越贫困的境地。

从生产力角度看,总体的正面效应是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市场竞争,有利于各国改进经营,降低成本和发展生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扩大国际合作等。其负面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会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和起支配作用,因而在制定的履行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处于不平等地位。发展中国家必须以积极态度争取公平和互利的制度和规则来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世界第四位(2005年),外汇储备跃升到世界第一位(2006年2月),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2年),总体经济实力已经今非夕比,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国银行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4万亿元(2005年12月末),外汇储备达到9411亿美元(2006年6月末),资金短缺的矛盾不再是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全球化的双重效应,尤其是在开放中把握好开放度,有区别地选用外资,防止外资垄断国内经济和国内市场,注意保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1.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抗拒外来冲击,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确保国家经济不受分割的一种经济状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被以发展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所代替,冷战逐渐转化为经济战和贸易战,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凸现。在经济全球化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竞争中一国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更易受到别国的威胁和伤害。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侧重点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和价值观的国家而言是有差别的,但也有共同之处,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安全决定于该国政府驾驭全局的宏观决策和调控能力,该国商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较强的竞争能力,在世界性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能有效地获得所需的资源,有经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等。

当前,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并积极参与其中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焦点。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各有利弊,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和不安全的因素。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不仅决定于国家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也决定于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可以通过参与者的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积极应对减少到最低限度。

2.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支付危机;金融风险;产业威胁和产品市场被控制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业结构、市场占有率、金融市场以及经济制度等方面产生负面效应。

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参与经济全球化要坚持以下原则:自主原则;利益原则;全球原则;变动原则。与此同时,重视以下关键问题:(1)加快建立“三控式”民族企业集团。(2)参与全球化要争取对半式双赢。第三,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第四,加大教育投入,加强知识和技术创新,建立自主品牌,发展壮大民族经济。

3.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需要从多方面去分析认识。

(1)封闭型经济发展国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2)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开放型经济国家都存在经济安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因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低端,是最容易遭受外来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具有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

(4)国际资本和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国际资本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较差,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提高控制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

我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还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都会处于劣势。合理调整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应用合理合法手段保护本国利益应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方针。

参考文献:

[1]马维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英]菲利普・布朗休・劳德: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经济全球化及人类社会未来[M].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程恩富: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杨瑞龙陈秀山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经济安全的内涵范文5

【关键词】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耕地是人类生存之本,耕地的问题多少都与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五大问题相关[1,2],已涉及到人类方方面面,引起相关专家、研究机构的重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耕地资源安全的核心内容,目前研究关注程度较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指标体系的建立上,指标选取较为片面,缺乏系统性。二是学者多是从粮食安全的保障角度,对耕地资源安全状况进行分析,无法从本质上揭示耕地资源的安全问题。为科学地评价区域耕地资源的安全状况,本文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模型入手,分析耕地资源安全的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模型,探索更科学的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一、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对于耕地资源安全的研究较少,大部分都集中在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变化、粮食安全、土壤质量评价等方面,缺乏科学的、统一的定义。在耕地资源安全概念、内涵的研究[3,4]上,多数学者是以资源安全的概念为基础进行相关分析和定义的。资源安全的概念是源于地缘政治,是不可再生资源——石油安全的范畴,多指能源安全,只要限定在供给安全的范围。耕地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可再生资源,但是土壤,作为构成耕地的主要性能的部分,是可再生资源,尽管再生的速度较慢,但远快于化石能源,且其具有可重复利用的特殊属性。因此,以资源的安全为基础,演绎解释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或涵义并不妥当。

综合国内外有关耕地资源安全的相关研究,尝试构建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模型,是指耕地资源及其上生物群落的良好运行,能够满足人们或社会发展对耕地资源的合理需要。即,在人类的外力作用下,耕地资源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进行地输入输出,以维持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的良好运行,持续满足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人类作用下以自然因子驱动的耕地资源安全自然子系统的健康运行状态;在人类作用下以人文因子驱动的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健康运行状态,或耕地资源安全社会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状态。

二、区域耕地资源安全的运行机理

耕地资源系统的外界环境包含因素很多,但基本来讲,就是四大因素: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耕地资源系统与这四大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耦合,构成了区域人口-社会-经济-环境-耕地资源的复合系统[5]。所谓的机理是指,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耕地资源安全的运行机理则是指在分析耕地资源利用的过程中,耕地与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四大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探索耕地资源安全运行的基本规律,掌握耕地资源利用的程度和方向,促进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持续、良好、健康发展,以实现耕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区域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1、设计思路

从耕地资源安全运行机理判断出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作用于整个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研究耕地资源的安全,要从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所受的内外作用力和系统内外各种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着手。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以物理学与系统学中正、反作用力与正、负反馈的逻辑思维,全面分析在耕地资源安全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人的活动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环境、科技、政治、管理水平等外力,对于耕地资源系统产生的正负作用,作为判断耕地资源是否安全的依据。

2、设计方案

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采用菜单式指标类型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和指标层四个不同层次构成(表1)。目标层反映出耕地资源安全系统的总体状态,准则层反映了耕地资源安全系统所受社会力、经济力、环境力以及资源力等,因子层反应准则层的状态,指标层则具体描述各类作用力的影响指标。本文构建的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近似一个具有指导性框架,指标的选取应因地制宜,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取,制定适合本区域的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1)社会力。主要包括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管理调控能力、科技水平对耕地的保护力度,主要有人口增长率、粮食自给率、耕地保护意识普及率、三废处理率等指标。

(2)经济力。主要从耕地经济效益、发展压力两个方面评价耕地资源的安全状况,指标选用了单位面积耕地产出增长率、单位面积耕地收益增长率等持续性的指标,更合理地体现耕地的经济收益状况,还选取了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衡量在经济发展中耕地压力。

(3)环境力。主要包括耕地负荷力、耕地抵抗能力两个方面,从单位面积农药、化肥、农膜负荷等方面考察耕地的负荷情况,从粮食产出稳定性指数,耕地结构性指数等评价耕地资源安全的抵抗力。

(4)资源力。从耕地质量、耕地数量两个方面评价耕地资源安全状况,主要包括资源总量、储备情况和土壤侵蚀模数、地表起伏度等指标。

四、总结

本文所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出发,以系统运行机理为基础,涵盖了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四个方面的,克服了目前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构建中忽视对社会、环境方面评价的情况,结果更为合理,为当前或今后的土地管理、土地规划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国家土地局保护耕地专题调研课题组,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情况及中期发展趋势[J].中国土地科学,1998.1(1).

[2] 贾绍风,张豪禧.我国耕地变化趋势与对策再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1997(3).

[3] 赵其国,周柄中,杨浩.中国耕地资源安全问题及其相关对策思考[J].土壤,2002(6).

经济安全的内涵范文6

【关键词】 旅游业;民族地区;文化安全;文化安全预警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与旅游目的地文化之间的张力日渐显现。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旅游业与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安全问题,已成为旅游业由粗放式快速发展走向可持续成熟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大课题。

一、对“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民族文化安全”的界定

本文的出发点虽然是旅游业,但关照和讨论的却是文化问题。“文化”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对其内涵、外延有不同的界定罢了。从旅游业与文化的关系出发,本文基本认同张岱年关于广义“文化”的界定,即: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其结构大致由“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组成。安全的对立面是威胁、危机、危险等,评价某种文化安全与否,就是看其是否受到威胁,是否出现危机,是否遇到危险。由于威胁、危机、危险既可能来自外部的影响、侵蚀、冲击,也可能来自内部活力的窒息、创新能力的丧失、发展的停滞,所以我们认为,所谓“文化安全”,即是指某种文化处于既充满生机活力,又足以抵御各种侵扰,能够按照主体意志自觉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涵盖了存在的“现在”与发展的“未来”两种状态指向。进而论之,只有当某种文化的“现在”能够满足其发展的条件,而发展的“未来”又能为其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这样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

我们知道,不论对文化作何样的界定,文化都是人类活动(包括人类活动本身在内)的产物,概而论之即“自然的人化”。以此为逻辑起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必然会造就不同的文化,文化也就必然会打上国家属性、民族属性的烙印。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胡惠林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显然,这个界定是将“国家文化安全”置身于国家安全的大背景之下。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既然文化有国家属性,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去观察“国家文化安全”也是理所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界定“民族文化安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

从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国家文化是我国各民族文化最一般、最普遍的代表,是各族人民在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共同部分的交汇与集合。国家文化既高于民族文化,又寓于各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则以各自鲜明的独特性而构成了完整统一、宏博精深、独步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便是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安全的重大前提,则是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文化认同。需要指出的是,认同绝非同化,认同是一种价值和情感判断,在某一相互认同的群体内,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纽带,其成员通过这种纽带在心理和情感上产生归属感,获得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身份象征,从而被外界认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正如涂尔干所说,认同是一种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同化则是指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消解与湮灭,就民族而言,一旦自己的文化被同化,就意味着自己民族特征、民族个性的消亡。是故,在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不论谁同化谁,也不论谁被谁同化,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从民族文化自身看:文化凝结了一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符号,也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灵魂。由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取决于其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这就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克服来自民族自身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挑战。我们知道,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与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激荡。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定位去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完成文化的自我超越,并在这样的超越中使文化传承得以实现。同时,与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激荡,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将民族文化引入自我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自我封闭的狭隘民族主义歧途。前者将导致民族认同危机,后者将导致国家认同危机,这两者都将窒息民族文化的创新活力。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不加取舍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否定本民族文化,其结果必然是民族认同丧失殆尽,无异于自取灭亡;一味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统一与“纯洁”,拒绝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反对变革、求新与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民族文化陷入文化孤立与自我封闭的泥潭,民族文化只能处于停滞、萎缩状态,最终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厄运。

基于如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所谓“民族文化安全”,是指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个性特征、存在式样等得到充分认同、尊重与保护而不被歧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区别又高度统一而不被相互取代,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既相对独立又融汇其中、在相互借鉴吸纳与和谐共存中得到创新发展而不被同化的状态。

二、民族地区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

一地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剧烈性、深刻性、持久性是其他产业所没有的,尤其是对当地在广义上的文化影响,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其原因就在于旅游业作为一种产业与文化之间有着无法区隔的共生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客观存在,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使目的地文化受到一系列影响和变迁,而文化变异变迁及传承发展的过程,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自觉的、不论是明确的还是隐性的,事实上都无不伴随着文化安全与否的自省、审视和调适。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作用机理非常复杂,在此仅以文化观念与市场为例略作分析。某种文化观念或社会文化观念属于与一定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领域范畴,既与上层建筑的其它方面相互作用,也相互制约;既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受制于经济基础。所以,导致文化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也主要集中在观念形态、物质形态两个方面。而旅游业,也正是以这两个方面为渠道,对当地文化观念产生影响。

虽然旅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旅游业却是一种市场行为。以新疆为例,绿洲农业和自然经济的惯性依然存在,尤其在相对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此种经济形态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仍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旅游业作为以市场运作为主要手段的开发活动,首先是对当地的经济形态产生强烈的冲击,给当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带来一系列深刻影响。然后,在经济形态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况下,又使传统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文化个性、精神气质以及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旅游业决非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市场经济本身也代表了一种观念形态,等价交换、契约意识、效率观念、非物质形态的货币化等,都会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对当地传统文化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并进而给传统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推而论之,不论是旅游开发的理念方式、旅游产品本身的社会效应、旅游活动过程、对旅游业的管理等,都会对当地民族文化带来巨大冲击。通过这个分析也可看出,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是既有积极的、正面的,也有消极的、负面的,而且,这些影响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总体看,民族地区旅游业对民族文化安全的影响有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在思想观念方面: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相对偏远地区,由于仍然存在较多的自然经济成分,文化的存在样式往往是自在的多于自觉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对不符合自然经济形态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等,观念上大多存在抵触和排斥的本能,在没有外来事物冲击的自然状态下,思想观念的演变非常缓慢。旅游业常常成为这类地区思想观念发生突变的直接诱因,往往可以成为当地按市场法则办事、增强法律观念、提高效率意识、学习掌握新事物,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大转机。成为推动民族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巨大动力,民族文化在自觉发展中得到新的认同而获得新的自信,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使民族文化安全得到巩固和强化。如果这种突变过于剧烈,其压力超过了一定临界点的话,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过激的应急响应,其表现形式就是观念上的相互冲突与对抗,促使民族文化转向封闭与孤立,民族认同得到非理性的强化,国家认同则被弱化甚至消解,使民族文化安全面临巨大威胁。

在文化个性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文化个性是民族文化独特内涵、精神气质的反映,是民族文化中最珍贵、最值得保护和传承的部分。文化个性虽然具有稳定性特征,但决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渐变的、发展的。尽管一定的文化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其生命活力最根本的还是来源于与不同文化的比较、交流、融合,是在吐故纳新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文化认同。旅游业一方面为当地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空前的交流平台,使本地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渠道更加宽阔、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民族文化形式的保护,民族文化个性的展现和张扬。尤其对一些濒临消失的文化事像,往往会因为旅游开发而得到及时抢救、保护,一些新的文化形式也常常从中脱胎而出,使行将消亡的文化项目获得新生。这些都是增强民族自豪感,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保持民族文化始终充满创新活力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确保民族文化安全极为重要的条件。由于旅游业终究是一种产业,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趋利性,要求旅游业发展必须以赢利为其指向。所以,旅游业在对民族文化个性的传承与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往往存在功利化选择倾向。在现实中,不少地方旅游业为了迎合一些游客的低级趣味,将本民族消极的、落后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已经被时代所唾弃的东西,又在文化保护的外衣下死灰复燃;文化被过分的商品化和庸俗化,使原有的民风、信仰受到怀疑,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仪式、文化产品失去其真实的意义和价值。长此下去,势必导致本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文化个性的丧失,民族文化也就毫无安全可言。

在社会环境方面:推动社会环境的发展进步、提升当地软实力,是旅游业最重要的社会效应。一地的社会软环境,包含了该地的文明程度、稳定和谐、生态环境、办事效率、社会风尚、地区形象、生活习惯等。在社会环境达不到旅游开发要求的情况下,旅游开发活动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中外许多旅游目的地,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环境大幅度改善,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旅游业带来的这种联动效应。社会环境的改善,又反过来强化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从而形成旅游业与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旅游业发展势必打破当地原有的相对均衡、和谐的社会状态。尤其是新疆自然经济和自在文化成分较多的地区,这种均衡、和谐状态的被打破极易造成社会失范,加剧一系列社会病态现象的出现。社会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将引发外界对本地文化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将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

三、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

在我国,旅游业对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以此为基点,我们认为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地区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则是旅游业与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之间更深层面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文化由安全到不安全的变迁往往是和缓的、隐性的。建立准确有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体系,既是国家发展长远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紧迫要求。

从国家安全层面看:大规模、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或同一性质事件在同一区域内频繁出现,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变迁背景。面对这种隐性的、缓慢的、深层的变化,建立准确有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就是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其变化的方向、程度、范围极其可能性结果,做到能及早把握、及早介入、及时调整,将危害民族文化安全、危及国家安全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预警以及安全状态评价也应当是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以旅游业为视阈建立预警评价体系,无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从旅游业与文化的关系看:不同的文化承载体对文化安全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效应。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新疆、云南、、广西等省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对这些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变迁的敏感度、准确度和可靠性有着其它产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就是说,在产业层面里建立民族文化安全预警体系,旅游业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也是旅游业自身在促进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中应该发挥的独特作用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旅游业自身发展需要看:有两个方面的条件必不可少,这就是旅游业发展的健康性与社会环境的稳定。建立旅游业视阈下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评价体系,可以有预见性地发现旅游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相关政策措施更加及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使旅游业形成为文化安全自觉调适的机制,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反过来,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又能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从而为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4]由亚男,李翠林,王冬萍.新疆旅游产品开发新思路[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