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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1
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分析法;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索洛(R.M.Solow),等.经济增长理论[M]. 胡汝根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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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4]袁剑.大拐点[M].中信出版社,2012.
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2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3
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机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特征并掺杂着错综复杂的决策博弈关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和要求,接着重点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于两者关系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即缺乏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的考虑和安排、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两者内涵及相互辩证关系和影响机制的把握不全面、对于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下的能够减少经济不良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以及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关系的多种情形所依赖的条件认识的片面性等,最后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充分就业 货币政策 研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对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目前还尚未走出其带来的阴影和不良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在2010年底才达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对市场需求萎缩和投资的缩减,全球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以此来拉动总需求和总投入,从而刺激宏观经济发展速度和公众对于经济的利好预期。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就业水平,但也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物价上涨速度。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涨了约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范围,不断攀升的物价对于国民经济各个环节产生了众多不良影响,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巨大。这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面临两难选择的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历来是一对难以割舍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其对整体经济运行质量有着实质性影响,因而也是必须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影响,客观上要求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高度层次上,去审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以为该问题的处理和权衡提供战略统筹和规划依据;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以保证即使两者关系处于最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较好预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的关系进行相关决策时,要对其结果条件对应关系进行准确把握。
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处理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纵观2008-2011年期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或降低税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以刺激和扩大相关投资主体对于经济的投资行为和规模,这种行为使得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约2.3%的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却是2005-2008年平均通货膨胀水平的2.3倍,该期间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和货物的进出口价格平均上涨了约11.8%左右,劳动力价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过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对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改变着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和相关货币汇率的变化。通过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分析,归纳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等认识不足,使得基于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层次方面的考虑和相关安排机制尚未建立,对于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的决策多出于短期行为的博弈。据一份对于全球宏观经济2003-2010年运行状况和运行特征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期间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国家和地区,将通贷膨胀和就业的权衡问题列入整体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中,其在通货膨胀和就业资源资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为1∶2.35,以较大的通货膨胀水平获取就业率的提升,而这种经济运行的结果使得超过67%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状态。同时政府在考虑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速度,并且对于其后续影响和结果也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全面内涵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了解,使得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观目的之间发生了背离,出现了较高通胀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较高失业率的水平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势下超过63.4%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不超过2%的经济缓慢增长与6%的高通胀水平、9%的高失业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别是缺乏创新机制和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经济体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国家联盟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其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处于危险的双高局面。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把两者当成了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而忽略了对这种关系状态的具体条件的分析。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作用及其贡献的影响,使得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水平下,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期和走势期望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和社会的再生产。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预期的影响是较大的,通过对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欧美和相对较缺乏的亚洲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同样的通货膨胀水平下,欧美国家市场总需求的减少幅度仅仅是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会生产的缩减幅度仅有亚洲国家的18.3%,而亚洲国家的社会公众对于经济预期的变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较大振幅水平上变化。这就是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相差悬殊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公众未来预期的影响:保障体系健全,公众未来预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带动社会再生产相关环节,反之则结果也相反。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之间关系的多种情形与其对应具体条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据其进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决策时,造成实际调控效果往往与理论推导值相去甚远。菲利普斯曲线及其变形分别揭示了短期和长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关系,而现代经济运行中约有32.7%的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是在违背条件结果对应机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宏观调控中造成了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别是美国长期9.8%左右的失业率水平严重制约了其经济的复苏。另外通货膨胀和就业率在某种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关关系,这使得对于一方的调整难以控制另一方的运行和表现。
处理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对策
根据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特征及其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作用阐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参考相关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理论知识,特别是对各主要经济学派主张综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来被广泛推崇和认可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统计数学经济模型,就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和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处理和决策,要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布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审视,确保对于两者关系的处理和相关决策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以减少或避免针对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而出现的短期博弈行为和短视举动。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两个突出问题和棘手问题,一个健康健全的经济体运行特征应该是具有一个合理通胀水平和物价水平以及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要做到对这个两难选择的准确把握,就必须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及其长期发展的规划上来看待和加以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处理通货膨胀时不伤及到就业问题,而在解决就业问题时候通货膨胀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内涵及其作用机制深刻解读的基础上,将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主观目的与实施效果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幅度和变化区间内,摆脱两者同时陷于低谷的被动局面。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常见的通货膨胀类型有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型以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充分就业是衡量就业比率的一个指标,而不是彻底消灭失业现象,相关理论研究显示,一定的失业率水平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情况下两者此消彼长,高通胀率往往伴随着投资需求的扩大和较高的就业率水平。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建立和健全社会相关保障体系方面进行布局和谋划,从而根据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这一最坏情况下,也能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良好预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规模和水平,从而实现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问题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作用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影响而最终实现其作用的,一般情况下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总是传达出经济颓靡的信号,与此对应的社会公众心理预期是较低的需求开支和较高的储蓄率水平,这又会带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再生产,而良好的给予社会成员正常生存发展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够在高通胀水平和高失业率状态下维持并刺激社会公众的心理利好预期和需求开支行为。
第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于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处理和决策,要从对于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经典变动关系及其三个变形所满足的条件的细分和具体分析为基础,根据两者的变化情况和详细参数来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决策和实施规划。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在短期内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即短期内通货膨胀水平高则失业率低,而较高的失业率也会对于通货膨胀的抑制有所贡献,另外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展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三种菲利普斯曲线变异情况,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和完全无关三种情形。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特点的日益复杂化,这几种情况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须做出具体分析。
结论
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的关系问题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战和均衡选择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在两者关系处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长远战略规划的角度和层次,去认识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面;加强社会相关保障体系建设,以在高通货膨胀水平和低就业率的最坏情况下,仍然保持公众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最后对于传统经典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情形及其条件要做针对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时期通货膨胀与充分就业问题的顺利解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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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4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5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宏观经济政策建议范文6
关键词:宏观政策调整;通货膨胀;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引语
通货膨胀是指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和显著的上涨。通货膨胀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随通货膨胀本身的发生类型、程度以及人们预期的不同而不同。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在社会的产量、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在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审慎处理的问题。
二、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
一是输入性通胀,全球货币未能协调,宽货币与高通胀成为常态,目前包括欧美等地,刨除房价因素外其他消费品价格并不低。从按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进口大豆的均价自今年7月以来已经连续三个月上涨,今年9月中国进口大豆均价比7月份上涨了5.3%,与此同时,食糖现货价格指数历史性地突破6000元/吨大关,食糖批发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达70%。基本生活用品以及石油等资源品价格处于大幅上涨阶段。
二是内源性通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还上以往社会保障体制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的欠账。新华社报道,展望“十二五”,中国经济总量将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社会保障与提高最低工资需要有人买单,当社会财富不足以支撑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胀。未来中国CPI有可能维持在4%以上的高位。经济学家厉以宁10月16日表示,如果国际油价、铁矿石价格和粮食价格继续上涨,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3%的通货膨胀率警戒线是适用于西方的,而中国近期来看,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是可能的。如果9%的经济增长率还把3%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考虑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办法,目前3.5%的CPI加入房产等因素,可能已经在4%以上。
三、宏观政策的经济调整
从当前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速过快问题已经在政策的影响下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大体上实现了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因为从当前的不稳定形势来看,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下行风险还将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通胀压力仍高位存在,因此,宏观调控需要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把握好平衡。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动力不足。这种发展方式缺乏稳定性,国际市场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会立刻出现波动。应当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从生产角度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支撑增长。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40%左右,而美国的水平是80%。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必然加重资源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应当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从投入方式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靠物资消耗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国内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应当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
2、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
货币政策结合财政政策才会发挥宏观政策的潜力。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的抬头。截止2009年5月,信贷迅速扩张,规模已达5.18万亿元。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有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信贷规模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方面进行必要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结语
当前我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另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导致的房价持续高攀,因此,我国应切实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这一根本决策入手,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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