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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政策分析范文1
[关键词】集体劳动争议；群体心理；心理干预。
一、引言。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劳动关系矛盾日趋复杂，加之劳动者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使各种类型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逐年上升。在2007年以前，基本是以年均20％以上的增幅增长，从2008年开始我国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加，2008年全国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共立案受理集体劳动争议案件2.2万件，比2007年增加了71％，平均每起涉及劳动者23人。2009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集体劳动争议更为活跃。4月，有河北保定依棉集团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年7月，吉林通钢事件以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双输”后果，震动全国；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等。2010年以来，我国集体劳动争议也时有发生，而且参与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对抗性强，当事人情绪易波动，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罢工、静坐、围堵交通、集体上访，甚至向暴力抗法或其他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群体事件方向发展。易于引起社会共鸣，集体劳动争议已严重干扰和阻碍了社会稳定和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正确处理和预防集体劳动争议是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做好集体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理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当前我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受市场经济激烈竞争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一些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屡有发生。劳资冲突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一些企业不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随意解除职工劳动关系等问题还很突出；企业普通职工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尚未全面建立，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仍然存在，局部还相当严重。由此引发的集体劳动争议更是影响了一些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多元化、群体化，愈演愈烈的的背后隐藏的是民生问题，这些案件给社会、企业、个人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优化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应对‘-3前复杂形势的需要。
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将不同程度地反映到劳动关系中来。传统的集体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理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复杂形势的需要，我国传统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方式主要有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这些手段往往忽略了当事人的内心体验和真实想法，忽略从矛盾的心理根源出发和人的内心需求入手，集体劳动争议的预防和处理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一些集体劳动争议不能及时解决在企业基层，引起大大小小的劳动纠纷都直接向劳动部门投诉，这既加大了有关部门的工作量，又容易因力量不足不能及时处理，导致矛盾激化。
而通过准确把握集体劳动争议参与者的心理特征，弥补了传统手段的不足，能够及时疏导参与者的过激心理，缓和参与者的情绪，有助于纠纷的正确处理。
二、当前集体劳动争议的特点。
（一）涉及面广，调节难度大，权益问题突出。
集体劳动争议参与的对象有国企改制权益受损职工、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社办厂”的退休老工人，军转人员，出租车司机等各个阶层人员。集体劳动争议的内容不仅包括合同履行期间的权利义务，还包括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附随义务；不仅包括常见的工资报酬、社会福利待遇纠纷，还包括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出现的特殊纠纷。劳动纠纷案件与国家政策关联度强，这类案件事实认定难、法律关系复杂，调节难度大，需要综合法律、政策、习惯等多重因素方能解决，且多数案件当事人情绪对立。处理不当，易引起矛盾激化，危及社会稳定。比如有一些用人单位实行改革改制，部分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由于时间长，情况复杂，处理难度大，容易引起集体劳动争议。
纵观每起纠纷的发生，共性的问题都是与权益息息相关，有的涉及经济利益，有的关系民主权利。职工非常重视自身的权益，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解决时，他们往往在认知偏差支配下，聚集在一起，群体上访，希望通过过激的行为来解决、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组织化程度高，隐患大。
近年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中，大部分是有组织的，事件的整个过程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成员的控制和影响。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集体劳动争议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寻求媒体支持。由于集体劳动争议产生的原因很多，有时一起集体劳动争议中多种矛盾相互交织，加上涉及的人数众多，因此，处理解决的难度相当大。
（三）心理复杂，行为偏激。
通过访谈和对以往事件的研究发现，尽管参与者存在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但不同性质纠纷中心理有所不同，有些纠纷表现出了激进、暴怒、泄愤的狂热心理特征；有些纠纷又体现乎和、理智的心理特征。在同一纠纷事件中有的是为了弥补受侵害的利益，有的是为了释放长期压抑的失意感，有的是为了发泄烦闷无聊的情绪，还有的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从众人的追随、关注中得到心理满足。在各种集体劳动争议中，参与者既有追求公平正义等高尚情感的积极心理，但同时又在放纵的诱惑下，易于产生肆意伤害、破坏及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行为。如一些集体劳动争议发生时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许多职工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前聚集、静坐，恶意散布谣言，少数人可能会情绪激烈，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有的甚至还以自杀相威胁。因此只有针对不同参与者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分别进行心理疏导，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预防和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心理对策。
（一）畅通沟通渠道。妥善解决职工合理诉求。
2600多年前，管仲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的层次需求理论也在论述同样的问题。不可否认，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百姓还处于解决温饱问题阶段，所以合理的诉求一定要设法满足，如果这项工作做得好，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保障。如果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极易产生非理性行为甚至走向极端，危害社会。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这一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性纠纷的发生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集体劳动争议问题，重视和满足职工群体的合理需要造成的。
纵观近些年的群体性劳动纠纷，绝大多数是因为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经济补偿金等权益被损害，职工群众感到切身权益得不到实现而引起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经济权益性案件占70％—舳％。比如2009年3月衡水市桃城区金鼎集团下属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100余人在市政大楼门口集体上访，反映卖地款问题，情绪异常激烈。因此群体性纠纷给我们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建立顺畅的沟通表达渠道，及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用人单位利益，努力寻找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和平衡点。面对当今社会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促进社会各阶层意见和利益的均衡表达与实现，促进千群之间的对话沟通，随时注意倾听民意、化解矛盾，畅通群众利益表达的各种渠道，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防止群众的情绪由正常表达不畅转向非理性宣泄。
在解决职工诉求问题上，首先对群体的需要应做出合理性的分析，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对于不合理的诉求，要教育引导，不乱做许诺乱开口子；对于合理的诉求要再进一步进行分析，区分出能够解决与暂时不能解决两部分，对能够解决的应该予以支持，帮助解决，对暂时不能解决的，有关部门一定要讲明道理，取得当事人的理解。
（二）充分发挥工会的独特优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代表，起着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劳动纠纷解决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应该把握自己的优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若第一时间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置合适有效的话，就能避免事件的蔓延扩大，降低危害程度，甚至可以控制大规模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因此发生群体性劳动纠纷后，有关部门应及时与工会组织取得联系，由工会出面做职工的工作，了解其诉求，表明工会态度。
（三）准确把握职工心理演变规律，有针对性进行心理干预。
1.针对劳动纠纷发生时不同群体心理演变特点进行心理干预。
群体性劳动纠纷在形成和发生过程中，职工个人产生了一些个体未曾公开表现过的心理特点。集体劳动争议的参与者往往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然而，在争议发生的初始阶段，这种利益诉求往往是个别分散的，但当集体劳动争议的预防调处机制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时，就会使较分散的诉求、情绪很快传染给有相同利益的职工。许多参与者根本不知自己参与该事件的目的和动机，而只是跟着别人走。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们的认知判断能力、情绪、人格都发生了彻底的颠覆，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个体一旦参加到群体之中。由于模仿、感染、暗示、顺从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体就会丧失理性和责任感，表现出冲动而具有攻击性等过激行动。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因此应正确把握不同参与者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对事件当事人的心理进行引导和干预。如：核心参与者，边缘参与者，他们的需要、动机不同，在群体中的影响力也不一样，一般群体成员对核心参与者持认同、支持和敬仰的态度，因此容易受其感染、领导或操纵。
边缘参与者的加入是群体性事件最终扩大的关键一步，它使得原先的简单性的利益诉求演化为涉及众多行为主体和复杂动机的群体性事件，因此针对不同群体的心理规律，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心理应对措施，对群体中不同成员分化处理，消除从众心理；去除闹事者的法不责众和匿名心理等。
2.针对劳动纠纷发生时不同阶段心理演变特点进行心理干预。
群体劳动纠纷从最初酝酿到发生，群体的心理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如：观察力、思维判断力、想象力、情绪、意志、需要、动机和人格都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演变，要根据参与者心理发展变化特点有针对性进行干预。事前，要拓展信息来源和渠道，要加强信息公开和权威。心理学的认知完型理论告诉我们，由于人的主观意识、情绪和能力的不同，人们在接受、理解、传播信息时，无意有意问都会对外来信息进行编辑、加工，修补漏洞，以求自圆其说。因此应该针对群体心理，及时选择真实信息的形式和方法。事中，运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控制情绪感染。集体争议发生阶段参与者构成了一个心理的群体，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不同，每个人犹如经过催眠一般，孕育着巨大的能量。群体心理发生过程有两个重要的机制：一是情绪感染；二是行为模仿，正是由于这两种机制诱发不良心理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正因为如此，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激烈的行为，使事态得到遏制。事后，集体争议发生后，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很容易产生怀疑，出现一些非常态的舆论、流言、行为等，通过主动的心理干预，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开展一些心理安抚，防止劳动争议激化，同时使参加事件者顺利度过这次心理危机，减轻当事人的紧张、恐惧等心理失衡状态，不留下心理创伤，尽可能减少后遗症，从而使事件造成的伤害最小化。
在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不同阶段根据群体心理特点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有助于安定当事人情绪，使之冷静、理智地考虑自己在集体劳动争议中的是非、对错，这样有利于以调解方式解决问题，即使需经过仲裁、诉讼过程，只要当事人心理健康，对其结果也易于接受。在矫正劳动关系当事人心理上、思想上的“毛病”方面，心理干预有着法律、政策不能取代的独特作用。其优势就是能够比较理想地解决思想上杂念、邪念，使人向上、向善。如果有了这种心理状态，劳动关系当事人自觉遵守劳动法律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四）建立心理预警干预机制。
预警：可利用各种渠道收集职工的心理信息，及时发现职工的抱怨和不满，察觉职工的异常情况如说怪话、发牢骚、吵架等，把握劳动关系的脉膊，从中分析和预测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使工作由“救火型”向“防火型”转变，有效预防和化解群体性劳动纠纷事件。
干预：对出现情绪危机者，尽早进行心理疏导治疗，使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片面性、激越性及认识的错误性，通过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提高他们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如组织相关的研讨会，对发现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地疏导。
建立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心理疏导被誉为“温柔的精神按摩”，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劝导、启发、安慰和教育，能使当事者的认识、情感、意志、态度、行为等发生良性变化，有效解决职工在集体劳动争议发生前后的心理困惑，减少焦虑、抑郁、恐慌、敌对及其他不良心理状态，改善人们的行为及对人对事的看法，从而实现以良好的心理状态面对压力、处理问题和适应生活，促进个性发展和潜能开发，达到有效地排解职工群众的受挫失望情绪等社会心理问题的目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疏导比“堵”更易于让人接受。实践也证明，心理疏导能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它是缓解社会心理问题、促进社会和谐，防止和化解集体劳动争议的有益手段。
总之，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人类的心理反映除了理性以外，还有许多非理性的反映和表现。要充分重视群体心态对群体行为的支配、影响和控制作用，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体劳动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从而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佩莽，王国明。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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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劳动政策分析范文2
关键词：粮食补贴；农户决策；粮食产出
中图分类号：F3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1-0054-07
一、引 言
粮食是兼具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商品，由政府对粮食产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粮食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农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为扭转1999～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下滑的局面，国家先后出台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一系列粮食生产扶持政策，至今，已初步形成综合性收入补贴、生产性专项补贴以及粮食最低价收购等多项政策相结合的粮食补贴制度。自从粮食补贴政策出台，2004～2011年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众多学者，如曹芳[1]，王娇[2]，张红玉、赵俊兰[3]，沈淑霞[4]、臧文如[5]等的研究都表明（某种）粮食补贴对粮食生产的投入或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但杨建利、岳振华[6]指出，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粮食补贴政策的边际效应逐年递减，部分学者，如叶慧、王雅鹏[7]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效率表示质疑。至于粮食补贴效率低的根源，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补贴规模太小；补贴结构不合理；补贴手段、方式失当；其他因素。笔者认为粮食补贴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外生变量，短期内大幅增加不现实。明确补贴目标、在既有的预算约束下合理调整补贴结构和补贴方式才是提高效率的根本途径。
现有文献中关于粮食补贴政策效果的研究很多，建模并利用数据对某一种粮食补贴的政策效应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也不少，但系统研究粮食补贴制度作用机理的很少，尤其是从农户家庭行为的视角运用数理经济学进行纯理论分析的更少。问题不是抽象的有效率和无效率，而是针对某一意图或目标的有效率还是无效率。必须明确，当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应该作为政策手段或者成为政策效果之一。在粮食生产导向下，方可对粮食补贴制度的效率作客观评价。吴连翠、陆文聪[8]指出农户是农业生产微观主体，粮食补贴政策效应须通过对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来实现。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制度环境的演化导致农户选择集的改变，进而导致农户行为变化。粮食补贴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影响农户行为，进而作用于政策目标，此即粮食补贴的作用机理。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农户粮作经营模型并利用外生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通过农户收入、投入品价格、粮食价格等政策变量分析粮食补贴对农户决策行为的影响，据此提出粮食补贴效率低的症结，并依据模型提出产出效率导向下的粮食补贴机制。
二、基本模型
（一）基本假设
为揭示粮食补贴作用机理并评价政策效果，需构建种粮农户行为模型，模拟研究农户在既有资源约束和粮食补贴背景下，如何理性配置资源。建模之前，作出以下假设以明确模型应用范围是必要的。
1.生产函数假设。土地、资本、技术、劳动是影响粮食产量的可控因素，气候、病虫灾害等自然因素属于不可控因素。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年度间粮食播种面积波动很小，故假定土地投入不变。技术进步虽然对粮食生产有重大影响，但短期内变化不大，故假定“技术”因素不变，因此，粮食产量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假定生产函数为Q=f（L，K）关于农户生产函数的原始假设为Q=F（L，K），其中，代表技术因素，在本文中假定为既定的外生变量，因此，农户生产函数也可写为Q=f（L，K）。。其中， Q为粮食产量；L为投资水平；K为劳动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和下文的闲暇都以时间来衡量。。关于农户生产函数，另作如下假定： 2f/KL>0；2f/K2
2.农户“理性”假设。舒尔茨（1987）指出，农户家庭效率低下的现象是很少发生的。农户的“理性”表现为效用最大化，研究家庭行为的模型一般都采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假定种粮农户家庭效用来自于消费和闲暇，消费源于收入Y，闲暇t来自于家庭的时间储备T。农户拥有收入和时间两种资源，且收入和闲暇之间具有替代关系，获取收入须以放弃闲暇和部分收入为代价。令农户的效用函数为U=u（Y，t）。关于农户效用函数，另作如下假定：2u/Ydt>0；2u/Y2d
3.家庭资源“稀缺性”假设。家庭资源“稀缺性”源于家庭资源的有限性和竞用性。时间和收入都是农户的稀缺资源，农户主要通过粮食生产和参与劳动市场两种途径获得收入。因此，有农户时间约束L+l+t=T与收入约束Y=PQ-rK+wl+，其中，P表示粮食价格，r表示粮食生产投入品价格，l为农户在劳动市场上提供的劳动量，w表示劳动市场工资率，表示其他收入。在l为常数时，Y取决于t，K或L，K，因此，令Y=y（t，k）或Y=Y（L，K）。
4.价格“外生性”假设。假定P，r和w均为外生变量。崔晓黎[9]指出，由于粮食种植业在我国属次优资源配置，处于最优劳动力时期的青壮年70%以上都进城务工，农业生产基本由农村留守人口承担。农户的劳动力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分配主要取决于农户的要素禀赋，短期内比较固定，因此假定l为外生变量。此外，不受农户资源的影响，故假定其为外生变量。
（二）模型构建
农户粮作经营行为模型由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构成，目标函数为农户效用 最大化，约束条件为时间约束和收入预算约束。模型基本构成如下：
maxL，KU=u（Y，t）
s，t，Y=Pf（L，K）-rK+wl+
（1）
l+L+t=T
模型（1）是“劳动-闲暇选择分析方法”的变形，收入闲暇分析法在家庭决策问题中应用非常广泛，贝克尔曾用它来分析各种家庭现象，巴泽尔[10]107-108曾用此方法分析奴隶劳动强度问题。通过模型（1）的两个一阶条件U/L=0，U/K=0可解得农户效用最大化的L和K严格来说，模型（1）的解还要看二阶条件，在此不考虑二阶条件，假定通过一阶条件即可求得惟一解。，记为L*和K*。农户粮食生产的劳动投入和投资分别为L*和K*时，称为农户均衡状态。此时，农户的粮食产出记为Q*，易知Q*=f（L*，K*）。由于L*和K*取决于外生变量，r，P，令Q*=q（，r，p）。根据求导法则，U/L=0可化为：
UYYL=ut
（2）
（2）式左边和右边分别视为农户劳动和闲暇的边际效用，（2）式含义是：农户闲暇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的边际效用。（2）式是农户确定农业劳动投入量的依据，但（2）式表示的是在投资水平不变时农户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根据求导法则，U/K=0可化为：
MUY（P·MPK-r）=0
（3）
MUY与MPK分别表示U/Y与f/K。由于有U/Y恒为正的假定，（3）式可化为：
P·MPK=r
（4）
（4）式含义是：农户投资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是农户作为生产者在要素市场上实现均衡的必要条件，也是农户确定投资量的依据。满足（4）表明在劳动既定时农户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三、粮食补贴背景下的农户行为反应
（一）综合性收入补贴的政策效应分析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是粮食生产综合性收入补贴的主要内容。财政部关于粮食直接补贴的对象和方式有明确规定：“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即按计税面积补贴、按计税常产补贴、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臧文如[5]指出，现实中还有按粮食交售面积补贴的方式，但大多数省区的“两补”均采取按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补贴的方式，这种补贴方式与粮食生产脱钩，具有“普惠制”特征。张照新、陈金强[11]也指出，综合性收入补贴在瞄准机制上要求比较宽松。综合性收入补贴也称“直补”，“直补”的“普惠制”特征广为诟病。杨友孝、罗安军[12]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农业直接补贴只有短期效应，不能在长期中实现生产最优化目标。王玉霞、葛继红[13]通过福利经济学模型的分析得出，农业挂钩收入支持会引起农产品产量增加，不挂钩收入支持政策则对农产品产出没有影响。大多数学者，如马彦丽、杨云[14]，蒋和平、吴桢培[15]等都认为“直补”和农户生产行为脱钩，难以起到促进农户粮食生产投入的作用。学者们一般是从直观上得出结论，或者从数据出发进行经验验证，但显得经验研究有余、理论分析不足，且现有文献集中于分析补贴对农户土地、资本投入的影响，尚缺乏补贴对农户劳动投入影响的研究。在我国劳动力越来越紧缺的时代，分析补贴对粮食生产劳动投入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若农户初始均衡状态为（L*0，K*0），记为E0，单个农户获得量为Δ的收入补贴，则和获得补贴前相比，任意闲暇水平下农户收入提高了Δ，可见收入补贴影响农户收入约束。“直补”条件下的农户行为可以用以下模型模拟：
maxL，Ku（Y，T-l-L）
s.t.Y=Pf（L，K）-rK+wl++Δ
（5）
假设该模型存在惟解L*1，K*1，对应于收入补贴条件下的农户均衡状态，记为E1，即（t*1，K*1），t*1=T-l-L*1。为考察收入补贴导致农户劳动投入如何变动，引出以下命题：
命题1命题1的简要证明：假设农户初始处于均衡状态，对应投入组合为（L*0，K*0），记为E0。在投资维持在K*0不变时，农户预算约束记为（T，Yd）。由于直接收入补贴改变了农户的预算约束，E0对应两个预算约束点获得。：在其他外生变量既定时，若以t0，L0分别表示投资既定时无收入补贴条件下农户的闲暇量和农业劳动量，t1，L1分别表示投资既定时有收入补贴时农户的闲暇和农业劳动量，则有t1>t0或L1
图1 直接收入补贴的劳动投入效应
命题1含义是收入补贴具有减少农户劳动投入的效应，如图1。该效应也可作如下解释：一般情况下，劳动报酬率的变化会对消费单位的劳动供给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且这两种效应方向相反。而与粮食生产脱钩的综合性收入补贴对种粮农户的种粮劳动投入只有“收入效应”，并无“替代效应”，因此具有抑制劳动投入增加的作用。只是当前补贴额度相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来说很低，因此这种作用可能很小。但模型分析至少从劳动投入的角度表明综合性收入补贴对粮食生产促进作用很小。
（二）生产性专项补贴和价格支持背景下的农户行为调整
生产性专项补贴主要内容是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目的在于通过降低投入成本鼓励农民使用新品种和新型农业机械，从而提高粮食数量和质量。生产性专项补贴和粮食最低价收购制度对粮食生产投入的影响收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生产性专项补贴对粮食生产投入有促进作用。刘克春[16]通过建立Logit模型并对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粮食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产生明显的逆向调节作用。吴连翠、陆文聪[18]通过对安徽省某村120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户确实是根据农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动来优化家庭生产行为。Schmitz[17]认为生产性专项补贴对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陈慧萍等[18]通过对2004～2007年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粮食补贴主要通过影响资本投入进而影响粮食产量。
模型（9）的解记为*，r*，P*，分别称之为最优其他水平、最优投入品价格和最优粮食价格。此时，农户的劳动投入、农业投资和粮食产出分别记为L**，K**，Q**。易知，L**=τ（*，r*，P*），K**=υ（*，r*，P*），Q**=q（*，r*，P*）。若实际的农户其他收入、投入品价格和粮食价格分别为0，r0，P0，则政府对单个农户的收入补贴、投入品补贴和粮食价格补贴的最优量分别为*-0，r0-r*，P*-P0假定0r*，P0
（二）既定预算约束下的最优粮食补贴
多种因素决定了政府的农业支出是有限的，虽然存在无预算约束条件下的*，r*，P*，但政府不一定有财力负担最优规模的的粮食补贴。现实中，农业补贴只是财政支出项目之一，受财政预算的约束，每期有既定的额度。假定每期粮食补贴额度外生给定，那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分配既定额度的粮食补贴资金以使粮食产出最大化。假设Δ，-Δr，ΔP分别表示政府对直接收入补贴、投入品补贴和价格补贴，M为政府对单个农户的补贴额度，则该问题可用如下模型表示：
maxΔ，-ΔR，ΔPQ*=q（0+Δ，r0+Δr，P0+ΔP）
（10）
s.t.Δ-K*Δr+Q*ΔP=M
其中，K*=υ（0+Δ，r0+Δr，P0+ΔP），Δ，-Δr，ΔP为决策变量。若该模型有惟一解Δ*，-Δr*，ΔP*，则模型的含义是：在既定补贴额度M下，有众多可行的补贴组合Δ，-Δr，ΔP，每组可行补贴组合对应惟一一组投入产出组合（L*，K*，Q*），其中，有且仅有一组补贴组合使产出Q*最大，该补贴组合即是最优农业补贴组合，记为（Δ*，-Δr*，ΔP*）。此时，政府实现了粮食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且农户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因此结果是有效率的。
（三）粮食补贴的一般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收入、要素价格和粮食价格都有上升趋势。因此，由于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等量的补贴所起的增产作用越来越小，即政策效应趋弱。为实现增产目标，粮食补贴的规模须不断加大。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呈减少趋势，投资增长较快，劳动相对于资本越来越稀缺。因此，劳动的边际产出有提高趋势，资本的边际产出呈降低趋势。根据农户生产函数可知，产出变动ΔQ、投资变动ΔK和劳动投入变动ΔL之间存在如下关系：ΔQ=MPK·ΔK+MPL·ΔL。由于劳动投入减少，即ΔL
五、结论与建议
（一）粮食补贴目标的集中
库兹涅茨法则指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近年来我国农户农业收入份额不断降低，农业不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逐渐成为一种利用闲置劳动力的途径，或者是执行一种社会保障的功能。农业的“衰退”质性以及我国尖锐的人地矛盾也决定了农业不可能是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收入提高的根本途径在于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因此，粮食补贴的政策目标应定位于粮食生产发展而非农民增收。
（二）粮食补贴结构的调整
分析表明，综合性收入补贴对粮食生产促进作用甚小，政策成本甚高，而生产性专项补贴则能有效促进农户的粮食生产。从国际农业政策实践来看，通过价格支持进行的补贴是解决农产品短缺的有效手段，而收入补贴则在农产品过剩、农民贫困化的背景下普遍实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了农民收入综合补贴制度，但仍保留了包括价格支持和其他生产性专项补贴等政策。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补贴政策发展历程看，早期以促进农业生产的专项补贴为主，后期以保障农民收入的综合补贴为主。但这种转变是以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农业发展面临的任务转变为前提的，我国目前尚未到达这个阶段，粮食补贴资金的配置应以生产性专项补贴为重点。而我国目前粮食补贴制度的特征是以收入补贴为主，2004～2009年，综合性收入补贴即“两补”资金占四项补贴平均比重为81.74%。这种补贴结构亟待改变，补贴重点应向生产性专项补贴转移。
（三）粮食补贴方式和对象的转变
粮食补贴采取“直补”模式虽然执行效率较高，但可能偏离了政策目标，这反映我国农业补贴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强调管理效率而忽略政策绩效的现象。综合性收入补贴和农户生产决策相关性很低，对粮食生产所起的促进作用甚小。为了使补贴能切实起到促进粮食生产作用，补贴不应以普惠制发放，在补贴对象上应瞄准粮食生产户，补贴方式上应使补贴与农户生产决策相挂钩。在粮食直补普遍实行“普惠制”的大背景下，少数省市粮食直补向粮食大户倾斜种粮大户倾斜。以粮食种植为代表的土地密集型模式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的首要模式。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粮食补贴资金的分配应逐步向种粮大户倾斜，以促进粮食的规模化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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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政策分析范文3
关键词 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耦合性
体制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使我国的就业形式日益严峻，失业压力迅速加大。作为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治理失业的公共就业政策体系，需要财政政策予以配合。但两大政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当前阶段公共政策实施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使之在搭配过程中存在一些矛盾。必须深入探讨二考的关系，建立科学的政策搭配机制，以图最大成效地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实现和谐 社会 。
一、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过程中的矛盾体现
我国现阶段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过程中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政策多重目标的实现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
作为系统性的公共政策体系，就业政策包含多个子政策(见表1)：一是就业需求政策，包括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开发就业信息、消除制度壁垒，改善就业环境。二是就业供给政策，包括求职帮助和再就业服务、培训、创业等组成的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体系。三是社会保障类政策，包括社会救助和失业保险等。因而就业政策体系具有多重目标。首要目标就是增加就业总量，开发就业岗位的政策可以直接增加就业总量，改善就业市场环境、消除制度壁垒等政策可以间接性的扩大就业总量。其次是提供就业服务，职业介绍、 教育 培训可以提高求职者就业能力，满足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多样化需求；对劳动市场中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妇女和残疾人等)提供服务可以平稳市场的运行。最后，社会保障性目标如失业保险、失业救济等，虽然具有事后性、补救性的消极意味，但能够使劳动者在破产、疾病、工伤等非自愿因素而遭致失业和伤害时，帮助其恢复劳动能力， 学习 新的技能并重新参与竞争，稳定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的供给。上述政策最终都落实于失业治理这一总政策目标。可见，就业政策不是单纯的、短期性的扩大就业总量，它的公共产品性质要求从长远角度根本性的解决失业问题。
就业政策的公共服务性和社会保障性目标需要财政政策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但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完全建立，对其支持力度过低，且缺乏立法约束，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表2反映了我国历年促进就业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仅偏低，而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导致公共就业服务质量难以有效提高，且存在明显的地区、群体差别；导致创造就业岗位行为的短期化，难以从长远角度开发人力资源，创造长期性、持续性就业岗位。社会保障类就业政策作为社会“安全网”和“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尚不健全，难以对市场 经济 周期性释放劳动力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从长远来看，当前的财政就业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难题。
(二)财政政策导向仍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低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
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需求，扩大了社会投资，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但需注意的是，靠gdp拉动的就业弹性系数却在逐年降低。“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十五”时期该数字下降到0.11，其中2005年仅为0.08。
经济高增长与低就业甚至无就业(女性、年轻人)并存的原因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进人资本密集型，资本取代劳动力致使重 工业 化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年降低，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 企业 及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见图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职业技能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的先扬后抑，第三产业的不断上升，要求劳动力具备越来越高的素质和技能。财政政策却没有对就业机会的结构性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投资导向仍然偏重于资产回报率高的重工业，而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短期化，甚至带有明显歧视。同时促进就业的财政补贴政策主要面向失业保险、失业救济，“消极”成分过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重视不够，对农民工、下岗职工、女性求职者缺乏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无法给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很多地区出现“技工荒”、“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衡。虽然这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的特殊国情有关，但财政政策的投资短视行为加剧了这一现象，必须予以改革。
(三)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搭配机制，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难以有效协调，政策逆效应被扩大.降低了政策功效
作为两套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在具体的搭配实施过程中并不总是产生正效应，如果搭配不当，则会产生政策逆效应(包括原生性逆效应和制度性逆效应)。例如，由于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对劳动力过剩的产业持续投资，在短期可能会增加企业劳动需求，扩大就业量，但长期会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就业量下降。我国的一些政府垄断的行业，如石化、邮政、公交等，由于人事制度等原因导致人员只进不出，人满为患，就业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而政府却因行业经济效益差而不得不进行财政补贴，从长期来看，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会产生负效应。对社会保障类就业政策而言，由于失业保险等一般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出资原则，这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提高，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造成企业间竞争力的差别，促成非正规就业对正规就业的挤出，最终损害劳动者的福利。可见，政策搭配的原生性逆效应会因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而过度放大，政策的实际功效大大降低。
(四)转型时期的制度性障碍降低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效应
要最大化发挥两套政策体系的协同效应，要求有完善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等发育完全，价格、利率等调控机制配合默契。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策间的协同效应遭致制度性扭曲。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的求职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必需的求职信息；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削弱了原本就落后的失业保障制度，又反过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制度的不规范导致隐性就业、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工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甚至会传递虚假信息，限制了政策协同功效的发挥。
二、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耦合性机制 分析
复杂的政策体系和多变的制度环境，使财政就业政策的效应呈现多元化，协同效应和负效应同时存在，笔者将其分为原生性效应和制度性效应。通过对二者分析，找出政策搭配过程中存在矛盾的真正原因。
(一)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原生性效应分析
对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原生性效应的分析主要包括财政投资、采购政策的就业效应、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就业效应和税收政策就业效应三个方面。
1.财政投资、采购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1)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总量。从宏观 经济 角度看，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从两个方面扩大就业总量：一是直接效应：财政支出直接形成产业资本，创造就业岗位。由于不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同，财政投资于或者采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实证 研究 发现，我国的公共投资增长在短期减少就业，长期对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徐旭川，杨丽琳，2006)。二是间接效应：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因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成倍增加，根据奥肯定律，经济的增长可以促使就业人数的增长。这一间接效应的传输需借助 社会 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与之成正相关关系。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如果一个社会对失业者的社会保障政策比较完备，则财政支出类政策的就业效应将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2)“挤出效应”会 影响 就业效应的发挥。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财政投资政策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政府对劳动力过剩的产业继续投资，短期会使 企业 增加劳动需求，扩大就业量，但由此产生的“货币幻觉”会引致物价上涨，实际货币供应量下降，利率上升，长期内完全挤占私人投资，使整个社会投资水平下降，就业量下降。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差的 发展 中国 家格外明显，一些人员臃肿的垄断行业因经济效益差而发生亏损，不得不由财政进行补贴，从长期来看，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会产生负效应。因此，财政应更多地投资于非充分就业的行业，这样才能与就业政策的目标真正达成一致。政府采购政策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充分就业的行业中。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完全的“挤出”，并会增加一定的就业量。但政府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社会总需求水平，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利率上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成本。一个国家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越高，则负效应越大。由于以私人投资为主的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是扩大就业量特别是解决弱势群体就业 问题 的主要途径，从长远来看，政府的采购政策不利于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可见，财政投资、采购政策并不总是会扩大就业总量的，必须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要对正负效应作方向性调整，使就业效应得到最大发挥。
2.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1)财政补贴的就业效应。促进就业的财政补贴种类很多，有行业补贴、企业补贴、 教育 培训补贴以及失业保险、失业救济补贴等。各类补贴的作用着眼点不同.产生的就业效应也不同。
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性和针对性非常明确，为扩大劳动力需求，财政补贴可以倾向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引导企业增加投入，降低用工成本；鼓励企业雇佣弱势群体，由于这样会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所以能否提高就业率的关键在于补贴额对企业雇佣弱势群体造成的竞争力损失的弥补程度。从扩大劳动力供给角度看，财政补贴应主要着眼于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教育培训)、 科技 进步与创新等，提高在职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对职业培训机构、职业介绍机构等补贴，或对求职者直接进行个人补贴，鼓励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在财政补贴过程中应有针对性、专门性，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减少无谓的效率损失。
(2)社会保障政策的就业效应。社会保障类的财政就业政策属于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消极成分，主要目的是对失业者提供收入支持，如我国当前“三条保障线”及失业保险、失业救济中的财政转移支付。该类政策的就业效应首先表现为它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是社会的安全网，能够保障失业者抵抗失业风险。同时，对失业者的培训教育、对残疾人等的收入扶持可以使雇主更容易实现成本的社会化，使失业者更有效的应对自己的再就业问题。从政府财政角度来看，过高的失业保障水平会挫伤劳动者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保障水平过低，则难以维持失业者最基本的生存，因此，需要 科学 界定保障水平，将就业负效应减少到最低。
3.税收政策的就业效应分析
减税同财政支出政策一样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扩大就业总量。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减免税的税种、税率以及减税方式的差别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减税更有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雇佣弱势群体。张国栋(2005)通过对我国雇佣残疾人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分析得出，介于30%到50%之间的税收优惠不能弥补企业雇佣残疾人造成的竞争力损失，并使企业的最大雇佣量限定在50%，而不会更多。即使在50%的比例全额返还税收，也不足以维持企业竞争力。造成的后果为要么企业雇佣50%残疾人，加大破产可能性；要么企业一个也不雇佣。降低了该政策的激励效果。解决的 方法 是或采取财政补贴，补贴额略高于企业雇佣残疾人带来的竞争力损失，或采取比例税收优惠，使减税比例与雇佣残疾人比例成正比，改变企业的竞争力曲线阅。因此，鼓励求职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好偏重于求职、培训、教育等方面，通过税收减免提高求职者的收入，从而增强他们的求职能力。
(二）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功效的最大发挥需要发育完善的市场环境，如果制度环境不完善，则会对劳动力流动、收入再分配等形成制度壁垒，使就业效应发生制度性扭曲。在我国主要体现为：
第一，垄断行业僵化的用人就业机制，降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致使劳动力供求机制、流动机制以及工资价格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难以给财政政策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不同类型企业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使社会保障类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存在较大的企业差异，企业之间难以公平竞争，必然对企业用工造成消极影响。
第三，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使就业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难以有效协作，使原本就存在的政策时滞性被进一步放大。可见制度壁垒的存在，会使财政政策开发的就业岗位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加大，这会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和“工作贫困”现象(见表3)。
三、建立科学的财政政策与就业政策的搭配机制，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搭配中存在一些矛盾的现象，必须在二者中建立科学的融合机制，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一)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建设全方位的政府就业职能
继续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切实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就业产品和服务，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就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满足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必然要求。应该做到：
第一，加强财政体制的公共化取向，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性干预，由通过预算内投资和税收减免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转变为对人力资源开发等的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减少政府对私人的“挤出效应”。
第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满足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群体的需求：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
(二)建立科学的政策搭配机制，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应灵活应对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两套体系的协同效应和逆效应，相机抉择，科学搭配。可以做到：
第一，统一两套公共政策体系的政策导向。主要体现在“就业优先”目标的一致性。解决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的头等大事，一切工作要以此为核心。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尽量消除与促进就业目标相悖的政策，降低政策逆效应。
第二，建立结构性的财政就业政策体系，与多元化的就业政策目标相契合。加强劳动就业供给管理框架下的政策协作，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尽量减少对就业需求层面的直接的政策干预。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将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整合，或可以通过 电子 政务的建设和完善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
(三)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市场发育，降低政策搭配的制度性逆效应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市场分割，使劳动力能够正常流动。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的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劳动政策分析范文4
【关键词】延迟退休年龄，问题，可行性
一、退休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当前国家关于退休年龄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职工年满50周岁。对于从事井下、高温等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职工，规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55周岁，女职工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规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年满50周岁，女职工年满45周岁。
（二）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制度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1、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口寿命延长的矛盾。退休者隐形就业问题，边拿退休金边再就业可以说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退而不休”的隐形就业问题造成了养老金的不合理使用。
2、女职工按不同身份执行两种退休年龄。这在企业早已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的情况下难以操作，在实际工作中引发诸多纠纷。
3、提前退休问题比较突出。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3岁。
4、男女退休年龄存在差异。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异主要是性别差异。男职工退休年龄比女干部晚 5 岁，比女工人晚10 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男女的性别差异会越来越小。
5.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越短，劳动时间缺乏公平性。一般情况下（除一些特殊工种），劳动者无论接受多长时间的教育，劳动者的退休年龄都是统一的，这样就导致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工作年限就越短，二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低学历劳动者一般从事体力劳动，与较高学历从事脑力劳动者相比较， 无论是工作年限，还是劳动年龄所占预期寿命比都较大，导致低学历劳动者和高学历劳动者在劳动时间上没有实现公平。
6.老年人力资本浪费严重。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无论是男女职工，过早地离开工作岗位，对国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是人力资本的浪费。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人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也在不断后延。这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人力资本投入越大，其利用率反而越低，无形中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7.“一刀切”的退休年龄与地区的差异性存在矛盾。我国各地区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规定，而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存在较大差别。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却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政策显然是不科学的。除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外，各个地方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并不同步。
二、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分析
（一）微观可行性分析。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均预期寿命、养老金储备、劳动力供求状况、初始劳动年龄、社会价值观以及工种的性质。通常状况下，在人均预期寿命的前提下，为了确保养老制度的良性运行，对于是否延长退休年龄人们主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就是养老金储备状况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下主要分析延长退休年龄与失业率的关系。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延长退休年龄和失业之间的矛盾， 其实延长退休年龄所“挤占”的工作岗位与新增就业人口需求的就业岗位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替代关系：失业率和法定退休年龄的相关性非常低，至少在统计上这两个变量是不相关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完全没有任何正向关系的趋势，相反，趋势线有向下倾斜的趋势；从长远来讲，实际上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并没有直接影响，因为一个国家的就业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多少。
（二）宏观可行性分析。一项政策的实施我们要看宏观环境是否适合，同时也要从政策本身来看政策实施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好的从政策本身探讨延迟退休年龄是否合适，以下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优势方面来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开源节流，一方面增加养老金的缴纳数额，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此外，延长退休年龄还可以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脑力劳动资源，促进社会的公平。
从劣势方面来分析：由于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就业压力。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就业减少，导致失业率走高，会进一步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机会方面来分析：首先，当前我们正在积极的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政府更加重视民生工程的建设，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威胁以及养老基金“空账”运行的压力，养老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非常有利于缓解以上所述压力，因此延长退休年龄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其次，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保险、精算等方面的人才，为延长退休年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支持，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从威胁方面来分析：因为延迟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在尽量缩小其对就业方面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来寻求延长退休年龄的幅度，也就是说如果确定不好就业―退休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就有可能对就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抑制了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导致政策流产，这是对延长退休年龄来讲最大的威胁。
总之，无论是从宏观环境还是微观层面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劳动政策分析范文5
关键词:新常态；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北省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响应经济“新常态”，在保持经济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和支撑，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深化城镇化改革。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于分析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作出贡献，协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率；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促进河北省各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升级及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的调整始终遵循着逐级演进的规律，也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的重心会从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二)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众多经济学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了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等。“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正好相反。“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则认为产业就业结构演变过程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压力就会逐渐增加。(三)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发达国家情况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推动了产业就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只能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就会大大降低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同时增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幅度，但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较少，其结果是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直接转移到第二产业，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不会产生显著提高。总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二、“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一)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河北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总量不断攀升。2014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29421.2亿元，较之上年增长了6.5%。三次产业分别占比为11.7%、51.1%、37.2%，其结构日趋合理。河北省三次产业比例不断发生变化，从“二、一、三”格局逐渐向“二、三、一”转变，基本符合产业结构调整一般规律。(二)“新常态”下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2014年，河北省积极响应“新常态”经济政策，全年成功转移农村劳动力60万人。截至去年年底，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730.9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6.8%、14%、9.2%已逐渐发展为50.1%、26.8%、23.1%。充分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紧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但近几年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有回高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与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发展政策有关。另外，今后几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体将会落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其转移方式也会由“只身劳动力转移”转变为“举家迁移就业”。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兼业性将大大降低，组织性会逐步提高，这在2014年河北省与京津共建86个劳务输出基地举措上就已有所体现。
三、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产出的可变规模报酬”BCC模型，来评价河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吸纳效率的贡献。主要包括河北省产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情况以及分区域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的评价。首先假定输入指标：产业结构分布和城镇化水平，输出指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通过DEA模型得出就业结构偏离系数E。当E>1时存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性；当E<1时，意味着劳动力存在迁出的可能性。统计结果显示，河北省1978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63、2.64、1.27，至2014年其数据变化为0.67、0.86、1.1。期间经过多次反复，第一产业变化不大，但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不相对称，劳动力转出机率较大；第二产业数据结果出现大幅度下降，其就业和产出日趋达到均衡，理论上第二产业应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但由于相关政策以及技术含量等条件的制约，使得第二产业也出现了劳动力迁出的可能性。第三产业结构偏离系数E>1，说明其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新常态”经济政策的推行以及第三产业准入门槛较低等因素。另外，城镇化水平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合理性，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我省各地市区域协调性存在差异：邯郸、邢台、承德、张家口、衡水等地协调性较低，石家庄、保定、沧州协调性较高，并保持与河北省的协调度相一致，其余各市基本协调。事实上，协调性较高的城镇，其吸纳劳动力能力较高，这些都与资源禀赋和经济政策等原因有关。
四、“新常态”下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政策性建议
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互补互动的效应。二者协调发展可以对社会经济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河北省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过分析发现，河北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系数为：0.67、0.86、1.1，表明其在吸纳农村劳动力方面存在差异。第一产业吸纳力最差，第二产业由于目前属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来说吸纳能力较弱，但仍高于第一产业。针对这种现象，河北省应积极采取措施：1、发展现代农业，拓宽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如：发展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业务；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开拓生态农业旅游项目。2、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提升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水平。虽然河北省轻重工业2:8的比例严重失调，但第二产业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们不能盲目的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应削减高能耗产业，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光伏、物联网等新兴战略产业，从而达到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的目的。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就业比重。由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水平要求不高，加之河北省第三产业产值逐年上升，从而使其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接纳空间。但由于其增加值比重偏低，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偏低，就业贡献度偏低，其就业水平依然不甚乐观。我省要加快服务、通讯、房地产领域的自我转型升级，鼓励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抓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好机遇，出台专项规划，深化与北京、天津等地相关领域的战略合作，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政策与环境。只有第三产业发展壮大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河北省应打造产业升级，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其规模。实施智能制造创新工程，力争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实现新突破，并努力加快工业产业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合。实施产业协同创新模式推广工程：建设京津廊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沿海临港产业带、建设京广线先进制造产业带、建设京九线特色轻纺和高新技术产业带、建设张承绿色生态产业带。只有城镇化建设发展了，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空间，而且要长远规划，做好统筹，解决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减少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限制。河北省应在积极促进农民工境外就业，从而减少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就业压力。下大力量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尤其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好时机，扩大对北京、天津的劳务输出。实施城乡技能就业扶助政策，用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岗前培训。河北省应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农村劳动力转移群体的就业和创业工作；应全面放开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做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转移衔接工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做好各种服务。(四)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有效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将农村人口压力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合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首要任务。
河北省要结合当地实际，围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电子商务、民俗产品生产以及发展三产融合休闲农业、家庭宾馆、农家乐餐馆等需要的新产业、新技能组织培训，围绕农村劳动力专业成长加大扶持力度，实施有关农村劳动力的国家培训工程等措施。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各方面素质，其实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质量。
作者:陈镜宇 李宇峰 田倩 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关海玲.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5，2.
劳动政策分析范文6
关键词：就业；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促使劳动人口供大于求的局面长期存在；其次，制度转轨过程中，下岗失业人员的不断累积、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数量的增加也使得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最后，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以总量扩张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这一资源禀赋，重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忽视经济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制约了经济发展———消费增长———就业增加的良性循环。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劳动力平均每年供大于求约120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平均每年需转移约900万人。另据预测，2005~2020年，我国年均人口增量将在800万~1000万人之间，劳动力供需总量存在巨大缺口且呈扩大趋势。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也特别指出，2010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是涉及民生问题的头等大事之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必然会对就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国内外的具体实践也充分表明，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在就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性命题的大背景下，探讨在当前阶段甚至是今后若干年，税收如何对就业提供政策支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税收政策对就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税收政策促进劳动就业的效应包括两个方面：
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和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一）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在经济学家看来，现代社会的福利已不再仅以个人通过劳动所获得的物质收入来衡量，还包括闲暇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因此研究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需要就税收对纳税人劳动和闲暇二者间抉择的影响进行预测。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税收的替代效用和收入效用。替代效用表现为政府课税降低劳动相对于闲暇的价格，引起纳税人以闲暇代替劳动，即课税造成劳动供给水平下降。
收入效用表现为政府课税直接压低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促使其减少闲暇等方面的享受，为维持以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而倾向于更加勤奋的工作。如果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用，税收给劳动供给带来超额负担；反之，税收对劳动供给带来激励作用。要分析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总效用，需要将替代效用和收入效用综合在一起，进行无差异曲线分析。
假定纳税人对消费和闲暇的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趋向于增加。如图所示，AB表示对劳动和闲暇的选择组合，I1，I2表示无差异曲线。AB与I1的切点P1表示在这一组合下纳税人的效用最大。如果政府征收所得税，AB曲线向内旋转至BC，即收入与闲暇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假定政府在征税的同时给予纳税人相应的补助，即DF与BC平行，以维持原有的效用水平I1。可以看出，P1沿I1移至P2，最佳组合发生变化，纳税人愿意选择更多的闲暇。
将补助因素剔除，纳税人的选择组合线只能是BC，与较低效应的无差异曲线I2相切于P3，即纳税人更倾向于勤奋的工作。此时综合效用的最佳选择点是P3，收入效用大于替代效用，总效用是政府征税促使人们更加勤奋的工作。
（二）税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要解决就业问题，应该着重考虑如何增加劳动需求。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劳动总量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除非发生战争或瘟疫。税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包括劳动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两方面。
税收对劳动需求总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运用税收杠杆促进经济发展，刺激投资消费，使企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岗位上。主要包括政府将税收收入用于公共投资、基础性建设；对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对劳动者特别是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用于帮助弱势群体，增加社会购买力等。
税收对劳动需求结构的调整，是在劳动需求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对有利于经济发展、有能力吸引较多劳动力的产业和部门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其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安排更多的就业岗位。税收调节劳动需求结构，既可以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又不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当前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分析
针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政府不断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实践，利用财税工具促进就业。
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一方面从宏观层面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拉动就业；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巨额的公共支出、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对扩大就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证了我国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然而，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一）现行的政策涉及税种较少，力度较小。
目前，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和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一些地方税种里，而在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里面，相关的优惠政策很少。一方面，严重制约了税收促进就业的政策效应，难以实现最初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以减免地方税收为主来促进就业，意味着就业工作的支出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二）税收优惠政策的时间范围短。
例如，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以后的一系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大致规定了截止2005年12月31日的期限，体现了国家在某一阶段促进某一群体就业与再就业的目标，反映出政策的期限过短，没有着眼于长远目标，缺乏稳定性，还需要逐步补充完善。
（三）税收政策执行力较低。
当前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多以临时通知或补充规定的形式出台，同时还有处理个案问题的优惠政策，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而稳定的法律规定，因而随意性大，致使不少优惠政策被滥用，达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三、税收政策促进就业的现实选择
（一）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努力增加就业岗位。
近年来，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减少，而同期个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和外资企业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据发改委的资料，截止到2007年6月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达到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8%。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在新增就业机会中占80%，是我国安置就业的主力军。政府应当调整税收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如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率，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提高资本赢利能力；对政府给予中小企业的投资补贴和贷款贴息予以免税；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考虑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的贷款免缴营业税；取消中小企业在出口退税政策上的差别待遇。
（二）运用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越来越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今后就业的趋势。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占劳动力就业总量的70%，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政府可以采取对第三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信息、培训、咨询、中介机构等行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在税收发票的最低营业额、注册资本、资质要求等方面降低门槛，让民间资本进入，特别是对微利服务项目落实优惠，实行减免税政策。
（三）运用税收政策，协调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以及由此引致的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外流和缺乏的矛盾，既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给东部地区的就业造成压力。政府应该给予落后地区一些部门和企业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政策，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扩大再生产，鼓励提供就业岗位。
另外，对于到西部创业的企业和个人，政府应当给予更多的税收政策支持，促进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四）改革出口退税政策，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方面，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高部分企业，特别是对外依赖度较高且属于就业密集型的行业，如纺织、玩具出口企业的退税率，增加该类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支持国内出口型企业的生产，以改善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现状。
另一方面，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应倾向于产品出口的外向型企业、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市场补缺的互补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一旦外资企业产生了市场就业的内耗，则税收上的优惠待遇相应地减少直至取消。
（五）扩大劳动力需求的同时，减轻劳动力供给，增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量取决于劳动力的参与率和人口数量，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进而降低总人口中就业的劳动力数量。
税收政策应当鼓励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教育投资。对家庭的教育投资，可以考虑在个人所得税中列支扣除；对于企业的教育支出，允许在税前扣除。其次，鼓励对失业和下岗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对再就业培训单位给予税收优惠减免，鼓励其进一步发展。
（六）宣传和落实税收政策，构建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200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颁布有利于把税收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一方面对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归并、统一，增强优惠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和透明性，保障实践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要对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以广泛宣传和落实，同时加强与工商、海关、劳动保障等部门的联系，严把税收优惠关，杜绝弄虚作假的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英]西蒙·詹姆斯。税收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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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顺兰。就业再就业财税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