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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理论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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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理论范文2
经验的传承
所谓点对点培训，就是在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入职培训过程中，在点对面的基本培训后，让老员工对新员工一对一的岗位培训。简单说就是传统意义老员工对新员工的传帮带师徒结构的培训方式，这在网络媒体的培训过程中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目前情况下更为有效的人才培训方式。
在网络媒体兴起的初期，由于网络技术的障碍，决定了一批与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人员成为网络媒体的最早开拓者，成为“技术型的编辑”。这些技术型的开山鼻祖们随着自己几年来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自己的新闻业务知识，他们大多选择通过再培训，再深造补足新闻相关知识的欠缺。如今，第一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已经向着社会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要求标准不断接近，一批批相对成熟的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都在网络媒体工作的一线，做着网络新闻宣传的工作。
但是这些在一线工作的拥有丰富实践经验而最有话语权的网编辑其工作时间也还很短暂，因此想通过这个群体的实践经验来完成对于网络媒体理论的制订还不成熟，著书立说能够完成系统权威的阐述网络媒体的基本理论还比较有难度。然而另外的一种方式就能够让这些先行者的经验能够有效地传播开来，并且更好促进网络媒体的整体发展，那就是用点对点的方式向新员工进行传帮带，进行点对点的培训。
具体操作
既然点对点的培训方式是目前网络媒体尝试建立特色的培训机制的必然选择，那么在实践过程中又应该如何运作，使得点对点的培训方式能更好地为网络媒体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推进网络新闻事业的发展呢?
按照目前网络媒体普遍采用的培训模式，一批新员工来到单位后，首先，这批受过网络媒体基础理论学习的准从业人员要开始参加网络媒体基础培训，包括企业文化的培训，校园所学理论与网络媒体从业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衔接培训，以及一些基本的普及性的网络传播和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培训。然后，随着一场迎新晚会的举行，新员工的培训就告一段落。他们被安排到各个工作岗位，开始了真正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作。
但是这样一个过程结束下来，虽然新员工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由于在此之前他们所做的培训更多的是简单的理论，或者是网络媒体不成熟的理论的简单培训，实践发现如此的培训无法满足未来的工作需要。因而在开始具体工作岗位工作后，需要对新员工进行加强培训，正式开始点对点的培训过程。
可以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中，选择一位网络媒体从业经验丰富、业务过硬、政策把握较好的老员工与一名或者两名新员工结成一点对一点，或者一点对两点的点对点培训团队。老员工首先是引导新员工很快进入工作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将具体的操作技术和多年来积累的独门经验传授给新员工，这些操作技术和独门经验是新员工在书本上找不到的，即使在《实践操作手册》这样的实务类的书籍中也是无法找到的，这就是网络媒体中传帮带形式的点对点培训方式目前无法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相对传统的行业，拥有丰富厚实的理论基础，甚至是实践经验的实操手册都被总结整理出来，在如此的传统行业中，新员工的培训就容易很多，因为前人的更多成果可以通过文字得到继承，而在新兴的网络媒体领域，现实中的理论基础缺乏，只有通过点对点的方式的传播，才可以达到行业知识的最有效的传承。
因材施教
在实践中，老员工可以通过为新员工制订因材施教的计划，指导新员工的培训，同时在此与新员工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老员工的多年的从业经验被激活，老员工也通过此举有了一个系统梳理自己多年工作成果和经验的机会，将这些知识和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在不断指导新员工的实践中得到运用和检验，又可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样，老员工的经验积累保证了网络媒体实践理论的不断继承和传播，而不至于被人为隔断，出现断层的现象。
与此同时，新员工得到了自己在学校课堂里无法获取的关于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的基础的理论和实践操作知识，吸收到了此行业最原汁原味的知识积累，并能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工作，取得进步，也使得他们在这个行业的探索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和错路，这也使得新员工有更高的工作激情去投入更多新知识的探索，促进网络整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
点对点培训的具体操作手法和方式可以有很多，这根据不同的网络媒体和培训双方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在培训过程中，为了保证培训顺利进行和取得良好的效果，还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对点对点培训进行制度上的保证和促进，可以建立培训老师与被培训对象的联动绩效考核制度，对培训老师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同时鼓励培训老师不断总结和积累自己的培训经验，形成理论体系为指导未来的员工培训做准备等等，具体的鼓励和促进机制运作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但是不管点对点的培训形式在具体操作上有多少差别，这种形式的培训，都是目前网络媒体培训的有益尝试。
点对点培训方式是结合目前网络媒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而培训方式的运用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未来完整系统的网络媒体培训机制的建立。一方面，让一批拥有最基层工作经验的老员工得到将自己的实践操作经验总结系统的机会，促成了网络媒体理论体系的尽快建立和完善，以促成网络媒体的发展成熟，指导未来的网络媒体培训机制的建立和定型；另外一方面，可以让新员工省去不必要的摸索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适应网络媒体的需求，学有所用，投入网络媒体事业中去。
网络与新媒体理论范文3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大学英语，多媒体网络技术
一、引言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计算机的辅助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综合处理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调动各个媒体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合理的教学结构，已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的教学模式。多媒体辅助大学英语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外语电化教学时就已经出现，90年代逐步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和接受。现在，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多媒体网络教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手段，已经成为21世纪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教育部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契机，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进原来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2007年修订的教学要求中又补充到：“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因此，探讨基于多媒体与网络的外语教学方法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充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结合大学英语改革的实践，培养学生的外语综合素养，是高等教育必须不断探索的问题。
二、多媒体网络教学的理论基础
多媒体网络技术环境下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constructivism）是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在的认知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理论强调学习者需要在完整真实的环境中积极进行有意义的体验活动，知识不是通过“刺激-反应”被动地从外界转移而来的；知识是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在自身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建构的新的意义而习得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在较长时期内对外语教学并未有明显影响。直至近年来，随着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日益普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才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注意，按照建构主义理论进行外语教学改革的高校和机构逐渐增多。建构主义理论对多媒体网络教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视角下，多媒体网络技术不再仅仅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且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会话交流和构建意义，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双主教学。因此，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而是建构意义的促进者和帮助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三、多媒体网络技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优势
1. 有利于创设逼真的外语学习环境
多媒体网络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中，人机交互，师生互动，是有效创立教学情境的方法。多媒体网络技术集声音、图像、文字于一体，外语课堂教学可以产生图文并茂、动静结合的效果，有助于反映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促进学生进行思维联想，便于学生对知识进行重组与改造，帮助学生知识的同化与顺应，促进学生发挥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教学内容设立相应的情境，学生参与其中，多个感官可以同时受到刺激。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运用多媒体课件技术创设与所讨论话题相似的学习情境，指导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在与自己有相似经验的情境中说口语。例如，在讲解西方人的时间观念时，用多媒体课件预设出在各个文化场景下要面对的时间问题，并配合以口头讨论、教师讲解，这种方式可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始终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提高了教学效果。
2.有利于师生进行协作与互动
情境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人与情境,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学生学习的意义建构是通过与“认知情境”的互动实现的。大学英语学习必然是一个多主体互动合作的过程。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多媒体课堂教学提供了传统教学手段下难以模拟的平台，可以使英语课堂教学中有三个重要元素: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之间形成互动。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对话为背景而实现的课堂互动是交际教学法的具体运用,对话镶嵌于情境之中,从而使教师和学生之间不仅在认知方面的,还有情感方面实现了交流，使课堂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学生的语言建构更为有效。在网络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在线辅导答疑和网上批改作业等方式和学生进行协作学习，共同进步。使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利用先进的教学设备进行集体备课，实现教案课件资源共享，可以增强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提高备课效率。
3.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自主学习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自学水平建构主义，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多媒体网络技术具有传统教学手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多媒体的集成信息的改善了学生对语言信息的理解，产生亲切感，激发学生用所学英语进行交际的愿望。网络允许学生随时随地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进行外语学习，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能力选取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多媒体立体化的课堂已经给学生建构起一套外语学习体系，在课下网络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对自己的思维过程和方法进行反思与交流，调整原有的认知结构，形成新的概念与认识，丰富了知识面，学习能力不断提高，从而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习成绩。
四、多媒体网络环境下改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措施
1.正确处理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关系
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信息技术都是教学手段，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通的。多媒体教学并不意味着摒弃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多媒体教学是传统教学的继承与发展。诚然，传统的“黑板、粉笔、口授”的教学模式显得单一呆板；但应该认识到，多媒体教学也只是教学手段而不是目的。有些教师夸大了多媒体的效应，课堂上一味的播放课件，成了课件放映员，造成了学生的反感。讲课本身是一门艺术，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一定要把握住多媒体使用的尺度。教师在授课时，不要只是坐在计算机屏幕后操作鼠标，过度依赖电脑。教师使用多媒体课件的同时也要适时板书，通过教师的渊博知识、语言艺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外语中权衡利弊，采取机动灵活的教学法，把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都发挥出来，解决外语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2.加强教师信息技术培训
多媒体网络技术应用于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外语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还要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网络知识，这样才能熟练的驾驭课堂。学校投入大量资金购入了计算机、投影仪、影碟机话筒音响等硬件，如果管理和教师培训没有跟上就不能保证设备的利用率，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首先，外语教师要转变观念，从“专业型”向“一专多能型”过度。其次，学校应该经常性的对外语教师进行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如计算机基础知识，软件操作技术，课件的制作及应用、网络资源库的建设等。外语教师应该与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通力合作，结合各个学科的优势，相互协作建构主义，有效提高大学英语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质量。再次，学校应该组织多媒体技术竞赛等活动，激发教师改进多媒体教学的动力，使多媒体网络教学在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
3.加强校园网络建设，构建良好学习氛围
学校应该加强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以便于学生进行课下自主学习。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环境是学习者可以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场所。教师和学生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打造“会话”与“协作”的即时通讯环境，建立学习论坛，进行在线问答与讨论。外语教学网络平台搭建好了，学生可以利用各种工具和信息资源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如在网络上下载多媒体课件，阅读文字材料、进行听力练习、发电子邮件向教师进行提问等等。学生可以在电子图书馆、多媒体教室、宿舍随时随地进行外语学习，和同学进行讨论交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在网络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得到教师的帮助，而且学生之间也可以相互协作和对话，网络学习环境成为促进学习的场所，这样就为学生学习赢得了更多的主动与自由。
多媒体网络教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媒体网络教学的发展为大学英语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采用多媒体课堂教学和网络辅助教学互补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多媒体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理论研究、技术进步和实践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教育界不断地进行探索创新。只有具备现代教育理念，平衡多媒体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关系，明确发展方向，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不断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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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理论范文4
【关键词】文化企业；并购动因；理论创新
虽然传统的企业并购理论适合文化企业的并购，但鉴于与一般企业相比，文化企业除了有与一般企业相同的组织性、经济性、盈利性等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征，如产品外部性、虚拟资源性和生产力特征等。基于其独特性，本文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文化企业并购的其它动因理论。
一、基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并购
规模经济是指从事单一产品生产（销售）的企业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生产（销售）平均成本降低的经济现象。其理论基础就是规模报酬法则，即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规模报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规模内，当生产规模扩大时，规模报酬递增，但超过这一规模时，规模报酬则递减。规模报酬法则表明企业的规模经济是有边界的，存在着适度规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的作用包括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专业化分工；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增加工人的熟练程度。这些作用最终综合反映在企业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上。
范围经济是指企业从一种产品转向多种产品生产时，由于生产经营范围的扩大而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钱德勒称之为“联合生产经济”。比如，当一个广播电台同时拥有多套节目、多个频道，或同时拥有节目制作中心、广播、网站、报纸的时候，就属于范围经济。范围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企业内部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一方面是对有形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投入或准公共投入的分享，即一种投入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对其他产品的生产也有帮助；另一方面是对无形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对技术（或管理）“诀窍”的共性和重复性的使用。此外，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多元化，对企业外部交易实行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由此也可形成范围经济。
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并购，对文化企业更是如此，原因在于文化企业的特点。比如，传媒文化企业有这样的特点，它能产出两样产品：媒体本身和媒体受众。媒体商品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销售，一个是受众市场，另一个是广告市场。在受众市场上，媒体销售的是自身所生产的内容，如报纸；在广告市场上，它所销售的则是受众。由于传媒业的基本商业模式是“第三方付费”，广告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在这种商业模式下，传媒业比任何一种业态都更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首先，文化经济追求规模经济。比如，在广播电视产业中，节目生产的起始成本很高，但复制成本或者边际成本极低，接近于零。表明：在一定范围内，节目的生产规模越大，制作的节目越多，单个节目的规模经济也就越显著。同理，印刷业等其它传媒业也有与广播电视产业一样的特点。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其次，文化经济又追求范围经济。体现是多方面的：一是知识与经验的共享。比如，传媒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其运作模式基本一致，主要从事精神产品和广告业务，在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存在着知识与经验的共享性；二是投入要素能进行多重开发利用。例如，对同一个新闻素材，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报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等，由此实现信息增值；三是套餐广告的供给。通过对各媒体广告资源重组成套餐广告，为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广告覆盖，以增加广告的覆盖面。
二、基于网络外部性的并购
网络外部性是指某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消费或兼容该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即新用户的加入可以给产品的其他用户带来正的外部收益。显然，传媒网络的价值决定于网络规模。也即说，网络用户越多，网络价值就越大。比如，在电信产业市场，消费者享受电信服务的效用随着新加入到该电信网络的其他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拥有该电信网络的服务对该消费者的价值也随之增大，原因在于该消费者可以与越来越多的其他电信消费者进行通信。根据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网络价值以接入网络用户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假设网络中有n个用户，则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这说明网络带来的效益将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形式增长。
网络外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网络自身的系统性。在网络中，无论新增多少个网络节点，它们都将成为网络的一部分，网络的扩张可以使整个网络受益；二是网络内部信息流的交互性，即网络内的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具有互补性；三是网络基础设施的长期垄断性。一般来说，网络的基础设施（如铁路、通信等）具有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垄断性强和使用期限长等特点。已有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企业间的并购不仅可以消除企业产品间的不兼容性，而且还可以扩大产品用户规模，增加消费者效用。为此，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企业并购活动可以改善社会福利。正是由于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近些年来，文化企业并购活动频繁发生。比如，北方电讯并购Bay Network、汤姆森并购路透集团等。这些企业并购后，网络规模得到了扩大，市场份额得到了提高。
三、基于长尾经济的并购
长尾理论由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于2004年提出。根据长尾理论模型，产品销量曲线呈现出“幂次曲线”形态，在“短头”部分是主体部分（热门商品），接着是一条“长尾”（冷门商品）。主体部分与长尾部分在品种及数量上的关系是：主体品种较少，但数量值高，而长尾品种较多，但数量值低。主体部分每一品种的数量值尽管均超过长尾部分任一品种的数量值，但从总量上看，长尾部分所有品种的数量值之和能与主体部分所有品种的数量值之和相抗衡。表明了“长尾”上的商品虽然是冷门商品，但它们总是有需求的，当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营销成本足够低时，冷门商品所共同拥有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门商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
有学者认为，热门经济学是一个供给不足的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为每一个人提供每一样东西。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人们正在进入一个丰饶的世界。在这个富足经济的环境里，任何一种传播途径或是一种产品均已不能适合所有的消费者。同样，对传媒文化企业来说，仅提供单一信息的媒体也已无法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渠道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不同需求呢？那就是并购。因为，并购可以对不同的媒介进行融合，并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来获取市场“长尾”的深度开发能力，为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例如，美国商业性杂志大亨福布斯集团，其旗舰《福布斯》双周刊以往主要面向企业家与政经高层，一直走高端读者路线，大客户数量仅占客户总数的20%左右。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富人受众不断分化，核心产品《福布斯》双周刊单一的纸媒出版增值业务举步维艰。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福布斯》创建了网络版。由于《福布斯》网络版提供的内容多样化，包括有企业音响、视频节目与广告，互动工具，以及比《福布斯》杂志更广更深的分析报道等，它们深受大众欢迎，每月到访的人数规模甚为可观，达1500万。经济效益也因此得到提升。福布斯集团投入网络的资本不到1亿美元，但2006年上半年的收益却达到1.65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上半年杂志收益的85%。为不断开拓长尾市场，2007年初，福布斯集团并购增值投资公司（Elevation
Partners），并新组成了“福布斯LLC”媒体公司。通过并购，福布斯集团借助增值投资公司对网络市场的开拓能力，使《福布斯》从网络唱片、影像等一系列娱乐产品服务中介入了“长尾”市场，由此大获成功。
四、基于受众碎片化理论的并购
“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原意是完整的东西被破成诸多碎块。这里，用“碎片化”术语来形象地描述媒介传播的社会语境。随着网络的产生，媒介传播的社会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仅靠某一种媒介的强势覆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媒介并存。当今，传统媒介传播市场的份额在不断收缩，传播效能在不断降低，新兴媒介则蓬勃兴起，传播通路激增、海量信息堆积以及表达意见莫衷一是，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构建所面对的社会语境。现实已经表明，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该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
碎片化”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催化了传媒产业的“碎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选择的扩大，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消费方式、审美趣味相差悬殊。即使是年龄、教育、收入基本相同的消费阶层内部也可能由于态度观念的不同而呈现出逐步分化离散的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促使传媒消费市场出现“碎片化”。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介入媒体的构成当中，创造出许多被称之为新媒体的媒体形态，由此大大改变了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格局，致使受众不再忠实于某一种媒体，而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
大众市场“碎片化”的特征是大众品牌影响力的下降和大众媒体接触的减少。在“碎片化”的情形下，媒体再无法凭借单一化的节目或出版物来获得大批受众，小众传播或“窄播”成为媒体的明智选择。媒体已经进入了深度营销的时代，谁能提供个性化的媒体传播方案，谁能进行品牌管理、资源整合、并进行跨媒体传播，谁就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要想在一个受众日益碎片化的市场上获胜，不同的传媒企业必须强强联合，通过跨平台、跨媒体的组合传播，来实现市场的战略布局和最大的受众群体。
五、基于媒体不可知论的并购
“媒体不可知论”由国际期刊联盟（FIPP）于2005年的年会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对于消费者（受众）而言，人们不知道自己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对于传媒拥有者（运营者）而言，人们不清楚什么是未来最佳的信息平台和相应的盈利方式；对于广告商而言，人们也不知道哪些平台将是未来最有效的广告平台。
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在于新兴媒体的诞生对传统平面媒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比如，Blog（博客）的出现便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借助于数字网络手段，Blog的自我繁殖和复制能力极强，它不仅无所不至，而且速度与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可以是无限的。此外，它具有频繁更新、简洁明了和个性化等特点。所有这些特点使其在与传统媒体内容的比较中占有优势。特别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些不知名人物的Blog，它所引发的话题可能根本无法预料和控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或许是对消费者的媒体消费力进行无休止的捕食、掠夺和消耗。Blog正以一种前所未闻和前所未见的崭新形式影响着未来的传媒产业。2005年5月，Stephen Baker和Heather Green在其撰写的论文“博客将改变你的事业”里预测：Blog将决定媒体未来。因此，当年的世界期刊大会断言，未来将不再是纸与墨的时代，而是屏幕的时代。从今天来看，这些预测或断言已经转化为现实。
“媒体不可知论”的构成基础，就是传媒受众的“碎片化”理论。如今，消费者（受众）拥有了太多的自主选择和控制能力，传媒的拥有者（运营者）不能再用单个的或少量的传播平台来满足消费者（受众）的消费需求，而是必须以内容和品牌为核心，真正地采用多平台、多媒体的发展策略，从而为民众提供多样化的消费选择。
六、基本媒体话语权的并购
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舆论引导。但引导舆论，必须先拥有话语权。所谓的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在一个社会中，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及意志”反映出来，谁就能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而话语权主要受经济制约，维护经济利益是话语权的最终目的。历史上，话语权的更替总是围绕经济利益依次展开的。
本质上，传媒文化企业具有复合身份，承担着双重角色：舆论引导者和经济创收者。一方面，作为公共物的媒介是社会公正的代言人，是为大众服务的；另一方面，媒介的传播活动不是免费的公益事业，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媒介往往将所拥有的话语权转化为金钱资本，通过出售精神产品，创造收益。也即是，媒介获取舆论话语权的主要目的就是经济利益。
为获取舆论话语权以及由其带来的经济利益，并购传媒企业或传媒业之间的并购就是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这可从美国的案例得到印证。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媒体并购潮，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经济收益。的确，并购使大公司赢得了更多的媒体控制权和舆论引导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1700家日报、11000种杂志、9000座广播电台和1000座电视台，2500家图书出版公司，7家电影制片厂。由并购而成的50家传播公司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垄断着大部分日报的销路，以及杂志、广播电视、图书、电影的大部分市场，并通过连锁董事会或多种经营公司等形式来垄断和控制半数以上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在控制日常舆论上，这50家大公司实际上控制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精神食粮，它们比任何私人甚至于政府机构的作用更大。另外，由于规模巨大，这些大公司与其他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上形成极为密切的关系，成为了国际金融的参与者，从中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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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理论范文5
本文依据媒体实践的外部情境变化和媒体规制的学术研究进展，梳理了数字媒体学论文规制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1）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早期媒体规制理论，将媒体作为一种资源，重点关注资源的分配而非内容的传播，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式；（2）在数字化环境下，媒体的内容属性日益受到关注，内容范式逐渐替代资源范式成为了数字媒体规制理论的主流视角；（3）内容范式进一步发展，在网络环境或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情境下形成了面向数字媒体规制方式的相互冲突的理论框架；（4）数字媒体规制的基本前提——规制动机被置于争议与讨论之中，数字媒体规制的理论根基受到挑战。
1早期经济理论视角下的“离散式”媒体规制：市场机制与科斯定理在传统的纸质与广播电视媒介时代，媒体的信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质媒介本身的传递以及随之形成的影响力，媒介的运作模式与相应的媒介规制都体现出了结点式、离散式的特点；不同的媒体基于其物理特征，各自为不同用户群提供信息服务，而未联接成类似于互联网媒体的、连续的“媒介场域”或形成渗透入个人生活的媒介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提升媒体运作和媒体规制的效率，成为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与传播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于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为经济学领域传统的产权理论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冲击了美国FCC规制传播媒体的传统模式，即基于委员会听证并颁布营业许可证，以分配广播频谱的频谱分配方法[4]。科斯认为，广播频谱的分配应该交予市场中供求关系的运作来完成。依据市场规律拍卖频谱资源，可以提高运营方优化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在现有资源的调配下使大众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传播服务[5]。在这一自由市场相互匹配的过程中，政府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是公众的文化消费与信息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地满足；另一方面则是频谱资源在低效率人为调配下的浪费。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成本与负面外部性问题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在经济活动的部分特殊领域中时常出现，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科斯提出，在政府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经济中的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与斡旋得到纠正，从而使社会效益趋于最大化。这也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6]。基于此理论可以认为：在媒体规制的过程中，政府、媒体运营商以及受众等各方因素可以在既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进行谈判和博弈，进而协调好信息传播背后的频谱等资源调配规则，达到政府规制、用户使用以及机构服务三者之间的纳什均衡状态。
作为传统纸质与广播媒介盛行时代所提出的规制理论，科斯定理及其产权理论为广播媒介中的频谱资源分配提供了具有独特创见的宝贵方案。然而，作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媒体规制理论，科斯定理着重理顺了媒介资源中的供求关系管理思路，但却并没有在信息传播的内容层面投入足够的关注。由此可见，媒体规制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下更多地体现为媒体市场中主体间供求关系的规制，而不是面向内容标准、传递渠道、以及各主体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等多个方面的整体性规制。在数字媒体大发展的时代，媒体与信息、文化的结合日益紧密，媒体中的信息传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物质载体和基础设施的客观限制，为理论上的“言论自由”提供了诸多的实践契机。在这种情况下，规制者若仅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讨论媒体的经济效益，忽略对数字媒体在文化传播、知识分享等公共效益方面的探讨，则已偏离了媒体发展的整体趋势，不符合数字媒体规制的客观发展规律。
2数字媒体规制的新理论定位：区别于经济、社会规制的文化规制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它指的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并借助计算机数字信息网络技术传播和提供信息服务的组织。这类组织一般具有专业媒体性质，但与一些具有特定用户群及专门信息服务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其信息服务面向一般的互联网用户，因而更具有广泛性。根植于数字化网络技术的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比较而言，具有更强的信息生产、组织与传播能力，其包含的信息内容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在关注数字媒体的经济性与社会性特征的同时，也更应着眼于其信息内容的文化软特征。在媒体规制中对其文化特征的关注，通常被称为文化规制的视角。
在规制的分类与内容研究中，文化规制是指：规制者（政府或其他组织）对微观文化主体实施的文化控制。这种控制往往与普通法的司法干预、以及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借助一系列政策工具所进行的间接干预不同，它通常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以直接的行政干预形式出现[7]。科斯在其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了市场、博弈以及均衡等经济学理论工具探讨了媒体规制的一般规律与基本方向。但基于频谱资源分配这一问题情境建立起来的科斯定理已不能满足现代数字化，特别是大数据背景下的媒体规制问题。相比于量上的“无差别”的资源积累与分配理论，数字媒体规制实践亟需文化视角下偏向质的内容的新规制框架。在多种媒介互联互通、人群与网络日益融合的情境下，数字媒体作为信息分享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依据前文中对规制理论的定义，应归入文化规制的范畴之中。
面向传统媒体的规制往往关注于其一般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因此，就传统的规制分类而言，规制通常被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8]。经济性规制是指：在资源分配出现垄断现象、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以及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规制者为了缓解自由市场的负面效应、促进社会公平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性调节与规制。由此可见，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制约经济垄断行为（如《反垄断法》的颁布），以保障市场中的自由充分竞争，就是典型的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是以保护个人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稳定等涉及群体性公共利益的规制类型。在美国，社会性管制通常被限定在健康、安全与环境保护3个方面，因而也被称为HSE规制（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9]。关于HSE规制的经济性与均衡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领域学者的关注[10]，并被放置到了一系列标准化的经济模型中进行推导与分析，得出了各有侧重的理论框架：例如环境模型（Environmental Model）与物质平衡模型（Material Balance Model）等[11]。与上述两种规制不同，文化规制作为一种面向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软性”规制，通常被分散在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子领域中进行研究，或是被归为社会性规制的组成部分进行探讨，而不作为具有特殊性与明确边界的完整研究范畴被单独地提取出来。
文化本身在跨领域、跨地区、跨时间的条件下是具有多元性与特殊性的。ICT的高速发展与大数据环境的有力支持，则更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增进了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基于这种本质特征与发展背景的考虑可以发现，包含数字媒体规制在内的整个文化规制不应只是经济性与社会性因素的产物，更是信息与文化交流本身的要求下出现的产物[4]。文化多样性特征下的文化规制除了面对传统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冲击（例如文化产业规制、传统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之外，还要适应一系列涉及文化交流的特殊问题（例如文化霸权主义与国家认同等），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基于媒体这一关键视角协调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的文化实践[12]。
文化所蕴含的固有特征要求文化规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经济性与社会性“二分”规制结构的规制类型而存在。数字媒体作为互联网时代信息与知识传递的领头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规制应该符合文化规制的特殊性要求。规制者（如政府的纵向规制或其他组织的横向规制等）应该更多地关注数字媒体的文化性影响（例如数字媒体的传播内容如何影响主流价值观与舆论导向，数字媒体的传递形式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等），而非仅仅关注于数字媒体运行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侧面（如数字媒体中的盈利模式与广告传播规制，数字媒体运营商的商业活动规制等），使数字媒体的文化性规制又滑向了传统的经济型与社会性规制思路。由此可见，文化传递与文化资源流动借助现代化数字媒体的平台变得更加快捷、高效，各种形式的文化内容也因此逐渐溢满了个人的生活空间。这不仅对数字媒体的管理与规制水平提出了要求，更是使包含更大研究范围与应用领域的文化规制面临了新的挑战。
3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媒体规制：理论分歧与规制融合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例如博客网站、微博、微信等）是依托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所构成的整体情境实现快速发展的。随着数字媒体内容的丰富与技术的多样化，媒体本身与互联网的结合也日益紧密：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内容建构与传播都需要依靠互联网中的虚拟平台才能完成；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物联网趋势不断地渗透进大众生活的各方面细节，人们在日益嵌入“线上生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数字媒体的全方位影响。与传统的报纸、电话、电视等媒体不同，就媒体形式的泛在性、即时性以及内容传播的不可控性（现代互联网具有泛在性，接入网络就意味着接入媒体）而言，数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魔弹论”中对媒介作用的阐释[13]。在涉及社会问题的负面信息传播方面，数字媒体的“魔弹效应”往往体现得更加明显。
美国是新媒体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而数字媒体则是新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围绕着网络环境下如何对数字媒体进行规制的问题，网络自由主义者、网络联邦主义者以及网络现实主义者各抒己见，并展开了激烈的观点交锋[14]。网络自由主义者认为，网络所构成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是有根本区别的。从网络无政府主义学派的立场来看，网络本身比现实世界更具有民主性、自由性与开放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感或实际需求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空间之内，网络空间既不需要也不适用于政府的管护[15-16]。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认为，网络中媒体对文化的塑造比其他任何东西对文化的塑造都要显著，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的基础上，自由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网络联邦主义者并不认同绝对自由的激进观点，他们认为：网络是复杂而有边界的，面向网络空间的规制与管护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政府无法有效管理网络中的信息创造与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数字媒体规制只能依靠主体自身和相关的虚拟社区。因此，针对网络本身以及数字媒体的规制应该依据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基于虚拟空间中的主体自身进行规制，政府不应通过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干预网络空间与数字媒体的运作。网络现实主义者在网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与上述两种立场有根本性的不同。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认为：网络无论如何虚拟，都是物理空间的映射，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和问题都与物理空间中的特定现象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无论是数字媒体还是整个网络虚拟空间，应该受到网络法律的规制，隶属于真实空间中的政府[17-18]。在现实世界中，网络与数字媒体也正在迈向一个政府管理与巨头垄断的时代。
从整个社会对网络技术与互联网世界的理解来看，上述3种观点的交锋与更迭过程也反映出了人们对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认识逐渐从早期乌托邦式的激进与开放回归到了成熟与理性的状态[14]：互联网领域或赛博空间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空间与表达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切合理调控或规制的否定。在相对灵活自由的网络空间下，数字媒体的发展的确获得了更多的动力与可能性，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渐渐暴露。这些问题除了来自于网络环境的自身特征以外，更多的则是现实环境中受管制的行为在缺乏规制的情境下被肆意投射到了网络空间与数字媒介平台之中，例如网络欺凌问题（Cyberbullying）[19-20]。在心理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的研究中，诸如网络欺凌等对数字媒体用户产生负面影响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关注。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最终的落脚点多半在于信息系统设计、用户的人机交互指导等范畴，面向整个数字媒体平台的全局性视角与宏观层面的规制却基本与该问题的研究处于脱节的状态，个体研究的进展也因此很难为宏观的规制政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或方向指导。
进一步地，脱离互联网情境的限制，从而在更为宏观的视域下观照网络数字媒体的研究与实践，可以发现：随着ICT技术的蓬勃发展，电子网络、电信网络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的融合为数字媒体规制的研究与政策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4]。由传统媒介规制的长期实践延伸而来的“分而治之”的规制思路在多种媒体融合的情境下变得矛盾重重。就媒体发展与政策实践的具体关系而言，媒体融合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运营监管和内容监管的冲突，甚至失效[21]。传统的广电监管对地面无线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直播网络的运营进行严格的管制，以达到特定的社会政治目标。该监管体制根本不可能照搬到电信部门，而且电信网络也不属于广电监管的范畴。互联网上的节目可能来自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国内的“分离式管制”法规很难有效监管境外机构。此外，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造成了一些管制冲突、低效率以及内容监管的失效，监管框架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业务和新特点，如互联网广播电视的业务有的国家将其当作电信业务监管，如丹麦、荷兰、日本等。有的国家将其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监管，如挪威、瑞典等。我国则将其分为内容与产业分别监管，并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技术发展与政策实践的内在矛盾往往可以为相应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媒体融合机制下的传统规制变革问题也因而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该研究领域中，诸多学者认为基于媒体融合实际的“规制融合”或者“政策融合”是大势所趋。面对媒介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规律，英国学者佩特罗斯·罗斯费迪斯（Petros Losifidis）[22]提出了“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加里森（Bruce Garrison）和杜帕勒（Michel Dupagne）[23]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中，数字媒体的融合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以及外生性规制因素三重作用的结果。欧洲学者库伦贝格（Cuilenburg）和斯拉（Slaa）认为[24]，立足科技和经济双重影响促使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之间的关联甚至融合这一事实，就规制政策的制定而言，广播电视和电信政策的管制分离已经不再必要，对媒介政策和电信政策进行融合是实现广播电视传播和电信事业共同发展的惟一良方，并提出政策融合（Policy Convergence）的概念。在政策实践领域，随着政府和公众对数字化网络中虚拟世界的认知不断深入，数字媒体的规制问题也逐渐脱离了“绝对自由”或严格管控的误区，开始进入规范化与程序化的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实际做法来看，大多采取了机构整合策略，其中实施最早的是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简称FCC），该委员会早在20世纪初广播媒体出现之后就开始组建，1934年《通信法》的出台，成立了该委员会，取代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其后1984年《有线通信政策法》使FCC获得对有线电视的规制权力，1996年《电信法》让FCC进入对互联网传播领域进行规制。FCC对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络实行三网融合的统一规制体制，由于通过对无线电、有线电视、电报和电话、互联网传播服务等业务实施一体化规制，从根本上消除了美国电信行业和广电行业可能存在的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规制现象。
2003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通信法》，设立了通信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OFCOM），该办公室融合代替了过去5个彼此分立部门的职能：电信办公室（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OFTEL），广播标准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 Commission，BSC），广播局（The Radio Authority，RA），独立的电视委员会（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ITC）以及无线电通信局（The Radio Communication Authority，RCA），该机构的成立使英国在规制层面去除了电信业与广电业之间的藩篱，使得“媒介融合在技术中立（Technology Neutrality）的旗号下得以顺利展开”[25]。规制机构上是日本总务省主管。效仿美英规制机构融合模式，2001年由原邮政省、自治省和总务厅合并成立总务省，下设信息通信政策局和综合通信基础局职能部门，电波监理审议会和信息通信议会作为总务省的常设咨询机构，参与和协调职能部门对日本电信业和广播电视业行使规制职能[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面的数字媒体规制理论需要与基于各项具体现象的个体研究相结合，才能获得更为扎实可靠的经验土壤与分析基础，以最终支持数字媒体规制的政策实践。
4回归数字媒体规制的逻辑起点：规制动机的理论分析如上文所述，在数字媒体规制的研究范畴中，无论是基于经济、文化或是其他视角出发，政府对网络和媒体进行规制的合理性都是所有相关理论建构的原始逻辑起点，而这一起点通常蕴含在两个前提假设之中：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对网络和媒体进行规制，维护数字媒体的合理运行。这也是网络现实主义者所主要倡导的观点[17-18]；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政府的规制有利于减弱自由市场中负面的外部性，协助数字媒体情境下的社会收益达到最大化。这是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政府干预合理性的最主要理论根基，也是规制俘获理论打破传统规制理论的首要突破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与“看不见的手”，对西方各国的经济体制建设与经济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政府干预与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诞生。该学派的理论认为：市场本身存在失灵（Failure）与低效的可能，政府调节有利于缓解市场失灵时出现的负面外部性，降低经济损失，提高社会效益。早期的公共利益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相似，他们都将政府描述为市场失灵的调节者和解救者。如果没有政府规制的存在，市场往往会运行得没有效率，从而限制了社会福利的最终提高。与此同时，政府的规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27]。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诸多批评，原因在于：一方面，规制是立法者与执行机构的行为，公共利益理论只是建构了规制者的规制动机，而没有说明社会利益与规制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关系，因而只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定[28]；另一方面，很多传统经济领域的垄断与恶性竞争现象证明，政府的规制有时并不能扼制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社会不公与资源浪费现象[29]。
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经济现象中，规制俘获理论就在学术界应运而生。早期的规制俘获理论学者认为：某些行业或机构会通过寻租、贿赂等利益输送的方式“俘获”规制机构[30]，规制机构的规制行为往往从这些行业或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出发，目的在于获取自身的政治利益，维护规制者与这些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规制者的规制行为可能会受到特定行业或利益集团的干扰，出现前后规制不一致或直接与公共利益相悖的现象[31]。规制俘获理论看似只是局限于经济规制的研究范畴，但却动摇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间关系的根本性质。在数字媒介规制的研究情境中，规制俘获理论有助于提示研究者在关注媒体这一被规制对象的特征与运作规律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规制者在规制建立与执行中的角色。
网络与新媒体理论范文6
关键词：多媒体网络教学 语言交际能力 个性化学习
为了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新的发展形势，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作为各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教育部2007年7月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了大学英语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听说能力培养的要求，并给予足够的学时和学分；应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开发和建设各种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课程．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与条件。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用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教学模式，教学要求同时指出改进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同时指出学校应根据本校的条件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探索建立网络环境下的听说教学模式，直接在局域网或校园网上进行听说教学和训练。各高等学校应选用优秀的教学软件，鼓励教师有效地使用网络、多媒体及其它教学资源。几年来，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精神，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探索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大学英语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并付诸实施，以适应学生朝个性化自主学习方向发展的需求，并解决弱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普遍问题。
1．多媒体网络的蓑语教学改革意义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高校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系统工程。多媒体网络教学是近期发展起来的新事物。多媒体网络的英语教学对传统外语教学提出了挑战．将传统英语教学与多媒体网络教学结合起来并创建一种新的互补教学模式．促进了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使教育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以任务为中心教育思想的体现和延伸，而且多维环境下的教学和学习培养了学生多视角、立体的思维方式。高校应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推进计算机与网络的英语辅助教学，为学生课内外英语学习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美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使英语教学朝着学生个性化学习的形成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向发展。目前．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数字技术，在数字化环境下进行交互式的学习，呈现出一种迅速上升的趋势。多媒体与网络是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理想认知工具，网络以它的便捷性、交互性及资源的共享性进入到大学英语教学之中．从而创建新的现代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多媒体网络外语教学是多媒体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的一个侧面，是现代外语教学的又一发展趋势。基于多媒体网络与计算机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推广和应用有着广阔和美好的前景。
2．多媒体网络的英语教学改革实施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教学模式的改革。随着教育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以英语课堂教学与在校园网上运行的英语教学软件相结合的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已成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和发展方向。我们以大学外语多媒体网络教学的新模式研究作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突破口，对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校通过网络教学试点班和对照班两年多的对比研究和试验，更新了教学理念，构建了新的课程教学体系，把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探讨了有创新的基于多媒体网络辅助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即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教学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多维的语言学习环境与条件。
我们以建构主义语言教学理论及输入输出理论为指导．基于外语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研究并实施了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将多媒体网络同普通教学结合，把基于认知科学的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的理论和英语教学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相结合，并把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多媒体网络继续模式相结合，发挥传统教学的优势，形成互补教学模式。我们利用语言学习中心先进的网络多媒体教学设备及其对教学的优势，尤其是利用听说训练的功能，进行听说读写英语教学理论和新教学模式研究，充分利用计算机帮助个体学习者反复进行语言训练，不断探讨适合学生个性化教学的模式。同时，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探讨了教师如何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创建新的教学模式：探讨和研究了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校园局域网资源和优势，如何在我校应用和推广网络英语辅助教学：探讨和实践了基于多媒体网络辅助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课后自主学习模式和第二课堂多元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形成三位一体的英语教学模式。我们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结合教师课堂讲授和辅导，使学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特点、水平、时间，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培养学生多视角、立体的思维方式。学生借助计算机学习英语，较快地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达到最佳学习效果。我们通过试点班和试验班的两年多的英语教学对比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我们探讨了新的教学模式的优势．以及多媒体网络教学对学生成是否有影响．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是否是一种新的、更优越的教学模式，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的特点和给大学英语教与学带来的变化等问题，以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本研究成果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基于认知科学的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我们首先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大学英语网络课程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实施方案，课程评估大纲和管理目标文件。我们自编了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一至第四册词汇多媒体教学电子教案和电子光盘的文本及制作工作。它为多媒体网络课堂教学提供了课上和课后自主学习的丰富资料，填补了目前正式出版的电子版和网络版光盘词汇学习的缺少部分学习资料这个空白。本课件曾获得学校首届课件制作三等奖，并得到校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