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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1
一、会计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内涵
会计政策分为宏观（政府）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主要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的制定。微观会计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选择的领域内，根据企业的目标、会计人员的偏好，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进而选择的过程。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财会字[1998]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难看出，该定义的会计政策主要指微观层次上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见，宏观和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两个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说的会计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也包括微观会计政策。
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分析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会计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
二、会计政策选择应服务于经济政策
这是会计理论传统研究方法中经济学家的观点。该方法认为，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影响，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谨慎起见，对存货的发出就应该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进行核算，对固定资产就应该采用加速折旧法。同时，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
1、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应充分反映经济现实。经济政策是孕育会计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响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现实进行管理的意图，反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及对产业机构调整的方向。从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和行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业和行为是受支持和鼓励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离不开会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辅助。政府会计政策的制定，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都应该充分体现经济政策，反映经济现实，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可能得到贯彻，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才得以实现。比如，196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规定：技术改造投入的固定资产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减后再缴纳所得税。其中的扣减办法有两种：流进发（固定资产购买当年全部扣完）和递延法（固定资产分年抵扣）。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大力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这一经济情况，最终选择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现了自我保险和大灾难公积金，债务重组、通货膨胀、外币变动等会计政策。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从来就是依赖于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别规定，企业核算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是说企业应当按照经济业务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各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仅仅依靠经济业务事项的某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难免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一会计政策的出台，不可否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它的经济政策背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严重，诚信遇到危机。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倡导2002年为“诚信年”，所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顺应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的这一经济政策。
2、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要充分考虑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计信息会导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会使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失利。所以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就成为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焦点所在。如何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得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这里，引用厦门大学会计系陈华在《经济后果观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1975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八号公告（SFAS8），要求跨国企业的外汇折算采用时态法，且折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准则一经颁布，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强烈的要数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在报表附注中对SFAS8的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事实上，单纯从理论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使企业管理层最为恼火的是其易变和不可控的外汇折算差额必须进入损益表，这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计划。同时，波动的会计利润向市场传递的是企业发展不稳定的讯息，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资金的筹集。迫于各方的压力，六年后FASB颁布了SFAS52，规定改用现行汇率法，并将外汇折算差额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所有者权益，平息了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可见，因经济后果的存在，使理论上更为完善的SFAS8无法实施，而理论基础欠缺的SFAS52却因兼顾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在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行为性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希望的经济效果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2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 国际收支结构 可维持性
中图分类号：F8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1－031-02
一、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成果综述
资本账户开放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多，除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的分析之外，还包括：(1)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宏观、微观影响，收益与风险分析；(2)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别经验与国际模式比较，通常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维度分类与探讨；(3)资本账户开放的操作问题，一般分为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模式选择、顺序选择三个问题；(4)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研究，包括动因、路径、现实约束条件、影响、步骤、配套措施，甚至进程等等。其中，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Benu Schneider(2000)基于国别经验，指出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涉及到财政的稳固、通货膨胀、金融部门的改革、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经常账户收支、外汇储备、金融部门的审慎性要求、监管、降低关税壁垒和多元性的出口等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有序路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讨论认为一个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是：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强有力的金融制度、一个有力和有自的中央银行，以及及时、准确和综合性的信息披露。国内学者吴晓灵(1997)提出开放的四个条件，包括健全的财政体系、灵敏的微观活动主体、内外资金融机构税负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姜波克(1999)提出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一定的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和竞争力)、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塑造，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外汇短缺的消除，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合适的货币自由兑换。在此，姜波克首次提到了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概念。
二、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定义的提出与内涵
在《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姜波克、朱云高首次明确提出了“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概念，指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有三种定义，包含短期与长期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短期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下，可以承受、消化和扭转大规模短期资金的逆向流动，从而使国际收支免遭重大影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第二层含义是指在长期内，在不危及内部均衡的条件下，一项账户的差额可以被另一项账户的反差额所弥补，一个时期的国际收支差额被另一个时期的反差额所弥补，即国际收支能保持跨期均衡。朱云高(2004．10)在《论资本账户开放的动态条件》一文中提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条件，并在此文中“给出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义”如下：
所谓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指，如果国际收支平衡和当前实现内部均衡的政策是一致的，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就是可维持的。反之，如果国际收支平衡要求为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而采取的现行政策作一个急剧的变化(如本币急剧的贬值或强烈的需求紧缩政策等)，那么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就是不可维持的。在该定义中，我们关注的国际收支平衡并不要求总量上每年都达到平衡，而是国际收支内部的结构能否保持协调和平衡的趋势。因为如果内部结构不平衡的话，即使当前能够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那么在以后的年份国际收支仍可能会恶化，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国际收支的内部结构。
尽管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定义被进一步修正，但对该定义的解释反而使定义变得更加模糊，此其一。其二，对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条件这一命题，作者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有待澄清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定义的探讨
1、内外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
尽管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似乎是一个新的观点，但在国际金融学说的研究领域，各国学者们早就对内外均衡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讨。丁伯根(Tinnbergen，J．1959)提出，一国政府若想达到一个经济目标至少须采用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而有效政策工具被采行的数目须与想达成的独立的政策目标一样。多米德(Meade，J．E．1951－55)指出，在开放的经济中应该用财政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用货币政策稳定对外经济，一国政府若单独使用某一改变政策来追求内外平衡，其结果将导致该国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之间的冲突。以上述思想为背影，60年代蒙代尔提出“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或“蒙代尔搭配法”。蒙代尔认为，在一个开放型宏观经济运行中，内部与外部平衡的矛盾可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并进行适当的搭配来解决。其中，一种政策用于解决内部平衡，另一种政策用于实现外部平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一种政策工具如果同时用以对付两个相互独立的政策目标，两个目标反而都不能实现。因此，要实现多少种相互独立的政策目标，就要有多少种不同的政策工具，每一种政策工具应被搭配及用来达成其最能有效达成的政策目标。假如一国政府不遵循以上的这个原则，则该国将同时脱离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并且愈离愈远。如果一国政府能够适当地搭配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将可以同时达成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经济目标。当然，蒙代尔政策配合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政策的选择单调，仅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利率之外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等等，但是其理论明确地说明在资本账户开放及资本管制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政府政策是有所作为的，问题是在政策的采用上的搭配。这种政策搭配也正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因此，前述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定义有待商榷，因为每一种政策工具将同时影响一国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作者在对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下定义时，强调的是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目标的政策之间没有冲突，按照蒙代尔的理论逻辑，这怎么可能实现呢？这是要进一步论证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资本账户开放核心问题这一命题所需要解释的第一点。
2、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与国内经济金融体制的关系
如果只是强调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不考虑现行国内经济金融体制，只要对现行国际收支的调整政策目标不与国内均衡的调整目标相冲突，国际收支结构就应该是可维持的。然而，仅从政策运用的目标层面来下定义，将导致难以判断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举例而言，资本账户开放之后外国资本可能会大规模地流入，银行体系的可贷资金将相应增加，中国这种银
行主导性的国家情况更会如此。他国的经验表明，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引起的银行体系可贷资金迅速膨胀，如果没有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结果是灾难性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就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很可能会放松风险约束，大举涉足高风险部门或行业，如将贷款直接投向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具有高回报率的领域，或是通过参股控股房地产公司和证券公司，变相将资金投入进去，并使这些部门的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而这一切将不可避免把整个社会经济推向泡沫化，并以累积大量的不良资产而告终。
3、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量化指标
由于提出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这一观点的文献太少，对该定义的内涵并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界定，对指标的讨论显得为时过早，但对量化指标进行一些方向性的讨论应该有助于分析什么是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如果把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的量化指标割裂划分为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按照多个维度分别进行竞争力的评价，并不能由此得出一国国际收支结构是否是可维持性的结论。
有观点认为可维持性的国际收支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经常项目在长期中保持平衡。因为经常项目赤字必然要由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入来弥补，长期的赤字就会造成旧债必须靠不停地借债来维持，一旦资本流入减少甚至净流出，就会爆发债务危机。另一个要求是资本项目中短期资本的比例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因为短期资本流动性和投机性很强，一旦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就会大量流出，如果短期资本比例过高，就会使一国的国际收支不可维持，放大基本因素中的不利影响。由此似乎可以总结出相应的判断依据：经常账户的长期平衡，以及资本项目短期资本的比例上限。后者可以在实证分析之后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或者区间，但经常账户的长期平衡则难以量化。
此外，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否可以一分为二，包括经常账户可维持性与资本账户可维持性，还是如IS－LM－BP模型中，把国际收支均衡表述为零官方储备交易余额。因为从国际收支账户分类的角度看，一共有四类第一类为经常项目，第二类为长期资本流动，第三类为短期私人资本流动，第四类是官方储备的短期资本流动。
4、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与内外均衡的关系
一国现行的经济运行状态是否与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有关，或者说国际收支结构可维持性是否建立在一国内外均衡基础上，对此有待论证。在《论资本账户开放的动态条件》一文中，作者指出，“‘内外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就是我们提出的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概念。如果资本账户开放不能促进内外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那么即使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经济运行的各种指标非常好，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内部均衡是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鉴于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之间具有一致性，人们通常定义内部均衡为“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作者认为，内部均衡应该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是否能够平衡。如果说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在于内外均衡目标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后同时实现．而不管资本账户开放之前经济运行的状态，那又该如何判断何时该开放资本账户呢？这其中似乎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陷阱。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地方政府行为；效率；影响因素
一、政府行为的内涵与外延
《现代政府管理大辞典》将政府职能定义为政府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诸领域进行管理所担负的职责和功能。政府角色是将政府人格化来定位政府作用，它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制度化行为，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以职务为名义的行为实现和体现出来的，是对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具体职务（及职务相关）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政府功能指政府所发挥的有利作用，其涵义比政府作用窄，后者包括有利的，也包括不利的。政府角色同样也包括好的角色和坏的角色。政府行为是指是政府为了履行其经济职能与角色，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与功能，在现实中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规则、制度、政策以及其它一切和政府相关的行为总和。本文采用政府行为而不是政府职能，表明研究的重心不是政府应该怎样，不是出现在政府文件中的政府职责或政府职能，而是实证考察政府在现实中都干什么以及这些行为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关于政府行为的概念，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去关注其外延：（1）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府行为根据内
容，一般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行为，即主要是运用政治暴力，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基本利益，维护本国在国际上的和利益；二是经济行为，即主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实现国家宏观政策目标，促进经济发展，为实现统治阶级的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创造物质基础；三是公共事务管理行为，即主要是管理社会公共事物和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事业，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的经济行为以及公共管理行为的内涵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上升的状态。（2）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行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包括提供社会治安维护、法律与秩序、基础设施、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以及保护穷人等。这些市场存在和运行的前提，是政府应该不断加强和完善的，也是政府行为的原则和重中之重，此为政府保障经济发展的基本行为体现，也是政府行为的核心所在；二是解决垄断、界定和保护产权、稳定宏观经济、外部性、调整产业结构政策等，此是政府延伸的经济功能。此为政府调控经济的行为，为政府的适度扩张的行为体现；三是包括提供财政补贴、政府支出和政府消费与采购等等。此为政府发展经济的行为，为政府积极干预的行为体现。
二、政府行为的效率影响要素
在对政府行为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现实中影响地方政府行为作用发挥的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1）体制因素。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随着中央向地方的放权让利，以及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壮大，具备独立的动力机制与决策机制的地方政府行为主体逐步形成。地方政府行为追求模型主要倾向于以下两种：一是不顾全局利益而只顾追求本地利益从而获取地方的认可与支持；二是当中央宏观经济政策与本地利益相一致时，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以获取本地利益；而当中央宏观经济政策与本地利益发生矛盾时，则会出现各种有违全局利益的逆调控现象。（2）文化因素。传统文化因素作为政府行为的基本背景，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所谓传统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经过漫长岁月沉积后留给后人的那些精神财富，由于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因而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与经济体制与政治法律的前提不同，传统文化基础是在潜移默化中对政府行为施加影响，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普遍性的特征。（3）政治法律因素。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同时受到政治法律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特别是多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以来，地方政府手中的权力应通过明晰产权直接界定给市场，市场成为创新的主体，由此，地方政府才能真正成为服务政府。（4）政府组织制度因素。政府的经济行为最终要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即通过规划、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保证政府经济行为的实施。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传统文化基础是制约和影响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的、宏观的因素，政府自身的组织管理行为则是决定政府经济行为的内在的、微观的因素，这种影响表现为在相同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背景下，扮演相同角色的各级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主体由于政府组织的效率不同而发生不同的经济行为。
地方政府行为是外因与内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的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前提以及传统文化基础构成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条件，它们作为外部因素规定着地方政府选择和行动的范围和边界。而最终的选择与行动则取决于内因，即政府自身决策管理的效率与质量。
参 考 文 献
[l]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
[2]阳国新.区域贸易与区域竞争[J].经济学家.1995（7）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4
经济出现负增长。受消费低迷和出口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立陶宛经济呈现明显下滑态势。从增长率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较上年四季度下降1.3个百分点，为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从消费支出看，家庭最终支出增长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1.9%大幅回落至今年一季度的-0.6%，降幅达2.5%，为2013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从投资支出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环比增幅明显上升，增长率由2014年四季度的-0.9%回升至一季度的6.2%。从外贸出口看，一季度进出口总额环比下降16.8%，为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单季跌幅。
通缩压力在加大。受国际资源价格下降和美元等国际货币升值等外部因素影响，今年以来立陶宛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1月份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年化率为0.1%，3月份降至-0.2%，5月份和6月份进一步降到-0.3%。近期市场普遍预期，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二季度通缩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
失业率持续高企。受人工成本高涨、劳务制度不合理及劳动力市场调节机制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困扰立陶宛的“高失业率”梦魇始终无法打破。1月以来，虽然失业率呈下降趋势，但5月份仍高达8.2%，预计全年为10.5%。
财政赤字明显上升。今年一季度，立陶宛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8.1%，环比下降2.7个百分点，但财政赤字扩大到2.9%，高于欧元区19国平均赤字率0.5个百分点，接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上限，为2013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值。
经常收支有所改善。5月份，立陶宛经常项目收支25.9亿欧元，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为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
二、立陶宛经济走势展望
（一）有利因素
欧元区经济保持增长势头。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0.4%，较上季度上升0.2百分点；GDP同比增长1%，也高于上季0.9%的增速。据IMF预测，2015年欧元区GDP增速平均为1.5%，2016年进一步上升至1.7%。
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取向。考虑到市场流动性较低、就业市场低迷和财政整顿等多重因素制约，未来一段时间欧央行将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今年3月份开始，欧央行扩大了资产购买规模，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并将一直持续到2016年9月份。4月份召开的欧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再融资利率继续维持在0.05%的历史低位。
产能扩张动力趋于增强。5月份，立陶宛工业生产指数为119.50，环比上升1.7个百分点，较上年8月份的“谷底值”提高约8个百分点。
（二）不利因素
从国际方面看，全球经济仍存在下行风险。联合国的《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欧元区持续不稳定、地缘政治冲突潜在溢出效应及新兴经济体顽固性漏洞等风险因素，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弱于预期，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2.8%，较2014年底的数据低0.3个百分点。同时，加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美联储和英国央行都不再扩大量化宽松计划，并着眼于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而欧央行正处于全面放松政策态势，推出1.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两者可能会对立陶宛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叠加压力”，并不断影响其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空间。
从国内方面看，政策的回旋余地不大。其一，为应对经济下滑，立陶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若短期内无法有效推动经济稳健复苏，未来有可能陷入“高债务+低增长”的尴尬境地。其二，整体创新能力较弱。欧盟委员会最新公布的2015年“创新联盟”报告显示，包括海外许可专利收入、专利申请数量和非欧盟国家的博士生人数等在内的多项创新指标，立陶宛都明显落后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其三，能源依赖度过高。目前，立陶宛能源依赖度已达75.2%，远超过欧盟国家的53.2%平均水平，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将严重影响其宏观经济稳定。其四，影子经济“顽疾”也是立陶宛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一大制约因素。据评估，目前其影子经济比重已超过20%。此外，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转型等结构性问题也助长了社会悲观情绪，造成经济活力下降。
综上所述，下半年立陶宛经济可能进一步放缓。IMF将2015年立陶宛经济增速下调至2.8%，2016年为3.2%。世界银行将2015年立陶宛GDP增长率从4%下调至3.2%，2016年上升至3.5%。
三、中立双边经济合作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当前中立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现状
双边贸易发展迅速。自1991年9月14日正式建交以来，中立双边贸易规模从小到大，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201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为10.2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17.2%。2015年1―3月，两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4亿美元，同比增长0.7%。其中，立陶宛对我国出口2641.1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0.5%；立陶宛自我国进口2.2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3.3%。目前，立陶宛是我国在波罗的海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在立陶宛出口市场中排列第27位，在立陶宛进口来源地中列第9位。
贸易结构呈现新变化。在双边贸易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中立两国的贸易结构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我国对立陶宛的出口中，除家具、贱金属、塑料及其制品等传统产品外，有机化学品、电机、电气、核反应堆和车辆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正在逐年上升，并成为对立陶宛出口的新增长点，特别是有机化学品，2014年出口增幅高达176.6%。而在立陶宛对我国的出口中，玻璃及其制品是重点和亮点，出口增幅高达1506.4%。
双边投资稳步增长。随着两国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双边投资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14年底，立陶宛在我国投资存量达717万欧元，在其对外投资国别排名中居于第16位，包括有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领域。另一方面，截至2014年底，我国在立陶宛投资存量为387万欧元，排名第41位，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制造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领域。
双边合作机制走向深入。2009年中立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建立，2014年中国―立陶宛商会成立，2015年中国招商局集团与立陶宛就“一带一路”合作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双边合作机制的不断建立与发展赋予了两国更多的历史机遇和更广泛的合作空间。
（二）当前中立双边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
货物贸易方面，表现为“传统性”。当前，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主要还是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多元化的进出口格局尚未形成。
服务贸易方面，表现为“低开放性”。当前，中立之间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如金融、保险、咨询和计算机服务等）发展缓慢，双边开放程度不高，且重视程度也不够。
双边投资方面，表现为“低水平性”。一方面，两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总量偏低，涉及领域较窄，还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在立陶宛对我国投资额连年攀升的同时，我国对立陶宛的投资额却增长缓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体制机制方面，表现为“滞后性”。当前，两国之间尚未建立起适合各自国情的“有促有限、有出有进”的双向经贸调控机制，高端的经贸投资对话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推进中立双边经济合作对策建议
积极推动中立“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立陶宛作为欧元区成员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之一，对于谋划对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具有一定的“桥梁”和“纽带”意义。当前，要积极与立陶宛就“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建立多方位合作机制，并发挥好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性作用，争取在产业合作、投融资便利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人文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尽快取得早期收获。
加快打造中立互利合作升级版。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包容互鉴；大力拓展合作空间，取长补短。具体说来，在政治方面，要不断丰富两国合作关系新内涵，在涉及重要国际和区域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加紧密持久的新时代。经贸方面，当前要着重加强市场规则、竞争政策、准入条款、知识产权以及技术性贸易措施（TBT）等层面的协作，共谋合作共赢之道。
着力创新经贸投资合作方式。关键是要因地因业因企施策，灵活采取贸易、投资、园区建设、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不强求形成“统一化”的合作模式，将两国经贸合作打造成优势互补的新典范。建议两国海关、商务、外事等部门尽快出台在税收、标准、劳务、签证、投资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为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提供全方位支持和综合保障，尽快做到“1+1>2”。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5
[关键词] 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范文6
[关键词]公债管理；资产组合理论；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68-01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二、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 and 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FModigliani and H.Sutch，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 balance 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l）。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V.V.Roley，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几乎与公债管理政策的资产组合方法发展同时，以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问题引入到公债管理，为公债管理政策开辟了新的方法。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理论应用于名义债券和指数化债券的分析；Bohn（1990）将时间一致性问题用于分析公债的币种结构；Broeck（1997）则将该理论运用于公债的所有者结构的分析。他们均得出了与卢卡斯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在进行公债管理时都会遇到时间一致性的问题，即在缺少充分承诺的情况下上述诸种公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趋于无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