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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1
【关键词】时间一致性 理论贡献 启示
一、时间一致性理论简介及其主要观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针对动态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时发现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普遍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两位学者通过以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主要参考因素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进行分析,并据此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在两人1977年发表的论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中就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时间一致性理论的提出为动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两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无法完全达到预定政策效果的问题,换言之,即是指政策实施的结果由于受到政策时滞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无法达到预定目标,资源无法达到最优配置的状况。为解决这一问题,两位经济学者提出是否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来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终达到一种帕累托得以改进的状态。他们的理论认为即使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的规划下,政府相继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达到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发现其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变得不再是最优时,若赋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和调整最优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就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未达到最优。在此分析基础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经济实现完全竞争和达到有效率的均衡状态为目标的最优经济政策后,这些最优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会因为时间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优的状态;这就要求政府在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防止因为政策的不断改变而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避免刺激市场的波动情绪和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的出现。因此,基普理论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
二、时间一致性理论贡献和方法论贡献
一方面,该理论的提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该理论的分析过程成功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对整个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通过将政府和个人作为两个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的动态影响,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一致性的观点,动态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对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还会对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个理性预期,并分析自己的相关决策对政府未来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几种因素的影响下,若政府根据相机抉择的思路制定政策,当经济个体在动态决策分析思路的引导下发现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在以后做出类似的决策时可能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极大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政府在这个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为普通参与人对待的,通过对政府和理性经济个体的决策行为的动态分析为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奠定了更为合理的微观基础。目前,以基于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实证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会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正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同时更要兼顾稳定大局等综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和参考时间一致性理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分析、抉择以及有效运用进行指导,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质上,在我国许多政策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决策非一致性势必会导致经济个体形成不稳定的预期,从而造成政策实施的效果被削弱。实践证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质上是政府和经济个体之间的一场博弈,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以及时效性和经济个体对政策的反应共同决定了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减弱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因经济个体采取相应对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综合权衡各方因素,保证决策科学,尽量避免“朝令夕改”,这样可以使政府的信誉得到提高,有助于经济个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尽管时间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该理论也并非完美,它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则会导致过分依赖某种规则,缺乏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应对经济活动中突发事件的能力,无法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在时间一致性理论的实践应用中我们应在遵循按照单一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上,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增强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4,(12).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2
正逢金融危机渐渐消退,欧洲多国债务危机却逐渐显现。在其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审视因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世界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正试图从刺激经济政策转向财政紧缩。在此,G8峰会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力不从心了,而G20峰会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以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来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虽然,G8峰会在这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G8峰会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3
经济学中虽然充满了模型和数学,但还谈不上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即使经济学如此不精确,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时,依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当面对总需求不足时,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通常会取得效果;当面对石油涨价等供给冲击时,使用减税等供给面措施也能奏效。一个由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组成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依旧能带来重要启示。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层出不穷的数量宽松手段,体现的并不是新的经济理论,而只是反映了货币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动性陷阱,彰显了货币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为。即使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失灵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检讨时,也仍没有超越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重申了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醒了对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进行审慎监管的必要,以及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经济正面临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降局面,这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刺激是一个标准的政策处方。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财政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货币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杠杆率,两者都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而不是改善中国经济。该怎么办?
微观上,推动企业去杠杆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业去杠杆化的时滞效应大,所以短期内的效果不明显。那么宏观上减税会有效吗?当总需求下降时,用减税的办法,确实可以稳定产出增长,但是会加速价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同样是宏观政策的敌人。于是宏观政策捉襟见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无法消除,也就是说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观政策产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观政策的效力。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4
宏观经济作为高校开设的重要课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宏观经济学具备较强的抽象性与理论性,学生在实际学习中总是缺乏积极性,学习效率不高,从而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问题;教学效果
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旨灌输宏观模型的推导,不注重理论模式实际背景的讲解与解释,以及不注重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为此,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宏观经济学不进理论抽象而且模型繁杂,学生对于教材中包含的图形、模型与专业术语等都难以了解与掌握,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积极性,但宏观经济学又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所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式简单
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大多数高校在学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调整,即除了考试成绩,还着重开创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没什么显著的改变,仍是以教师灌输为主。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被动记笔记,由于授课篇幅较大,学生往往赶不上教师的进度,所以学生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索。
2、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有着两次含义,所以“教学”不仅局限于“较”,更为重要的是“学”。但传统教学方式与灌输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生的积极性,盲目听从教师的安排,即上课听教师讲,没有独立思索,课后等教师安排作业等。在学习中,学生仅注重教师所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没有真正做到“学”,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意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降低了教学效果。
3、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的创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国外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他们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学生身边的案例,而我国却无法选取较为适宜的安排模仿经济形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体制存在差异性,教师缺乏丰富的经济社会经验。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
1、创新教学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学了需要认真听讲与记笔记,更为重要的是主动思索,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论精髓。所以,教学方式需要创新,也就是说在传统课堂灌输的前提下,增添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阶段,让学生在课前先整理一下本节课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标记出自己无法理解的知识,带着问题听讲,课后再加以复习。基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阶段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内容的融会贯通。从课堂灌输阶段来看,可以在传统教学方式上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如小组讨论、主体讲座等;可以增加热门话题讨论,如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等,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2、引发学生思考,提高积极性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点,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导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为此,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各个学派提出的观点,以及观点的限制与背景等加以分析,从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学生会发现各学派对于同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在于它们假设的前提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存在哪个学派推导不正确的说法。基于问题的思考及思维的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白每一个宏观理论都具备假设的前提,不是绝对精确的真理。这样,在日后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便会对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与假设条件加以重视。其次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与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基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主动创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批判地吸收与掌握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可以帮助学生开发思维又可以帮助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了解与认识。最后,需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特征,鼓励学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发展较短,不够健全,不是一门较为精确的科学,在处理相关经济问题与解释相关经济现象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难与选择,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习素养。
3、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理论联系实践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了保障教学内容的合理性与时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充分了解与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专题讲座,如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热点与重难点,如从加息至减息等。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在具体学习过程中,若一直延续图形分析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自然会感到厌倦,所以教师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即融合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实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备实例的分析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回答,如货币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性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财政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基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学生自然对这样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布置相关宏观经济政策让学生进行练习,加以巩固,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深入了解与掌握知识点的方式方法,从而帮助帮助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必要性,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与把握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思维等,从而真正提升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的经济人才。
作者:李坤泽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5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PPI;通货膨胀
一、问题提出
通货膨胀是经济体中主要的商品和劳务价格的长时间持续上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测量主要是由政府承担,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与居民生活、企业经营成本、宏观经济发展阶段和健康度等各个指标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所以很多科研单位、投资银行等机构也开始重视对通货膨胀的测量和预测。通常认为,量测通货膨胀的指标包括:一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PI是最典型和最常用的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主要是由居民消费者经常购置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篮子组成,用于衡量居民日常消费所承受的价格上涨水平。在很多发达国家,CPI指标不仅仅用于衡量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还用于在工资水平的修订和劳资谈判等各项工作中,并作为工资和特别税种等指数化调整的重要标杆。此外,CPI指标的变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热度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宏观经济政策指标有明显的关系,所以也是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主要指标。
二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含规格品9500多种),覆盖全部39个工业行业大类,涉及调查种类186个。
三是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是指现价GDP增长与剔除价格变化后的GDP增长之间的比值。与CPI类似,GDP平减指数也是衡量宏观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重要指标。但是与CPI不同之处在于,GDP平减指数包含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涉及全部的商品和服务,还包含了生产资料、进出口情况等,是更加宏观和更加全面的指标。
CPI、PPI和GDP平减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问题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视的关键指标。除此之外,衡量价格变动的指标还包括批发物价指数(WPI);生活成本指数(CLI),商品价格指数(commodity price index)等等。每一种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都具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特征,其衡量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我国近年来理论界和实业界对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CPI的理解和研究上,重视CPI指标变化带来的宏观政策影响和含义。应该认识到,仅仅通过CPI认识通货膨胀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PI变化主要反映了我国总需求层面的变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认识通货膨胀问题必须还要看到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依靠认真的分析PPI等指标的波动和成因分析。本文的出发点是在对我国CPI指标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重视对PPI指标的分析,进而解释反映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因素对通货膨胀总体水平和走势的影响,从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提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
二、国内研究的进展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问题日益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内理论界也开始深入分析通货膨胀深层原因,以及将总供给和总需求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讨论通货膨胀的问题。主体来说,我国近年来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PPI的重新认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PPI与CPI的区别和具体的传导途径;二是PPI与CPI走势不一致的原因分析;三是基于PPI趋势分析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的提出。
第一,在CPI与PPI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的较为激烈。贺力平、樊纲、胡嘉妮(2008)运用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提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相互联系并有显著区别的概念。讨论中可以引出三个结论:第一,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概念上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从构成上看,两个价格指数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第二,针对中国近年来数据的计量检验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单方向的格兰杰原因,即前者的滞后值可帮助预测后者,而后者却对前者无此作用。第三,就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多地反映消费需求因素而生产者价格指数较多地反映工业原料供给因素而言,上述计量结果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在近年来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走势中,需求因素相对显著于供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