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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范畴范文1
关键词：网络语言 经济性 认知机制 隐喻 转喻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人类交际的一种新兴的媒体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发展、传播开来。网络信息社会高效快速的特点要求网络语言必须遵循经济原则，最大程度地对已知信息进行缩简。所以，经济性是网络语言的典型特征。本文试从认知的角度探讨网络语言的经济性，即网络语言的经济性如何通过认知机制手段得以实现的。
网络语言的经济性
网络语言根植于传统语言， 因此网络语言的经济性无疑也是遵循传统言语交际活动语用理据的结果，同时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网络语言的许多方面，从语音省略、词汇构造、到流行语的简洁，都是受到语言经济原则的潜在制约。网络语言的这些经济性现象体现了人们的认知机制，即通过概念隐喻、转喻、范畴化（与非范畴化）等认知方式得以实现的。
网络语言经济性的隐喻机制
Lakoff 和 Johnson 说过，隐喻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人们在认识新事物时，常将新事物与他们己经认知的旧事物联系起来，并基于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形成了用一个概念域来表达另一个概念域的隐喻。所以当有限的词语不能充分用来表达所有的需要时，隐喻便产生了。在隐喻的使用中有一个方法论上的原则在起作用，即经济原则。
所以，当计算机和网络出现要为相关的一些新概念命名的时候，遵循“经济原则”，那么就是利用现有的词语来表达具有相似概念的新事物。比如，网络语言中，发帖子叫“灌水”，隐身（只看帖不回贴）叫“潜水”。“灌水”和“潜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两种行为，这里却用来分别喻指两种网络上行为概念。网络语言中大部分概念都源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概念的隐喻投射，比如：“病毒”，原义是具有侵害性的微生物，在网络情境中指的是具有破坏性的计算机程序。网络中很多概念的表达形式是现有词汇在网络环境中的隐喻义。
根据雅克布逊的观点，隐喻是一种选择关系。网络语言隐喻机制中选择的喻体的，大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简单的事物；这是语言经济性的要求，也是网民追求认知“省力”的必然结果。
网络语言经济性的转喻机制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一种认知机制，是基于事物之间邻近关系的一种认知方式；是指在同一个认知模型内部分与整体的认知现象，通过某个认知上突显的、易感知的、代表性的部分替换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 ，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转喻机制在网络语言中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认知模式，也是语言经济原则的需要。
转喻机制在网络语言语音上的表现就是拟声词和许多数字或字母谐音的使用。网络拟声词是主要是对动作行为所发出声音的模拟，从而用这种模拟声音来代替动作本身或整个事物，可视为一种语音转喻。例如：“呼呼”表示睡觉，“卡擦”表示砍了或者杀了某人，“呜呜”表示哭泣。数字或字母谐音是指利用数字或字母来表达与汉语或英语读音相近的谐音形式；而数字、字母本身的意义已经不存在，只是其相近的读音被借用来代替其他词语的意义。这些数字、字母构形简单，在网络的交谈中，使语言简化很多，使交际更便捷；而且这种表达形式只有在网络情境中才会使用，是网络语言特有的经济性。谐音现象，是利用不同符号间能指的相同或相近使所指发生转移，即用与符号X的语音形式相近或相同的符号Y的语音形式来指代符号X。也可以说是在同一个象征单位内，用相近的语音单位来喻指整个象征单位；这是在同一认知域内用部分代替整体的现象，是基于语音相同或相近基础上的语音转喻。例如：9494（就是就是）、1314（一生一世）、3Q （thank you），F2F（face to face）。
网络语言的词汇层面上，缩略词的大量使用是转喻认知模式的典型代表。缩略词包括拼音缩略和汉语缩略两种类型。拼音缩略主要是指利用每个汉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结合成的形式；比如，RP（人品）、BT（变态）、GG（哥哥） 、LP（老婆）、PMP（拍马屁）等。汉语缩略词指的是使多音节变双音节，或多音节、双音节都单音节化，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音节，言简意赅，在交流中容易快速被对方领悟，既省时又有一种力度感，很适合网上信息高效传递、快速沟通的交流特点。缩略方式的经济、简洁性得到了广大网民的青睐。如，三支一扶 （大学生毕业后通过考试选拔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的工作）、白奴 （指“白领的奴隶”、“白领工奴”） 、潮 （“新潮”的省略语，指时髦 ）。一个汉语词语也由“音（汉语拼音）、形（汉字）和义”三个层面组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单位。如果用其中一个层面或者一个层面的某部分来指代整个汉语词语，就是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认知方式，所以用汉字的声母组合或形式缩略来代替汉语词语，体现了以突显的、易辨别的部分来代替复杂整体的转喻经济性。
网络语言的转喻模式实现认知省力和语言的经济性。在转喻过程中，人们将认知重点放在相对凸显的形式或内容，而较少关注甚至忽略其他范畴，这样，需要认知的范畴减少，认知的内容最突显，人们需要投入的认知成本更少，认知过程更省力。所以拟声词、数字及字母谐音词还是缩略语、都是通过转喻手段，把必要信息压缩到在接触的一瞬间就能立刻了解的程度，即能够用最经济的话语表达最充分的信息。
结语
网络语言的经济原则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网络语言是人们在网络文化经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础上，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而产生的具有经济简洁、生动形象等特点的一种语言变体。网络语言的经济性是隐喻、转喻和范畴化等认知机制在语言上的体现。（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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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范畴范文2
关键词：图书馆 电子化 数字化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7-0013-02
一、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现状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演进创造了条件。数字图书馆就是对有高度价值的图像、文本、语言、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组织、规范性的加工，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提供在广域网上高速横向跨库连接的电子存取服务。同时还包括知识产权、存取权限、数据安全管理等范畴。因此，准确地说，数字图书馆是超大规模的、可以跨库检索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资源库。[1]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比较，数字图书馆有着明显的优势和现实意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图书文献资源保存、管理、传播、使用的传统方式和增值模式，强化我国图书文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共享。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阶段，即人们一般意识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鼓励创造新知识和在经济中传播新技术手段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经济是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汇集物；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是科教兴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新经济增长点的内在要求。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它对于知识经济起到全方位架构的作用。
20世纪末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到高科技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作出了努力，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在图书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图书馆数字化、信息化，不仅给图书馆业带来一场革命，而且也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新的电子时代的大门。[2]数字图书馆也是高科技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必要条件。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数字图书馆所收藏的各类信息对于知识经济的整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图书馆的数字化馆藏凭借高新信息技术，可以方便、经济、迅速地传播和为人们所利用，从而有效地实现图书馆馆藏的知识价值，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推动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数字图书馆是今后经济和文化的载体和催化剂。
二、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分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全球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资料收集地藏有大量的各种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知识的瑰宝，如何更好的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让这些信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当前从事图书馆管理研究实践人员需要不断探究的重大课题。众所周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是各种资源有效利用的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它们又是更新极快的工具，只是这些工具还无法真正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找一种合理的方法，来实现数字图书馆工程的技术架构。基于Internet互联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图书馆以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和知识环境的虚拟形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它通过集成和利用最新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数字内容，建成超大规模、可扩展的、可互操作的知识库群，将有效实现图书馆工程的技术构架。
信息时代的来临，催生了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及其发展，这将推动传统图书馆发根本性变革，因此，数字图书馆的产生是顺应时展潮流的，它产生的意义将是深远的。数字图书馆不仅仅是现有图书馆的数字化，而是人类所有信息知识文献数字化。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的大型知识仓库。数字图书馆作为一个建立在因特网之上最现代化的“图书信息库”，已经在我国取得较高水平建设的成就。数字化资源建设是其核心与基础，通常表现为国家的、文化的、巨型数字化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因此，数字化信息资源是经过无数次的整合产生新的使用价值，可以方便的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而这个特点是传统文献资源所不具备的。所以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处理、传播与应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将决定图书馆成为具有什么特色和内容价值的数字化图书馆，并以此占领因特网这个新兴意识形态阵地。因为，在因特网上每个数字图书馆都可能成为信息资源中心，而这个中心必须建立具备各自信息资源个性特征的对象数据库，这样才能体现数字图书馆资源共享价值，才能凸显数字化图书馆在网上重要地位。
我国图书馆数量多、分布广、资源丰富，许多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但由于文献资源、资金、设备及技术力量分散，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加上不同的技术要求和标准，不同的文献整理深度，则难以保证数字化、信息化的质量，在资源共享时就会出现障碍。[3]那么要顺畅地实现馆藏资源的有效共享，进而实现其经济价值，就需构建图书馆馆藏的数字化、电子化体系。如景德镇市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陶瓷文献馆藏资源，为全国的陶瓷产业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服务和智力支持，使不断面世的各类陶瓷著作得以长久保存和流传，景德镇图书馆将在“十二五”期间为打造一所全国唯—的陶瓷特色图书馆而不懈努力。其中，面向读者免费开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这一举措受到普遍欢迎。在“以知识为本”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已经成为与人力、资本并重的战略性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上的差异。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知识的“获取——处理——传递——应用”这一完整过程进行引导约束，促进知识的生产和流动，使知识在生产中实现增值，从而达到提高人力资源核心竞争力的直接目标，并最终造就人才大国的持续优势。为此，景德镇市图书馆着力研究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客观分析，科学统筹，努力为全市人民提供完善的知识服务。
三、应对图书馆数字化、电子化发展趋势的对策
1.编制标准化、规范化的图书馆信息化标准
信息时代，图书馆管理方式方法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是顺应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从图书馆学的角度看，要实现图书馆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需编制信息化专用标准，即机构代码标准（TTS/BZ-001）、书刊代码标准（TTS/BZ-002）、信息库标准（TTS/BZ-003）、地区标准（TTS/BZ-004）、统计代码标准（TTS/BZ-005）、信息主题分类标准（TTS/BZ-006）、借阅规则（TTS/BZ-007）、阅览须知（TTS/BZ-008）。在编制这些标准的时候，会感觉工作量大，但完成这项工作具有“一劳永逸”的效果，对未来图书馆管理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编制图书馆信息化专用程序
随着Internet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书馆已从封闭的环境走向无限广阔的信息空间，读者也由直接“走入”图书馆，变为“链接”电子网络间接走入虚拟的信息空间，如何出色地完成向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工作是当前图书馆电子化、数字化的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精心编制以下管理程序：期刊管理程序（TTS/CX-001）、图书管理程序（TTS/CX-002）、报纸管理程序（TTS/CX-003）、开架阅览管理程序（TTS/CX-004）、阅览室管理程序（TTS/CX-005）、采购程序（TTS/CX-006）、信息处理程序（TTS/CX-007）、信息检索程序（TTS/CX-008）、馆际互借程序（TTS/CX-009）、资源共享程序（TTS/CX-010）、图书馆安全管理程序（TTS/CX-011）、图书馆文件管理程序（TTS/CX-012）、图书馆民主管理程序（TTS/CX-013）、图书馆临时工管理程序（TTS/CX-011）。有了这些程序的导向作用，一切均能“循规蹈矩”，“照章办事”，自然能事半功倍。
3.强化图书馆管理职能
在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的基本前提下，图书馆管理工作是指在IT硬件、软件和网络条件等均具备的环境下，对图书馆书刊文献资料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存储、建库、联网、检索、分析、统计、再加工、咨询、借阅服务等信息化全过程的职能分工。在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背景下，需对各项职能进一步强化，如信息处理的分工部门须承担图书馆电子馆藏的信息分类、标引、著录、加工、编辑、编译、扫描、全文录入、信息文摘、图表、图片、图纸压缩、书刊典藏、专题书目等任务；负责建设和完善图书馆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库、编写工作程序、总结经验、专题研究等。
四、结束语
在图书馆趋于数字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以适应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构筑图书馆事业发展新的平台，高起点实行现代化集成管理，引导图书馆向高效率、现代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图书馆整体管理水平和竞争力，对促进图书馆业务创新，加快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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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范畴范文3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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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范畴范文4
摘要：半个世纪以来，播音学从无到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边缘交叉学科，具有独立的理论框架，明确的研究范畴和基本概念，揭示了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播音学体系。然而在在成绩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我们的播音主持教育事业在空前繁荣的表象下隐藏了很深的危机。
关键词：电视；光辉；体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283-01
一、播音与主持艺术院校现状分析
(一)几组数字透露出的现状
上世纪50年代，开设播音主持艺术教育专业的只有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一家，可谓一枝独秀；70年代，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现浙江传媒学院）成立，形成中央广播电视局（现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领导下的两所院校花开并蒂的局面；90年代，开办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校仍是个位数，但新增院校为天津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普通高等院校，呈普及之势的树枝并开；然而从2000年之后，播音主持专业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了起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5年》统计的数字是44所，有人2006年做过的不完全统计的表格里列出了180家,而很多我们知道的播音主持专业办学院校并不在这个统计之中,从网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络等渠道信息保守估计，全国开设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本专科院校已达三百家左右。从单一办学到不足十家,用了大约40年,而从不足十家到三百家，只用了短短的6年时间，这个数字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
（二）播音主持一线反馈的信息
短短的6年的时间，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我们庆祝播音主持专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是否能跟上这个膨胀速度。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中央电视台影响较大的主持人中有谁不是学播音的?”问题的提出即便看似不经意却也不难发现其狡黠的陷阱。对这个问题，反向回答会更容易: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占少数，非科班的居多。通过这个小故事不难看出，播音与主持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大部分很难在短时间内融入到播音主持队伍当中去，成为中流砥柱。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我们的毕业生在毕业后直接进入播音主持岗位工作的不到的10%，许多学生都表示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只有很少能直接在工作中用到，大部分都需要在工作了之后学。由此可以看出，播音主持专业尽管在整个的数量规模上有了长足发展，然而，播音主持专业教育质量却令人担忧。
（三）不同办学思路带来的不同结果
近年播音主持院校的数量可谓与日俱增，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多的院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呢，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因为其中的利益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电台电视台作为最有效的传媒途径越来越为人认识，随着节目的日益增多，对于播音主持专业人才的需求自然也是与日俱增。这就为播音主持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大地一样，在有小麦的同时，也有野草。不同的办学思路决定了这块庄稼的收成。“广播学院”作为培养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才的专门院校为国家的广播电视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无疑是中国播音主持教育界的泰斗；一些人文底蕴深厚，传媒意识强烈，兼容并蓄，势不可挡的重点综合类大学开设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育，对于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从而丰富播音主持形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更有结合导表艺术优势，另辟综艺娱乐蹊径的知名艺术院校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他们的加入对于丰富播音主持形式，优化播音主持队伍建设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庞大教学单位和学生数字的表面繁荣背后更多的吸引力是巨大物质利益。“适应考生需求这个‘市场’甚至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播音主持专业教育膨胀的祸患之一。”
二、在高教改革背景下探寻播音主持办学的出路
（一）分层次办学
一个行业要想蓬勃发展，一个企业要想生存，有一个窍门：尽量避免生产同样的产品，避免同行业竞争。同样，作为教育领域的学校，在市场经济理念已经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播音主持专业院校也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长处办学，分层次、多标准的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高校类型不是单一的。综合类大学应和应用型大学‘各司其职，互补不足’”。结合自己的优势，打最有把握的仗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先机。因此，各层次的院校根据自身情况分层次、按优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无疑是明智之举。
（二）以市场经济的观念探索改革之路
经济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播音主持专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播音主持专业膨胀的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的职能在逐渐地转变，教育目的也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冲击中被模糊化。利益和职能的冲突，是播音主持专业面对的棘手问题。市场经济的改革带来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众多“商家”（我们不妨把我们的院校当“商家”）看到了建设播音主持教育学科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所以纷纷建设播音专业，使的播音主持专业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不健康的发展。真可谓成也市场经济，败也市场经济。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放手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特点，用市场经济这个强有力的调控手段来进行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改革，进行播音主持专业的改革。
数字经济的范畴范文5
【关键词】全媒体；企业形象；形象经济
一、塑造企业形象促进企业发展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企业经济发展和企业形象塑造的关系日趋密切，企业形象是企业综合素质、整体实力和社会表现在社会公众中获得的认知和评价。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能够增强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认可度，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企业形象在企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形象即是经济，形象经济将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著名的美国学者阿尔温认为，当前呈现出深刻的变化，即逐步加快了提供转化为形象的信息的平均速度。形象信息的波涛变为汹涌的巨澜，越来越猛烈地袭来，好像在寻找注入我们神经系统的通道。形象经济是网络及新媒体下的必然产物，企业形象的塑造也是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企业形象构成包含三个部分：理念形象、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理念形象又称MI，属于企业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具体来说表现为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经营宗旨、经营方针、组织体制、社会责任和发展规划等方面，在确立企业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和总体规划某一时期的经营目标等起到重要作用。如，中石化集团下的江汉油田，其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彰显出新一代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行为形象又称BI，以经营理念为基本出发点，对内是建立完善的组织制度、管理规范、职员教育、行为规范和福利制度；对外则是开拓市场调查、进行产品开发，透过社会公益文化活动、公共关系、营销活动等方式来传达企业理念，以获得社会公众对企业识别认同的形式。如：“爱党爱国，爱院爱岗；守法遵纪，礼义诚信；务实创新，追求卓越；崇尚知识，永不止学；举止文明，遵守公德”江汉油田文明形象公约的树立和学习，有力地提升了企业员工的素质。视觉形象，又称VI，在企业形象构成中最具有传播力和感染力，是以企业标志、标准字体、标准色彩为核心展开的完整、体系的视觉传达体系，是将企业理念、文化特质、服务内容、企业规范等抽象语意转换为具体符号的概念，塑造出独特的企业形象。如，红黑色彩构成的中国石化的Logo，蕴含着企业发展的稳健、向上、坚韧、挺拔。通过理念形象、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三个部分的构建，企业完成整体形象的初步塑造，然而在赢得公众的认可和肯定上，还需要媒体的积极介入及推广，从而增强企业形象的影响力及传播力。
二、企业形象塑造需要媒体助力
当前，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旧媒体的日益融合，传播正进入三网融合下的全媒体时代。“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并逐步整合成为全世界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2009年5月19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文件指出：“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三网融合”格局的形成，为信息传播扫除了行业和技术壁垒，也使得传播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时代。彭兰在《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中指出，全媒体是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从总体上看，全媒体不再是单落点、单形态、台的，而是在多平台上进行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彭兰对于全媒体的界定又被称为“营运理念（模式）说”，从营销传播的角度上看，契合了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如果说全媒体是基于三网融合下媒介技术发展和融合而生的营运理念，那么整合营销传播则是这种理念的市场延续，也就是说在企业形象塑造过程中，需要依靠各种媒体，进行相应地整合营销传播，来完成企业形象的推广。
塑造企业形象需要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从而完成相应地传播。具体来说，一是强化以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度。通过发行企业报纸、刊物，创办企业广播、电视，来完成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经营宗旨等理念形象的传播。如，江汉油田电视台制作的油田新闻节目，通过报道局党委及相关会议新闻，来传播油田的发展方针、经营理念等信息；通过报道各部门一线工人的事迹及民生新闻，来深化企业行为形象的认识。二是增加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应用力度。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当前新媒体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微博和微信。自2009年8月中国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以来，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的视野。其经历了从雨后春笋般的新生到蓬勃发展后的成熟，基于新技术下的微博发展态势强劲，最直接的表现为用户数量激增。《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中显示，微博用户数量由2010年底的6311万猛增至2012年6月的2.74亿。截至
2012年12月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已超过5亿，同比增长
74%，日活跃用户数达到4620万。起于2011年的微信，虽然晚
于微博，但发展势头也颇为迅猛。据腾讯微信数据显示：2013年1月，微信用户高达3亿，耗时不到5个月。在企业形象塑造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开通企业官方的微博和微信，不失为对新媒体的最佳运用。当前官微运用力较高且影响较大的莫过于传统媒体所开设的微博、微信，如媒体微博综合榜榜首的@人民日报、市场化报纸微博排行榜第一的@新周刊。与此同时，企业官微的运行力度显得相对较低，且传播的范围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以新浪微博为例，较早开设微博的企业多是以戴尔为代表的外企和以凡客诚品为代表的民企，能源化工行业的国企在微博的开设上表现出相对地滞后性。如新浪微博上@戴尔中国V，微博贴数10373，粉丝数32万，而@中石化新闻网V，微博贴数2973，粉丝数3万。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企业微博、微信的开通能充分发挥网络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有助于完成企业信息高效便捷的传播，有利于实现企业与公众及时公开的双向沟通，为达成企业形象的塑造起到事半功倍作用。正如戴尔公司负责社会化媒体和社区部门的全球副总裁梅赫强调，其企业微博的开通促使企业和客户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直接的关系。戴尔能够取得傲人的业绩与良好的形象离不开其Twitter和新浪微博的开通。显然，企业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媒体的助力，而这种推动不但需要传统媒体的持续宣传和推广，更需要新媒体的积极介入，才能产生倍增效应。
参 考 文 献
[1]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2009（4）
数字经济的范畴范文6
这样的经济，有人称之为无聊经济。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人的闲暇时间增多；同时，又因为竞争激烈，压力增大，人的焦虑烦躁挫败感也在增多，两个增多碰头，人就会觉得无聊，甚至坐立不安，若有所失，幸福指数下降。古人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这都没错。但是物质生活丰富后，怎么才能使精神生活充实，内心平静愉悦，古人好像没有这样的论述。这也怪不得古人，因为古代中国能吃饱饭，又不打仗就是盛世，人的欲望远远比现代人来得低。
社会需求就是商家的动力。利用先进技术，缓解人们精神上无聊的经济便应运而生，除了电梯广告之外，手机短信、电脑游戏、网上聊天等等，都可以归入无聊经济范畴。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手机彩铃。彩铃是娱乐别人的，自己听不到。也许是出于让朋友快乐的原则，现在很多人都录下自己喜欢的歌，让打自己手机的朋友先听一听美妙的歌声，让朋友的心理先接受一下按摩，这一流行又产生了巨大的商机。据报道，歌手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唱片公司光靠这首歌的下载赚了2000万元。可见无聊经济确实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还有前一段很红的一首歌《两只蝴蝶》，据说开始时歌手庞龙嫌《两只蝴蝶》旋律太简单，属于“口水歌”，不愿意收到自己的专辑里，是一个有商业眼光的音乐人周亚平说服了庞龙。果然，就是这首“口水歌”走红了，光是在网上下载，就让唱片公司赚了1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