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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1
近年来，浙江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卓有成效，特色乡村、美丽乡村、民宿经济一直走在全国前头。浙江省财政厅总结试点经验，梳理出了浙江村级集体经济十大发展模式及经验典型案例。这10种模式是：资源开发型、物业经营型、资产盘活型、资本运营型、基金运作型、村庄经营型、产业发展型、生产服务型、村落建设型、土地股份合作型。有些值得借鉴参考。
近年来，浙江省深入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方式，取得显著成效。
近日，浙江省财政厅总结试点经验，梳理出了浙江村级集体经济十大发展模式及经验典型案例，并对外公布，以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一
资源开发型
凭借土地、山水、田园等特色自然资源，开发增收项目，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长。
【典型案例】
开化县长虹乡霞川村大石龙水电站增效扩容技改项目
霞川村由原霞坞、河滩村调整新设，地处开化县西部边陲，毗邻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东头村。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地寡林茂，霞川村村集体无经营性收入，全村70%以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经济薄弱村。
为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近年来，霞川村积极探索实践多元化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将目光瞄准了村里现有资源——大石龙水电站。水电站建于上世纪70年代，前几年因机器老化故障、承包到期无人维护等原因关停，2017年大石龙水电站增效扩容技改项目列入省级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总投资近300万元。经过规范化、专业化的设计建设，大石龙水电站发电机顺利完成改造，发电能力可达320千瓦，于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并成功并网发电。
大石龙水电站通过增效扩容技改，每年为村集体带来40万-60万元的稳定收入，使霞川村一举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帽子”。同时，霞川村的水能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有力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和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农村水电持续健康发展。
二
物业经营型
引导、扶持村集体利用集体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或村留用地，兴建标准厂房、专业市场、仓储设施、职工生活服务设施等，通过物业租赁经营等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典型案例】
缙云县溶江乡洪坑桥村农贸市场迁建工程
洪坑桥村位于缙云县东部，距县城16公里，是溶江乡政府所在地。按照当地习俗，每逢农历“一”“六”是溶江乡的集市，由于无固定经营场所，集市时马路沿边摆满摊位，被称为“马路市场”。至今，“马路市场”已存在30多年，交通安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每年需花费维护成本近10万元。
为彻底取缔以路代市、占道经营的“马路市场”，溶江乡政府、村两委积极谋划洪坑桥村农贸市场迁建工程，按照缙云县南乡最大农贸市场、茶叶交易中心的目标定位，安排建设用地8亩，新建一个停车场、摊位、公厕、水电设施等基础设施完备的农贸市场。项目总投资180万元，其中省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资金128万元，地方财政资金10万元，村级自筹42万元。
经过溶江乡政府、村两委和当地村民的共同努力，2018年，历时5个月的新农贸市场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共有200余名摊位业主入驻新农贸市场，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近28万元。此外，通过收取集市临时摊位租金、茶叶交易场地租金、夜宵摊租金等方式，新农贸市场为洪坑桥村村集体经济输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三
资产盘活型
对村集体闲置的会堂、厂房、祠堂和废弃学校等设施，通过公开拍卖、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进行盘活，增加村集体收入。
【典型案例】
东阳市六石街道张麻车小区文化创客项目
六石街道张麻车小区现有村民165户、586人，多次获得“东阳市五好（示范）农村党支部”“六石街道招商引资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六石街道张麻车小区文化创客项目总投资425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00万元，村级自筹225万元。项目利用小区及周边闲置房屋、厂房、老电影院等资源，委托公司统一管理、统一设计、统一施工，以美化提升村居环境为基础，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休闲文化旅游街区。小区按照“修旧如旧”理念对原有建筑进行修整加固，并在此基础上融入虚实互动3D视觉墙绘，将泥墙、赤膊墙和水泥墙装扮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显著提升道路两侧及周边的村居环境和商业品位，提高街区房屋总体租金水平。同时，小区引进专业文创公司，策划打造青年创客社区，发展集娱乐、休闲、办公于一体的轻奢众创社区，助力青年创业创新，实现居民小区和创客社区辐射互动。
项目建成后，张麻车小区从一个老旧街区蜕变成为集文化、休闲、创业于一体的优选之地。通过游客观光、餐饮、商铺出租、承接影视剧拍摄等方式，实现年营业收入30多万元，有力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帮助村民就业、增收。
四
资本运营型
将村集体历年积累的资金、土地补偿费等货币资产，通过参股经营等方式转为经营资本，获取股金、利息和资产增值等资本运营收入。
【典型案例】
金华市婺城区：集体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创业园项目
婺城区西南山区是省内典型的饮用水源涵养功能区，有5座中型水库，是百万市民的“大水缸”。为更好保护饮用水源，关停了周边的民宿、农家乐、乡村旅游等经营项目，导致部分村集体“返薄”。
饮用水源涵养功能区行政村以“飞地”形式参与婺城区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园项目，推进饮用水源涵养功能区村级集体抱团致富。项目总投资1.28亿元，其中，国有资本6000万元，村级入股6800万元，涉及参股村85个。为降低经济薄弱村参与项目的融资成本，村级入股的资金中包含省级试点资金1350万元和区财政配套补助1350万元。同时，婺城区政府与当地农商银行联合推出金融消薄产品——“乡村振兴·富村贷”，经济薄弱村可按3.625‰的月息享受基准贷款利率，额度最高可达50万元；此外，对参与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的经济薄弱村，给予70%的贷款贴息。产业园重点发展汽摩配产业，委托第三方运营团队开展厂房出租、小微企业入驻、基础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等日常经营管理。
“飞地抱团”项目形式，打破了地域、资源限制，让更多行政村得以参与。园区建成后，可供10个左右汽摩配小微企业入驻，每年可产生租赁收入约1000万元，减除税费、运营成本等必要开支后，85个参股村平均每村每年可获得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
五
基金运作型
利用各级财政扶持资金和村级自筹资金组建发展集体经济基金池，由政府国资公司负责运作，营利收入返还给纳入扶持范围的经济薄弱村。
【典型案例】
三门县：基金式扶持为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添砖加瓦
三门县的经济薄弱村数量多、资源匮乏，主要通过异地建造或购置物业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加快经济薄弱村脱困转化，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三门县探索推行基金式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确保村集体获得稳定收益。
通过省以上财政补助资金1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00万元、村集体自筹资金设立基金，由三门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管理，用于扶持经相关部门确认的经济薄弱村。基金运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对于目前无自主发展项目的经济薄弱村，经有关部门确定列入三门县村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的，基金暂存该公司，公司再将资金委贷给县国司，国司给付的利息收入每年以股东红利方式拔付给股东，作为经济薄弱村的经营收入；二是对于列入基金式扶持的经济薄弱村，有较为成熟的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可退回其投资款，专项用于项目建设。
基金设立6年以来，共取得利息收入近1100万元，支付扶持村分红1025万元，消除了38个无区位优势、无资源优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薄弱村，村集体每年至少有5万元的稳定收入。
六
村庄经营型
充分利用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大力发展美丽经济，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空间，打造村域景区、农家乐、民宿经济等，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典型案例】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新丰村“空心村”二次创业试点项目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是杭州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新丰村戴家山自然村是一个位于海拔600米高山上的偏远畲族小山村。由于地处偏远，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戴家山自然村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务工，常住人口多为空巢老人，一度陷入“空心村”困境。
新丰村戴家山自然村环境幽静，大气负氧离子充沛，有千年古树群、万亩竹海和畲族风情，非常适合发展休闲旅游业。为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戴家山自然村通过统一收储、统一招商的方式经营开发特色民宿，以1.5亩集体留用地入股，由企业出资新建4幢民宿，村集体固定分红30年、保底300万元，每年可直接增加村级集体收入10万元。为增强企业投资的热情和积极性，村集体还与企业签订了500万元风险共担协议，明确对不可抗力致使企业遭受损失的，由村企共担风险。
此外，村集体还投资建成了村旅游集散中心、民宿住宿服务中心、会议活动场所、停车场等功能区，有偿为戴家山民宿提供配套服务，助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除集体留用地入股每年可保底分红10万元以外，村旅游集散中心、民宿住宿服务中心、会议活动场所等每年可创收50万元左右，为戴家山自然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使这个沉寂的小山村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和朝气。
七
产业发展型
把加快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推进农业两区建设、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相结合，与块状经济发展相结合，在促进产业发展中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典型案例】
台州市黄岩区：高桥街道下浦郑村米面产业发展项目
高桥街道下浦郑村位于高桥街道东北面，全村共有393户、1265名村民。下浦郑村制作米面已有100多年历史，米面口感爽滑、米香浓郁，销售量占台州市米面市场份额的60%以上。下浦郑村的米面产业以低、小、散加工作坊为主，整体加工程度不高，生产设备及技术落后，品牌、质量效益不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为助推下浦郑村米面产业转型升级，高桥街道借助省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通过资源整合、产研结合、农旅融合三股合力打造集生产加工、参观体验与三产融合于一体的特色农副产品加工示范高地。项目按照一堂一坊一园一区一馆（文化礼堂、制作工坊、米面公园、体验区、展示馆）的规划，兴建占地1500多平方米的特色米面产业园区，内设10个生产车间，统一配置米面加工设备，建造废水处理设施，全面杜绝米面加工废水入河，保护村庄环境。
园区顺利建成后，先后有十余家米面加工作坊入驻，通过共享厂房、设备、水电等，实现米面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通过塑造米面生产基地、米面文化展示馆、米面文化节等米面主题文化，推动农旅深度融合，以米面产业发展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随着下浦郑村米面产业规模化进一步成型，米面文化节等活动吸引游客1.3万人次，新增经济效益400万元，实现了米面产业和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振兴。
八
生产服务型
围绕村域产业化经营，创办多种形式的村级经营实体，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机械、病虫害防治、技术咨询等服务，或开展联结龙头企业和农户的中介服务，或兴办农产品等专业批发市场，通过开展购销服务增加村集体收入。
【典型案例】
桐乡市：梧桐街道安乐村村领办劳务专业合作社及建造配套设施项目
桐乡市梧桐街道安乐村位于城郊结合部，区域面积5.5平方公里，现有农户808户，户籍人口3000余人，新居民约2.3万人。村内房产出租现象十分普遍，大量新居民涌入村中，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较为突出。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卫生和管理问题，安乐村以省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为契机，成立劳务专业合作社，提供卫生保洁、绿化养护等服务。劳务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359万元，村合作社投资71.8万元，占股20%。
项目总投资702.8万元，由村合作社建造一幢8间四层楼的生产管理用房，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同时购买相应机械设备，建造配套设施。劳务专业合作社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实行“路长制”与“河长制”包干，明确每位保洁员的责任区域和工作要求，实现村内自我保洁、自我管理。
自2018年起，村合作社按市场价格将建好的管理用房租赁给劳务专业合作社，累计收益116.48万元；劳务专业合作社通过承接物业管理、小区道路保洁、绿化养护等服务，实现年创收200万元。如今的安乐村，村居环境干净、整洁、优美，村级集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取得了民生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九
村落建设型
以历史文化村落、中心村建设为载体，通过保护开发、宅基地整理复垦等途径，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庆元县：长砻村扶持集体经济试点项目
庆元县淤上乡长砻村，东接五里根生态自然保护区，四季分明、气候适宜，生态环境优越，入选省历史文化保护村落重点村。
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长砻村充分利用闲置农房、闲置土地等资源，通过土地民宿入股、保底分红、集体提成等方式，引导和组织村民合理流转土地、联办产业基地。
省财政安排200万元专项补助扶持长砻村村集体经济发展，长砻村将其中的150万元用于修缮民宿，按古村落标准重新规划管理，再承租给公司经营，每年收取15万元租金；剩余的50万元用于向村民流转25亩土地，承租给长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共流转全村1000多亩土地，与村集体合作发展乡村旅游、现代农业和其他产业，头三年村民按每亩300元收取土地租金，随后每年递增。此外，村民还可在该公司从事蓝莓种植、管理与采摘等工作，最多每年可获得4万余元收入。
据统计，项目实施第一年，长砻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6.5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6万元，较试点前分别增长137%、8%。目前，长砻村共有3幢古村落民宿、床位15张；1个大型蓝莓基地，年产量达3万多斤，可为村里创收约15万元。
十
土地股份合作型
通过村集体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实现土地经营收益最大化。
【典型案例】
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项目
莲花镇为省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强镇，是衢江区的主要粮食生产区之一，下辖23个行政村，全镇农作物播种面积6.8万亩，土地流转率达50%以上。莲花镇扶持村级集体经济试点项目惠及下辖的10个行政村、1.92万人。
林长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2
关键词：自发秩序；制度变迁；竞争
本文试图提出如下观点：1、秩序在竞争中产生；2、新秩序（或制度）是行为主体预期在新规则下的收益高于旧规则下才做出改变旧规则的偿试。一旦在新规则下，行为主体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甚至低于在旧规则下的收益，行为主体就会改变规则，甚至回到旧规则。对新规则的“破坏”来自行为主体自身也可能来自外界的其它因素。3、要维持新规则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靠行为主体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不能有外界的破坏。自身监督或外部监督可能会延长制度的运行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发秩序的概念，我们强调的是其自发过程，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变迁的，因此，自发秩序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词在本文中可以交替使用。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一些已有的重要文献作简要的评述；第二部分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描述；第三部分是对案例作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把理论用来解释一些具体的制度变迁，最后为简单的小结。
一
简要的文献综述
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哈耶克作了有力的论证。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诺思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了解和认可。制度的变迁理论中，有学者把它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对于制度的变迁还有一种是演进论的观点。要对这些理论（其著作多不胜数）作全面的评述，是一部厚厚的专著的工作而非本部分所能及的。本文只能挑出部分作者认为重要的论著作简要概述。
（一）自发的与设计的
各种制度的形成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这一争论由来已久。哈耶克是后者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阐述人之一 ，他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哈耶克，1963，1966，1967，1960，1970，1979）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哈耶克（1967）把人为设计的观点追溯到了古希腊“……不过它的渊源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错误的分法，它来自古希腊，至今仍是正确理解理论和社会政策这一具体任务的最大障碍。”（哈耶克，1967，P521）而直到18世纪的弗格森才明确“……它们虽然可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哈耶克，1967，P522）为什么是自发而非设计的呢？在哈耶克那里，要设计出社会普遍的制度，就要求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事实拥有完全的知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者却认为并非如此，他们的观点影响广泛并使得“现代人已经变得极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实是他们不可能经由理性而建构社会整体的一个永恒的障碍”（哈耶克，1973，P12）。因此，在他们看来，多数制度是一些“精英”们通过深思熟虑设计而成。然而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所有因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一知识进路中所产生的‘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见、且如此易懂’的漂亮计划而被它们迷惑住的人们，实是前述‘笼而统之的幻想’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计划之所以具有表面上的明确性，实是因这些计划的提出者根本无视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实所致”（哈耶克，1973，P12）。个人或某些组织都没有办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每个人的行为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自己的知识水平下作出的，在个人极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中会形成一些共识，使人们能自觉的遵循一系列规则行动，而自发秩序正是“源出于其要素对某些行为规则的遵循”（哈耶克，1973，P63）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制度，没办法进行设计。而作为行为者的各个个人，如何采取行动至少会在脑子里做一番规划。虽然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们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强调自发性）。本文不严格区分是自发的还是设计的，只是要说明不管属于哪种，都是行为者在权衡自身利益下竞争而形成的。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
对于制度变迁的理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舒尔茨（1968）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显然，舒尔茨所讲的制度主要是人为设计的具体的制度并非与制度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一样。而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变迁的原因说得更简单“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能被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戴维斯、诺思，1979，P274）。任何制度的转变的动机都可以此作为理由进行解释。真实世界里有些制度是有效的变迁而有些却不是，还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这是典型的诺斯的分析方法，在诺思那里，制度总是朝着能提高效率的方向变迁，即有名的效率假设。以此为核心理论，诺斯（1981）对跨度上万年的经济史作出了解释。
对于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经济学上有两种著名的分法，一种是以拉坦（1978）为代表的诱致性变迁，一种是以林毅夫（1989）的文章为代表。他把制度变迁明确的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拉坦（1978）的框架中包含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制度变迁也可由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拉坦，1978，P333）。而林毅夫（1989）则首先给出了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在他那里，“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P384）。显然，诱致性变迁与戴维斯和诺斯（1979）解释制度变迁的理由一致，都是预期有更大的获利机会时，参与主体才主动去推进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好像是各行为主体被迫接受了新制度，而新制度是由政府的法令形式颁布的。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这一理论。但更进一步的思考，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引起制度变迁的政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本身也要考虑利益，同其它的制度变迁的理由一样，只有政府在预期在新制度下的收益增加时才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因为“政府也是十足的经济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变迁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追求政府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本质上与别的制度变迁主体一样，也是受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收益所引诱”（黄少安，1997，P359）。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独立于制度参与者之外的，它也是制度中行为主体之一。因此，黄少安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所谓的强制性变迁不过是政府作为一个变迁主体的诱致性变迁而已”（黄少安，1997，P359），因此，在作制度变迁的研究时，用不着特异的将其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只是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和它是如何变迁的，它们都是行为主体在权衡自己的利益时行动的结果。
（三）制度演进论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具有演进论的特点。因为社会上各个个人的知识是相当分散的，个人甚至一些特殊的研究机构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而能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只有各行为主体在行动中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在各要素遵循一定的规则行动时，秩序便形成了。在这些规则中，可以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社会成员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外部规则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制度。内部规则是具有普遍实用性的，而外部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组织内部。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看着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不断调和的过程。作为外部规则的组织是要遵循内部规则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内部规则，甚至转变而成为内部规则。作为受到普遍认可的内部规则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外部规则的转变则较容易。周业安（2000）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整个制度变迁的背后，实质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但他如下的表达是不太准确的“……动态地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实质上表现为外部规则的不断退出的过程……”（周业安，2000， P10）显然，他在这里把外部规则主要看成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属于外部规则，但不是外部规则的全部，只能说外部规则的转变是较内部规则快。
李建德（2000）为制度演进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最稀缺的要素决定一个时期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即他称的宪法制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依次经历了氏族社会、纳贡社会、土地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最稀缺的要素分别是劳动、劳动的保护能力、土地和资本。随着人类利益极大化行动的转变，最稀缺的要素会发生变化，而社会制度也会随之而演进。用这一分析框架，李建德（2000）宣称，除了强大的解释力外，更可以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预测。即随着社会普遍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资本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知识成了最稀缺的要素，因此，未来社会被他称为“知识主义社会”。这实是一种对制度演进的解释方法，但我们用它来解释具体的制度变迁时，找出那个最稀缺的要素实非易事。我们即使同意他“最稀缺要素决定根本制度”的提法，但在解释这个“最稀缺要素”时是有差异的。任何社会中要素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其中最有优势的那种要素决定根本制度，而不必追问到底哪种要素为最稀缺。这样来看，他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 二
林长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3
关键词:科层制;目标置换;组织二元性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2-0041-03
伴随现代社会大规模正式组织的空前发展,科层制组织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主流。
韦伯是科层制组织研究的奠基人,韦伯的科层制是一个理想类型,一个精心建构的完全理性和充分效率的理想组织模式,他强调了科层制的许多正面功能,但对具体社会条件下的科层制组织缺乏经验研究,对科层制的负面功能、影响因素未进行深入探讨。另一些学者,如彼得・布劳(Peter M・Blau),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Meyer)对现代社会的科层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分析了科层制的历史发展、运作机制、权威、组织结构及环境中的组织、科层制的反功能等。但对于科层制的负面效应及其调适方法,没有做系统、深入研究。
由于意识形态、阶级因素的影响,中国70年代末以前的政治家、学者对科层制持否定的态度。随着开放程度加深,认识到科层制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原则。事实证明,科层制在现代工业社会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成功。顺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组织的正式、复杂程度日益加深,科层制蓬勃发展。国内学者对现代(科层制)组织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处于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阶段,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层制组织的研究较少,对其负面效应及其调适研究力度不够。
本文试从科层制组织的一个负面效应――目标置换现象入手,深入分析其产生的条件、原因、相应的对策及对科层制研究的一些思考,以期克服科层制组织的负面效应,充分发挥其优点,提高其运作效率,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启发作用。
一、对现代科层制组织的理解
科层制(Bureaucracy)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它体现了德国式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式的工业主义的结合。按照通行的解释,科层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这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①
现代科层制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科层制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淡化,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现代科层制不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个人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它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②
总结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是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和技术化。由此,我们可将现代科层制组织定义为:是人们为了达到组织的共同目标,将成员的职位按等级制原则依次排列,并明文规定每个人的岗位权限与职责,将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等;运用技术知识、以法令、条例、民主参与等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基于现代科层制的特点,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它能为组织带来高效率,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实行强制性科层制是最合理的已知手段,它在严密性、合理性、组织行为稳定性和适用性等方面都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科层制在实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目标,维护平等与理性,在复杂的当代社会中,实现许多民主的目标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尽管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在科层制的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逆向机能。罗伯特・K・默顿(Merton, R・K)指出,科层制的意图在于增强组织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它在强调通过规定和权力进行控制时也可能会鼓励行为僵化,不愿意做出“有风险的决策”,从而使整个组织中个人和各级群体普遍存在防御性态度。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则论证说,官僚制实行控制所需要的授权可使组织中的下属单位产生狭隘的自我服务的观点,造成了对整个组织绩效不利的后果。另外科层制组织可能产生结构上的臃滞和僵化,专业上的无能和徒有其表的权威,造成仪式主义和组织目标的扭曲,带来人性的丧失和异化,压制不同意见并使人们机械地执行指令。
其中,现代科层制组织的一个最常见的负面效应是“目标置换”现象,引起了当前许多学者的极大关注。
二、现代科层制组织“目标置换”现象分析
“目标置换”现象是指组织员工更加关注组织本身的存续和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去关心是否与组织的实际目标相符合。即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完成目标的关切,致使渐渐地让方法、技巧、程序、信息、遵从等问题占据了一个人的心思,反而忘了整个目标的追求。”③据美国管理学家约翰・卡那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影响组织目标达成的因素中,“目标置换”因素占了67%以上。(关制钧 谈“目标置换”)科层制组织出现目标置换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当组织成员的地位、组织规章制度本身成为目的时。即组织中等级结构森严,等级报酬相差悬殊、地位分化现象严重、规章制度涉及面过宽、过细、过严。组织有极严格的惩罚制度,过于苛刻。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成员更愿意保全自己的利益、遵守规范而不是组织的需要,因为违反组织的规章制度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组织主要依赖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物质性力量来确保组织控制之下的成员的服从。特别是当组织成员是非自愿性吸纳时,如监狱、工读学校。
第二,雇员之间非正式结构的发展,即当非正式关系网络较强大时和人们私下进行的活动频繁时,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实际目标有一种抵制作用。表现为组织中的小集团现象严重。如“限制产出”是许多组织中的普遍现象,有学者对美国西部电器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多数工人认为正式的产出标准比他们实际的产出能力低10%,但又强烈地反对有人超过或大大低于他们自己的非正式产出标准,即生产的效率是由工人们默契地达成一致的标准,这样对组织的目标实现起一种抵制作用。
第三,从“目标”本身的角度分析大致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客观上的、具体表现为:一是目标过于抽象、笼统、宽泛、目标不明确、缺乏实际操作性,对目标的完成在数量、质量、时限、标准等方面规定得比较笼统,使目标缺乏方向感;二是目标过高,超出了组织的实际实力或过低激不起人们的兴趣,难以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三是目标的制定比较僵化、目标实现周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达成目标的现实条件逐渐丧失;四是出现了不可预料的事件,分散了目标实施者的精力和注意力。
另一类是主观因素,具体表现:目标实施者对目标的理解出现偏差,无意中使自己的行为偏离了既定目标;组织成员因循守旧、思维僵化,不敢变通和创新,生怕“越雷池一步”;缺乏团队精神,难以得到上级或同事的有力配合与支持,或实际操作能力低,缺乏达成目标的相关方法与手段;或是缺乏信息意识,不能积极了解目标的实施进展情况并通过负反馈来及时调整和纠偏。
“目标置换”是科层制组织中较易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与现实矛盾突出的一个问题,它是实施目标过程中一种“偏差”行为和“错位”现象,若不及时发现和矫正,必然阻碍组织整体目标,实际目标的实现,降低科层制组织的运作效率,使组织凝聚力降低,处于一种涣散的状态,形成保守的组织氛围,对革新有巨大的抵制倾向,当组织成员更关注自身在组织中的地位时,客观上强化了社会阶级差别,适应变化的环境能力差,而不是根据具体条件、环境的变化、实现组织的实际目标,当手段变成目的时,科层制组织必然面临窘迫局面。
三、“目标置换”现象的应对策略
第一,高度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志愿者协会或兴趣小组、弹性组织。这些组织的特点是成员参加组织是自愿的,将组织目标当成了个人自己的目标、组织可以获得成员的最大支持、组织资源可以得到高效利用。如志愿者协会⑤(个体自由地寻求共同利益,如家长教师协会、教堂、妇女选民联盟、书法爱好者协会、工人俱乐部),这类组织有利于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培养富有创造力的思想等,它为组织成员提供了某种追求社会目标的机制,在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和个人之间构建桥梁。另外,应重视弹性组织的作用:该类组织提倡新的产品设计和系列产品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由科层组织所提供的标准化产品,重视组织成员的创新思维,因而该组织适应变化的环境能力很强,主要包括弹性时间(组织员工根据自身需要可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分享(组织员工可选择多个工种、工作类型、避免工作单调、乏味)。
第二,合理发挥组织中的非理性因素作用:组织内部产生的信条、信念,即美化的神话或美化的意识形态,在大多数大型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创造群体的共同目标来加强成员的责任感和忠诚度,建构一种在团体成员中以非正式的途径传播的使命感,通过赋予某些活动以很高的威望,美化组织传统的共享信条,有助于创造一种“神话”即精心创造的社会性整合的神话(信条、意识形态),这些“神话”用道德净化和理想主义的语言来告诉人们,这个企业独特的目标和工作方法是什么,成功的组织通常可以宣传说:“我们在本地区引以为自豪的是…。”总之,要创造一个组织环境去支持这些神话,团体哲学――使组织成员相信本组织优于其他组织,强调本组织的重要性。它可用于指导成员为组织的目标而努力,某些神话,特别是那些赞美为了自己而努力工作的神话,对组织的成功和效率极有贡献,意识形态大大地强化了对组织的责任感并以这种和那种方式加强组织的活动和效率为组织行为、组织的理性提供一种情感支持,传统渊源。
第三,运用提高组织凝聚力的方法,避免目标置换。加强与组织特定目标有关的团队活动,合理运用激励等许多方法,例如:利用员工的优势需要(组织成员当前最想满足的需要)对员工进行激励,这种效果大于激励员工已满足的需要;善于运用物质的、精神的激励加强组织的凝聚力,提高组织员工的积极性、增强组织的活力,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第四,合理选择、创建现代形式的组织结构。根据组织的具体情况、组织的规模、性质、组织的特定目标、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初级、中期、成熟阶段)选择更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不同组织结构,从集权到分权,从以直线领导为主到能纵横协调的多维多层的系统结构。综合考虑、合理选择组织的现代形式结构,如分部结构(按业务分类,设立若干事业部门)、矩阵结构、网络结构、平行结构、任务小组、委员会形式、而不只是形式僵化的科层制结构。
第五,从目标建设方面来看,一要建立动态的目标体系:主要分为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在目标的设立、分解、定责等过程中要使诸目标间形成一个相互支持、关联、照应的有机整体,总目标要成为分目标的“标杆”;另外,要使一些目标具有相应的弹性,以便在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时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与完善。二要实施全方位的目标管理:目标应建立在上下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目标要适度,目标间要建立其支持关系,以便于目标承担者之间的积极互动,赋予目标实施者充足的权力,并使目标与权力、责任和利益挂钩、实现“目标激励”。三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管理者要为目标责任人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并与其经常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同时对目标责任者所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和新进展,新成果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另外,要定期对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和考评,并及时将检查和考评的结果反馈给实施者。
四、构建和完善和谐高效的中国科层制组织
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科学、高效、和谐的现代科层制组织,可以借鉴以下的发展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上来看:
第一,构建健康和谐的科层制组织运行的社会大环境。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实施科层制组织的环境并不好,特别是有些体制性环境。政府应加大“自上而下”的改革力度,特别是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建立“人尽其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公平机制,促成正常,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格局,增加人们向上流动(从低的阶层向高的阶层晋升),平行流动的机会,打破身份制的约束(如户籍制,人事档案制等 )。同时,政府应建立,完善“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构建高效,多渠道的民意表达机制。
第二,现代科层制必须健全法规,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一直呈现高度不平衡,与此相应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与官僚制奇特混合。这与中国的工业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家长制的泛滥是一种社会的例退。总的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科层制的存在还是有相当合理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层制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若能实现科层制的法治,可大大加速现代化进程。
第三,重视对(科层制)组织的研究。随着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应加强对现代组织经验性的(个案)研究,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重视对科层制反面功能的研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组织的研究成果,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加强对组织的研究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社会实验法,典型/个案调查法,参与观察法,追踪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使理论与经验性研究完美结合。
第四,现代科层制必须实施科学管理,实现民主集中制和“领导例外”原则,形成一个既能克服,又能提高管理效率的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灵活运用目标管理方法,有时,只要员工完成既定的目标,就不必过于拘泥于形式,制度,给员工较大的自由空间。
要克服,最主要的是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实行民主而科学的现代科层制度。比如将民主参与与激励措施有机地结合,定期召开班组讨论、交流会,提高组织成员的主人翁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所谓例外原理,其实质是:高级管理者不要将所有的权限都抓在一个人手中,而是尽可能的分权给下级管理者。高级管理人员,只需要对例外事项具有决定权和控制权,集中精力抓宏观决策、集成管理、目标检查、内外协调,并提高自己的选择决策时机的能力,确保领导大权独揽的弊端。
第五,现代科层制通过运用技术知识的优势,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技社会化的新时尚。比如,对人员的录用和培养,就必须保证素质,技术、知识和能力较为精良的人能被优先考虑。同样,招聘的各级领导,在道德品质、实践经验、胆识、才能方面都应优于一般人。另外,现代科层制组织还可以采用内部晋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和交互式轮换使用的方式,既促进员工忠于职守、勇于承担风险,又预防权力垄断的寻租行为滋长。
第六,在组织内部实行科层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现代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如果管理制度过于苛刻,照章办事,不能满足员工情感(精神)方面的需求,必然造成员工士气低落,效率低下。因此,在管理中应渗透情感,人文关怀,制度应具有一定的张力(伸缩性),在组织内部营造一种团结,关爱的氛围,让员工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是大家庭中的一员,主动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管理。
参考文献:
[1]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52-59页
[2]焦文峰:“马克斯・韦伯专题:韦伯科层制理论分析”省略.com
[3]关制钧:“谈目标置换”,省略.com
[4][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著:《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南京:学林出版社,第53-58页
林长制工作典型案例范文4
摘要：“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三大理念，也是指导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理念。遵循“科技奥运”，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客观精神和创新精神；遵循“人文奥运”，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对运动员进行人文关怀，包括他们的身体状况、情感需要、受教育权利和退役后的出路；遵循“绿色奥运”，竞技体育需要净化，需要以“天人合一”为宗旨的中国武术这副良药。借助北京奥运会，让中国武术走向复兴，走向世界。
关键词：竞技体育；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北京奥运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2―0154－04
“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三大理念，也是指导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理念。如何按照这三大理念，来发展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呢?
1 科技奥运：竞技体育需要科学精神
科技，即科学技术，其内涵不仅仅包括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科学精神。
竞技体育的发展首先必须遵循“科技奥运”的理念，即要把科学的客观精神与创新精神贯穿到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中去，贯穿到我们的竞技体育中去。
1．1竞技体育需要客观精神
1．1．1 竞技体育只服从事实，不服从权威 竞技体育的客观性原则，也是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公正原则。公正原则是参与奥林匹克竞争的行为规范。奥林匹克精神蕴含了公正、平等、正义的内容，承认一切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唾弃和否定一切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公正原则使奥林匹克精神具有了极大魅力。没有公平和公正，体育竞赛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也不可能吸引人们广泛地参与，也就没有当今世界性的蓬勃发展的竞技体育运动。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有悖于客观精神的现象和问题。在南京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是我们备战2008奥运会的一次重要演练，然而，其间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反思：假摔、服药、无故弃权，不管他们的目的何在或是有何苦衷，他们所选择的做法都是对竞技体育客观精神的亵渎，是对公正和正义的挑衅。对此，有关方面对假摔判以重赛，对服药判以比赛成绩无效及禁赛，这些都是抵制权威、维护公正的有力措施。
早在1984年，国际奥委会就在萨马兰奇的倡议下，在瑞士洛桑专门成立了一个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Sport，简称CAS)，专门仲裁处理与体育有关的争议。而在雅典奥运会上，通过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雅典奥运体育特别仲裁院的仲裁，一些项目上的错判漏判就得到了纠正，比如原先判给德国的两枚马术金牌，虽几经反复，最终还是改由英法两国所得。
随着体育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及像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运动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体育纠纷不仅不断增多，而且靠旧有机制很难妥善调和。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的变革也变得迫切起来。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有必要加速我国体育仲裁规范的建设。
1．1．2竞技体育必须遵循人体运动规律 竞技体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提高运动成绩，而是应该为维持和促进人的身体健康服务的。许多运动员寿命短、疾病多、衰老快、运动的青春期短，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遵循科学的客观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人体运动规律。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的体育科研机构表示，足球运动员最容易受伤，受伤机率大大超过了网球等项目。调查发现，年轻的足球运动员中，63％的人有伤。足球运动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要求条件下的，可身体直接接触的对抗运动，同时对运动员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及柔韧方面要求都较高，赛前训练如果强度安排不科学，就可能导致疲劳的增加，使运动员在场上力量、速度、灵敏、反应能力下降，导致赛中自我保护能力降低，就必然造成损伤的发生。
竞技体育如果不尊重运动规律和人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仅不能使运动成绩得到提高，甚至会给运动员带来生命危险。例如从1960年17届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加林在比赛中猝死，到2004年拉脱维亚冰球运动员谢尔盖・若而托克斯在比赛中突然死亡，以及我国举重冠军才力死于贫病交加，排球运动员朱刚在训练中突然死亡，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知道，人体在超负荷运动时，心脏循环系统不堪重负，需要的血液量和氧气量突然增加，而供给量却相对减少，在这种血、氧供不应求的状态下，运动者的心肌会出现急性缺血，继而出现心脏停搏和脑血流中断而发生运动性心脏猝死和脑性猝死。
提高运动成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摸索、总结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来实现的，而不是依靠无视客观规律，盲目加大运动强度和难度的错误做法。
1．2竞技体育需要创新精神 创新不仅是科学发展的灵魂，也是竞技体育发展的灵魂。为此，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奥运争光科技行动计划》中要求：针对训练实践中的关键问题，组织科研攻关，加强技术创新。
所谓创新，并不是不切实际、超越规律的胡思乱想，更不是一拍脑门，想出几个新名词、新理论或新方法，而是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和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而获得的新理论或新技术。
创新的途径大体有以下三种。
1．2．1 演绎创新法 所谓演绎，就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从普遍性的原理出发，推出个别性的结论。只要前提正确，那么它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永真的。
“高原训练法”的创造就运用了演绎法。高原训练，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将运动员组织到具有适宜海拔高度的地区，进行定期的专项运动训练的方法。
创新“高原训练法”的理论依据(即前提)是：人体在高原低压、缺氧环境下训练，利用高原缺氧和运动双重刺激，使运动员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以调动体内的机能潜力，从而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提高运动能力的抗缺氧生理反应。
由于“高原训练法”符合科学依据，因此，为竞技体育带来的巨大的成功。1960年埃塞俄比亚运动员Abebe Bikila在海拔2 500 m的高原上进行训练后，以2 h15 min16 s2的成绩打破了维持8年之久的世界马拉松成绩。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许多地处平原的国家都在赛前进行了高原上的适应性训练，结果显示耐力项目的优胜者均进行过高原训练。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已建成60多个高原训练基地，几乎所有奥运会项目的各国运动员在赛前都会进行一定的高原训练。
1．2．2 归纳创新法 所谓归纳，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方法，即从一系列个别性的前提出发，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它的结论不一定正确，还必须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去找出现象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方法被称为“科学归纳法”。
比如北京体育大学田麦久教授运用科学归纳法提出了
“耐力性项群”的新概念。将体能主导类项目，包括竞走、中长距离跑、中长距离游泳、中长距离自行车、赛艇、皮划艇、驶帆、越野滑雪以及中长距离速度滑冰等众多项目归入这一新概念中，为系统研究这些项目提供了前提。
再如我国的乒乓球项目，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秘诀就在于从各种变化中寻求新技术，如在“快、狠、准、变”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转”。邓亚萍的横拍反胶与长胶全攻型打法，刘国梁的直拍横打、左推右攻和直板反面发球技术，丁松的横拍攻削结合等，都是在长期的实战经验中，对各种打法进行分析、总结，并通过科学实验寻求规律，从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1．2．3类比创新法 所谓类比法，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方法，即从个别性的前提推出个别性的结论。它的结论是否正确也必须经过科学验证。
如梁琼的高低杠反吊屈体分腿前空翻450°越杠再握动作，就是我国首创“莫式空翻”之后的又一创新的高难度动作，是典型的移植男子单杠高难动作的创新。
可见，我们不能把“科技奥运”仅仅理解为竞技体育需要科技，而是更需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为它提供动力和指明方向。必将为竞技体育带来美好的明天。
2 人文奥运：运动员呼唤人文关怀
北京奥运会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最重要的应该是强调对运动员的尊重与人文关怀，满足他们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需要，给予他们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当作夺取金牌，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
2．1关怀运动员身体状况 专业竞技体育对人体健康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摧残。据新华网调查显示：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是从少儿开始投入专业训练的，常年超负荷训练和向极限挑战，致使绝大多数运动员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病。以山东省为例，田径选手60岁以下死于心脏病的占总死亡人数的56．26％；排球为62．53％，举重为67．12％，而40～60岁的退役足球运动员心脏有疾患的达到100％，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常人的比例。
2000年10月21日，当时的青岛海牛队与重庆力帆队的比赛只进行了10 min左右，曹春鹏带球边线出界后，往场内回走时突然倒地昏厥，经队医紧急抢救苏醒，随即被送往离赛地仅6 min路程的丰台医院，但在途中不治身亡，这次事件成为我国第一例运动员赛场死亡案例。
2001年1月4日，时为中国男排国手的四川佛兰队朱刚，在当天下午的训练中心脏病突发，被迅即送往绵阳医院，后转至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手术抢救，但近12 h的手术未能挽救朱刚年轻的生命。
专业运动员中，绝大部分都是伤病缠身。尤其是一些运动员退役以后，还受着伤病的折磨。众多触目惊心的运动伤病调查数字，以及不断增加的训练、竞赛中的死亡名单，都显示出运动员的身体状态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强壮”。
我国的俱乐部市场体育发展并未象国外那样发达，但是，国际市场体育发达国家，各利益集团为了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置运动员的健康于不顾，比赛安排对运动员的身体极为不利，造成了众多运动员的伤病甚至死亡，这都为我们的工作安排敲响了警钟。
健康是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把运动员当作一个普通个人来关照，各种短期，长期训练计划的制定，要以保证运动员的健康和正常的生长发育需要为最高出发点，在训练中完善加强保护措施，使运动员能够在正常的生长发育的基础上，提高体能于各种技术，取得更好的成绩。
2．2关怀运动员情感需要作为独立的人，运动员和普通人一样，不仅有生存，安全需要，还有社交、被尊重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在我国封闭式的训练培养模式中，运动员的各种人性需要都是被遏止的。封闭式训练虽然对于运动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是否考虑到对运动员真正给予人文关怀呢?不得回家、不准谈恋爱、不准在训练基地以外留宿、不准接受记者采访、大赛期间甚至不准通电话……
各种规定林林总总，细如毛发。其目的只有一个：管住运动员。这种有点不近情理的训练方法，结果只会把运动员变成只会考虑竞技、没有其它思想和欲求的运动机器。还有，在很多运动队里，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家长制作风容易伤害运动员的自尊。这些，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运动员正常发展的。
人的各种需要是平衡的，压制了他们的社会交往需要，感情需要，尊严需要，他们就会通过别的破坏途径发泄出来，这也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一部分运动员道德水平低下，出口骂人，一有矛盾就大打出手，这些都是运动员们长期压抑后的发泄途径。
可见，我们对运动员队伍的管理，一定要真正落实人文关怀，充分发展他们的个性。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运动员的素质与修养，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2．3关怀运动员受教育权利 第五届全国城运会期间，新华社曾组织了一次“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现状调查”和“少年体校现状调查”。调查显示：体校学生的文化学习基本被荒废，很多青少年运动员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甚至有的世界冠军不会汉语拼音。这样的运动员一旦退役，在无法发挥体育特长的情况下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业余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的“三级体制”。这种体制相对封闭独立，具有专业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曾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专业运动员训练同普通教育分离，高强度的训练模式根本不能给运动员足够的时间进行文化课的学习。
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构成好比是一个金字塔，塔尖上的人尽享荣誉，而这几块金牌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绝大部分塔基青少年的文化学习为代价的，这不但影响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困难。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没有人有权利剥夺。
其实，“体教结合”的概念已经提出了近20年，但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某些部门急功近利的想法，不仅损害了运动员的基本权益，更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坚。
在我国现阶段，把所有运动员都送进大学课堂获得和同龄人一样的教育机会是不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在尽可能的加强运动员的文化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因人而宜的再就业培训，使运动员在退役后都有一技之长，能够在社会上参与竞争，实现自己的“第二次人生”。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于加强运动员的特殊教育，提高运动员的综合素质，把运动员的最终发展与幸福的获得作为竞技体育的最终发展目标。
2．4关怀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前辽宁举重冠军才力退役后由于文化素质低，没有一技之长，一直无法找到工作，贫困交加，2003年5月由于伤病无钱医治落寂的死去。前上海著名足球运动员唐金顺，退役后也是辗转于各个单位，由于没有文化，生活困苦，最后只能以身试法，2003年7月因开设盘口非法，被刑事拘留四个月。
目前中国现役注册运动员约14000人，正常年份里退役
待安置的运动员会达到3 000人左右，由于特殊的金牌战略，在全运会年、亚运年和奥运年，退役人数还会加倍。
运动员一旦退役，就不能再享有国家津贴。然而这些运动员一般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再加上运动员没有后期的保障，也没有社会的保障，他们没有社会的“四保”，也没有相对应的生活保障机制，所以可想而知运动员退役后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为了祖国的荣誉，运动员把自己的青春甚至身体都献给了国家。可是，一旦退役，鲜花和掌声不再，面对他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由于目前运动员退役后的生存状况，一些家长已经对是否把孩子培养成体育人才产生了怀疑，这无疑会造成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后继无人。同时，大量退役运动员给社会和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我们的体育机制一直以来重奖励而轻保障：一方面是级金牌选手的高额奖金，另一方面则是绝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为生存辛苦奔波的残状。高额奖金，一方面确实起到了激励运动员刻苦训练，奋发图强的作用，但是也使一些运动员和省市不择手段，破坏了竞技体育的纯洁。而且，这样的高额奖金是否同运动员的实际价值相符呢?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国家能把更多的资金用于运动员的退役保障上，使大多数数普通运动员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不是起到了更好的激励作用。保存了绝大多数运动员的继续生存需要，就是保住了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发挥余热，对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也是促进。
3 绿色奥运：克服异化须弘扬中国武术
北京“绿色奥运”理念的提出，是试图借奥运会的影响，提高人类的环保意识，提醒人们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环境问题的出现是西方“人类中心论”导致的必然结果。“人类中心论”将人放到了自然的对立面，试图征服自然，但结果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3．1 奥林匹克的异化是“人类中心论”的产物 “人类中心论”是将人和自然分开，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奥林匹克也是将人和自然一分为二，即把人分为主体我与客体我，主体我不断挑战和征服客体我，从而打破一个又一个的人体极限。
奥林匹克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即在一种有限的时空里寻求人类自身最大极限的发挥。这种对人潜能的不断挖掘，极易使人体受到摧残，人的体能会过早地耗竭，最后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特别是在追求成绩、追求金牌的刺激下，人们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甚至企图通过“兴奋剂”和“转基因”取得更好的成绩。
1886年，一名英国自行车运动员因过量服用兴奋剂而死亡，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名字，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也因服用酒精和苯丙胺混合剂死亡。1967年，世界冠军汤米・辛普森的死，使人们感到震惊。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因滥用提高成绩德药物而死亡德运动员名单在不断扩大。据奥地利运动医学院院长路德维希・普罗科估计，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1988年，就大约有70名西方著名运动员死于非法药物。“英国人史蒂夫・唐斯、莱尔・阿尔扎多、比吉特・德雷泽尔、约恩・保德尔、西格马森、霍克……”。
这些名单也只是冰山一角，只是一些有名有姓的牺牲者，而还有那些未留下姓名的兴奋剂冤魂。
我们现在打个比方，比如夏天的空调，可能由于负荷过重而“停电”。人类100 m跑的极限可能在9～10s，因此到了这个极限，要想提高0．01s都非常困难。利用兴奋剂可能会使人类超越这种极限，但随时都有可能像空调一样“停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兴奋剂冤魂们”的悲哀，也是奥林匹克走向异化的悲哀。
另外，“转基因”技术也给运动员的肉体和精神巨大的创伤。科学研究表明，人类从猿化到目前的状态，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状态。体育运动本来就是为了体现力与美的融合。而“转基因”却把“男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男人”，甚至在未来有可能借助“生物转基因”使人具有动物的速度、敏捷、耐力。一切在“转基因”技术面前乱了秩序，乱了伦理。
3．2净化奥运需要中国的“天人合一观” 为了抵制奥林匹克的异化，罗格一直强调要让奥林匹克“更干净，更人性”，北京也提出“绿色奥运”的理念，以此反对兴奋剂，主张净化奥运。
强调奥林匹克异化是“人类中心论”的必然产物，因此，要净化奥运，首先就要摒弃“人类中心论”，而代之以中国的“天人合一观”，这也是“绿色奥运”应有的题中之义。
“天人合一”这个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张载的《正蒙》。但“天人合一”的思想却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作为主导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界的平衡的统一，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在体育中，“天人合一”就应该是将分离的主体我和客体我回归统一，让主体我去适应客体我。这方面，中国的武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中国武术根植于中国文化，根植于“天人合一观”，强调两者的统一。武术的攻防进退、动静疾迅、刚柔虚实都要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顺其自然，自然是最美丽的，也是最具有魅力的。
武术中强调的“天人合一”，正是当今体育文化所迫切需要的哲学基础。
3．3 中国武术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3．3．1 武术之形 通过形体的训练和运动展现自然的力量和自然的魅力，只有在武术运动中才能够完美的展现。
如太极运动，一方面，太极拳如长江之水姿势连绵，一招一式柔缓、沉稳，取于自然，而又回归自然，形神兼备，“心中无我”。另一方面，太极是练身、练气、练脑高度和谐的身心整体运动，是在大脑的精微控制下，形体、呼吸、意识密切配合的全身运动，达到既练内，又练外，内外具练的效果，有养生、防病、抗衰老的良好效果，这已经被许多科学家所证实，目前，我国太极拳已经传播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太极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健康运动。
再如形意拳中的“十二型”说，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雀，轻如叶，重如铁等等，这些形态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对自然的观察总结出来的自然力量，以及追求的一种自然之美。
武术的形的训练和运动，既源于自然，又表现自然，达到“外练筋骨皮”的目的，和谐而富有生命力。
3．3．2武术之神 武术之神主要表现在精神上，以及运动的节奏上，也就是武术中讲的“内练精气神”。
“精”，主要指经过选择或提炼出的精髓，可以表现审美意识的凝聚，聚精会神，精益求精，以达到物态化后精雕细刻的完美。
“气”，表现为养气，练气，集气，运气，以气传达武术特有的韵味，太极拳把动作与呼气和吸气连在一起，起势吸气，落势呼气，很好地协调全身各块肌肉，并与外界环境融合，达到了养气健身地效果。
“神”，通过摹习某种拳种达到异常熟练的“形似”阶段后，把握住该拳种且审美价值的个性特征，给予概括，提炼，透视出的生动的神态特征，在动作中传达出武术的内在气质，这才是武术的最高境界。
例如导引养生功一《五禽戏》，它讲究“以身心合一，动静结合”，在削弱体育运动中的竞技性的同时，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在熟练掌握动作后，将虎的凶猛强悍，猿的轻灵巧妙，鹿的矫健迅捷融入武术的精神之中，这时武术的主客体在精神层次达到了统一，客体的地位不再被忽略，主体与客体保持着亲善和谐的关系。
3．4让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武术，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而且还由于它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蕴含了深刻的中国传统哲理的奥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载体，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背景。
武术的“天人合一”既尊重自然变化的规律性，又兼顾人类生存的需要，既注重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又注意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和人自身的自然本性，从而避免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人对自然的破坏。这正是西方竞技体育所匮乏的哲学基础。
西方竞技体育的“天人相分”强调人对自身身体极限的征服，这对人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人类妄想通过征服自然的方法来超越自己，是一种肉体和精神的自我摧残。
西方竞技体育与武术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它们是冲突的，由于二者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因此有效利用二者的内在统一因素，寻找两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这才能消除或减少二者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武术未能进入在我们本土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这未必是坏事。假设武术进入奥运会，那我们必将按照西方奥林匹克的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进行比赛，而武术原有的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终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中国武术所特有的魅力和境界也随之消失，这才是中国武术的真正悲哀。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衰落，奥林匹克运动也弊端丛生，危机四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盲目追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武术正是净化奥运的最好良药，中国武术的复兴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