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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扶贫的概念范文1
湖北武陵山片区县有武陵山片区、罗霄山片区等等，是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里的新概念，是人为设定的扶贫类经济区域概念，并非自然地理概念。某片区是以某为标志的一个区域。
武陵山片区是中国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里的新概念，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相交地带的71个县（市、区）。它以武陵山为代表性符号，包括武陵山区大部分地带、也包括巫山南部及湖南省雪峰山区（怀化市、邵阳市的主要区域、娄底市的主要区域、益阳市的安化县），还包括其相关地带。
（来源：文章屋网 ）
经济扶贫的概念范文2
【摘要】旅游扶贫现已涉及政府角色、地方参与和农村、自然和文化资源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旅游扶贫的学术文献，对其采用NoteExpress、Nvivo 10和爬虫软件，分析当前旅游扶贫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总结出旅游扶贫关键词共线网络结构图，并指出潜在研究的一些领域。
【关键词】旅游扶贫；综述；网络结构图
相对于传统扶贫而言，旅游扶贫开展较晚，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提出采用旅游进行扶贫的相关政策，90年代初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了“旅游扶贫”这一说法。1999年由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旅游扶贫（PPT）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形式的有助于减少贫困的“旅游寻求”。学术界对于旅游扶贫的概念讨论基本趋于一致，我国也将构建“国家旅游扶贫实验区”提上议程。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2012―2016年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梳理，来探讨中国旅游扶贫的研究趋势希望对以后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方法
P者以“旅游+扶贫”或“贫困”或“穷人”为关键字，发表区间限定2012.1.1―2016.12.31，在知网、万方、维普三大数据库中对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用NoteExpress软件筛除重复文章，经统计发现国内旅游扶贫研究检索结果达到2447条，发表文章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英文文献以“tourism”+“China OR Chinese”+ “poverty OR poor people OR PPT”或“poverty reduction”或“On Tourism Assisting the Poor”为关键字在主题、标题和摘要等进行不同排列，在EBSCOhost和谷歌学术中检索，同法筛除重复文章，经统计国外学者对中国旅游扶贫在此期间达到323篇，且近5年来成果量趋于平稳。
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从国内研究成果出版年份来看，由于近年来国家对扶贫开发问题的重视，并注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学术界对于旅游扶贫的关注度逐年攀升，2016年的文献数量已经达到1217篇，是2012年的文献数量的快5倍之多。国外研究成果一直保持在每年65左右，其中成果较高的两年为2013年―2014年，均为70篇以上。从研究成果来源出版物看，学术成果以期刊占比最多，其中政策研究类的有369篇，占比最大；其次是硕士论文占总数的12%。国外研究成果基本全部为期刊文章，仅有少数图书涉及中国旅游扶贫政策、模式等问题。
笔者采用Nvivo 10软件对筛选出的全部国内文献中的9788个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其中国内文献关键词之间的网络结构关系以及节点聚类分析如图1所示。结果得到旅游扶贫出现的频次最高为210次，主要关注的区域词频为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区，最为显著的旅游扶贫模式是乡村旅游出现次数分别为76次，精准扶贫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出现频次为57次。在2012年―2016年间国内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关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东道地居民的社区参与，这与国外相关文献研究趋势相一致。
三、研究范围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其范围主要有旅游扶贫的特定地区、模式、绩效、利益相关者研究以及开发过程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国内旅游扶贫研究成果变在2012年―2016年的研究趋势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深化，出现了精准化旅游扶贫，旅游扶贫中出现的环境及旅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等问题开始成为新的关注点；二是研究方法多元化，比较分析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分析法等得到了广泛运用。旅游扶贫的特定地区主要集中在14个连片特困区，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旅游扶贫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该区域。近5年来针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模式等的对比研究，逐渐呈现上升趋势。从旅游扶贫的模式研究方面来看，综合各学者的观点，笔者将其概括为“公司+农户”模式、股份制模式、移民迁置模式、个体农庄模式。从旅游扶贫的绩效研究来看，主要分为4个方向：一是旅游扶贫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并保护当地的旅游资源不受破坏；二是旅游业能否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就地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四是改变农民的收入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在旅游扶贫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方面，主要集中点在政府、企业和东道地居民三方。同时又相当一批学者在关注社区参与在旅游扶贫中的重要性。在开发过程的问题方面，存在投入不够、模式单一、农民参与程度较低、资源保护意识淡薄以及在景区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分配矛盾以及文化原真性的破坏等问题。
四、结论
综上所述，2012年―2016年我国旅游扶贫的相关文献以定量研究为主，对于旅游扶贫特定地区旅游扶贫的思路、模式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观点趋于一致。研究中不仅注关注经济增长，而且贫困地区居民受益情况、贫困地区居民参与积极性及旅游开发对环境破坏程度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者针对旅游扶贫绩效研究选择的主题不同，量化标准各异，因而绩效评价的有效性值得商榷。相比较而言，国外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较为成熟，为旅游扶贫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其社区参与旅游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渠道，有效地促进东道地经济发展，成为扶贫的有效手段，但其可持续性需要在合理的规划下才能成功。就研究方法来看，旅游扶贫定量研究方法多，定性研究方法碍于语言等条件的限制采用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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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扶贫的概念范文3
一、将“农民工”与“贫困”相分离的的历史背景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但其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贫困，即“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改革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中生活困难人群的主体。但农民工群体显然不在这两种贫困所包含的范围之内。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农民工流动的负面效应，如盲目流动、违法犯罪、抢城市人的“饭碗”、影响农业生产等，从而要对他们进行控制、规范、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生活状况的关注很难提到日程上。
第三，学界对贫困的理解多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如收入水平（设定贫困线）或在收入之外的物质层面上（住房、消费、公共服务等）。物质意义上的贫困难以理解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如果按500元/月来计算的话，一位农民工一年的总收入为6000元，远远高于农村贫困线625元/年的标准，也不低于绝大多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
第四，国内一些研究也开始强调非物质方面的贫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人力资源方面贫困的强调，如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等。这种看待贫困的方式非常重要，但似乎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农民中的“优秀群体”———农民工是贫困的。实际上，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与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单个个体的资源占有量。这是一种静态的“贫困观”。克服这种静态贫困观的通常方法是引入“相对贫困”概念，但这又会将对“贫困”的讨论扩展到“不平等”、“不公平”、“相对剥夺”、“社会分层”，从而使得“贫困”成为边缘性或依附性的概念。显然，这是目前对农民工的论述没有或不愿采取“贫困”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应将“贫困”概念引入对农民工的政策框架和相关研究领域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上，消除贫困被列为大会宣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会报告中，贫困不仅仅被看作各种资源的缺乏，而且“社会岐视与社会排斥”也被作为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从满足人的需要出发，那么该报告对“贫困”的理解更为全面，因为人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而且还包括能力方面（自我实现）和社会方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农民工的贫困，就自然得多：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农村到了城市，才使其产生了社会方面的需求；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了农业，才使他们有了能力方面的需求（如技能培训）。当这些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工就可能处于贫困状态。或者说，流动使得农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当这种不满足影响到他们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时，他们就处于贫困状态。这种理解农民工贫困的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不仅将农民工的物质与能力资源的拥有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将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也作为贫困的表现，即由此而带来的参与正常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是动态的。因为其不仅关注农民工目前的贫困状态，而且指出正是“流动”这个外部变量使得农民工落入一个贫困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意识到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将会使得全社会在农民工的政策理念上进行重要调整，而这些调整对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制定满足农民工实际需要的社会政策。在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国民待遇的讨论中，将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制度性不平等作为核心内容。这固然重要，但它没有看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一个弱势群体。这种政策效果可能只会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的少数精英得益，而大多数农民工只会在所谓的平等竞争中继续保持其“边缘地位”。但将农民工视为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将会看到农民工在教育、技能、就业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距，从而一方面提供适合于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将努力改变其贫困状态，如进行能力建设（如培训、咨询等）、增加社会资源（如号召社会援助、鼓励服务农民工的组织等）。
经济扶贫的概念范文4
贫困县的“府谷现象”
在3月19日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名单上，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万龙首先发现，陕西省府谷县被“除名”了。
2010年，林万龙曾率课题组专门对“府谷现象”进行研究。府谷县因为吸引大量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取得成果而被誉为“府谷现象”。在林万龙看来，府谷被调整出来“很正常”，因为早在2008年，府谷县就在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排名中居前三位，2009年跃居全省第一。据统计，本次陕西调出的6个县中，有5个县位列2010年度该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
被调出的38个县中，有不少县的经济已经相对发达，并曾经引发争议。府谷就是其中一个。去年，有关机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其中有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除了对排名的公正性质疑之外，公众更多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那些顶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富裕地区。无独有偶，广西百色市平果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早在2008年，该县就已经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西部经济百强县，连续6年居广西县级首位。上述百强县的名字，这一次都被从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上拿掉了。
难舍的“帽子”情结
一个共识是，在这份名单上，“请神容易送神难”。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介绍，调整贫困县难度很大，都想往里面进，进去的都不想出来。调整出来的基本都是“经济条件比其他县好太多的”。
不管是“贫困县”还是“重点县”，都没有动态退出机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村贫困问题与发展金融研究室主任吴国宝说，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就实行了“4进7出”，年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进来，高于700元的县全部出去。
汪三贵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贫困县申请退出。此次被调出的陕西省吴起县，早在2008年就被曝出其人均可支配财力超过1万元，位居陕西省第一，是丹凤、商南等地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当时，陕西省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建议，摘掉吴起县的“贫困帽”。但时隔4年，这顶“帽子”才被摘下。
汪三贵说，没有申请程序，它们也不会主动去申请脱贫。这个名单基本上是十年一调，只能等待这个节点调整。
戴上“帽子”的不愿摘下，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为了戴上这顶“帽子”而努力。日前，湖南省新邵县入围“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该县因为广告庆祝而备受关注。在林万龙看来，“炫穷”的背后是利益的吸引。
据介绍，国家各部委对贫困地区、贫困县都有政策倾斜和非专项的转移支付。还有一些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项目支持。汪三贵说，比如减免税会从贫困县先行先试，一些行业政策优惠也会优先考虑贫困地区。在一些招生考试中，来自国家贫困县的考生会受到降分录取、减免学费等优待。重重优惠让“贫困县”的争夺非常激烈。
“脱贫县”扫描
这次被调出的贫困县中，大部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位于内蒙古、陕西的贫困县煤炭、稀土等产量巨大，位于河北的贫困县铁、金储量较大，位于南方的贫困县多为有色金属富集区。
据府谷县政府网介绍，该县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与神木县毗邻，煤炭储量丰富，去年全县煤炭产量7204万吨。
林万龙分析说，当地经济发展如此之快，除去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之外，煤炭等资源价格的猛涨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煤炭价格低的时候，府谷县、准格尔旗等这些地方并不富裕。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都非常快。林万龙说，2005年，府谷在陕西83个县中排名还在35位，短短3年之后，就跃居前3名。有分析说，扶贫“扶”了这么多年，不如资源价格上涨效果明显。
“片区扶贫”新思路
2001年国家扶贫政策思路调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概念被“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所取代。据汪三贵介绍，从2001年起，国家已经开始淡化“贫困县”的概念，但是彻底取消这个概念又不现实。
在理论上，扶贫模式大体有两种：“地域瞄准”和“个人瞄准”。前者是确定一些地区进行扶持，后者是确定一类群体进行帮扶。2001年之前，扶贫基本以单一的“地域瞄准”为主，而“地域瞄准”又以“贫困县”为主要形式。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连片特困地区是下一步扶贫攻坚的重点，是扶贫工作的主战场。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增量部分，将主要用于片区。林万龙说，“片区扶贫”的提出，是因为很多相邻地区的贫困面临着共性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区域的发展，比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而要破解这些难题，单靠发展一个县是无法实现的。
去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在今年3月19日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上，有340个县的名字被加黑，它们是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范围内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此外，还有大体同等数目的县，被一同划入集中连片特困区，它们共同构成了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汪三贵分析说，扶贫重点到“片区”之后，片区内的重点县会比片区外的重点县得到更多的资源。
扶贫“视角”的缺失
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正在变得非常普遍：很多扶贫政策正在“扶强不扶弱”。
林万龙说，比如扶持种植养殖业，可能会把钱给了大户，而扶贫贴息可能就给了大企业。比如，农机具购置给予50%的补贴，那么只要出1万元就可以购买价值2万元的农机具。
但是，如果你是个贫困户，可能就拿不出这个钱，也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家电下乡也一样，买不起家电的人，享受不到优惠。“这就导致真正贫困的人得不到扶持。”林万龙说，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回避。在林万龙看来，很多扶贫政策缺乏“贫困视角”，没有对政策将要惠及的贫困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测算。
“个人瞄准”的模式也在日渐兴盛，这种模式直接针对真正的穷人，主要形式就是社会保障。但是，汪三贵认为，在农村没有充分的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于贫困的识别非常困难。林万龙也提到，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一个家庭是否贫困，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一眼就看得出了。
贫困县标准亟待更透明
592个“贫困县”的总数是1994年确定的，这个名单的上一次调整是在2001年。11年之后的这次调整，是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作出来的。不过，按照这个纲要的要求，各省应该实现“重点县”数量逐步减少。
为减少阻力，《纲要》还特别说明，“重点县”减少的省份，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此次“脱贫”的38个县只占重点县总数的6.4%。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扶贫，绝大多数“重点县”仍然不能脱贫。
林万龙认为，不能简单从数量上否定中国的扶贫成绩。去年11月，国新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透露，从2001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658元增加到11170元，年均增长17%，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林万龙说，以前认定贫困，是“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的绝对贫困标准，现在已明显不同。只是相对于其他地方，还比较落后。在林万龙看来，一个地区的贫困受到自然资源、基础条件、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可以缓解这些影响，但很难从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不一样的结局 一样的“担心”
河北省涉县这一次被调出“贫困县”，这是涉县1984年以来第一次摘下这个帽子。一直努力的“脱贫”目标实现了，但涉县扶贫办副主任李运生却很难打心眼儿里高兴。在他看来，没有了国家支持，很多事情很难办。首先是财政扶持资金没有了。李运生说，专项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四税返还”加起来，扶贫资金每年能有1亿元，而涉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0亿元，现在这笔资金一下子没有了。
因为不再是国家级贫困县，之前的帮扶单位也会撤出。不过，涉县对被“摘帽”早有思想准备。李运生坦承，“这几年涉县的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较高了”。据他介绍，这次河北省评选国家级贫困县，就是按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排队，用数字说话。所以，被“摘帽”也没什么话可说。
面对即将“脱贫”的现实，县里开了会定下调子，“不能松劲儿，别一下子断了档”。国家如果不支持了，扶贫工作再推进3年，县里自己每年拿出1000万，对贫困村重点扶持照顾。
在李运生看来，摘帽的后续影响有些还没显现出来，他担心一些地方可能要返贫。而且，作为财政支柱的两个大企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财政收入任务完不成了。
经济扶贫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社会创业；市场扶贫法
一、绪论
根据2010年的贫困标准线（人均纯收入元）进行计量，我国存在2688万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标准计量，我国贫困人口高达2.5亿。2011年我国将贫困标准线提升到2300元后，贫困人口激增，高达1.28亿人。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社会创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缓解贫困以及稳定社会等方面有重要影响。企业家社会创业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受到许多国家与社会组织的青睐。
市场扶贫法是近年来企业家通过社会创业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市场扶贫法，是指公司试图通过开发或销售的产品及服务，解决低收入人群贫困的社会问题。
西方已有学者基于社会创业和市场扶贫法进行研究，但未提出相关的扶贫模型，因此，本文基于之前已有研究，针对我国贫困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二、社会创业研究现状
（一）社会创业概念研究
有关社会创业的研究最早兴起于20世纪后期，北美等发达地区的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这一概念。社会创业源于非盈利机构（Harris，Sapienza和Bowie，2009；Sud，范桑特与Baugous 2009；威尔德纳和莫特2006），起着创造就业、提高技能、提高公众参与度（Smallbone等2001）、缓解社会问题（伯恩斯坦2004；利德比特1997）等方面的作用。社会创业不仅产生社会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就业和财富。关于社会创业的不同定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外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
Zahra Arasti，Hadi Zarei和Fatemeh DidehvarReza（2015）在研究中通过对伊朗社会企业家的样本进行分析，确定了社会创业的调控政策的评价指标。对十四次访谈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创业的调控政策的指标为：福利与社会价值的增长与社会的升华、减少社会不平等、文化促进、经济繁荣的社会、创造一个社会平台的增长、人民满意和国家团结。Dacin P A， Dacin M T， Matear M（2010）对国外学者关于社会创业的不同定义进行了总结，见表1。
钱惠英（2013）在总结西方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内容为我国企业的领导者与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启发，要积极转变成为具有社会创业的新一代社会企业家而不仅仅是企业的企业家，并且榉怯利组织与公共部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提供了启发。
国内外学者大多将社会创业定义为一个过程或者机会利用过程，通过非营利组织等实现社会价值创造，完成其社会使命。社会创业侧重实现社会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的实现，追求创造和实现社会价值。具有社会创业的个人或组织不以实现经济利润为最终目标，经济利润是实现其社会目标的基础，所有的盈利性活动都是为实现其社会目标而展开的。
（二）社会创业与贫困问题研究
基于社会创业的定义，虽然学者对于社会创业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学者大多都强调通过社会创业可以有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因而，社会创业的研究往往同解决社会贫困问题相关。
Zaefarian等人（2015）以及Rivera-Santos M等人（2015）基于非洲地区的文化背景，对社会创业进行研究。Zaefarian等人（2015）在其研究中根据市场化扶贫法，通过跨国公司在非洲等落后地区的扶贫措施的案例，研究社会创业解决社会问题的维度，并提出了社会创业在创造社会价值方面的模型。Pnina Werbner（2015）通过研究博茨瓦纳的手工工人工会创业，总结了社会创业在解决贫困、就业等方面问题的模式，并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Haugh H M， Talwar A（2014）以及Monika Jain（2012）均以印度为背景，研究社会创业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Haugh H M， Talwar A（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创业有助于推动社会变革和赋予妇女权利，解决当地贫困问题，提高生活质量。Monika Jain（2012）在研究中提到，社会企业家通过商业手段，发展当地刺绣产业，促进创业，解决当地人民就业问题。徐树（2013）在其研究中提到，社会企业家对于解决中国现在的社会贫富分化、农村问题、环境恶化等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大力提倡和培育社会创业。
Werbner P（2010）通过开发预测关于贫困、非正式制度、殖民历史、族群认同与社会创业自我感受风险及其社会使命活动选择之间的影响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族群认同和高贫困水平影响社会创业自我感知风险和社会使命活动选择。
研究表明，社会创业为社会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高贫困水平对社会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刺激作用。
三、市场扶贫法
市场扶贫法，简单来说，就是企业运用相关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05），鼓励跨国企业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建议企业建立包容性的商业模式，为企业创造新收入流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商业运作服务于穷人的需求。市场化扶贫法将商业机会带到社会最底层的贫困人口之中。
传统扶贫法认为，穷人无法进行自救，需要慈善机构对其生活进行帮助。虽然，市场扶贫法同样认为商业活动不一定能够解决贫困问题。但市场扶贫法同样认为穷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并且希望通过有效的手段解决自身贫困问题，创造价值。传统的慈善方式通过直接的公共投资、补贴或其他方法来解决未满足的需求。虽然这有助于满足基本需求，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市场扶贫法的目的是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开发解决方案并且以实惠的价格出售新产品。这些解决方案是最终以市场导向和需求为驱动的，可能涉及到市场的发展、混合经营策略、小额贷款、经营或零售，可以为社会创造工作机会，并且增加人民增加收入。通过这种方法，公司开发经济适用的产品和服务，将贫困人口纳入到生产供应链中，通过提供就I等方式解决贫困问题。
通过市场化扶贫法，企业可以通过新的商业模式获得经济收益。同时为贫困人口提供相应的机会以解决贫困问题，增加社会稳定的同时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了组织与社会的双赢。
四、相关案例
（一）印度Kotwara地区传统编制业创业
社会企业家Meera和Muzzaffar Ali通过建立了以“Kotwara”为品牌的国际时装品牌，提升设计理念，发展当地传统编制技艺，在发展当地传统编制技艺和设计行业的同时，向印度Kotwara地区的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当地人民摆脱贫困。
Meera和Muzzaffar Ali使用自己的资源、网络、知识和方法、新思路等资源，使Kotwara品牌成功涌入设计师团队。Kotwara在当地设置非正式教育机构，Kotwara工作室雇佣印度最好的工匠来对当地人进行培训与训练，使当地人用自己的工艺设计作为重要的开发工具。
慈善组织、自愿捐助和政府补贴不再是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变得不再重要，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获取经济利润。
Meera和Muzzaffar Ali将当地的房子作为一个工艺生活馆。它也可以转换成一个文化遗产酒店，成为一个阿瓦赫文化、工艺和美食的熔炉。对于Kotwara村庄而言，Meera和Muzzaffar Ali将其视为农村教育中心，并且作为Meera和Muzaffar Ali的工作室、工艺中心及时装品牌，Kotwara已经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概念，需要定期的推广和营销。
通过以上措施，拓宽印度Kotwara地区人民的生活来源渠道，为当地人民提供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帮助当地人摆脱贫困。
（二）案例分析
社会创业的方式不同于传统慈善组织，社会创业依赖于健全的商业原则，使用这种模式的企业不害怕使用销售和营销原则来筹集资金，从而增加公众对他们所做事情的认知。
社会企业家针对系统的转型变化，解决贫困的根本原因。正如企业家改变企业经营一样，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抓住机会，改善系统，发明新方法，创造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来更好地改变社会。社会创业是对最紧迫的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当任何类型的公司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为组织活动核心时，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社会创业的企业。
通过市场化的措施解决贫困问题，公司要学会抓住机遇，在社会获得先发优势，通过服务于这个巨大且尚未开发的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进入市场时，企业有时会有建立新的公司。例如，跨国企业通过创业活动的基金，建立服务于穷人需求的企业。最后，企业可以通过开发适合于低收入人群的新经营理念来进行自我更新。
当企业解决弱势群体需求时，他们创造社会价值。企业也可以通过雇佣弱势群体来创造社会价值，例如，印度联合利华、印度Kotwara地区传统编制业创业和新加坡Eighteen Chefs餐厅。
五、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及相关案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扶贫模型。
模型中新商业模式是指创办新企业，或者现有组织通过开发新产品或服务发展新市场。在大型公司中，新业务投资可以参考更正式的自治或半自治的部门或企业形成。在一般情况下，忽略组织规模和新企业的自主水平，新商业模式是指与现有产品或市场相比，创造新的业务领域。
企业利用自身知识、融资能力、技术、网络等资源开发新的商业模型，通过新的商业模型为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个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生活来源，并且形成购买力，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不断更新现有的知识、技术、网络等资源，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开拓其他新的商业模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
本文的研究仅限于文献综述。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该项研究，对数据进行收集并测试本文的相关模型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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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扶贫的概念范文6
财政扶贫的经济效率，是指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经济机制运行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政府作为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者，应当配合规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规划资金的使用，保证使用后的效果良好，达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而财政扶贫的社会效率，指的是贫困对象获得政府财政的帮扶后，生活水平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得到改善的程度。
2评估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必要性
2.1是加强资金管理、提高预算决策水平的前提。资金的使用效率将直接影响扶贫工作的成效，在近3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后，扶贫对象规模仍然较大、相对贫困问题仍然突出，说明目前的扶贫工作需要得到更多的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作为扶贫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使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不仅有利于加强资金的管理，还可以提高政府的预算决策水平。2.2是鉴别政府职能完成情况的指标。计划安排财政支出，是政府发挥其职能的一种形式。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则可以作为衡量政府是否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标准。资金的使用效率高则代表政府投入非建设性领域的专项支出也可以产出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带来正向的经济效益，合理地完成政府职能；资金的使用效率则代表着政府投入过多的成本，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浪费了财政收入，未能恰当的使用资金，未能完成其职能。2.3是缓解贫困现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增长，既有可能是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生产要素质的变化导致的。这里量的增加就是投入总量的增加，质的变化就是资源配置的变化。评估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找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可以选用合理的扶贫项目，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由贫困过渡到小康，提高贫困户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3提高我国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政策建议
3.1重视非重点贫困对象，提高非重点贫困县区的扶贫积极性。各省总体的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但是国家贫困重点县的扶贫资金效率相对较高。针对这个情况，中央及省级政府应当提高对非重点贫困对象的关注度，不在重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也占了总贫困人口将近一半，还可以给予非重点贫困地区一些利好的政策建议，不过分划分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别，差别对待，提高基层部门扶贫的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投入财政扶贫资金。只有这样，才能合理选择投入资金的建设项目，提高整体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真正帮助贫困人口脱贫。3.2加强扶贫预算管理，合理规定资金使用方向。经研究已经发现目前的资金分配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优，倘若可以适当改变每个项目资金使用的比例，整体效率就能得到提高。首先由于扶贫只能采用部分瞄准的手段，因此，在扶持区域与扶持人口并行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应严格用于扶持贫困人口。在使用对象明确以后，使用形式应当根据以往使用的评价结果进行改良调整，整合所有部门共同协商规划，适当减少用于农林牧渔业方面的支出，还有用于道路交通、电力通信、水利设施、卫生设施等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增加针对扶贫对象自身生活水平改善方面的支出，如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3.3建立客观合理的贫困检测系统。为了进行及时有效的扶贫工作评价，应当构建一个功能完备的能够进行持续监控的贫困检测信息系统，保证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的贫困地区较为分散，贫困检测系统应当保证扶贫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区，实时检测，统计具体贫困人口、贫困农户收入、贫困农户教育文化状况、地区产值、扶贫资金来源、扶贫资金投向、扶贫项目完成情况、脱贫情况等，保证检测统计信息详实完整且科学准确，为做扶贫研究提供一手及时的资料，为各级政府在规划扶贫工作以及做出决策时提供有效的依据，从而达到及时分析研究、正确决策、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精准扶贫的目标。3.4设立合理的贫困退出制度。针对实证分析中出现的国家重点贫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更高的情况，部门应当更加重视非重点贫困对象的资金使用，减少乱用滥用，占用扶贫资金的现象，严密监控资金去向和用途。许多地区占用资源不愿意主动脱“贫困”这顶帽子的情况，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正确合理的贫困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设立合理的贫困退出制度，让已经超出贫困人口标准的地区不再占有资源，而是投向更需要做扶贫建设的贫困对象。3.5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出现管理混乱的问题，应当建立一个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个扶贫项目是由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共同管理的，因此在追究责任的时候，两方责任都应当考虑在内。对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的基础建设性项目要强化项目实施单位建设主体责任，实行施工全过程质量管理，严格责任追究。每一级的管理部门，都应该明确其各自的职责，保证事权与承担责任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对出现滥用、挪用财政扶贫资金等行为，还应当加大对责任人的惩罚力度。
作者:陈天虹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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