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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展报告范文1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战略发展报告范文2
《中国0~6岁儿童营养发展报告》梳理了中国近30年来有关0～6岁儿童营养调查和监测数据，提出生命早期即“儿童早期特别是从胎儿期到出生后2岁（生命早期1000天）是决定其一生营养与健康状况最关键时期二
国际医学专家和营养专家经过大量研究，提出“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指出胎儿期至出生后2岁的重要性：儿童早期特别是生命最初1000天，即从怀孕到2岁，母婴营养影响一生健康。这一时期的营养，不仅关系到孩子当下的体格发育和脑发育，而且也可能关系到成人后的健康，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都与胎儿、婴幼儿时期的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相关联。报告提出孩子的营养促进应从胎儿期开始。
报告还特别强调：要将辅食添加提高到与母乳喂养并重的地位。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完成的纵向生长发育研究结果证明，2岁以内是营养不良的高发年龄段：6个月内婴几营养不良的发生率较低，但6～24月龄婴幼儿营养不良（特别是生长迟缓）的发生率迅速上升，并且在2岁后也很难得以纠正。这恰好与给婴儿添加母乳以外食物的时间完全重合，即主要与辅食添加不合理（过早或过晚）及辅食种类单一、质量差有关。因此，保障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迫切需要科学喂养和合理的辅食添加的指导。
新成就：儿童营养与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一是生长发育水平不断提高。近20年来，我国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不同年龄组的儿童身高和体重均有增长，增幅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目前，我国城市儿童的平均生长发育水平，已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儿童生长标准，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
二是营养不良状况持续减少。2010年，我国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为3.6%，比1990年下降了74%，已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生长迟缓率为9.9%，比1990年下降了70%；消瘦率为2.3%，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明显低于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儿童常见微量营养素缺乏状况也有所改善。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自2005年开始持续下降，从19.3%下降到2010年的12.6%；2011年在全国水平上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临床上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已不多见。
三是儿童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因营养改善而显著提高。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归因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由2000年的22%降为2010年的13%；儿童营养状况的改善，促进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下降，2010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6.4%，比1990年下降了73%，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我国儿童营养改善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一是儿童营养状况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营养问题更为突出。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约为城市地区的3～4倍，而贫困地区农村又为一般农村的2倍，2010年贫困地区尚有20%的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农村地区儿童营养改善基础尚不稳定，呈现脆弱性，容易受到经济条件和突发事件的影响；
二是2岁以下儿童贫血问题突出。缺铁性贫血是世界性的营养问题，婴幼儿贫血更是营养学上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缺铁性贫血甚至轻度的铁缺乏都可能会造成孩子学习认知能力下降，行为偏异以及免疫功能降低，对认知功能和精神运动的发育可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我国2岁以内婴幼儿贫血率达到31.1%，显著高于美国2002年报告的13.l%水平。专家估计：我国当前的儿童缺铁性贫血水平，在十年后将造成生产力损失会达到24000亿元以上。
三是超重和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不仅是在城市，就是在农村地区，儿童肥胖问题也已逐渐呈现。2005年，5岁以下儿童的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城市和农村分别为5.3%和3.9%；2010年升至8.5%和6.5%。这是由于膳食构成由过去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过渡到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加上活动量减少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众多的因素导致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儿童超重和肥胖的比率增加，将直接影响成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儿童营养改善提升为国家战略，
2岁以内儿童为干预重点
儿童早期特别是从胎儿期至出生后两岁（生命早期1000天），是决定其一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最关键时期。改善中国儿童营养问题的具体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儿童营养改善提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扶贫开发战略，完善相关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儿童营养改善经费保障机制。
2．加强多部门合作，探索有效的儿童营养改善合作模式。如2011年，卫生部与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合作启动了西部地区消除婴幼儿贫血行动，目前西部地区已有11个省的23万儿童受益。下一步，卫生部将进一步加强与教育、农业、扶贫等部门的合作，加大儿童营养改善力度。
战略发展报告范文3
《主题背景下，家园合作促进3—5岁幼儿语言智能发展的策略研究》
二：核心概念：
1、语言智能：它是指能有效地运用口头语言及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理解别人，灵活掌握语音、语义、语法，具备用语言思维、用语言表达和欣赏语言深层内涵的能力。
2、主题活动：它是以幼儿发展为本，选择幼儿生活环境中感兴趣的、有教育价值的主体（或话题）为统领，将各领域进行有机整合，让幼儿通过观察、思考、操作、表达表现，获得相关知识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培养幼儿自主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教育活动。
三、研究价值：
1、帮助教师拓展培养幼儿语言智能的途径。
教师除了在园内利用主题教育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寻找适合幼儿语言发展的多种方式、方法外，还能利用家长、社区资源来培养幼儿语言智能。
2、能提高家长的语言教育智慧。
在了解家长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帮助家长掌握适当的方法，丰富家长的教育知识，使家长在幼儿的语言智能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3、能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认知能力的一种，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幼儿的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同时得到了发展。
四、研究目标：
1、通过研究，形成教师在主题活动中发展幼儿语言智能的方法。
2、利用家庭、社区及周边环境的教育资源，发展幼儿语言智能的策略。
五、研究内容：
1、主题活动中发展幼儿语言智能的内容及形式。
2、指导家长在家庭中利用各种资源为幼儿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
3、如何有效地利用社区和周边资源。
六、操作流程：
（一）、具体内容分配：
1、利用语言游戏提高幼儿语言运用能力。（小一班负责）
2、家园共育提高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小二班负责）
3、丰富小班幼儿的交往语言促进交往能力的发展。（小三班负责）
4、创设儿歌语言环境，促进幼儿语言智能的发展。（托班）
（二）、具体负责人项目分配：
1、徐丽娉教学活动设计
2、张玲家教指导
3、沈敏环境创设
4、朱海燕黄英收集相关资料
5、盛述波实施方案
（三）具体安排：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9——20**.10）
1、发放“幼儿家庭语言环境调查问卷”，汇总问卷，撰写调查报告。
2、收集有关资料，分析资料，制定研究方案。
3、根据年级组课题，各班确立小专题，并制定实施计划。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1——20**.2）
1、继续学习有关方面的资料。
2、设计活动方案并为幼儿创设多元的语言环境。
3、在阶段总结的基础上调整计划再实施。
4、定期召开课题组会议，讨论、交流活动开展情况。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3——20**.6）
1、整理材料。
2、撰写报告
（四）、预设具体措施：（20**．3――20**．2）
20**年
三、四月份
1、结合“三八节”活动，邀请部分家长参加亲子游戏。
2、组织“小青蛙”故事比赛，并在平行班中交流。
3、根据主题丰富区角中语言区的内容，并组织“语言创意角”交流展示。
4、利用家长会了解家长目前的困惑。
5、结合“图书日”组织幼儿到居委会讲故事给爷爷、奶奶听。
五、六月份
1、加强语言教学力度，结合主题开展语言教学活动展示。
2、丰富幼儿成长档案，增加有关语言的内容。
3、利用散步时间与别班幼儿交换自带玩具。
4、各班根据自己班级的需要开展小规模的家教指导。
5、组织活动“我要升中班了”，与中班幼儿开展交流活动。
九、十月份
1、组织“我是大哥哥、大姐姐”活动，与小班、托班幼儿进行大带小活动。
2、利用十一黄金周设计并实施活动方案。
3、布置有小班语言特色的走廊环境，以游戏为主，配合图片、道具等。
十一、十二、一月份
1、根据主题调整区角中的语言区内容。
2、根据各班情况设计并实施活动方案。
3、开展“有趣的中国话”活动，邀请部分家长参与。
4、整理阶段资料，撰写经验总结。
20**年
三月份
2、整理活动开展资料。
3、撰写结题报告。
七、目前已开展的工作：
1、发放“幼儿家庭语言环境调查问卷”，汇总问卷，撰写调查报告。
2、收集有关资料，分析资料，制定研究方案。
3、根据年级组课题，各班确立小专题，并制定实施计划。
4、布置有上海语言特色的走廊环境“阿拉咖吧”。
5、丰富各班区角中语言角的内容。
战略发展报告范文4
论文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民办高等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它和教育领域内的其他子系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其自身又是一个包含多个子系统的有机整体，与外部环境进行复杂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则呼唤国家教育政策的成熟、公共教育环境的优化以及民办高等教育与其他教育要素的良性互动。因此，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保障机制的建设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必答题。本文就战略保障机制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各层面的辐射作相关思考。
一、宏观层面：国家合理的民办教育政策决策机制建设
（一）清晰的导向性
政策决策机制运行的结果一般外化为相关教育政策的不断出台。教育政策作为一个风向标，它实际上引导着教育资源的流动方向。而资源的流动方式和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资源增值的幅度。教育政策要准确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刚性需求和教育资源的可能流向并作适当预测。这样教育政策就会在社会上起到导引高等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向，还会引导教育领域之外的社会游动资源流入民办高等教育的域内，更好地配置教育资源。教育政策决策机制的导向性在现实中就会表现为相应的法律上的保障和经济杠杆上的利益驱动以及社会环境方面相应的氛围鼓励。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教育领域内的资源整合以及教育与外界的资源、信息、物质的交换便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实体上模棱两可的、语焉不详的政策不但导向性很差，而且还会误导教育资源的流动。
（二）确定的制约性
对于教育内部资源流向是否符合教育政策导向的实然状态，教育政策的决策机制必须立即做出应有的制约作用。在教育领域内部，这种制约表现为惩罚或者鼓励。对于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内部资源的流向不规则、违背国家政策导向的资源流向，教育政策机制具有及时对这种现象做出惩戒的功能，以防止教育资源出现因流向偏差而导致整体效益不高、部分资源流向违反规则的结果出现。对于教育资源流向合乎国家教育政策导向的现象，教育决策机制同样要及时给予相当的鼓励。
在教育与外界互动过程中，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实现教育与外交资源配置的优化，当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内部资源稀缺而效益较高时，教育决策机制具有引导社会资源流向民办高等教育内部以满足社会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刚性需求。反之，就会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内部的低效资源流出民办高等教育领域。
教育决策机制的制约性还表现在对于流入民办高等教育的资源应该具有相应的过滤作用。与经济领域不同，教育资源要追求相应的公益性，要求流入教育领域的资源必须具有公益的功能，否则，教育政策决策决策机制就必须具有及时过滤这些资源的功能。
二、中观层面：教育合理的资源流动机制
就本研究而言，中观层面可以理解为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民办教育个体之间的资源流动机制。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民办高等教育之间能否形成较为合理的教育资源流动机制。
要实现教育资源在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的流动机制，首先需要国家教育决策机制的导引作用和制约作用来为教育资源在不同体制高校间流动创造一种适宜的社会氛围，同时公办高校群体要跳出自身的圈子来通盘看待高等教育，要走出“利益”这个狭小的死胡同，追求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就目前来看，宏观层面的国家教育政策决策机制的导引性作用和制约性作用还没有成熟，教学资源在不同体制高校间流动的社会氛围还相当缺乏。多数公办高校依靠其在教育领域内的特有优势而不屑于与民办高等教育资源共享。
民办高等教育内部的教育资源流动机制同样非常重要，目前民办高校只局限于师资流动，很难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整体资源优化配置。要形成民办高等教育的整体合力，才会在与公办高等教育的竞争中不致于太弱势。所以民办高等教育自身更应该形成较为合理的教育资源流动机制，实现民办高校之间理性竞争。
三、微观层面：民办高等教育个体的管理机制
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民办高等教育个体的良性管理机制，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个民办高等教育个体发展的此消彼长。
（一）科学的决策机制
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健全完善的决策机制是办学所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民办学校为数众多，情况千差万别，但是科学的决策机制至少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1.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贯穿于学校运行的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校将来能走多远。先进的办学理念以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服务以及能服务到什么程度为宗旨，并且能够使学生的心灵舒展，并且在离开学校以后仍然具备心灵舒展的素养。这就意味着先进的办学理念必须要与学生的心相通。
2.与时俱进的办学措施。办学措施要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能满足社会对教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刚性需求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是要深挖受教育者的真正需求所在，并恰到好处地发展受教育者的弱项而又是社会发展急需的那些素养。与时俱进的办学措施就需要民办高校的决策者在决策时不能贪大求洋，更多的是要对社会民众教育需求的深层次剖析，也不是好高骛远的一味地求“高深”，而是要脚踏实地地夯实基础。
3.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目标和经济性目标并驾齐驱。民办教育目标的公益性与经济性并非完全矛盾，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结合，民办高校的办学实践如果注重到了公益性，当然就会增加其社会美誉度，相应地就会产生丰厚的经济效益。
（二）切合实际的利益
建立健全切合实际的利益—动力机制是实现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组织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个体动力，而个体动力的很大一部分产生于个体在组织运行中所能获得的利益。缺乏持续动力的运转是不能持续的。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来自内部，如果学校内部的每一个人的实际利益的获得都与学校的真正发展以及自己的努力程度有天然的正相关性，就使员工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大小会转化为相应的动力。因此办学者必须要真正而不是形式方面考虑到员工的实际获得利益，因为学校运转的实际动力就来源于此。
要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利益－动力机制，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在学校运转中的落实：
1.切实整合员工和学校价值取向。学校的价值取向是多维且复杂的，同样员工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层的，这就需要学校和员工都要具备找到两者的共振点以求共振。尽量实现两者的双赢目标。
2.学校要根据员工所处的不同发展状态和不同的发展需求有差别地管理员工，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绝大部分员工的实际利益诉求，尽可能创设出一种让每个员工都能获得相应的发展因为转化为相应的动力。这样的学校，运转中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样的员工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
（三）畅通的信息流通机制
民办高校的正常远转离不开信息在管理路径流动的畅通无阻。要实现信息在管理路径中畅通，必须要求学校内部的部门和层级的权、责、能的高度匹配，而且这种匹配要以严格的制度作保障。如果部门和层级的权、责、能不匹配，管理信息就会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会被截留、添加、压缩、放大、歪曲、异化等现象。要确保管理信息在管理路径的畅通，就必须要求各部门各层级对于流经的信息只做自己该做的、能做的解读和加工。而且这种解读和加工是有助于管理信息被其他部门接受的。
（四）严格的质量保证机制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快速、多样，而且随着规模越来越大，更要重视质量的提高，要形成严格的质量保障机制。从目标管理、资源保障、人员队伍保障、过程监督管理、质量评估等方面进行管理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一个相对客观的数据记录和技术统计，它的作用是对大学系统的运行状态作全面的把握，起到一面镜子的作用。学校内部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学质量评估机构，按照学校运作系统的特点，组织内部的、定期的、有针对性的评估，将办学质量的控制常规化、持续化。也可以邀请校外专门的评估机构对学校办学质量进行评估，使评估结果更加客观。
（五）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是要靠人去完成的，人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所以，富有活力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民办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就民办高校而言，其员工的年龄与经验及能力分布的“双端”特征明显。“双端”的一“端”是高龄的员工，另一端是刚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民办高校员工的“中间层”不多，且“双端”之两端的员工因实际情况和工作动机不同，因而其实际需求也不同。这就要求民办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不能对所有人搞一刀切。要针对不同员工的实际利益诉求采取针对性的激励以及保障措施。
民办高校员工分布的双端特征还要求人力资源的实际运行必须要创设一种让高龄教师的经验和阅历成为年轻教师成长的支持力。让年轻教师的热情和精力成为延续高龄教师工作欲望的火种。采取新老教师“结对子”“新教师拜师学艺”等措施加速青年教师的成长。让高龄教师的经验和能力找到新的载体，同时高龄教师的现代媒体操作技能也会得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双端都会有所发展。
民办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要有活力，还必须要在实际运行中创设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民办高校的决策者要有勇气把高校内一些基层的领导岗位拿出来在校内符合条件的员工中“公推公选”，而不是指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激发青年教师对学校管理的参与欲望。更好地推动学校的良性运转。
（六）生生不息的财力保障机制
民办高校运转的财力多数属于自己筹集，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形成财力保障机制。这种财力保障机制必须要具备不断地产生财力的能力，民办高校的财力来源一是在于自身发展的“雪球”效应，二是融进社会民间资本。自身的“雪球”方式属于财力内生，融进社会民间资本属于财力外生。对于财力内生的高校，要形成一种尽可能在降低“雪球”的“雪核”规模前提下能迅速增大“雪球”的机制。这可以通过民办高校利用自身的优势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服务的方式来获取。财力外生的高校，要具备融进社会民间资本的能力，同时要具备对这些游资的过滤能力，只有合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要求且具有公益意向的游动资本才可以作为财力外生的资源。
（七）灵敏的的自我纠偏机制
民办高校在我国发展较迟，运转相对不成熟，表现在决策以及运转的各环节，这样就更需要建立一种自我纠正的机制，对运转过程中的不成熟、不规范、不理性行为表现予以适当纠正。这就要求民办高校的管理者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发现学校运行中出现的偏差，有勇气自我解剖这些偏差出现的原因与根源，并且有能力采取相关纠正措施。
建立自我纠偏机制，在民办高校的运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很多，但这些问题大多源于教育的公益性与经济性、管理措施的理性与感性的把握。对于多数民办高校而言，在这些问题上具备准确界定的能力才是建立自我纠偏机制的最关键的需要。这就会外化要求民办高校必须要加强教育和民办教育的研究。
建立自我纠偏机制要求民办高校的运行要具备快速发现问题的观察力，拥有冷静分析问题的理论思考能力和有力的纠正能力。对于为数众多的处于“重新洗牌”时期的民办高校，需要开拓、拼搏、实干和进取，更需要一种冷静的反思，这样，民办高校的实际运行会越来越理性
（八）良性的资源共享机制
民办高校的实际运行，不可避免地要与外界产生互动，这种互动涉及到双边和多边资源的流动与共享。民办高校可以利用发展形成的一些自身优势服务社会增加美誉度，可以和其他高校建立图书共享、学分互认，教学、科研成果共享等多种方式来强化这些这种互动机制。此外还可以和企业进行产学研互动。在这些互动中，不仅可以使学校获得自身发展的许多外力还可以尽可能地学习外界的长处做到取长补短，尽快提升民办高校运转的规范性和成熟度。
在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这种资源共享必须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学校运转的水平为前提。民办高校要有勇气摒弃狭隘的利益观念，走出传统关门办学的小圈子，让学生享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二是要尽量实现互利多赢。这种资源共享就是要求参与的高校都提供自身最佳优势、最具特色的资源，让涉及的高校和学生都能获得最大收益。三是优质教学资源经由社会统筹。优质教学资源短缺，是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客观现状。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必须要改变传统教学资源传统的学校本位观念，应该把教学资源视为社会公共的资源。让优质教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战略发展报告范文5
论文摘 要：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构建一套整体持久的质量保证体系用以指导，控制和调整教育过程。本文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将质量管理的各个阶段、环节、学校各部门控制质量的职能和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而形成的一个任务、职责、权限明确，互相促进的体系，以应对我国教育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出现的困境。
一、国外的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开放式培养是西方世界最为常见的教育模式，有无有效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开放式培养模式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第一关。在美国，教育机构质量保证涉及三种(级)评估，一是机构注册评估，二是机构质量保证制度，三是专业质量评估。机构的注册，如同商业机构一样，只是申请办学许可，不反映办学的质量。能够表明高等教育机构办学质量的主要是质量保证资格及资格等级。何为质量保证，简而言之，就是以相互约定的质量标准为准绳，以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为特点，以质量的连续性提高为最终目的(质量保证手段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保证的目的是使学校取得校外人士的信心和信任，并进而赢得更好的声誉。美国教育的质量保证对象是所有从事教育培养的机构，负责保证的机构为全美教育学院联合会组成的保证理事会。质量保证又可细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专业单纯型，比如由全美教育学院联合会的质量保证；二是政府拨款进行的相关质量保证。后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组织的质量保证(在美国很少见)；二是政府委托质量保证机构进行的质量保证。政府通过对质量保证机构的保证标准、程序及工作规范加以认可从而获得对质量保证的间接干预权。通过保证的结果来最终确定政府对教育的拨款额度。美国联邦教育部对教育的政府补贴多数是通过这一手段而实现的。
与美国相比，欧洲很多国家教育机构质量保证系统稍有不同，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来实施质量保证。机构质量保证分为机构(学校)质量评估和专业质量评估。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将两种质量评估合二为一。英国于1997年成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该署于1999年11月首次公布质量评估新框架。2000年开始对42种学科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主要目的是(1)在质量监控与质量改善上求得平衡；(2)在质量保证的各个侧面维持平衡，直言之，要在依赖外部质量监控手段和依靠自我质量保证之间维持平衡；(3)追求效率；(4)与其它高等教育政策相协调。教育作为一个专业，也必将受到英国质量评估新框架的影响。
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从1992年开始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以来，体制改革、教学改革和教育观念改革全面展开，质量意识明显增强，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关质量保证的研究迅速被提，以质量保证为目的的教育评估广泛开展，1995年国家教委开展了全国高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优与“211工程”建设等工作。但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建设尚处于探索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阶段，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质量监控主体单一化。建国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质量控制是政府，他们既是高等学校的兴办者，又是高等学校的管理者，还是高等学校的评价者。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情况下，面对近2000所高校的质量监控全部由政府来完成，其结果必然是周期长，时效性差，质量不能保证。
2、质量控制外部化。在我国现行的质量保证制度中，质量控制主要来自外部，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证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其结果是学校本身高度重视外部评价，而忽视自身内部的自我评价，高校普遍缺乏加强质量管理的内部动力。从管理学理论角度看，高校内部全体员工自觉的质量控制才是持久的，仅依靠外部的质量监控是很难保证其教育质量的。
3、质量观念片面化。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往往只根据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规格这一因素来评价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忽视了高等教育是否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求，以及高等教育是否促进现代化这个根本的内容。高等教育是否促进当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否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需要，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这些本来应该是评判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在质量标准方面，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学术取向和质量标准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结果又造成了质量标准的同一化。
三、新时期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的取向与对策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的主题，高校能否保质保量的满足社会对大学的全面要求，不仅影响到社会的进程，而且也决定了大学自身能否从社会换取资源的能力及其生存发展状态。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制度是质量的保证，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1、政府部门的质量监控制度。
（1）制定质量保证法律、法规，规范高校行为。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教育立法，规范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行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主要以《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为政策依据，由于该《规定》制定较早，其基本框架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国家应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为法律依据，并吸收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保证的经验，制定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法律、法规，对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目的、组织、程序、周期、结果公布、保证对象及类别、保证结果的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各省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结合本省的实际对所管辖的高校制定必要的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使高等学校有法可依，并加大执法力度，使质量保证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2）建立多层次、各种类型的高校质量标准。多层次、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建立是由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和高等学校不同的层次、类型、结构和功能决定的，同时，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投资主体、办学模式、体系结构、培养目标等方面，越来越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因此，难以用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机制来保证。正如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中指出的，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如果我们用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不同的高等学校教育质量，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奏效的。必须区分类型，并以此施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建立分层次的多元化质量评估标准。如研究型院校、理工科院校、师范类院校、艺术类院校、高职高专等，使各级各类高校找到合理的定位和发展空间，在相应的平台上与其他高校展开竞争。
（3）分类保证。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高校结构性的合并调整、招生并轨、大规模地扩招等改革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学习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中的经验，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已初见端倪的今天，应尽快建立起高等教育的保证制度，制订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多样化、多层次、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进行保证评估，保证的目的是要保证最低的质量要求，以确保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学生是合格的，可以被社会接受，从而证明学校是有效率的。以确保各类高校的教学质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
2、高校内部施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
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的主体地位将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变得越来越突出，高校在质量保证中的作用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高校在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应当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通过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保障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1）强化质量意识，建立校内质量控制体系。全面质量管理是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基本核心就是提高教职员工的素质，增强质量意识，做到“质量第一，人人有责”，人人做好本职工作，人人抓教育质量，通过抓好教学、科研等工作质量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建立校、院（系）两级教学质量监控和管理体系；完善教学督导制度和教师教学评估制度；学校内部的教学质量由校、（院）系承担，对专业的规划、设置、监控严格把关，并实行审查。学校设立质量监控中心、学术委员会，（院）系也设立也设立相应的职能结构，目标分解，层层把关，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确保教育质量。
（2）建立定期的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定期的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制度就是在校内形成教学质量管理网，使教学的每一环节都有相对稳定的管理标准和质量要求。学校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分两个维度进行，一是院系对人才培养的自我评估，主要评估专业培养目标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教学质量是否达到培养目标要求。二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估，主要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学校实施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就是把质量管理的思想和理念要反映和渗透在各个考评项目中，包括教学管理工作效率、试卷建设、课程建设、教师教学纪律、教师教学质量、教研活动、听课、教材、学生纪律、省级以上统考课程、师资水平、实验设备、学生科研和实习工作等评估项目，以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要求。为保证评估目标的实现，学校建立教育质量评价与诊断系统，由分管校长负责，聘请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的教师组成质量监控中心，中心的人员经常参加听课和评课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学生和其他方面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对学校教学质量管理进行评价，诊断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改革意见。
（3）建立毕业生信息反馈制度。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对社会的贡献度如何，直接反映高校的教学质量，是高校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学校可以建立毕业生就业状况档案，了解毕业生就业状况。这样做一方面能够完整地了解毕业生走向社会的反馈情况，另一方面又能够为学校提供专业的需求状况，及时修正人才培养工作的偏差，同时也为学校及时调整专业起导向作用，是高校质量保证工作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杨德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性和质量保证.东南学术，2002（2）：24-28
战略发展报告范文6
规划(planning)是一个组织对其未来及通向未来的路径进行设计的过程[1]。战略规划则是一个组织确定其方向或战略以及运用各种资源实现这一战略而做出决策的一个过程，它一般来说规定机构的使命，制定指导机构设定目标和实施战略的方针，建立实现机构使命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根据确定的目标决定行动的方向[2]。它不仅可以引导组织应对变化，把握未来；规范组织行为，增强组织活力；更是自我宣传和展示组织价值的重要工具。
从国外档案事业发展现状看，战略规划已经成为档案机构确定发展目标、探索发展途径的重要顶层设计与管理工具。本文试图阐述国外档案战略规划的发展现状与成就，并分析其特点，以为我国档案战略规划的制订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2 国外档案战略规划的发展态势
国外档案战略规划的制订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本文仅就主要国际组织及部分国家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阐述。
2.1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战略规划
国际档案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ICA)是一个旨在保证世界各地的文件和档案得到有效管理(包括永久保存和公共利用)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是档案机构和档案职业在全球舞台的代言人。随着环境与技术的变化，ICA于2008年7月26日理事会年度大会上讨论通过了新的《国际档案理事会2008-2018年战略方向》(ICA Strategic Direction 2008-2018)[3]，ICA执行委员会则于2010年1月25日了《国际档案理事会2009-2010年业务规划》(ICA Business Plan 2009-2010)，成为目前全世界档案事业的行动指引和发展路径[4]。规划期为十年的《战略方向》表达并阐述了ICA的愿景、使命、核心价值、目标、战略任务及预期社会贡献，与之配套的第一个系列跨年度业务计划《2009-2010年业务规划》则以量化的形式展示了ICA的业绩目标。
2.2美国档案界的战略规划
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是美国联邦政府档案工作行政管理的领导中心和最高管理机构，早在1997年，NARA即制订了一个十年战略规划《美国国家档案馆与档案管理署1997-2007年战略规划》(The Strategic Plan of NARA 1997-2007)，并分别于2000年和2003年进行修订；2006年NARA又出台了一个新的十年战略规划《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2006-2016年战略规划》(The Strategic Plan of NARA 2006-2016)，并于2009年进行修订[5]。此外，NARA的《信息资源管理战略规划》由来已久，最新的版本是2010年9月的5.6.1版本《NARA 2010-2013财年信息资源管理战略规划》(The Strateg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Plan of NARA FY 2010-2013)[6]。另外，NARA还编制了《开放政府规划》(Open Government Plan)以体现国家档案透明、开放、合作的文化理念；编制了《绩效规划》(Performance Plan)，以检验某一财年完成任务计划与长期战略规划目标之间的关联。NARA还出台了投资计划、社会媒体战略、业绩报告、年度报告、电子政府法实施报告等一系列重要的纲领性综合性文件[7]。
除NARA外，美国的一些档案学术机构也在积极地制订事业发展战略规划。
例如，美国档案学会(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SAA)自2009年2月开始广泛征求对相关发展规划草案的意见并几经修改，最终于2010年5月推出《2010-2014财年战略优先目标与活动规划》(Strategic Priority Outcomes and Activities FY 2010-2014)，并经SAA理事会(SAA Council)批准[8]。该规划是SAA五年来编制的所有发展规划中最详细的一个，其继续推进SAA于2005年确定的三大优先领域，即：技术、多样性、提倡及公众意识，只是根据新的目标及活动对之进行了调整，并拟订了细致的实施步骤和时间表，以改进档案管理方法、增强档案与社会的关联、提高档案界的社会影响。
2.3英国档案界的战略规划
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TNA)是英国政府档案的集散地，也是档案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的主要窗口。2007年7月，英国国家档案馆了《流动着的信息：国家档案馆愿景》(Living Information：The Vision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9]，为达到这些愿景，结合战略优先领域的分析，自2007年起，英国国家档案馆连续几年制订了年度《发展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 2007-2008、Strategic Plan 2008-09、Strategic Plan 2009-10、Strategic Plan 2010-2011)，分别阐述了未来一年内国家档案馆的主要工作任务、计划、方案、项目、活动及相应措施[10]。2011年4月，英国国家档案馆编制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带有长期性的《2011-2015年业务战略规划》(For the Record.For Good.Our Business Plan for 2011-2015)，阐释了其未来五年中的核心作用、社会职责与战略优势，附带描述了2011-2012年的主要业务领域、信息战略及国家档案馆经费花销的透明度[11]。
除了国家档案馆，英国还有其他档案组织或机构也制订了相应的战略规划。
例如，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及档案馆理事会(Museums，Libraries & Archives Council，MLA)，早在数年前即编制了跨年度业务战略规划，其中《MLA 2009-2010年业务规划》(MLA Business Plan 2009-2010)已经是5.0版本。除了总的前导规划外，MLA还编制了一系列实施规划(Operational Plans)，以体现相关行动对机构愿景的落实和绩效检验，另外还有一些体现具体活动的行动计划，如《图书馆行动计划》(Library Action Plan)、与英国国家档案馆联手实施的《档案馆行动计划》(Archives Action Plan)等。
2.4澳大利亚档案界的战略规划
澳大利亚档案界十分重视战略规划的制订实施对档案工作的引领作用，从国家档案馆、档案学会，到大学档案馆、州立档案馆，都制订有相应的战略规划。
例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A)于2009年9月制订了《2009-2012年整体规划》(Corporate Plan 2009-2012)，阐述了NAA的主要成就、战略优先领域、价值理念、核心业务、预期目标等[15]。又如：1975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档案学会(Australian Society of Archivists，ASA)一直是本国的行业代言人，其在20 05年即制订过《2005-2008年ASA战略规划》(ASA Strategic Plan 2005-2008)，阐述了ASA的使命、关键目标、主要贡献等，该规划于2006年9月9日得到ASA理事会(the ASA Council)批准[16]。2008年ASA又制订了《2008-2012年ASA战略规划》(ASA Strategic Plan 2008-2012)，并在2008年7月11日得到ASA理事会批准；规划主要阐述了ASA在未来几年内的战略优先领域，如发展职业理念、开展教育培训、提供准确服务、注重组织建设等[17]。
2.5加拿大档案界的战略规划
加拿大图书馆与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LAC)于2006年6月制定了战略规划“变革的方向”，从加拿大图书馆与档案馆将是什么、什么将指导加拿大图书馆与档案馆、什么是实现目标的支撑战略三个方面，确立了该馆今后若干年内发展的主要方向，提出了引人入胜的愿景和富有活力、自信和高度相关的机构的组织哲学[18]。2007年和2008年，LAC又分别出台了新的战略规划：《2007-2010年LAC业务规划》(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Business Plan 2007-2010)、《2008-2011年LAC业务规划》(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Business Plan 2008-2011)，阐述了本机构的使命、风险识别、主要活动、战略选择及未来展望[19]。
另外，加拿大也有一些地区性的档案战略规划。例如，《安大略档案馆2010-2013年战略规划》(Archives of Ontario Strategic Plan 2010 to 2013)，《萨斯喀彻温档案馆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Saskatchewan Archives)等。
3 国外档案战略规划的发展特点
国外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档案战略规划的制订，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值得我国档案界深入思考并积极借鉴。
3.1强烈的职业使命感
诸多国家或机构的战略规划都体现出大力开发档案价值并通过具体的行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府的强烈的职业使命感。正如SAA“发展规划”中描述的，不断变化的信息技术挑战着档案理论、实践及通讯协议，必须实现更有效的各种格式档案的收集、获取与保存；档案从业者必须明确档案及其职业的重要社会价值，增加公众支持、塑造公共政策、获取各种资源，以确保档案记录的可获性、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ICA在其“战略方向”中提出：我们提供超越政治分歧的专业论坛，捍卫全世界的档案事业；ICA致力于从档案形成之时便对其实行有效管理，维护档案作为国家和社会文献记忆的永久保存，并将它们最大范围地提供给公众利用；通过ICA的活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要决策者以及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都将了解，有效的文件和档案管理是良政、法治、行政透明、保护人类集体记忆以及公民利用信息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20]。NARA在其《2007-2017年战略规划》中提出[21]：作为国家的文件管理者，NARA将通过加强对政府文件管理的领导与服务，确保联邦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高效性；将应对电子文件的挑战，以确保在数字时代成功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必须重新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使尽可能多的文件提供给公众利用上去。国外档案界的这种对自身职业重要性的高度意识及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尤其值得我们思索和借鉴。
3.2清晰明确的目标定位
ICA在其《2009-2010业务规划》中既制订了业务目标(Programme Objectives)，也制订了机构目标(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三大业务目标和三大机构目标下又分别明确了多项具体关键目标(MainGoals)，还辅之以图表形式展示的具体计划项目(Project)或活动(Activity)的名称、承担机构、产品及预计完成时间，不仅内容清晰，更增强了战略计划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SAA在其确定的三大优先领域下，分别设定了多个预期成就(Desired Outcomes)以及可以计量的各种重要活动(Measurable Activities)，并给出实现时间，责任到人或机构。NAA规划中则以图表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主要预期成就(Planned Outcomes)与行动计划(Programs)、核心业务的职责(Responsibility)与相应的战略措施(Strategy)。
3.3内涵丰富的规划体系
如前所述，NARA不仅制订了总的十年战略规划，还编制了《信息资源管理战略规划》、《开放政府规划》、《绩效规划》等，相辅相成并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规划体系。TNA则不仅连续几年制订年度发展战略规划，并有相关的长期业务战略规划，还编制了配套的收藏战略、相关政策文件及行动计划。另外，MLA的年度业务战略规划、整体规划、前导规划、实施规划、行动计划等，也构成了内涵丰富的规划体系。我国也有国家层面的全国“十一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不少地市也都随之编制了档案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但少有年度发展计划、专项活动规划及相关战略、政策文件或行动计划的制订。
3.4注重规划实施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