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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范文1
【关键词】交通运输 运输理论 发展阶段
一、运输化理论
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指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规模由于近代和现代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成为经济进入现代增长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环境条件。具体来说，国民经济的运输化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机械动力的运输工具取代早期运输工具，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克服自然地理条件对人与货物空间移动的限制。社会运输能力迅速扩大，位移的速度明显提高，而单位运输成本则显著下降。
2.货运对象从过去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转向以大工业所需要的矿物能源、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和产成品为主。在近代及现代运输业的推动下，资本和劳动力迅速集中，原料产地、加工区和销售市场日益分离，商业关系急剧扩大，传统的经济地理概念也在不断改变。
3.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总量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和货物更多次地被运输工具推入空间的运动。由于各种特殊运载工具的使用，以前很难运送的物品。
4.运输占用社会经济资源的数量大为增加，交通运输规模成为社会经济最基本的比例之一。运输设施建设、维护和运营所占用的劳动力、能源、各种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变得相当可观，运输业投资超过了绝大多数其他经济部门。
5.交通运输构成了经济进入现代增长所依赖的最重要的环境条件和基础结构，运输业及其相关的能源、钢铁、建筑和机械制造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也成为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群之一。
二、运输化的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受一定客观规律的支配。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从原始游牧经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各国经济一直处于“前运输化”状态。随着发达国家逐步向后工业经济转变，运输化的重要性在相对地位上开始让位于信息化，从而呈现出一种“后运输化”的趋势。
（一）前运输化阶段。
在前运输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有运输工具落后，主要凭借人、畜、风和水流等为动力，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很大；运输速度慢， 成本高；绝大多数居民的交通需求很少，传统经济中商品交换对货运的需求也相对有限，因而整个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人与物位移总量都不大；社会的运输设施总量增加缓慢，经济从总体上看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
（二）运输化阶段。
发达国家工业化从纺织工业到冶金原材料工业、到机电化学工业、到高度加工工业的进程中，运输化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发展到完善的演变。大宗能源原材料和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调运能力已经充分具备， 同时以汽车为代表的新一代运输工具开始得到普遍使用；运输化的初步阶段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初步阶段，在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逐渐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变为同步或略低的增长，社会经济对运输的需要则更多地表现在质的方面，即运输需求出现多样化，要求更迅速、更方便、更完善的运输网，以满足多方面的运输需求。
（三）后运输化阶段。
发达国家经济在本世纪70-80年代开始进人后工业化阶段以后， 交通运输业作为经济基础结构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因此，知识和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传递的信息产业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运输业。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出现，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运输化也就必然会发生被称为“后运输化”的变化。在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量的增长幅度已明显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已停止增长，货运总量70年代以来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已出现连续下降的情况。当然，信息化的经济对运输业并没有放松要求，但却表现为在运输质量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运输已经融为其物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满足各种小批量灵活多变生产方式以及其“零库存”和世界范围生产体系的需要各类特种运输集装化运输和门对门一票到底的国际国内多式联运，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水平；航空货运在总运量下降时却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客运方面，由于小汽车无限制使用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生态等问题，也必须作出必要的调整，发达国家客运能力的增加从过去一向主要依赖私人汽车，开始转向更多地依赖民航、高速铁路等快速公共交通工具。总之，运输业在发达国家最近的一轮经济增长中，也进人了本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至于运输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生和发展，则有另外一些共同特点：运输化一般是在外来军事和经济的侵略下被强迫开始的，因为殖民地运输化是帝国主义宗主国经济运输化的附属物， 是适应其剥削当地劳动力、掠夺自然资源和倾销商品的需要的；由于真正的国家工业化一般开始很晚。因此初步运输化阶段时间拖得特别长，运输的空间布局不平衡，一部分现代运输方式与相当部分的传统运输方式在长时间内处于并存状态，这些特点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历史决定的。
由于发达国家运输化的示范效应和它们一向把运输工具作为向不发达国家出口的重要商品，所以不同运输工具的使用， 在不少情况下已不能作为判别发展中国家运输化各个阶段，特别是从初步运输化向完善化转变的主要标志。又由于汽车经济运输距离的增加，一些面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依靠公路运输解决自己的陆地运输问题，而不一定非要建立全国的铁路网。另外，由于各种高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提前冲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必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对现代通讯等设施的需要也会提前。
参考资料：
[1]荣朝和.论运翰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范文2
从第一产业来看，农业的基础作用尽管非常大，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降低。2007年，福建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0.8％，同比增长3.9％，贡献率为2.8％。福建及周边省市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对第二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2003～2007年，福建第二产业的比重稳步提高了2.2个百分点，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处于54％～62％之间。2007年，福建第二产业比重为49.2％，贡献率达到61.4％，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增长速度为18.8％，高于周边所有省市。第三产业方面，2007年福建第三产业比重为40％，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1％，低于上海、广东、浙江，但高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和江西，其增长速度为14％。
因此，从目前产业结构来看，福建正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超过第三产业。这种变化特点与福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基本相符。但和周边省市相比，福建第二产业增长效率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增长效率较低，这影响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效应。
产业内部结构评价分析
首先，从轻重工业状况来看，福建的重工业和周边省市相比发展较慢。由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高的比重，特别是重化工业所占比重的提高，是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密切相关的。2003～2007年，福建轻重工业比重呈现此消彼长的波动状态。轻重工业比例由2003年的47.4：52.6，调整为2007年的47.8：52.2，重工业比重稳定在51％～54％之间，有下降的趋势。而周边省市的重工业比重呈上升趋势，2003～2007年，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上海分别上升了4.3％、6.1％、1.2％、7.9％、1％和2.6％。显然，各省市工业重化趋势明显加快。
其次，在服务业结构方面，福建第三产业比重多年来一直徘徊于38％～40％的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规模增大和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2003年福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9.1％，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2003年增长64.7％，但占GDP的比重仅为40％。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结构转换与升级速度已经加快。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稳定增长，但比重下降，贡献率减小。金融业、信息、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房地产、教育等新兴行业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福建生产业发展不足。究其原因，一是物流、金融等生产业政策性进入壁垒高，社会资源受到限制；二是提供生产的第三产业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深度不够，交易成本较高，本应由市场提供的物流、设计、售后等生产转为由企业内部提供，造成市场化的生产业发展不足；三是由于普遍重视重工业，轻视服务业发展的观念导致消费业滞后。
产业升级的效应分析
技术进步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一是技术进步通过改变需求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二是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各产业的供给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技术进步导致新兴产业出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近些年来福建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带动效果较为明显。但与周边省市相比，福建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有待于加强。2007年，福建高技术产业产值1797.81亿元，同比增长8.61％。无论在规模还是在速度上与广东(14701.95亿元，13.3％)、江苏(9661.04亿元，27.8％)、上海(5631.04亿元，25.9％)、山东(3134.67亿元，32.1％)和浙江(2847.81亿元，16.9％)都有相当的差距。
不同工业部门主导下的工业结构标志着不同的核心竞争力和工业化阶段。主导工业群不仅是具有比较增长优势和比较规模优势的部门，而且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带动作用和新技术的扩散效应。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的三大支柱产业形成并加速发展，是福建结构优化的一大亮点，是福建工业产业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步伐加快的缩影。2007年三大主导产业实现增加值1224.74亿元，增长2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6.1％。其中，机械装备业实现增加值538.65亿元，增长27.3％；电子信息业实现增加值350.06亿元，增长15.8％；石油化工业实现增加值336.03亿元，增长16.0％。
但和周边省市相比，主导产业的选择出现较突出的结构趋同和产业重构现象。浙江、江苏、广东等省都把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作为其主导产业，周边所有的省市都把机械装备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各省市的主导产业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如福建机械装备业2007年实现增加值538.65亿元，增长27.3％，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3.8％。但和周边省市相比，福建装备制造业规模小，增长速度较慢。2006年，浙江省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976.7亿元，增长27.4％，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33.8％。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思路
近几年福建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部门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压力等。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仅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也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随着重化工业的扩张，环境污染问题也显露出来。控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促进节能减排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从经济发展阶段和趋势看，福建还不能跨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发展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但一定要结合能源等条件的约束，构建生态文明的产业结构。
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范文3
当前，全球正出现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对产业发展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智能制造作为此轮产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将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全球供应链管理创新、引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加速制造企业成本再造。只有主动加快促进智能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应用，才能有效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制造业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因此，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了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国家战略：美国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和“新一代机器人”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战略布局；德国“工业4.0”计划的提出旨在通过智能制造提振制造业竞争力；欧盟在2020增长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以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日本、韩国等制造强国也提出相应的发展智能制造的战略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列。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虽然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由于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工程承包、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缺乏竞争力。我国工业化起步晚，技术积累相对落后，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能力也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致使国产智能制造产品和系统的发展同时面临技术和市场的瓶颈。我国制造业以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生产基本靠人，低成本的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但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导致国产智能制造装备价格倒挂，缺乏竞争力；软件系统发展滞后造成智能化水平难以提高；跨国公司垄断势力挤压国内企业发展空间。近些年，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缓慢等多方面的制约下，我国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家的竞争威胁，加上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崛起，转型升级成了企业必须面临的问题。
在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下，发展智能制造不仅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新引擎。为适应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的发展特征，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智能制造和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战略、政策和具体措施，以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和普及。中央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力推智能制造，国家层面智能制造战略框架逐渐清晰完善，加快了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汇，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我国应把握“机会窗口期”，积极总结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推动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制造业竞争优势由传统要素优势向技术优势的转型。中国要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发展，发展方式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工业2.0、3.0、4.0同步发展。同时，对中国而言，实现制造业向高端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但这不能以放弃广大传统产业的优势为代价，而是在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还要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
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范文4
论文摘要:信息化是在工业化基础上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计算机和传媒等技术发展基础上，信息化对传统工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是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同时，信息化在工业化提供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之上，也为工业化的延续开辟了新的道路。
18世纪中叶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工业发展方式的出现，也标志着社会进入工业化。工业化第一个阶段(1782--1845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第二阶段(1845-1892)以铁路运输技术和炼钢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以上两个阶段常被视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 (1892-1948)以电、化工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带来交通运输的大发展以及小汽车和电动火车的广泛应用。第三次科技革命( 1948年至今)以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而正是在这一阶段，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其高能耗、高消费的缺点充分显露。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匾乏和社会贫富分化等成为传统工业化发展的极大障碍。此时信息化悄然发展起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由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出现T“反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 "，工业地位下降。在计算机和传媒技术的推动下，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信息化的程度常从一个国家信息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去衡量。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进的过程，两者仍有诸多方面的区别，其中主要区别有:
1形成的墓础不同
工业化产生于蒸汽机技术，而信息化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
世界工业化进程己近250年，从18世纪中叶，在英、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机器大生产代替工厂手工业的变革。1784年，蒸汽机应用于纺织工业。从此，大机器生产摆脱了对自然力的过分依赖状况，集中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化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引发了冶金、机械制造、采煤和交通运输的大发展，从而使许多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社会。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技术群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今天，光纤通信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应用，更为人类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提供了先进的手段，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的信息基础结构，并向创建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即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前进。
2信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在工业化时代信息是生产的要素之一，而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不仅是一项生产要素，而己成为生产的支柱和主要产品。
在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工农业生产和服务业。此时，信息在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生产的必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曾经做过这样的估算:在1948—1982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3.2%，由于科技进步而获得的份额高达85%，而只有15%是依靠增加资本、设备取得的。在依靠科技进步获得的85%中，50%是由技术革新创造的，35%则是来源于提高教育水平即提高劳动者素质获得的。到了二十世纪末，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步入信息化社会，科技进步贡献 率己提高到50%以上。由此可以说，信息化是工业化在更高科技水平下的对工业化生产方式和观念的更新，信息化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构成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
3.生产过程不同
工业化经济生产过程是建立在资源的高消耗上，而信息化经济生产过程是建立在知识应用和智能开发利用的基础上。
在工业化社会，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有了大幅度上升，开始向大自然大量索取，尤其是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为这种索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走向了掠夺式的索取，因此资源的大量消耗是不可避免的。
在信息化社会，许多以资源一劳动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过程将向智能化为特征的方向转变，生产和整个经济活动由依靠资源和劳动投入转变为只依靠知识、技术。不仅高技术产业是高智能低物质消耗的产业，而且传统产业也发生质的改变。不仅对现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是节约的、洁净的，而且高生产力和高科技不断发现和创造地球上本来没有的或己经绝迹的各类资源，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人类将依靠知识智能合理地、科学地、节约地、创造性地利用资源，使信息化成为一种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
4对国民经济结构的作用不同
信息技术引发的社会信息化，为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技术可能。信息化的开展使得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是高资源、高投入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近年来，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传统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使传统产业增添了巨大的活力。据统计，在美国凡采用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公司产品质量提高了40%以上，生产率提高200%--500%，而工程设计费用和人力费用却分别减少了15%--30%和5%--20%。我国22个省使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投入产出比约为1:5，个别的甚至高达1: 10。工业化生产经营是以大型化、高速化、标准化、批量化为特征的，而信息化生产经营是以更重视个性化、多样化和高质量为特征。
工业化经济的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代替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体或主导为其特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地位不断上升丁并占据主导地位。
在工业化社会，社会成员组成中主体是劳动(工人)大众，而在信息化社会中，主体则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由于信息化发展和知识作用的提高，出现了产业结构软化，即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和物质资源的投入相对减少，脑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的投入相对增多。
5企业在管理方面的不同
工业化社会与信息社会在企业的管理方面同样存在差别。前者重点是对产品生产、经营和有形资产的管理，即注重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后者重视对科研的开发、职工培训和无形资产的管理，即注重企业创造知识的能力。
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范文5
[关键词]中日韩；城镇化；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20-04
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城镇化”列为今后我国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ZW（]数据来源：http：///gn/2012/05-09/3876378.shtml.[ZW）]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城镇化？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情况如何？同为亚洲主要国家的日本和韩国城镇化程度及相关研究怎样？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综合评述国内外对中日韩城镇化的研究状况。
1 城镇化概念的界定
西班牙工程师Asedra 早在1867年就提出了城镇化概念。[ZW（]骆江玲：《城镇化研究综述》，《现代化的特征与前途——第九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11年第8期，第387页。[ZW）]尽管如此，学术界目前对城镇化概念仍无统一界定。不同的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说明。经济学对城镇化的界定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要素聚集，使城镇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学的界定是人口通过机械和有机迁移到城镇，使农村人口比重减少，城镇人口增加；社会学的界定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转变，最后形成市民社会；地理学的界定是农村向城市转变，实现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转换，使城乡差别趋向缓和。[ZW（]同上。[ZW）]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国情，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其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向城市转化；第二，发展城镇经济，减少城乡差别；第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快城市生活方式在农村的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在英文文献中，城镇化和城市化均使用“urbanization”这个词，部分中文文献也出现两个词混用的情况。笔者认为，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涵盖了城镇化，因此，以下综述将较多使用“城市化”一词。
2 国外对中日韩城镇化的研究
国外对中日韩城镇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城市化”方面。
2.1 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多为从事汉学的研究人员从历史学、社会学、人文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资本主义和西方城市化为什么没在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发生。Weber和Gerth（1951）认为，儒家学说妨碍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城市化，助长了乡村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世界城市化的潮流中。国外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上。Kirkby（1985）认为，中国过分强调实现工业化目标，而忽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削弱了城市化发展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学者们开始综合考虑农业和生产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强调有效的食物供给制约着城市化人口的快速增长。此外，国外学者还研究了中国城市化的形式、城市化体系、城市化模式、外商投资与城市化等。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化被看做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之一，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也相应增多。Marton（2000）认为，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把中国大陆划分为中、东、西部三个地区便于研究当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对城市化研究意义重大。Cook等（2007）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规则和城市社会空间规则的变化。
2.2 对日本城市化的研究
国外对日本城市化的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
关于日本城市化和社会变化的研究。Carpenter（1960）研究了17世纪以来日本城市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日本城市化是影响未来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化和工业化对社会产生了独特影响。
关于国家和资本在城市化中作用的研究。Waley（2007）从城市管理、城市地带、城市生活空间三个层面分析得出，国家指导日本城市化，组织提供基础设施，通过建章立制推动发展城市化。资本为政府指导工作提供了动力，尤其是建设资本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关于城市化对内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Hirohara等（1988）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城市化进程，分析了大城市和内城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日本城市今后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前景展望。认为，三大主要大城市区的中心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衰退，显现出内城的一些特点。但是80年代又出现了复苏。笔者在对比归纳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日本并不存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以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种族问题为特征的内城问题。日本内城问题适用于日本各地区存在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
关于日本工业城市化模式的研究。Waley（2009）研究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东京。认为，当时的东京出现了工业城市化进程。这种进程由原工业基地和复杂的消费经济造成，并以强有力的、杂乱的为城市市场提供消费品的工厂的增长为特点。这种工业化进程推进了城市规划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同时发生的进程。
2.3 对韩国城市化的研究
关于城市化本质的研究。Song等（1994）通过回顾韩国城市化政策演变进程分析得出城市化特点，对未来城市发展和管理提出意见建议。
关于城市化与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Lee等（1998）估算了城市化经济体和地区化经济体在1983年、1988年和1993年对19个韩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笔者得出，韩国生产率增长的60%来自材料输入。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笔者考虑了总输出生产率。认为，虽然韩国制造业没有因在大城市设厂而大大受益，但是地区化经济体已经成为韩国制造业的主要特色。城市化经济体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二次关系。
关于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研究。Kim（1988）探讨了21世纪韩国城市面临的四大问题：韩国首尔等城市绿化带造成的用地紧张；韩国政府未能制定并行的购房贷款制度对购房者成本的影响；城市交通问题；与城市公共设施和地方财政相关的问题。
关于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研究。Yoon-Woong等（1999）研究了韩国城市化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得出韩国21世纪存在的城市问题。认为城市化由工业化推动。
3 国内对中日韩城镇化的研究
3.1 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
关于城镇化理论的研究综述。姜爱林（2002）归纳了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轨迹及其主要成果，对2000年之前的城镇化理论与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将城镇化理论归为一般理论（概念与特征、起源与发展、速度和水平、方针与道路、机制与规律），与城镇化相关问题（人口流动与城镇化、非农业化与城镇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经济发展与城镇化）。
关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沈悦（2004）分析了日本城市化独特模式的特点，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应注重解决城市化定位、城市化中的马太效应、交通方式的选择、土地的合理利用等问题。王慎行（2011）分析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亚洲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和中国城镇化模式。认为，推进城镇化没有也不会有一个固定模式，它的发展必须和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相适应，必须抓住区域发展特点，设计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符合本地特征的发展模式。得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启示：科学规划，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突出重点，优先发展城镇区域中心；以点带面，鼓励乡镇引进项目建设模式；推进示范新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大违法建设查处力度，有效遏制违章建筑现象；降低居住成本，以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关于城镇化发展速度的研究。周一星（2006）就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提出：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后就进入了中期加速阶段；中国近期（1996—2003年）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有水分；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正在经历韩国和日本历史上有过的超高速城镇化，但是不能要求在全国尺度上重现这样的超高速；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城镇化”；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相适应，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关于城镇化与土地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武志（2009）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土地需求与农民保护间的矛盾。根据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类型的经验，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耕地面积并不一定如通常所认为的表现为逆向运动；相反，城镇化发展有可能使耕地流失趋向缓和，甚至可能是耕地面积的增加。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和土地利用方式。我国对于城镇化建设的土地刚性需求与耕地保护间的矛盾，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3.2 对日本城镇化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日本城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通过研究日本城镇化得出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关于日本城镇化演进的研究。孙波等（2010）将日本城市化进程分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准备阶段（1868—1920年），工业化、城市化初始阶段（1920—1950年），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阶段（1950—1977年），工业化、城市化的成熟和再城市化阶段（1977年至今）四个阶段。归纳出日本城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得出对中国的启示：用法律手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防止大城市过度发展和房价过高所导致的经济泡沫，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注重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李辉等（2008）将日本城市化进程分为初始城市化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初），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末），城市化高度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三个阶段。
关于日本城市化特点的研究。李林杰等（2007）分析归纳了日本城市化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我国实现以城市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借鉴与启示：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加强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规划和法制建设，充分重视城市化过程中对“三农”的保护，实行城乡统筹规划和管理。王萍（2010）认为日本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
关于日本城市化模式的研究。付恒杰（2003）认为日本城市化的机制是以经济发展为动力，通过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传导，促使农村人口、农业生产要素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集聚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进而使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发展。日本的城市化也是与工业化同时且相互推动的，工业化首先是在大城市集中而后又向外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指出日本城市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片面发展工业而忽视市民生活环境的畸形道路，造成了很多问题。王立波（2010）认为日本采用的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市场机制起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从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关于政府宏观调控与城镇发展的研究。杨书臣（2002）分析了日本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发展经验，认为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推进小城镇发展的重要保证。其主要做法有：制订城镇发展计划；颁布城镇建设立法；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3.3 对韩国城镇化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韩国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韩国城镇化对中国启示的研究。二是对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小城镇发展政策实践的研究。金钟范（2004）研究了1971—2001年韩国小城镇发展政策实践，得出：韩国政府持续促进小城镇发展，并显示出以强调周围农村地区的生活、文化、流通等有限职能中心地，向强调结合经济、行政等多种职能的复合中心地以及区域开发据点的方向演进的趋势；同时，与小城镇发展相关的政策逐步增多，相关内涵逐步扩大。与此相应，小城镇获得了持续的发展。此外，笔者结合韩国政府于21世纪初推进“小城镇综合培育事业”计划，得出中国应从中得到的启示，并就方法创新给出建议。宋蓓（2007）认为韩国推行的“新村运动”使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得到了改善，促进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
关于中国（城市、地区）和韩国城镇化的比较研究。陈颐（2001）分别回顾了韩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特征，得出：韩国城市化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城市拉动型的城市化，即实行以原有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布局，通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实现人口的城市化；第二，充分、自由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第三，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韩国城市化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消极后果，主要是汉城人口过度膨胀，造成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以及从20 世纪60 年代到90 年代中期的农村的衰落。同韩国相比，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城市拉动型城市化和农村内发型城市化同时并举；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积极、稳妥、有控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韩国城市化对中国城市化的借鉴意义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建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时，必须注意避免城市规模过大；第二，把农村、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第三，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王旭等（2003）分析了江浙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城市体系现状，通过与韩国城市体系的对比，指出江浙地区的城市化要想走在全国的前列，必须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的城市体系，必须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特别是注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
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孔凡河等（2006）研究了韩国“新村运动”的缘起、历程，分析了其历史影响，得出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新村镇；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育新农民；加强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倡导新风尚；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培育新组织；突破城乡制度藩篱，形成新机制。董向荣（2008）归纳了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和成果，分析了其局限性：“新村运动”的政治性与强制性；新村运动的不可持续性；美化农村、提高农民收入并不能扭转或减缓城市化进程。笔者从土地所有权关系、“三农”问题、农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三个方面给出了对中国的启示。
综观上述国内外成果，就中国城镇化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时段长，覆盖范围广。就日本城镇化研究而言，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日本城市化对日本社会、环境的影响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国内学者从务实角度出发，主要研究了日本城市化进程、特点及其对中国城镇化的启示。就韩国城镇化研究而言，国外学者较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更广，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如韩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市化本质等；国内学者集中研究的是韩国城镇化以及“新村运动”对中国城镇化提供的借鉴，或对中韩两国城镇化建设进行比较。
应该说，国内外迄今对中日韩城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从中国城镇化的现实需要来看，现有研究尚存不足：一是国外学者对中日韩城镇化的研究往往很少论及三国城镇化建设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研究成果理论性强，实用性弱；二是国内学者虽然对三国城镇化研究侧重了实用性，给出了很多可资借鉴之处，但是囿于条件，一般较少落实到可操作的具体对策，即结合实际的田野调查和政策研究尚显不足。
鉴于此，今后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还需在实地调研和对策研究上下工夫，若能在给出他国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和对策，则对中国城镇化建设将具有更加宝贵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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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范文6
［关键词］生产业；制造业；互动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8－0049－06
生产业是指那些作为生产的中间环节投入的，直接为生产提供服务的行业，如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技研发服务业等，它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生产过程的媒介，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增加其产出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趋势，即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传统的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服务业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尤其是作为现代服务业核心的现代生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金融保险业、科技研发服务业、经营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1／3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日渐明显，作为制造业中间环节投入的生产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从价值链的角度看，生产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投入，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中间投入的不同构成了产品差异化的最主要来源。从社会分工角度看，生产业的发展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和必然结果。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走势，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生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对于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已经引起众多学者以及相关政府研究机构的注意。当前，辽宁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也是处于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宁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占据了半壁江山。然而辽宁一直在制造业的加工制造方面具有优势，而在产业链的高端即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链条上却发展薄弱。在经济运行中，生产业与制造业相比相对滞后，发展不均衡，生产业对制造业的“推力”不够。如何促进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生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将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对提高辽宁经济的运行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后金融危机影响下，生产业发展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辽宁省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辽宁省的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辽宁省加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表1显示的是2000－2010年辽宁省产值结构变动情况。
表1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越高，说明工业化程度越高（当该比例小于等于1时，为初级产品阶段，主要特征是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当该比例大于1时，为工业化阶段，其中该比例为2－3之间为工业化初期阶段，4－5为工业化中期阶段，6－7为工业化后期阶段，大于8为发达经济阶段。据统计，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比值均在8以上，上中等国家为6，中等国家为4－5，下中等国家为3）。从表1中可以看出，辽宁省的该比值从2000年的4．52提高到2010年的6．05，说明辽宁省已经从工业化中期阶段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装备制造业自2006年成为辽宁第一支柱产业以来，一直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09年，全省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8000多户，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2240．6亿元，约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1／3。随着装备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工业品进入大规模消费时期，同时也产生对生产业的大量需求。近年来，在制造企业服务化、国际生产业转移以及集群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辽宁也在全面提升经济服务化基础上，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生产业。尤其2009年以来，辽宁服务业不仅未受到金融危机太大消极影响，反而迎头赶上，2009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1％，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为近10年来最高增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7．3％，拉动全省GDP增长4．9个百分点，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商务服务业、仓储业、软件业等生产业在金融危机中成为力保经济增长的活跃力量，其营业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2000－2009年期间，辽宁省服务业总产值从1821．2亿元增加到5891．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