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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学习感想范文1
关键词：民间文化；中职美术；课堂教学
一、当前中职生与闽南民间文化现状调查
针对中职学生对闽南民间文化的认知情况，笔者在中职二年级学生中，对美术专业、学前教育专业、食品专业的学生分别做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职学生对闽南民间文化的认知情况令人感到担忧，他们对闽南民间文化的了解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我校被调查学生对闽南民间文化知之甚少，没有人全部了解闽南民间文化，有13%的学生回答在街头偶尔见过，有10%的学生回答从来没有接触过闽南民间文化。从接触闽南民间文化的渠道上看，民间传统节日表演、电视报道，是学生了解闽南民间文化的主要渠道。从了解程度看，绝大多数学生一知半解，“只听说过”和“不太了解”的学生占68%。为此，要使闽南民间文化得以生存、传承和发展，必须使民间美术进入课堂。
二、民间文化与中职院校教学结合的方法
1.地方特色文化走进美术课堂
高教版中职美术课程做出界定，即“学生在领略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的同时，自觉学习和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去感受、理解、欣赏，用美术手段来记录、表现。例如：上“风景速写”这一课时，结合闽南漳州古城老街，以图片、视频等形式介绍漳州历史文化名城，带领学生在古城老街实地写生，将地方民间文化与课本内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联系生活实际，师生共同挖掘身边的民间美术文化。
闽南文化具有深厚的内涵，各地民间艺术中蕴藏着丰富的闽南文化资源，学校要充分利用和挖掘，积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合作，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推进“闽南文化进课堂”活动的深入开展。
（1）“请进来”。聘请漳州市图书馆副馆长、著名书画家游海杰先生，走进课堂到校授课，给学生讲了创作《漳州老街：游海杰水粉画集》时的经历感想。它不仅仅是风景画，还真实地记录了漳州的老城风貌，记录了一段曾经的历史和闽南风情。课堂上给学生讲授闽南古城建筑特色、闽南建筑风格，分别从画面取景、构图、造型、色彩表现、画面层次、空间表现等相关绘画知识进行讲解，并现场作画示范漳州老街风景写生作画步骤，让学生对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走出去”。为了让学生了解更多的闽南民间文化，一些广场、风景区、图书馆、博物馆等为民间美术走出课堂，提供了美术活动的场所。在中国的“文化遗产日”那天，组织美术专业学生到漳州市图书馆，参观“印象・水仙”主题展览，这是漳州市图书馆围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这一文化遗产日主题，精心筹备一场主题文化展览，让学生分享丰盛的民间艺术大餐，深深感受民间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民间艺术的博大精深。
2.开发校本教材中的闽南民间文化
教材编写围绕了解、学习、继承闽南文化的体系进行编排。教材根据当地闽南文化资源，对闽南民间文化进行编写，分为四大体系：闽南民间艺术、闽南建筑文化、闽南风土人情、闽南传统习俗，教材内容依据中职学生现有认知能力编写，通俗易懂，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对民间艺术教育的内涵进行丰富补充，拓展了民间艺术教育的外延，适合中职学生阅读和学习，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本教材彰显了民间艺术教育特色，提升了学校的文化品位，又让学生对家乡民间文化有更广泛地了解和认识，培养了他们对家乡民间艺术的热爱之情。
3.结合校园文化营造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
开展适合中职学生身心发展需求的民间文化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构建以民间艺术教育为核心的校园文化。例如，利用学校走廊、板报、校园广播站、校园网络等阵地展示闽南优秀民间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和熏陶，使更多学生了解和喜欢民间文化；以闽南民间文化为主题，组织民间美术兴趣小组，举办闽南民间艺术知识讲座、闽南民间美术知识竞赛等活动，为学生的特长展示和个性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总之，将民间艺术引入课堂是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可以弥补国家单一课程的不足，是教育平等的体现。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可以丰富师生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和拓宽学生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通过民间艺术进课堂，可以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民间艺术的价值和魅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对民间艺术的热爱。
传统文化学习感想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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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研究的方法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流行是一种社会心理，它是某个时期人们对某几种元素产生共同美感的心理反映。所谓流行色，就是一段时期内人们共同爱好和带有倾向性的色彩，可以说是一个时尚的名词。流行色是色彩在当下与未来的趋势和走向，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颜色，它的特点是流行快而周期短。由于流行色研究的时效性很强，使得流行色研究无法为新形成的色彩流行体系寻找到严格的理论解释和建立完备的逻辑框架。设计学界轻视流行色研究也就在所难免了，甚至不会将流行色研究纳入学术视野。学术界对流行和时尚的偏见，往往将严肃的“流行色”和设计潮流研究隔离在学术之外。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许多我们心怀尊敬的文化学者心里。因此，设计潮流研究作为最能解决当下应用问题的学术常常被理论界的权威们拒之门外。譬如：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在《大师与传统》一书中就说：“流行与时尚，应该与学术大师无缘。”我理解这句话是相对于王国维、陈寅恪和傅斯年这些实至名归的学术大师而言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如刘梦溪这般的文化学者是看不起应用性学术研究的。我以为，流行色研究虽不能说会产生诸如陈寅恪这样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当然也不可能支撑起民族文化的精神脊梁。但是，流行色与时尚学作为关注现行人类生活品质的实用研究科学，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尊敬与肯定。
三十年多前，当我刚刚接触流行色的时侯，就曾经聆听过我国流行色研究前辈蔡作义先生讲课。虽然，那时中国流行色研究体系处在初创时期，信息来源也仅仅是国际上少数几个纺织品博览会。丝绸和轻工行业的国家进出口公司，每年派出专业人员赴国外收集资料，形成流行色报告。但是，流行色这个概念，足以使我们相信来自西方的流行色彩是权威性的，现在想来当时多少有些盲从。从流行色理论研究的历史层面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流行色研究最早是从纺织品流行色开始的，而且发端于上海，进而影响全国。我们要真诚地感谢《流行色》杂志的老主编周峰先生，是他主编的那本印刷质量不佳的《流行色》杂志给我们带来了最初的流行色学理分析。在色彩学研究领域，我们还不能忘记尹定邦、黄国松、魏国村、王蕴强等人的努力。虽然，近年来色彩研究由于大量海归专业人员加入，色彩研究无论从方法论，还是研究内容，以及学术体系的科学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迄今为止，黄国松等先生的色彩学著作，就成熟度和体系性而言，仍然是优秀的教科书。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随着时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在刹那间了解时尚最前沿的流行信息，巴黎、纽约、东京、上海街头的时尚女性，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越来越趋同。虽然民族色彩的运用，由于民俗活动等根深蒂固的民族审美习惯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欧美流行设计主导下的色彩流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审美认同。人们追赶时尚，随时尚潮流变化而追求新的流行。因此，国内的流行色研究，已经不再是三十多年前去“法兰克福”等国际纺织品博览会上转几圈，回来写个报告到各地宣讲那么简单。研究方法更趋科学与合理，同国际色彩组织的联系也更加广泛。特别是宋建明等一批从国外归来的色彩专家和年轻一代学者，洞察到国内色彩研究的缺失，将在国外学习到的色彩观念和色彩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并同设计实践结合起来，进而推动中国流行色研究及应用设计的进步。
流行色研究方法可以说多种多样，不仅可以从人类文化史和艺术流变史的角度，还有可以从人类行为动机的角度，更可以从人类文化心理和设计伦理的角度，对流行色趋势展开研究。同时，一种建立在技术实验室和现代心理学基础上的现代色彩研究，则以更为科学的方法而受到人们的亲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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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色研究需要构建起合理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所限，所谓“流行色”研究往往从视觉表象入手比较多，许多研究报告和常以设计师个人的感性认识，参照一下欧美色彩流行趋势的图式，再寻找几本时尚报刊杂志，生搬硬套地所谓流行信息。有的则将自己企业产品简单组合一下说这是流行，有的则套上一个流行趋势名头而了事。
流行色是易变的。关于其科学性的一面，有许多专家著文评说。但是，凭我几十年来对流行色的关注，流行色似乎不外乎这三种机构和模式：一种是独立性的色彩科学研究机构和团体，他们往往从色彩流变史的角度，结合主流文化的审美趣味，采用科学实验的方法，从当前社会发展、文化事件中分析流行因素，并根据人的心理反映，缜密地规划未来的色彩流行；第二种是以某些企业集团为利益群体，以商业赢利为目的，委托某些色彩机构和社团组织，对未来色彩流行作出预测，并使这些企业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能够先声夺人，最终为企业的商业成功而服务；第三种是某企业为宣传自己的品牌，在商业推广中把握话语权和销售主动权，借助于某些设计名师和演艺明星以流行的名义推广自己品牌的色彩规划，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两种流行作为商业营销和品牌战略的一部分无可非议。但我把它们称之为“流行阴谋”和“时尚阴谋”，因为这样的行为不具有科学性。也许他们宣称流行紫色的时候，仓库里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紫色染料。他们主要把握的是一种趋众心理，用金钱和名人的强势宣传，编织一些美丽的梦幻故事，进而影响人的消费需求，其中怀揣的是“不可告人”的商业“阴谋”。关于这一话题，我和王新元多年前已有共识，并在不同的场合畅谈过感想，因此所谓“流行色”，它的语义有时是复杂的和含混的。
流行色趋势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关键源自于这一研究最初建立的框架。其中，流行色研究应该建立怎样的组织模块、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许，三十年前由于经济、文化、设计、科研经费及社会整体影响力与认知力所限，研究体系极不完善。而今天
一批具有实战经验、学术训练和学术视野的色彩组织和专家已经搭建起研究平台，已经显现出以往不具备的学术优势，并排除一些机构的伪学术性，突出这项研究的公益性，增强了流行色研究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权威性。
关于色彩研究的公益性与实用性问题。有专家认为由于以往流行色趋势缺乏权威性，企业不认可，流行色无用论和乐观论始终存在。对此，学者、商家和设计师表现出不同态度。中国流行色协会作为行业先导，应该起到引领作用，它的服务宗旨决定了研究行为的公益性。色彩研究话语权的获得，并不靠等待而获得，只有付诸于实践才会有话语权。或许现在不成熟，但坚持十年必有结果。色彩学者往往立足于色彩研究的战略性思考，设计师和商家更多考虑的是实用战术问题。但我认为应该殊途同归。有鉴于此，设计师的唯市场论与学者的文化自觉论应该寻找到平衡点。中国流行色趋势的话语权问题实则是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问题。同时，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势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法国时尚风潮与美国商业流行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优雅与高贵本质的认同反映了民族心理积淀。快餐文化使美国的商业流行充满着“暴发户”意识，而讲究高贵血统的人们又总是从心底里蔑视“暴发户”。色彩的修养就蕴含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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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色研究需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对抗性和融合性问题。流行色趋势研究的话语权，不能理解为对抗，而应该是融合。色彩作为设计形式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色趋势研究实质上是设计话语权研究。工业革命以后，欧美文化占领了世界主流文化的前沿，时尚流行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现实。然而，应该看到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非主流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多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合正成为一种设计现实，或许这种现象还不完备，有的甚至很残酷。譬如：局部战争促使区域文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生态灾难成为困扰全球的致命性问题。但是，应该看到一种可持续的全新的属于全世界的世界性设计文化正在形成中，而世界性设计文化中包涵了多民族的流行元素和人文理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和八十年代韩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时尚流行的线路。本世纪新兴工业国家的孟买、上海等地创意产业正成为新经济的引擎，影响着人们的设计观念。因此，强调民族性色彩设计不代表丧失世界性，而世界性设计流行中必然渗透着地域性的民族审美意识。这已经可以从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乃至服装设计等国际性大师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色彩研究者应该拥有宽阔的胸怀和包容性，化对抗的弱势心理为融合的强势与自信心理，出发点不同，结果也一定不同。
我一直强调设计文化问题不能理解为一种对抗。色彩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追寻西方的研究体系。但是，台湾交通大学的黎汉林教授则独辟蹊径，以中国传统《易经》为思想出发点，用和谐理论建构起了独特的色彩理论框架，制作了一个有趣的色立球，并设计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色彩理论研究模型，颇具应用价值。他来我办公室介绍了他独特的研究成果，给了我很大启发。
以国内流行色研究的现状而言，如何把握南北地域性审美趣味的心理差异，以跨学科跨地区的大视野，整合研究资源，也是流行色研究需要关注的。要不然，有些所谓的流行色研究成果往往南辕北辙。中国流行色趋势的研究既要把握几个大都市的时尚脉搏，又要注意南北的地域性审美差异。流行倾向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综合实力、文化辐射的张力。以北京和上海为例，人的生活品质要求、色彩趣味倾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很难以一种要求来衡量。一方面是时尚流行的同一现象，另一方面又有互不包容。而且这种变化反映在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小之处。
流行色研究是一个系统的研究，系统是否完备直接关系到话语权问题。一碗面条之所以美味，是多种要素的组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山曾经在接受东方卫视采访时就强调设计样式与色彩是一个整体，并称“建筑色彩设计”的提法是雕虫小技。设计色彩作为学院式的训练无可非议，但专门搞一个色彩设计的门类确实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在当今不重视色彩的情况下，却又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我不反对这样的实践尝试。再譬如：服装款式和色彩互为关系才能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将色彩和款式分离开来设计将是滑稽可笑的。色彩研究还包括流行趋势中的其它因素。因此，构建完整的理论框架，以及合理的民意采集点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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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研究不仅是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流行色具有模糊性，如何化感性为理性，建构严谨的数理模型是流行色趋势研究科学性的关键之处。
色彩在艺术家眼里常常是非文本的和非逻辑的，对色彩凭的是感觉。一位画家如果用科学家的严谨和理性来画画是不可想象的，情感赋予色彩的那种诗意联想则荡然无存。当然，现代艺术中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的冷抽象则除外。科学家眼里的色彩不仅仅包含着在多棱镜折射下，呈现出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且还可以细分出在各种光源环境下的理学指标。至今我清晰地记得，三十年前老师为我们详细地介绍“蒙赛尔”和“奥斯特瓦尔特”色立体，并一遍又一遍刷颜色，动手制作色立体。
传统文化学习感想范文3
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28位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弘扬、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深入开展阴山音乐文化研究,交流近年来内蒙古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经验和乡土音乐教育研究成果。会议围绕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黄河音乐文化与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及比较研究,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以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匈奴、突厥等古代阴山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及阴山地区音乐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同时对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的现状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另外对于新世纪内蒙古高校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内蒙古乡土音乐资源与高等音乐教育之关系,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如何突出民族与地域特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综观会议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阴山音乐文化的诠释
这是本次学术会议的重点研讨议题之一。这方面的论文集中就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等问题做了必要和细致的探究,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和视野,以有利于阴山音乐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本次会议把阴山音乐文化与乡土音乐教育研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讨很有意义,很有战略眼光。这是两个既可相互独立,又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课题。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民间活态的自然传承;另一个即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传承。我谓之“双渠道传承”,后者正是我国百年学校音乐教育中所严重缺失的。只有让青少年们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深扎入大地,继而枝繁叶茂”。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在题为《阴山南北河套内外,地理迁活历史》的论文中,通过从古到今这一地域的35项可以载入史册的事项的详尽描述中指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几十个古代民族曾在这里交汇融合。几大文化板块交接在近代史上撞击出绚丽的火花,当代航天飞船返回地球恰恰选中这里的一片平坦的草原为适宜的着陆场等,这一切历史事项又将预示着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前景呢?解答这一历史之谜是当代文化研究的职责”。
冯光钰(辅仁音乐学院)在《阴山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保护与当代生存发展之路》的论文中指出:“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有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品种,应当从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三方面揭示这一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特性;进而去寻求这些传统音乐当代的生存之路。”同时他还提到:“值得高兴的是,继长江、草原的纵横交错板块状地域音乐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现今又由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阴山音乐文化与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启了‘阴山山脉音乐文化’研究的进程。这次学术研讨会将‘阴山音乐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无疑是很有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良好开端”。
潘照东(内蒙古社科院)在《阴山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主题报告中指出:阴山音乐文化是阴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探索阴山音乐文化,就有必要对阴山文化做全面的诠释,从阴山的定位、内容、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做出翔实、严谨的学术阐释。并引用明代顾炎武之言,以“得阴山河套得天下、阴山河套安天下安”之言,强调了阴山独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阐述了阴山文化是联系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纽带,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阐述了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多元复合型文化的特点,内涵、底蕴更为丰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广泛。
柯沁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高举阴山文化旗帜,探寻啸乐文化源流》的论文中首先高度地评价了包师音乐学院高举“阴山音乐文化”旗帜的深远意义。并通过“阴山文化”与“泛阴山文化”区域范围的阐释中指出,必须承认阴山文化圈的文化是以草原原生文化为基本形态,是最为生动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中实现文化变异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次生文化、共生文化。三种文化共同组合为中国北方富有特色的复合文化。并对“啸乐文化”的界定、内涵与外延,“啸乐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炜民(包头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对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阴山文化研究》课题做了介绍,并就此课题选题的意义和思路,中国文化和阴山文化的关系;阴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他强调阴山文化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没有真正反映出来,并呼吁深入地挖掘阴山文化是我们的职责。
张贵(包头医学院历史学院)在发言中认为,阴山音乐是中华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山音乐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魅力,发掘阴山音乐文化资源,创作阴山音乐精品,必将推动本土音乐的发展,促进我国音乐的繁荣。
二、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
研讨会将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体现了本次会议对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特别关注,并试图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这些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这些姊妹艺术在其整体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
郑少如(西口文化研究会)在《再论西口文化》的论文中指出:“西口文化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汇萃之地,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交融之果,因此有着鲜明的特色,是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是草原文化最为闪光的一颗明珠。”并通过西口文化与草原文化;西口文化与包头的品牌文化;西口文化与晋商文化;西口文化与旅游文化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包头是个非常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又是晋商发展延续的脉络,所以包头要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以使相关产业才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柳陆(包头文联)在题为《西口路上的苦歌与心歌》的论文中通过多次对西口路的田野调查认为:“走西口的人共同唱的这些民歌,是在黄土高原那些穷乡僻壤缘起的,其传承流变中经受苦难历程。大量的民歌所反映的生活、表现的主题、演唱的风格、抒发的情感、律动的节奏,无不带有比一般民歌更加浓厚的悲切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民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哭”出来的。山曲儿作为民间乡土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方言的使用。也正是这些大量的有生气的方言,才丰富了这些山曲儿的艺术魅力,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李野(内蒙古诗词学会)在其论文《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漫翰调与二人台》中认为:“包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包括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和汉族)的活动区,因此,包头的历史,是历代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编写的。包头的文化,也是先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包头的文化,是一种多元融汇的文化。所谓多元融汇: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二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融汇;三是多种地域文化的融汇。”由于蒙汉两族音乐长期的密切接触和双向交流,所以二人台的唱腔和牌曲,从旋律、节奏、发音吐字的方法到器乐的演奏技法,无不渗入了蒙古族音乐的一些影响、一些韵味。而融入二人台音乐的蒙古族乐曲,也受到汉族民间音乐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同二人台音乐浑然一体。漫瀚调的曲调主要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调,虽然也有一部分源于汉族的山曲儿,但从总体来讲,漫瀚调是蒙古族民间音乐同汉族的民间诗歌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风搅雪”,鲜明地显示出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王星铭(包头市广电局)以1978年包头日报曾开辟了一个专栏“以李野老师为旗帜号召二人台必须走戏曲道路”为话题,谈起了当时自己对二人台体裁的困惑,并多年进行田野采风,曾在二人台研讨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二人台有曲目和剧目组成,二人台艺术形式应包括二人台坐腔、二人台舞蹈,二人台歌曲、二人台戏曲等多元形式,二人台打坐腔中存在着多元发展的可能,二人台只是一个戏路的形式还不是戏曲的形式。”同时谈了对漫翰剧和包头的音乐风格的认识。
苗幼卿(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在《二人台牌子曲探究》一文中认为,二人台牌子曲系内蒙古西部区最具影响的民间丝竹乐种,要早于二人台的形成,曲牌源于多方面,既有古乐曲遗存,也有从蒙古族民歌和汉族民间音乐中衍变而来。同时,还吸收了部分宗教音乐,系中原汉族移民音乐文化与当地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结晶。
李红梅(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关于二人台传承与发展的的几点思考》的论文中提出;“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变革,二人台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日益严峻和复杂,面对新生代对二人台喜爱程度的弱化趋势,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发展二人台音乐,使二人台的音乐精髓得以保存,艺术生命得以延续,是摆在音乐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二人台的继承与发展中需要通过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统一,程式性与即兴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方面来继承、发展二人台”。
臧志君(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在题为《从蒙古民歌的多样性看西部民歌的多样性》的发言中讲到:“在研究蒙古族民歌时看到西部民歌也存在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发行了民歌典藏———三代长调歌唱家的原声汇萃、六大民歌色彩区民歌经典,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于不同色彩区受所居住的如山地、河流等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所以其曲调、风格、形态各有不同”。
杜容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发言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并演唱了不同的漫翰调、爬山调、山曲儿、风搅雪,从而直观形象地介绍了各种姊妹艺术之间风格的不同。她强调指出:民歌是人类文化最珍贵的部分,因为民歌是从泥土中来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研究民歌要深入下去,由对文化的认识引申到对民歌的进一步认识。她特别强调漫翰调的传承靠年轻人,靠学校。希望能办一个传承班。
刘新和(内蒙古艺术编辑部)在其论文《爬山调美学四题》中认为:“言爬山调美学,必须先言爬山调;言爬山调,必先言‘西口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果没有西口人,便没有爬山调;西口人是一个由来自内地移民与其后代构成的复合体。近年来,学界将由西口人创造的文化称之为‘西口文化’。透视爬山调,人们不难看出西口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美学价值。爬山调全面、系统、直接地反映了明中期以后延至清、民国及以后西口外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描绘的是具有多种多样画面的场景,表现出不同层面人物心理与思想状态,质朴、深邃、凝炼,特别是对爱、爱情的理解与表述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马春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爬山调文化艺术研究之思考》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对爬山调文化艺术科学的认识与梳理还缺少大文化的观念与多元文化、异质文化共生的理性分析,缺少从爬山调产生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爬山调生成的环境,爬山调曲式结构、音阶、音调、节奏、节拍等的运用,爬山调歌唱形式及歌唱方法,爬山调歌词的艺术特色研究等方面的系统梳理与阐述”。
姜晓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试论爬山调与信天游之比较》一文认为,爬山调和信天游基本上同属于一种类型的民歌体裁,因此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采用两句一组,每句字数不限,多用比兴的手法,并在歌词中出现大量的方言土语,使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同时,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不同,两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朱文成(内蒙古河套大学)在《音乐艺术的常青树———山曲儿的艺术特点及审美》的论文中指出:“山曲儿短小精美,琅琅上口,是深受晋、蒙、陕、冀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应当呼吁共同抢救、挖掘、整理创新民族音乐,使山曲儿扎根于民族历史与生活的土壤中绽放异彩”。
胡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论文《浅析内蒙古西部汉族民歌的艺术特征》中通过对于爬山调、漫翰调的历史来源及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出各自具有多元化和独特化的艺术手法和特点。
贺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探寻格亥图村秧歌艺术的载体———秧歌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指出,格亥图村的生活环境和秧歌队产生的土壤血脉相连,要想了解跑圈子秧歌在格亥图村的重要位置,首先要了解该村秧歌队的构成。秧歌队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时代的产物,从队员的地位以及队员身份的演变中可看出时代的烙印。一个地区民间音乐的形式,常常是折射这个地区音乐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于当地秧歌队员的生活、生平以及周围村民对他们表演的评价、观察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寻找传统文化历时与共时的轨迹,有利于深化对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认识和研究。
三、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
这是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学术研究方向是通过对宗教音乐在宗教和宗教仪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音乐传播的本土化、变异等问题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拓展其研究领域后展开的,并通过图、谱、志等音乐文物的出版介绍,为研究阴山音乐文化提供更为翔实丰富的实证。
杨玉成(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其论文《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擘梅日更葛根》中讲到:18世纪上半叶,蒙古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梅日更葛根。他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且一生孜孜不倦,硕果累累,在佛学、经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中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为藏传佛教的蒙古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巨匠,从18世纪中叶以来,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各旗大大小小二十几座寺院,一直用他编创的曲调念诵他翻译编配的蒙文经文。他一生作有大量的歌曲作品,这些歌曲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歌体裁,乌拉特人称之为“希鲁格哆”。这个人就是被乌拉特人尊称为“喇嘛歌者”的三世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该文对梅日更葛根所做贡献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学理阐释。
段泽兴(内蒙古艺术研究所)从《内蒙古音乐文物大记———内蒙古卷》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中谈到,“此书是把流传于内蒙古所有音乐方面的文物分为乐器类、图像类提供给大家作参考,通过此书收录的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内蒙古地区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文物证实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如距今6000年以上的埙的发现意义极其深远。阴山音乐文化的概念很大,其中有许多文化现象是重叠的,其文化内涵及外沿的界定应更为清晰”。
张晓武(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论文《分析两首———“草原圣歌”从圣诗音乐创作作品看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基督教(新教)圣诗音乐本色化作品变化进程》文章中,例选了两首“草原圣歌”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出这一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作品的特点以及在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地方音乐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的意义。
佟占文(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探微》一文中,对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的故事及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了故事如何通过表演而生成文本的过程。认为,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故事类型,其表演按照既定的程式进行,文本是表演的结果,同时它是反映故事、考察表演过程的参照。
四、内蒙古地区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研究
为了使内蒙古的乡土音乐资源能够转化为教育资源,使内蒙古的音乐教育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次会议特设了此方面的研讨内容,与会的专家们对此议题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到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引进多元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达成了共识。
张天彤(中国音乐学院)首先传达了近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学院学科建设会议的精神,并以《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为题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学科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在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中所取得的一些优秀成果。
金铁宏(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关于民族音乐教育的若干思考》的论文中强调:民族音乐艺术传流,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它作用于民族个体和群体;能使整个民族思想统一,情感融洽,意志集中。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项基本工程。
因此,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已不仅是音乐教育本身,而是对我们的新一代树立起健康的审美心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民族的音乐艺术,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对于创造性地振兴中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崔东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高校公共音乐课与民族情怀的培养》一文中通过对高校开设公共音乐课的作用、艺术教育与民族情怀的关系以及高校公共音乐课如何实践对大学生民族情怀的培养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为高校艺术教育的完善提出新的思路。
李书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写在包头市中小学音乐教师骨干教师培训后的感想》的论文中提出:“我区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资源,我们可以尝试编写我区自己的中小学音乐地方教材。例如,二人台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二人台是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艺术资源,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了许多其他音乐文化冲击。如今,在文化界人士的大力呼吁下,二人台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在我区中小学开设二人台课有利于强化学生民族文化学习的意识,更可传承我区民族优秀文化,并可提升学生对于民族、民间艺术良好的鉴赏能力。”在文中他还对提高教师培训的认识,对音乐教师培训的经费投入,提供更为广阔的继续教育平台等方面提出了良好建议。
张静(河套大学)宣读了其论文《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钢琴教育研究》,并在发言中谈到她参加巴盟河套地区阴山音乐文化教育课题组的工作情况,提出今后努力将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引入大学的课堂中的设想。
王文娟(包头市北重中学)在《对现行初中音乐教学内容更新的建议》一文中提出:只有对初中音乐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更新,才能更好地提高初中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初中生具备自主能力、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激发他们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培养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