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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范文1
摘要：党的十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是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本文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的分析，剖析泰州市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难点与不足，厘定泰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提出确立一个战略、提升两个质量、实现三个转变、坚持四个注重的建设路径，旨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生态文明；主要成效；矛盾问题；有效路径
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1.国际背景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新型文明形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走一条经济、社会、环境三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先的同时，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新加坡1992年就制订了绿色计划，2002 年又提出了到2012 年的新绿色计划；美国1996年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美国计划；欧盟1998年确定了建立绿色欧洲的发展战略；日本1999年提出“环境立国”的新国策。以森林覆盖率为例，发达国家普遍在20 %-60 %之间，如日本为66.8 %，美国为23 %-29 %，德国为30.7 %，法国为27.3 %，芬兰为65.8 %，均远远高于我国水平，这些现代化国家都把走向生态文明看作是提高二十一世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2.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以GDP增长为导向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生态成本和经济成本。2012年，党的十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江苏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也把“生态更文明”列入全省奋斗的重要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两个率先”的重要标志，提出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目标。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1999年，泰州市提出创建生态市的设想并迅速实践于建设层面。2012年，泰州市生态文明大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三步走’（即2015年创成国家生态市；2017年建成生态名城；2020年在全省率先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目标，回应了十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总体要求，将“生态更文明”列入全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制约难题
总体来说，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环境容量小的现实市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现实阶段，发展在省内前有标杆、后有追兵的现实态势，决定了泰州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难题。
1.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制约
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矛盾。总体看，泰州虽已进入后工业阶段，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型增长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是产业结构偏重，2013年泰州三次产业结构为6.8：52.4：40.8，对环境污染小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较低，重工业产值占工业经济总产值比重接近75%；二是能源结构偏重，全市能耗中煤炭和石油分别占一次能源比重的49.6%和46.5%；三是危险废物排放量偏重，化工企业还有450多家，危险废物排放量占全市排放总量的88.5%，成为主要环境风险行业。
资源能源不足及利用效率不高的矛盾。一方面，泰州人均耕地只有0.88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除水资源外，几乎无石油、煤炭、铁矿石等资源。另一方面，泰州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强度还将不断增加。而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水平提高不快、能源循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不但加重了资金缺乏、要素紧张等方面的困难，也加大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生态化转型的难度。
2.生态规划与制度设计的滞后
生态规划未成体系。如果说传统规划理论是将建设用地当作“图”，环境当作“底”来设计，那么“生态规划”就是对“建设用地与生存环境”的“图底”关系进行了彻底颠覆。其要义不仅在规划建造的部分，更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好留空的非建设用地。泰州在生态建设方面先后制定了一些规划，但尚未形成体系，距离生态总体规划的标准要求相差甚远。
建设特色尚未显现。当今世界生态名城建设的特点是其问题指向性，而非全面铺开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教育公众、彰显特色，并逐渐扩展到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比如，日本一些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而欧洲的一些城市则重点考虑生态社区。泰州的生态建设，也不宜面面俱到、大而全，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投入中探索一条有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
法律规制有待完善。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大多着眼于末端治理，在一些特定领域，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建设仍是薄弱环节，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源头预防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要求。此外，在社会综合决策中，环境保护部门尚未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决策和管理的重要部门，在宏观经济决策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作用地位仍待提高。
3.环保质量和诉求矛盾的增多
目前，泰州正处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高压期和社会环境诉求的高涨期。过去未得到及时或得当处理的环境问题积累下来，各种导致“邻避效应”的设施较易引起居民的排斥，环境资源禀赋相对缺乏、环境承载力弱、环保压力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为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等问题。截止2014年上半年，主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仅有56%，接近一半的河道是劣五类水质，环境空气质量达到2级以上天数比率仅为58%。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近期发生的引江河备用水源异味、靖江市突发饮用水供水中断事件、新通扬运河水质异常等事件都充分表明，环境保护的历史欠账与公众诉求之间的矛盾亟需解决。
4.建设投入与设施配套的不足
投入不足，基础设施不配套是农村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环境保护投入占GDP 比重达到3.5%”是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的一项硬性指标，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也明确要求公共财政每年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支出的增幅必须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支出增幅。而我市部分市（区）生态建设投入不足2%，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欠账比较多。目前全市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实际只有61%，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配套管网建设不同步，长期没有废水接入处理，成为“晒太阳工程”。由于配套管网铺设不到位，部分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不能满负荷运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目前只有70%左右。乡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转运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比较缓慢，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为脆弱。此外，随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的环境负荷越来越重，污染排放越来越集中，环境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目前我市大部分乡镇和工业园区未建立专门的环保机构，部分已经建立环保机构的地区存在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职责不明确、管理不规范的情况，面对面广量大的环境保护工作任务，基层专业环保队伍亟待建立完善。
5.责任义务与主体意识的淡化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相互协作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认同与合作。没有全民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只是“空中楼阁”。调研发现，当前我市生态建设更多涉及的只是政府和企业，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社会公众普遍缺乏对生态建设的认识，资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不够强烈，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参与人数少，参与领域不广泛；另一方面，居民资源节约型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短期的、小范围的、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环境卫生问题关注度高，对长远的、广泛意义的生态保护问题关注度低，对生态环保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状况，设法使每一位社会成员形成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养成深厚的生态文化教养，就很难将生态文明建设变成每一位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积极创造的自觉行为，从而影响我市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
三、有效路径
如何解决应对好泰州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深度融入和全面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补上工业文明课”的同时又“走好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今后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1.确定一个“脱钩”战略
2013年泰州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三步走”目标，提出2020年要在全省率先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是一个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或单纯的环境保护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实现所谓“减物质化”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要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一般来说，衡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是否“脱钩”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物质使用效率意义上的脱钩或所谓相对的减物质化，另一种是物质消耗规模意义上的脱钩或所谓绝对的减物质化。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示范区，不仅要求实现经济增长与单位物质消耗或单位污染排放的“脱钩”，还要求进一步实现从相对性脱钩向绝对性脱钩的提升，也就是物质消耗强度减少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要同步。这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目标，因为要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总量以及污染排放总量的脱钩，需要单位物质消耗强度以及单位污染排放的减少速率在大小上应该相当于经济增长的速率。如果说，在传统经济增长时代，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不必去计算这些问题，那么在推行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就需要精细地把握这些目标与指标之间的关系。
2.提升两个“指标”质量
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标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不仅事关“康泰之州、富泰之州、祥泰之州”的城市形象和品位，也事关老百姓的生活幸福。要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加强环境监督监测信息公开，通过“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来有效提升空气环境和水环境质量，确保群众喝上干净水、呼吸到新鲜空气，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泰州水资源丰富，要打造生态名城本就离不开做水的文章，要尽快让城市的水“环起来、绿起来、游起来，充分彰显水城水乡的特色风采”。要全面加强水域、农田、湿地、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高标准建成中心城市北部生态区、原生态长江绿带和里下河湿地风光带。要突出污染减排，强化总量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三大体系能力建设；突出环评审批，严格环境准入；突出环境监管，保持环境执法监管高压态势，更大力度实施“清水工程”和“蓝天工程”，不断提高水体和大气质量。
3.实现三个“要素”转变
（1）生态文明理念的转变。一般来说，一个区域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取决于人均消费活动的多少、与此有关的人口规模、单位产出的物耗和排放即技术效率的高低这三个变量。技术效率改进只是“浅绿色”的进步，真正的“深绿色变革”应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量得到控制。应当看到，当前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还存在不少歧见。由于顶层设计不够完善，现有的解决方案还难以应对复杂多样的资源环境问题，急需我们解放思想、转变理念，通过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浅绿色”向“深绿色”转变。
与此同时，还要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尤其要侧重培育三个群体生态文明理念。一是决策者和规划师。要自上而下地将生态文明的意识和内涵渗透到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层和规划者，培育决策者和规划师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素养；二是企业家与工程师。如果企业家和工程师没有生态文明意识，那么工业化就将从源头上输给传统发展模式；三是设计师与策划者。设计师和策划者在产品设计、营销策划的时候有生态文明的意识，可以更加本原地通过广告、服务等促进生态文明的生活化。
（2）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由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带动增长的方式替代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的方式，加强产业规划指导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型产业项目发展，淘汰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采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带动农业发展。
在发展路径上，要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离开经济建设抓生态建设犹如“缘木求鱼”，而脱离生态建设搞经济建设则似“竭泽而渔”。生态建设要把环境承载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运用资源、环境、生态等红线进行调控和倒逼，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的增长方式替代由更多地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持的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力量增强能源资源节约能力。
在资源利用上，要激励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不断加强环保资金投入和技术创新，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并尽量利用循环再生资源，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由“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式过程替代“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项式直线过程，逐步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3）监督参与形式的转变。强化社会监督。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2014年2月，全市第一个市级环保民间组织---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宣传环保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群众的沟通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应只是少数社会精英所追求的理想。要解决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程序、有效渠道和各种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能力。公众必须具有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了解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才能产生合理保护自己生存环境质量的意愿；公众也必须了解社会发展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以及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才能切实对绿化用地、公园改建、环境治理等的建设和维护提出关键意见；公众更必须培育自主创建生态文明的能力，才能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合理兼顾的民心工程得到蓬勃发展。
4.坚持四个“领域”注重
（1）注重规划引领。编制生态建设规划对生态建设极其重要。美国克里夫兰市的精明增长策略、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影子规划”以及我国杭州市的生态规划，都是以生态文明为目标进行的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只有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真正考量环保与发展的关系，为发展划出“留白空间”与“负面清单”，才能最大限度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各相关管理部门应共同研究城市的发展规划并落到一张“图”上，才能实现建设型、引导型、管制型等规划的“多规合一”。
生态规划还要求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相衔接。短期应集中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控制生态敏感地区范围，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控制起来，不因城市的发展扩张而减少和损坏；中期要全面实施生态工程，以拓展绿色产业为重点，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绿色经济目标，初步形成优质资源、良好环境和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基本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长期来看，则要全面完成生态示范区的各项任务目标，基本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注重制度创新。从制度直接规范的领域看，要发挥市场机制。一是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二是着重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不仅要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纵向转移支付，更要逐步推动市（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形成“污染者付费、使用者补偿、保护者得益”的良好导向；三是创新办法，进一步拓宽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来源渠道，以社会化、市场化途径解决环境污染损害。
从生态文明制度的表现形式看，要健全法规条例。一是必须强化生态立法和生态规划的引导功能，以制度化、规范化促进生态保护，把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生态规划、生态发展纳入核心职能范围；二是依法行政，从严执法。加大对违法超标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不断健全执行机制、加大执行力度，切实做到法规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没有特权、执行法规没有例外；三是完善生态监管体制。对于那些对生态环境存在重大影响和破坏的行为主体进行严格的市场追偿制和法律问责制。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节看，要完善考核机制。一是建立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二是将企业的生产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程度加入生态环境考察指标，加强企业生态目标责任考核，并制定有关惩罚和激励措施，加速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3）注重治理优化。树立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加快生态型政府建设。生态型政府建设首先意味着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与目标必须从“非生态”的导向向生态维护和促进导向转变，把资源有限性和生态保护作为政府政策选择、执行和评估时抉择的核心标准；其次意味着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与创新。政府要发挥管理和调控作用，努力拓展公共资源的供给，如不断完善城市多层次的公共交通系统，优先发展快速公交等；最后更意味着政府部门要率先垂范，做生态环保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创新生态治理的协调机制，形成生态治理的整合效应。一是加强部门协作。在市县（区）层面上，建立跨部门的组织协调机制来加强政策指导，及时解决基层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重大问题。如不久前泰兴市的非法倾倒危废案，肇事者被判令民事赔偿1.6亿余元，就与江苏省高院、泰州市检察院的支持以及其他部门的协作密不可分。二是加强区域合作。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整体性、全局性、公共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只有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多元联动的跨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机制，才能建设统一、协调的生态文明格局。
（4）注重发展融合。融入新型城市化。一方面，新型城市化强调城市发展要从空间蔓延、物质浪费转向空间紧凑、物质集约；另一方面，要将城乡生态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作为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一体化要求真正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结合起来，将治理农村污染、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来完成。
融入新型工业化。泰州处于东部生态盈余城市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高的区域。因此，应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有创新意识的中小型企业率先加入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的行列，占领价值链高端环节，率先实现发展转型。通过财政激励政策、市场培育措施，鼓励规模工业、鼓励产业发展从高碳经济、线性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鼓励一部分企业从事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生产，率先实现泰州地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融入新型现代化生活。融入现代化生活倡导可持续消费，鼓励生活模式从拥有转向共享，本质是在不增大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水平，而非简单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如果说高物质消耗--高生活享受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状态，而低物质消耗--低生活享受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态的话，那么我们要打破的就是传统发展模式中以上两个状态的循环，我们要融入低物质消耗--高生活享受的现代化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景源,等.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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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范文2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度挖掘蕴藏在“社会主义”中的“制度优势”、“生态潜力”和“正义属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也是政治（主义）优势问题。我们认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着重把握以下三点。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价值
“关联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挑战日益严峻。把一个什么样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生态文明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人类理性反思的产物。当代人逐渐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都必须以生态系统和谐为前提，没有人能够否定，阳光、空气和水是一切崇高价值的自然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这一基础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怎样的关系？如果要弄清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怎样的关系，首先应分析两者有没有价值上的“关联点”。我们先从生态文明来看，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科学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状况支撑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落实及其成果的反映。生态文明摒弃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想法和行动，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自觉进行生态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文明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主从的“主奴关系”。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严重破坏而导致的恶果，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接下来我们从社会主义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可见，这一价值诉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内在契合的。其实，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杞人忧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具有极端的现实性和迫切性。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付出了沉痛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代价，我们的山、水、土地、空气、河流、海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甚至已经到了危及生存的地步。其实“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增长和发展导致了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受到了威胁。当前和今后应抓住“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面对严峻形势，我们一定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增强生态危机意识，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反思导致生态危机的主因主要在于人类的活动。2007年2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巴黎发表的评估报告指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有九成的可能性是来自人类的活动。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②恩格斯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所谓报复就是“每一次的这种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人改变态度、观念和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④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当前，中国发展的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人民大众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为此，必须运用“关系思维”和“系统思维”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由上表可见，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必要“一环”，如果人的实践活动不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必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最终直接危害到人自身。具体而言，“万物息息相关原理”表明了人与生态系统的复杂且微妙的关联，告诉人们要有“联动意识”；“万物皆有所终原理”揭示了生态系统的物质代谢奥秘，告诉人们要有“循环意识”；“大自然最了解它自己原理”告诉人们要有“平衡意识”，自然具有回归生态平衡机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原理”则警示人们要具有“补偿意识”，从自然中攫取的一定还要重新回到自然中去。归根结底，人的物质代谢过程（不管是个体生命层次的物质代谢，还是群体层次的物质代谢）与生态息息相关，也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生态面前，没有人是例外的，由此，“物质代谢具有环保意涵”，这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⑥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每一个地球人的共同责任，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二、资本主义批判：生态学的战略
“制高点”当前，“资本逻辑”依然是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因此“资本主义批判”就依然是生态学的战略“制高点”。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正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的最深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紧张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戕害，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双重伤害，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超前过度消费”导致金融危机和政府财政危机，“大量废弃”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从总体上看，生态学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又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它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掌握。因此，全面掌握生态学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即是破解“富人”与“穷人”之间矛盾的现实之路，又是解决“强者”与“弱者”之间冲突的一条可能之路。
工业革命既是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也可能是走出危机的现实出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0%。这正是生态危机发生的直接根源。从16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确立和发展，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无限地向自然索取，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到了20世纪爆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走老路按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发展，已经没有出路，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不要跟着西方工业文明模式走，需要实现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建设生态文明。”⑦当前，人类正迈进“第三次工业革命”门槛，中国转型发展更应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抓住“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努力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路来。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建设生态文明，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也具有深远影响。从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主要有三种关系样态：一是基于“劳动———主体性”，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样态；二是基于“交往———主体性”，自然是主体，人是客体，这是“自然中心主义”样态；三是基于“审美———主体性”，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自然既是客体又是主体，这是“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样态。当代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应努力建构“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这无疑需要我们汲取生态学思想。当前，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发展到“生态时代”。生态时代的任务主要是要解决工业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生态与经济不协调的矛盾，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其核心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前“两型社会”建设还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和制度缺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制度创新，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中国发展不能沿袭西方未端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而应采用生态化生产方式，克服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弊端，这需要从制度、技术、文化等角度转换发展理念。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科学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内在要求，事关人民福祉和中国永续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创新点”
如何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些问题是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落后-发展-资源需求-环境崩溃”的绝路，而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生态文明概念”早就提出了，但“生态文明建设论”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创新。生态文明决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现实的生活诉求、客观的历史过程。“生态文明建设论”的根本任务是调整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减损工业文明的扩张性品格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当前，在人类正迈进“第三次工业革命”门槛之时，中国“转型发展”更应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抓住“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争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有所作为，形成“先发优势”（所谓先发优势，主要是指先发展者能够更好地抢占发展先机和制高点，制定主导发展的游戏规则和引领时展的规范）。这需要中国发展的引领者、决策者和实践者自觉进行“头脑风暴”，转换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所指出的：“传统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有助于中国理解、融入和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⑧在里夫金看来，人类将在18世纪60年代以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初以汽车大规模装配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正日益进入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三者相互融合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发源于美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在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必将从根本上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应看到，一个涵盖13亿人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巨大贡献。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三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显现，呈现“时空压缩”特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环境压力还在增大，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一些地区污染物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突发环境事件频发，因此必须增强危机意识。面对严峻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紧张关系，十报告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要求，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其实，发展与环境并非水火不容，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如果以现有发展模式发展，环境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转变发展模式，走转型升级发展之路，生态危机会逐渐得到消除。“建设生态文明，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发展的实质。发展不应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⑨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创新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自然观上，人们的哲学观与伦理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目的’，经由海德格尔对他称为‘座架’的技术的本质的批判，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在这个观念发展的历史期间，自然还是原来的自然，只不过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后果的负价值判断，从而导致了人类自然观的转变。”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范文3
〔关键词〕 天人合一；生态观念；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9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70－04
天人合一思想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它所讨论的内容，遍及自然、政治与道德诸多方面，各家各派，各时各代，都有关于天人合一的议论被提出来。〔1〕先秦唯物主义的天人关系论，以荀况坚持“天人相分”、“天道可知”、“天命可制”而达到最高的理论成就。但这一成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和缺点，过分强调“天人相分，主张“不求知天”。〔2〕“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渊源于春秋时代。春秋末期，郑国子太叔称述子产的言论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把‘天地之经’与‘民之行’统一起来。”〔3〕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天与人相互敌对的观点，讲求天与人的统一。 ‘人’与‘天’的关系重心从‘天’移到‘人’，《荀子?天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汉书?司马迁传》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易传》、《中庸》和《五行》的共同趋向是把‘人’与‘天’的关系重心从‘天’移到‘人’，但似乎并没有把‘天’、‘人’绝对分离。〔4〕“从自然界到人，朱熹把它打通了。天人共理，天人一贯，天人相通，他比秦汉的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前进了。”〔5〕道教则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关系思想的精华，并将其发展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天人观，形成、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观点和学说。
一、“天人同源”“天人同气”的生态文明机理
“天人同源”。天人合一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宇宙生成与演化论基础之上的天人观，这种天人观表达了天与人同源同根之思想，其本质是天与人在宇宙生成与演化过程中具有其相同生成之根源，这个根源乃为天人共同来自于宇宙生成与演化之源。唐五代时期的《太上化道度世仙经》认为：“天地与人元同一根，天地万物皆禀其一气而成形，以五行为主，用之本也。”〔6〕“一根”“一气”是天地人具有同源性的重要体现，其“元”所表达了乃为天地人之“源”，宇宙生成与演化之始。这种“元”代表了天人在宇宙生成与演化开始所具有的同根同源之性，天人由同根而生，同气成形，其“根”代表了天人起源之同生，其“气”代表了天人演化之同形。五代时期强名子注解《真气还元銘》认为：“三才者，天地人为三才也，同源是三才，同居混沌之源。”〔7〕
“天人同气”。天人合一思想从宇宙起源上做了系统及全面的论述，并表现为“天人同气”的特殊形态。道教认为：“混元既分，天地得位，人与万物各分一气而成形。动者禀乎天，静者法乎地。天地之间最灵者人，能养人之形者唯气与神。神者，妙万物而为言；气者，借冲虚以为用。至人之言，莫先乎气；至人之用，莫妙乎神。我先生得至人之道，见生死之机，常味于无味，用于无用，为于无为，事于无事。知神气可以留形，故守虚无以养神气。”〔8〕《上清黄庭内景经》中对于“天人同气”同构合一之思想做了如下论述：“二十四真出自然。天有二十四真气，人身亦有之。又三丹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真人，皆自然之道气也。”〔9〕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所确定的一年内二十四节气，称之为“二十四气”，即“天有二十四真气”；人身也有之，称“二十四真”，为人体二十四部位的总和。
二、“天人合化”“天人同心”的生态文明理念
“天人合化”。在天人关系的运动和演化过程中，天人关系表现了生态系统变化的运动特征。表现为天人关系的重要形式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宇宙演化运动在天人关系上的反映。“人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宇宙永恒的大化之中，从有限中体现到无限，达到身心和宇宙合一的绝对自由境界，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10〕这种“天人合化”〔11〕的运动形式，既
表现了宇宙“生化”运动对天人关系的影响，也体现了道教在天人和谐关系发展动力上新的认识与见解。《黄帝阴符经解》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这种合化的内在机制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天地育万物也，或生或杀，万物又盗天地而不生不杀，人盗万物而生而杀，人又盗万物以资养，是天地人递相交取而成三才者，轮转和合也，故天地万物与人而成其变化。故曰三盗既宜，三才乃安。”〔12〕三盗既宜，三才既安天地人三者关系由于“递相交取”“轮转和合”等宇宙运动而“成其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为“三盗既宜三才乃安”；天地人“成其变化”具体表现为天地人相互之间的“育”“生”“资”“养”“盗”“杀”等生命运动变化形式，其内容是其天人合化的重要运动表现；天地人相互之间存在着“递相交取”“三盗既宜”“三才乃安”之关系，使天人合化运动成其为循环持续运动，从而形成了“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13〕之循环持续运动生态之关系。
“天人同心”。天地人与道具有“实同”之属性，其根源在“人心”，‘人乃天’意味着人就是天，按照天理和天命修行，人心和天心就会联成一体”。《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认为：“道者，天地与人实同，其根在人曰心。”〔14〕道教将天人同心思想最终归结到“道德”标准，认为只有天人同心才能“成德”，德之标准体现在天与人心之合，即天人同心观，并将这种“三合同心”认定为天地人所具有的“德”之属性。“天地人备，天地人三合同心，乃成德也。一事有不和，辄不成道德也。”〔15〕《伊川击壤集?天人吟》中对于如何发挥“心”在天人合一关系中的作用时认为：“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之与人相去不远，不知者多，知之者鲜。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乐身，何由安。”〔16〕这里表达“心”具有的作用，即“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要实现天人同心之目的，就必须使人之“心乐”，因为人身具有“主于人心”“主于天心”之特点，只有“心乐”“乐身”才可以实现天人之“同心”，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同心之目标。《西升经集注》中曰：“体与道合是身之虚也，心与天同是心之无也，身虚而万物自至，心无而和气自归，故虚无者，无为之至妙也。〔17〕这里“体与道合”“心与天同”是天人合一、天人同心思想的具体体现。天人合一、天人同心之关系，其本质乃为宇宙万物之基本属性。金代刘处玄在《黄帝阴符经注》曰：“天人者，人性通于天也。合发则心尽于物也。”〔18〕说明天人同心乃为“人性”与“天性”之通，其基本之属性乃为“心尽于物”，人之心能动地反映了天人关系中宇宙万物所具有的基本之属性,天人同心不过是这种天性与人性之“合发”而已。”“天人和合”的生态文明途径
“天人合同”。 天人合同既是道教天人合顺的目标和追求，又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必然环节，是道教天人合一生态的重要内容和本质体现。“天人合同”是宇宙运动而天人合化之结果，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前提或“预合”。从“天人同源”开始，经过“天人同化”“天人同气”“天人同命”到实现“天人合一”需要通过“天人同心”“天人合顺”“天人合同”来完成。其本质思想反映了具有生态自然意义上的天与人关系的“和合”而“为一”，使人与天为一“和同天人”，天人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无间。战国时期《鶡冠子》认为：“万物无以成类，百业俱绝，万生皆困，济济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与人同焉。”〔19〕就是这种天人合同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现。
“天人和合”。 天人和合思想将天与人放在同等相合为一的基础之上，认为天与人具有和合为一之属性，这种和合为一是天人合一关系的前提与条件，其具体表现在：“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其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亦在人矣。”〔20〕“中国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二意谓：一天人本来合一，二天人应归合一。天人关系论中之所谓天人合一，乃谓天人本来合一。”〔21〕“人与天一也。”〔22〕要实现天人和合之目的，还必须做到天人之平等：“天人齐等，无有高下。”〔23〕天与人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并无有高下的前提下实现天人关系的和合为一。《金丹真一论》认为天人和合还必须做到：“天人共爱”〔24〕这种“共爱”是天人和合的又一重要条件，其内容表达了天人之间应当具有的和谐、尊重、责任与相互奉献。《洞玄灵宝自
然九天生神章经注》认为：“天人一惯之妙，天与人无二理，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气即天地之气，既乘一诚，此感则彼应。”〔25〕
四、“天人同乐”“天人合德”的生态文明目标
“天人同乐”。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望与目标是“天人同乐”，天人同乐既是天人同愿之归宿，又是天人和谐生态观的理想追求， 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美好代表，体现了天人合一“诚融通”关系的最佳境界。“逮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26〕天人同乐既是天人关系的完美结果，又是新一轮天人关系的开始，标志着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天人关系循环持续健康的发展。道教天人同乐思想对于促进天人关系和谐的发展，实现天人之间各个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发挥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宋人林希逸在《南华真经口义》曰：“天地之德则可以与天为徒，故曰与天和合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赞美自然之德，与自本自根意同，均调天下，则与人合，亦犹尧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乐天乐。”〔27〕“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自然为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朴素也。与天和者，天地以无为为德。故明其宗本则与天地无逆也。与人和者，顺天所以应人。故天和至而人和尽也。天乐适则人乐足矣。”〔28〕“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蚑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29〕天人同乐是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体现，要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天人同乐。只有在天人同乐中才可以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使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完善。道教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与演化既是对天人关系形成与演化等宇宙起源生成规律的独特的认识；又体现了道教中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愿望与现实要求。其指向应当是多维度或多层面的，开展道教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研究、对于实施生态文明规范约束机制建设和推动生态文明实践，实现真正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天人合德强调天与人关系和谐共生的生态本质，天人之间的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以及天人共同具有的生态道德，是道教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思想和伦理要求。天人合德的本质内涵强调天与人所具有的共同的“道”之本质属性，强调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自然而然。“‘道’与‘德’原本为一，只因‘化始’和‘生成’万物的不同状态，或生、或息，从而呈现出‘即二常一’和‘即一乃二’的不同表现形式。”〔30〕天人合德之属性乃为天人所具有的“道性”，只要合“道”乃为合德。其内容具体表现在天人合德所具有的持续性、运动性、生态性和可连续发展性等方面。道教天人合德的自然本质与生态属性不但强调以“天”为中心，即“天德者，自然之道。”而且特别强调以“人”为原则，即“道与德同，天与人一”。强调天人合德对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建设生态文明，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树立起人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养成良好的“生态德性”，才能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天人合德是道教天人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教“天人合德”“万变定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的天人关系之一。
天人合德强调并规定了人与天之和谐共融的生态伦理原则，是道教“天”与“人”相互交融的最佳选择。《周易参同契注》认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乎？”〔31〕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其“德、明、序、吉凶”等是道教天人关系的最佳选择。表现了天人所具有的“和谐”生态伦理关系。金末元初《黄帝阴符经心法》曰：“天地有自然之道，人有自然之性，物有自然之用，皆不可离。是故设教制礼立法，垂之万世，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不失其序，万物不失其用，各正性命保太和。和非故为之，皆因其自然而然也。至静之道即自然之道也，无声无臭，视之不得见，听之不得闻，惟诚明默识者解乎此，岂律历之所能契哉？”〔32〕南宋禇伯秀在《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认为：“天地均于不为而自化，万物一以自得而为治，天下异心无心者，为之主也。以德为原，无物不得，得而不
，所以成天，无为则任自然之运动，自然而为君，非邪也。”〔33〕《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又认为：“天德者，无为之化；出宁者，为而无为。日月照、四时行，皆自然运动无为之者。故昼夜有常而无差忒，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体之以立德，而民莫不归；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从也。”〔34〕《道德真经集义》认为：“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谓之圣人也。”〔35〕天人合德所体现的是“与四时合其序”，道教认为时空运动具有本然之“序”，其在天人关系方面表现为“合德”，即合宇宙运动之“序”。这种“序”即是指天人要符合宇宙运动所具有的规律，又表示人天合和生态运动之序。张岱年认为：“天为人之所本，人为天之所至。”强调人对于“天”之本然本性的尊重和友好。为此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一要树立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二要唤起关爱生命、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三要坚持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为此，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教育机制，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生态城市、生态人居环境等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层面，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全民的生态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和实现“天人合德”的生态文明理念和伦理要求。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从“天人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认识道教天人关系，注重生态道德，是道教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必然选择。道教的天人和谐思想具有生态文化特征，它摒弃了“反自然”性质，抛弃人统治征服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了“天人感应”、“天人同构”、“天人合德”与“天人合一”等生态伦理文化思想。并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要求赋予道教天人和谐思想以生态建设的含义。体现了道教对于天人关系发展变化的美好愿望与追求，也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所在，在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一定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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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33〕〔34〕道藏：第15册〔z〕.272,773,359,399.
〔24〕道藏：第24册〔z〕.158.
〔25〕道藏：第6册〔z〕.469.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范文4
关键词： 徽州生态伦理思想 徽州古村落 “天人合一” 生态文明建设 挑战
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索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仅靠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态危机除有它的经济根源外，还有一个重要根源，就是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标本”，中国古人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在这青山绿水和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展现。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探讨徽州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但这必然有一个创造性的转换和重构的问题，后工业时代毕竟不同于农耕时代，直接地照搬运用，很可能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从而无助于现实生态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对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保持一种双重的审视是不无必要的。对此问题，本文加以探讨。
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的特点与意义
面对曾经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给我们的中国农耕社会完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无不惊叹和称奇，它们不仅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而且是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这个光辉典范的？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观念。总体上说，就是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与古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这一点儒家和道家都是认可的。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尽心上》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地人的协调、和谐，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及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万物在“道”中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和谐统一，构筑起一个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所以，秉持“天人合一”，达到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实现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一直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甚至可以说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总体上，徽州古村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较为统一的格调和风貌。这种特殊风格的徽派建筑艺术，实际也正是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特征和旨归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择址和民居建筑都有与其地理条件相适应的布局特点。一般说来，徽州古村落大都结合徽州独特的丘陵地貌结构：群山环绕，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岩谷数倍于土田，因此，比较注重以天然山水为依托，讲究枕山环水，随坡就势，择高台建筑，应合了堪舆学所说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势，依山旁水，择吉地建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案例比比皆是。它们大多都是按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生态伦理观念和民间堪舆之术择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黄山余脉雷岗山，面临新安江末支西溪，以卧牛为形状，并根据牛的生理特性来进行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先将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扩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九曲，流经十弯，形为“牛肠”，并相互连接贯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栈河、双溪河架起四座木桥，俗称“牛脚”。这样形成了以“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围绕“牛肠”和“牛胃”来建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村落规划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这样，整个村庄既水脉环绕，湍流不息，又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同时也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实际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徽州村落不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国山水画，兼有山之静态与水之动态的交汇，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互补，而且这种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庄很好地与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力，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与开发。
同时，为了保护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别重视保护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规。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3］P14另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3］P14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觉不宽容。”［3］P15从上述宗规、府令和议章可见，当时徽州人对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视的，认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宗族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伐禁凿，以保护民众聚居地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尽管徽州古村落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但其总体特征却是显著的、鲜明的，它们大多依山傍水，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认识、服从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对自然很好地加以开发与利用，从而保持了生态生命系统与自然生存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以及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体现了古徽州人充满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拥有的丰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智慧对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生态环境，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和借鉴意义。
二、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面临的挑战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文化存续的基础已开始遭到破坏，原来古村落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局限也开始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的表现和根源，探讨和解决传统生态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总体风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但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释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从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徽州村落业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对农业的依赖，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反哺乡里来保持繁荣，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经济形态属于资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资千万、富可倾国的大商人或出将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衣食无虞，无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资源，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条件超越一般的农民意识和现实需求，而陶醉于对自然的欣赏与吟咏，流连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营造宁心怡情的和谐世界。”［4］P49这就是说，徽州古建筑群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及其生态伦理思想是有其经济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们的“后花园”。但随着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和谐就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资源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别是改革开发后，一方面现代文明以其裹挟的技术优势、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物质产品的诱惑，正在形成一种快速地解构着农业文明的摧毁力，另一方面当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地向现代文明转型，以至从前的富商返乡享乐、仕绅退隐休闲的文化园林变成了现时代的旅游的生产基地，以前的资源寄生型的经济形态变成了现时代的资源内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过去的富商、绅士变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这种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在破坏着徽州古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的同时，也考验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
总体上，徽州古村落及其体现的生态伦理观念是适在应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来的，它的空间形态、内部结构、材料质地、环境容量等均与农业文明条件下能量的消费方式和人均消费总量相一致。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现今的人们生活消费的能量形态(种类)、消费方式、消费条件、消费量均大大突破了传统社会的规模，因此，现代生活必然对古村落生态系统整体产生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力量。同时，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行程中，缓慢地产生了维护古村落生态的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急速变迁，特别是旅游业的直接刺激，现今的古村落里的人们已经没有先辈那样的热情与自觉意识去维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了。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徽州生态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挑战着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在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态伦理思想对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意义，增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现在“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已经由国家文化部批准正式挂牌设立。它标志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定时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护、承传和弘扬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冲击所带来的古村落现代生态失衡与破坏。所以，对徽州古村落及其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要有一种当代的问题意识。而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农耕社会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重建，与工业社会实现有机对接，从而在当下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新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汪昭义.徽州村落视野中的生态文化意蕴［J］.黄山学刊，1998，（4）.
［2］金艺辉.中国老村――宏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范文5
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可以改善之处很多，新的环境保护法已经对诸多方面进行了改良，但仍然没有跳出环境保护本身这个圈圈，所以无法真正从根本上约束一切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社会经济活动。根据三中全会的整体要求，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环境治理模式在下述三个方面的改革将会产生巨大而且根本性的积极影响。
第一，以GDP为主导的晋升机制和环境管理体制不能确保环保部门管理的能力以及力度。相关的领导干部考核办法没有针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考核细则，因此难以调整现有官员的激励体制，提高其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同时，现行环境保护体制中水平管理和垂直管理模式并存加剧了这一现象。在水平层次上，部门之间由于管辖权限和利益的博弈，造成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以及责任回避的现象，特别是在解决流域(如太湖蓝藻治理)和区域环境问题(如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阳寸更加明显。在垂直层次上，环境管理部门并非垂直设置，环境保护部对地方的管辖权相对有限，很多时候是想管管不了。例如目前的区域环境督查中心在设计之初就存在缺陷，权限不足，对地方的监督也难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地方环境管理部门作为地方行政管理的组成部门，难以突破体制的掣肘，在出现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时，往往采取了回避、等让等做法，在经济形势不佳时，环境管理也往往被用来为经济保驾。
第二，现有的财政收支体系约束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行动。现有的分税制给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造成了不匹配，进而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提升政绩，也为了增加地方财政资金，改善地区福利，地方政府往往在诸多方面让步于能带来税收的各种投资项目，而当这些项目同时又具有较大环境风险时，政府一贯的亲商表现将环保优先往往化为一句口号。同时，地方环保部门的经费预算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这一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环保部门的弱势，影响了环保部门的管理工作。
第三，没有形成责权清晰的多主体参与的环境管理机制。环境保护不单纯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公众。我国现阶段各方在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各部门相互之间职能交叉、缺位、错位现象大量存在。
这些问题大多涉及环境治理模式的变革，而且与我们的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环境保护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业就难以实现。
环境保护转型路线图
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建设宏伟蓝图的重要板块，在宏观上为生态环境建设与改善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在具体的操作策略上，需要形成以治理模式改革为核心的环境保护转型路线图，涉及决策群体、方式、实施与改善等多个方面，核心内容包括:政府行为模式的改进、多元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化解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政策手段。
1.基于环境管理目标，规范政府行为模式。首先，政府应根据中国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确定我国环境管理的动态目标，并以此作为国家以及地方重大决策行为的约束性目标，以确保环境保护的科学依据。其次，充分尊重生态红线以及生态功能区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实现环境保护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产业发展/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机融合，真正在根本上将环境质量作为约束性指标，而不是将环境容量作为可以牺牲的发展要素。最后，应全面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包括将现有的区域环境督查中心提升为环境保护部的派出机构并赋予全面的监管权限，将环境管理部门最大限度与地方政府利益分离(如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地方环境保护主要官员，他们将直接向上一级政府负责)，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转变为监管而不是环境治理，组建流域性环境管理机构等。同时，强化和细化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内容，改善环保为经济让路的情况。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范文6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增长; 中国西部; 区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55-05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七大”上首次被正式提出,它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建设克服了工业文明阶段片面地将生态环境建设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弊端,从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系统论角度,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拔到新的高度。它力图在继承与发扬工业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缓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负面压力,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进程。西部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腹地,肩负着中国未来经济大盘整体提升和中国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部来看,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要改变西部落后的整体局面,必然对西部经济的总量增长有着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西部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创造生态财富的重要基地,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肩负着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重任。局部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与我国生态安全的全局目标之间的矛盾,注定了西部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将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更复杂且更具有挑战性。
1.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理论基础
1.1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体现在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和人类社会内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过程,包括两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无机物质遵循物理化学规律进行物理和化学变化,造成自身形态结构的演变和功能的演进;第二个范畴是有机生命按照生理规律与无机物质之间的变换过程,构成生物维持生命和不断进化的基本条件;二是具备能动特征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物质转变为可以被人类利用、支配或占有的并具备一定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性物质,该过程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是人类所有社会形态的共性,它在促进社会物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1]。三是人类通过劳动,对现有社会商品进行交换和利用,实现社会商品附加值增加过程,是“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2]。
三个层面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内涵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然物质变换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演进,为物种生命延续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自然力;自然物质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进入社会经济系统,并不断转换为社会物质,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变换共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地不断扩张;同时,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将生产生活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影响自然物质变换。自然物质变换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会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产生约束。显然,如果自然物质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劳动方式下向社会物质转变或者社会物质在不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内部交换与消费,如违背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粗放地开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任意排放等势必造成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受到破坏,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降低,出现环境污染、空间损失、生态失衡和功能衰退等负面后果,形成“物质变换裂缝”,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物质变换过程[1]。
在特定的区域中,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经济系统的扩张,其本质是以人类劳动为中介,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进行转变的过程,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进行转化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物质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在区域人造资本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自然资本不断减少,自然资本提供的功能和服务也相应减少,如新鲜空气、开阔空间和干净河流[3]。另外,人类劳动的目的性,调整和控制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积极成分,也蕴含了人类可能破坏维持自身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的消极因素,这隐含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人类活动、改善人―地关系的本质思想。
1.2 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变换是中国西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目前,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特殊阶段,经济发展以资源型结构为特征。在这一阶段,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量的扩张主要动力,来源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加工与利用,处在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主张的第二个层面,即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进行转变的过程;而通过对社会物质进行深度加工,利用先进技术和服务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物质变换创造的价值与财富,在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据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西部地区与较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的主要区别。
因为西部所处的物质变换的特殊阶段,其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构建于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和消耗上,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有更为紧密和直接的接触,让人类活动的负面后果,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西部地区整体生态资源富集,不合理人类生产劳动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累积效益,在短期内难以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对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将可能被掩盖。另外,社会物质内部变换作为中部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需要西部地区提供的初级原材料作为有力支撑,加之东中西部的自然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也成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迫切要求,以及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更为直接的矛盾与冲突,加大了协调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演进之间的难度,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要协调好西部地区的人―地关系,促进西部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处理好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关系,制定适合西部工业化阶段和特点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形势更为严峻。
2.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博弈分析的现实背景
2.1 西部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驱动市场化革新和高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我国向工业强国的过渡,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4]。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来看,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大盘整体提升的重要动力,不仅是协调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形成的必然途径。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来看,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型理论,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一是工业化初期(图1中OA曲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地位向工业主导地位演变,工业结构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以高密度的资源开发利用换取工业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二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图1中的A点),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结构以资源密集型、高密度加工业为主,对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顶点,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引发的结果开始凸显。三是工业化后期(图1中AB曲线),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为工业化后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创新和进步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开始形成。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主要来自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变换,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二个层面,在工业化后期,主要依靠增加社会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属于物质变换的第三个层面。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初期或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工业化孕育过程,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的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形成了以水电能源、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原材料等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处于倒U曲线OA段,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直接破坏推动西部工业化的进程,换取西部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人地关系颇为紧张。
2.2 自然资源的公共属性是西部“环发”矛盾的制度根源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都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产权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资源统一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地方是无偿赋予、无偿划拨,地方对资源是无偿利用,资源无价和资源低价的局面引发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的开采和利用,导致资源浪费、生态失调,环境污染加剧等严重后果[5]。地方政府在片面追求高经济总量指标的同时,忽略了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管理和干预力度,当资源的利用和环境污染超越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阈值,环境质量和资源状态就会发生改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导致个体成本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效应。在这种状况下,完全竞争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确定的产量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结果造成资源过度利用,环境过度污染,既不符合效率最优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无法自动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适度配置。另外,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物品和劳务,是被集体加以消费,能给所有人带来正面的利益,具备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因为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的存在,在进行环境保护这一公益事业时,经济主体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纯个人主义机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适度配置,使资源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共同而不排斥地使用环境资源这种公共物品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区域是严重存在的,不考虑公正性和社会整体意愿地使用公共环境资源在使其变得更加稀缺的同时,也在导致资源环境的衰竭甚至是社会经济的崩溃[6]。西部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资源型工业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西部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在传统发展路线下,资源环境正外部性明显不足,负外部性明显加剧的特征在该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帕累托最适度配置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2.3 自然生态约束是西部未来经济系统扩张要充分考虑的必然前提
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积极过程。社会经济系统的扩张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基础,来源于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的不断转化及社会商品附加值的不断提高。因此,社会经济系统地扩张,根源于特定区域的自然资源水平和自然资本的富集程度,其扩张的速度与规模,扩张的方式与途径,必须与该区域的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这要求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扩张,必须在实现区域自然资本消耗和人造资本增加带来的总体净收益持续为正的前提下,以在西部现有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经济增长规模。
工业文明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与破坏,削弱了自然资源环境承载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持续发展与扩张的能力。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刚刚起步,依靠资源粗放型利用换取的经济增长量在地区GDP总量中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大,虽然在短期内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制约了西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我们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之间进行统筹与协调。
2.4 “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区域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四川、陕西、甘肃等灾区的人地关系。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张的角度,地震灾区作为一个问题区域,面临着快速恢复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建百姓生活家园等现实问题;从空间构成的角度,地震灾区是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载体。以恢复和建设良好人地关系为本质的灾区重建必将面临恢复经济增长速度与数量的短期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战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不同框架,短期目标与长远战略的冲突与博弈,让灾区重建可选路径多样。是将灾区恢复到地震前工业文明阶段的人地关系,还是在重建过程中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人地关系,是我们在快速解决灾区人民生活居住等短期安置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恢复、构想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理想蓝图的过程中,必须缜密思考,审慎回答的重要问题。“汶川地震”灾区是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区域
3.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博弈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通过协调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过程,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博弈过程,就是西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迅速积累物质财富的短期利益,和追求生态文明建设、蓄积生态财富的长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过程;其结果是在片面追求社会经济系统扩张,还是合理均衡社会经济系统扩张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之间做出最佳的选择。其机理是在人类劳动的中介作用下,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物质不断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物质转换,依靠自然资本的不断减少换取人造资本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本的过度减少,势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乃至自然生态功能及空间上的减少,导致承载社会经济系统持续扩张的能力降低。因此,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博弈主体见图2。
西部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将促进其自然的进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将影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而联系二者的人们的劳动实践,将在不断改变西部地区自然与生态物质形态以满足社会经济系统扩张需求的过程中,也不断将生产生活垃圾返回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公共性、正负外部性特征和价格机制的某些障碍造成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资源环境政策、产权管理制度等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管理结果出现的资源环境价格偏离社会最优价格等原因,促使区域中每个团体或个人都根据成本小、效益大的决策准则来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势必造成自然环境资源过度滥用的倾向,出现“公地悲剧”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社会经济规律时,便实现自然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双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极端物质主义”,必然会过度消耗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而不给予补偿或补偿不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破坏,影响到自然向社会的物质变换,甚至造成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恶性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协调全面崩溃;片面追求自然生态保护的“极端环保主义”,忽略了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后甚至会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和谐局面难以形成的状况。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西部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未来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正确处理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关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西部经济增长、也不能片面追求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而忽略经济增长。我们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改善人类劳动行为,优化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弈过程中,寻找协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制度与方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4.协调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4.1 制定西部生态文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主体功能区区划和“汶川地震”灾区重建规划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
西部地区整体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整体提升的战略区域,其中的地震灾区是急需产业恢复的问题区域,所以生态文明在西部的建设,应以区域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要素优势与劣势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现状、社会经济特点以及地震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制定与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相适应的长期发展战略,并以优先、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主体功能区的区划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制定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和产业的长远规划,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实施逐渐改善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在灾区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稳步提高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4.2 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程度与阶段,有利于辨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评价对象是西部区域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子系统,并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用以分析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和谐状况。通过指标体系的数据寻找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不和谐的因子,协助决策机构选择合适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改善两者间不和谐的状况。
4.3 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和工业结构生态化调整,转变西部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工业化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合理路线
协调西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长远关系,要求我们必须面对西部整体所处工业化特殊阶段、内部各个区域工业化程度不均衡以及地震对灾区工业的破坏等客观现实,也注定西部地区不能按照传统工业路线完成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应充分发挥西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创新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将生态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对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进行生态化调整,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扩大物质的有效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加大国家对西部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缓解西部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过程的资金难题;同时,适当控制西部工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给予自然生态恢复养息的机会,构建西部地区“生态经济高地”,促进整个西部生态文明的建设。
4.4 优化自然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安排,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补偿机制
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优化对于自然资源相对富集并且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型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决策机构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多样化的特征建立多样化的所有权体系。对于产权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为前提,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将自然资源所有权分配或拍卖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以公共产权主体为所有者,改变目前所有权结构,由统一机构作为单一所有者来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资源环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7]。同时,完善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补偿机制和制度建设,依据污染者负担、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补偿等原则建立起生态补偿、污染补偿、资源补偿、国际补偿和区域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8]。
4.5 加强政府对自然资源环境的监管和保护,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制定符合西部区情的地方性政策制度和规范,设立专门的监管、保护和宣传机构,监督和管理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项目建设与修复、经济发展适“度”、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落实;形成区域生态制度文明、区域生态产业文明、区域内经济主体的生态行为文明、公众生态意识文明的西部生态文明系统,逐步形成西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发展进步的和谐局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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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进.博弈论与区域经济[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138―139
[7] 张利痒,岳利萍.我国自然资源产权的制度安排及其优化[J].改革,2007,(1)
[8] 李克国,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作者简介]方发龙(1975―) 男,经济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