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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的内涵范文1
一、学科中心课程的内涵诠释
学科中心课程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该理论把知识的来源与选择、组织与学习作为课程设计的中心问题，主要探询知识的逻辑分类、阶段划分以及生成途径等问题。夸美纽斯的“泛智课程”以及把一切知识领域中的精华灌输给儿童的思想，赫尔巴特主张学校要开设多种学科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观点，这些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它们经由斯宾塞、巴格莱、泰勒、布鲁纳等人的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学科中心课程理论，这种理论逐渐成为各国课程开发的首选。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丰富的学问、知识、技艺等系统知识。这些知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反映了人类集体的智慧，被认为是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视点。学科中心课程旨在把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科学知识传递给下一代。它强调从科学门类及分科知识体系出发，以有组织的学科内容为材料依据，按照学科结构来确定所要学习的内容，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其核心思想是：如果学习者通过学习各门学科，理解了学科知识的结构，掌握了某些深奥的原理，那么，学习者就无需知道各事物的属性，更无需与每个事物打交道。在教育价值观上，学科中心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目的，以学习者通过系统学习各门学科，最终把人类所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遗产传承下来作为其主要旨趣。
这种课程的特点是重视成人生活的分析，重视课程的逻辑组织和系统性，以学习者获取一定数量的知识和技能为目标，为学习者未来生活提供充足的结构化的知识准备。各门学科并列编排，教学方法上采用背诵和教师灌输，传授文化遗产和科学技术成果。它除了以逻辑方式组织教材外，还强调认知结构所具有的心理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探究方式、认知模式的配合，学习者智能的发展，以及适当的教学程序等[2]。学科中心课程观最典型的流派包括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等。上世纪60年代以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论把学科中心课程的发展推向了极致。
二、学科中心课程的理论假设
学科中心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课程设计价值取向之一。学科中心课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是时下最基本的课程形态，这与人们对学科知识的信念密切相关。从哲学上讲，学科中心课程的基本假设是：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这种理论秉持一种客观主义知识观，坚持主、客二分的观点，把知识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具体形式为概念、原理、规律和理论等。这种理论认为，知识实际上是人们对客观现实世界认识的结果，它不依赖于学习者而存在，不受学习者处理材料和组织经验特殊方式的影响[3]，是可以通过传送或灌输方式“给予”学习者的实体。它认为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排除个人经验与偏见，从而获得关于事物的绝对真理。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把知识视为对实在的“静态”关注或摄取，认知的主体与对象相互分离与相互割裂。认知者不过是“旁观者”或“局外人”，只是以一种“静观”的状态来获取知识，是等待被知识“填装”的容器。这样一来，认知就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件，使得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等形成二元对立，彼此间沦为反映与被反映、控制与被控制和主导与从属的关系。
由于如此看待知识和认知，人们就确信，借助客观的方法就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绝对知识[4]。于是客观世界就被人们分解为许多细小的知识部分，分别由不同学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各门系统的知识领域。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反映在教育上，课程就逐步按当代各门科学的知识体系来划分，从有关科学领域中选择重要知识作为课程内容，按一定的顺序组合为各种不同的学科课程，形成了以学科知识为价值取向的课程。学科中心课程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复杂知识可以还原和分解为简单知识，人们通过学习各门学科知识，就能形成关于世界的整体知识。
而在后来的课程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依据知识的专门性来不断分化学科的设置方式，不仅割裂了知识的整体联系以及知识主体的理解力，而且也使学习变为被动接受的过程。这种课程也就异化为远离学习者经验和不能对其行为发生实质上影响的东西。
三、学科中心价值取向课程的组织形式
这种按照专家研究所确定的一门门学科组织起来的课程体系，被称为学科中心设计。学科中心课程从古至今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存在三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即科目设计、学术性学科设计、综合性学科设计。
1.科目设计
科目设计就是把课程内容分为众多科目，并赋予一定的价值等级，区分出不同科目对各类学习者的适合程度。科目设计课程由各自具有独立体系、彼此缺乏联系的科目所组成，是一种最古老、最广泛使用的课程组织形式。在西方，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七种自由艺术，意味着囊括了有教养者应必备的完善知识的教学科目。就我国而言，奴隶社会初期，就有“理大物博，不可阐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记焉”的叙议[5]。在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便产生了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科目课程。后来的永恒主义、要素主义和结构主义课程观，均强调掌握体系化了的人类经验的宝库，按照学科门类和知识结构的形式组织知识，强调心智训练。
科目设计的实质在于其组织的内在性质。每门科目都有意识地阐述专门的和同质的知识体系，注重以最有逻辑、最经济、最实用、最真实以及最易接受的形式来陈述知识，以便培养最大限度掌握知识的人。这种传统学科中心课程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强调知识的类别性和安排学科的计划性。它把不同科学领域的专门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学科，然后根据不同教育阶段的目的任务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确定需要设置的科目，编辑各科的基本内容，分配各科的教学时间。其二，注重学科内部的逻辑性。各科内容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同一学科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既有程度的差别，又有前后的衔接。其三，强调不同学科的不同价值。主张以不同价值的学科去满足不同学生的要求，强调区分和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其四，课程科目设计的范围，由需要进入课程的一系列科目所决定，也受每门科目中的内容制约。
科目设计的优点在于：科目设计是根据各学科领域中基本知识的发展情况来进行组织的，它是使学习者熟知文化遗产要素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学习有组织的题材体系，有助于知识的系统化，把那些毫无联系的因而容易遗忘的事实联系起来从而增进记忆，使学习者最有效、最经济地建造自己的知识仓库。这种类化的知识还能迁移到其他情境中去，发展学习者在某个学科领域内的兴趣和能力。其优点还表现在适应性上：其一，教师和其他人通常是在使用这种设计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和学生家长会感到科目“在学术上的忠实可靠”，习惯于科目设计的课程。其二，现行的教学材料大多按科目来组织，学习的材料可以清晰地展开，利于人类文化的传递。其三，科目设计的内在性质和组织形式便于管理。
然而，一些课程专家也对此提出了批评：这种设计阻碍了课程计划的个体化，剥夺了学习者选择对他们最有意义的内容的权利，没有考虑大多数学生的需要、兴趣和意见，只有那些经验和兴趣与呈现的科目相吻合的学习者才有可能从这一课程中获得意义；这一设计的性质倾向于割裂知识的整体性，其设计的目标范围往往狭窄，忽略了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造成学习者知识与经验的分离。其三，强调学科内容，容易使课程脱离现实世界，不利于学习者在社会、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全面发展。
2.学术性学科设计
学术性学科设计由科目设计发展而来，上世纪50年代迅速普及，至60年代中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以教育内容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知识的内在组织形式为根本依据，以专门的学术领域为核心，将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对应于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类，并沿用这些学科的概念和逻辑体系作为课程内容的框架。
像科目设计一样，学术性学科设计的基础仍然是其内容内在的组织形式。但科目设计没有明确阐明其组织或建立科目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只是占有材料和信息，学生仅仅获得材料和信息就被认为已经掌握了知识。诸如数学、家政、驾驶等多种领域都可接纳为“科目”。而学术性学科设计则决意使标准专门化，在指向上是很特定的，它关注的是学术性学科。这种学科课程只限于传统的学术性学科，如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和文学等，而不包括职业性学科。学术性学科设计取向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精选传统的学科内容，注重引用现代科学成果更新教材。其二，主张按照学科结构来组织课程内容，突出每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原则之间的关系。其三，注重学习者理解学科独特的探究方式，并运用一些科学方法去处理信息。
学术性学科设计的基本理由在于：学科是传递文化遗产最系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并以合理的方式给学生提供题材，不是一套需要记忆并且在需要时回忆的事实和原理，而是来源于学生自己的活动和思维的概念、关系和理智过程。这就意味着用于学习的方法是从那些研究他们自己领域内容的学者所运用的方法推荐而来的。学术性学科设计的课程有助于开发学习者的智力，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促进所学知识的广泛迁移，保证所学知识的系统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中有助于学生很好地适应现代化生活。由于它在课程编制时考虑到了学习者的发展水平，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对科目设计课程来说，学习者学习起来要容易得多，可以从中得到较多的成功体验。
尽管学术性学科设计努力克服科目课程所具有的理智被动性，但由于它内在的组织形式，仍然受到各方面的激烈批评。首先，学科的封闭性容易造成知识同一体的割裂，它呈现给学生的课程是一些“知识的碎片”，而没有提供使知识一体化的手段。其次，偏重于培养学生的智力，而很少顾及培养学习者的社会适应能力、集体观念和个性的发展等。第三，它较少考虑学生的兴趣和经验，使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缺乏适应性。第四，它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改进科目设计中人为化的线性逻辑，但却坚持学科结构是组织原则，没有考虑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了的存在着的各种学习方式。最后，学术性学科设计的目标范围很有限，尽管要比科目课程的目标广泛些，但仍然是狭窄的学术和理智目标[6]。
3.综合性学科设计
综合性学科设计是试图消解由分科设计所造成的知识割裂现象，而把彼此内容相关的科目合并成单一的一个大的学习领域的设计，体现了克服科目课程的破碎形式与框架形式的努力。采用这种取向设计出来的课程，也称综合课程。例如，在小学阶段，读、写、拼、讲与作文合并为语言艺术。综合性学科设计在小学已成为基本的课程组织形式，在许多大学课程中也被采用。
综合性学科设计就是鼓励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去掌握意义或整体意义。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其一，因为它是建立在各门科目基础之上的，能够有顺序、有系统地表述文化遗产。同时，它整合了各门科目，使学习者既能理解知识的整体意义，也能够让他们认识到课程内容的不同方面和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其二，这种设计使混合类型的内容和知识能够以动态的和不断更新的方式产生并组合成一门课程，将使学生能够自己建构和重构知识。正是这两点，一些课程专家把这种设计视为未来课程设计的主流，借以可以使学科内容“少一些分割，多一些整合。虽然传统的学科界限仍然保留，但交叉学科教材将会增多”[7]。
像其他设计一样，综合性学科设计也必定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有人认为它提供的只是各门科目中分散的信息，因而缺乏深度，获得的往往是一些肤浅性的认识。一些学者还针对综合性学科设计没有保证大领域之间（如普通社会研究、普通科学、语言艺术等等之间）的整合性问题，批评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破碎而割裂的。还有人质疑综合性学科设计倾向于强调的目标是内容覆盖面以及信息获得，不大提供机会来实现认知或情感方面的目标[8]。
学科中心课程历史悠久，一直是课程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部分。在当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我们既要坚持学科中心课程是素质教育实现的重要载体的观点，消除人们对学科中心课程的误解和偏见，又要正视并研究学科中心课程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提升其品质。一方面要删除那些陈腐、繁难和实用性差的学科知识，另一方面要充实那些反映基础科学的某些新知识，突出各科基础知识中最基本的富于迁移性的内容，从而构成各种教材的新体系。在实施这种课程中，不能仅从单纯的学科知识着眼，而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出发，关注学习者兴趣、爱好、独立思考和主动参与的能力与习惯，研究人的感性生成、意义理解和行动反思，挖掘知识及其运用情境的教育因素，使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有机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 黄黎明，靳玉乐.学科课程的合理性理解与变革.高等教育研究，2007（12）.
[2] 张爱卿.学科结构中心课程探析.外国教育研究，1999（3）.
[3] 潘洪建.课程改革的知识观透析.教育科学，2004（3）.
[4] 张四新.论知识进化的超循环原理.情报杂志，2006（11）.
[5] 王冬凌.现代课程论.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 黄甫全.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学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城市治理的内涵范文2
关键词：城市美化 文化内涵 城市形象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市美化运动由来已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许多城市面对城市日益加速的郊区化倾向，为恢复城市中心的良好形象和吸引力而进行的。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0%，标志着我国很多城市已经开始由外延扩张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各地市的城市改造已经悄然兴起……
资源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同时也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压力。七台河市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城市依赖资源的开发迅速崛起，在建设过程中却遗留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使我们有能力去创造所需的环境或破坏环境到无法弥补的程度，而这取决于我们对这种能力的不同运用。这就迫使我们要去控制这种能力。据此，我们首先什么是我们要想达到的。而这远不是那么容易……作为规划设计人员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个城市更好的生活质量，并且有责任去在城市的改造中去实现这一目标。
城市形象向来是城市管理者最关注的事情，城市形象体现城市的气质，正如一个人的形象体现一个人的气质。城市美化的初衷是通过外观整治、灯光设置、景观塑造等手段来表现或优化城市的形象。而我们关注的应该是体现城市的内在品质和文化内涵，提升城市功能和活力。
主要街路临街楼体装饰及牌匾整治
“城市艺术”（Civic art）：即通过增加公共艺术品，包括建筑、灯光、壁画、街道的装饰来美化城市。根据《七台河市城市道路景观规划》，结合市每条街路的具体现状和特点，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风格、统一亮化，对主要街路临街楼体立面进行综合治理，全面提升城市美化、亮化水平。具体实施中主要关注：
⑴临街楼体立面装饰。重点对山湖路、学府街、大同街、花园路、大明街、杨扬大街、正阳街等主要街路临街楼体立面进行装饰，形成统一风格。
⑵市区主要街道亮化。重点亮化山湖路、学府街、大同街等主要街路。绿岛亮化以主干道交叉口区域为重点，突出多样性和层次感。楼体亮化以山湖路、学府街、大同街两侧临街楼体为主，重点突出地标性建筑。每个区选择一条街路实施亮化。
⑶牌匾广告综合整治。重点整治大同街、学府街、山湖路、步行街等主要街路及七彩城等商业区内的牌匾广告。每个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整治街路。改造后的城市城市的形象提升唤起了市民的热情和生活活力。
城市出入口形象及主要街路改造
1、城市出入口沿线形象提升。全面提升依宝公路、七桦公路、七密公路、七勃公路四个出入口的形象。集中清理出入口及道路沿线的小煤堆、小货场、小工厂，大力整顿修理部、洗车场占道经营行为，彻底清除出入口及道路沿线积存的基建残土、垃圾污物，搬迁改造沿路两侧的平房区及各类有碍观瞻建筑。对出入口周边的绿地及景观进行扩展和升级，全面治理山体，消灭裸土，增加绿量，使入城视觉形象明显改观。
2、市区道路维修。重点对大同街等市区主次干道进行改造升级，整修破损路面、步道板、路缘石、各类检查井盖。对与主干道和巷道的连接线一律实行硬覆盖。对主要街路实施树穴篦覆盖，做到路面平整、道板平整、检查井盖平整、树穴整洁。
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为社会公共目标，而不是个体的利益进行统一的设计。因此，特别强调户外公共空间的设计，把空间当作建筑实体来塑造。并试图通过户外空间的设计来烘托建筑及整体城市形象的堂皇和雄伟。改造的过程中的混乱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换来的是城市的美好未来。
居民小区整治
居民小区环境整治。重点对湖滨小区、朝阳小区、育才苑等居民小区实施美化、硬化、绿化和净化。对具备绿化条件的裸土地面，栽植乔灌木、播种草坪，实现绿覆盖；对不具备绿化条件的裸土地面，铺装步道板，实现硬覆盖。全面清理居民小区和公共活动区域内，积存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增设体育运动设施。主要对居民小区内原有的体育运动设施进行维护和维修，确保设施完好。对松林小区、欣源小区等16个具备条件的居民小区，适当增设体育运动设施。居住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环境污染整治
通过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使重点污染企业达标排放，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饮用水源水质进一步提升。
全面整治倭肯河流域及桃山湖污染。彻底清除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坚决禁止向饮用水源保护区乱倾滥倒垃圾和固体废弃物。严格控制湖区水产养殖和农业生产，禁止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垂钓、游泳等污染行为。完成倭肯河流域环境状况调查，建立单元控制体系。完成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3个增补项目建设。
深入整治大气环境污染。取缔散烧原煤小锅炉，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对超标排放工业锅炉实施限期治理。开展汽车尾气检测，发放尾气达标排放标志。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解决棚户区居民散烧原煤污染。积极推进石油大道、七桃路两侧涉煤企业防尘网建设，取缔非法经营涉煤企业,整治粉尘污染。
集中整治以国控、省控污染源为重点的企业污染。继续推进15家国控、省控重点污染企业环保达标升级治理，焦化企业全部建成地面除尘站、污水处理站和煤炭堆场防尘网，电力企业全部安装运行脱硫设施。
重点整治居民区噪声污染。推进小型加工企业集中园区建设，将居民小区内小型加工企业逐步迁入园区集中经营。重点治理居民区内噪声扰民现象。继续加强环境噪声整治。加强建筑工地夜间施工管理。
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范。加强工业危险废弃物管理，确保全部安全处置和利用。加强医疗废物监管，严禁随意倾倒和焚烧，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场。
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源泉，
矿区厂区整治
采煤企业规范管理。整治煤矿企业厂容厂貌，改善企业生产生活环境，完善设施建设。以《矿井设计规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法》为依据,对地面工业广场、办公室、机械厂房、“两堂一舍”、库房、蹬钩房和坑牧厂等进行规划。
矿区厂区环境治理。改善采煤企业生产生活环境，消除简易房、临时房，粉饰办公楼和厂房、围墙等。对车间钢架结构和瓷砖罩面的建筑进行维护和清理。彻底清除有碍观瞻影响环境的垃圾及临时设施。矿区厂区道路实施硬化和绿化，绿化覆盖率要达到35%以上，道路硬化普及率和完好率达到95%以上。
城市治理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创新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内涵
1.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正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成为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2.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内涵
所谓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改革过程,就是对社区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方式、体制、制度等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运行的过程。在社区的治理模式框架中,所有的内容发生了变更,都可以称之为治理模式创新。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则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治理因素或对原治理模式进行重构。
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服务的供给与运行及社会稳定与发展,更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的关系调整。正如上文所说,社区治理中的任何要素发生了变动,都可以称之为革新。因此,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就是一个系统,是多维度的集合,其涵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根据治理要素的内容,笔者构建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框架,认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应该涵括治理目标的创新、治理理念的创新、治理主体的创新、治理结构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创新和治理过程的创新等若干层面的创新。
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正如上文所说,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一个多维的架构,这个多维的架构,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了选择路径。
1.城市社区治理目标创新:构建社区善治的导航目标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正确的目标引导。正确的目标,使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有了方向,有了航标。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走向,应该是通过创新,实现良好的治理。因此,善治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那么何谓社区善治?所谓社区善治,就是长效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的治理。它是使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区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城市社区善治的目标和测量指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第二,透明性,即社区信息的公开性。第三,责任性,即与某一特定职位和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第四,法治,即所有人都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五,回应,即公共机构和管理人员要对社区居民的要求做出反应。第六,有效,即管理的效率。善治实际上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政府与社区或者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善治有赖于社区居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有善治。城市社区的良好治理涉及社区经济、环境、资源利用、居民意识、民主管理、生活质量等的综合平衡发展。
2.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创新:树立参与、和谐、服务的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首先要从理念或价值层面上入手,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参与、和谐、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努力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共同享受创造的成果。社区治理理念是对社区治理活动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认知定势和认知运行模式的总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维模式,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创新是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先声和基点。城市社区应以新的治理理念为指导,进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1)社区治理的参与理念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理念之一,是变革传统的基层管理理念,强调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所谓社区成员的治理参与性,是指社区各类成员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制定决策中去,以不同身份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并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了安排者、生产者、监督者等不同的职能。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
社区治理参与理念的树立,需要社区居民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逐步培育“参与共享、互助共进”的理念,提升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行为。因为能否有效地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是否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成熟的社区理念。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需要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因而,政府一方面要抛弃管制和包办的做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政府与公民合作、沟通的平台。
(2)社区治理的和谐理念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实现社区善治,通过社区善治,使得社区和社区内成员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为此,建设和谐社区是善治目标下的应有之义。所谓和谐社区是指基于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以人为中心的人、自然与社区的协调统一。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奉献爱心是和谐社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说,创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将建设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幸福、社区功能不断完善的社区,一个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社区,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和谐统一的社区。
(3)社区治理的服务理念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社区治理模式无论如何变革,强化社区服务都是核心的理念。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使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则有赖于完善的、良好的社区服务。社区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围绕社区居民的需求来开展。因此,我们应当变革原有的“小社区服务”理念,树立“大社区服务”的理念,看到社区服务已经不仅仅是福利性质的扶贫帮困和志愿服务,它还涉及到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共服务、社会工作、第三产业、互惠交换等领域,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3.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创新: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
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主体单一,这会造成权威统治。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则使治理过程民主化,使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结果合理化。Hayek说:“我们每个人在做自己要做的事的时候,彼此产生了协调,这种自发式的协调所产生的秩序,足以证明自由有利于这种个人行为,可称之为自由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上司或公共权威所决定的。个人所需服从的,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这种法律应是无私的普遍的有效的。” 所以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社区化程度,构建多中心秩序,无疑将是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社区本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因此社区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下,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
多元主体治理模式下,所有社区利益相关者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和组织的总称,包括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他们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社区参与者之间进行适度分权,不通的社区参与者被授权拥有与其角色相对应的社区决策权、管理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关系被强化,凭借合作网络实现各个主体间的协调和沟通,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理念的转变。
4.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创新:构建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所谓社区合作共治,是指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以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治理中相互关怀、相互协调、相互交换资源并通过合作而达到社区治理目标的治理架构。
在合作共治的治理架构中,各治理主体的“平等性”被强调,治理主体因面对需要解决的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这―共同客体而相互需要,由若干个“我”构成为“大我”、“我们”,构成为共同体、共同主体的内容。合作共治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于正确处理好互为治理主体的主体间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治理主体间如何相互协调并达成目标的一致性,寻找达成目标一致性的路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网络化联系、价值认同、对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对治理规则的认定是维系多中心治理的基础。
其次,社区共治是互惠基础上的合作。社区共治是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组织间网络、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这种共同治理的实质在于互惠基础上合作关系的建立。互惠规范的确立,有利于建立多元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发展。
再次,社区共治是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共治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化与公民权利的民主化为基础,实现了权力与权利的结合。社区居民有权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特别是随着社区居民民利意识的增长,权利的诉求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社区发展治理权力的追求,要求参与到公共权力体系中,实现对社区事务的治理。
5.城市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向自治化、制度化、综合化治理演进
(1)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下,必然要求采取“自治”的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治理方式,需要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政府管理理论认为,社区的治理结构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一个管理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必然是管理型的;而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基层管理也将是自治型的。所以在当前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收缩政府管理战线,避免把社会事务管得过严,理得过宽,统得过死,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积极促进社会力量的壮大,促进公民社会的实现。
(2)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社区治理方式,由于一些制度性的缺陷,使社区日常事务管理,很多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这种依靠经验的非制度化管理,使社区活力受到抑制,难以有更大的发展。随着新的治理模式的创新出现,必然要求经验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演进,新型的专业化治理要求应运而生。专业化的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技术化、制度化和专门化,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需要专门的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单单依靠社区自身可能满足不了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外聘职业经理人实现对城市社区的专业化治理正逐步成为一些发达地区社区的选择。
(3)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是社区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方向
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的治理是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社区居民与其管理者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众行为的趋同性和意识形态教条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社区各类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康乐问题等等)的产生,催生着城市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在居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治理试验之外,社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参加公益活动、参与决策、对社区建设进行监督评估等,使社区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变。
6.城市社区治理过程创新:由行政控制向民主协商演变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两级政府,三级控制”的治理模式下,社区治理过程通常表现为行政控制,公安、民政、疾病预防、消防、交通、计划生育等政府部门对社区治理进行渗透,它们根据自己的权力、职责在社区建设中找到参与的切入点和落脚点。而创新的社区治理方式,要求治理过程向民主协商演变。这是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架构的共治性向吻合的。社区共治架构下,多元的治理主体间既不可能是行政命令机制,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机制,而应该是多方协商机制,并通过制度使协商机制规范化、定期化和有效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有关各方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需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面,在治理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也要进行有效分的沟通协商。社区事务的多方协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咨询会和议事会等形式,对涉及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事务进行议事协商、协调联络、监督评议,充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规范社区成员参与共同治理的议事规则、工作制度,逐步形成合法、合适的社区民主组织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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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的内涵范文4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区域主义；范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2-04（4）
早在1938年，社会学家Howard W.Odum和Harry Estill就曾用“新区域主义”来描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区域化的发展现象。[1]随着二战的结束，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动的各种国家间多边协议的签订，“新区域主义”开始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开始走向国际政治学、区域经济学、城市发展等多个学术层面的理论研究，所以目前学界对“新区域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范畴界定。但从区域发展的视野来看，“新区域主义”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兴理论，其对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群规划，尤其是对区域发展过程中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启发。
1 “新区域主义”的溯源
“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源自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区域主义（Regionalism）”浪潮，“旧区域主义（Regionalism）”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初期欧洲工业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城市内部出现了显性的环境恶化、人口膨胀以及隐性的生活质量下降等城市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以社会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和规划学家芒福德（L. M umford）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城乡均衡、分散发展，而被称为生态学派的区域主义。但区域主义真正出现发展演化则是在二战后期，尤其是瓦尔纳（Viner，1950）关税同盟理论的引入，其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理论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理论大大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此区域主义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
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区域主义无论是在理论的内涵和实践的外延上都出现了极大的拓展，表现为：“一方面，从权力结构、社会动力机制、区域治理模式等视角，研究和解决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区域主义通常被用来分析社会凝聚力（共同继承的民族、族群、语言、宗教、文化、历史、意识等）、经济凝聚力（贸易模式、经济执行程度）、政治凝聚力（体制形态、意识形态）以及组织凝聚力（正式区域机构的存在）等的程度，尤其关注区域互相依赖关系及其走向。”[2]
在实践上，区域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大实践推动力：第一个推动力来自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区域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推动力的思潮，对当时欧洲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未能提出真正解决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分隔问题，未能有效促进各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未能有效抑制个别超级大国的国际政治力量上的“单级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区域主义日渐式微。区域主义的另一实践推动力来自美国和欧洲城市群（大都市区）各政府间的合作。[3]具体案例有1960年代的加拿大多伦多大都市政府，1964年荷兰的大鹿特丹政府，1965年英国的大伦敦政府及成立与1974年的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联合政府，二战后至90年代前期美国的“大都市区政府”实践。
2 “新区域主义”的内涵
2.1 新区域主义理论兴起的时间
新区域主义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对传统的区域主义的再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苏霸权的衰落，和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的迅速崛起，区域主义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各国签订的带有对抗性质区域贸易协定（RTA）已被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所代替，区域主义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复苏，此时的区域主义研究已不同于以往超国家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出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条路线、区域治理的网络化决策机制等一系列主张。
2.2 新区域主义对区域的分类
新区域主义将区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层面之上的各类区域，这类区域主要是跨大洲的经贸合作组织，如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另一类是国家层面之下的各类区域，这类区域在近些年的城市化浪潮中主要表现为区域空间规划和区域治理。在欧洲“新区域主义”是欧盟空间发展蓝图（ESDP）的重要理论基础，较有影响力的实践如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新大伦敦空间总体规划[4]、德国在1997年《德国的欧洲大都市地区》（European Metropolitan Areas Germany）中要引导打造的7个大都市地区[5]以及美国洛杉矶、东北沿海地带的大都市区治理。无论哪一类区域，它完全不同于自然地理特质的空间概念，而是不同尺度的制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功能空间。[6]
2.3 新区域主义的核心论点
“新区域主义”是在反思“区域主义”的基础上而得以兴起的。所以，新区域主义的核心论点无论是其对作为子概念的区域的表述、还是对区域主义的运作机制都做了较为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使得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不同学科和不同价值的聚合理论。
3 “新区域主义”与“区域主义”的比较
新区域主义在理论上源自对传统区域主义的发展，同时又在很多理念上与区域主义有着重大区别。在区域管理机构上，由于旧区域主义主要是冷战时期两极政治架构制约下的产物，它主要呈现的是以强权为中心的统治格局。而新区域主义则产生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多极架构下，它呈现的是以国家、市民社会和企业公司共同构成的治理格局。[7]在区域成员所承担的责任上，传统区域主义的科层制机构使得区域成员在成本收益上出现不匹配，而新区域主义强调的自愿协作是区域内成员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着眼于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分工与合作，可以确保区域成员间形成可信任的承诺和协调，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成员间的信息迅速交流和实现既定目标。[8]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传统区域主义强调行政边界的划分和因此形成的权利和义务，而区域主义在强调行政边界的融合外，更加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有机融合。在区域化的内容上，传统区域主义的实施存在着大量的前设性条件，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主义的主题内容。而新区域主义则对前设性条件要求较少，因此，区域内成员的协作主题内容更加充实广泛。“新区域主义”与“区域主义”的比较具体内容见表1。
4 “新区域主义”与西方大都市治理
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在对大都市地区区域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中形成了阶段性鲜明的三种大都市区治理理论：以建立科层制集权型大都市区政府为目标的“区域主义”；以分权化的市场机制实施大都市区治理的“公共选择派”；以在大都市区建立网络化治理机制的“新区域主义”（图1）。
作为新型的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沃利斯（Wallis）认为，新区域主义的关键，是要依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责任，创建治理的合法性，提高治理的能力。[9]藉此，同过去的区域主义相比，新区域主义表现出五个方面的特征：强调治理能力的发展，而非政府的扩张；治理的主体为跨部门联盟，而非单一的公共部门；跨部门的合作代替政府间的协作；治理的性质为过程性的，而非结构性的；构筑以任务和项目为驱动的合作治理网络，代替正式的政府组织。[10]基于大都市区在空间上和职能上是多中心的、空间连绵不断、服务功能相互交织扩散的广域地区。新区域主义认为，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应该强调通过综合性政府改革来促进形成治理战略。[11]它提出有效的大都市区治理可以不依赖成立统一的区域性政府，相反，区域性治理可以通过合作性安排来实现，这种安排建立在政策相关者之间的谈判过程之中。[12]与区域主义主张以县市合并实现大都市区政府的主张不同，塞维奇（Savitch）和（Vogel）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三条实践途径：多层级政府方法（“multitiered” approach），由处于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与之相对应的不同范围的公共服务；功能链接方法（“linked functions”appraoch），建立区域功能的合作或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议；综合网络方法（“complex networks” approach），通过多层次，多主体的合作协议网络来促进区域治理。[13]新区域主义的这种有别于传统区域主义的治理理念已经成为代替科层制与市场制的第三条治理之道。代表着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新趋向。
5 新区域主义与区域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新区域主义理论在区域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之处就是其对传统的二维管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由区域多层级政府、区域发展多功能融合而形成的网络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区域各类资源的高效动员，并且其将区域发展的视野拓展至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全方位领域。在治理方式上走出了一条超越于政府干预和市场自发调节的“第三条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新区域主义已经逐渐成为对区域管治最具影响深远的方法之一，为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机制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在欧洲，大都市政府作为一种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开始复兴，如1994年意大利的波各那省的48个自治市组成了大都市政府ACM，1996年成立的荷兰鹿特丹大都市政府以及1994年成立的德国斯图加特地区政府。在北美，Calforma州政府设立一定的基金或税收优惠政策，以奖励投资于区域利益行为的地方当局；Oregon地区那样设立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等。[14]新区域主义倡导建立信任、互惠、合作、创新的治理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政府、私营部门和非赢利部门积极参与区域项目；其将区域看做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空间，新区域主义被视作一个过程和社会构建[15]；以及其淡化模糊区域界限和行政区界限的内涵，新区域主义的这些理论精髓也为我国同城化浪潮中城市政府间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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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的内涵范文5
一、树立城管法律对象数据库。为进步治理和处分的压服力，进步任务效率，进步治理规范，削减与治理对象之间的矛盾。详细施行办法：1、分门别类，针对各类治理对象树立一个数据库，从市城市治理近况实践，首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临街运营户，暂时摊贩，告白运营公司，修建公司，房地产公司，大型市场贸易综合楼等。2、运用“档案袋”治理法，使正常的法律有情有理。对治理对象的违法违章行为，改动以往纯真的口头压服，将每一次的口头教育进程都构成相关资料，进行具体的记载：如临街运营户，店名，地址，雇主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络方法，运营情况（好、较好、普通、较差、差等五个品级）、共同治理状况（优、良、普通、较差、差等五个品级），违章现实（对每次违章状况、处分状况进行注销），非凡状况（雇主的实践坚苦等），以便在法律有理有据。
二、成立联动中间进步法律效率。城管法律人员对某个当地进行了突击、彻底管理，大张旗鼓，但法律人员一走，躲起来的小商贩就持续占道运营，如许既糜费人力、物力、又降低了当局部分的威信。模仿公安成立“110”，成立市城管部分的“110联动”综合法律中间，由市各本能机能部分的专业人员构成，发现了状况，批示中间可以一致、疾速作出反响，实时处置。
三、对有证摊位施行“一卡通”。建议对规划设置的有证摊位进行计分制审核，对每个摊位树立卡片式档案，施行“一卡通”，每卡累计12分，一旦发现运营户有违章运营的行为就予以扣分，如12分扣完则作废下一年的运营资历，对显示优越的运营户，在次年获取摊位运营资历时优先思索，并可以恰当减免摊位卫生费作为奖励。
四、组建城市治理违章处置中间。跟着构建调和社会的具体推进，以及城市治理体系体例的不时完美，社会对城管法律的要求越来越高，若何进一步标准城管法律行为，完成城管法律的公开、公道、公平，进步城管法律效能，削减城管法律胶葛，已成为推进城管法律标准化，构建调和城管的内涵需求。立异行政法律形式，组建城市治理违章处置中间，完成城管法律查询取证与行政处分相别离，让城管法律以全新的方法与相对人和群众面临面接触，使之成为处置违章、宣传法律、效劳群众的新平台，已成为城管法律进步路途中的急迫需求。树立城管法律违章处置中间合适当时城管法律日趋复杂化的客观状况，有利于进步城管法律程度，推进城管法律的标准化、准则化，加速调和城管的构建措施。
五、树立建立工地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建立工地渣土泥浆抛洒滴漏已成为影响市容市貌的严峻问题之一，建议探究协调建立主管部分构成结合反省组，展开一次专项整治运动，对建立工地进行反省，集中处理修建工地、市政工地文明施工、渣土泥浆运输抛洒滴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将反省中发现的问题、各工地的整改状况和处置后果进行传递。在此根底上，在结合严管重罚的还和建立主管部分一起树立起工地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应用收集资本，将各工程项目标施工进度、违章记载等信息聚集到一致的信息平台，将此治理信息归入到该工地的创立评优任务之中，完成资本共享共管，到达从泉源到终端治理起建立工地渣土泥浆抛洒滴漏的结果。
六、建议设置旧货调剂点等运营场合。小商贩摆摊运营也是出于生涯所迫，建议对小商贩不要一味地围追切断，而应给他们供应恰当的生活空间。比方连系实践恰当开放某些路段（不影响居民歇息的），规则在必然工夫答应小商小贩从事一些暂时运营，并规则运营者要坚持四周情况整洁；又如跟着城市建立历程加速，城区呈现大片拆迁旷地，这些旷地邻近往往都是在老社区邻近，在邻近生涯的居民往往对摆摊运营有市场需求，建议能否可协调联络相关单元将现有旷地充沛应用，设置旧货调剂点等暂时摆摊场合，并对运营场合做好维护治理任务。如许既可丰厚居民生涯，也为摆摊人员、下岗赋闲人员再就业等供应了运营场合，能有用缓解城市治理现有法律力气难以应对路途乱摆摊的治理压力。充沛表现当局“以报酬本”，构建调和社会的在朝理念。
城市治理的内涵范文6
2020年创建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总结经验做法亮点成效
初冬时节，行走在x的大街小巷，阵阵清新的文明之风袭面而来，看到的是真诚互助的凡人善举，听到的是明德惟馨的天籁之音，感受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处处文明之景，仿佛涓涓溪流，给人善与美的力量。
2017年11月，在中国文明网公布的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上，x赫然在列，一座水城多年的创建之梦终成现实。
文明没有终点。成功夺牌之后，x又踏上了新征程——以成功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为新的起点，全面推进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努力推动文明城市工作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x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国范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一、x不改，深化文明建设
文明，一座城市的内涵所在。
x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文明城市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特别是把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建设作为有利于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快建设“x水城、美丽
x”的最好实践。随着“不忘x、x”专题教育深入开展，x把文明城市常态建设作为对专题教育成效的检验，认真检视文明创建存在的问题和弱项，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查问题、补短板、促提升”行动，把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方合力凝聚起来，切实提升文明创建工作水平。
建立健全常态建设机制，制发《关于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调整完善文明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常态建设工作部，全力推进“提升工程”，推进城市管理由创建模式向建设模式转变；严格落实《文明城市常态管理考核办法》，对全市115个单位进行目标考核，对30个重点责任单位实行月度排名、末位约谈，通过检查督导和组织第三方测评等形式，推动实地测评点位全方位提升对标创建水平；扎实开展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制定《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方案》，以文明村镇“2+10”创建为抓手，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十个一”创建工作，组织开展文明村创建工作拉练评比等活动，评选文明村创建工作示范村，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马x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后，全市共有专题省级文明村镇6个、专题市级文明村镇40个、x市级文明村镇315个。
道德引领，筑牢文明根基
文明体现在方方面面，x深耕“文明”这方土地，从多方面做文章诠释文明内涵。
抓典型示范，打造好人之城。该市落实好人好事“激励+奖助”机制，扩大“x正能量”道德品牌影响力、吸引力。全力打造“x正能量”道德品牌，广泛开展道德模范、x好人、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今年以来，有2人获评专题好人称号，4件事迹被评为专题市学雷锋十佳事迹，2人被评为专题市级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落实“激励+奖助”机制，按照《x市公民道德建设基金管理使用办法》，充分发挥基金的“倡树典型、扶助好人”效应，对各级道德模范、x好人、学雷锋十佳、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现已累计奖励、扶助各级各类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好事1400余件次，发放奖助金86万余元。
抓文明涵养，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爱我文明城·我做文明人”专题志愿服务活动，全市580余支志愿服务队活跃城乡，在册燕赵云志愿者13万余人，涌现出“市行政审批局党员干部爱心志愿服务队”“x村巧妇爱心志愿服务队”“圆梦爱心协会”等一批优秀志愿服务队，以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为重点，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七一”党旗红诗歌演唱会、国庆节“我和我的祖国·我爱我的x”庆祝70周年群众歌咏活动等一系列百姓喜闻乐见的专题活动共500余场次，丰富广大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铸文化之魂，打造人文之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厚植红色基因，筑牢文化根基，先后推出了《百姓医生》等本土剧目，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宣传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常态建设，印制《市民文明手册》《核心价值观》宣传折页、《致市民朋友的倡议书》等宣传资料5万余份，在电视台开设“文明在路上”专栏、在善行x微信公众号开设“专题创城
常态创建”志愿服务等专栏，引导广大市民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建文明城。加大公益广告宣传设置力度，打造城市道德景观。构建“流动+固定+立体”三位一体设置格局，形成多渠道、多频次、全覆盖的宣传声势，成为文明城市的道德景观。
全民共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在文明城市常态建设过程中，x全市上下万众一心、攻坚克难，铸就了“团结一心、无私奉献，敢为人先、锲而不舍，攻坚克难、求真务实”的创城精神，形成了“城乡联动、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x的城乡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节节攀升。
深化城市提质行动，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该市坚持建管并重，注重常态落实，深入开展市容市貌治理、交通秩序治理、市场秩序治理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区治理，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切实加强城市管理，城市面貌形象、内涵品位等方方面面有了显著提升；因地制宜，让美丽乡村更美丽。村庄美化进入常态化保持阶段，全市完成乡村文化墙绘制800余处，为文明村镇建设增添了美丽和文化韵味；探索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01个。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