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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研究范文1
【关键词】物流;区域经济;现状;问题;对策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12-0056-01
区域物流是指全面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而建立的适应区域环境特征、提供区域物流功能、满足区域经济、政治、自然、军事等发展需要,具有合理空间结构和服务规模,实现有效组织与管理的物流活动体系。
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从空间上看,区域经济系统又可分为三大子系统,即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物流产业作为新兴的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湖南省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物流产业经济总额占全省GDP比重迅速提升
2010年湖南省实现GDP已过1.5万亿,达到15902.1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4.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33.66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9324.73亿元,增长17.0%;第三产业增加值7576.80亿元,增长11.0%。同年年末,全省社会物流总额27066亿元;实现增加值946.03亿元,比2005年的498.47亿元增加了447.56亿元,增长89.79%,年均增长13.67%;社会物流总费用2962亿元,增长1.42倍;完成货运周转量2958亿吨公里,增长78.1%;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6267.16万吨,增长3.97倍;物流行业从业人员135万人,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产业之一。
(二)物流运输体系规模进一步推动全省经济发展
到2010年末,全省公路总里程227998公里,高速公路在建和通车总里程6450公里,其中已通车里程2386公里;公路密度105.8公里/百平方公里,增长1.82倍;铁路通车里程4893公里,增长1.74倍;内河通航里程达11968公里,居全国第3位,千吨级航道达到607公里,建成千吨级泊位87个;形成了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为中心、5个机场相互配合、辐射全国的航空运输网络。据统计,初具规模的运输体系使得全省货物周转量达3402.27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5.1 %。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达1095.86 亿吨公里,增长2.6 %;公路货物周转量达1878.57 亿吨公里,增长22.0%。
(三)物流企业规模进一步壮大
到2010年底,全省法人物流企业3100多家,注册资本金千万元以上的170多家,有62家物流企业通过国家A级标准评估,其中2家5A级企业,15家4A级企业。湖南一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通物流有限公司、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物流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长沙金霞现代物流园被列为全国物流示范基地。
(四)政府政策改善物流发展环境
根据湖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生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湖南省物流业振兴与实施规划(2009-2011)》等文件,建立了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协调机制,大力推广现代物流理念,物流业发展的环境逐步改善。
二、湖南省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一)基础配套设施欠缺,大型配送中心尚未建成
一方面湖南省处于中部地区,在地域上优势较弱,另一方面全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起点低、规模小,公路、铁路、航运等缺乏有效衔接。而且当前本省一些主要的地级市都没有相应的物流配送中心,导致物流总体经济效益偏低。
(二)物流企业竞争力低
由于物流业在本省发展起步较晚,因些大部分本土企业规模较小,服务功能单一,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大多数物流企业仅能提供简单的运输和仓储服务,缺乏流通加工、信息服务、库存管理、成本控制等物流增值服务能力,低端物流市场恶性竞争,高端物流服务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三)物流园区之间资源浪费,缺乏统一的指导
以湖南省十二五规划重点发展的长株潭核心物流区以及环洞庭湖、大湘西和泛湘南等“一核三区”四大物流区域为例,它们之间彼此缺乏协调,各自为政,这就加重了物流园区重复建设,由此造成资源浪费。
(四)物流管理目标难以实现
从物流管理的理论上讲,其目标是减少库存,降低成本,最终以达到“零库存”。现行湖南省各物流园区大力建设厂房仓库,这一实质又与以上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三、湖南省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一)加强政府引导,各物流园区企业配合
在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给予宏观的指导,比如物流园区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物流信息的公布、人才需求等。另外,政府应协调好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当两者在发展中出现矛盾时就及时探索解决方案。
(二)建立统一的配送中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在全省各地级市建成大型的配送分拨中心,并与所有商流企业建成统一的网络,尽可能地集合本地区商贸企业的物资,进行统一分拨。建立全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推进各类物流信息资源整合;
(三)建设十大重点物流园区
按照有效整合物流资源,强化集约、集聚发展要求,重点建设长沙金霞、长沙空港、株洲石峰、湘潭九华、岳阳城陵矶港、郴州湘南国际、衡阳白沙洲、常德德山、怀化狮子岩、娄底湘中等10个省级重点物流园区,支持建设一批具有优势产业支撑和区域特色的物流园区。
(四)培育一批实力较强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第三方物流企业已是当代物流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势,我们可以引导生产型企业与物流企业实现多业联运,培育一批第三方物流企业。鼓励生产、运输多元化经营的工商企业与原企业分离,以现有发展基础较好、具有一定规模和先进管理理念的物流企业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功能,提升服务,着力扶持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规模较大物流企业集团。
参考文献:
[1]徐茜等;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统计与决策》;2011年09期
区域发展研究范文2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区域公共问题 新区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45―05
1982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中断了30年后开始恢复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其分支领域――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就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发展状况及前瞻作一梳理和研讨。
一、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问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
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
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 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八)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待丰富,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加强。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翻译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参考借鉴国外区域治理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华,并与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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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研究范文3
关键词:区域经济 饭店业 协调发展
一、研究背景
19世纪3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协调发展的研究,Bithas & Nijkamp提出在不确定信息下,利用专家知识系统进行环境―经济协调模型的建模方法;Boulding将系统方法应用于经济与环境相关性的分析,倡导储备型、休养生息型和福利型的经济发展,其目的在于建立“循环式”经济体系来代替过去的“单程式”经济系统;Norgaad提出了协调发展理论,认为通过反馈循环在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可实现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定义虽表述不一,但其核心却是唯一的,即协调发展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使用的一种平衡,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
从定性角度看,饭店业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导向,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增强, 这都为饭店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由于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体实力的大幅增强、客源市场的迁移带来的业务转型, 致使我国区域饭店业防御危机冲击的能力得以迅速提升, 二者协调发展过程就是它们在相同的时间和区域内相互协调关联的过程。从定量角度看,如何准确判断和评定区域经济与饭店业协调发展水平却成为研究的难点,而这恰是本文研究的缘起。
二、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1、耦合理论及模型
耦合是指多个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应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由此,把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与饭店业两个子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定义为“区域经济―饭店业”耦合度,其大小反映了区域经济―饭店业的协调程度。依据二者交互作用的强弱程度,一般可将其耦合过程划分为低水平耦合、颉颃、磨合和高水平耦合4个阶段。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耦合度模型,即:设变量ui (i = 1,2,…,m),uj(1,2,…,n)分别表示系统,推广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为:
cn= n{ ( u1・u2 ・…・un )/Π( ui + uj ) }1/n
当只有两个系统时,可以直接得到它们的耦合度函数,表示为:
c = 2{ ( u1・u2 )/( u1 + u2 ) 2 }1/2,耦合度值C∈(0,1)
根据耦合度值的变化可分为以下六种类型:(1)当C = 0时,耦合度极小,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2)当C∈(0,0.3)时,处于较低水平的耦合阶段;(3)当C∈(0.3,0.5)时,耦合处于颉颃时期;(4)当C∈(0.5,0.8)时,耦合进入磨合阶段,两者间开始良性耦合;(5)当C∈(0.8,1.0)时,处于高水平的耦合阶段;(6)当C = 1时,耦合度最大,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且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2、协调理论及模型
“协调是指为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的目标,各子系统或各元素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所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态势。”同时还要求各子系统、各元素之间相互适应与促进。因此,区域经济――饭店业要协调发展,要在保持其各自内部协调的基础上,使两者在整体上形成良性互动。此外,耦合协调度不仅能区别出由于区域经济―饭店业偏小带来协调度高的伪协调,而且能评判不同区域区域经济――饭店业耦合的协调程度,反映出区域经济――饭店业水平的相对高低。
协调模型可表示为:D = ( C・T)θ
T =a×U1 +b×U2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协调度;T为反映饭店业与区域经济的整体效益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θ、a、b为待定参数,两个系统基本同等重要是一般取a = 0.5,b = 0.5;当θ=1/6时其方差最小,故取θ=1/6。
耦合协调度可分为以下10种类型:①D∈(0,0.09)时,为极度失调;②D∈(0.10,0.19)时,为严重失调;③D∈(0.20,0.29)时,为中度失调;④D∈(0.30,0.39)时,为轻度失调;⑤D∈(0.40,0.49)时,为濒临失调;⑥D∈(0.50, 0. 59)时,为勉强协调;⑦D∈(0.60,0.69)时,为初级协调;⑧D∈(0.70,0.79)时,为中级协调;⑨D∈(0.80,0.89)时,为良好协调;⑩D∈(0.90,1)时,为优质协调。
3、系统综合评价函数
设正数X1,X2,…,Xm为描述区域经济的m个指标;正数Y1,Y2,…,Yn为描述饭店业的n个指标。
m
E(X)= ∑ ai×Xi
i=1
n
H(Y)= ∑ bj×Yj
j=1
E(X)为区域经济综合评价函数,H(Y)为饭店业综合评价函数,ai、bj为指标权重,Xi、Yj分别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二)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权重确定
1、指标选取
参考国家法定统计指标来确定区域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地方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总支出、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实际利用外资。
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指标,并结合行业主管部门在饭店业统计中常用的相关指标,以及指标的可获得性,选取指标为饭店数、客房数、床位数、固定资产、营业收入、入境旅游者住宿总人天数、住宿总人天数等的规模类指标和像客房平均出租率、平均房价一类的效益类指标。
2、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了2007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样本,数据均来自2008《浙江省统计年鉴》,2002―2009年《浙江省旅游概览》,2006年和2008年浙江省饭店业发展白皮书。
3、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对较为模糊或较为复杂的决策问题使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主要步骤为建立问题的递阶层次结构,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由判断矩阵计算被比较元素相对权重,计算各层元素的组合权重。
三、数据分析
(一)权重确定
准则层和方案层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为0.000、0.091和0.061,同时层次总排序的随机一致性比率为0.087,均都小于0.1,说明各判断矩阵指标间的比率赋值合理,其一致性都符合要求,而且层次总排序也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完成层次总排序,从表1可得,第2、3列分别为区域经济和饭店业各子系统指标权重;第4、5列则为区域经济和饭店业各子系统指标在综合系统中的权重。
(二) 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由此,依据模型得到各样本的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和饭店业综合发展水平,如表2。
(三)区域经济和饭店业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将各样本的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代入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到各样本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如表3。
四、 分析与结论
(一)分析
表2中样本普遍呈现出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于饭店业综合发展水平的状态,少数样本包括舟山、衢州和丽水呈现为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相吻合或略低于饭店业综合发展水平。同时,多数样本呈现出饭店业发展水平会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饭店业水平也高,同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饭店业水平也较低,但是绍兴和金华两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饭店业发展水平却明显低下,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表3中样本区域经济和饭店业耦合程度较高的包括杭州、宁波、 嘉兴、温州和台州, 其他样本都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 且耦合类型与表2中饭店业综合发展水平数据所表现的特征吻合程度较高, 样本中绍兴和金华的耦合度过低即为突出表现,说明该模型中着重反应了饭店业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类型中呈现失调态势的样本有舟山、衢州和丽水,其他样本则表现为协调状态, 尤以杭州和宁波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且耦合协调类型与表2中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数据表现的特征及其一致, 较为真实客观地反应出样本的基本情况。
(二) 结论
浙江省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普遍高于该地区饭店业发展水平,更有甚者,地区饭店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由于两者耦合程度和综合评价指数不高,直接导致各地区区域经济和饭店业的耦合协调度不高,呈现优质协调状态的区域过少,部分地区表现出失调态势。这充分显示在低等级行政区划地区饭店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而且比较依赖区域经济发展对其的带动作用。同时有统计结果显示,浙江省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就是东北强、西南弱,而就区域经济与饭店业的综合发展水平、两者耦合度的特征都能验证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特征。由此得出,浙江省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饭店业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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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研究范文4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金融相关比率 金融发展效率 金融发展
2008年,世界经济遭遇了近20年来最大的危机,危机的起源是美国房贷市场中堆积的大面积信用不良的次级贷款泡沫最终破裂,这次危机给全球经济以重创,正因此,全球再次将目光转向世界金融市场的领航者--华尔街,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体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注,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迫切需要市场和国家的监管。而危机的爆发正好暴露了监管的漏洞,对金融创新也有了崭新的理解,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讨论。危机中,注定要对原有的金融格局进行大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对实体的经济的作用也是深远的。金融市场终究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但是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其创新水平的提高,很多创新成果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有所削弱,使得其发展与实体经济有所偏离,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所以金融市场一定要有更加严厉的监管,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华尔街所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场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对其发展有更多的监管,则其整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是巨大的、正面的。同样的,次贷危机挫伤全球经济,不仅美国饱受其苦,我国依赖出口加工的沿海地区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些地区的部分企业停产甚至关闭,大部分企业都深受其害,但从长远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不可估量的。本文就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究,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熊彼特(1912)关于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 论述,之后肖(1955)和麦金农(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而之后的金融自由化更是将金融市场的作用进一步放大。我国不断借鉴金融发达地区的经验,逐步建立起我国的金融市场。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企业的资金短缺现象,使得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国内外很多学者对金融进行了深入研究。张(2008)对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后得到,我国在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和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研究这三个方面。而我们更关心的是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下学者均是对此进行深入探讨的,曹啸等(2002)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我国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主要是由金融资产数量上的扩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来体现的。马瑞永(2006)对我国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并对出现这样的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吴拥政等(2009)对我国采用分位数回归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地级市的区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叶耀明等(2010)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体现出来,但是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的第二道“门槛”还没有跨越。
本文就在这些研究成果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格兰杰因果检验法。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描述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由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格兰杰(Granger)于1969年提出,后经发展,成为学术界十分重要的判定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计量方法。本文就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
此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对于两个给定的服从平稳随机过程的时间序列来说,利用序列的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数据来预测,如果其预测效果好于单独由的过去数据对的预测,即如果是有助于预测精度的改善的,则称从到存在因果关系。
具体实证分析过程中须采用以下几个步骤逐步进行:第一步,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使用前提就是要求数据必须具有平稳性。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时间序列数据往往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避免此问题须先判断序列的平稳性,常用的判断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法。第二步,协整检验。如果原始序列是非平稳的,需要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是指: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积的,这个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表示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一般可以用Johansen建立的分析框架做有关协积的假设检验。即对于有些原始时间序列来说,虽然它们自身是非平稳的,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同样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要求它们是同阶单整的,具体是指:若原始时间序列不是平稳的,则考查其一阶差分序列和二阶差分序列是否平稳,若二者中有一个是平稳的,即说明存在协整关系,。最后,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则其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时就可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三、指标的选取及实证分析过程
1.指标的选取
(1)产出指标
最能衡量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就是GDP,所以产出指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消除人力资本的影响,本文就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产出指标,其中人力资本以统计年鉴中的历年从业人数来表示。
(2)投入指标
对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一般选取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发展效率DR。FIR是一个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数量之和除以名义GDP,这个指标是戈德史密斯认为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DR是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这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金融机构将储蓄变成投资的能力。保险市场和股票市场也是一国和地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鉴于我国保险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并且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亦不高,故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暂时忽略不计。即本文将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简化为: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发展效率DR。
2.实证分析过程
实证分析过程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三部分。
(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ARIMA模型、回归模型和协整分析。因为几乎所有水平形式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因此在估计其具体的方程之前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平稳性之所以在是协整分析中必须考虑是因为:在协整分析中,协整向量中的扰动项是否具有单位根是是否可以协整分析的前提。为消除经济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引起的不利影响,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发展效率DR取自然对数,然后采用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三个变量之间进行单位根检验[4]。本文对相关数据进行简单整理后,采用EVIEWS6.0的单位根检验后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金融相关比率FIR 和金融发展效率DR在原始序列的检验中均是不平稳的,但是DR在一阶微分序列中达到了平衡, 但是FIR 和RGDP均在二阶微分时才达到平稳。所以原有序列在二阶差分时都是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就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的EG两步法;二是Johansen与Juselius于1990年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通常称之为JJ检验,主要用来进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过程。本文的变量是三个,故采用后者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1。
通过表中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以检验水平0.05的临界值判断,没有拒绝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说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发展效率D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就来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果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面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二者是否为因果关系。通过eviews统计软件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检验得到表2:
检验过程中,我们选择的滞后期为5,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金融相关比率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可能性大于98%,经济增长是金融相关比率增长原因的可能性也高达95%以上,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金融发展效率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可能性还不到20%,反过来的可能性有15%左右,可见金融发展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介于25―30%之间,说明二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关系不是很显著。总而言之,金融发展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相关比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浙江数据为例分析了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首先,浙江省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作用非常明显。但是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显著,说明我国金融市场迫切需要深化。再次,浙江省金融相关比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说明浙江省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浙江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经济增长的实现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最后,浙江省金融市场的存贷款数量是巨大的,但是金融发展效率还是比较低,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经济相关效率相比,作用不太突出,针对这点,下面会对其提出一定的建议。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第一道门槛,即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已经说明,二者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第一道门槛的跨越是资本要素市场话、金融发展健全等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但是金融对于消费、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级金融功能还没有实现。所以浙江省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实现其高级金融功能。
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浙江省金融市场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浙江省金融市场中,1978-2009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说明居民的储蓄热情居高不下,这与我国整体情况是相符的,两者的不同增长率表现使得金融发展效率偏低。要提高金融中介的效率,需要提高优化浙江省金融市场的结构,浙江省金融市场中,还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股份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等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偏少,浙江省应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功能,让资金流向投资效益较高的企业,而不是仅偏向国有企业。而且,想比较而言,浙江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比较迅速,但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关的机制还很不健全,需要加强监督,从而使其更好的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来源。总之,一定要提高金融中介的资产运用质量,减少不良贷款,完善相关的金融市场法律,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
2.发展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等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是走在前列的,浙江省2009年的人均GDP为4.46万,同年的人口数为4716.18万,但是浙江省2009年的全部保费收入仅为654.44亿,人均年保费不足1400元,说明浙江省人均保费收入非常低。保险市场是一个地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展保险市场对于推动浙江省的金融市场有重要作用,所以应该多宣传保险,增长居民的投保意识,不断丰富保险品种,从多个方面的努力来推动浙江省的保险市场。这样,不仅使得人民生活质量更加有保障,而且可以减少意外事件对家庭及企业的损失,有利地完善了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
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很显然的,我国的股票市场从最初的A股,发展到B股,中小板和创业板。创业板的推出为很多创新企业发展中的资本瓶颈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浙江省是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速的地区,鼓励这些企业创新,进一步上市,以使其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当然,我国股票市场的相关机制还很不健全,对于业绩不良的上市企业还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这些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的细则以推动股票市场的发展。当然,发展我国的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都可以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使得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渠道更加多样化,使得金融市场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地区的经济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发展区域金融、完善区域金融市场是刻不容缓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需要地方政府彻底的贯彻执行,消除金融市场发展中的相关壁垒,充分让市场原则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只有这样,区域金融才会健康发展,金融市场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并进一步使得浙江省金融市场的高级金融功能较早的体现,那么浙江省的经济结构会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水平才会继续长久的走在全国的前列。
参考文献:
[1]曹啸,吴军.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和特征分析[J],财贸经济, 2002(5),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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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拥政,陆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区数据与分位数回归方法[J].区域金融研究,2009(3),25-28
区域发展研究范文5
关键词: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因子分析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包含的要素有:特定的地理区域、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等。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有利于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原则
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和可行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首先需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构建原则,指导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及其具体指标内容。
1.目的性原则: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中研究目的不同,指标体系设计的思路和选取的指标也应各有侧重。
2.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要能较客观地反映地区的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状况。
3.系统整体性原则: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指标体系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和潜力。
4.动态引导性原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因此,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充分反映区域经济系统动态变化的特点,体现出系统的发展趋势。
5.简明科学性原则:在构建本研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时,指标数量不宜过大,在相对完备的情况下,指标的数目尽可能地简约和压缩,便于实际应用和操作,可以尽量选择那些概括性强、所代表的信息量大的指标,指标体系要全面但不可包罗万象。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原则,参考有关研究成果,侧重于从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视角构建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出苏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4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状态层和指标层。目标层反映苏北地区协调发展的综合水平;准则层包括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社会协调发展水平3个指标,反映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状态层包括10个指标,反映的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子系统的各个侧面的协调发展水平建设状况;指标层为基础指标,共有31个指标组成。
在指标体系中将经济协调发展摆在首位,将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作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依托,把社会协调发展的提高作为苏北地区协调发展提高的最终目标,体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协调一致的基本思想。在设置的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中,大部分指标可通过统计年鉴和实地调查获取,部分指标需要借助相关计算求得。
二、苏北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采用SPSS软件,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苏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数据主要选自《2008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一)确定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
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确定选取的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本文所选取的变量计算后得到的KMO值均大于0.80,相伴概率均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表明这些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主成分因子的提取
分别对经济协调发展、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社会协调发展、综合协调发展水平指标的因子变量利用SPSS提供的Factor Analyze进行提取。鉴于因子变量在未经旋转的载荷矩阵中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载荷而含义会比较模糊,所以通过Varimax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用旋转后的结果提取特征值大于0.85的主成分因子,即提取原始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此,经济协调发展能力提取了2个主成分因子,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取了4个主成分因子,社会协调发展取了4个主成分因子,综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取了7个主成分因子。
(三)协调发展水平的求算
借助SPSS软件,得出各县市各主成分因子的得分,并以各主成分因子的贡献率为权数进行线性加权求和,分别计算。各县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和综合协调发展水平F(B1)、F(B2)、F(B3)和F(A)计算公式为:
经济协调发展水平:F(B1)=0.59128W1+0.21071W2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F(B2) =0.22971M1+0.22950M2+
0.19951M3+0.16012M4
社会协调发展水平:F(B3) =0.437Y1+0.16618Y2+0.15649Y3+
0.08948Y4
综合协调发展水平:F(A)=0.37938W1+0.11852W2+0.08674W3+
0.07587W4+0.07375W5+0.07223W6+0.05030W7
苏北地区各县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和综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排名(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苏北地区综合协调发展水平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3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不同而呈现出不规则的空间格局。这说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是经济、资源环境、社会诸子系统非线性叠合、综合作用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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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研究范文6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发展差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1-0030-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1.07
近年来,由于广东省内的金融资源供给与金融资源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金融运行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新兴金融机构基于效益标准,主要按照经济合理性设立分支机构,其业务布局主要在广东省的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如珠三角等地;而在金融活动向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集中的同时,欠发达地区如西翼、山区等地区的金融运行呈现出相对的落后性,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金融活动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与枢纽,过大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区域协调可持续战略的实施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为了实现广东省各地区金融和经济协调发展,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探讨造成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比较的指标确定
(一)广东省区域的界定
区域是一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区域有不同的界定方法。正如胡佛所说,“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为了对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根据广东省“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地理位置、人口素质、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广东省可划分为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九市),东翼(包括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四市),西翼(包括湛江、茂名和阳江三市),山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五市)四个区域[1]。
(二)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指标选取
1.金融深化程度指标――金融相关比率
金融相关比率(FIR),是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表示的是经济金融化程度,用以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计算方法为: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所以国内学术界在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时,一般采用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这是因为我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而银行的最主要资产是存款和贷款。所以,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其中GDP为各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
2.储蓄投资转化率指标――贷款存款比
贷款存款比(LSR)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静态指标,它描述的实际上是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属于金融中介效率,是反映资金聚集与辐射的重要指标。贷存比越高,即使发生不良贷款的风险加大,当期盈利能力仍然越强;反之,贷存比越低,在风险降低的同时,当期盈利能力仍会受到削弱。贷款存款比指标是一种静态分析指标,为了能更好的反映贷存比的变化,本文引入动态分析方法,计算出贷存比的变异系数指标,衡量地区贷存比的差异。贷存比变异系数=贷存比标准差/贷存比均值。
3.金融对经济拉动作用指标――信贷比率
金融机构信贷比率(FICR)是衡量金融发展的又一重要指标,用来反映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效率,可以用“贷款余额/GDP”来表示,即每一单位GDP的增长所需要的信贷支持。
4.金融业发展环境指标――泰尔指数
为了准确反映各经济区域之间及经济区域内部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程度,以及总差异中有多大份额是由珠三角经济区、东翼经济区、西翼经济区和山区经济区的区间差异产生的,有多大份额是由经济区内部差异产生的,本文借用泰尔指数来度量区域金融差异,它较之基尼系数、阿特金森尺度等描述地区间差异(或称不平等度)的指标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1967年,泰尔(Theil)运用信息理论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T,该系数满足达尔顿-庇古 (Dalton-Pigou)转移原理、收入零均质性和人口规模独立性等特点,用于计算收入不平等[2]。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所考察范围内各区域差异性的大小,取值范围为0~1,T越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越大;反之,T越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越小[3]。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加分解性,泰尔指数可按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三)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
1.金融深化程度的比较
本文根据广东省的4个经济区2000―2008年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算金融相关比率,对广东省金融深化程度进行统计描述。
由图1可看出,2000―2003年,伴随着广东省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货币化和金融资产一直在递增,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金融相关比率在2000―2003年出现递增趋势。但自2004年起,广东省及省内各经济区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逐步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前银行业基本上是金融业的代名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险业逐渐起步,证券市场也开始上路,两者的发展使其自身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它们在量上的波动已对整个金融业增速和增量产生巨大影响。但保险业和证券业基数较低,尚难以撼动银行业在金融业中的主导地位。2003年广东省证券业和保险业增加值合计109.53亿元,占金融业增加值的26.2%。
从表1的各个经济区域来看,2008年珠三角的金融相关比率为267.46%,东翼地区为148.06%,西翼地区为111.46%,山区为146.59%,全省为240.05%。可以看出,珠三角经济区的金融发展规模超过全省,这说明珠三角经济发展快,储蓄能力强,资源利用率高,投资回报大,由于资金的趋利性致使资金流入量大,在各区域的金融资源竞争中,珠三角地区稳操胜券。东翼、西翼和山区的金融深化程度明显低于全省,在金融资源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2004年起,东翼和山区金融深化程度逐步趋于相同,而西翼地区金融深化程度自2002年起降至全省的一半水平以下,且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2.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比较
本文根据广东省的4个经济区2000―2008年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算贷款存款比及其变异系数,对广东省金融发展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行统计描述。
由图2可看出,各区域与全省一样,贷款存款比均小于1,即贷款小于存款,此情况不能认为是储蓄转化贷款的效率低,其主要原因是广东省外汇占款多,外汇顺差对贷款需求有着很大的替代效应,导致广东省贷存比低。
由表2可看出,珠三角的贷存比与全省接近,呈现水平趋势,变动不大。东翼、西翼和山区的贷存比较接近,呈下降趋势,低于全省和珠三角地区,且与珠三角的差距有逐步扩大趋势。2003年以前,东翼的贷存比略高于西翼和山区,但自2003年起,东翼的贷存比急剧下降,2008年下降幅度为27%。
贷存比越高,表明当期盈利能力越强;反之,贷存比越低,当期盈利能力会受到削弱。广东省各家银行的主要业务仍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虽然中间业务已得到重视和发展,但在其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重尚未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贷存比的不断下降仍导致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缩小,不利于该地区金融发展。
动态的分析2000―2008年各地区存贷比的变异系数,如图3所示,贷存比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2.72%增至2008年的32.13%,增加幅度达到11.8倍。2000―2008年贷存比的变异系数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说明各地区贷存比的地区差异在扩大,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与其他三区的差异。
3.金融对经济拉动作用的比较
本文根据广东省的4个经济区2000―2008年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算信贷比率,对广东省金融发展对经济拉动作用进行统计描述。
信贷比率(FICR)用来反映每一单位GDP的增长所需要的信贷支持。由图4可看出,2000―2003年各地区信贷比率维持平衡,说明各地区GDP的增长与贷款增长基本相同。而自2003年起,各地区信贷比率开始下降,说明GDP的增长超过了贷款的增长,其中,珠三角地区的贷款比率处于高位,山区、东翼次之,西翼最低。由此可看出,珠三角地区贷款余额对GDP变化的解释程度比山区、东翼和西翼地区贷款余额对GDP的解释程度要高,发达地区利用贷款促进GDP的增长更有效,欠发达地区的GDP增长受贷款以外的原因影响多。
4.金融业发展环境的比较
本文根据广东省的4个经济区2000―2008年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算各经济区泰尔指数及总体差异,对广东省金融发展环境进行统计描述。
其中:T为Theil系数,测度区域间差异;Fi为第i个区域的存贷款总额,Pi为第i个区域的人口;F为广东省的存贷款总额;P为广东省的总人口。根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计算出4个经济区域间差异Tj,并计算出珠三角区域内差异TA、东翼区域内差异TB、西翼区域内差异TC和山区区域内差异TD。
根据泰尔指数总体差异T的计算公式:T= TD,计算出总体差异T,并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加分解性,即总体差异等于区域间差异加上区域内差异,计算出区域内差异Tn,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由图5可看出,广东省金融机构存贷款资源分布的总体差异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的差异始终高于区域内差异,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动态地看,2005年是区域内差异的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区域间的差异先上升后下降,后又再次上升,表明广东省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呈动态变化。
在所考察的2000―2008年内,区域间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率维持在35%左右,而区域内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率维持在64%左右,明显高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这表明广东省区域金融差异更主要表现在广东省各经济区间的差异上因此,研究广东省区域金融差异,基于各经济区的研究更能体现广东省区域金融差异的实质。
从图6的四大经济区来看,珠三角的差异要大于其他地区差异,西翼地区的差异最小。珠三角经济区和西翼经济区的差异呈上升趋势,其中珠三角经济区上升幅度较大;山区经济区和东翼经济区的差异呈下降趋势,其中山区经济区下降缓慢,东翼经济区下降较剧烈。
二、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广东省金融发展不断增长,但各区域的金融发展存在差异:珠三角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比东翼经济区、西翼经济区和山区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发展快;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金融差异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平稳,根据区域间和区域内金融差异贡献率分析,区域间金融差异占主导地位,即各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差异占主导地位。通过分析,笔者认为造成广东省各经济区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地理区位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珠三角经济区拥有有利的自然环境,作为珠江出口处,濒临南海,毗邻港澳,离东南亚不远;有珠江水道,天然海道良港,海陆交通便利,对外贸易发达;对内有多条铁路、公路大动脉从此通过,内陆运输便利;除此之外,这里是全国较大的侨乡之一,有利于招商引资;而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正辐射珠三角各地市,区位优势明显。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这一区域获得东翼、西翼和山区经济区难以获得的附加利益,促进了本来基础较好、投资收益较高的珠三角经济区的快速发展。
2.经济发展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从需求导向看,广东省各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生了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差异,从而形成了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翼、西翼和山区经济区相比,金融资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流向珠三角经济区,从而产生金融发展的分化。同时,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主体不仅会扩大对原有金融服务的需求,而且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回应,区域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都会随之扩张和发展。珠三角经济区在这种经济不断增长的环境中,金融得以快速发展。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存在固定的进入费用,在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很低时,如东翼、西翼和山区等经济区,大多数经济主体往往无力支付固定的进入费,因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也极为缓慢。
3.金融机构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金融机构是金融发展中主要的金融主体,地区金融机构的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地区金融发展。因为金融机构存在追求最大收益、成本外化的特性,当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机构投资收益率高,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将在该地区广设网点。而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广,也能增强地区资金积累能力。珠三角地区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数量明显多于金融机构较为单一的东翼、西翼和山区,这种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性,必然影响欠发达地区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削弱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造成地区金融差距不断扩大。
4.政策环境为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从供给角度看,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政府的区域金融政策不同,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就存在差异。由于中央政府对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和经济特区澳门的金融支持,促进了靠近港澳的珠三角经济区经济和金融得以发展。同时,由于珠三角经济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广东省的70%以上,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港澳经济的辐射作用,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发展珠三角经济区,政策上也给予大力支持,其中包括了支持广州市和深圳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等措施。这些间接使珠三角经济区对东翼、西翼和山区经济区信用资金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和吸引力,使这三个经济区的资金更趋紧张,最终造成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差距越来越大。
三、广东省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得知,广东省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制度因素等,如何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作为政府,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必然存在。但是,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差距,也应该引起广泛重视。因为差异长时间的存在或扩大,必然会影响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对广东省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因而,在进一步推进地区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寻求在适度差异中协调发展。
1.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提供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广东省政府出台的“腾笼换鸟”政策对欠发达地区东翼、西翼和山区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东翼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产业结构较好,民营经济较发达,对外贸易基础较好,起步台阶高,可以利用此机遇进一步发展其特点和优势。西翼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重化工业,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升产业层次,即沿着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到关键的核心部件转变。山区利用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因此,大力发展东翼、西翼和山区经济,为金融资源的发展和丰富提供良好的环境。
2.促进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区域金融发展良性互动
珠三角中广州市、深圳市及佛山市的金融优势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地区,但这三个金融中心区域不能仅仅立足于珠三角,更要成为广东省区域资金聚集地,为欠发达地区融资提供更周全更便捷的辐射路径。同时,欠发达地区也应积极探索能够从深圳市、广州市及佛山市金融中心融通资金进入欠发达地区的融资渠道,进一步促进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东翼、西翼和山区的区域金融发展良性互动。
3.建立和健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额金融服务体系
欠发达地区在竞争中总体上处于劣势,如何在劣势中寻求生存空间与创新,提升欠发达地区东翼、西翼和山区经济区的金融资源竞争力,成为解决区域金融差异的一大难题。由于很多现有金融政策在珠三角地区的适应性强,而在欠发达地区的适应性差,因此,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大力推进适应于欠发达地区的多种金融创新。应在欠发达地区规划金融试验区,筹建小额融资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发展和壮大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鼓励典当、担保公司创新发展,恢复原来融资公司、信托公司的运作,完善评估公司、财务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配套金融服务体系[4]。
4.政府合理引导资金流向
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宏观目标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区域和谐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周期规律,引导资金合理流向,为区域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广东省政府实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腾笼换鸟”政策,应统筹珠三角与欠发达地区的项目安排,通过项目安排与政府财政配套的启动资金,积极通过项目带动资金合理流动,通过启动资金财务杠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进一步培养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
参考文献:
[1]幸晓维,叶健夫等.广东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2-13.
[2]张慧芳,王言峰.区域增长格局和地区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陕西为例[J].经济地理,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