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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现象范文1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徘徊、停滞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陶艺的兴起走过了起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出现一些让人欣慰的可喜的创作成果，陶艺作品呈现多元并重的风格及多种语义结构并存的格局。同时，面对全球文化多元共存的发展势态，中国陶艺急需树立中国特色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因此，面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思想震撼，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传统文化如何得以继承和发扬，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共性与个性，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将是现代陶艺创新和发展的基础。
纵观陶艺发展的历史，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在其成型工艺、烧制技术、装饰文化上都有相似之处，这充分反映了人类对美追求的共性，而其个性母语的表达是不尽相同的。这正是不同地域文化、民族个性所特有的风格，它的表述语境、传达方式伴随时空的背景转换呈现出具有历史特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演绎，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使得陶艺创造的空间不断拓展。现代陶艺的本质特征是创新，体现在新风格、新材料、新形式、新观念等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陶艺和其它样式的现代艺术几乎同时出现，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一同起飞，一开始就受到现代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具备反叛的特性和对现实生活的质问。
最初浅显易见的“拷贝”式和“单一实用”式的作品已经被取代，陶艺本土化方面越来越显成熟，并且能很好地借鉴和消化西方现代陶艺的表现方法。关注现实的人性、社会和自然，思考深层意义的民族文化内涵，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洋溢时代气息的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个人话语”所能传达的，而是借助母语与个人话语的转换，关注传统文化生命的存在价值。对于艺术创造来讲，传统不是僵死的束缚，它是融会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精神血脉，促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不能不带有某种传统的影子。艺术创造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它为艺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符号表达与意义生成的关系，艺术的这种传承性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借古”以“开今”，“推陈出新”是极为重要的。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陶艺的物质基础是最为古老的，其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深厚的，在现时态的文化背景中，现代陶艺产生的种种现象不是说明缺乏历史联系和文化语境的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而是与现代社各种文化矛盾纠结在一起，有着自身的审美意义极其表征的人文景观。现代艺术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打破了由统一的古典美束缚而导致的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功能与实体的分离，形成了波普、观念、表现、装置等艺术形式。古典传统美的界限被打破，陶艺表现的不仅仅是功能和装饰，而是对当下文化现象的思考，“传统文化是艺术的一种自觉现象，是从混沌未分走向独立，走向审美，走向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功能与实体的完美统一”。其发展的顶峰限定了个性化，创造性的发挥。现代文化是对人生命状态的本真回归，即向原始艺术的回归，是在向传统汲取营养而蜕变为现代审美的精神回归，通过对社会发展文明症结的揭示，对人生趣味的批判而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从近几年参加“国际展”“邀请展”“全国展”的作品来看，陶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展示了中国陶艺发展的现状。九十年代后，中国现代陶艺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作品表现上力求生动，富有魅力。通过现代陶艺语境关注现实生活和反映社会存在问题的作品，学术上得到普遍关注。在题材的选择上，显示了对生活观察的平常心态和对人文现象的关怀；在媒材的掌握上，陶泥与其它材质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陶艺的表现范畴，技艺与装饰手法上有独到表现的作品和艺术家备受尊崇；在形式表现上，显示了并置、综合构成等多种现象，出现了相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局面。这种局面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现代陶艺的新格局及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反思。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代陶艺不等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陶艺文化的主体应立足于大环境国际水平的提升上，也不单纯是少数人小范围里的艺术活动，它体现在大众文化整体素质的提高上，在显示社会公众性与现代性的同时，应走现代与传统开发相结合的道路。
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全球化不是消灭地域个性和本土习惯，它是将民族性、地域性、本土化建立在一种新的时代、新的艺术理念基础上的产物。因此，在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中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具体分析、吸取精华，开拓创新，不要盲从地停留在表层里。消除对西方文化的依附必须结合历史的根源、时代的发展进行深化和提高，同时加强自我风格的建设，借助对陶瓷本质的理解，体现个人对陶艺的认识，继承传统加以深化并结合个体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创作出具有个性化的作品。离开民族文化资源的背景谈论中国现代陶艺的多元化、国际化是片面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亦是一个恒动的状态，只有不断地注入新的血液，才能使文化的发展历久弥新。
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表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再以冲突、对立为发展的延续，二者正以和谐共荣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的表现途径。对于中国陶艺家而言，探索现代陶艺表现的新领域，思考社会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学术观念的更新是必要的。现代陶艺生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在拓展现代艺术的外延及包容性发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传统文化内涵切入现实生活亦是有别于西方文化影响而不至于随行他人之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陶瓷艺术创新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提升陶艺国际化进程及民族化发展的趋势使然。
参考文献：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2
关键词：跨文化冲突；原因
中图分类号：F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025-01
1 引言
跨文化又叫交叉文化，跨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美国，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跨文化冲突是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显著不同而出现的冲突。它表现为东西方文明及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与冲突；不同制度文明的相互冲突；同一制度文明中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2 跨文化冲突现象例举
（1）时间上的跨文化差异。以美国、德国和瑞士为代表的单色时间文化,商务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应制定计划,时刻表、截止日、谈判、约会等非常准时,时间单位被划分得很细,对已定的约会时间通常不会轻易失约或改变,他们也不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两个约会,商务约会迟到15分钟在美国是非常失礼的,一定得道歉,并说明原因。在阿拉伯叙利亚国家,与一位正在商谈的客人因时间关系而终止谈话,是难以想象的。东方为多色时间文化,把时间看做无止尽、无限度的资源,强调事务的完成和人的参与,中国人到了规定做某事的时候还在做其他事,在两人谈话时其他人进来插上几句话或商量其他事,在印度尼西亚让客人等45分钟思空见惯。
（2）服饰的跨文化差异。在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服饰能反映不同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层，服装都有威严的说服作用。而服饰的颜色更是含义不同。美国一家公司曾经计划在台湾为其产品打开销路。在搞产品促销的活动中，公司给潜在顾客发送绿色的棒球帽.。绿色贴近自然，棒球是美国的一项非常普及流行的活动。美国人认为绿色的棒球帽肯定会大受欢迎，但是在中国文化中绿帽子有着特殊的含意，自然此路不通。
（3）数字上的跨文化差异，由于汉文化祟尚偶数，所以“二”除了用作数词以外。还是一种吉祥象征，具有表示夫妻幸福的象征意义.在英美文化中，“二”不是吉数，曾“被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视为‘劣根、邪恶之源‘”.相反，奇数（13除外）却为吉祥数字，比如“3”被看成“完美的数字”、“造物主的象征”.可见，汉语的“二”和英语的“two”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九”在中国是个“吉祥”的数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对于“四”，人们会联想到“死”.我国“6”象征顺利、吉祥，而666”则更是非常顺利.但在美国有些人对“666”是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认为“666”代表魔鬼.在对西方的商务活动中应避免这些数字。
（4）语义特别是汉语中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俗语、歇后语上的跨文化差异，石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石狮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众多文章中都以狮子来指代中国。2004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丰田新车的广告，其内容是在野外崎岖的山路上，有一辆行驶在路上的丰田车，两只石狮蹲居路侧，其中一只挺身伸出右爪向“霸道”车作行礼状，该广告的文案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此广告一刊发，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伤害了广大读者的民族感情。我国一公司在向外商推销国产“白象”牌电池时,在广告中大肆宣扬“whiteelephant”的性能如何好,却不知“whiteelephant”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保管起来既费钱又费事的)累赘东西”的含义,以致聪明反被;再如,在外籍教师休息室门上写上醒目的“Restroom for ForeignTeachers”,以示照顾,而不知道“restroom”是盥洗间的别称,以致使外籍专家啼笑皆非。“与百事共同生存”的主题广告用泰国语翻译出来就有“与百事一起从坟墓中走出来”之意。
（5）行为和行为语的跨文化差异。表示问候的方式点头、鞠躬、握手、拥抱、亲吻或眉毛一竖,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达着不同的情感和意义。“OK”手势,中国人可能表示“三”之意;美国人含义为“好”;法国人认为这是“零”或“一钱不值”;在保加利亚和比利时,其意思是“你这个鳖”;而在意大利南部某些地区则表示“笨蛋”。美国人表示问候的方式是热情使劲地握手;法国人却是轻轻碰触式的握手;日本的问候方式是鞠躬,弯腰程度和时间长短与对方相同;澳大利亚则是男士之间热情握手,男女之间的握手,必须是女方先伸出手来;印度人是双手手臂在嘴巴下合拢,拇指贴胸,并轻微点头,但千万不要主动向妇女伸手,因为与女人进行身体接触被认为是十分无礼的;泰国人是把双手放在胸前作祈祷姿势,然后稍稍鞠躬;希腊人是拥抱,并在双颊上吻一下或握手;智利人是握手,并在脸颊上吻一下;斐济是微笑,并把眉飞一竖;在拉丁美洲,热烈的拥抱问候在男性和异性中间都很普遍,男人在拥抱后还常常友好地拍拍对方的后背。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人交谈时比较注重坐势,正襟危坐的时候较多,女子跷起二郎腿是举止轻浮或教养不良的表现。而英语国家女士却认为脚腕交叉无可非议,在不太正式场合跷起二郎腿也无不可,男士可随便将双脚放在桌上,这种行为决无失礼。在一般的介绍场合,当有人向女子介绍时,中国女士应站起来,而英语国家女士可坐着与他人握手或问候,这也是一种西方遵守女士优先的规则行为。不同文化的人交谈时的眼势也不一样,西方人目视对方参与交谈,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专注、感兴趣,而中国人,特别是女士,则不时地转移目光,避免与对方目光相遇。
（6）行为方式或处事方式上的跨文化差异。美国人采用外向型交流方式,尽量以简单、明了和坦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行为上趋于我行我素,独来独往重视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另外,美国人对争辩情有独钟,语言具有对抗性,口气断然。他们认为争辩不仅仅是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也有利于解决问题,观点的分歧并不会影响人际关系。而东方文化中,为了保全双方的面子、群体的面子或别人的面子,经常使用暧昧的、间接的语言。即使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很少直接予以拒绝或反驳,而是迂回曲折陈述自己见解,或支支吾吾以示为难。“和为贵”的价值观尽量避免摩擦,友谊第一，反对彼此倾轧，将个人能力与企业报酬和补偿结合为一体。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他们非常重视契约的精确性,也非常尊重契约的权威,契约一旦生效就会严格执行。而东方文化的传统伦理思想所注重的则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与和谐,对于企业规则和契约往往认为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的补充约束。在美国，谈判代表实权在握，可以在他被授权的范围内自行做出决策。个人敢于负责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种美德，是积极进取的表现。然而，日本人或中国人的决策，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般来说，他们都竭力避免个人做决策。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重“面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作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不一样，在“体面”和“面子”二者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中国文化习惯于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而是着重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中国人“官本位”的思想十分地突出，它使一些人崇沿官吏而藐视制度、藐视法律，习惯于靠当官的“后台”来做交易，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这样才“可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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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现象范文3
听闻李立新教授画展即将开启，惊奇之余，我便在千里之外通过网络向他索要了一幅作品照片。看完后我很激动，发短信给李教授，有曰“江南才子、丹青能手、三观大师”，非专为溢美之词，实为有感而发也。
其实，去年春末我在渝拜晤李教授，曾获赠一本其父亲的画册，印象中有人物的白描速写和山水，并得知教授自己也画画。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听闻李教授也是画画的，而且也正在画画。既然大博导都这么讲了，那他的画作一定是不同凡响，我对李教授的预期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又陆续看到了李教授要展览的画作，果然是不同凡响，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基本上是没理由地相信教授一定会有好画的，但要我讲看到的这些画好在哪里，我却有点“着急”：一是没能看到原作，二是知识贮备不足。所以，不妨大而化之，以我所谓的“李立新现象”，来谈谈当代文人画的问题。
中国古代绘画，崇尚以书入画或者说以书法作为绘画的重要技术保证，因此文人画大兴，尤其山水画成为了主流，形成了重笔墨的传统特色，也方便了文人们的雅好甚至转型。文人而为画家，从扬州八怪到海上画派，渐成规模。文人画画，既能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解决经济问题，何乐而不为。延至今日，照理说，时代变了，笔墨也当变化。可事实是，时代变了，笔墨却慢慢丢失了。进入现代，原先的文人慢慢扩展到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博导硕导们。过去的文人基本上是书法最好的那批人，所以能以书入画、笔墨自足而完备。而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没有传统书法氛围了，书法没有了，不能以书入画了，“画里的笔墨去哪里找”成为最大的困惑。去画里的“形”中去找：这大概是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画人给出的新答案。因为吴先生认为不与画面之形结合的笔墨就是“零”笔墨，否认笔墨独立价值的同时认为新的笔墨必须与画面之形共生。这样，传统重“境”之笔墨仿佛在规模上要让位于现代重“景”之水墨，以突出眼球所能。李教授的画，简而言之是“画房子”，画现实中的房子，尤其是画域外的房子，当然是一种“景”。
这让我联想到了傅抱石画的东欧风景系列中的房子、吴冠中江南的房子，以及杨明义的房子、林容生的房子、黄格胜的房子……，这些都可以是非常风景化的房子。但傅抱石让风景趋向于山水化，林容生也缩小房子的规模和比例，目的也是强化山水化。因为山水可以有独立的笔墨，而风景的笔墨容易束缚于形中。黄宾虹的山水画中点景的各种符号化房子甚至歪歪斜斜的，但反而能充分笔墨化，所以没人去深究那些房子应该来源于现实中的何处。而李立新教授的房子则是“裸露”的，明确存在于现实中某处的，甚至仿佛有意是为了画房子而画房子。如果按照山水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一定是风景画；甚至按照风景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也许就是建筑画了。但是，我认为李教授硬是在裸露的房子中画出了笔墨，在“景”中逼出了“境”，既大胆又高明！虽然，李教授的这批画也有很多是有山、石、树、水的，但我最喜爱的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那些裸露的房子，并愿意把这种独特的风格展示称之为“李立新现象”。
当然，我更愿意将“李立新现象”扩展开来讲，即搞理论的专家画画的问题。这在西方从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把二者分得很开。但在中国艺术界尤其书画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高级的学术现象。自从傅抱石、黄宾虹在画坛上凌空撼世后，这个现象开始复杂起来，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错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傅抱石、黄宾虹。曾经在徐悲鸿眼中，傅抱石和黄宾虹都是搞理论的，所以他请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教理论、两次邀请黄宾虹北上北平艺专教授理论并成行一次。但就以最后绘画的水平和影响而言，傅、黄这二位在徐悲鸿眼中的理论家其创作成就甚至已超过徐悲鸿。当然，大理论家成为大画家，才更有挖掘价值。记得十年前我随朋友去美术史家陈传席的家，聊着聊着，他把一大叠画拿了出来，都是他自己画的。后来在十竹斋里看到他的画，标价已然不菲。李立新教授画画，太过低调，我认识他十几年了，才第一次见其峥嵘。而且他是艺术设计界的著名学者，尤其在设计史上著作等身。以此身份作画，跨界更加明显。看李教授的画，有时觉得清新好玩，有时又让人肃然起敬，我愿意认为画画对于他而言，本来就是既好玩又很正经的事。当我看着宾虹先生数百万字的文稿全集，品味他捐给浙江博物院5000 幅画作中的某一幅时，每每会发出感叹。“书为心力血”，画画何尝不是？愿世人能借着李立新教授的画认识他的书，或借着他的书而读懂他的画。真的是字字珠玑、笔笔显灵。此次画展，李教授有意小规模，但“李立新现象”却已徐徐拉开帷幕……
李教授是早我两年毕业的同门博士师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让我佩服，加上性格和机缘，我和他私交不错。本人算是专攻书画，于文人山水有偏爱，但也只能东一笔西一笔地画点残山剩水，感觉在李师兄的大作面前，就像散兵游勇遇到了正规军。羡慕其整饬之美，但也只能是徒生羡慕而已了。
二
理论家为何能画画、为何能画好画甚至画出大师级别的画？那该如何来说透呢！先来看看中国画家群体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两大类画家：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文人画家即业余画家，粗略讲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一吧，却占据美术史主流、有名号的美术史的主流。尤其北宋以降，文人经科举考试当官渐成规模，文人画也开始被提倡开来。从性质上看此后的文人画家就是理论型的画家。然其理论尚非艺术体系的理论即艺术理论，因为孔夫子有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十年寒窗苦苦背书主要还是那些准备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即“道”“德”“仁”等大道理论，而非游艺之小道。这些文人们经背书洗脑而逐渐地掌握了一套系统的儒道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文人们首先都是能头头是道、讲大道理的理论家，反映在艺术领域及绘画里，他们就是要充分体现这套理论即观念优势，高蹈驰誉、雅意在心，雅即上流也，太执着于技法反而成不齿，游戏笔墨才能自出机枢。这样看来，理论家（泛理论）能画画、甚至主导绘画潮流，文人们早开了千年之先河了。但因为这种泛理论的前提，所以文人画家的种种风范不免落下空泛的诟病；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专业画家即无名画家，大概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九吧，包括众多不断经考古发现的艺术品及画作，敦煌壁画也好，永乐宫壁画也好，以及诸如年画、剪纸等，十有八九出自这类画家之手。但这些无论是宫廷画家、宗教画家还是民间画家们均名声不著甚至寂寂无名，大概因为“技近乎道”能达到的总是小道，与经国文人大道相比不值一谈，且屡屡难逃画匠之讥、俗骨之议，俗即下等也，故不被过去的美术史所承认和重视。今天，时过境迁，绘画格局与古代已大大不同，但雅俗之辩同样存在。如今艺术界百花齐放，通俗文化已深入人心，但我们也期待真正的艺术理论家（而非泛理论）能画画，创造充实而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展现我们时代的风采。
依前所言，石涛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同时，他又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大画家，因此，石涛所代表的理论与实践兼善的高度及标杆，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现代的理论家而为画家，又能具体分出许多具体的层面和形态。
现代最先出现的是史论型的画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抱石、潘天寿等。这种类型在理论型的画家中占有的比例较大；其次就是评论家型的画家，这类画家现在开始成长，如陈传席、陈履生等，因为艺术批评本身要释放部分创作的冲动和能量，故这种类型的画家大概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寄予画坛。况且今天的美术批评已经扩展为艺术批评，并进一步扩大为文艺批评，新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批评家的绘画视野，同样值得我们期待；最后的也是我们最期盼的，就是理论（原理）型的画家，因为占据着理论层面的最高层，故其创作能达到一种新高度，而且往往是原创型的。黄宾虹先生以太极阴阳画理统领笔墨，俨然是画坛中的哲圣。可惜太极阴阳之理太过陈旧，且缺乏理论体系上的创造性，故画作虽笔墨精良集大成，其创作在形态上还是缺乏原创精神。而原理型的画家之难，不仅是局部的各类别艺术的理论与总体的艺术学理论很难兼通，就算能够兼通，其难还更在于要在史论之功夫、批评之胆量基础上，有充足的余力能开辟原“理”之高远境界，对应到其绘画创作，就是不光要有基本的技法锤炼，还要有掌控整体的创作能力，最重要的，要有“原创”的与时俱进、功成名就。
目前的画坛形势，许多画画的本身就是教授，尤其是大量的博士队伍开始画画，成为画坛尤其中国画坛的显著现象。一般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博士之身份类似于古代之文人，大致是可以的，因此，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博士画家群体、新文人画队伍，而且在这样的群体和队伍中，完全可以出现开时代的大画家。
李立新
1957 年生，江苏常熟人。1978 年入读宜兴陶校，1980 年入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资班，1995 年入读苏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99 年入读东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4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对现代市场营销活动有指导意义,因此,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营销的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对营销道德和营销观念的指导意义以及《孙子兵法》对营销策略的启迪。
一、儒家文化与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思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分析儒家文化对营销管理的影响,对提高营销管理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儒家文化有“重修身、讲仁义”的特点,即重视伦理道德修养,主张个人修身养心,“修身”被摆在第一位,通过“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躬身修己首先讲“仁”。“仁”作为生活的最高道德标准,它同时也涵括了忠、恕、礼、恭、敬、勇等世俗道德的全部内容,其“仁”的主旨,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正人先正己”,既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又要助人、爱人,并从道德上积极引导人。但“修身”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达于“治平”的理想社会的手段:人们自我内省,知己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便没有冲突,关系和谐,社会也就成为太平盛世。其次讲“义”。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在这里,孔子并不是一概否定人的欲求和谋利心理,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关键是要得之以“道”,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主张“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倘若义利相冲突,宁可选择义而放弃利。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营销的影响,表现在营销活动中即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绝不能把“义”和“利”对立起来。
在营销活动中,要“义利两全”。重义,即让人们成为“金钱的主人”,不搞欺诈行为,避免纯功利主义造成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人们道德沦丧;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一方面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涩泽荣一提出的“《论语》+算盘”的经营思想,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义利观。
二、儒家文化与营销观念
(一)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营销中“绿色营销”观念
在儒家文化看来,人是整体宇宙中心的一部分,天人相互协调,天和人是同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认为人性与天性相通、人道与天道同源、人命与天命合一。先秦诸家以孟子为代表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思诚致仁,“尽心、知性、知天”,以人心昭显天下,体证天心,在精神领域完成天人合一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伦道德教化,以人伦道德教化代替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以对人身理想的追求代替人身现实的享受,从而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适应、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现代社会在飞速进步,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享受征服自然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自然资源有限的挑战。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Marketing)。绿色营销就是在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争取适当企业利润的同时,兼顾社会环境利益,由此开展的系统性营销活动。
(二)儒家文化“重责任,讲奉献”特点与现代营销中社会营销观念
儒家文化把伦理道德的地位置于一切社会发展因素之上,无论是为人还是治世,都是以道德取向高于一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伦理道德成为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日常规范。在儒家思想中,个人和群体、家族是无法分开的,这样个人的言行就不再是为自己负责,而是为群体和家族负责,个人价值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变成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个人价值也是通过他对集体、国家、君主的个人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三)儒家文化“重感情,讲仁和”特点与现代营销中关系营销观念
儒家文化有“重感情,讲仁和”的特点。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主张人与人交往要待之以礼,待之以诚,互敬互爱,“礼之用,和为贵”。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追求天下大同的“治平”理想,以及个人价值只能在宗法家族交织的关系网中得到体现,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物缘、业缘等感情,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人们追求的是人际感情合一和社会的和谐。“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使企业的管理者认识到人际关系在营销中的作用,学会利用公共关系打开市场和占领市场。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关系营销观念,实行关系营销。
三、《孙子兵法》与营销策略
(一)《孙子兵法》的主要营销思想
1.未战先算。《孙子兵法》的第一句就提出了遇事要进行调查研究的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战争是这样,同理,关系一切组织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大事也是这样,必须认真考查研究。目前,市场营销已成为关系每一个组织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预测,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和策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2.知彼知己。对未来的预测需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其了解的程度决定着战争的胜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因此,管理者不仅要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了解对手的情况。
3.随机应变。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要求其统帅必须根据战场上的形势变化,做到随机应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我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讲的必须根据自身条件的变化来制定战略策略。所以用兵的原则是,拥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拥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努力抗击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坚壁自守,兵力弱于敌人就要避免决战。“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企业营销中的竞争战略就是依据兵法中“随机应变”而制定的。
4.避实击虚。兵家取胜的规律之一是“避实而击虚。”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就必然吃败仗。避实击虚首先要真正了解对手的虚实,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就是说,在战场上,要避开敌人初来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再去打它,这是考虑士气的作用。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轻狂浮躁,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自己的部队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部队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鞍马劳顿,这是掌握战斗力的方法。企业在竞争中也应善于发现对手的弱势及优势,避开对手的优势,以自己的优势去攻对手的弱势。
5.出奇制胜。《孙子兵法》的重要军事思想之一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通过出奇兵取胜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方法。出奇的核心是创新,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在战场上稳操胜券。因为“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用兵打仗是一种用计取胜的行为,“兵者,诡道也。”因此,出奇制胜要做到: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贪图小利的敌人就用利益引诱它;对混乱的敌人就乘机攻取它;对力量充实的敌人要注意防备它;对兵强马壮的敌人就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设法刺激它;对于谦卑慎行的敌人要使之骄横;对于休整良好的敌人要使之疲惫;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要离间它。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攻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出奇制胜的另一种表现是“兵贵神速”,“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就是说要选择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孙子兵法》主要营销思想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
1.掌握“奇”“正”变化的规律,积极开展营销创新。作战的方式方法不过“奇”、“正”两种类型,“奇”是指作战的特殊方法,“正”是指作战的常规战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战场上,人们总是用常规的方法进行战斗,但总是出奇兵取胜。“奇”和“正”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永远未可穷尽,当人们都熟悉了“正”的方式以后,只有“奇”才能取胜;当“奇”广为人知后,“奇”就变成为“正”;这时,新的“奇”出现。“奇”与“正”就是这样不断地相互转化,无始无终。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必须把握“奇”“正”变化的规律,并通过市场营销创新,出奇制胜。首先,要认识到出“奇”才能获利,为此,必须学会不断创新。这是因为当人们面对一种特别的变化时,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并依此决定操作策略,而在短时间里对现状的本质做出判断,往往会欠缺深入的考虑,从而给创新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其次,掌握“奇”与“正”转化的时间。这一点判断起来较有难度,因为“奇”与“正”是相对的概念,当人们不熟悉它时,它就是“奇”;当人们熟悉它以后,“奇”就变成了“正”。此时,“奇”的效果就会明显降低,再运用这种运用过的“奇”,得到的只是原来的“正”的效果。因此,作为商海搏击的人们要有预见性,以适应消费者的心理变化,提前拿出新的产品、新的方法和新的策略,争取市场上的更大成功。
2.学会“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辩证思维,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两军相争,懂得如何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达到直路才能达到的目的,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才能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迂直之计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市场竞争中故意迂回而行,投以小利,落后于他人的行动,却先期到达目的地,收到别人没有收到的效果。二是由于工作出现失误,如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发现后通过加倍的努力,给用户提供适当的利益,结果使用户由不满意变成满意,使企业变不利为有利,变坏事为好事,达到意想不到的目标。目前,迂直之计已深入人心。无论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还是国内的中小企业,无不运用迂直之计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进行的公益赞助,中国企业给顾客提供的“超值服务”,都是迂直之计在市场营销中的最好体现。
3.运用各种用兵策略,提高企业的市场运作水平。《孙子兵法》的用兵策略,在市场营销中主要运用在未战先算、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兵贵神速等方面。“未战先算”在营销中表现为决策前要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作为行动的指南,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的营销活动中。目前,市场调查和预测不仅应用在短期决策上,而且成为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避实击虚”在营销中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上,指导企业的决策者如何针对竞争对手的不足之处展开攻击,从而一举占领该市场。避实击虚的基础是知彼知己,不仅要看得准,还要有胆有识。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出奇制胜”在营销中表现为靠别人意想不到的办法占领市场或提高市场占有率。目前,企业在营销中的“出奇制胜”可谓无奇不有,你的质量高,我的价格低,他的服务好;你在组织上创新,我在技术上创新,他在销售上创新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奇”产生于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积极的创新意识,靠的是在全面分析市场情况基础上的整体设计,而不是靠某个人的“点子”。因此,要想“出奇制胜”,只能靠扎实的工作,而不能靠走捷径。“兵贵神速”被世人奉为战场上的“天条”,现已成为指导商场行为的“铁律”。时间对军队而言意味着战机,对企业来说就是金钱。
参考文献:
[1]彭正穗.孔子与商战伦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5
自1993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韩国电视连续剧《嫉妒》以来，尽管最初反映平平，但日后却赢得一浪高过一浪的“哈韩”欢呼。1997年央视播出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收视率高达4.2％，在中国观众中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韩剧热逐渐扩散。1998年，该剧在央视重播，再次引起收视热潮。同年，以韩国宇田公司为代表的韩国音乐公司将大量韩国知名音乐人的作品介绍到中国。1999年后，HOT、NGR等组合以整体姿态全方位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掀起音乐“韩流”。在《爱情是什么》之后，《星梦奇缘》、《恋风恋歌》、《异国女友》、《可爱先生》、《天桥风云》、《妙手情天》、《爱上女主播》(又名《夏娃的诱惑》)相继播出，韩剧自此盛行，并和韩国服饰、影视剧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韩流”，冲击着中国的大众文化。2002年，《蓝色生死恋》开始在中国21个电视频道播出，当年播放韩剧《明朗少女成功记》等达67部，同年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也在华创造了上千万元的票房奇迹。2003年《爱的阶梯》(又名《天国的阶梯》)、《All in》，2004年《浪漫满屋》、《对不起，我爱你》，2005年《黄手帕》、《加油，金顺》、《豪杰春香》和《大长今》、《我叫金三顺》，2006年《我的女孩》、《宫》(又名《我的野蛮王妃》)、《梦幻情侣》、《你来自哪颗星》和《百万朵玫瑰》，2007年《饼干老师星星糖》、《吴达子的春天》，这些片名一次又一次地汇聚起荧屏内外如炬的目光。央视八套反复重播的《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人鱼小姐》和《明成皇后》等电视剧虽然播出时段在晚间23点，但收视率仍高达10％。
韩剧，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泡菜一样，以平实的特质和独有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电视观众。如果说《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已红极一时，《大长今》则把韩剧热潮再一次推向高峰。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的《大长今》收视率达到4.9％，同时段平均收视率稳定在4％，位居第一。央视索福瑞对全国31座城市的数据调查显示，《大长今》的整体观众总量超过了1.63亿，引发了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韩剧热”。整体上看，据统计，2002～2005年几乎所有的省台都播放过韩剧：2004年我国电视台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目前央视电视剧频道57％的引进剧来自韩国。
韩星崇拜。随着韩剧的热播，全知贤、宋慧乔、安在旭、元彬、张赫、张东健、裴勇俊、宋承宪、权相宇等，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电视观众来说，早已耳熟能详。“哈韩”族尤其如此，韩剧中人物的服饰打扮、言谈话语等方方面面都会马上引发起这些年轻人的争相效仿。
韩语热潮。来自培训超市飞龙网()的消息。从2005年9月底开始，咨询有关初级韩语学习的北京市民明显增多，各大培训机构韩语报名人数都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60％以上，除了少数人是因为工作或者出国需要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受了韩剧的影响。
韩国歌舞大行其道。韩国流行音乐乃后起之秀，但发展却势如破竹。曾几何时“韩”气逼人的狂歌热舞踏入中国市场，让无数少男少女目瞪口呆，也使中国的流行音乐为之一震，旋即掀起了一阵阵韩流飓风。从最早的酷龙、H.O.T。到后来的NRG、安在旭，乃至最近在中国初露锋芒的BABYVOX等歌手或组合，从每星期在上海、北京等地举行的大小歌手见面会上，可以管窥中国青少年对韩国流行音乐如痴如醉的程度。2000年2月1日，H.O.T乐队在北京举行演唱会，现场狂热犹如当年欧美追随披头士。H.O.T穿着裤管异常肥大的超级“水桶裤”，戴着亮闪闪的首饰，耳朵上挂着耳环，无一不被争相模仿。中国最大的韩国流行音乐俱乐部Do－re－mi有约1万名会员，鼎盛期每月以3000人的速度递增。青年男女们唱着“H.O.T”、“神话”、“BabyOX”的歌，沉浸在HIP－HOP带来的动感和快乐中，而N.R.G和S.E.S的时尚前卫、劲歌热舞更是让他们疯狂。
正如1999年韩国的“酷龙”音乐组合掀起音乐“韩流”进而引发了人们对韩国手机、MP3、数码产品的热衷，韩剧热同样还带动了韩国饮食、服饰、医药、图书、美容美发等方面在中国的发展。如《大长今》中的宫廷料理、养生之道，不仅满足了观众对韩国宫廷膳食的探究和好奇，而且连同《大长今泡菜》等食谱也随之成为一些地方的畅销书，在图书市场上不只《香》、《冬季恋歌》等韩国爱情小说大都炙手可热，韩国旅游指南、餐饮等书籍也十分走俏。韩国餐馆更是大热，连一些中餐店都增加了韩国菜品，比如串烧、松糕等。韩剧中的古典服饰让许多中国女性为之倾倒，一些精明的婚纱影楼业主纷纷推出“大长今”主题婚纱照。韩剧中涉及的医药、美容美发也吸引很多韩迷跃跃欲试。
可见，在中国大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以影响面最广、最强大的韩剧以及韩国电影、服饰、美容美发、流行音乐、餐饮、韩语、旅游、网络游戏、书籍等为形式载体的文化现象即所谓的“韩流”。它在中华大地魅力四射的精心打造，吸引着众人的眼球，牵动着国人的神经，从青少年到中壮年到老年人，从“菜篮族”到白领到业内学者，“韩流”赢得了自己跨代际、跨阶层的众许“韩”迷，其中最炫也最典型的当是“哈韩”族，他们从内到外很鲜明地标示出十足的“韩”味：典型的韩式五彩染发、超大马仔的牛仔裤和T恤，眩目橙黄和耀眼银色的韩装，色彩斑斓的袜子、彰显个性的手链、“流氓兔”等韩式配饰，玩的是《传奇》、《千年》、《奇迹》等韩国网络游戏，去的美容院、料理店也是首选“韩国”的，他们就是这样盲目崇尚、狂热追逐、痴迷模仿着韩国时尚流行娱乐文化，连穿衣打扮、思想行为都趋“韩”若鹜。由此，“韩流”在中国大陆从衣食住行思等各个方面如火如荼地拉开了韩式消费文化空间全方位的构筑。
二、“韩流”的意义及其制造
“韩流”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意义，首要归因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特质，这就为“韩流”与中国大陆受众之间的文化认同“协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日常生活的亲切感。
尽管“韩流”囊括音乐、影视、歌舞等不同文化门类，但它倍受韩迷特别是“哈韩”族青睐的就在于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因此获得的那份契然于心的亲切感。韩国的服饰、餐饮、电子、汽车直到它的影视剧，日常衣食住行思不仅构成了“韩流”这一超级文化文本表层叙事的核心，而且写意了其艺术文化品位的焦点，不妨以韩剧为例。虽然韩剧剧情推进非常缓慢，情节构成和戏剧冲突有模式化的雷同倾向，但韩剧的魅力恰恰在于“冗长”的时间使生活细节和小人物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现，不同年龄的人在剧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韩剧一般都是以“日常生活”作为其故事书写的重要载体，在家长里短和儿女 情长这些简实的日常叙事中，使一切变得真实而自然，平常而复杂的人生在剧中得到全景化、立体化的展现，让人从中体味到生活况味和人生哲理。如家庭剧《加油!金顺》就通过几家人的生活琐事，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韩国人的日常生活，如同打开隔壁人家的门看他们家的生活。所谓越不像戏剧的戏剧越是真正的戏剧。越不像小说的小说越是真正的小说。虽然韩剧并不张扬，但却慢慢滋润观众的心灵，触动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中国著名导演尤小刚就说：“虽然韩剧大故事结构不如中国，但他们的作家心态扎实，关注生活、注重细节。韩剧很细节化，即使结构技巧差点，也不影响观众喜爱。韩剧正是通过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原生态，一下子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或恰如其境，从而增强了荧幕的鲜活性和真实性，引发了观者的共鸣，让人倍感亲切。
2 精致细腻的表演风格。
用细腻的手法展现真实的生活，可谓韩剧捕获人心的第一杀手锏。不论是以《看了又看》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剧，还是《蓝色生死恋》式的爱情偶像剧，或者《大长今》一类的励志剧，剧中喜欢给演员长时间的大特写，这样的镜头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凸显“人”、重视人的文化表征意味。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呈现中都蕴藉着人物对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的深入洞察，而中间不时穿出的那些温情又幽默的台词，让人捧腹之余不禁感喟其娓娓道出的生活哲理。而且，几乎每部戏都会涉及到尊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等传统文化美德，这些对于文化转型期的不少国人来讲，不免平添几多缺失久违而心冀向往的触怀。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气氛，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通过对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赢得了中国观众的芳心。
3、唯美与时尚的品位追求
韩剧的青春偶像剧就是从审美方面给予观众最大的满足。它针对年轻的观众，满足年轻人的理想和梦想，让生活审美化。让年轻人体会到美好的生活与梦想真切地存在于平凡之中而并非虚幻。它的偶像剧主演大多是秀美俊逸的帅男靓女，力求诗化的画面风格，细雨、浓雾、滨海、村落、枫林等自然景观在镜头中得到了精美的呈现，给观众带来秀色可餐的视觉享受。背景音乐的旋律也根据剧情需要不停转换，与剧中人物的情感发展形成了完美的融合与共振。例如《蓝色生死恋》中披肩长发配上纯洁面孔的宋慧乔、《冬季恋歌》中身穿冬大衣、系着蓝围巾的裴勇俊以及《人鱼小姐》中贤淑典雅而又聪慧的雅俐英……唯美的同时往往一度演绎为众多“哈韩族”对其形象、衣饰、言谈举止等倾心赞许与追逐的时尚。这些青春偶像形象的成功塑造与推陈出新，迎合了广大观众尤其青年人求新求异的渴望心理。
其次，“韩流”适时契合了中国大陆多层次文化经验慰藉的精神需求。
21世纪是文化传播媒介操纵的世纪，市场经济的较量首先是文化上的较量。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韩剧中涉及的孝敬老人、长幼有序、兄弟友爱等传统伦理美德，弥补了转型期不少国人的精神缺失。现代生活中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核在赢得国人文化认同的同时，产生了心灵的震撼与反省。比现代中国更像传统中国的韩剧情节唤醒了国人向传统文化的皈依。生活的真实固然值得人们信赖，但在起伏跌宕、不断流逝的时间中，人们又希望寻得一方安稳的乐土。因此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韩流”，与时人一拍即合，满足了国人对此的精神寻求。而且，就中国大陆我们自身现有的国产影视剧景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像《汉武大帝》、《亮剑》等一批优秀剧作，并且可能在制作、内容、剧情安排以及所体现的智慧哲理方面超过韩剧，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不多，荧幕上充斥更多的是一些数典忘祖的戏说剧、消极颓废的偶像剧、低俗平淡的悬疑剧以及单一薄弱的主流励志剧，这些作品同精心打造的韩剧相比自然显得苍白而缺少吸引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人们对于未来中产阶层生活的探知、向往与憧憬随之而来。而韩剧恰好以其浓厚的中产阶级口味，满足了中国大陆人们对于“中产”这一特定阶层特有的主体经验与社会文化认同的想象。
再次，“韩流”“新媒体带动新经济”背后的文化产业动因。
韩剧从走出国门，继而走向世界，从而拉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经济的勃发，引起人们对“新媒体带动新经济”的提出与关注。无可争议，韩国通过韩剧等文化商品的输出，占领了消费者的意识高地，获得文化价值观的认同。随后也获得人们对其要输出的商品消费理念的认同。
实际上，“韩流”尤其韩剧的这一成功运营可谓韩国政府十年来的文化产业战略的集中体现。在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之后，韩国开始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韩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年至2001年整套“哈韩”必不可少的行头。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生产经营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随着“韩流”的升温，2005年初韩国总理主持召开“政府对韩流的持续和扩散的支援方案”的专门国务会议，确定了以民间为主导推进“韩流”，政府为业界展开活动创造条件的基本原则。
三、消费语境中“韩流”的话语想象与认同实践
提及“韩流”的文化蕴藉，很多人马上反应的是与之不约而同的文化认同，觉得从中感受到了久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余韵。这也是“哈韩”不仅见于中国大陆，而且风靡港台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原因。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仔细体味、分析这份认同感，就会发现，当看到影视剧歌舞等作为具象化的韩国文化图像，如“韩国”的济州岛风景、料理、影音，以及在形象消费意义上接受的明星，我们认同的理由并不是基于它们与我们的文化亲和性，反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属于“韩国”而非“中国”的文化异质性。
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文化接受的复杂性，我们常常以一种自动半自动的状态把自己的文化认同理念对象化，所以与其说是“韩国”流行文化，不如说是“我们(心中)”的“韩国流行文化”。进一步探究“韩流”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的文化情结。与其说是基于彼此文化相通或相近的熟识与亲近，或许也更是出自一种在西方欧美文化盛行下的一种东方式的集体自救的心理和行为，是人们呼唤更久远的东方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心态呢?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产生不同的消费方式，而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的 不同也成为影响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哈韩”族与韩国消费理念的不认同超过了对商品和大众文化的认同。
由此得出结论：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实体，而是分裂的、交叉的多元和多维系统，包括很多不同的层面，把认同归结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忽视和否认其他方面，都是片面的。
又如：韩剧中多展示的是温情的浪漫的、中产与小资的，而实际上韩国的现状也有梁贵子《远村》所写的韩国的“底层”。于是，出现了两个看上去相去甚远的韩国形象，到底哪个才是韩国形象的真正代表呢?其实这两个韩国形象是一直同时存在的，这才是现实中的真实。但是，显然在时下绝大多数中国观众特别是韩迷的心目中，前者所营造出的那个韩国形象才是唯一的答案。因此，出现了城市“经验”与“想象”分离的深刻内涵，在于人们对城市知识中的文化诉求。基于国人的现代性想象，渐渐产生了关于韩国的公共知识，比如韩国抵制外国货而买国货的普遍存在的激昂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可见，现实中这一超越经验的韩国流行文化有着意识形态特性以及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有意无意中推广开来。
现代文化现象范文6
关键词：民族文化；本元艺术；内涵；象征；纹样；
1、民族服饰文化特征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和载体，体现着民族的理念情操和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艺术的角度讲，传统民族服饰图案是母体艺术,本元艺术,是当代服饰图案之根,对当代服装图案设计和改良现代服装所必须了解途径。我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服饰文化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非常丰富极具特色的多元化的民族服饰文化财富,服装设计师应该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研究,通过继承和不断创新补充到今天还不太成熟的中国服饰设计中去。
新世纪的民族情结，世界已经进入到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文化融合的氛围之中。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多种风格的轮回和交替。民族文化精神以其博大的内涵、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给现代服装文化增添了新的闪光点。
2、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族文化对现代服装的影响，不仅只对于设计师，同时对于普通的民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大型的明星红毯，还是普通的街头小巷，随处可以发现有些人穿着具有一些民族元素修饰的服装，来展现她们对于这个民族文化的喜爱，同时也展现出对于本国家的热爱。处于信息时代的今天，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追求时尚，民族性、个性化风格备受人们的重视。设计师必须及时的看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随时更新自己的设计理念，快速的吸收民族所具有的特色文化。
设计师从不同国家、民族的风格、图案、色彩、式样和材料中寻求创作的灵感。而民族风情的艺术魅力，更多的是为了表现自然，从民族习俗中抽取自然赋予的灵性，从而设计出一些别人所喜爱的多变的服装。
东西方不同民族风情的融合，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近，寄托着人们对远离战争、和平安宁、富裕美满生活的期盼和珍爱的心声。民族文化精神对现代时尚的影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和再现，它是现代服装设计师全新的创造。设计师们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得到创作启示，激发创作灵感，从中提炼出精华所在，并结合现代时尚精神和自己的艺术思想，创作出既有民族文化内涵，又具现代时尚精神的服饰艺术作品。
3、《龙凤呈祥》的服饰文化体现
东方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又一次传遍世界各地，为设计师进行服饰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东方风格的细部设计如流苏、刺绣等，使他们的设计作品更加精致华贵，并增添了流动感和趣味性。2012年的春晚《龙凤呈祥》所设计的服装，不仅她的整个舞蹈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底蕴，同时她的服装也是运用中国传统的民族代表色彩中国红、金黄两个色，在服装的设计上采用流苏，形象的羽毛来展示龙凤的特征。使人感受着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历史的悠久，历史的文化同样可以通过服装这种很直观的方法来传递给人们。
《龙凤呈祥》不仅是在服装上有其心理的把大众握，同时有其后深厚的中国文化寓意。整个舞蹈的演员服装分为男女服装，有些细微的不同设计，设计师不仅要对中国吉祥物龙凤的特征了解，同时又要结合在服装上，是别人能区分出龙凤的不同。对于表现凤的服装上多采用凤尾的麟做为修饰，以及头上的装饰羽毛，都表现出凤的柔美同时也体现女性的柔美。与龙的阳刚形成对比，龙装上有中国象形的龙的图案，同时都用金黄色来表达，中国红和金黄都有吉祥，喜庆的寓意，整个舞台又集合高科技的背景设计，给人另一种的视觉冲击。《龙凤呈祥》不仅抓住了中国民众的心里，同时也有其独特的创新，这也正是她的成功之处。多而不繁琐，大气而不凌乱，阴柔与阳刚集合，服装与舞蹈的完美集合，展现一个成功的设计作品。
《龙凤呈祥》作为承载着中国本元艺术的基石，深厚的图案写意，无论是在纹样造型上，亦或是色彩上，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偏向和思维内涵。
3.1 纹样的多元性
中国传统纹样丰富多样、博大精生，人们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喜欢借助无情的山水、花鸟等，将其物化到本民族的图案中，用来寄托人的情感等，《龙凤呈祥》亦是被抽象为多种意识形态，并逐步通过不同的造型，将其思想传达出来，构成了不同的审美维度，促进了纹样表现的多元性。
3.2 纹样的标识性
在纹样题材内容的应用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地位，图纹被统治阶层应用，以图纹来表示身份地位以及所推行的一种统治轨制，例如古代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它是社会心识在图案中的集中反应，充分体现了纹饰这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位置。同时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人的等级，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器具有鲜亮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异的标志与象征。
3.3 纹样的寓意性
中国传统图案极其讲求寓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如汉代动物图案中常见茱英纹，这是因为茱英是古时的祭品之一，有去灾辟邪的寓意。《龙凤呈祥》所展示的舞台图案以及舞蹈着的服装都不难看出她所透露的寓意。作为积厚流光、蕴含丰富的文化景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记和象征。龙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中所代表的地位，固然是龙排第一，凤排第二，犹如古代帝王的代表。神性的互补和对应，龙是众兽之君，凤为百鸟之王；一个变更飞腾而灵异，一个文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妙的互助配合关联树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中国传统纹样的吉利寄意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民族传统风格的前景展望各民族服饰风格的回归与互补，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的文化现象，还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影响中前进和发展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龙凤呈祥》也适应了当代的审美心理需求。
四、总结
随着这些服饰文化共同特征的逐渐深化，民族风格不再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更多地表现为既结合时代特征又具有多样性以及界限的模糊性。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其心理、情感、性格在长期的社会意识和物质生产实践中积淀、演化的结果。它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之中，在表现形式、审美心理、造型手段以及材料肌理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从多民族文化中汲取养料，将时代感的共性融入民族风格的个性中去，已成为现代服装设计师的共识和追求。
现代中华民族的服装时尚，每个时期无不展现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人们的审美情趣，无不展现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内涵。（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国外纺织技术：针织．服装分册》1993年 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