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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范文1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范文2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
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
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6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范文3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范文4
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信息社会总指数（ISI）达到0.4712，同比增长12.4%，增速较上一年提高1.68个百分点，仍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进程中。2007～2013年年均复合增长9.16%。
依据信息社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息社会测评研究”课题组重点对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数字化生活等维度，以信息社会指数的标准评价体系考察信息社会的发展水平。
走向知识型经济
知识型经济发展是第一项测评指数，从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发展方式以及人力资源情况，来反映信息社会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2013年，全国共有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苏等5个省份、以及深圳、广州、南京、无锡、杭州、西安、济南等20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含直辖市）20个信息社会指数超过0.6，也就是说，已经了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其中，青岛、宁波、太原、镇江、长沙等5个城市首次进入，北京、上海仍处于领跑地位。
从测评报告测算的指标中可以看出，使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来进行综合，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转换为人均收入，这个更能反映当地实际富裕状况的测算，反而比使用GDP指标的测算结果更趋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政绩考核注重GDP，取得了丰硕成绩。但是，近年来GDP导向引发了一些问题。从理论上讲，在资源性城市或国有经济发达地区，会出现国有企业收入转移或财政收入转移等问题，导致GDP并不是与完全与当地富裕程度挂钩；另外，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可以跨越国境分解情况下，外向型程度高的城市的GDP很大部分是境外公司创造的。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GDP指标的重要性正逐步下降，甚至出现了GDP和人们富裕程度关联度弱化现象。对此，十报告明确提出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的战略目标。对于一国或一省而言，GDP或许意义更大，但是对于一座城市，老百姓的收入体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信息社会测评研究”课题组研究员表示，“山东东营的GDP得分大幅高于济南、青岛――2010年东营人均GDP116404元，济南、青岛分别为57947、65812。如果采用人均GDP指标，东营知识型经济指数、信息社会指数将大幅提升，信息社会指数将达到0.4800，仅次于大连0.4823，处于三省45市的第二位。但是，我们发现在其它三级指标得分上，东营并没有表现出与第二位相符的数据。此外，还发现：东营的人均收入反而低于济南、青岛。在使用人均收入后，例如东营各项三级指标排位基本稳定，总排名也下降到第6位。”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适应信息社会需要的程度，决定着该地区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快慢与稳定，服务业尤其是包括信息服务业在内的大量使用信息技术的现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地区在研发、创新和能效方面的发展情况，创新能力的建设，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知识性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代表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知识型经济领域，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09%。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厦门、东莞依靠产业结构带动转型的代表。
近年来，随着区域分工合作的深入发展，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深，东部地区信息社会发展的板块效应开始出现。中西部地区普遍低于全国水平。2013年全国进入信息社会的23个地级以上城市（含直辖市）中有20个城市位于东部三大区域，占比约为87%。
网络化社会和数字化生活
网络化社会和数字化生活是报告中的两个重要的测算领域。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信息产品应用门槛降低，数字化生活日益丰富，是2013年信息社会的利好趋势。2013年北京、上海、江苏、天津、浙江、广东的网络化社会指数超过0.6，排在前6位。之后依次是辽宁、福建、吉林、山东、河北等省。不过，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报告显示，数字化生活和网络化社会对全国信息社会指数提升的贡献最高，贡献率分别达到45.74%、34.88%，是信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得到这样的结论，一方面需要从社会的视角考察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反映信息社会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包容以及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需要了解居民个人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反映信息技术在居民中的扩散和普及程度。
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城乡之间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差异大小，以及社会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城镇化程度，都影响着网络化社会的进程。
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指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的信息化基础建设，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是信息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宽带中国”布局下，信息基础设施接入不断完善；在移动互联技术推动下不断增强的信息产品支付能力；以及随着信息产品应用门槛降低，不断提升的信息产品普及率都是全国信息社会加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信息产品“用得上”。2013年中国网络化社会指数达到0.5250，同比增长8.64%。2007-2013年年均复合增长8.39%。对于西部地区，2013年广西、青海、宁夏、新疆网络化社会指数有所上升。不过，整体来讲，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全国数字包容状况，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异情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范文5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体验更加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创作中，创作者主要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专业人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创作者给普通民众带来一种神秘感和距离感，传统艺术作品不够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给普通民众传达了一种只有欣赏水平高的人才能欣赏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简单易操作的数字媒体技术为普通民众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众化的创作模式和大众化的审美特点使得数字媒体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大众化，促进了艺术作品发展的多样化，丰富了大众的审美体验。
（二）数字媒体艺术具有开放性的美感
数字媒体艺术的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在传统艺术中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完整性，创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而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进行复制和删改，除创作者之外的观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艺术作品进行重新修改和再创作。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可以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思路进行修改，数字媒体艺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意蕴，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需求，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
（三）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
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逻辑性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逻辑。创作者可以尽情构思使用非逻辑性思维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在创作中运用了较多倒叙、跳接、反转等技术，因此人们欣赏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时，不能仅凭借惯有的逻辑思维进行赏析，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的思维和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角度进行艺术赏析，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数字媒体艺术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依托于数字化技术，传统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中的事物为原型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因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传统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数字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数字媒体艺术中展现的恐龙、生化危机、外星人等题材具有超现实性，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运用多种现代技术进行声音和图像的模拟，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强的感官冲击和震撼的视听效果，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二、总结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范文6
增长与发展，是经济学中一对相对概念。增长特指物的增长，发展特指人的发展。有人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它不光是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30年来，中国GDP追赶与人均收入落后形成反差，反映了物与人的关系失调，本质上就是增长与发展的矛盾。
中国未来30年经济主题，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发展看待增长”（Growthas Development）。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解决未来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关键。今天提出的包括促进信息消费在内的需求拉动、转型升级，只不过是“发展”的行为版、实干版。
“以发展看待增长”怎样才能实现？答案是，要靠信息经济（信息化、电子商务等）。实际上，信息经济去掉ICT外衣来定义，就是“以发展看待增长”。
不用技术来定义的信息经济，宏观上就是“以发展看待增长”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信息化的经济本质（也就是所谓的“体”），进行过一句话的概括；尤其是没有在宏观经济本质上，做过抽象到增长与发展的区分这种程度的概括。在我十多年前翻译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一书中，美国商务部只是模模糊糊地得出结论，认为数字化会对以增长、就业和货币变动为标志的经济周期，起到抚平作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还不完全到位。因为它还可以被解释为，以物为中心的增长，以物为中心的就业，以物为中心的货币，就是好，还是好，仍是好；只不过数字经济来帮闲，敲边鼓，让它显得更好。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物为中心的增长，正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被另一个中心迭代，这就是发展这个中心。以发展看待增长，是指以发展主导增长，即以人的发展引领入的物质增长。这里人的发展，与传统发展含义不同，特别突出的是人脑投入和人脑发展。其中，人脑投入，除了以往说的人力资本投入外，还包括以电脑（包括互联网）增进人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及应用投入，知识投入，智能投入（如大数据分析服务能力的投入）等；而入脑发展，除了人的素质提高外，还包括人的需求向信息需求的升级，人的能力（如创造力、自我实现能力）的提高，社会网络的发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
较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通常用信息技术应用，来说明信息经济。事实上信息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是质的变化，质变点从宏观上来说就在于，工业经济是以增长为主题，以物的投入和物的增长为本的经济；信息经济是以发展为主题，以人的投入和人的发展为本的经济。
增长与发展本身，来自经济学的主流话语。我们可以从这种话语的演进中，看到它与信息化话语逐渐融为一体的趋势。
主流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话语的演进
1、“熊彼特式”增长
1）“斯密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
发展这个主题，最早隐含在增长的主题之中，被当作另一种增长，即“熊彼特式”增长。剩下的对立面，则是“斯密式”增长。改革开放30年，一言以蔽之，就是斯密式增长（而且是“凯恩斯式”的斯密式增长）；未来30年，中国需要转向“熊彼特式”增长。“熊彼特式”增长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信息经济主导的增长，最典型就是电子商务的毁灭式创新。
斯密式增长与熊彼特式增长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物的增长与人的增长。熊彼特将资本家与企业家分开，物的增长靠资本家，资本家是物质的人；人的增长靠企业家，企业家是创新的人。资本家代表物，企业家代表心（企业家精神）。
对照中国当下，第一个严丝合缝的地方在于，改革开放30年，是物质至上的30年，是创新严重不足的30年。熊彼特讥讽物的增长只是经济的“循环流转”，而不能称之为发展。认为创新不足，就会导致利润枯竭。这说的好像正是传统“中国制造”。
信息经济主导的增长与“熊彼特式”增长最大的共同语言，就是都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信息经济需要在两点上发展熊彼特理论，一是熊彼特强调毁灭式创新；二是熊彼特只以企业家为创新主体。
2）“凯恩斯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
熊彼特与凯恩斯同时，他的增长理论直接的针对的是凯恩斯，而不是斯密。我们说“凯恩斯式”的斯密式增长，意思是凯恩斯与斯密在物的增长这一点上没有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综合增长理论都持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的假设就是证据。
“凯恩斯式”增长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政府干预的增长，有别于斯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并不光是经济的“循环流转”，还伴以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是物质投资驱动，二是伴以“凯恩斯式”增长特征。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储蓄率相对自然率奇高与人均收入相对自然率过低。
熊彼特批判凯恩斯其实还主要不是批判政府干预本身，而是认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创造的只是物的需求，而不是依靠创新。信息经济以发展看待增长，除了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之外，更主要的是主张以企业和个人为创新主体，针对当前实际，主张创新必须以人均收入的正常提高为根本取向，反对脱离应用、脱离市场、脱离需求（包括信息需求）的盲目创新（但不针对基础研究）。
2、增长与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使发展主题，从增长中独立出来。费景汉与拉尼斯的《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就是一个代表。当然，发展主题不光出现在主要研究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中，而且存在于内生增长理论等各种理论中。“以发展看待增长”可以从这些思想中自然地引申出来。
1）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是阿玛蒂亚，森的著名思想。2010年，在论证“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时，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也靠近了这种观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对发展的定义。一是以幸福定义发展（以国民幸福值补GDP的不足），二是把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标准（以人类发展指数补GDP的不足）；三是把选择的能力，作为高于选择的结果（如GDP）的更高标准。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非常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附加在GDp上的参照标准，把多样性、差异化当作发展的福利。结合Brooke（1992）的模型，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后，伴随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为什么GDP增速的下降（“结构性减速”），反而意味着发展上的更高成就（因为多样性、质量提高）。以替代GDP的“增长+发展”复合型的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的新尺度，有利于纠增长之偏。
2）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结构的强调。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市场化分工，具有凯恩斯式增长无法替代的一种发展效果，这就是对市场微观结构的发育。电子商务提高效率，是因为提高了分工结构意义上的发展水平。它从另一个方面回应了李杨的观点，同时也是对熊彼特过于偏重技术创新的一种补充。以发展看待增长，又增加了一种含义：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人与自然之间的效率外，发展应意味着在服务领域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效率。以这种效率化解投资拉动的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