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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与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有着很大的联系。于是人们在关注企业盈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企业自身也采取了很多方式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然而，缺乏规范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不能传递给人们公正的信息，有时反成了企业用于标榜自我的工具。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会计信息因为确定性、可验证性等质量特征，无疑能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做出贡献，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纳入会计核算和考核体系已经成为未来会计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企业从微观利益目标向宏观利益目标的转移，这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美国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发祥地，一直走在研究和实践的前沿。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戴维・林诺维斯在《社会经济会计》一文中首创“社会责任会计”一词，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之后，美国会计学教授Sylil Mobley对社会责任会计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整理、衡量和分析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南卡罗纳州立大学的杰佛里和瑞德堡教授1981年在他们合著的《国际会计与跨国公司》一书中，对社会责任会计的主要内容、计量问题、各国报告形式的差别等作了详细阐述。美国专业会计机构也一直致力于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70年专门成立了“生态环境委员会”和“社会计量委员会”着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的研究；1977年社会计量委员会发表了“企业社会业绩计量”的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具有实用性、可发展性的初步计量系统，该系统可用于对企业一些重大社会业绩的反映，如环境、非再生资源、人力资源、商品和劳务的提供和消费。美国会计学会为了加速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先后成立了社会方案绩效衡量委员会、组织行为环境影响委员会、社会成本计量委员会、社会成本委员会和社会业绩会计委员会五个专门组织对社会责任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报告。
在法国，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作为其主要会计报表之一，其规定是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有特色的。早在1975年，法国在《关于公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就建议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会资产负债表”，即“社会报告”。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律，要求雇员超过750人的组织（1982年扩大到300人）必须编报年度社会资产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雇员人数、工资、健康和安全保护、其他工作条件、职员培训、行业关系、雇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等内容，从1984年起，该表必须列示3年的数据，按整个公司和所属行业分别编制，以上各项内容还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报表指标，这在发达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SC）1980年出版了《公司报告》一书，鼓励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在传统财务报表之外，另外编制增值报告、就业报告、公司前景表、公司目标表等一系列社会报告，以满足股东以外的关心企业的社会各界的信息需要。英国政府颁布法规规定：职工人数达到1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报告工资数据，25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在向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年度报告中报告有关职工雇佣和培训方面的数据。
德国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公布社会报告，100家公司撰写社会报告供内部经营管理使用。典例之一就是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发表的“年度社会报告”中将经济和社会数据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规定了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经费。
加拿大管理会计协会（SMA）创造了一种能更全面地报告社会责任信息的综合方法，它运用目标定位计量法表述企业经营计划中的每一个目标，记录每个目标的具体业绩，尽可能将所有数字信息包含其中以提高报告力度，并提供相关年度的对比分析图，阐述以后年度的规划。多数信息都是以图形或表格的形式列示的，包括详细的培训信息，如课程数、参加人数、人均培训天数；关于职工的升职、调动和招聘的信息；将整个组织劳动力按性别分类的信息；对环境保护组织的资助等有关的财务信息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报告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至八十年代末，学术界才对我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稍许研究。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推行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各种约束企业行为、规范产品社会质量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影响到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此时，社会责任会计与信息报告的研究才真正被重视，主要表现在会计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1990年“社会责任会计”第一次出现在常勋教授编写的《国际会计学》教材中，其中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经济活动对于社会方面所带来影响的计量和报告。之后，宋献中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一书，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结构、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报告模式及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总体构想。
阳秋林教授在社会责任会计领域也是研究比较多的，在她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主要对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1）从不同角度，譬如“企业新概念”、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等概念和标准的出台，分析了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必然性与紧迫性；（2）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进行了研究。依据社会责任会计划分的四个主要核算内容，即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收益，研究了它们的计量方法；（3）对中国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新框架进行了构建。
黄珍文与李云才在《从西部开发谈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依据》一文中及王莉华在《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会计》一文中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会计的密切关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建立并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具有重要意义。
刘建红与杨亚娥在《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介绍了国际组织、国际政府及会计职业团体在近三十年间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报告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研究和尝试，并指出这些研究和实践对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报告机制及提高报告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实务领域，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报告情况研究的文章主要有以下三篇，我们可以借此了解我国的实务现状。
阳秋林、黄珍文、曹钻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会计势在必行――关于我国现行企业实行社会责任会计情况的调查报告》一文中选取了宁波君子兰文具有限公司、衡阳南岳油泵油嘴有限公司、台州飞球缝纫机有限公司、衡阳市金果实业及衡阳市钢管集团五家公司分析它们2000年的年报，分别从人力资源责任（工资水平和培训支出）、职工保障措施（养老金和工会经费的提取）、企业对社会贡献的调查分析（上交所得税）和企业对社区贡献的调查分析（环保支出和公益捐赠）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水平不高，各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日而语；总的来说，经营效益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要好于效益差的企业，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要好于私营企业。
黎精明在《关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六家公司，主要从报告工具和报告形式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分析，用案例说明了公司可以通过诸如公司网站、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形式的报告载体报告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结论指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报告的内容很不全面，零星的散布在会计信息中，缺乏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独立报告的意识，在日常的会计处理过程中，与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通常是作为财务会计问题处理，几乎没有企业设置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没有企业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
陈玉清等于2005年选择了发展迅速、科技含量大、易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的电子通讯行业78家上市公司，查阅了这些公司2003年公开报告的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结果显示，无一家自愿报告定量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报告定性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情况也甚少。
目前国内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仍处于认识和探索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报告仍处于学者的研究中，无论政府还是会计职业团体都未对社会责任会计产生多大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会计学者的研究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进展也较缓慢，仅局限于介绍国外社会责任会计和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分析及一些简单的设想，没有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企业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而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任务就是核算反映这项义务的履行情况。该反映应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分别进行：首先以企业为会计主体，反映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所做的努力；其次以整个社会为虚拟的会计主体，反映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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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丽娜.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C].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0.
[4]黄珍文，李云才.从西部开发谈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依据[J].企业经济，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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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临空经济 服务业 动态关系
引言
临空经济是依托机场、产业和空间三要素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经济形态，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企业发展对效率和灵活性的诉求基础之上的。“时间本位”策略的支持者，美国波士咨询公司副总裁伊斯凡认为，总有一天速度必将超过成本或品质，成为“涵盖全体的首要经营目标”。“速度经济”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于1987年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现代化的大量生产与现代化的大量分配以及现代化的运输和通讯一样，其经济性主要来自速度，而非规模”。在经济全球化日益蔓延的今天，依靠临空经济来带动经济发展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推崇。临空经济区就是在机场周边技术、资本、人口等要素的聚集而形成的一种多功能的经济区域。临空产业区内最早聚集的是制造业，但其并不具有临空指向性，可能原因在于当时城市化的影响效果大于机场的影响效果。随着临空经济发展的深入，逐渐吸引了一些临空指向性产业，如商业中心、旅游公司、房地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在临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首先介绍了临空经济发生的必然性、在我国的发展概况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以首都机场为例，分析了服务业在临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再次阐述了临空经济的发展对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最后笔者对文章进行了系统性总结。
临空经济发展概况
（一）临空经济产生的必然性
临空经济区是指由于机场对周边地区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经济影响，促使在航空港邻近地区及空港交通走廊沿线可达地区出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聚集，从而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具有多种性质和功能的经济区域。它的产生不仅是交通工具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知识经济发展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它和历史上的其他交通工具一样，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下出现的变革，它的产生与经济发展具有同步性。其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转移深化的背景下，各种具有时间约束特征的产品及生产方式日益凸显，很多企业都开始追求新产品的快速上市以及质量好、成本低的新方式来满足利润最大化的要求，这自然离不开机场的支撑，从而在机场周围吸引了大量资本、技术、人才的聚集，形成临空经济。从这一角度来讲，机场是临空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为临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但是仅仅有机场这一硬性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机场周边聚集一些具有临空指向性的产业，这些企业趋于追求机场周围的区位，因为时间因素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成本与收益。另外，机场周围还需要有足够的经济腹地、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繁荣的地区经济等作为保障才能为临空经济的形成提供现实可能性。
（二）我国临空经济的发展概况
1959年，爱尔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临空经济区―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区，而我国临空经济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2003年以前，我国的临空经济始终处于起步期，发展十分缓慢，直到2004年5月26日，第一次临空经济论坛―“北京顺义・2004临空经济发展论坛”的开幕，才标志着我国的临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2年，全国已有27个省的51个城市共提出了54个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其中中部地区的热情尤为强烈。
表1是2008年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中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的法人单位个数统计，可以看出临空经济区由于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聚集而吸引了很多企业纷涌而至，法人单位数已经超过金融街功能区，占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法人单位总数的7.76%。另外，随着临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不断出台，近期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两个：2012年7月8日推出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前民航业发展不平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基础设施发展较慢、专业人才不足、企业竞争力不强、管理体制有待理顺等问题，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如加强立法和规划、加大空域管理改革力度、强化科教和人才支撑等，致力于发展依托机场规划的临空经济；2013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力争到2017年，实验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主要功能区开发建设初具规模，航空港经济发展初见成效，到2025年，建成富有生机活力、彰显竞争优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验区。
（三）临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009年牛津经济研究所在伦敦了题为《航空业：连接现实世界的全球网络》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就航空业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牛津的研究报告称，如果将航空业的增长速度在当前水平上降低1%的话，全球将会损失6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亚太地区将损失200万个，欧洲和北美地区将损失约150万个，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损失约40万-50万个，中东地区将损失20多万个。这份报告足以说明依托航空发展的临空经济区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表2显示了国内机场所在地区的GDP增长率与其所在地区GDP增长率五年平均值的比较，可以看出，临空经济的形成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渐渐成为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另外，临空经济对经济不发达地区来说也是一种契机，因为它会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的聚集，促进经济发展。临空经济发展还可以增加地区的就业，大量企业的聚集自然需要各种人才，从而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服务业在临空经济中的特殊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其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随着机场周边临空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对各种服务业的需求也不断加大，服务业发展的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临空经济的前景。因此各大城市在进行临空经济区规划时都不断提出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临空经济区内的服务业主要分为两种：航空枢纽服务业和生产业。
（一）航空枢纽服务业
截至2009年，首都临空经济区内航空枢纽服务业已达50家，主要包括航空公司、酒店、公司等，如：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华空港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图1是首都临空经济区内航空枢纽服务业企业数量比例情况图，品种越来越多。航空枢纽服务业之所以日益成为首都临空经济区的主导产业，是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首都机场的不断发展，其枢纽地位日益形成，从而对航空运输保障服务、配餐、维修等方面需求的强度也不断增大；其次，首都机场不断扩建导致机场内土地资源呈现稀缺状态，整个航空运输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其发展方式，使其成本达到最低，收益达到最大，这使得原本位于机场内部的一些保障企业开始向机场外部转移，并布局在距离机场周边一定距离的空间范围内部，即所谓的临空经济区内，这不会对机场的运营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最后，首都机场的年航班规模逐渐增大，其对航空运输保障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的趋势图，主要记载了2005-2012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的变化，其中2012年的旅客吞吐量是2005年的1.998倍，2012年的货邮吞吐量比2005年增长了130%，增长幅度很明显，而每次航班的起降都需要各个航空保障部门的协调配合。因此，航空枢纽服务业在首都临空经济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渐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生产业
生产业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H-Greenfield于1966年研究服务业及其分类时提出的，它是依附于制造业而存在的，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将生产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首都临空经济区逐渐发展生产业作为其配套主导产业，主要包括人才中介、金融服务、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等。一方面，首都临空经济区内制造业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其对生产业的需求也相应提升，但现有的生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不足以满足制造业发展的要求，如缺乏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导致企业融资方面出现困难。另一方面，临空经济区内生产业的缺乏会造成企业交易成本的上升，如果一些制造业企业的金融需求是靠临空经济区外的企业来满足，就会加大该企业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的综合发展，因此亟需扩大临空经济区的生产业，保证与现有的制造业需求所配套。图4是1992-2007年首都临空经济区内生产业企业的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出其数量有逐年增加趋势。
临空经济的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本文分析了服务业在临空经济中的特殊作用，服务业的发展会推动临空经济区的完善，反之，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是否会对服务业发展起促进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1959年成立的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区，伴随着临空经济的发展，它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农业型经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工业型经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服务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的知识型经济。由此可见机场周边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依托临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我国临空经济首创者曹允春教授在其书中说到：“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机场这一航空口岸的国际交往功能在增加，机场周边的信息、人才、技术资源不断密集化和高端化，因而机场周边产生了多样的临空制造业和枢纽业，随着机场所在的区域经济向后工业化迈进，这类企业的生产过程对培训、融资、中介、物流等生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类生产业以较强的专业能力赢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并在机场综合地区日益显现出更大的市场前景。”并且他认为这一产业变迁既是市场行为，又是临空经济区开发者的行政促进。本文利用2006-2011年的数据加以说明。
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并且据有关统计显示，北京市顺义区经济的70%左右来自临空产业，因此用一个固定系数 乘以首都临空经济区所在地顺义区的第三产业产值表示临空经济区的服务业产值。另外，由于首都机场的规模及其业务量在国内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其总周转量在国内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中占比较大，因此再用固定系数 乘以国内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包括旅客周转量和货邮周转量）近似代替首都机场的总周转量。如表3显示了2006-2011年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及北京市顺义区的第三产业总值。
令y为北京市顺义区第三产业总值，x为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由图5所示的北京市顺义区第三产业总值与民航总周转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成线性正相关，利用Eviews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式为yt=-401.4648+1.450681xt，模型通过了p值检验，拟和效果较好，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都机场总周转量每增加λ亿吨公里，则首都临空经济区的服务业产值相应地增加1.450681λθ亿元。由这组简单的数据即可看出，临空经济的发展对服务业确实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结论
“临空经济”这一主题目前在国内外进行得如火如荼，这种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是当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临空经济区已经成为连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地理空间，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机场不再是只起到运送旅客和货物的单一作用，其逐渐对周边的土地利用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聚集了一些具有临空指向性的产业，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据文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临空经济的发展确实与服务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动态关系，并且服务业渐渐成为临空经济区内的主导性产业，尤其是生产业的地位逐渐凸显。首先，起枢纽的机场由于其强大的客货集散能力和全球易达性，使得物流、汇展、培训、金融、咨询等生产业环节聚集在临空经济区。其次，航空制造产业由于其自身产业链长，并且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复杂的生产工艺，也对服务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受到临空经济发展进程的推动，以保证临空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更加稳定有效。因此，在全国各个地区都争相提出临空经济区规划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区内服务业的发展，要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具有临空指向性的现代服务业。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分析临空经济产生的背景、形成机制及作用等，本文以首都临空经济区为例，刻画了服务业的发展对临空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临空经济对服务业发展的反作用，理论与数据相结合，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值得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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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梯度转移；产业集群；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转移；产业配套能力
一、理论与政策回顾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理论后来被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和产品的创新能力的高低不同，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经济区域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高梯度和低梯度地区。一般用区域单位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计量梯度，即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被称为高梯度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被称为低梯度地区。一般来说，新产品和新技术在高梯度地区产生，随着技术的成熟，技术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成本因素。此时，低梯度地区的丰富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便宜地租等因素将导致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从高梯度地区转移至低梯度地区，于是会出现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的转移。高梯度地区则可以继续发展新产业，产业不断升级，从宏观上形成一种产业不断扩散推移的现象。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是其理论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基础差异较大，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存在着经济梯度就会出现产业的转移。政府希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东部产业将逐步转移到中西部，甚至是按梯级顺序先转移至中部，再转移至西部，达到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的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1993年，我国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出现了拐点，拐点出现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要早（孙超平、李姚矿，2007）。在1993年以前，我国基本上处于工业化阶段；自1993年以后，我国东部和东北地区己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最低，随着东部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该产业将最早在东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设想，东部将首先转移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尽管沿海地区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尚未观察到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的趋势。
尽管2000年初起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出台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办厂，然而几年来的现实表明，这些政策的绩效甚微，预期的大规模产业区域转移并没有发生。反向思考，如果产业转移能如梯度转移理论所展示的那样自然的发生，则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将会自动缩小，也就没有必要提出“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了。从产值上看，虽然东、中、西部在制造业上的产值都有增长，但东部增长明显比中西部快得多。就连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样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如广东、浙江等。本文选取了纺织业这个较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比较。
从图1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东部地区纺织业总产值上升很快，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和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开发的战略相当吻合，而西部几乎在原地徘徊。2009年，西部纺织业总产值不足1300亿元，而东部已超过20000亿元；1987年，西部纺织业总产值为159.38亿元，东部为939.31亿元。绝对的差距是在逐年拉大，而不是缩小。中部地区相对发展势头良好，2006至2009年，中部地区纺织工业产值年均增加率均在18%左右，但因基数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在不断拉大。希望这种发展速度能继续保持，成为吸引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动因之一。中部地区的发展相当不平均，纺织业主要集中在河南和湖北两省，山西则极少。
2000年以前，东部纺织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80%，之后一直到2009年，这一比例都没有低于过8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地区纺织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却在1997年之后呈缓慢下滑的趋势。纺织业不仅没有大规模的从东部沿海转移至中西部，甚至呈现出逆向转移的势态。
以上对于总产值和相对比重的数据分析，显然不支持东部地区纺织工业已经开始大规模转移至中西部地区，相反，东部地区的纺织业不仅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反而在相对地位和绝对地位上都有所提高。
三、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产业集群是指由一群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企业，以及为其服务的相关机构聚集某地，共同构成的群体。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1.区域分布。产业集群现象首先出现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随着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也有所发展，但是发展相对落后。
2.省市分布。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省份，这几个省的产业集群数量占到了全国总数的很大比重。以制造业为例，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9：12：9。
3.不同行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分布。例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浙江、湖南、山东等地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上海、天津、北京、浙江等地区。
（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1.历史基础。东南沿海地区相对靠近国际大市场，同时这些地区也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在市场化改革中先行一步。此外，东南沿海地区海外华人资本进入较多，这也有助于产业集群在这些区域的发展。
2.思想观念。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强，同时大量外资外企的进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中西部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市场经济观念、竞争意识相对较弱。
3.区位交通条件。东部地区的铁路和公路密集网将近是西部地区的5倍；东部地区的内河道密度分别是中部地区的2倍多，西部地区的10倍多。
四、运用产业集群战略增加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产业转移的缓慢已经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以促进产业转移，变得尤为重要。
（一）各级政府的有效介入和推动
政府应参与基础设施整合和建设、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统一、要素市场扶持、引导技术改造、制定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优惠政策等，鼓励以优势企业、大型企业为龙头，组建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地区企业优势互补。
（二）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集群
鉴于产业集群自身的特点和国内近乎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发达地区不需要进行产业转移就可以享受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为克服这一局限，适应资本向产业集群方向转移的新趋势，中西部有必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制订产业集群发展策略。如能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雏形，则外部企业将会被资源优势和集群的竞争优势所吸引而出现转移。
（三）优化产业配套条件，实施集群转移模式
随着交通信息条件和市场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外来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点时越来越看重产业配套的条件。因此，想要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必须优化产业配套条件。可将东部地区的某产业集群整体引进，或先将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吸引进来，然后吸引其他企业进驻。这需要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要有所侧重，加强形式的分析和判断。
参考文献：
[1]徐从才，等.产业转移与产业创新[J].经济学动态，2004（03）：23-25.
[2]孙超平，李姚矿，等.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拐点出现时间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12）：1670-1673.
[3]罗浩.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与产业区域粘性[J].中国工业经济，2003（4）：59-63.
[4]傅鸿源，陈煌红，叶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影响探析[J].经济经纬，2008（5）：104-105.
[5]钱平凡.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式[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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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利学，魏后凯，刘长会.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特征[J].经济研究参考，2009，（15）：2-15.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4
日前，中国中金公司题为《卧虎藏龙》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领跑者正在出现。珠三角和长三角生产成本上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速排头兵的位置已不能维持。而从中国沿海到内地的产业转移，正在催生中国新的增长梯队。 这份报告将中国经济分成了三个梯队。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天津、山东、福建构成第一梯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六省一市，组成中国经济的第二梯队“七小龙”；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河南、江西、陕西、山西则构成第三梯队“八小虎”。此外，大部分西部省份受产业转移影响不大，未列入三个梯队之中。
受基数拖累FDI继续放缓
过去的几个月中国月度吸收外资均超过20％以上的增幅。8月份开始，增速有所回落。商务部9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62家，同比增长21.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8％，结束了此前连续数月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从历史数据也不-难看出，8月FDI(国际直接投资)金额虽然同比增速放缓，但绝对量仍保持正常水平。造成同比增速大幅下滑的原因很明显是受到去年基数高企拖累。
台资银行获准“登陆”两岸金融合作大幕开启
9月16日，台湾金融管理机构共核准7家台资银行“登陆”开设分行。除了“银监会”已批准的土地银行、第一银行、合库银行以及彰化银行外，还有“中国信托银行”、华南银行以及国泰世华银行待批。
据业内人士介绍，以往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的办事处无法开展金融业务包括存放款等，只能在当地收集商情。此次升格为分行后，台资银行初期将可承做外币的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若台资银行大陆分行成立满1年且有获利，就可对台商承做人民币业务，两年后可申请全面办理人民币业务。
2010年海峡西岸财富峰会福州召开
2010年9月18日，由诺亚(中国)财富管理中心主办、《市场望》杂志社等单位协办的《未来+年金融创新与投资机遇――2010年海峡西岸财富峰会》在福州举行。诺亚(中国)财富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应松、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上海智盈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伟海分别就创新金融理念、通胀预期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房地产基金等话题进行了演讲。随后进行了嘉宾与福建企业家的圆桌论坛，探讨股权投资创新及投资理念。
海西财富峰会为第一次举办，便引起了投资界和福建媒体的极大关注。与会嘉宾和参会人员均表示，海西大战略为福建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也酝酿着新一轮的财富运动，谁能创新理念、把握时势，就能够在海西浪潮中淘得真金。
欧盟将为经济失衡成员国建立强制性机制
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专员瑞恩9月15日在欧洲议会上表示，为解决欧元区经济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欧盟委员会将提议，为经济持续失衡的成员国建立强制执行机制。
瑞恩指出，宏观经济失衡是当前欧元区经济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欧元体系内的固有矛盾，德国、法国等欧元区北部成员国的竞争力远强于希腊、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南部成员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加剧了欧元区南部国家的失业状况。而这些国家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竞争力。
中国经济总量5年后接近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日前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演讲时称，预计到2015年，美国的生产总值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
按照2010年第二季度的数字，中国的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初，跨国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中国最早将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报告显示，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中国内地的排名由去年的第29位升至27位。许多亚洲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进步。
中国国内金银价双创历史新高
9月15日，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Au99.95品种收盘价达到每克275.95元，刷新了6月21日跟随国际金价创新高后曾达到的每克275.93元的历史记录。在15日盘中，黄金Au99.95曾摸高每克276.17元，也是国内黄金历史最高价位。同时，白银近期涨势更加迅猛，在国际银价未突破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国内银价已经连创高，15日，上海黄金交易所白银Ag收盘价为每公斤4396元，盘中最高达到4404元，均为国内历史最高价。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局势仍不稳定、市场波动仍然频繁的背景下，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在保值避险需求的推动下，价格持续上涨。据测算，今年以来国内金价涨幅超过14％，而银价涨幅也超过11％。与此同时，国内各地黄金饰品零售价也居高不下，如在上海，黄金饰品零售价已从8月31日起调整为每克331元，而年初为每克312元。
我国软件行业前景光明
日前，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新―代信息技术为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决定进一步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亦给软件行业的未来注入了光明的前景。
IDc调查显示，未来五年IT企业支出将增长近3倍之多，2012年云计算市场规模可达420亿美元。2012年，企业投入在云计算服务的支出将占整体IT成本的25％，2013年甚至提高至三分之一。软件个股近期明显，因此四季度成将有较大机会。据上证报资讯统计，自7月6日以来，15只软件个股涨幅在30％以下的有9只。故而，未来可重点关注具备良好成长性与市场潜力、估值合理目近期相对涨幅较少的信息化领先公司，尤其是在云计算、三网融合、嵌入式软件等方面有优势的公司。
“限电停产”暴露中国模式软肋《华尔街日报》9月10目
五年之内单位GDP能耗降低20％，是中国2006年开始实施的“十一五”规划中为数不多的硬性约束指标之一，曾被广泛期待。根据最新修订的数据，要实现这个目标，2010年单位GDP能耗要下降3.41％，但今年上半年这一指标却上升了0.09％。为了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最近，在国务院节能减排督察组的督导下，河北、江苏和浙江等地开始着手对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实行“限电停产”等严厉行政措施。
由于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既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又属于产能过剩行业，“限电停产”可谓一箭双雕――既节能减排又抑制产能过剩。但是，这种应急式的行政干预将遭到地方政府的“对抗”，即使具有短期效果，未来也会反弹，长此以往，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大起大落”。这也暴露了所谓“中国模式”的软肋，在
经济领域它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的利益纠缠，导致刺激经济容易、紧缩经济困难，如果纵容问题蔓延，“中国模式”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
这种模式似乎可以快速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连续多年的、不容易紧缩的透支式高速增长恰恰暴露了“中国模式”的软肋，如久拖不决，就如同在洪水肆虐时只是利用孱弱的大坝阻隔洪水而不及时泄洪―样，早晚会面临垮坝的危险。
第四季度加息可能性不大《路透社》 9月13日
该社评论认为，8月CPI虽再创高点，但未来随着季节性因素消退，通胀压力料逐月趋缓，实现全年3％通胀目标的难度不大。而8月工业生产、投资及消费均超越预期，亦彰显中国经济仍具活力，预计未来政策面将保持平稳，加息压力不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指出，第四季度中国仍应保持现有的政策基调，在现在的政策基调总体偏紧的前提下，目前看不出加息的必要。
夏季达沃斯论坛聚焦可持续增长《雅虎财经》 9月13日
以“推动可持续增长”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3日在天津开幕。
达沃斯论坛每一届年会的主题都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而且具有前瞻性的视角。与去年年会主题“重振增长”紧密相连的，正是经济逐步从危机中走上复苏之路；目前，复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复苏动力减弱的迹象，经济能否避免出现“二次探底”、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不排除新一轮楼市调控出台《联合早报》9月10日
“金九银十”楼市传统旺季刚刚开始，近来各地土地市场便已快速升温，短暂沉寂的“地王”又开始频出。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部部长杨红旭认为，一旦后市回暖过快，政府将极有可能采取更严厉的调控政策来严控市场，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再度陷入调整。国务院副总理于8月中旬两次发表讲话，表示要巩固调控成果，保持市场平稳发展，充分显示出中央政府对于调控从严不变的决心。
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国际财经时报》9月10日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139个国家的竞争力排行榜中，中国的竞争力排名有所上升。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作者之一蒂里・盖格说，中国在金融和银行部门等传统上比较弱的部门都有所改善，这个因素再加上其他原因使得中国的竞争力从29位提升到27位。盖格说，中国仍然是―个新兴经济体，现在几乎达到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通胀在下半年不会恶化，将保持在3％～4％的水平。至于加息问题，中国经济尚未出现过热，至少在目前加息概率不是很大。”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9月18日表示。9月份和10月份CPI可能还有一些翘尾的影响，但不会成趋势。
“银监会暂时不会出台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并将继续对目前的房贷政策进行跟踪和管理。”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9月17日在上海表示，今年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目前正处博弈状态，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已取得积极成效。
“8％～9％的经济增速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有持续性的，但也应避免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9月15日表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抑制泡沫，同时防止金融行业的过度借贷。
“目前全球光伏发电市场薄弱，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在开展，国内投资者进军光伏产业时需谨慎，切莫盲目跟风。”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9月18日表示，新能源产业发展很快，现在又到了一个极其不冷静的阶段，国内企业与投资者要进入新能源领域，还需做好准备。“在未来12个月，一线城市房价会有小幅下降，在这之后的房价走势，取决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
――经济学家谢国忠9月18日表示，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见顶，手上有多套房产人士不应再考虑购房，相反可以从当下开始卖房。
200％
9月15日，工信部公布消费品行业1～8月的运行情况显示，期间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增长200％以上，远远高于其它消费品20％左右的增长速度。数据显示，1-8月，太阳能电池累计完成产量296.2万千瓦，同比增长200.4％。
在产量增长的同时，太阳能电池现货报价持续拉升。中国硅业分会数据显示，报价从7月平均每瓦1.35-1.4美元飙升到目前的1.43-1.45美元。华泰联合证券新能源分析师叶洮表示，1.45美元的现货价已经逐渐被市场认同，今年以来，太阳能电池现货报价已陆续调升过多次。
0.62％
国际清算银行(BIS)9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118.64，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跌势，环比上升0.62％，而名义汇率则继续小幅下降至114.12，环比下跌1.38％。二者走势再次出现分歧。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表示，―般来讲，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的走势应该是一致的，此次出现分歧说明价格因素是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通胀差异仍然较大。
此外，8月份，美元指数在7月份大幅下跌后，止跌震荡反弹，从80.94升至83.15，导致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有所下降，因此名义汇率出现了一定跌幅。
2430亿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8月份，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达210368亿元，较7月份新增2430亿元。这是近4个月来我国月度新增外汇占款首次突破2000亿元。近几年来，虽然我国新增外汇占款量持续增加，今年3、4月份增量更是超过2700亿元。但继4月份我国外汇占款增量超过2800亿元后，5月份新增量骤降至1300多亿元，6月份更是进一步下滑至1100多亿元，创下2008年11月以来新低，7月份新增外汇占款虽有所回升。但仍未突破2000亿元关口。 分析人士认为，外汇占款数据的变化，凸显出当前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正呈现“由出转入”格局，热钱流动出现拐点。
1269.3亿
中国信保披露的最新数据，截至9月14日，中国信保保险及担保业务共实现承保金额1269.3亿美元，是2009年全年的1.1倍。其中，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1101.9亿美元，同比增长113.6％。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中国信保短险支持出口到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业务规模达423亿美元，同比增91.2％；支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90天以上业务194.9亿美元，增112.7％，远期信用业务77.4亿美元，增104.9％；直接拉动我国出口供给694.7亿美元，增长97.9％。
40％
9月14日，据工信部网站消息，1-8月，全国进出口总额18756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出口9897亿美元，增长35 5％；进口8858亿美元，增长45.5％；实现贸易顺差1039亿美元，下降14.6％。8月份，进出口总额258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1393亿美元，同比增长34.4％，环比下降4.3％；进口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35.2％，环比增长2.1％；实现贸易顺差200亿美元。
警惕人民币升值带来产业空心化
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中国政府和央行不得不考虑弹性幅度加强后所带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冲击问题。当前最大的挑战可能是产业空洞化，当市场对人民币增值的预期不断强烈的时候，企业会因为中国市场消费能力的有限，出口形成的美元资产的萎缩，在国内经营的、以人民币标价的相对成本不断上升等负面因素，而不得不走出国门，寻找降低成本而又不影响最终利润的海外投资方式，于是，中国企业在国内释放出来的失业大军就会增加，留在国内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条件也会不断恶化。
警惕全球范围内的“负利率”状况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
近日，人们对中国的“负利率”格局尤为关注。不过，“负利率”并非中国独有，全球范围内的“负利率”现状正在对后危机时代的世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收益角度分析，负利率情况下，居民的储蓄行为不但无法获得收益，还将遭受损失。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会形成对旁地产和股市等具有财富效应投资品的追逐，进而推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飙升。我国历史上出现过3次负利率时期，但这次却是全球范围内的。在一项经济学家针对25个新兴经济国家的跟踪调查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鉴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不稳定性，使得价格上涨趋势愈发强烈。
中国真正的通胀考验在明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
8月份CPI一如预期，同比上涨3.5‰虽然，翘尾在8月份达到了年中最高，随后会快速下行，但新涨价力量强劲，所以CPI指数或还会向上攀升一到两个月，才会在年尾降下来。但明年特别是上半年，失去了翘尾效应的逆向“庇佑”，物价指数将是令央行十分挠头的一个时期。估计明年上半年CPI将有月度可能会过5％。全年涨幅应该明显高出今年―个台阶。支持这一判断的原因有：―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在明年中期前难有明显改观；二是中国资产泡沫深化倒逼城市用工薪酬加速上涨。
房地产调控对经济影响不大
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5
关键词 光伏； 国际研究； 需求拉动 Bass模型； 市场政策
中图分类号 F4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138-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23
在能源供应安全与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发展可再生能源被认为是必由之路［1］。光伏技术是其中一种受到许多国家重视的技术。2003-2008年全球年装机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0.63%。但是，高成本仍然阻碍了光伏的大规模应用。
研发创新被认为是提高光伏经济性的重要途径［3］。政府如何促进光伏研发创新呢？科技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和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拉动作用常常分别作为研发政策和市场政策的重要性的理论依据。由于光伏市场拉动创新的规律受市场政策决策者的关注，同时对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和对作用大小的定量分析较缺乏，而且数据获取可行性比研发补贴更大，因此本文将分析市场的作用。
Neuhoff［4］指出稳定持续的市场政策由于提高了企业对市场扩大的信心，提高企业对创新回报规模增加及其确定性的预期，从而可以拉动企业的研发投资。Taylor［5］以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为案例，定性分析不同类型的光伏市场政策对光伏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途径和优缺点。Colatat［6］根据美国光伏产业的历史情况，提出光伏市场规模过于小或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可以引起企业不愿意投入研发创新。总之，目前对该问题的认识较少，定量的经验分析缺乏。
光伏市场与创新具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受到政府主导，产品、设备和技术的国际贸易频繁发生。本文结合对光伏产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认识，分析光伏市场拉动创新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检验。
1 研究假设
1.1 光伏市场拉动研发创新
市场拉动研发创新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创新学中的需求拉动力，即企业对市场需求规模的期望增加时，企业对研发创新收益的预期增加，于是引起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增加。
从对光伏制造商和设备供应商的访谈得知，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或促进设备国产化，从而在产品或技术的销售中扩大市场份额或提高利润率，获得远超过研发投入的利润回报。因此，结合光伏产业实际情况和需求拉动理论，本研究提出光伏市场需求规模扩大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
1.2 市场发展态势对市场拉动创新的影响
下面分析不同发展态势下市场对研发创新的拉动作用。
1.2.1 市场规模持续过小的制约影响
市场规模制约着企业生产和销售规模。市场规模制约技术创新投资，因为技术创新若要盈利，必须有相当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以摊薄研发的巨额固定成本［9］。同时，企业规模可以制约企业风险性研发计划的金融支持获取。
在光伏技术扩散初期，有的国家光伏市场规模持续过小，可能因为在经济性、技术等因素影响下政府认为尚未到支持利用规模逐步扩大的时机，或者在资源和其他替代技术影响下光伏发电技术在该国的战略性不明显。此时市场回报不足以摊薄实验设备、研究人员、实验室土建等研发投资，同时企业对未来市场规模扩大的期望低，缺乏投资研发创新的动力。而在光伏技术扩散初期，如果在政府持续支持下光伏市场逐渐扩大，则企业可以期望获得足够的回报以补偿高额的研发投入，于是此时光伏市场的逐渐扩大将引起创新增加。因此，本研究提出在光伏技术扩散初期时市场规模持续过小的情况下，市场对创新的拉动作用不显著，而在市场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市场拉动作用显著。
1.2.2 市场规模过快增长的制约影响
当市场规模快速地扩大时，市场需求相对于供应能力增加得更快，各企业都有扩大产能的空间，都可以从快速增长的市场中获取较高的利润，此时行业内竞争相对不激烈。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扩大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而缺乏追求技术创新的动机。因此，光伏市场规模过快增长将大大限制或弱化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行为的激励作用。相反，在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企业为了争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容易发生价格战及促销战［10］。因此，当市场规模增长速度比较平稳时，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借助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一些国家的光伏市场在短时间内扩大非常急剧，可能是因为市场政策的制定受政府短期目标驱动，或者因为政策制定缺乏预见性或科学性，比如说西班牙在2007年和2008年为光伏利用提供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补贴，即100kW以下的光伏系统可以获得当时销售电价575%的上网电价［11］，这导致西班牙市场的增长率大于400%。因此，本研究提出在光伏扩散加速期市场规模过快增长可以大大限制或弱化市场对技术创新行为的拉动作用。
2 数据样本与研究方法
2.1 变量选取
本文结合光伏产业特点，借鉴同类实证文献对市场需求规模和研发创新的表征方法。Scherer［12］在研究需求拉动制造业创新时，用制造产品购买量来表征市场需求规模。徐侠［13］在分析新产品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时，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征市场需求。在光伏政策同时影响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变化可以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变化，选择这一指标的好处在于直接、易于识别、现实涵义明确。专利申请或授予是研发创新的产出之一，数据的定义稳定、客观，而且相对容易获得。Watanabe［14］在研究研发投入和知识储备对光伏创新影响时，用专利申请量表征光伏创新。因此本文用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光伏专利量表征被拉动的研发创新。
各个国家及其代码分别是德国DE，西班牙ES，日本JP，美国US，意大利IT，韩国KR，法国FR，中国CN，澳大利亚AU，葡萄牙PT，加拿大CA，瑞士CH，荷兰NL，奥地利AT，英国GB，墨西哥MX，瑞典SE，挪威NO，土耳其TR，丹麦DK。各国市场规模变量用“国家代码+M”表示，各国研发创新规模变量用“国家代码+R”表示。
2.2 数据来源
1993-2009年国外年装机量数据基本来自世界能源署（IEA）2008年的出版物［15］，除了1995-2009年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瑞士、德国、葡萄牙和美国的年装机量数据是来自IEA2009年的出版物［16］。1992-2003年我国年装机量数据是来自《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研究报告》［17］，2004-2006年的数据是来自《中国光伏发展报告》［18］，2007-2009年的数据是来自欧洲光伏行业组织（EPIA）的出版物［19］。美国和日本的光伏专利授予量数据是来自CambridgeIP的数据库，其他国家的光伏专利授予量数据是来自欧洲专利局（EPO）的数据库。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瑞士、德国、丹麦、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美国、墨西哥的屋顶面积数据和墙面面积数据来自于IEA2002年的出版物［20］。
2.3 因果检验方法
本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市场需求与研发创新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考察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否显著。格兰杰（非）因果关系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在于如果变量Y的过去值有助于解释变量X的变化，那么就说存在Y到X的因果关系。
对于两个不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很可能得到残差序列是非平稳序列的伪回归，不能可靠地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同阶单整的两个时间序列，先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单方程的协整检验的常用方法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E-G两步检验法。若检验lnM与lnR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用最小二乘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
lnRt=α+βlnMt+ε1
然后对估计残差εt做ADF单位根检验。如果εt为平稳序列，则认为lnM与lnR存在协整关系，反之，不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Engle和Granger的协整理论，如果时序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一定存在一个相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描述不断调整的短期动态过程。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ΔlnRt=μ+λZt-1+∑mp=1αpΔlnRt-p+∑nq=1βqΔlnMt-q+εt
其中引入了长期均衡方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Zt-1
Zt-1=lnRt-1-α-βlnMt-1
检验统计量为
F=(RSS0-RSS1)/nRSS1/(N-2n-1)
其中RRS1和RSS0分别表示VECM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和VECM在非因果关系的原假设下估计的残差平方和，n为在原假设H0下滞后项的个数，N为样本容量。当统计量F的值大于在显著性水平α下F分布的临界值Fα(n，N-2n-1)，则在1-α的置信度下拒绝原假设，即认为DlnM是DlnR的原因。
对于非同阶单整的两个时间序列，和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同阶单整的两个时间序列，可以进行一阶差分变换。如果一阶差分变量平稳，对一阶差分变量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检验因果关系。若检验DlnM是否是DlnR的原因，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DlnRt=c+∑pi=1αiDlnRt-i+∑qj=1βjDlnMt-j+εt
其中p和q分别为DlnR和DlnM的滞后期长度。同样以F统计量判断是否拒绝非因果关系的原假设。
检验结果对最大滞后阶数敏感，VECM模型检验和VAR模型检验都采取AI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度，我们对各国都选取约17个样本数，当出现市场不显著拉动研发创新的检验结果时，可能是市场规模过小和市场规模增长过快中的任一因素或者两个因素同时引起的。我们把“不存在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谨慎地解释为不显著存在因果关系，而不是做出更强的判断，比如判断不存在因果关系。
2.4 趋势分析方法
本文采取趋势分析方法对市场规模的变化进行定量描述。趋势分析所用的函数曲线有直线、多项式曲线、指数曲线、Logistic（增加）曲线、Bass模型等。Lund［21］发现11种新能源技术在全球或者某国的市场扩散趋势可以用logistic模型描述，其中光伏扩散包括在全球、在德国和在芬兰的。Guidolin［22］发现在2005年以前11个国家的光伏市场变化趋势分别可以用Bass模型描述。由于Logistic模型其实是Bass模型的特殊情况（p=0，q>0），本文考虑Bass模型。
Bass模型假设任何时刻的采用者的数量与此时潜在采用者的数量直接相关，这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为：
n(t)=dN(t)dt=p［M-N(t)］+qN(t)M［M-N（t）］
其中n(t)是t时刻采用者数或当时的市场规模，N(t)为到t时刻的累积采用者总数，M为潜在采用者总数，p为创新系数，q为模仿系数。n(t)描述了扩散规模随时间的演化情况，即扩散曲线。p增加意味着在技术扩散初期时扩散曲线的斜度和厚度增加，q增加意味着在扩散加速期时速度增加［23］。
若误差平方和与均方差的比值越小，则说明实际观察值与拟合值越接近，曲线拟合的越好。假设实际测得的值为n，其平均值为，拟合曲线所求得的拟合值为n(i，误差平方和为RSS，均方差为TSS，则曲线的拟合优度R2为
R2=1-RSSTSS=1-∑(ni-n(i)2∑(ni-)2
本文基于Matlab 编程软件应用lsqcurvefit 函数进行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并应用最优化方法，以减少对M、p和q三个参数初值的要求。p和q初值对模型参数估计的影响较小，因此参照其他经验研究的取值。Talukdar对31个国家CD机、微波炉、传真机等6种产品的分析表明，新产品的创新系数p平均值介于0.0007-0.03之间；模仿系数q平均值介于0.38-0.53之间。Guidolin对11个国家的光伏市场的分析表明，创新系数取值范围为0.000007-0.0035，模仿系数取值范围为0.05-0.46。
Guidolin对一些国家市场潜力判断过小。比如说他认为日本、英国、德国在2005年-2006年已经达到市场扩散最快的时期，市场规模将从2006年起减少。事实上日本、德国、英国2009年的新装机量分别是2006年的1.7倍、4.6倍、2.1倍。Guidolin没有给出其提出潜在装机量初值的方法学。由于本文实证分析需求拉动创新的时间段是属于政府主导技术扩散的阶段，因此假设该阶段的市场潜力是政府将支持的总装机量。一些国家公布了2020或2030支持目标，我们发现这些目标略小于利用该国屋顶面积和墙面面积的5%。届时光伏预计可以参与市场竞争［24］，并且重复采纳者尚比较少，因此本文以屋顶和墙面面积的5%作为各国市场潜力初值。对于屋顶采用晶体硅组件的典型面积密度141.14Wp/m2；对于墙面采用非晶硅薄膜组件的典型面积密度63.13Wp/m2，因为它在低光照射条件下，如临近建筑物遮挡，也能有稳定电力输出，并且它有更佳的视觉效果。
3 计量检验结果
3.1 光伏市场需求拉动研发创新
丹麦、土耳其、瑞典、挪威和意大利一直存在一定的光伏市场规模，但本国政府专利授予量在较长时间里近似为零，因此即使不建立计量模型，也可知他们的市场需求对研发创新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下文对其他15个国家进行定量检验。
3.1.1 平稳检验结果
表1列出各变量拒绝不平稳原假设时的部分统计量，其中临界值是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表中列出的基本全是ADF方法的检验结果，除了PP或者ERS检验有更好显著性的极少数情况。根据统计结果，lnCNM、lnDER、lnESR、lnGBR、lnMXM、lnUSR、lnNLM、lnNLR、lnCHR是平稳时间序列，其他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I(1)。
3.1.2 同阶单整变量之间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每一对同阶单整时间序列都存在协整关系。由于篇幅有限，省略列出各长期均衡方程估计残差的水平检验结果。对于每一对的误差修正模型，AIC和SC最小时的F统计量和显著水平的如表2所示。对于从需求到研发创新的因果关系，澳大利亚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加拿大存在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日本存在短期因果关系。短期因果关系指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由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决定。长期因果关系指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由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项决定，即由两者向均衡靠拢的趋势决定。
Schmookler发现专利授予通常在市场规模扩大的两年后发生。技术研发需要一段时间，专利申请到公开至少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尽管企业可能提前掌握的市场政策信息从而有针对地投入研发创新，专利授予量增大应该晚于装机量扩大一年半以上。因此我们认为法国不存在市场需求拉动研发创新，因为滞后期为一年以内不合理。
3.1.3 平稳变量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
对于两个平稳变量、或非同阶单整变量一阶差分后的两个平稳变量，我们建立VAR模型来检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篇幅有限，仅列举AIC和SC最小时的F统计量和显著水平。在德国、英国和美国，年装机量的变化都引起了年专利授予量的变化。
3.2 市场发展态势对市场拉动创新的制约
墨西哥、土耳其的年装机量分别一直为1MW左右，瑞典、挪威、丹麦三个北欧国家的年装机量一直在1MW以下，可能因为该国尚未开始大力发展它或者太阳能辐射资源匮乏。由于这5个国家市场仍然非常小，不适合进行扩散曲线拟合。根据上文检验结果，这5个国家的市场都不显著拉动创新，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一致。下面对其他15个国家的年装机情况进行扩散曲线拟合。为了进行国别比较，将这15个国家分为两组，A组是6个市场显著拉动创新国家，B组是9个市场不显著拉动创新国家。
由于篇幅有限，图1仅展示了A组国家的扩散曲线拟合结果。A组国家的市场规模在扩散初期持续增大，在加速期平稳增大，这与该国对光伏技术战略性的重视和有效持续的政策支持有关。这六个国家具有科技发达、对可再生能源重视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光伏发展历史较长等特点。B组国家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市场规模在较长时间里保持非常小的规模，在加速扩散期里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非常快，这可能与对光伏技术的支持缺乏长期战略有关。而且实证结果表明可以通过指标p和q对这些市场发展态势进行判断。由表4可知，A组国家的p值相对更大，算术平均值为0.000068，B组国家的p值相对更小，算术平均值为0.0000028。A组国家的q值相对更小，算术平均值为0.31，B组国家的q值相对更大，算术平均值为1.0。综上，市场规模过小或者增长过快的制约影响比较显著，并且p和q可以作为表征该市场发展态势的指标。
4 结 论
在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6个国家市场规模的扩大都显著地拉动技术创新的增加，而在西班牙、中国、法国、韩国、葡萄牙、瑞士、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墨西哥、土耳其、瑞典、挪威和丹麦这14个国家市场扩大都没有显著拉动研发创新。市场拉动研发创新的六个国家在2009年累积装机量为14421.6MW，占文中20个国家的70%，可见大多数光伏市场发挥了拉动研发创新的作用。于是相对于已有研究对光伏需求拉动的理论分析，本文提供了基于20个国家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
市场显著拉动创新的国家的p值相对更大，市场不显著拉动创新的国家的p值相对更小，这说明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与市场显著拉动创新有关联，而持续过小与市场拉动创新不显著有关联。
市场显著拉动创新的国家的q值相对更小，市场不显著拉动创新的国家的q值相对更大，这说明市场规模扩大平稳与市场显著拉动创新有关联，而扩大急剧与市场拉动创新不显著有关联。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之一，即如果光伏市场规模扩大急剧，市场需求远大于供应能力，此时企业更倾向于扩大产能，缺乏追求技术创新的压力，而如果光伏市场规模扩大平稳，此时市场相对饱和，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投资技术创新。
为了促进光伏技术创新及成本降低，我国光伏市场政策应主导市场需求平稳持续地扩大，避免其相对于供应能力过快地增长。平稳持续发展态势可以用技术扩散模型中p和q指标进行判断，这为政策制定提供指标参考。我国应制定关于光伏成本下降的长期战略，从技术创新、市场等方面给与持续的引导和支持，避免在短期目标驱动下的决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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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ountry Studies on Demand Pull in Photovoltaic Sector
HUO Molin1 ZHANG Xiliang1 WANG Zhongying2
(1. Institute of Energy，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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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6
【关键词】新业务；多元化；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一）非审计业务对审计业务的影响
1.对独立性的影响
（1）具有负面影响
独立性是CPA行业保持权威公信力的保障。因此，CPA行业拓展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对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POB从利益冲突视角指出：CPA为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时，就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将服务于一个公司的两个不同利益集团。当发生利益冲突时，CPA对双方均保持忠诚，显然不太现实。Palmrose（1986）认为，当审计师既提供审计服务又提供非审计服务时，会有意或无意地向客户妥协，进而降低独立性。
两位学者分别从利益冲突视角、妥协行为视角分析，均表明CPA行业同时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会对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相关实证研究也验证了他们的观点。
Parkas和Venable（1993）以委托理论为基础，针对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进行了检验，发现成本越高的企业，向CPA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可能性越少，因为企业管理层相信，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会产生影响。Firth（2002）利用英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非审计业务与审计意见的关联作了实证分析，发现非审计业务费用越高，CPA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越低，也验证了审计独立性受影响这个观点。
（2）不影响独立性
虽然主张非审计业务对独立性具有不利影响的专家学者给出的理由较充分，但是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非审计业务的开展并不会影响CPA独立性。ICAI（1998）认为，由于CPA提供非审计业务范围已经被限定，决策主观性较小，因此对审计独立性没有影响。Davis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非审计费用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影响不同，投资者对审计独立性的判断与市场反应不具有相关关系。两位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均表明非审计服务并不影响审计独立性。
（3）具有正面效应
学术界对非审计服务影响独立性的研究，除了认为有负面影响以及没有相关关系主张外，也出现了非审计业务的开展有利于独立性的增强的观点。Goldman和Barlev（1974）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认为被审单位购买更多的非审计业务可以受益更多，进而对CPA的依赖性更强，在博弈过程中CPA就更容易掌握主动性，进而增强独立性。Cohen Commission（1978）的研究报告指出：为审计客户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有助于CPA加深对客户的了解，可以提高审计效率，同时降低客户寻找咨询师的成本，实现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双赢效果。综合几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CPA开展非审计业务有利于增强独立性主要得益于执业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博弈过程中增强的主动性。
2.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非审计业务的开展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也是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点。Pitt和Birenbaum（1997）主张非审计服务可以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对声誉资本的投资，有助于提高审计服务质量，从而使客户和公众投资者受益。Elizabeth等（2003）认为，非审计服务可以增强CPA对客户的了解，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审计质量。针对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质量影响，几位学者给出了正面回应，他们均主张得审计服务的开展不但不会降低审计质量，反而会使得审计质量有所提高。
3.对审计风险的影响
对于非审计服务影响的另一焦点就是审计风险。Hillison和Kennelley（1988）认为，在审计边际利润下降的背景下，提供非审计业务有助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增加及业务结构与人才结构优化，进而降低对单一客户、单一业务、单一审计人才的依赖性，从而分散审计风险。
综上，学者从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验证了非审计业务的开展是否会影响独立性，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的主张有正面影响，有的主张有负面影响，有的主张没有相关性。这也成为我国实施“新业务拓展”战略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审计质量与审计风险的研究相对于独立性而言较少，且都得出了正面结论，然而这些观点对于我国CPA行业是否仍然适用还值得商榷，这也成为后续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二）业务拓展原则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非审计业务对独立性、审计质量、审计风险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业务拓展中应遵循的原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A·C·Littleton（1985）主张保持独立性是CPA开展业务的前提。2003年美国证监会对拓展以咨询业务为代表的新兴业务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后，主张对独立性影响大的业务不能开展。欧盟于2011年11月30日对审计师监管重大改革的最终草案，其改革第一条就是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要分开，以免利益冲突产生风险。1986年AAA在《未来的会计教育：为日益扩展的职业做准备》中提倡会计教育应强调专业胜任能力教育，以提高CPA专业胜任能力，进而保质量地拓展新业务。
综上，对于开展非审计业务应当遵循的原则，政府监管机构与学者们都非常关注拓展非审计业务的质量及其风险。但对于风险管理的途径，有的主张应当考虑独立性制约因素，有的主张通过提高专业胜任能力来保证质量和防范风险。
（三）业务拓展方向方面的研究
在坚持原则和保证质量的情况下，CPA行业拓展新业务的方向就成为行业十分关注的问题。1993年AICPA就提出CPA服务范围的拓展应是由审计服务向鉴证服务、认证服务，进而向一部分咨询服务拓展，并于1998年指出：“保证服务将位居未来服务领域中的第一位，咨询业务也将成为业务拓展的另一重要领域。”同时，SEC于2000年颁布的《委员会关于审计师独立性要求的修订》，明确指出对于会损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的服务应予以限制。无独有偶，美国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中将专家服务也列入了限制范围。
政府与协会从行业发展角度考虑，主要是对一些执业领域进行限制。而学术界则更多是分别从鉴证服务和认证服务两方面探索可进行拓展的领域。大卫·N·雷其尤特（1998）提出鉴证服务拓展内容应包括商定程序、审阅财务报表，认证服务可向财务计划、精算服务以及税务服务等领域拓展。雷·惠廷顿等（2003）主张鉴证服应当向网络鉴证、系统鉴证等领域延伸，认证服务则应将养老认证服务以及一些新型服务纳入服务范围。从两位位学者研究可以看出，新业务拓展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分不开，如倡导网域鉴证、系统评价业务与当时信息技术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我国CPA行业拓展新业务中树立市场理念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一）CPA行业业务现状及其原因的研究
“新业务拓展”战略上升为行业发展战略，与之前我国学者对我国CPA行业业务现状研究是分不开的。陈琳琳（2007）运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CPA行业发展历程及其业务拓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事务所的业务呈现非审计服务种类较少，非审计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较小，开展非审计服务的大型及特大型事务所比较少等三大特点。李书玲（2011）则基于对国际四大与我国前十强事务所业务结构对比发现，国际四大除普华永道审计业务比重为54%，超过50%以外，其他三家均低于50%，而我国则普遍在80%以上，反映出我国事务所单一业务肥大的现状。两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我国CPA行业不同时期情况进行分析，均发现业务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传统鉴证业务。
我国学者对省域范围CPA行业以及单个事务所进行的研究，同样印证了上述两位学者对我国CPA行业业务现状分析的结论。唐庆维（2006）研究发现湖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过分依赖于传统业务，拓展能力有限的现状。无独有偶，张顺建（2009）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安徽省三大传统业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94%，业务结构单一、执业范围狭窄。陈红平（2010）则基于对GZLN事务所的分析发现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审计收入，而其他新兴咨询服务收入比重较低。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的分析视角不同，或全行业，或某个省份甚至某一事务所，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我国CPA行业业务收入结果单一、执业范围狭窄，事务所风险也偏高。因此CPA行业改变现状，拓展新业务的动因也比较强。
（二）新业务拓展动因的研究
对于新业务拓展动因，我国学者研究时间较早。王广明等（2002）基于对事务所内外环境的分析，认为拓展新业务的动因主要有：市场需求的扩大，分散经营风险，以及获取规模报酬等。唐庆维（2006）则认为拓展新业务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平衡淡旺季、共享专业知识等方面的需要。郭军（2010）认为CPA行业拓展非审计业务的动力源于市场供需两方面。
几位学者都认为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审计市场竞争激烈及风险防范是CPA行业拓展新业务的动因。然而每位学者又有自己特有的观察点，王广明等认为获取规模报酬是重要动因。唐庆维从科学技术发展、人才资源共享方面分析，认为应拓展新业务。他们对新业务拓展动因做了全面分析，但对于市场需求具体表现分析不够充分，而具体到某一新业务又有其具体动因。
李凌云（2008）认为事务所拓展管理咨询业务主要是基于咨询业务的发展前景、规避审计风险的需要。蒋欣欣（2010）认为企业为实现成本效益和提高审计质量而将内部审计外包，事务所主动提供内部审计业务主要是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树立良好品牌等方面考虑，它们分别构成了内部审计外包的需求和供给动因。
同样，具体到某一地区，市场需求又有其具体表现。张顺建（2009）认为安徽省CPA行业审计业务竞争非常激烈，利润率逐年下降，因此积极开发新业务品种成为必然选择。而会计服务市场逐步开放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给新业务拓展带来了机遇。
以上学者分别从行业整体层面和具体业务两个层面对新业务拓展动因进行了分析。整体分析得全面，具体则细化到某一省份及某一业务。但是前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需求动因，而且主要集中在企业需求方面，很少全面分析CPA行业供需市场，尤其是在当前“新业务拓展”战略上升为行业发展战略的具体背景下既分析企业和政府两大市场需求，又同时分析CPA行业的供给动因和能力，这也成为后续研究的突破点。
（三）业务多元化的影响的研究
虽然“新业务拓展”战略实施成为必然，但是对于业务多元化产生的影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王彦超（2006）认为事务所将管理咨询与审计业务结合，会因为性质不同导致独立性受影响。同时他又认为审计业务和管理咨询服务本质上相同，因此有效结合是事务所双重属性的相互作用，构建事务所竞争优势要以双重属性为基础。无独有偶，李书玲（2008）也认为事务所从事非审计服务对审计服务质量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秦怡冰（2010）基于寻租理论对CPA行业拓展非审计业务进行分析，认为会影响独立性，但是寻租受到市场机制的约束，同时法律等配套措施完善的情况下，寻租成本会大大增加，独立性反而会增强。
三位学者都主张“新业务拓展”战略是一把双刃剑，分清业务属性对于风险防范至关重要。然而，也有学者强调影响一面性。李凌云（2008）就主张只有积极的一面，认为拓展非审计业务并不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而戴勇（2008）则主张只有消极的一面，认为事务所介入司法会计鉴定存在风险，有可能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以上学者对CPA行业业务多元化影响做了全面分析，有的主张利大于弊，有的则相反，有的则比较客观，主张两面性。然而关于“拓展新业务”对独立性的影响的争论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即便部分学者有共识，也只是主张开展非审计业务应当考虑这个制约因素。但是对于在新形势下，新业务拓展中该如何去考虑这个因素，尤其是《新业务指导目录》（2012）中列举的业务哪些可以同时进行，哪些可以通过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进行，哪些是坚决不能同时开展的业务没有做详细阐述，这也成为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
（四）新业务拓展对策方面的研究
对于新业务拓展对策，学者们从多个视角进行了研究。王彦超（2006）认为事务所应将审计与管理咨询业务有效结合，强化事务所企业特性。李凌云（2008）认为事务所在业务拓展的过程中应尝试将核心审计业务之外的一些业务外包。陈红平（2010）认为事务所在业务方面要做到在多元化基础上专业化。
几位学者都一致认为CPA行业业务应将审计业务与以咨询业务为代表的非审计业务相结合，并且引入了“新业务专业化、特色化”理念。而如何去开展新业务的阐述较少。针对这个问题，王瑞星（2007）就主张将CPA业务与市场营销相结合，将“7PS”营销理念运用于新业务拓展过程中，不断培养专业优势、形成服务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对于，“新业务拓展”这项系统性工程的实施，仅靠事务所有多元化理念和营销理念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成功更加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陈琳琳（2007），从规范、监管及事务所错位发展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我国CPA行业发展非审计业务的对策。李书玲（2008）则在陈琳琳主张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现场和非现场并举的监管机制。郭军（2010）则认为事务所自身实力应与法律、政府监管、协会自律三个方面共同构成新业务拓展战略框架。秦怡冰（2010）在前几位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进而为新业务拓展提供指导”这一创新点。而李晓慧（2010）则更加强调培养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学者们对对策做了全面分析，通过研究都主张从法律、协会自律、事务所努力及其监管几个方面努力，当然也有的主张人才以及人际关系网络非常重要，也有主张是事务所应错位发展新业务，也有强调理论研究重要性的。然而，这几位学者对错位发展具体到某一个省份应如何考虑等方面研究较少。
三、总体评价及其启示
（一）国外文献评价及启示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由于国外CPA行业开展非审计业务较早，因此相关研究也较早，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非审计业务的有序开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审计业务开展对独立性影响、非审计业务开展原则及方向三个方面。对于独立性问题研究又是其关注的重点，然而学术界却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更多的还是片面强调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很难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看待，其中也有学者看到了问题的两面性，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却涉及很少。因此，后续研究可以站在一个客观立场去考虑新业务拓展对CPA行业独立性的影响，探索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如何考虑独立性问题，为独立性研究以及我国新业务拓展战略实施对策研究做一定补充。
（二）国内文献评价及启示
国内学者对CPA行业业务现状、业务拓展动因、其业务多元化影响及其业务拓展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成果对当前我国CPA行业拓展新业务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我国CPA行业业务结构现状，而当前整个行业对行业业务结构不合理已达成共识，更加关注的是市场挖掘、自身供给分析以及业务开展配套体系建设等。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以“新业务拓展”战略实施为背景，将更多地研究新业务市场需求，去探索新业务拓展的方向及对策，并将该分析思路用于分析地方的情况，为省域CPA行业如何结合地方经济社会环境拓展新业务提供借鉴。这些探索，有利于丰富我国新业务拓展战略理论，同时又可以作为我国CPA行业做大做强战略研究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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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维军（1973—），男，重庆人，会计师，律师，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校区财务部主任，四川农业大学商学院兼职教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与审计理论研究。
林东川（1986—），男，四川邻水人，助教，四川农业大学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负责人，研究方向：会计与审计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