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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1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所以要理解三农问题就必须理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没有效率，而没有效率是自然人或经济人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如果收益是确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总体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现代的中国农民也是理性人，如何设定一个制度，让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关键要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高度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物质的效用只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内在的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有人建议：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变现存的五级政权为三级政权、缩小地区差别，均衡各级财政、推动税费改革、做好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实施反贫困战略。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放到同一平台上对话，既促进学科交流，也拓宽了人们在三农问题认识上的视野。与会专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十分注重历史视角，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国家要为农民的劳动创造一种环境，如兴修水利工程等；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必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认为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三农”问题，由国家和地方制定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与会专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许多专家不仅对三农现实问题进行了概括与分析，并且对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也发表了见解。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2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3
1、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民生问题。“三农”问题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农问题不过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如果说确有必要把“三农”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以后还会有“三工”问题、“三学”问题、“三医”问题等等诸多问题。这种说法不是忽视“三农”问题的存在，也不是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而是要求国家从整体发展的宏观角度，从长远规划的视角来全面审视“三农”问题，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来谋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三工”问题密切相关。从一、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方的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工业的发展基础和前进方向，反之，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决定了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整体水平。回顾历史，目前理论界有一种看法是：建国以来，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始终支撑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而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为了抑制农业发展的阻力。实际上，农业与工业是一条流水线上的不同环节，哪一环出现梗阻都会影响到整条流水线的运转。所以，一个国家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不是二的关系。另外，从建国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把城镇中少数富有人群扩大代表了城镇户口中的全体，进而得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结论，有失客观和全面。所以，究其实质，“三农”问题凸显的还是民生问题。
2、“三农”问题作为民生问题，探究其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应当说，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现在老百姓关注四大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就业。这四个问题基本都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都与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有关，也与政府自身的行为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并不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反之，则可能是另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说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行为问题，这实际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凸显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过去34年的改革开放，广大民众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实惠，但为什么到今天，民生问题如此凸显，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基于以上二个理由，我认为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
3、用老子思想对民生问题进行解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维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4
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人民公社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很多国内外的学者热心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反复告诫我们要搞市场化、私有化。我们试了，一试就是十几年，试的结果是，按照理论上那种纯粹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概念来形成我们的农村经济制度确实有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我希望人们思考，我们农村形成现在的这种基本制度本身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果符合，就得继续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5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皖北城一体化建设研究
――以宿州市为例
欧晓倩章梦雪
（宿州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摘要】首先，在了解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建设意义的基础上，以宿州市为例，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调研方法对宿州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其次，从社会层面、政府层面、城镇居民层面分析了宿州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得出了有关于城乡一体化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最后，城乡居民层面、政府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城乡差距
绪论
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在城镇化发展中隐藏了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但这并不能阻碍城镇化的步伐，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皖北地区给自身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还兼具和谐发展的目标，另外坚持在发展中体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可发展等。
同时城镇化进程中，它至少涵盖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人口城镇，二是经济城镇化，三是社会城镇化，在这三个层次发展中，社会的矛盾也尤为突出，例如人口不断的增多，但土地的使用率却低，这也是现在政府采取土地集中使用的原因，在面对这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时，皖北地区采取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即与周边地区一起联合探索出适合皖北地区城乡发展的道路，以实现皖北地区城乡间的共同发展与富裕。
一、研究现状描述
（一）宿州市与安徽省其他直辖市的城镇化率情况
根据2014年安徽省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安徽省各个市的城镇化覆盖率中，合肥为69.10%，增福为1.31；淮南市为67.90%，增福为1.25；蚌埠市为50.91%，增福为1.24；淮北市为59.76%，增福为1.23；阜阳市为37.50 %，增福为1.27；宿州市为37.43%，增福为1.27。
单从城镇化率角度来看宿州城镇化率在不断的增长但城镇化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增长幅度与其他城市相比并不突出。这样单一发展会使得宿州等一些城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无法持续发展，也无法从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多个角度来实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皖北城乡一体化建设。
（二）宿州市近几年城镇化率情况
数据显示，宿州市近几年的城镇化覆盖率非别为：11年33.1%、2012年34.8%、2013年36.2%、2014年37.4%。可见城镇化率一直在提高，但增速却在减缓，增长幅度也十分微小。
（三）宿州各地区的城镇化覆盖率
数据显示，宿州市各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桥区为45.1%、砀山县为35.9%、灵璧县为25.3%、萧县为21.9%、泗县为18.5%。可以的初步得出：桥区的城镇化率最高，泗县的城镇化率最低；桥区的城镇化率比泗县高22.2%，各地区发展不均衡。
（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宿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从13190到18925。城乡收入差距比高达300%，而且每年都会增长。
从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存在将近3倍的差距，这也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发展失衡。但从这表中也可以看书，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减少，但总体减幅不是很大。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1.城镇化增速滞缓，县域城镇化水平不均衡
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随着各种问题的出现，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宿州市与安徽省其他地级市的城市化覆盖率对比也不是很突出，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就说明人们应该意识到不能一味地走老城镇化道路，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突破。
由图2 3可以清晰地看到，宿州市各地区的城镇化率差别非常大，县域城镇化水平不均衡。各个区域都在建设，但由于每个地方建设的力度、效度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同等等原因，导致了城镇化水平不均衡。
2.城乡一体化建设不彻底，乡镇居民思想落后
从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有些地方建设的不够完善；有的是建设完了之后，后期的工作却没有持续下去，导致已经建设好的成果毁于一旦；还有的是在建设途中就停滞不前。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政府的政策实施的力度和绦辛τ泻艽蟮墓叵怠
还有就是城乡居民对城乡一体化概念没有深刻的认识，导致在建设中有些居民不支持政府的工作，导致建设中出现困难。还有许多农民思想文化水平达不到，使经济发展与人文发展脱节，有可能会导致造成只是建立了城镇，却没有可此续发展的动力的局面。
3.城乡差距明显
城乡之间在经济、教育、空间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这些差距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如在空间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隔离，城市带和乡村带之间空间差的减少速度远跟不上近几年的发展形势。
通过调查研究数据显示，现如今城乡居民在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近几年的产业发展虽迅速，但从数据中可得出农村居民远跟不上现代产业的发展。所以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成为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乡社会发展的程度差，农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滞后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上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从城乡的差距可以看出宿州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还有待提高，应该从多个角度多维的综合发展，使宿州在迎合发展政策的同时能结合自身的情况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让城乡一体化建设得到理想的效果。
4.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认识不足
宿州等一些地区近几年将改善重点放在扩大城市空间和城市数目增加方面，出现了“虚假城镇化”、“城镇化不彻底”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下城镇化率虽然得以提高，但是农民并没真正的享受到城镇居民的待遇，并没有从本质上得以改善从而致使城乡一体化建设改善不突出发展缓慢。
要想使城乡一体化建设能够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要对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意义进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5.单一发展，没有寻求新的突破
就研究结果显示，宿州地区在皖北城乡一体化建设方面还有很多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发展体系不够完善较为单一。这致使宿州的一体化建设速度较其他皖北地区相对比较缓慢。
纵观宿州近几年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主要将改善重点放在扩大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增长方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皖北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从多维角度来发展宿州在新城镇背景下的皖北城乡一体化建设。没有解决阻碍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三农问题和二元化结构等主要问题。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1.城乡二元制结构制约城乡一体化建设
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即使实行户籍制度，可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隔离了城市与农村，使得二者存在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这种情况对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城乡二元制结构加剧了社会经济增长的不均衡。近几年城镇人口数目增加和城镇空间的扩张使得城镇化率提高农村户口转化为城镇户口但只是伪城镇化。在消费的形式方面，农村人的消费属于没有城市人丰富多彩，他们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而城市人更懂得享受生活。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建设问题，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制约城乡一体化的建设。
2.三农问题突出
宿州近几年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皖北城乡一体化建设并没有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收入低且增收难，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就是缩小城乡居民贫富差距。
各部门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使三农问题在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等方面得到相应的改善，但是这个的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脚步。
3.政策的贯彻落实和乡镇居民的文化水平
由于人们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不够深刻，导致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的阻碍。原城镇中的人会不接受农民，而农民也会适应不了城镇的生活，他们还是习惯于自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些都是政策能否彻底落实、落实到位的关键约束因素。
在调查的几个地方，我们发现虽然城镇建设中的基本设施都是齐全的，但是后期被损坏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居民们根本没有珍惜公共设施的意识。因此，在城镇化建设当中一定要坚强居民思想道德建设。让人们意识到建设城乡一体化最终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才能可持续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三、对策与建议
（一）贯彻新型城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指导作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却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所以，宿州市城镇化路径也需要改变过去不够科学的城市化，而是要转向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首先，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这个层面上就要求加速推进农村居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比如现在对于农村居民的城市户口问题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问题。再者，产城的融合、城乡的协调、工农的协调等方面的发展一直都是新型城镇化要求。
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指导思想都对解决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城乡发展的新道路，那就是不但要走可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而且要在发展中考虑到人的重要性，建立一个经济、人文、环境都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城镇。
（二）加强小城镇的建设
发展小城镇，可消化农村劳动力，消除城市就业压力。小城镇建设是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的部分，同样适用于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城镇有较强的经济、科技、人才等优势，有利于带动周边乡村经济发展。但现实却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性，对于小城镇的建设较弱，没有得到彻底实施。在此层面上，小城镇有必要作为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步。
（三）改革户籍政策
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想要减少这类收入分配上的差异，就必须转变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有很多地方的城镇化的有户籍人口市民率与非户籍人口绿的差别仍旧很大，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这种现状，从而使城乡间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实现平等就业。
（四）提高乡镇居民的受教育水平
我国一直强调“科教兴国”，并且一直努力建设为一个人才大国。因为只有有了人才，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同样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教育水平同样很发达。由此可见，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树立到“硬实力”重要，但“文化软实力”更重要的观念。在建设中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培养出更多的实用型人才。
既然大力发展人才，那么就相应的要出台一些政策去留住人才，为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
四、结论
宿州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较其他城市发展速度还是相对比较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制和三农问题突出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只有在相关程度上减少二元制问题和三农问题对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影响和从根本上消除这两个问题，才能使宿州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格局。实现城乡共同发展，p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城乡一体化发展联系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人民的思想、认知、文化等方面。在建设城乡一体化时要全面协调，不可突出冒进，相互之间做加减法磨除棱角，实现全面现代化科学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和一体化的要求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在目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通过城乡一体化来缩小城乡差距已刻不容缓，而新型城镇化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大背景下，则更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其贴近经济发展本身，创造出新的投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利于城市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此论文主要围绕城乡二元制和三农问题来探索研究，了解发展现状、取得的相关成就和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是国家和人们的共同愿景，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各地省市应贯彻落实总体规划，也要在落实的同时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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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农业经济 科技现代化 协调发展
就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处于多数的还是从事农业的人口。那么，如何带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就成了目前农业人士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1 “三农”问题。所谓的“三农”包括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就是指发展农村、研究农业、帮助农民的问题。“三农问题”的目的在于加快农村发展，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稳定收入。
当前的局面是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一定使其不能和谐的因素。当然，“三农”问题也是我国农业实施经济化管理，加速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人们总会在潜移默化的歪曲“三农”问题面临的局面，有的人认为只要目前粮食基础够就实现了农村的稳步发展。其实，这已经偏离了问题的核心。“三农问题”是保证我国农业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目前发展所应面对的重要问题。
2 种植业获益偏低。长时间来说，种植行业一直是一个收入低下的行业。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城打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种地的收入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同时，由于社会发展而带来一系列物品的价格上浮也是造成农民感到困扰的原因之一。农业用种、施肥、浇水等都在不停地抬高价格。经过一年辛苦耕种，秋收后粮食产品的价格却没有相对上调，导致多数务农的人员并没有进城打工人员的经济回报高。极度打击了农民对种植行业的信心，使得更多的农民不想种地，选择进城打工。
3 社会对农业的关注不高。对农村开始实施经济化管理是广大农民针对目前农业现状悟出来的一条经济致富的现代化道路，也是调动农民重拾对土地种植的信心。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针对目前社会的状况，怎样解决农民心里问题，增加粮食种植的经济收入就显现的尤为迫切。但是，社会并没有对这一观点予以更多的关注，对农业行业的投入依然相对于其他行业投入经济较低。所以，这就需要我国各层次政府针对一系列农业问题进行解决，加大农村的经济投入力度，各项利于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使农村的发展更加的科学化。经济化，从而为农民营造出一个有利于生存的经济大环境。
4 农民的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近年来，社会开始更多的关注农村的经济建设。报纸中报道的农民工治病难、买房难，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难等问题也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几个村子中可能仅有一个小小的医疗诊所，里面的医疗设施不全，医疗药品价格高，医护人员少。从而使得农民开始不愿局限在自己的小山村，纷纷进城打工，改善居住环境。然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不是同城里人员同等待遇的。农民工在城里居住条件一般都很差，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体力活，工资更是多数不能按时发放。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入学也很困难。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农民工体力付出的多、居住环境差、生病没钱看、孩子无法正常上学的恶性循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予以解决，就是当今人士都应共同思考的事情。
二、使农村经济加速现代化发展的方法
1 增强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办法。当今的和谐社会应该尊崇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步建设农村产业化发展，加强农业经济的管理办法。我们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看问题，提高对“三农”的管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导农民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从而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城镇带动农村，实现农业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
2 增强建设农村经济实施队伍。要想增强农村的发展，我们应先提高农村中引领经济的领导队伍。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农业环境基本以小农经济为主。面对小农经济，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进行否定，而是从小农经济的特有点出发，调动农民对种植业的积极性，提高农业收入，进而保证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我们应该确立完善的农村经济实施队伍，以他们为榜样，切实可行的帮助农民翻身成为经济的主人。同时，乡镇干部也应该为农民起表率作用，将农民引领到致富的道路上。
3 加大农民收入情况，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应该大力完善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其更加有条理，让农业发展有理可依，有据可查。让农民不再遵循旧方法进行生产建设，而是让现代化的经济所代替。我们也应呼吁社会的关注，结合政府出台的政策，解决农民工看病困难、收入低廉、住房条件差、下一代上学困难等问题，从而使农民可以更全身心的投入生产中，完善农村的改革建设，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