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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意识范文1
在中医长期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和辨证的方法论。千百年来的医学实践，更是形成了中医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食疗、中藥方剂、针灸、推拿按摩等许多种类。作为我们祖先遗留给全球人类的巨大思想和物质宝库，中藥方剂最能体现中国医学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高度重视。
中医大师在开具处方时，往往高度重视各种藥材的相互搭配，使它们相生相克，达到平衡。此外，由于多种藥材往往要一起煎煮，让各种藥材混合为一，共同起到治疗的作用，他们通常还将中藥材生长的自然环境充分考虑在养生和治病的过程中，选用藥材的产地、采摘时间、炮制方法等方面都颇为讲究。
我国历经数代、载誉300余年的老藥铺——同仁堂在中藥的制作上，就坚持了传统的选材原则，即“取其地，来其时”。例如，同仁堂在配藥时人参必须用东北吉林的，蜂蜜专用河北兴隆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大黄用青海西宁的，山藥必须是河南的光山藥，枸杞必用宁夏所产。同仁堂还将这一原则确定为“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店规，悬挂在每家同仁堂藥店的大门上。
中医大师在治疗中还会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症状、病情和身体差异，采取一人一方的原则，对症配藥。同样的病，不同的人、季节和地点，在藥剂的搭配上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初次治疗和后续治疗也会根据个人情况和环境的改变加以调整。
可以说，中国医学对人生、人体的认识，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对治疗方法和藥剂搭配以及病后调养中，都浸透、显现着中国的哲学，将中华文化活生生、完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显现，中医乃至中华文明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全球范围的大量观测表明，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已经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极大影响，许多物种的行为、分布和丰富度、种群大小和种间关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等都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一些物种在加速灭绝。联合国相关报告指出，如果未来全球升温幅度超过2～3℃，地球上25%～40%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对中藥材而言，气温升高将会使物种分布发生改变。一些原本不能生长某种藥材的地区，由于气候变化，人们可以进行人工种植，这会影响中藥的地道性。因为许多中藥材的藥性很大程度上是与一个地方土壤、水分和空气中的微生物有关，使用这些非地道的藥材，就会影响中藥方的疗效。
气候变化意识范文2
关键词:气候变化; 农作物生长; 气候适宜度
作者简介:陈炳东(1975-)，助理农艺师，气从事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 S 16
文献标志码 B
农业发展中，气候条件的变化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以及生长影响作用最直接。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布局以及生长情况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我国，不同地区分布的种植农作物对于气候资源的要求也不相同，农业气候资源条件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发展等有着不同的作用影响。在农业发展领域建立农业气候资源的适宜度模型，进行不同气候资源条件下的农作物生长情况评估对于农业的成长以及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气候资源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一般研究思路
在我国农业发展相关研究中，对于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研究中，对于气候变化情况对农作物成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一般是通过进行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研究模式选择、气候条件变化以及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等相关资料的来源以及最后对于研究模式的参数的确定实现的[1]。
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一般研究思路中。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模式是进行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研究的重要的前提，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模式是对农作物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适宜度变化的情况的正确反映。气候变化以及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等资料情况则是进行气候条件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研究的重要的依据，相关资料的来源不相同，对于适宜度影响的研究结果也不相同。而最后对于气候条件变化情况下的农作物适宜度的参数则是进行研究结论获得的关键，确定参数值情况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2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研究进展
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研究进展的论述，首先需要从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研究方法以及具体研究内容进行论述，然后结合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具体研究情况，进行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进展进行论述[2]。
2.1 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研究方法
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就是对一定气候条件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也就是农业气候资源情况进行量化的评价以及分析。在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数学方法进行研究分析的。使用数学方法对农业气候资源进行量化的评价和分析的过程就是通过多年平均气候资料的收集研究，进行区域内农业气候资源情况的量化指数以及数学模型的建立，最后通过对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各项资源数据进行分析已获得区域内的气候变化情况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的具体结果的过程。
在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业资源的生长适宜度影响研究中应当注意的是，农业资源也就是农作物的气候适宜度是指气候因子数量变化情况下，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发展等相关情况通过模糊数学的相关方法进行转换，从而实现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的具体研究[3]。
2.2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进展
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对一定区域的气候要素、农业气候适度模型以及不同农业生态气候资源的运用和农业生态气候适宜度理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研究等。其中，在进行区域气候要素的研究中主要是对气候要素的适宜度曲线变化情况、适宜度状态等内容的研究。具体气候资源研究过程中是通过相关气象监测资料以及农业资源气候适宜度模型以及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实现研究的。对于农业气候适宜度模型的建立研究也是通过模糊数学理论的相关方法进行模型建立以及研究实现的。除此之外，对于不同农业气候资源的研究实现以及农业生态气候适宜度研究理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等均已经在实际研究中得以实现，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4]。
3 结束语
总之，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的影响的研究中应当首先进行农业气候资源适宜度模式的建立，然后根据具体研究方法结合农作物情况进行相关研究计算。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具体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避免。
参考文献
[1] 冶明珠，郭建平，蒋跃林，赵俊芳，袁彬，等.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气候适宜度影响研究进展. 安徽农业科学.2011(15):78-80.
[2] 千怀遂，任玉玉，李明霞，等. 河南省棉花的气候风险研究. 地理学报，2006(3):170-172.
气候变化意识范文3
关键词：西方音乐 二十世纪 音乐创作
纵观整个西方音乐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音乐总是随着社会性质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着。对音乐本质，或者说对艺术的本质的疑问是每个新时代探讨的焦点。人们通过不断的质疑，不断的解答，从而得到新的艺术风格，新的艺术概念。正如哲学家阿多诺德（1903-1969）所说，每个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每个社会的音乐都具有唯一性，并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浪漫主义音乐越过巅峰期并开始衰落的时候，人们急需一种新型音乐方式来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在二十世纪初的音乐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音乐的新风格产生了。
一、“音乐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手段”――浪漫主义音乐美学
十八世纪，通过启蒙运动，人们对“情感需要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概念产生怀疑，对“美”的本质产生怀疑，认为艺术应该是用于表达内心，而不是一种机械的模仿。在康德（1724-1804）的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为我们重新定位了“美”的本质：美，应该是一种感性认知，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感觉、情绪来认识它，而不是通过一种理性来定位它。美是一种意识，一种通过对作品的理解，感受不同的情绪，从而产生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逻辑的产物①。对于“美”的判断应该根据其“公众性”及“主观性”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而不是通过客观的抽象概念来决定。康德认为，艺术就如同一个自由的游戏，人们通过“兴趣”来参与这个游戏。而音乐，就如同一种听觉的游戏。
整个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都在追求着这样一种“美”，追求对作曲家内心情感的阐释。为了追求这种情感表达的极限，瓦格纳（1813-1883）提出了“总体的艺术”这一概念。他想要创造一门艺术，一门可以综合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新艺术，认为只有这样的艺术形式才能够最大化的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瓦格纳将他的新艺术展示在了他的乐剧中，他将诗歌、音乐、舞蹈等一切在剧院可能出现的艺术元素融为一体展现在舞台上表达剧中角色的内心情感。为了加强音乐的戏剧效果，他改革了传统的作曲方式，在乐剧创作中大量使用不和谐和弦、转调，将大小调体系发挥到了极致。情感是自由的，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创作方式才能够更接近于这样的自由。瓦格纳对于二十世纪音乐家们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的大小调体系，还在于他对无终旋律的运用。瓦格纳乐剧中的音乐是难以切断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点，也就是终止式，二十世纪音乐家在研究瓦格纳音乐的同时将这点引进到自己的作品中，创作了大量的“不完整”作品。这类的“不完整”作品后来成为了二十世纪音乐创作的一大重要特征。
二、《怀疑论》所带来的音乐改革
《怀疑论》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来源于黑格尔提出的“上帝之死”。尼采（1844-1900）认为，先前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心都是宗教，圣经中告诉人们，上帝七天创造了整个世界，告诉人们已知的所有事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的产物，人的一切物质精神活动都应该寄托于上帝，上帝判断着整个世界的正误。启蒙运动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对上帝的存在与否产生极大的质疑，尼采沿用黑格尔“上帝之死”的观点，认为“上帝之死”等同于真理之死，由于上帝已死，先前所有已经存在的事物都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人们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但是，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等同于真理的上帝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意味着人们失去了一个衡量新事物对错的标准，失去了一个对人们现在的作为正误判断的标准，因为作为唯一可以进行判断的上帝已经不存在了。基于这个观点，尼采提出了《怀疑论》，对一切新事物的价值提出怀疑，从“无”中通过辩证，得到事物的本质。怀疑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音乐创作的主要美学观点之一。虽然“上帝之死”只是一个理论，但二十世纪初，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火充当这个理论的实践基础。两次世界大战直接的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布局，之前所有的价值观都被战火摧毁，一切事物在战后都得重新建立。虽然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却也成为了创造新世纪的一个契机，让人有机会可以从零开始。在音乐领域，由于价值观的遗失，社会性质的改变，作曲家得到了改革和创新的机会，但同时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创作思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也是二十世纪音乐创作出现了众多的风格的直接原因。受怀疑论影响的音乐创作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积极型。这类作曲家认为，“上帝之死”带来了全新的、自由的创作思潮，使创作风格不再受到束缚，所以应该创作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来适应新的社会。这类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为勋伯格以及维也纳第二乐派;第二类，消极型。这类作曲家认为，既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价值观，无法确定新事物的正误，那么就应该延续之前已经确定的正确的价值，而不是冒险试用新的价值。因此，应该回顾历史，在历史中找寻正确的价值并将其改良用于现在。消极派代表人物是斯特拉文斯基;最后一类，沉默型。这类作曲家对新的作曲风格的积极与否表示沉默，因为谁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他们认为，创作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判断对错，而在于“创新”这个过程。这类作曲家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凯奇、沙弗尔等。
三、社会变迁对音乐的影响
对比浪漫主义音乐和二十世纪音乐，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音乐的“和谐性”，浪漫主义音乐优美动听，而二十世纪的音乐多数让人觉得尖锐刺耳，杂乱无章，这种反差产生的原因我们需要从音乐创作的本质来分析。众所周知，艺术产生于生活，是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当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以前那种平静的社会现状被打破，随着战火而来的是恐惧、惊慌和死亡。既然一切的平静、和谐都已经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又如何能创造出如以往一样的“和谐”的艺术？既然社会已经沦为一个不和谐的社会，那么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直接反射也就只能反射出它一切的不和谐因素。也因此，二十世纪音乐作品给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种无法缓解的紧张和压抑，它以另一种手段向人们展示着社会现状，并隐晦的对这样的现状进行着批判。
二十世纪开始，随着思想的解放使得整个社会得到飞速的创新与进步，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被用于艺术的创造。或许现在我们会觉得当代艺术深涩难懂，甚至不知所云，但在未来的某天，当我们回首往事会发现，原来艺术从来就没有超脱社会，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身边。
注释：
①Magda Polo在其《la estética y la música》一书中对康德的美学观点和音乐美学观点进行了详细解释。
②《西方音乐美学史稿》对“总体艺术”与瓦格纳的乐剧有具体介绍。
③根据黑格尔的“上帝之死”观点，尼采在其作品《快乐的科学》以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分别提及了“上帝已死”这个观念。
参考文献：
[1]Polo，M.La estética de la música， Barcelona： UOC.2009.
[2]Polo，M.Historia de la música， Santander： Publican.2010.
[3]Adorno，T.W.Sobre la música. Barcelona： Paidós-UAB.2000.
[4]Fubini，E.La estética musical desde la antigüedad hasta el siglo XX.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1988.
[5]Fubini，E.（2001）. Estética de la música. Madrid： Antonio Machado Libros.
气候变化意识范文4
关键词:气候变化;社会主体;实践
中图分类号:R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7302
1 气候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P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气候变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报告以及挪威南森环境与遥感中心的监测结果都表明,2009年9月北极地区海冰面积达到至今为止最小值,为510万平方公里。
诺贝尔奖获得者R K Pachauri表示:气候变化是经科学证实的事实。降水变化、热浪、洪水、干旱等的范围和强度都在上升。尤其是这些变化对北极冰川的融化起极大的加速作用,导致海平面上升,对于珊瑚礁、大型三角洲地带(如加尔各答、达卡、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岛国的影响十分不利。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100年,全球气温预计会上升1.1℃到6.4℃,如果真是那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变暖引起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量动植物灭绝、农作物产量减少、生态系统失调、沿海洪灾威胁等,还会导致人类某些疾病的分布范围扩大和传播速度加快,且因各种奇异病死亡率上升,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问题和暴力冲突也将越来越突出。
也许人类会归咎大自然的无情,其实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原因大概可分为两方面:第一,自然原因(也可称不可抗力因素)如火山爆发,地球内部活动引起的一系列运动;还有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地表温度有较大影响如耀斑爆发。另外存在着影响气候的异常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第二,人为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导致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我行我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过度地向大自然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加之人类对森林的大肆破坏,世界人口的增加,人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是累积增加的,而自然因素是不规则的非周期性变化。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的大趋势难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减缓气候变化,至少不应该加快其恶化进程。如果仅仅把人类的全面发展理解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享受,一味走“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只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这就是警示我们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必须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进行人类实践活动,要不然,受到伤害的还将是人类自身。
2 减缓气候变化的主体意愿及能力分析
气候本身的全球性决定了减缓气候变化必须全人类共同努力,不仅仅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某些政府或领导的事,这更是事关每个社会主体的问题,必须引起重点关注。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各国政府还积极地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应对气候变化,以加强防控和灾后重建工作的进行。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许多志愿团体也纷纷用自己的行动呼吁拯救地球。再者,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不断举行,如近日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包括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内的各国代表聚集商议减缓气候变化,旨在制定一个弥补原来各国所达协议的不足的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国际气候制度。
然而,他们往往注重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会议的举行和磋商,或者是集中在财政和技术方面,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但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果过多注重“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同时强调“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主义”的有机统一,即使从人的“类”的本质来说也是互相矛盾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因此,社会主体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并积极地参与利于气候的社会实践。
因此,社会主体会面临两方面问题:
第一,社会主体(社会个人)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假如通过网络或者现场的做一个问卷调查:面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严峻现状,为了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气候环境,你是否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呢?相信,95%的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只凭着这个问卷调查并不能充分表明他们会在具体生活中身体力行。社会主体愿意并不代表就能去实践或者说是积极地有益的实践。
那么,针对没有意愿的个体可通过宣传和教育,培养其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所应当拥有的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他们之所以没有意愿,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能源,实现自己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为自己向大自然排放的各种垃圾和有害气体的行为履行义务。当然,有意愿也并不代表就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正面的贡献。
第二,社会主体是否有能力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目前,青少年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甚少,甚至现代大学生了解不够多,还有广大的农民朋友和务工人员更是“文盲”, 这就谈不上做贡献了。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滞后性导致的,为了提高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应该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全面注重科普知识的普及。
这一点丹麦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丹麦教育部要求各类在校教师和学生在2008至2009年间加强气候方面的教育,所有教学大纲都要增加与气候相关的内容。具体方法有如建立全国性传播和宣传网;在丹麦教育系统网站上设置了专项内容;气候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结合等等。也许学生暂时不能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大的贡献,但是,经过学校教育和学习,他们会把自觉地带到家庭甚至社区,在往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在有一定的财力和人力情况下,会运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进行节能减排的实践活动。对于非在校学生的社会个体,可以通过广大社会媒体(如影视、报纸、杂志)把环保知识逐渐大众化,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志愿活动,让广大个人熟知节能减排的基本技巧,彻彻底底地进行气候变化知识的“扫盲运动”。这样,才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力实践。
3 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体实践
俗话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有意愿和有能力的情况下,还需要社会主体的亲自实践才能对减缓气候变化有所作用。
一方面,对于国家,其实践就是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探索新技术、设立相关的机构。某些国家或地区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其他国家应相互支援。尤其发达国家,同样灾害程度,他们的应变能力会比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可以避免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安全。且节能减排的措施他们完全有能力来控制,但他们为了利益却不愿意去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其实践涉及到生产和生活诸方面。假如举行一场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考试:如夏天空调一般应该设为多少度,是否应该使用一次性产品,是否应该减少驾驶及精明驾驶,等等。相信人们的答卷一定会非常准确,但这些具体考试内容又有谁会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我认为,要落实行动的话,作为社会主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树立适度的“忧患意识”。 春秋史学家左丘明曾说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适度的忧患意识会给我们适当的危机感和压力,从而时刻反思自身改变世界的活动,唐君毅认为:“忧患意识使人不再从无常的天那里祈求降幅,而反省自身之修德配天,把传统宗教下的天德,转化为自觉的人德,这正是理性的运用。”由此看来,忧患意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十分重要。
第二,逐步形成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习惯虽然难以立刻改变,但是这可以通过主体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提醒自己的细节行为。随处可见主题对减缓气候变化做的努力,例如,节约用火、热水、冷气,使用有能源效益的产品,关掉无需使用的电器,随手关闭电源,减少待电状态,减少驾驶等都是个体力所能及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利用现有技术和自然规律改造世界。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气候变化是大部分由于人类非科学地改造自然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必须重新认识现实状况,根据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和谐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道路。
第四,一贯坚持“和谐”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实践于主体活动中。现代生活中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这本并没有错,但是要时刻注重平衡发展,就像我国在2006年把经济发展思路由“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充分显示了把环境问题放在首位,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与自然的和谐更加重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决不像统治异族人类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类是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没有理由去破坏这个整体的发展。气候环境是自然界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自然界的恶性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有赖于自然界系统的正常运转的,如果自然界系统这个整体的运行受到破坏,又何来的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虽然难以做到先天下之乐而乐,何不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内化为自我的主导意识,这样,大家一起携手共进,相信往后和再往后的气候环境会不断地改善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5]贾峰.公众环境意识与气候变化[EB/OL].
气候变化意识范文5
1、隆重纪念“3·23”世界气象日。
2、人工影响天气利国利民。
3、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4、利用气球开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无资质证的单位施放的气球。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宣布生效，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6、减缓、遏止气候变化，保护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加强极地气象研究，促进对极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8、加强应急管理，服务国计民生。
9、隆重纪念“3月23日”世界气象日！
10、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由气象台站统一向社会。
11、埋头苦干做气象，安全建设有保障。
12、加快气象现代化建设，增强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13、极地气象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14、减缓、遏止气候变化，保护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5、加强气候生态资源监测评估与综合利用！
1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
17、加强防灾预警体系建设，增强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能力。
18、普及气象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19、2019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天气、气候和水为未来增添动力
20、加强气候生态资源监测评估与综合利用。
21、普及三防知识，增强抗灾自救能力。
22、准确预报天气与气候变化，为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3、粮草未动，气象先行。
24、提倡简朴的生活文化，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25、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6、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善待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27、科技让天气服务人类。
28、健全雷电检测制度，杜绝雷电灾害隐患。
气候变化意识范文6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内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降低单位GDP能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首先，研究制订发展低碳经济国家规划，通过规划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思路和路径，以技术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降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增长速度；确立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以碳利用强度作为考核指标，激励企业加快先进适用技术运用和产品机构调整；将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其次，坚持不懈地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坚持实施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保护湿地，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加强城市绿化，保护大气、水、海洋环境，努力促进生态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相和谐。切实加强区域发展、城市建设、重大工程等的气候承载力评价和气候影响评估，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变化相适应。
加快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法制体制机制，形成气象灾害防御系统。加快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部门、企业、组织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职责，明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国内协调两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职责和分工，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法律为准绳，规范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报告、政策信息的同意制度；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宣传和国际合作；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气候变化市场体制和机制。
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提高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要并举。我国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应高度重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尽快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灾害应急与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对灾害的综合检测和预报预警能力；以区域性气候、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和承载能力为依据，制定人口、经济分布与气候、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加强农业、林业、水利等领域和沿海及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高度重视在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中气候评价和灾害风险评估，加强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的科学规划与设计，夯实应对气候变化及其风险的工程基础。
加强气候变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软实力。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是基础。我国应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强气候变化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切实提高全球气候变化预测预估、影响评估的科技水平；多渠道支持适应技术、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减缓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组织好我国科学家参与IPCC评估报告，形成一大批能够为国际科技界认可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及参与气候变化外交谈判提供科学而有力的支持，提高我国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加强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全民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氛围。
秦大河，地理学家。197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9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3年获得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诺贝尔奖”――沃尔沃环境奖。长期从事冰川和极地研究，多次组织南、北极和亚洲腹地及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考察，取得一系列创造性成果，首次从理论上阐明雪的暖型、冷型和交替型密实化过程，建立定量划分标准。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冰冻圈与环境联合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