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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方案范文1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范式建构
研究生教育事关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是适应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发展要求，培养有灵魂的卓越人才的重要保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关高校研究生培养成效，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然而，从其发展现状来看，却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必须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点、把握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独特规律，从新实践中探索新理论、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模式。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否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能否形成“导辅协同”的工作范式。
一、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的概念拓展
立德树人应当是也必然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本遵循。导辅协同逻辑起源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生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从词义上看，“导”即启发、引导、主导；“辅”即帮助、佐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与“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质量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唯物辩证法认为，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顺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研究生群体知识水平高、政治参与意识突出、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总体上思想政治素质高，思想观念更趋成熟，多数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抑或是在自身成才发展过程中，其主动性、自主性都极强。因此，与本科生“辅”重于“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应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辅”为次要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内涵的理解与拓展、作用的辨析是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所谓导辅协同，一般地说，是指基于研究生的群体特征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特有规律，贯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全程的基本线索和总体思路，是构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的基本遵循。具体地说，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狭义上讲，导辅协同主要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中导师和辅导员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从广义上讲，导辅协同不仅体现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论中，还包括研究生思政教育功能、价值上的导辅协同，研究生思政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等。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导辅协同，不断拓展导辅协同的外延，挖掘导辅协同的深义，统筹设计、构建体系。
二、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要且必要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年）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他以范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点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结合库恩有关范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对范式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是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成为该学科或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框架，规定并指明了该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即在现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识、持用话语、既定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汲取研究生思政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有益发展模式，探求能为人们所认同并施行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结构、新形态，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应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并非先存在，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性。其标志有多种，如确立了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性及研究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学科架构为核心，进而探析特殊规律的学术旨趣；在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客体、过程、内容、方法为主的概念体系，确立了着眼于运用此概念体系观察、反思和从事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基本框架与行动模式，这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和现实工作意义非凡。但是，面对当今世界所处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之战略机遇期，面对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之风险与挑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范式也面临挑战，体现在：我们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运用既定范式思考和回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时常发现理论关照和回应现实的不足与无力。（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在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导师和辅导员在处理“导”和““辅”的关系中存在“顾此失彼”误区队伍建设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依靠力量，是决定其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方面。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却存在“重本轻研”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大学生总体结构上看，在当前高校中研究生规模普遍小于本科生规模，此外，与本科生群体的整体思想状况相比，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状况相对成熟，在学习活动组织和生活自我管理方面自觉性更强。这使得各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聚焦于本科生，在制定相关思政工作制度时将优势资源和利好政策向本科生倾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生思政工作有关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的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从客观外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虽逐步优化、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由大国竞争加剧、西方“中国威胁”思维惯性导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加之西方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式和策略的转变，隐蔽性成为其主要特点，这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大背景和重点攻坚领域。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预判不足，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主体自觉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此外，导师和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直接决定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其中，导师负首要责任。当前，绝大多数导师能着眼于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学习指导、科研实践中，较好地完成科研育人的职责。然而，部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体现出重科研指导而轻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重学业专业指引而轻人格品行养成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问题，即“导”而不“辅”。研究生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想政治队伍的要素，是骨干力量，也是主攻手。当前，研究生辅导员在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方面总体上是好的。然而，受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很大一部分研究生辅导员存在重日常事务管理而轻思想政治教育、重具体工作实践而轻系统工作统筹等问题，也即“辅”而不“导”。因而，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功能发挥的不平衡、不协调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工作实效。（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两重功能的关系有待调整升级整升级，在实践中偏向重“非意识形态功能”而轻“意识形态功能形态功能”从价值论维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均具有“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即向教育客体传导意识形态、使客体形成教育主体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观念体系，以此引导和规范教育客体行为方式的效能、属性。其首要目的是实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是除了意识形态功能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非阶级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虽然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然而，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地位问题时，仍然要有所侧重、不能偏废。这根本上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发挥其功能时，意识形态性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并代表思政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之于意识形态学必须也只能是从属关系，不能独立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主旨是将广大研究生培养为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有力维护者，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培养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拔尖的顶尖人才。然而，由于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投入大、见效慢、难度高，且教育效果难以评价和衡量，而对研究生进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则相对难度低、可操作性强、效果容易凸显，这与教育主体的教育理念方法更新不足、主体间分工配合不力、教育内容结构不够优化等负面效应叠加，就导致教育主体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社会实践、校园学术文化等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传统教育方式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的教育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引导研究生构建科学“三观”的主要路径之一。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广泛、有效开设已成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部分教师的授课方式未能着眼于研究生的思想特点，更多地采取灌输方式，对研究生关注的时下热点问题涉及较少；再加上研究生课业、学术任务重，不少研究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能力的提升中去，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为了凑学分才勉强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上种种，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明显，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实践始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对于帮助研究生深入社会、认知国情、锻炼本领、锤品铸魂的作用无可替代。校园学术文化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应有之义，其内涵的育人资源、素材所具有的育人价值不可小觑。当前，大多数高校已经把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道德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中，以期促进研究生结合所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达成研究生专业素质提升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双轨并行。然而，由于各级各类高校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平衡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和落实的差异性、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再加上研究生培养模式所限以及研究生繁重的科研任务，导致部分高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流于形式，限制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功能的发挥。此外，互联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手段，是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的必要补充。近年来，校园网建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各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重点，多数高校都能够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利用校园网和公众号为研究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达成教育、引领研究生思想和风尚的目标。然而，鉴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再加上维护和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要高出许多，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评估难度相对较大，这使诸多高校在网络育人资源开发和育人平台维护方面望而却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线上线下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合力的形成与发挥。
三、导辅协同视角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构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独特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构筑方式，应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全面系统地从其主体、功能、内容、方式等方面着手。（一）存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构建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共同体”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质提效，队伍建设是根本，实现对研究生意识形态的掌控，有赖于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这是我党长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从教育主体维度看，“导”即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辅”即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关键主体、相较于导师的首要负责人定位，起辅助作用。当前，突出导师和辅导员的双主体作用，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使之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的重点，专门安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实现优势资源和政策有效倾斜；着眼研究生群体特征和教育规律，以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抓手，高度重视运用制度手段推进工作。二是研究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素质培训体系和机制，着力提升两支育人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参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素养、专业水平，增强育人合力。三是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应苦练内功，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树立德育共同体观念，立足岗位职责做到既导又辅，增强教育实效性。研究生培养模式决定了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其两大基本职责就是教书和育人。因此，导师若想扮演好思想引路人和学业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还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教风引导、影响学生，重点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出发，真正理解和践行导师工作的“导”“辅”二重性，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者和研究生成长成才的主心骨，做党委工作的辅佐者和研究生成长的引路人，在保证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着重培养研究生的民族责任感，重视研究生理论水平的提升。研究生辅导员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育人作为自身岗位的根本。这就要求研究生辅导员要坚持终身学习，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结构和宽口径的知识储备，加强科学研究，从工作作用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全面认识研究生辅导员工作的“辅”“导”二重性，即从辅导员岗位的特殊性出发，做好党委工作的助手、导师教学和科研的助手、学生成才发展的助手的同时，注意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事务管理相结合，将系统工作统筹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加强研究生政治思想引导、情感疏导、行为教导和就业指导。据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必然要求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导师和辅导员不断转变观念、精诚合作，由传统的各行其是向形成协同攻坚的德育共同体发展。（二）彰显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双重功能的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协同发挥同样须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补充、辅助于意识形态功能。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趋势虽整体向好，但是个别人还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意识淡薄、知行合一不足等问题，反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发挥亟待优化。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突出其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应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大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其投身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感、自觉性和综合能力。二是立足研究生群体特点，科学构建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内容结构，科学设置“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内容的比重，形成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为核心与主导，兼顾学习观教育、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婚恋观教育、择业观教育的内容体系。三是探索并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评价机制，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坚实保障。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效果较难进行量化评价，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从科研、管理和活动等不同维度设计工作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其中，尤其要突出和增加意识形态教育所占权重，坚持以科学引导为方向和以客体效果反馈为中心相结合，更加注重教育主体对客体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效果，以期达到表彰和激励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四是在调研并分析现有主体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明确并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分工与职责，引导、激励各方着力构建德育共同体，研究并建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机制，实现全程育人。（三）承接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传统教育方式同新兴教育方式相结合教育方式的适配性、丰富性、多样性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选取、运用必须因时而新。其中，所谓“导”，即继续坚持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无法很好地适配，既定的教学理念、方式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教学内容的科学重置，既充分体现理论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专业性，还要重视教材建设的实效性，即教材的编写在结合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同时，还应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理论特点。此外，更要重视灵活选择和运用教学方式，以研究型教学为导向，在课堂上重视翻转式、讨论式、个性化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从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引导研究生感知和探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辅”，即注意发挥校园学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途径的补充作用，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研究生学术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的交叉，在推进研究生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的同时，引导研究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同时，还须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自觉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充分运用校园网、公众号、手机APP等新媒介、新载体，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传统优势与新技术相融合，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开创新空间。
四、结语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立足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构建导辅协同的新范式，通过优化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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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方案范文2
XX同志年轻、有活力，政策理论水平高，事业心和责任心强，长期从事XX等多个岗位锻炼，对组织工作有经验、有见解、有办法。相信XXX同志的到来，必将为XXX发展注入新鲜动力，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下面，请XX同志作任职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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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请党群工作部班子成员依次作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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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XX同志作了很好的任职发言，有想法、有干劲，有思路、有目标，希望XX同志能够带着为民情怀，加强工作调研，抓紧熟悉XXX情况，尽快进入新的工作角色，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带领党群工作部全体干部职工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党群工作部是党工委的政治机关，集合了组织、宣传、统战、机关党委四大功能，对着市里十几个部门单位，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直以来，党群工作部干部职工吃苦耐劳、扎实肯干、乐于奉献，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取得了一个个成绩，在全区基本形成了组织有力、宣传有方、统战有为的良好局面，工作值得肯定，我代表党工委领导班子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和感谢。
刚才几位部领导班子成员也做了很好的表态发言，讲政治、有活力。我相信，在XXX同志的带领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团结一致、聚力攻坚下，党群工作部的工作业绩一定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下面，对于党群工作部的工作，围绕一个“实”字，我提几点要求。
一是要在组织工作上出“实”招。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精准分析研判，严格资格审查，准确把握上级要求，持续抓好群众思想工作和换届风气，不断正风肃纪，着力优化村级班子结构，统筹推进换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确保选出一批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村级组织带头人，确保通过换届换出新风正气、换出XXXX区的精气神。同时，要在夯实基层基础上持续发力，补短板、促提升、创特色，不断推动基层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建强干部队伍上持续发力，知事识人用好干部、压担历练育好干部、宽严相济管好干部，优化打造我区干部梯队；要持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坚持需求导向，尽快打开人才招引工作局面，着力打造人才工作品牌，坚持以事业留人，确保人才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
二是要在宣传工作上办“实”事。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牵头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尽快制定我区《实施方案》，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好专题学习、专题民主生活会等规定动作，确保学习活动取得实效；要切实抓好党工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的组织和实施，及时提出学习计划，切实推动中央和省市各项精神在我区精准落实；要建强意识形态主阵地，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提出我区意识形态工作要点，及时将工作情况提报党工委专题研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要不断加强区内主流媒体建设、不断提高宣传报道质量，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层面发出更多的XXX声音；要不断完善舆情应急处置机制，加强舆情形势分析研判，创新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打击非法宗教和，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群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基调；要切实打好文明创建主动仗，提前准备做好创建文明城市复审和卫生城市复审宣传等有关工作，深化文明创建和文旅融合，全面提升我区文明形象。
三是要在统战工作上查“实”情。要不断深入群众调研，查实情、办实事，坚持政治引领、广聚人心、强化团结、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要注意培养选拔党外干部；要积极推进统一战线人士建言献策，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要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做好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扎实做好港澳台及海外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正能量，提供坚强保障。
四是要在机关党建和群团工作上求“实”效。要抓紧抓实机关党建工作，建立健全机关党务工作者专(兼)职队伍，明确党务工作者职责。同时，将党务工作者能力提升纳入干部培训班次，结合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采取理论和现场教学等方式，组织党务工作者进行集中培训，进一步提升党务工作者业务能力；要始终把群团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摆在党委的工作大局之中，要继续做好工会、团委、妇联等工作，发挥广大工人、青年、妇女的作用，引导他们更好的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中来，讲政治、求实效，坚持理想信念，扛起听党话跟党走的旗帜，创先争优，不断增强工会、团委、妇联的“引领、服务、联系”功能。
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方案范文3
关键词 制度变迁；建筑节能制度；现状；改进措施
中图分类号 TU2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3-0053-02
建筑节能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建筑节能制度的研究，涉及许多理论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已成为不同学科理论关注的焦点，现主要探讨了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建筑节能制度，并提出改进措施，以供参考。
1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制度变迁理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效率更低的制度的过程称为制度变迁，其含义包含制度创新和新旧制度转换。节约社会资源，减少交易费用，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1]。
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能从变迁预期中获益或避免损失，就会去尝试变革制度。通过制度的再安排，实现在现有制度结构中无法实现的潜在的利润。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自下而上、受利益驱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只是在现存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作出制度创新，它是现有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另一种是由法律和政府命令引入和实行，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突发性、强制性、被动性，诺斯认为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应采取渐进的组织演进方式[2]。
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在信息成本、现存技术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约束下，将制度变迁与产权理论相结合，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取得潜在利润是国家给社会提供制度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机，即获取一种在已有的制度结构安排中可以观察到，但只有通过制度再安排或制度创新才可以得到的好处。其结论在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提出。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是独特的，诺思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
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分析
将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定理引入到安徽省建筑节能政策导向研究中。“科斯定理”认为：要使外部效应的问题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达到内部化，必须要把外部效应的影响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且交易费用为零。在保障资源的产权为前提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是明晰的，无论谁拥有产权，其自然趋势都是向社会最优点移动。诺思认为，在影响经济绩效、资源配置、人的行为决定等诸多因素中，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2.1 我国建筑节能制度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兴起。1987年9月25日，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印发“关于实施《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的通知”。同年，《企业节约能源管理升级（定级）暂行规定》文件出台。1988年1月，对污水处理、城市热能供应、给水工程、热力、城市道路照明等领域规定节能政策，颁布了《城市建设节约能源管理实施细则》。1992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税务局规定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的北方节能住宅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率为零，并颁布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条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税务局于1993年3月印发了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节能项目等3个税目注释》的通知。
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规定：“对不符合节能标准的项目，不得批准建设。”住房建设部于2001年7月组织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2002住房建设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2005年下发了《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住房建设部于2005年陆续下发了《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组织开展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的通知》《关于组织建筑节能相关调研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2006年财政部了《可再生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务院通过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2007年国家住房建设部《住房建设部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方案》，财政部《关于的通知》，住房和城乡住房建设部《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工程验收办法》，国家发改委《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10年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国税总局《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
与此同时，各个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建筑节能制度，北京、安徽、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陕西、湖北、湖南、河北、青岛等地相继出台了建筑节能条例，出台了相关政府令和资源节约及墙体材料革新等相关法规的省（区、市）数目分别为22个和15个，各地方初步建立了与行政法规相配套的建筑节能法律体系。我国建筑节能制度经过20年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初步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3-4]。
2.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建筑节能制度
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对旧制度的改良、变革或创新的过程。技术和社会条件约束着制度变迁过程。行为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而由于制度变迁还涉及到成本问题，仅存在潜在利润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制度变迁，除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外，制度变迁主体实施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制度均衡能否被打破。
建筑节能行为主体对建筑节能这一行动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判断决定了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变迁，行为主体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的前提是，其认为通过制度变迁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促成或推迟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建筑节能成本又取决于利益变迁主体能否形成有效的组织，这与建筑节能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即所谓制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我国建筑业发展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决定了我国建筑节能制度的产生与否，我国建筑业制度必须随着我国建筑业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我国建筑业制度变迁就成为必然，我国《节能法》对节能管理、合理使用能源和鼓励节能技术进步做了规定，它的实施为中国的节能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一经典理论带给人们的启示在于，建筑节能制度再发展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是节能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外部环境变革所作出回应。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反复“试错”的过程，我国建筑业制度创新要经过长期“博弈”，才能确认最适合的制度，建筑业制度的“试错”和“博弈”会产生较高的成本和很大的风险，国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成本和降低风险，同时还可以把国家的强制性和当地建筑企业的能动性充分结合起来，共同为我国建筑业制度变迁而努力。
3 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工作的改进措施
3.1 制定新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
我国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已经出现，但还需在范围和广度上有所加强。目前国家对新型建筑材料与新能源都出台了经济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财政补贴政策，但经济政策的覆盖面还比较窄，还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加大国家和地方专项节能基金、建筑节能补贴、建筑节能税收优惠、建筑节能贷款优惠等多项经济政策的力度。可以对建筑产品达到一定节能标准的房地产开发商给予一定的优惠贷款，对开展建筑节能服务的机构应给予贷款贴息，以鼓励和培育节能服务市场的形成[5-6]。
3.2 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不断完善基于建筑市场的节能新机制
建筑节能领域需要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在推动节能工作中，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政府应对建筑节能中存在的部分市场作用失效的情况进行适当干预和调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规则和监督协调2个方面。建筑节能的主体是投资商和建筑业主，国家还应该加大建筑节能宣传力度，鼓励主体主动进行节能，增加全民节能意识，引进和采用国外节能新机制，加强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监督。同时，完善我国建筑市场激励机制，遵循有效性原则设计建筑市场激励机制，保证开发商按政策规章执行能获得较好的效益。政府通过以规范制度，激励建筑节能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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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郁聪，康艳兵.国内外节能政策的回顾及强化我国节能政策的建议[J].中国能源，2003，25（10）：4-14.
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方案范文4
本文以新农村文化建为主线，以道德重构和价值传承为基础，以建设和谐、稳定、现代的农村人文体制为目标。通过发掘儒家传统道德核心价值，扬弃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并以此传统文化价值唤醒农民内心潜在的道德意识，呈现道德理性，既弘扬和培育了民族精神，又提升了农民的文化素养，为促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重构基层道德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儒家传统道德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国家战略，其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正是因为我们这条从未间断血脉才造就了我们五千年得以延续的文明。辩证的扬弃继承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走向世界的精神资源。总书记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指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步伐，着力培育文化优势，壮大文化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1]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更新、经济格局不断整合、的新社会形势下，传统道德观念甚至是主流道德观念有边缘化的危险，所以，传统道德文化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点。
农村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农业厚重则根基牢固，藏富于农民则国家强盛，农村稳定则社会和谐。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2]在党的十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后，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广泛展开，并取得很大的成绩，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而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农民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农民道德文化素质的滞后性是新农村建发展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一方面提高农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提高农民文化修养，这两方面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
儒家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传承下来的古代先哲道德理性的沉淀，是人之所以为人此价值的精髓所在。孔子讲仁爱、孝悌与忠恕；孟子将“恻隐之心”与“王道”；朱子讲“天理”；王阳明讲“本心”“良知”。这些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已成为古代中国甚至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价值核心。因此，通过发掘儒家传统道德核心价值，扬弃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并使之唤醒农民内心潜在的道德意识，呈现道德理性，从而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构基层的道德价值，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提供了理论支撑，最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起到促进和辅助作用。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从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学术界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逐渐产生了大量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成果。十之后，学术界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更加丰富而具体，这方面的文章专著层出不穷，主要涉及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科技、新农村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但现实而言，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农村文化建设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农村文化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还只是停留在农村文化的体制和结构、问题表现等一般性论证上。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进行了多种实地考察、调研工作，以把握农村文化问题的现状，从而寻求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案。例如，2004年6月至7月，文化部6个调研组分赴甘肃、宁夏、四川、浙江、湖南、福建等地，针对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自办文化情况进行调研。2006年3月至7月，财政部教科文司与华中师范大学组成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对19 个省市区的70 个县市200个乡镇进行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另外，财政部综改办、教科文司委托的农村文化公共服务调研项目对全国19个省市区的23742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总的来说，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践探索经验之上的观察和描述阶段，各地的农村文化建设缺乏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文化建设更多地只是一种口号，文化建设研究也只是一种对传统农村文化体制问题的分析，缺乏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现代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方案，在研究的深度、研究的细致方面远远不够。
三、以儒家道德价值重构农村价值体系
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但是相对于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来说，农村的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但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却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是新农村建设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陶冶农民的情操、丰富农民的生活，从而提高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推进经济效益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发展，所以说，没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不会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
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突出表现出了普遍的农民素质底下，并由此产生很多消极作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而农民最主要的特征表现为农民文化素养不高，这是由于农村文化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所致。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村工作的开展。农村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农民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素质、科学技术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经营管理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制约人的全民发展和发展环境改善的决定性因素对推动农村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正视农民素质，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农民问题，同时努力提升农民素质，加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是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处理一个基本问题。
儒家传统道德的内涵和对社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地位作用。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文明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则、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文化闪耀的光辉。可以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儒学史。
千年传承的儒学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出不同的时代特性，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现，而且先已成为当代社会人文伦理价值的核心。儒家传统价值体系与新农村文化假设相结合有利于优化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毫无疑问，儒家传统道德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之所以能够传承五千年毅然挺立，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自觉。社会越文明则越和谐安定。但是，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时代不同了，传统文化也应顺应时代需要，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当代社会现状和时代要求向吻合，从而寻求到符合中国二十一世纪农村发展所需的理想道路。
儒家传统道德价值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起到规范调节作用。以儒家传统道德来调节农民社会关系，就是依靠传统礼俗为维系手段来协调农村社会关系。儒家传统价值在农村的挺立，首先就促使了回复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习惯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礼”。农村文化建设的滞后，农民文化素养底下，传统道德信念缺失，都归根于农村传统风俗习惯的破坏。千年来农村社会本就是依靠传统习俗来维系的。儒家传统价值除要求重建传统习俗之外就是如何提升农民道德自觉意识。以梁簌铭的话就是“不以享福为念，而惧自己所作所为有失于理”[3]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道德自觉，在儒家看来道德本性“人皆有之”，无需求助于外，而道德是通过社会共识、风俗习惯、内在信仰的力量实现的；是依靠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使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实现的。这种儒家式的道德自觉意识的培养，无疑是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有力保障之一。
农村建设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环节。农村文化建设又是农村复兴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源泉。复兴传统文化，重构道德价值，重树农民人格素养，是新农村文化建设重中之重。新农村文化建设说到底就是一个充分而强烈的文化自觉的农村文化运动。“文化自觉”就是能够认识自己的生存方式、传统习俗以及特有的话语，这些就是我们常讲的民族精神。以传统儒家道德价值重塑民族精神，重拾农村的传统人文信仰，重现人之为人此价值之精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精神面貌，才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以有效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新华网2013-08-20.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64.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60.
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方案范文5
【关键词】 共享数据； 聚变时代； 经济统计
【中图分类号】 C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26-03
第十届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年会于2016年7月16―18日在兰州隆重召开。会议由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会主办，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重庆允升科技大数据研究中心和重庆誉锋宸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会议的主题是：“共享数据聚变时代下的经济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全国近百所高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博士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作了《201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北京师范大学邱东教授针对空间经济比较中由购买力平价推断存在的宾大效应等问题作了《BHPPP中的纯价比假设与宾大效应的弱存在》报告，厦门大学杨灿教授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扩展框架作了《产业关联测度与关键产业甄别》报告，暨南大学刘建平教授针对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化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报告，浙江财经大学李金昌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下如何理解统计学等问题作了《统计学与大数据》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发展作了《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的统计改革与创新》报告，山西财经大学李宝瑜教授针对当前统计建模要求前提条件苛刻等问题作了《特征样本重复抽样建模方法设计与应用》报告，江西财经大学罗世华教授利用分形方法在非线性时间序列中的研究作了《多重分形时间序列非线性特征辨识及其应用研究》的报告。本届会议入选论文68篇，分为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大数据与统计学科发展以及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等专题展开交流。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贾晓峰在《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定量研究》中，运用江苏最新公布的2012年投入产出等数据，分析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深入研究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的数量关系及内在机理，设计出多种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楚雄师范学院张无畏在《基于三角形中线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研究》中，利用三角形中线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六种形式及其内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六种形式之间的变化路径以及各种形式之间可能发生转化，一定是渐进的，不能跨越；每一种形式的数学约束可以用一组不等式表示；用三角形的三条中线来划分三次产业结构的六种形式，能简洁有效地表示这六种形式及其变化。
暨南大学刘建平、陈冬进在《名录库调查――基于行政记录的统计调查方法》中，为了破解抽样调查和普查费用不断攀升、无回答率持续升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越来越低、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难题，提出将基于行政记录的名录库调查作为我国官方统计调查的新思路，阐述了世界主要先进国家使用行政记录进行统计调查的基本现状，讨论了建立名录库调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与传统的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方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名录库调查在统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深化我国政府统计改革的若干建议。
东北财经大学屈超、杨森森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了2001―2011年东北地区按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变化，详细考察了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在观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使用CCR模型和BCC模型，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得出相关结论。
暨南大学夏帆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产业聚集现象之检验――基于微观地理数据的分析》中，使用了Duranton和Overman（2005）提出的第三代测度方法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的空间聚集现象进行了检验，发现三大经济圈的大部分产业呈现出聚集特征，呈现分散特征的产业不多；通过对距离上聚集特征的考察，发现聚集总是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一般在50公里以内；分析了各个产业的聚集程度后发现三大经济圈聚集程度最强的十个产业各不相同，且都与各自的产业特色有关。
青岛大学张迎春、袁伟萍、管琪在《基于最小间隔树法的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试算》中指出，最小间隔树法是国际比较测度各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有利于识别不同国家经济的相似性，并尝试将其用于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得出相关结论。
上海财经大学郑正喜在《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辨析》中，辨析了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HEM）研究方法，认为其核心假设的实质是改变被抽取产业的主体属性，指出应当采用完全抽取的基础假设才能构建出相对合理的测度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集美大学陆晓倩、王立凤在《厦门潜力产业选择及与台湾产业对接问题研究》中指出，选择和培育合适的潜力产业可充分挖掘区域优势，建立和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厦门的产业结构及第三产业细分行业增长差异，结果显示厦门市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增长优势明显；借助区位商的定量标准探讨厦门与台湾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的异同，确定了厦门潜力产业选择的重点，并提出促进厦门与台湾潜力产业对接的策略。
重庆工商大学刘浩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R&D资本化》中，通过对R&D核算方法调整的动因，阐述了核算体系中增加研发支出核算具有的重大意义，系统整理了现有核算方法的利弊，在GDP框架下对R&D资本化的核算方法作了相应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R&D活动核算提出对策建议。
河北经贸大学王会英在《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研究》中，选取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外向性5个方面的16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采取客观赋权方法建立加法合成评价模型，并基于2013年的统计数据对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了定量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大数据时代统计学与统计学科发展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李勇在《基于物联网时代的工业大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研究》中，针对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特征，从大数据来源、基本特征、处理技术和大数据思维4个维度提炼出大数据的概念；阐述了数据挖掘基本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分析了物联网下工业大数据呈现的本质特性；比较分析了消费大数据和产业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和分析方法的异同，指出工业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结合工业互联网阐述了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
云南财经大学张敏的《多水平贝叶斯模型在大数据挖掘中的应用》从线性回归模型扩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将线性回归统计学习方法的基本思路拓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借助于贝叶斯统计方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算法，将多水平线性模型应用于大数据的挖掘中并进行了实例应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洪在《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大数据分析方向）培养模式探索》中，从项目背景、国内外相关项目现状、数据分析师需具备的基本技能和课程体系设计4个方面，对当前大数据分析方向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探索。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在《“数据工程”方向课程设计》中，从全国统计学专业数据工程方向教学联盟、“数据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数据工程师专业人才培养和“+数据工程”技能培训4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针对大数据时代如何从统计学科角度培养大数据人才。
重庆工商大学李禹锋在《基于互联网白酒消费市场现状的大数据分析》中，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和清洗数据，借助词云图和文本挖掘技术等，对品牌销售额、品牌销量以及白酒香型、酒精度和规格的消费倾向等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市场的消费趋势作了展望。
闽南师范大学陈立双、祝丹在《大数据推动下中国CPI测算方法创新趋向与挑战》中，基于居民消费领域大数据对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大数据在CPI测算中的可能应用路径，探讨了大数据推动中国CPI测算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趋向和面临的挑战，探讨了大数据在中国CPI测算的方法论问题。
三、统计理论与统计应用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孟杰、蔡凯月在《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人口红利测度――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的经验分析》中，阐述了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测度人口红利对全面掌握中国人口变化规律、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指出现有研究普遍仅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测度人口红利，忽视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两个角度下，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度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并得出相应结论。
华中师范大学王江涛、冯元化在《如何确定即时波动率核估计量的最优窗宽》中指出，在即时波动率的各种估计量中，非参数估计量因其能准确地度量即时波动率成为研究热点，但这类估计量在应用中面临最优窗宽的确定问题。其借鉴非参数回归分析中窗宽选择的思想，以即时波动率的核估计量为例，构建了一种能从数据中准确计算出最优窗宽具体值的算法，从理论分析和数值验证方面看，该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收敛速度。
厦门理工学院陈安全和浙江工商大学李海涛在《一种新的四格表独立性检验――基于回归模型的方法》中指出，传统四格表的独立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若采用回归模型技术将四格表中的定性变量量化后引入到模型中，同时利用回归模型中的系数显著性检验来检验四格表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等效性和一致性。
楚雄师范学院梅莹在《经济新常态下云南省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研究――云南省城镇居民消费现状分析》中，针对云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构建了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比较模型，得出相关结论。
重庆工商大学周世铭、付安瑶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新特点现状分析》中，通过文献资料分析、网络爬虫技术和问卷调研分析，对旧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当前新媒体时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三种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和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目前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河北经贸大学汤玉环在《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发展与土地财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河北省为例》中，基于河北省2002―2013年的数据，建立经济发展与土地财政的VAR相关模型，通过研究河北省经济发展与土地财政的作用机制，探讨土地财政对于经济发展的利弊作用，寻求地方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以更好地促进河北省的经济发展。
意识形态工作调研方案范文6
一、我国传统工业设计教育模式的弊端
20世纪80年代，工业设计之风吹到我们中国，在还没有搞清工业设计的教学宗旨之前，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都已经开设该专业，几乎所有的教学都实施一刀切模式。笔者在接触工业设计专业近20年来，传统的教学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笔者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对传统的工业设计教育现状做简要的概括与分析，如下：传统工业设计教育模式和弊端有：
1.几乎是全国统一化的课程教学内容，有些高校只是课程名称不同，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没有设置具有当地区域特色课程的学习。这种统一化的教学内容由于缺少融入当地区域特色的课程，彰显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文化，实施的一刀切模式很容易产生照抄照搬国外设计风格的现象，同时会逐渐淡漠中国文化的传承教育，所以走不出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日本之所以能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该国家在重视设计的基础上，还保留和传承了本国的文化精髓，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
2.只注重课堂教学，学生缺少外出观察、实践的机会。由于课堂教学的视野范围比较狭隘，有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利用旧的案例指导学生，教学内容没有更新，所以学生学到的知识不能够与时俱进。
3.学生作品只能表达设计概念，缺少给予产业转化的途径。学生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通用的流程就是设计调研、绘制方案、制作模型、模型评估等，三、四年都在以同样的过程反复执行，在学习中不免会有些厌倦，必然不能深刻理解工业设计的教育宗旨，甚至认为工业设计学科只做外观和概念设计。甚至在就业前也会放弃该行业的工作意向。
4.优秀学校的实验室只是摆设，学生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作品进行生产加工。由于大多数时候只是概念效果表现，三、四年下来，学生缺少实践经验、充实感和成就感。
二、工业设计专业“艺工结合”的实质
“艺工结合”的工业设计教育理念首次由包豪斯学校校长格罗佩斯提出——坚持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他指出艺术家与手工艺匠人应同台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包豪斯在教学执行过程中其教学方法以手工艺的训练方法为基础——即学徒制方式，通过艺术的训练，使学生对材料、色彩、质感、肌理、结构等的视觉敏感性得到科学、准确的理解，向社会培养出优秀的复合型工业设计人才。该方法可以看作是现代工业设计专业“艺工结合”教学模式的雏形。包豪斯学校将“纯粹的艺术”和“实用的技术”进行联姻的教学方法，为以后的“艺工结合”教学模式树立了榜样。我国工业设计专业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江南大学受到“艺工结合”这一教育理念的熏陶，也逐渐完善地开展了“艺工结合”的工业设计教育模式。通过上述对包豪斯办学理念的回顾以及在我国国情条件下对江南大学工业设计教育模式的研究，工业设计“艺工结合”的含义和宗旨分析如下：工业设计“艺工结合”的设计和教育理念必须综合考虑艺术设计师、工程师和用户等所承担的角色给设计作品带来的影响，以提高作品产业化之后产品的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和象征价值。那么，在了解如何实现产品的这些价值之前先理解“艺工结合”的内涵。“艺工”结合一词中包含“艺术”“工学”“工程技术”三大方面的内容。首先，“艺术”的含义与造型视觉形象有着密切关联，它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论艺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审美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意识形态的统一；而“艺工”结合中的“工”主要是指科学门类中的工学，人们通过研究和应用自然科学、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以此来对各领域中的方案设计和使用方式进行创新或改良的一门学科；另外也包含“工程技术”方面的含义，人们利用工程技术制造实用的物体或者工具，将物品的功能发挥出来以延伸或弥补人类的能力，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意在实用。设计中“艺工”结合的理念是将设计作品实现审美与实用的统一，在整个作品的制作过程中，设计师需集多重身份于一身——艺术家、工匠和工程师，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艺工结合”的设计作品，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作品的每个环节都遵守“艺工”结合的设计理念，设计出让多数人满意的产品。“艺工结合”的教育理念并非纯粹的艺术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它要融合人文、自然、社会科学等方面，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这都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为了实现上述教育目标，学校在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中必须围绕“艺工结合”这一核心宗旨展开，并在教学过程中“灌输”给学生这种“艺工结合”的学习理念，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是具备综合专业素质的产品设计师，而不是一名只会绘制构想图的概念设计师。
三、新时代下工业设计教育“艺工结合”新思维、新形式
信息时代，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技术的迅猛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距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想要得到任何事物都那么轻而易举。多元化的社会使人们获得更加丰富充实的信息，那么，人们对周围事物的功能和审美判断能力也越来越强，换言之，大众也都在潜意识中越来越注重产品的设计感。所以新时代条件下设计教育将逐渐普及，人们对工业设计与纯艺术设计的区分和认识也更加明确。设计发达了，人类文化的延续才能得到保障。设计文化的塑造需要设计教育来实现。工业设计是讲究创新的一种行业，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那么，工业设计专业的教育理念也要有创新理念。自从包豪斯开创了“艺工结合”这一创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以来，各国院校纷纷效仿。但是，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顽固保守地坚持这一理念随波逐流而不寻求创新的话，培养出来的设计人才也会与社会脱轨。基于多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条件下，工业设计专业“艺工结合”的教育理念要与时俱进，使设计教育理念具有新的思维特征。笔者结合实际的教学实践，就工业设计专业“艺工结合”的教育理念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新思维形式：
（一）“艺工结合”要彰显地域性
文化地域性彰显民族性，文化特征需要由当地人们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意识形态来体现，而设计教育的目的是以人为本，为社会培养出类拔萃的有当地特色的设计人才，才能继承和发扬当地民族区域特色，将民族的文化精髓延续下去，民族文化设计发扬光大，“中国创造”之梦才能实现，从而将中国设计之路走向国际。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工艺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工艺技术。那么“艺工结合”的设计教育理念要求在继承传统文化技艺的基础上，借助当代的先进技术实现文化的升华。地域性“艺工结合”设计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需要在结合地域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教育模式。设计教育要注重建立合理而新颖的课程结构、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训练学生养成创造性思维的习惯和掌握基本的创造原理、创造技法，培养学生对事物的选择能力、个性风格的表现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创造力。如广东地区的传统木雕、广绣、陶瓷等工艺对设计教育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木雕、广绣、陶瓷工艺等应用于设计中能提升产品的价值，并彰显传统文化气息，所以各个高校在设置设计教育相关课程时即可将这类工艺设置为必修课程，培养更加专业的工艺设计人才，使中国地域的传统工艺后继有人。设计教育过程中，要培养学生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又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并能够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来充实自己的设计理念，是提高学生设计能力的重要途径。并且聘请从事传统工艺领域设计、制作工作的专业工艺师到校任教。同时，学校要与企业建立产学研平台，实现为社会生产服务的目标，学生如果不了解生产工艺，设计就不能转化成产品，设计的价值就无法实现。
（二）“艺工结合”要体现个性化、多元化
实现上述地域性“艺工结合”设计教育理念时，切忌采用一刀切模式，给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特长的机会，即选择学科方向。在课程的设置上，大一时所有方向的学生共同学习专业基础课，如设计美学、设计构成、设计表现技法、世界工艺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基础课程；大二时实施学科细分，选择学科方向，如课程设置有陶艺、木雕、皮具设计、家具设计、生活产品设计、交通工具设计等学科门类，做到因材施教，人才专业化、多元化，以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三）“艺工结合”要实施产业化
工业设计专业重要的特点并且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设计作品得以产业转化，并能够在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过程中进行跟踪，这种形式的执行方法有：①校内建立工艺设计工厂或工作室，并在各商业网站上建立众筹平台，如：在京东网站上建立众筹派台，将作品公布于众，为设计作品的加工生产集资；②与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学校委托企业加工设计作品，并给予市场推广。
（四）“艺工结合”要走向国际化
艺术无国界，设计也同样无国界。“艺工结合”的工业设计教育方法也需要融合和突破界限，才能更好的体现工业设计教育的本质，那么，“艺工结合”要走向国际化，实现中外合璧，开拓更广泛、更丰富的设计教育领域。例如：日本是一个重视陶瓷艺术发展的国家，在技术和艺术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日本生活陶艺的发展在受中国、韩国、欧美等国家影响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设计的文化特色，使陶艺的发展更加繁荣。那么，在“艺工结合”的工业设计教育过程中，比如陶艺课程的教学，可以将陶瓷工程与艺术相结合，培养既懂得陶瓷工程又具有较好的艺术设计能力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就非常必要，以满足我国陶瓷行业发展的需要。学习国外，知己知彼，汲取精华，方可在设计教育中脱颖而出。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