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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范文1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范文2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10月及11月笔者组织学生对安徽省凤台县、明光市、桐城市、当涂县、青阳县、宣州区以及歙县7个县市的水稻种植农户进行的入户调查。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50份，经整理剔除部分数据缺损的问卷，获有效问卷402份，样本有效率为89.33%。在调查的总样本中有293人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有所认知问题，占比72.89%。
（二）解释变量的设定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认为：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四大类：农户户主个人禀赋、农户家庭特征、农业信息的可获性和外部环境。
1.农户户主个人禀赋年龄：一般理论认为，年龄因素影响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的速度。由此推断，年龄越大的农户越不容易认识到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因此，本文假设：户主年龄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性别：在农村，由于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同外界环境交流的机会均要少于男性，故她们在对新信息及新知识的理解上也要弱于男性。因此，本文假设：女性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程度较男性户主低。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拓展人们的视野，增强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处理和吸收能力，提升对来源于不同渠道信息的判断力。Ervin（1982）和Pampel（1977）证实了农户的文化程度与农户对土壤侵蚀问题的认知程度正相关。因此，本文假设：文化程度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是村干部：村干部往往能力较强且文化层次较高，对于新的信息和政策理解更为透彻。而且村干部比一般村民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获取外部信息。因而，本文假设：作为村干部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更深刻。风险偏好类型：风险偏好是指组织或个体在实现一定目标过程中对待承担风险的种类、大小等方面的基本态度。按照不同主体在对风险采取的不同态度可以将风险偏好分为三种：风险厌恶、风险中立及风险追求。风险追求型农户由于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及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因而，本文假设：风险追求型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更深入。环境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越强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越关心。他们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信息更为关注。因而，本文假设：环保意识越高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越深刻。
2.农户家庭特征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均收入高的农户在当地属于“能人”，其获取和评价农业生产信息的能力会更强。因此，本文假设：家庭人均年收入高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更深切。家庭非农收入占比：目前农户家庭非农收入高表明农户正从事着兼业，兼业往往是户主外出打工。户主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从而增强了对信息的理解和掌握。因此，本文假设：农户非农收入占比的提高增加了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耕地面积：在我国农户家庭的耕地面积一般与家庭人口数成正比。若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多，其耕地面积就越大。家庭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在经营过程中会更加注重农业生产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会越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各种农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信息。因此，本文假设：耕地面积正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
3.信息可获性与村民交流的频率：在我国农村，信息传递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农户之间的交流这种非正规的传播渠道。因此，本文假设：与其他农户交往越频繁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越深刻。农业信息的获取：信息获取得越多，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越深刻。通过各种媒介获取信息越多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发展趋势越了解。因此，本文假设：农业信息的获取显著促进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4.外部环境是否参加可持续农业生产培训：政府主导的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往往会向农户阐述农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采纳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的益处。同时农户在参与培训的过程中可以与推广人员及其他农户进行交流，提高了他们对农业环境退化的认知。因此，本文假设：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距离乡镇远近：农户因居住区域的差异对信息获取存在显著的差异。距离乡镇远、交通闭塞的地方，增加了农户信息获取的难度。因此，本文假设：农户家与乡镇之间的距离负向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根据以上的研究假设，将对变量的定义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列。
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对调研资料的整理可以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不同个人禀赋的农户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以及不同家庭特征农户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293人对目前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问题有所认知，占总样本的72.89%，而没有认知的为109人，占比仅为27.11%，这说明大多数农村居民对于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年龄结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认知的比例逐渐降低。年龄对农户的认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具有负向作用。从被调查的农户来看，四十岁以下的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有认知的比例为9成左右，而60岁以上仅为3成左右。
（2）从文化程度来看，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有认知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提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有认知的比例仅为26.05%，初中文化水平的为87.73%，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有认知的比例几乎为100%。
（3）从性别上看，农户的性别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的影响。女性有认知的比例为68.75%，而男性的认知比例为73.24%，男性和女性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比例几乎没有差别。
（4）从农户是不是村干部上看，村干部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认知的比例要远高于不是村干部的农户。村干部有认知的比例为94.12%，而非村干部农户有认知的比例为71.85%。
（5）从风险偏好类型上看，户主的风险偏好类型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风险追求型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认知的比例为94.21%，而风险厌恶的农户有认知的比例仅为59.02%，即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于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比例越高。
（6）从环保意识上看，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比例越高。环保意识很强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认知比例为98.21%，而环保意识很差的农户有认知的比例仅为43.55%。
三、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一）户主个人禀赋的影响
户主的年龄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且在10%的检验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水平越低。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年龄增加1岁，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下降0.24%。户主性别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由于女性户主对外在环境的感知方面比较敏感从而使得他们比男性户主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更多。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认知的重要因素。户主文化程度在模型中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户主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认知的概率也越大。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上升4.68%。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在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村干部在总体样本的占比较低，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干部在总体样本中的比重仅为4%。户主的环保意识在模型中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随着户主环保意识的提高，其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水平也越高。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的环保意识提高一个单位，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上升3.13%。农户的风险偏好类型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风险偏好类型并不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认知的重要因素。
（二）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以及家庭水稻种植面积在模型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对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的影响较小。
（三）农业信息可获性的影响
农业信息的获取在模型中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农户对农业信息获取得越多，其对农业环境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从而提供了他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水平。从边际效应上看，户主与村民交流的频率提高1个单位，对农户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概率上升0.01%。与村民交流的频率在模型中为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说明农户与村民交流有促进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认知的作用但效果不明显。
（四）外部环境的影响
是否参加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呈现出正向影响，这表明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对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更加深刻。到乡镇的距离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表明到乡镇的距离有负向作用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认知，但不显著。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第一，在调研的地区大部分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有一定的认知，在调查中的402户农户有72.89%的农户有认知。第二，户主文化程度、环保意识、参加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及农业信息的获取显著促进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的认知，但年龄呈负向作用。
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范文3
日本主态农业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成就。消费者对健康的诉求以及市场力量分别对其起到了催主和引导作用，而政府则是其发展壮大的主要推手。
日本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日本是较早关注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国家，早期的研究以民间的福冈正信所提出的自然农法最为有名。早在1937年，他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并利用在高知县农技中心工作的机会，研究并整理形成了自然农法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充分发挥土壤固有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施肥而引起土地退化和再生能力的削弱。
通过研究和多年实践，福冈正信整理出版了《自然农法：一根稻草的革命》和《回归自然》等著作。自然农法受到日本以及意大利、菲律宾等的关注，日本政府出台并实施了很多推动性政策并卓有成效。但当时农业污染并未达到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程度。
二战后，农药和化肥在以欧美、日本为首的工业国家的农业生产上得到大面积使用，其直接后果是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但随之出现的农村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问题日趋严重。
日本生态农业运动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伴随着公害问题的发生，市民环保运动高涨，消费者开始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带动了生态农业的形成。全国生态农业研究会于1971年成立，在此期间，《土壤污染防止法》和《农药取缔法》等法律出台。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半期。生态农业不断发展壮大，在流通方面产销合作组织迅速扩大，农林水产省发表《1987年农业白皮书》1989年“生态农业对策室”成立；随后，伴随“环境保全型农业”政策的出台， “生态农业对策室”改称“环境保全型农业对策室”，财政预算得以增加。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生态农业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不断完善，产品流通渠道多样化，1997年，日本“生态农业协会”成立；1999年， 《可持续农业法》出台。
日本生态农业的基本思路是，农作物的栽培不利用化学肥料而用动物粪尿和落叶枯草等有机肥料，借此来提高土地自身的生产能力；用病虫害防治不喷洒农药而通过生物的方法，尽可能减轻环境污染和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通过多年的努力，农药和化学肥料的单位土地面积使用量逐步减少。农药使用量由1990年的9.5公斤／公顷降低了将近一半，化肥使用量也降低了很多。由此可以反映出日本生态农业得到了较为明显的进步。
日本生态农业发展策略
日本生态农业的萌芽是伴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的诉求而发生的，是市民环保运动发展的结果。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的需求通过市场的力量对农业生产者发展生态农业起到了引导的力量，农业生产组织和个人也从维持土壤生产能力和保护环境出发积极发展循环型农业。作为产销媒介的销售部门，它为生态农产品的流通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通过产销合作到多角化运营推动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其中，日本政府在培育生态农业并促使其发展壮大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下面分别从技术与财政支持、法律的确立与完善、资格认证与监督及协助开拓市场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财政支持与技术推广
日本政府很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农村地区积极实施生态农业推广工程。农林水产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机农业的技术指导，推广生态农产品的种植。结合各地的气候和土壤等特征，农林水产省在各地设立农业技术中心开展生态农业的科技实验，并向当地的农家和农业组织推广科技成果。与此同时，农业技术中心还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农业培训班，为各地农协培养生态农业的从业人才。此外，农林水产省设在各地的农业局配置专门的生态农业推广员，在进行推广活动的同时，为农户及组织提供无偿的咨询服务。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生态农业示范点，2009年时达到了47个，为此提供45亿日元的财政补贴。
2.法律法规的确立与完善
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继20世纪70年代《土壤污染防止法》和《农药取缔法》等法律出台之后，农林水产省在20世纪80年表《1987年农业白皮书》，并成立“生态农业对策室” （后改称“环境保全型农业对策室”）， （（可持续农业法》和《生态农业推广法》也分别于1 999年和2001年出台，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生态农业的推广固定下来。其对生态农业的定义是在不使用化学合成肥料和农药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前提下，尽量减轻对农业生产环境负荷的农业。详细规定了国家在保障生态农业发展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规定中央及自治体政府须对生态农业生产者和组织从技术开发、资金等方面进行支援。规定政府须进行调查以促进消费者对于生态农业的理解并听取生产者的反映。规定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制定生态农业推广规划并公示的义务。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又制定和颁布了《生态农业推广基本方针》。基于此，各地方政府也都积极推广和支持本地的可持续农业发展，各都道府县都在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制定《生态农业推广规划》并组织实施。 《生态农业推广法》为日本可持续农业发展创造了基本环境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资格认证与监督
产品认证一方面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品牌，成为市场推广的有效手段。日本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农产品认证体系。JAS是农林水产省颁发的最严格的生态农产品认证资格，只有在连续3年以上未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农业用地上栽培出来的农作物才能通过该资格认证。具体认证业务由机构执行，农林水产省则主要进行审核和监督工作，JAS认证及监督流程如图l所示。农林水产省在日本国内委托66家机构、在海外委托21家共计87家机构提供认证服务。
这种一监督的认证体制，一方面给申请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证服务，另一方面达到了节约政府人员编制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鉴于JAS认证资格非常严格、不易通过这一事实，日本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相对宽松的认证资格体系。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如福井县的“福井县特别栽培农作物”认证制度和“福井县生态农家”认定制度。 “特别栽培农作物”认证规定，只有那些与通常的栽培方法相比，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量削减50%以上的农作物才可以通过认证。 “生态农家”认证规定，与通常的栽培方法相比，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量削减20%以上的农家可以通过认证。取得认证的农户都在其产品包装上附有记载生产过程中施肥施药等信息的产品履历书及生产者的联系方式甚至照片，极大地增进了消费者的信任。与福井县的特别栽培农业相近似的有“千叶生态农产品”和“千叶生态农家”认证制度。这些地方性认证规定丰富和完善了日本的生态农业认证体系，为有志于和已经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民和农业组织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设定了阶梯性的提高目标。
对于致力于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户及组织来讲，JAS农产品资格所要求的必须3年以上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和转基因技术这一认证条件充满了风险性，3年努力后成功与否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作为第一阶段目标，他们可以先申请本县的“生态农家”认证，因为20%的化学肥料和农药的削减使用要简单得多。作为成功后的第二阶段目标，他们可以继而去申请50%化肥和农药削减的“特别栽培农产品”认证。在取得两阶段成功的基础上，JAS认证通过的可能性会大为增加，已经取得的两个认证也会成为他们的“退身步”。在三阶段认证体系当中， “生态农家”和“特别栽培”的申请取得了很大成果。以千叶县为例， “生态农家”和“特别栽培”的申请农家分别从2002年的164件和568件上升至2008年的31 16件和6190件数，其中“生态农家”由于条件宽松成果最为显著。表2是日本2000 - 2012年生态农家认证情况，由表中可以看出，全国12年间累计认证件数从无到有，最后超出21万件，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4.协助开拓市场
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范文4
关键词：农户禀赋；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79-03
一、引言
我国水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水平很低，而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在水资源的众多用途中，农业用水是最大的。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2009》的最新统计数据，2008年我国总用水量5 909.9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为3 663.4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62％。在农业用水中，农业灌溉用水量占用水量的90.2％。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灌溉用水量对水资源影响很大。另外，由于受传统农业耕种方式的影响，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一直较低，目前全国平均仅在0.4～0.5之间，农业灌溉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这导致相当一部分水在输水过程中由于渗漏或蒸发损失了。因此，在我国水资源较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农业灌溉水利用率，实施节水农业对于缓解目前的缺水状况就显得至关重要。
农业灌溉技术的采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率，因此，农业灌溉技术的采纳与否是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率的关键因素。而在农业生产中，农户是最基本的单位，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对是否采纳先进技术具有完全的决定权。因此，发展节水农业的关键就在于农户采纳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影响农户采纳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节水灌溉技术自身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农户禀赋因素、水价因素和政策因素。本文仅对农户禀赋作详细研究。
二、农户禀赋对采纳行为的影响
节水灌溉技术对于农户而言，同劳动力和土地一样，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节水灌溉技术本身并不是水的替代品，但节水灌溉技术可以在不减少作物产量的前提下减少灌溉水的使用量；或者在供水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作物对灌溉水的利用率，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因此，先进的灌溉技术可以节约灌溉水的用量，从而减少用水农户对生产要素的投人。农户是否采纳节水灌溉技术，从农户自身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农户经济状况
从目前国家投资政策来看，大中型节水灌溉工程的投资是由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户分级承担，一般农户的投资额要占到工程总投资的1／3左右甚至更多，而且，工程建成后的运行费用完全由农户负担。所以一个地方经济条件及其农民收入如何(反映了农民对水价的承受能力)，就成为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能否推广运用的决定性因素。
农户经济状况主要包括农户的家庭财产状况、农户的收入状况、获得信贷的能力和劳动力及土地的机会成本等。采纳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意味着农户要掌握更多的技能，实施起来一般较复杂。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资金较充裕的农户偏向于采用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技术，劳动力较充裕的农户更易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黄季馄等认为，经济状况越好的农户越容易采用水稻新技术。当然，也有学者发现，在他们的经验模型中收入与农户的支付意愿及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因为充裕的资金能保证生产者不受资金条件的制约而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但是，有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经济状况最差的农户具有最强烈的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欲望，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对保护土地技术和新品种不感兴趣。这可能是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能带来更大收益的缘故。同样获得信贷的能力越强，资金的供给就越有保障。因此，获得信贷的能力和农户的收入状况结合在一起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产生影响。
(二)教育因素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是一项农业技术，一般来讲，农户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于新技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就越强。当然，这里的教育形式既包括正式的教育，也包括农民学校、农民田间学校和加强信息沟通等非正式的形式，这些教育方式会增加农户的理解能力，使农户采用新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增大。对于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采用技术决策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都做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是农户采用技术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国内学者孔祥智等在对陕西、四川和宁夏农户的调研中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其采用新技术具有显著地正向作用，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采用的可能性就越大。马康贫、刘华周通过对中国苏北地区的调查，发现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其技术采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和看报的频率结合在一起对技术采纳影响更大。综合各种研究，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是否被农户采纳，跟农户受教育的水平有很大关系。
(三)农户决策者的年龄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一般来说，成年人的年龄越大，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就越差。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农业技术扩散。有学者对该问题做了调研，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农户决策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50岁这一年龄段，但农户采纳新技术的行为在年龄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总体来看，年龄与选择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选择使用节水灌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可能是年轻人敢于冒险，喜欢接触新事物，并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能力做支撑，他们往往成为创新者。
以上论述从农户的经济状况、农户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年龄等三方面来阐述对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关系，笔者以陕西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实证研究
陕西省地域南北跨纬度大，按地形地貌，以秦岭、北山为界，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中部为关中平原，南部为陕南秦巴山区。其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自西向东倾斜。土地总面积20.5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1％。其中耕地面积408.9万公顷，林地面积1028.5万公顷，草地面积311.7万公顷，其他农用地30.3万公顷。
陕西是全国水资源严重紧缺的省份之一，水资源特点为总量少，时空分布不均，人均耕地较少。全省水资源总量445亿m3，居全国第19位。人均、耕地亩均拥有水资源量1196m3、588m3，分别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且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的60％～70％集中在汛期，地域分布上，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面积占全省的35.5％，水资源量占全省总量的71％；秦岭以北的黄河流域，面积占全省的63.5％，而水资源量仅占29％。居于中心地位的关中地区人口密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380m3，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远远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绝对缺水线(人均水资源量500m3)，属于严重资源型缺水地区。
(一)调查的总体情况
经过对陕西省很多地区的多次预调查以及与各级水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探讨，依据研究目的，分别制定了县级、村级调查问卷和户级调查问卷共计三个部分的问卷。县级调查问卷主要包括6个部分：县社会经济概况、农业生产状况、县水资源利用情况、灌溉技术应用情况、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状况、灌溉工程产权状况。村级调查问卷主要包括4个部分：村水资源利用状况、种植作物灌溉技术的采用状况、水价制定与征收状况、节水灌溉技术的投入情况等。户级调查问卷主要包括5个部分：农户基本情况(如户主受教育程度、耕地数量和质量、家庭收入等)、种植业生产和投入情况、农作物的灌溉技术采用情况等。跟本文联系紧密的主要是户级调查问卷表部分。由于所选取的村级样本数量较多，考虑到调查时间有限，调查组根据不同的地市，分为10个调查小队分别开展实地调查工作。通过与统计数据进行对照，对一些不一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本次调查对陕西省的西安市、咸阳市、渭南市、宝鸡市、铜川市、延安市、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等10个地市的55个县(区)，共计227个村进行实地调查。受调查村样本的选取，根据调研前资料的详细分析以及其地理位置来确定是否具有代表性，而进行选择。以尽量使调查能够客观反映不同地理分布的实际情况。具体调查样本村分布为：西安市43个、杨凌区2个、咸阳市31个、渭南市29个、宝鸡市24个、铜川市11个、延安市16个、榆林市16个、汉中市13个、安康市14个、商洛市28个。对于本次调查中，获得农户问卷共计2 313份，其中有效问卷2 171份。在有效问卷中，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样本数为216户。
(二)农户禀赋对节水技术采纳行为的分析
1.年龄对农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调查农户年龄段的统计发现，调查中41-50岁年龄段的农户高达52.2％，31～40岁与50～60岁年龄段农户大致相等，60岁以上农户占5.9％，而30以下农户仅占4.7％。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陕西农村，观念相对保守，一般30岁以下成人即使结婚生子，很多人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往往还跟父母在一起并不单独立户。而41―50岁这个年龄段在农村属于年富力强的阶段，也代表该地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这个年龄段的相对也最多。
从统计的情况来看，30岁以下年龄段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仅仅2户，占0.1％；60岁以上年龄段的有18户，占到8.3％：而41～50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达到55％。另外，31～40年龄段和50～60岁年龄段分别是16.3％和19.3％，两个年龄段相差不大，这一结果与国内很多学者调查的情况不太一样。很多学者调查认为，年龄越大，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的规律。而本次调查却是年龄段最小的采用率最低，其次才是年龄段最大的，居于中间的41-50岁年龄段是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主要力量，所占比例达到一半以上。
2.受教育程度对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由于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技术，农户没有一定的领会和理解能力是很难掌握的。另外，相对于传统观念来讲，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是一门较新的科学和技能，从这个角度来讲，也需要农户具备一定的视野和知识。因此，我们对农户的文化程度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户采纳节水技术的情况作了调
上表2 171个调查样本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的百分比分别是14.1％、57.6％和28.3％。在采用节水技术的216个农户中，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为5.1％，大大低于总样本的14.1％；而采纳农户中高中级以上比率为36.6％，高于总体样本8.3个百分点，这是非常显著地。文化程度对于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影响是正面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
3.经济情况对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农户经济能力对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我们对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户进行了调查，并对不同经济能力的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情况作了调查，下面是具体的统计情况，详见表3。
在问卷设计中，把农户年收入分成了5个级别，分别是：1万元以下，1万～2万、2万～5万和5万元以上。在采纳节水技术的农户中，他们所占这一收入段的比重：6％、12.6％、12.4％和4.9％。从表3可以看出，收入1万-2万和2万～5万采纳的比重很高，其次是1万以下，最后是5万以上。虽然年1万以下的农户采纳比率仅占其比重为6％，1万～2万元和2万～5万元所占比重很大似乎是收入越高，采纳的可能性越大，但由于5万以上这个段的规律又出现变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得出这一规律还是有些问题，至少是不严谨的。另外，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户采纳，但这也并不一定说明：收入越高，采纳的可能性越大。原因在于收入高有可能是因为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而经济上更好，而不一定是收入高了就采用节水技术，这两者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仅根据这个表很难说清楚。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还应该结合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分析。为了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把所有农户按农业占总收入的比重分为以下几个档次：20％以下、20％～50％、51％～80％和80％以上。这4个档次的数值越大，代表兼职程度越小，农业在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然后，所有农户按照不同收入段，以及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同比重，统计了农户在各收入段、农业收入占比的农户分布情况，详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农户年收入1万以下的，农业收入在总收入占到80％的农户，其中有49％的农户集中在这个区域。而到了5万以上这个收入，有51％的农户的农业收入都占总收入的20％以下。
综上可以看出，经济基础较好且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高的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四、结论
本次调查范围为陕西省的10个地市，对可能影响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禀赋因素做了问卷设计，并收回了2 171份有效调查问卷。根据问卷情况，我们做了细致的统计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农户年龄、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经济情况等农户禀赋对其采纳节水灌溉技术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如下：
(1)对于农户年龄与采纳新技术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年龄越大，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本次调查却是年龄段最小的采用率最低，其次才是年龄段最大的，居于中间的41～50岁年龄段是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主要力量，所占比例达到一半以上。
(2)对于农户文化程度对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影响，本次调查认为，文化程度对于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影响是正面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
(3)对于经济情况与采纳节水技术的关系，在本次调查分析中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虽然调查结果显示，经济情况较好，有利于采纳节水技术。但是收入高有可能是因为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而经济上更好，而不一定是收入高社会采用节水技术，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很难说清。另一方面，结合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分析发现，经济基础较好且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高的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基金项目：北京市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编号sz200711232019)和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编号XADGXJJ200725)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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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范文5
关键词 耕地资源；配置；利用；对策；江苏苏州；吴中区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6-0346-01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截至2005年10月31已由2004年的940.0 m2降为933.3 m2，仅为加拿大的1/18，印度的1/2。全国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不到联合国认定的533.3 m2的警戒线。严峻的形势，使得切实保护和合理配置耕地资源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保护耕地，合理配置耕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是保证未来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吴中区位于苏州市南部，区位优势较明显，经济发展势头较强，特别是房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很快。在经济逐渐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耕地资源带来不小的隐患。虽然政府部门出台各种政策，力图控制耕地流失，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很难遏制耕地逐年递减的势头。截至2011年底，吴中区耕地面积（含内塘水产养殖）为1.27万hm2，户藉总人口为60.04万人，人均耕地为212.00 m2。为保护耕地，促进经济发展，现将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的措施介绍如下。
1 合理配置耕地资源，推进土地流转工作
推进土地流转，不仅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也是吴中区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农民创业创新、实现持续增收的有效途径。要按照中央和省、市有关土地流转的政策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高度，切实加强土地流转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扎实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要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形成农民群众认识、理解和参与土地流转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要认真抓好示范带动，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依法开展土地流转；要切实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水平[1-2]。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中，要坚持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原则，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坚持分类指导、稳定推进的原则。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政策，以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为核心，以稳定并长久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为基础，以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体系，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创新土地流转的方式方法，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3-4]。
2 抓好标准粮田建设，有效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坚持稳粮强农，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是吴中区粮食生产的首要任务。在新形势下，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整合资金，聚拢政策，集中布局，强化管理，提供配套服务，加快建设一批百亩方和千亩方，统筹推进水、电、路、林等田间生产设施建设，集中打造“田地平整肥沃、灌排设施完善、农机装备齐全、技术集成到位、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建设高标准粮田是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业产业体系的有效途径。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将为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发展提供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农业产业化集群，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提升现代农业水平。二是建设高标准粮田是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更加重视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突出农产品质量，着力推动粮食生产方式转变；更加有利于协调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步提高，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之路，发展可持续农业；更加巩固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以土地流转为基点，实现土地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原料和劳动力，拓展新型城镇化发展空间，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3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切实提高经济效益
不同的土壤，不同的肥力状况，不同的环境条件，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按照因地制宜、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的原则，合理配置耕地资源，调整种植业结构和作物布局，对提高种植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依据耕地地力评价结果、地貌类型、土壤类型、自然生态条件、耕作制度和传统耕作习惯，对吴中区农业生产概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在保证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努力开拓高效农业。一是甪直镇（包括车坊）的地貌类型为湖荡洼地，田间设施和排灌条件均较好，适宜种植水稻、小麦和油菜，也非常适宜种植水生蔬菜。可以在稳定粮油面积的基础上，大力开发苏州的特色蔬菜“水八仙”，优化“水八仙”形象，提升“水八仙”的品牌知名度，增强“水八仙”的市场竞争力。二是临湖镇和横泾街道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较好，技术力量也较强。历年来一直是吴中区粮油高产、稳产的典型地区，特别是粮食丰产方，建设得很有特色。这2
个地区可以继续发挥粮油生产优势，因地制宜，建设水果（葡萄、贡梨等）种植基地，为市民提供具当地特色的安全、优质的水果品种。三是东山镇和金庭镇大多为低山丘陵地区，其成土母质主要为坡积规程黄土，适宜种植茶树和果树，在山麓平原地区也非常适宜种植蔬菜，其优势产业为茶、果生产。可以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做大做强碧螺春品牌，挖掘和开拓碧螺春的市场潜力，提高茶农的经济效益。同时，继续做好“东山蔬菜园”蔬菜基地的建设工作，因势利导，积极引导东山蔬菜园周边地区的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扩大东山蔬菜园的经营规模和蔬菜品种。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蔬菜种植的技术服务工作，提高蔬菜种植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提升东山蔬菜园“雨花绿”的品牌形象，增强“雨花绿”的市场竞争力，丰富市民的菜蓝子。四是光福镇和香山街道的成土母质主要是坡积堆积黄土，适宜种植果树和苗木等，可以继续发展果树和苗木生产。农技部门要切实做好果树和苗木种植的技术服务工作，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市场调查工作，引导农民种植与市场对口的果树和苗木，增加农民种植果树和苗木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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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的理解范文6
关键词：可持续生产；农户行为；设施蔬菜种植；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6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4
近年来，我国北方各地扶持发展设施蔬菜生产，将其列为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设施蔬菜种植年限的不断增加，尤其菜农长期过量施用化肥、使用农药单一品种与蔬菜多年连作，导致温室土壤盐渍化、板结、各类病害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制约设施蔬菜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菜农是设施蔬菜生产的主体，其行为影响着设施生产的可持续性，从菜农生产行为的视角寻求实现设施可持续生产是有效可行的路径。目前，关于农户可持续生产行为的研究，学者们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农户可持续农业措施采纳问题[1]、农户保护性农业措施采纳行为[2]、传统土壤侵蚀控制措施和推荐控制措施的采纳[3]、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技术采用行为[4-6]、采用有机肥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7-8]、保护地生产技术采纳[9]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均没有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导致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质疑。对于设施蔬菜可持续生产的文献多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纯技术研究，鲜有成果从农户行为考察设施蔬菜可持续生产问题，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且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如李建伟，张真和[10]探讨日光温室蔬菜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姚中杰等[11]研究了我国北方温室大棚蔬菜生产环境治理失灵与未来出路。余航[12]提出公共财政保障大棚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以辽宁省设施蔬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把握菜农对设施长期种植不利影响的认知及其可持续生产行为决策过程，并运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菜农可持续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1 菜农对设施蔬菜可持续生产的认知与行为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果类蔬菜产业创新团队项目”成员于2012年6月对辽宁省的入户调查。分别选取6个县（市）：海城市（59户）、北镇市（60户）、凌源市（45户）、绥中县（53户）、新民县（59户）、昌图县（48户）的19个乡镇32个村2011年种植番茄、黄瓜、茄子、辣椒四种蔬菜的设施种植户进行的实地调研。实际获得335户设施蔬菜种植户调查数据，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样本，获得有效问卷324份，样本有效率为9672%。
1.1 菜农对长期种植设施蔬菜不利影响的认知
诸如土壤盐渍化、病虫害加剧、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设施蔬菜可持续生产。菜农对长期种植设施蔬菜不利影响的认知反映了菜农对设施长期种植存在问题的了解和感受程度，在调查样本中，226位菜农认识到设施长期种植的不利影响，占比69.75%，98位菜农没有认识到。在226位认识到不利影响的菜农中，171位认为不利影响表现为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占认识到不利影响菜农的比例最大，占75.66%；138位认为不利影响表现为土壤盐渍化；135位认为不利影响表现为土传病害严重；76位认为不利影响表现为二氧化碳亏缺导致地温低；认为不利影响表现为环境污染的菜农最少，只有62位（见表1）。
1.2 菜农对设施蔬菜可持续生产的认知
设施可持续生产行为包括测土配方施肥，生物综合防治、节水灌溉、土壤消毒、秸秆还田、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等措施。在324个有效调查样本中，知道节水灌溉的菜农为302户，占93.21%；认知秸秆还田的菜农为301户，占9290%；认知土壤消毒的菜农为298户，占91.98%；知道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的菜农有227户，占70.06%、认知测土配方施肥与生物综合防治的菜农分别为199户、105户，占比6142%与32.41%（见表2）。总体来说，菜农对设施种植可持续生产方式的认知程度较高。
1.3 菜农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状况
尽管辽宁省设施种植户对于可持续生产措施的认知程度较高，但调研情况表明6个地区均没有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综合防治等技术，菜农主要采用客良土壤、多施农家肥，施用土壤营养液、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等方式缓解长期设施种植模式的不利影响，维持设施的持续种植。就长远而言，客良土壤、多施农家肥，施用土
壤营养液虽能在短期内缓解不利影响，但无法实现可持续生产。而通过土壤疫苗与秸秆还田配合使用的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能够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减少资源浪费，有效解决滥施化肥农药造成的生态恶化等问题，提高农产品品质，从而推动设施蔬菜生产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以此技术作为菜农是否采用可持续生产措施的衡量指标。在调研结果中，已有124位使用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占38.27%。知道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的菜农而没有使用该技术的原因大多为没有技术指导与缺乏政策支持。
2 菜农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设施蔬菜种植农户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决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菜农对长期种植设施蔬菜产生不利影响的认知，只有认知到长期种植设施蔬菜不利影响，菜农才会做出是否采用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决策。因此，菜农可持续生产行为是两个有先后顺序并且相互依赖的阶段，如果只选择那些认知到不利影响的菜农作为样本，可能会导致样本的选择偏差，而采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可避免样本选择的偏差[13]。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中，首先考察哪些因素影响菜农对长期设施种植不利影响认知；然后对于认知到不利影响的菜农而言，其采用可持续生产措施取决于哪些因素进行分析。
2.1.1 认知模型
菜农对长期种植设施蔬菜不利影响认知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式（1）因变量为菜农对长期设施种植模式不利影响的认知概率，为了获取相关信息，在调查问卷中设计问题：“您是否知道设施蔬菜长期种植有不利影响？”，如果回答有，其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G（・）是累积分布函数，x1、x2、x3…xm等是m个影响菜农对长期设施种植模式不利影响认知的因素。
2.1.2 行为模型
菜农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为了进一步得到菜农是否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的相关信息，问卷在菜农回答长期设施种植模式有不利影响的基础上，继续设计如下问题“为了缓解长期种植设施的不利影响，您是否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如果回答是，则其值为“1”，否则为“0”。x1、x2、x3…xk等是k个影响菜农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因素。ε是随机误差项。
2.1.3 变量选择
本文参考农户技术采用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影响辽宁省设施蔬菜种植户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因素归纳为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信息可获性变量和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四大类。
（1）户主特征变量。该组变量主要指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农户技术风险类型三个变量。一般而言，菜农年龄越大，种植经验越丰富，获取生产与技术信息的能力更强，对于不利影响的认知越强，采取适应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对设施可持续生产的益处判断越准确。菜农风险类型表明其对于采用新技术的态度，是否愿意并敢于采用新的可持续生产技术。因此本文预期：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与农户技术风险类型对于菜农对不利影响认知与采用可持续生产措施有正向影响。
（2）家庭特征变量。该组变量主要指家庭人口规模、家庭设施种植面积、家庭总收入、家庭非种菜收入比例四个变量。菜农的可持续生产行为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与资金，设施种植面积越大越是如此。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农户具有更多的资本进行农业投资。但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家庭非种菜收入比例越高，其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越高，农户采取可持续生产的动力就越低。因此本文预期：家庭人口越多，设施种植面积越大，家庭总收入越多，菜农对不利影响的认知与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的机会就越大。家庭非种菜收入比例则有负向影响。
（3）信息可获性变量。该组变量主要指与村民交流、获得技术信息渠道两个变量。相关农业生产与技术信息的获得对于菜农生产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要。菜农经常与村民交流、有较多的获得技术信息渠道能够加快信息传递，增加合作机会，克服可持续生产技术的风险。因此本文预期：经常与村民交流、有较多的获得技术信息渠道对于菜农对不利影响认知与可持续生产措施有积极影响。
（4）外部环境特征变量。该组变量主要指菜农的贷款可获性、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有农技人员指导、是否参加培训与观摩、与市场距离五个变量。若户主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有农技人员指导或参加农业生产培训，则菜农对蔬菜可持续生产的认知与行为程度较高，能较好地理解可持续生产的益处。能获得贷款可缓减菜农资金约束的压力，使菜农能建造先进的设施、采取先进的种植技术。而距离市场远则使菜农了解和学习先进技术成果的机会少。因此本文预期：能获得贷款、加入合作社、有农技人员指导与参加培训观摩有助于菜农对设施长期种植不利影响认知并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农户所在村庄到乡镇越远，对不利影响的认知就越弱，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预期作用方向见表3。
2.2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运用Stata10对样本数据进行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rho值不为0，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Wald chi2=246.86，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偏差，设施种植菜农可持续生产行为的两阶段决策存在相互依赖，运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是合适的。本文研究虽未讨论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由于选取的变量均来自于相关成熟的研究文献，且符合调研菜农的各种特征与所处环境，因此得出的模型结果是可信的。
2.2.1 户主特征变量的影响
户主年龄对不利影响认知的影响不显著，系数为正；但其对菜农采取可持续行为有显著性影响且系数为负，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对不利影响认知越敏感；然而采用可持续生产技术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在本身劳动力已显不足的现有条件下，年龄越大对采用可持续生产的概率反而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与预期不符。
户主文化程度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菜农文化程度越高，越易认知不利影响并采取相应可持续生产措施。
农户技术风险类型在两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系数均为负，一定程度上表明对待新技术持积极态度，愿意且能够承受技术风险的菜农，对不利影响的认知更明显，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的概率也越大。
2.2.2 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
家庭总收入在行为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
正，反映出拥有更多资金的菜农能够采用可持续生产行为。但家庭总收入在认知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其系数为正，在一定程度可表明家庭总收入越高，农户对不利影响认知概率越高，原因可能在于家庭总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受不利影响的损失越大，从而对不利影响更加关注。
家庭设施种植面积对农户认知模型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对种菜收入的依赖度更大，更加专注于设施种植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由此使其对不利影响认知概率越大。而家庭设施种植面积对农户行为模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与预期不符，而这与设施种植现状是密切相关。调研显示设施种植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一般家庭大多为两个劳动力，勉强可以维持两个设施的种植，若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势必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超出其承受能力。此外，使用新技术还将增加生产成本与技术风险，因此，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小。
家庭非种菜收入比例在两个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大棚种植户能够获取较其他农业生产更多的收入，成员外出务工较少所致。其系数为负可知非种菜收入越高的家庭，农户对不利影响认知及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措施的概率越小。家庭人口规模在两个模型中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
2.2.3 信息可获性变量的影响
与村民交流与获得技术信息渠道均在认知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与村民经常交流与拥有更多技术信息渠道的菜农可获得更多的生产技术信息，更易感知不利影响，与预期一致；但两个变量在行为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说明信息促进菜农的可持续生产行为。
2.2.4 外部环境特征变量的影响
是否有农技人员指导与是否参加培训与观摩在两个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呈现出正向影响，这表明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参加培训有助于菜农对不利影响的认知更加深刻，对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的益处更加清楚，从而比没有农技人员指导与培训的菜农的影响概率也更大。
是否加入合作社对菜农认知模型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行为模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我国合作社整体质量水平不高有关。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菜农宣传设施种植的不利影响，提高其认知水平，但合作社受制于获取相关信息能力的限制，本身对可持续生产措施的掌握不足，无法有效推广可持续生产措施。
与市场距离对菜农行为模型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农户所在村庄到乡镇越远，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与市场距离在菜农认知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贷款可获性在两个模型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目前小农户大多难以获得贷款所致。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辽宁省设施蔬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考察菜农对设施蔬菜可持续生产的认知与行为，并运用Heckman probit模型对影响菜农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大部分菜农对设施长期种植的不利影响与可持续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认知，然而在具体措施采用上，菜农多注重短期效应，可持续生产行为仍然较为缺乏。第二，菜农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的两阶段决策相互依赖，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设施种植面积、与村民交流、获得技术信息渠道、加入合作社、有农技人员指导、参加培训与观摩对菜农认知设施长期种植的不利影响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菜农认知的因素与影响菜农采取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在影响菜农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的因素中，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有农技人员指导、参加培训与观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与市场距离则呈现负向作用。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实现设施种植户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得到政府与社会多方面的支持。第一，重视并加强有关设施可持续生产措施的宣传力度，使农户充分认识到可持续生产行为在提升土壤肥力、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品质中的重要作用，为他们主动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创造有利条件。第二，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采取讲座、现场观摩与田间试验等多种形式的技术指导，在有条件区域创办农民田间学校，通过菜农生产再教育来提高菜农受教育程度；同时，在每个村庄扶持高产高效示范户，引导更多菜农采用可持续生产行为。第三，将菜农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作用，加强他们相互间的交流合作，拓宽信息交流渠道，逐步解决农业技术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更好地为菜农提供可持续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第四，促进菜农持续增收，对于采用政府推广的新技术给予适当的补贴，减少其生产成本，提高其采用可持续生产行为的能力。第五，加强农村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菜农与集镇、市场搭建便捷的桥梁，以市场化带动菜农提升其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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