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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研究的主要用途范文1
关键词 乐昌油杉；研究历史；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 S79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2-0143-02
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为杉科杉木属植物，是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也是南方地区最常用的造林树种之一，具有生长迅速、干形通直圆满、材质轻软、病虫害少和产量高、用途广等特点[1-2]。乐昌市处于粤北南岭杉木，具有丰富的杉木资源，属于杉木的中心产区，所产杉木数量和质量均在全省居于前列。在1976年和1979年的全国杉木地理种源试验中，乐昌市杉木表现优良，经综合评定确立为杉木优良种源之一[3]。在乐昌市的2种杉木类型中，乐昌油杉占其中的绝大部分，属于杉木中黄杉的一个地方类型，具有叶色油亮、材质优良、红心比率较大、生长迅速抗性及适应性强等特点[4]，因此阮梓材根据当地人的叫法将其命名为“乐昌油杉”。
1 研究历史
杉木虽然在我国栽培有近2 000年的历史[5]，但是对杉木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在20世纪30年代，陈嵘在相关著作中对杉木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以及后来傅焕光、宋时杰等对杉木产区进行了调查，直至解放后50年代均有过多次的林业勘察[1]。50年代，对杉木的遗传改良研究工作开始。俞新妥于1957年最早进行杉木种源试验，随后，南京林业大学在60年代、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在70年代主持开展了种源试验、种子园营建、杂交及子代测定等遗传改良的系列研究工作，并为全国的杉木遗传改良奠定了基础[6]。
在杉木的研究方面最多的是遗传改良，而对杉木类型的研究并不多。20世纪60年代叶培忠等根据树冠形态、枝叶、树皮和球果等特征为依据，将全国的杉木分为三大类12个主要类型[7]。此后，浙江、广东、四川、湖北和安徽等对杉木的类型均有一定的研究[8-13]。其中，成绩较好的当属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罗田垂枝杉选育方面的研究[14]和江西省林科院对陈山红心杉的研究和产业化效果[15]。
广东省对乐昌油杉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是在广东省林科院的主持下对全省的杉木地方类型资源进行了调查，发现了11个杉木的地方类型[16-20]，都将其收集到乐昌龙山林场杉木基因库中[21]。
对广东省地区的优良杉木种质资源――乐昌油杉的研究刚刚起步，只是进行了资源的调查、收集等少方面的研究[21-22]，还未规划系统的遗传改良策略，一方面是广东省杉木研究技g力量较薄弱，另一方面是研究起点不高、积累不足等。
2 研究利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现状
2.1.1 基本完成了资源收集和保存工作。阮梓材等收集了乐昌油杉资源4份，最初保存于1989年营建的杉木类型基因资源收集区（1992年嫁接），最终保存于2003年营建的龙山林场杉木基因库中[21]。2010年广东省林科院等单位对乐昌地区现存的乐昌油杉资源进行了调查，筛选出104份优树资源，分别在乐昌龙山林场和曲江小坑林场异地嫁接保存，并对优树的生长、形质和材质等进行了研究和初步评估[22]。通过这2次乐昌油杉的调查、收集，基本摸清了乐昌油杉资源情况，完成了基因资源的收集和保存，为以后的资源利用打下了物质基础。
2.1.2 开展部分研究。通过对包括乐昌油杉在内的广东省11个杉木地方类型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杉木类型分布区的气候条件、立地因子、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乐昌油杉生长条件属于高肥力型[16]，乐昌油杉的生产力排名第三，立木蓄积量为270.04 m3/hm2 [17]，木材基本密度排名为第三[18]，在形态特征方面属于宽冠、浓密、中生型[19]，在苗期生长表现也是排名较前[20]，红心材比率平均为48.29%，与陈山红心杉相近[4]。
2.1.3 开展了后续项目。为了保存和利用乐昌油杉这一优良的红心杉木种质资源，广东省林科院和广东省乐昌林场在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在7处种子来源和造林时间清楚，未经人工采伐或择伐的乐昌油杉人工林中选择了后洞工区内的林分建设母树林，通过疏伐、施肥和人工辅助授粉等措施使母树林分复壮，增加了结实，从母树林分采种并育苗营造乐昌油杉示范林[23]。
2.2 存在的问题
2.2.1 遗传改良动力越来越小。近年来，杉木市场不景气导致杉木种植行为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国有林场将以生态保护为主，今后的造林应以生态效益高的阔叶树种为主，杉木造林将越来越少。这些行为会使国家和科研单位减少对杉木的科研投入，也会影响到乐昌油杉今后的研究和应用。
2.2.2 本地乐昌油杉资源越来越少，外地良种不断扩散，会阻碍将来乐昌油杉的遗传改良工作。乐昌市作为广东省的传统和主要的杉木产区之一，以盛产杉木闻名，是粤北产杉最多、材质最好的主要林区之一[24]，同时也是乐昌油杉的原产地，其杉木的种苗来源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
（1）无性造林为主时期。解放以前，杉木造林除零星进行采种育苗造林外，大多以本地的萌芽条造林，其种源来源单纯[25-26]，都是乐昌本地种源。
（2）林分起源清楚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开始推广使用实生苗造林，尤其是国营林场采用杉木实生苗造林[25]，其种子来源是从当地成熟杉林采种，没有从外面调入杉木种子，因此林分起源比较清楚。乐昌虽然早在1964年就开始建设有杉木种子园，种子园的优树来源还是收集当地林分优树，没有引入外地种源。
（3）外地良种开始扩散时期。广东省林业厅和县林业局在1979年开始引种省内外的无性系建立种子园，并且于1983年采种[26]。此后，外地良种陆续通过林业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进入本地，并不断被繁育、扩散。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不少的种子园、林业科研项目等调入外地良种进行实验、生产，但是数量不太大，扩散也比较有限，扩散主要是在部分国有林场，种子园产量一直以来都不高，杉木种苗繁育不发达，这个时期的造林用苗主要还是用本地采种的苗木为主。
（4）外来良种扩散繁盛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林业行业越来越市场化，吸引了很多个人和企业从事种苗繁育和营造林。种苗繁育从业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购买外地或外省便宜的杉木种子用于繁育苗木，造林者也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可能购买外地或外省培育的苗木。还有本地的杉木种子园中有不少的外地种源的材料，现在也生产了大量种子，培育了含有混杂基因的苗木。
2.2.3 乐昌油杉林分面积逐年递减，其优树遗传资源随之逐步丧失，及时抢救、保存乐昌油杉优树遗传资源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22]。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有乐昌油杉林分被砍伐。现在，较早前调查和采集乐昌油杉优树的林分早已不复存在，乐昌油杉林分仅分布保存于乐昌林场内偏远或与周边农村存有山林纠纷的地方。如果现在再不重视抢救、保护这些珍贵的林木资源，那么这些资源以后将完全消失[27-29]。
2.2.4 材质优良的乐昌油杉对人们的吸引力下降。早期的山区人民和国有林场种植杉木主要用途是建筑和家具用材，因此经久耐用的乐昌油杉受到了欢迎。在乐昌部分偏远的山区现在还可见到几十至上百年前用乐昌油杉木材建造的建筑和门窗。但现在，杉木已经很少作建房和制作家具的原料，主要用途是制造工业板材，种植速生的的杉木良种苗木对个人和企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3 对策
一是充分利用国有林场改革的时机，重点保护现存的乐昌油杉种质资源。根据条件建立适当面积的乐昌油杉种质资源收集库和母树林。 二是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开展乐昌油杉的遗传改良。在良种推广方面，可以结合山区扶贫工作，以赠送苗木的方式可以起到扶贫和良种品牌推广的双重目的。三是学习江西陈山红心杉的产业化经验，通过争取国家和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建设良种基地或采种基地建设、标准化示范区等，尤其是可以通过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四是通过林业科研单位与地方生产单位协作，共同实施项目建设，可以培养科研和林业技术推广方面的人才。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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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研究的主要用途范文2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陕西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大唐芙蓉园的译名进行分析。分析其英译名称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角度，对其独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揭示经过“三维”的适度转换的旅游景点翻译，能更好地体现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吸引更多外籍游客，带给游客美的享受。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旅游景点翻译;生态翻译环境;
一 、 引言
陕西省作为中国古代十三朝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旅游景点数量之多，以及文化内涵之丰富也可为尽人皆知。独特的旅游景色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不仅吸引着大量的中国游客，而且也吸引着许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因此，旅游景点的翻译在使外国友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尤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很容易造成翻译的失真，或者翻译出的目的语不能完全传递出原语的真实含义。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以陕西省旅游景点之一大唐芙蓉园为例，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角度分析其名称翻译在其独特“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
生态翻译学 （Eco-translatology） 作为近年来新兴的跨学科翻译理论，是由中国学者胡庚申（2004） 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该理论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将翻译放置于生态学视角的领域内进行思考、探索。它是“一种生态学翻译的研究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8） 由此可知，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生态环境以及译者的选择活动尤为重要。翻译生态环境不仅仅指原语及译者所处的语言环境，而且包括源语及译者所在的文化、交际、习俗、社会等各种因素。另外，译者的整体知识结构以及其对两种语言的把握程度都会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源语和目标语所处的生态环境，为译文筛选出最好的翻译文本，实现适应和选择的最优化。
生态翻译学为译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翻译视角和翻译原则，成为一种评判译文的新标准。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出恰当的译文。（胡庚申：2008）
二、 大唐芙蓉园名称翻译中多维度适应的体现
通过大唐芙蓉园官方网站介绍（ http： //），大唐芙蓉园“是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因此，在对其名称进行翻译时，应该体现其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突出盛唐时期及其皇家园林，但是翻译成英语却是“Tang Paradise”， 似乎这样的英文翻译并不与原名称相对应，至少在字面上不太对等。陕西省另外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大雁塔”的英文翻译是“Big Wild Goose Pagoda” （http：//）， 本翻译属于直译。那么，为什么大雁塔可以直译，而大唐芙蓉园不能呢？为什么大唐芙蓉园的英文翻译只体现它的时代特征，而没有体现它的文化内涵呢？这些疑问很难从一般的翻译标准中找到相应的依据，但是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就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大唐芙蓉园和大雁塔的翻译生态环境存在差异;其次，当我们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评价大唐芙蓉园的英文翻译时，会发现其英文翻译多维度适应其生态环境，能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
根据胡庚申教授的解读，翻译的生态环境（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11）翻译生态环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4）因此，译者准确把握翻译的生态环境，从多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是获得最佳翻译的基本条件。
1、语言维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8）虽然，大唐芙蓉园的汉语名称中用了体现唐朝的繁荣昌盛的一个字“大”，以及莲花的雅称“芙蓉”和体现其主要用途的“园”字。如果将其依次翻译成对应的英文，“great”， “lotus”， “garden”，不但不能完全体现大唐芙蓉园的属性，不能完全包涵其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势，更不能完全说明其文化内涵和其名称的典雅，显得过于单调，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考虑到翻译的生态环境，此时语言维的适当转换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大唐芙蓉园官网（http：// ），大唐芙蓉园原名曲江，后因隋文帝迷信风水， 恶其曲，命人为其更换新名。鉴于曲江池中莲花盛开， 取其雅名“芙蓉”，顾有“芙蓉园”。大唐芙蓉园的英文翻译为“Tang Paradise”， 采用简单的名词词组结构，简单明了。虽然英文翻译中并未包括“芙蓉”和“园”的对应词汇，但是“paradise”一词涵义丰富，已经将其内涵包括在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2、文化维
对文化背景、文化知识特别是文化差异的了解和把握越来越成为翻译过程中难以忽视的问题，‘信、达、雅’翻译目标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于译者语言功底的深厚程度和语言技巧的运用能力， 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译者对双方（ 有时甚至是多方） 文化内蕴的理解体味程度和能力。要在英文词汇当中寻找一个符合其内涵，并能同时消除文化差异，并非易事。但是，“Tang Paradise”作为大唐芙蓉园的英文名称，能够体现它的丰富内涵，完全实现了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 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 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胡庚申， 2004： 137）大唐芙蓉园作为“皇族、僧侣、平民汇聚盛游之地”，犹如《圣经》当中亚当和夏娃的居住地“伊甸园”或“乐园”（paradise），两者要体现的思想完全一致，都希望表达这个地方能带给人们无限的快乐和幸福，就像“人间天堂”。
3、交际维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顾名思义， 是说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 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 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胡庚申， 2004： 137- 138） 在隋朝芙蓉园的基础上，唐代扩大了大唐芙蓉园的建设规模和文化内涵。今天的大唐芙蓉园“展示了大唐盛世的灿烂文明。” （http：//） 大唐芙蓉园的英文翻译“Tang Paradise”中并没有体现出“大唐”之大，仅仅由“Tang”概况。因为，盛唐之繁荣很难用简短的英文进行描述。另外， “Paradise”一词也能体现出此地带给人们的惊喜，而且给游客留有大量想象的空间。当代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曾指出“交际翻译首先忠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即要求源语服从目标语言和文化，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与晦涩难懂之处;当信息内容和效果发生矛盾时，交际翻译重效果而不重内容。”（谭载喜：2009） “Tang Paradise”已很好地表达了大唐芙蓉园汉语名词的内涵。因此，大唐芙蓉园英文翻译中对相应汉字的省略，不仅照顾到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而且也为了达到其交际维度上的良好效果。另外，英文名称调整为使其结构更符合英语国家游客的表达习惯，从而也才能更好地吸引外国游客，起到宣传、呼吁的作用。
由此可见，大唐芙蓉园的英文译文很好地满足了生态翻译学所提出的翻译标准，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实现了至少“三维”的选择转换。
三、 结语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刘艳芳，2009：16） 通过以上分析，大唐芙蓉园的英译名满足了“三维”的选择转换，完整地体现了该旅游景点需要传达的蕴意，同时又为游客增加了想象空间，不乏吸引力，是一个成功的旅游景点名称翻译案例。这不仅有利于外籍游客对景点知识和文化内涵的准确理解，也有利于陕西旅游景点走向国际化，提升西安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笔者希望，更多的译者在进行旅游景点翻译的时候也能考虑到翻译的生态环境，做到“三维”的适度转换，使更多的中国旅游景点吸引更多外籍游客，带给世界游客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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