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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分析范文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5月15日
从1978年开始，我国试图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诱导地方政府采取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要目标的行为模式。财政体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和行为目标，地方政府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特殊的市场经济主体，并且这个市场主体具有了凭借掌握的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发展来获取最大化垄断租金的能力。作为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地方政府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起着特殊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界定
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这一范畴，但对于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并不明确。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等概念常被替换使用。在实践操作中，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形式多样、关联复杂，一些原本并不针对经济领域的行为结果往往会影响到经济领域，这反映在理论研究中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界定的模糊与分歧。导致很大一部分学者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等同于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认为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地方政府组织依照法律对地方经济活动所采取的对策性管理行为”，从而否认地方政府是拥有独立经济利益且能够独立行使经济行为的主体。
本文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从中央政府财政分权过程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因此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凭借财产收入通过直接的资源消耗参与资源配置行为，如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行为即属此类；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经济管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能够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宏观调控间接干预资源的配置。此类行为虽不是地方政府对实际资源的直接消耗，但政策执行效果能够广泛影响经济运行的效果。
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企业家政府
（一）传统的政府行为假设。经济学分析首先是建立在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仅作为其下属机构的地方政府）在这种利益一致性的社会中扮演“中心人”角色，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万能中心”。政府“中心人”角色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1、政府官员具有公正无私的品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的唯一行为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总体利益的最大化；2、政府组织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除人民利益和全社会利益外，政府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目标；3、政府有完全的“理性”来执掌公共权力，能够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管理和组织经济，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政府“中心人”角色在各国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中遭遇了困境，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的后果与目标的差异证明，上述政府“中心人”的行为假定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各级政府不是经济主体从而不存在有别于公共利益目标的独立利益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假定来源于某种先验理论模式的规定，而非从客观实践中抽象而来，实质上是把主观上希望的“政府应该怎样行为”等同于了客观上“政府就是如此行为”，违背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则；并且在进行理论抽象的过程中，把个别而非整体的行为方式如大公无私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前提，使理论分析一开始便失去了一般性和准确性。因此，方法论的缺陷直接导致了传统政府行为分析内容的缺陷，突出表现为不承认政府是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进而忽视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利益目标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导致对地方政府行为分析的偏差。
（二）修正后的地方政府行为假定——企业家政府。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修改上述假定前提，努力地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相符合。唯有如此，方有可能保证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与实践保持一致。
行为经济学分析范文2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退而不休、仍然参加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60-61岁的老年人中，超过50%的人仍在工作。老年人退休后仍参加工作的现象不容忽视，需要学界从各个角度给出关注和研究。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老年人退休后的劳动供给行为对于经济系统的影响，并由此得到关于退休年龄改革的一些启示。
要研究老年人退休后的劳动供给，先要定义什么是退休年龄。关于退休年龄的定义，一般来说有2个维度，即是否停止工作和是否领取养老金，由此便形成理论上的3种退休年龄的定义模式:一是停止工作并开始领取养老金;二是停止工作但不领取养老金;三是不停止工作且开始领取养老金。实践中常见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退休年龄的定义方式，本文中的退休年龄属于第一种定义模式。本文设定老年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且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原单位或者其他单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老年人退休后的劳动供给对于主要经济变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是否应该鼓励这种行为?如果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会对经济系统产生正面的影响，或者大部分老年人最优的个人选择是在现行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是否意味着现行的退休年龄设定得不太恰当?这正是本文从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这一视角思考退休年龄制度的出发点。
关于退休人员劳动供给的研究，国内外关注很少。当前国内外对于退休年龄的研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保障、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劳动供给的互动关系，并且大都将其与养老金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中一部分集中于经济、人口变量对于退休年龄的影响，很多文献采用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don5 , OLG)模型研究在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人们如何选择最优退休年龄;另一部分则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讨论推迟退休年龄对于养老金体系的影响，认为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与提高缴费率或降低养老金支付水平有替代作用。对于老年人退休后的劳动供给或者退休返聘，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律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探讨退休返聘的相关制度环境、退休返聘的法律性质、退休返聘期间劳动者的权益问题等。作者尚没有发现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退休返聘或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影响的文献，也没有发现从退休返聘或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的角度思考退休年龄的文献。而对于我国普遍存在的老年人退休后工作行为及其与退休年龄的关系缺乏关注。鉴于文献的不足，本文将在一般均衡的OLG模型框架内讨论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对于经济系统的影响，并由此得出关于退休年龄改革的一点启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般均衡的OLG模型，求解并进行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对于经济系统重要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第三部分进行模型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分析;第四部分得出本文主要结论及建议。
二、数值模拟分析
(一)参数校准
参数选取过程中，物质资本贡献率、技术进步率、时间偏好、休闲偏好综合参考以前学者的测算，人口增长率和预期寿命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数据确定，养老金缴费率则为制度参数。
关于物质资本贡献率的估计，不同文献中的差异并不大，大部分学者测得物质资本贡献率在0. 5-0. 7之间(曹吉云，2007;林忠晶、龚六堂，2007;周和林，2002;杨，2003)。综合以上参考文献的结果，本文选取物质资本贡献率a = 0.60。
关于技术进步率，李宾、曾志雄认为我国加人WTO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稳了很多，而且大多高于2.5%的水平。曹吉云认为，2001年以后我国每年的技术进步率维持在略高于2%的较高水平。本文选定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2.5%，而模型中每一期的长度为35年，因而A = 2.37 。
关于时间偏好，不同文献中描述方式不同。有的使用主观效用贴现率，有的使用时间贴现因子。林忠晶、龚六堂设定的一年贴现因子为0.01，折算为主观贴现率为0.99。杨再贵和刘勇政、冯海波等设定的一年主观贴现率为0.98。本文综合各文献的选择，设定一年主观贴现率为0.985。由于每一期长度为35年，因此本文中的一期时间折现因子P为0.6972。
关于休闲偏好，不同文献存在较大的差异。刘勇政、冯海波设定的休闲偏好为0.3。康传坤将休闲偏好设为1。本文综合文献的结果，设定休闲偏好。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2010-2040年我国年度人口增长率的平均值为0.0482%，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将达到85岁。本文每期长度为35年，故每期人口增长率为0.0170。本文选取20周岁作为年轻人开始参加工作的年龄，在第一期期末个体的年龄为55周岁，平均预期寿命取值为0.8629。养老金缴费率则为制度参数，统筹账户缴费率为20%，个人账户缴费率为8% 。
(二)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以老年人55岁退休后不再提供劳动供给(即G=0)的情况为经济的基准水平，逐步增加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将劳动供给时间从1年逐渐增加至10年，考察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增加对于各经济变量的影响。我们将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结束年龄为5 6-65岁时各经济变量的均衡水平与无退休后劳动供给的基准水平进行比较，计算出二者相差的百分比。
在增加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之后，资本回报率上升，资率下降;人均资本存量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而下降，劳动人口人均产出随着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的增加而不断降低。这与之前的比较静态分析所得结论一致。同时，全部人口人均产出也随着老年人退休后劳动供给的增加而降低，说明劳动人口人均产出降低对于全部人口人均产出的影响超过了全民劳动参与率增加的影响。全部人口人均产出随老年人劳动供给增加降低的百分比速度慢于劳动人口人均产出，这也印证了全民劳动参与率影响的存在。
三、结论
行为经济学分析范文3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干预；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效益；均衡
【正文】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1]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行为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在进行经济干预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的干预目的，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由于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即“国家对于经济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管理机关行为以及切实实施这些行为来实现。”[2]吕忠梅也指出，“在经济法上，政府经济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行为，必须是能够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具有法律意义的的人们发自意思所表现出来的的身体动作或静止状态。直言之，是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而进行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经济法律关系的行为”。[3]所以本文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视为经济法行为，简称为国家干预行为[①].运用法经济学范式分析国家干预行为，具体包括国家干预行为成本与效益理论分析、国家干预行为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分析和国家干预行为均衡理论分析等。
一、国家干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少的内生要素，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政府理性行为及其制度环境的支撑。钱颖一教授认为只有权力有限、规模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有三个限制：一是政府干预范围有限，二是政府干预手段有限，三是政府规模有限。限制的一条途径就是预算限制，在税收和支出之间建立联系。这要求在预算批准程序上更直接地联结赋税和支出决策，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平衡。[4]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干预行为无疑有助于政府在市场取向的经济转轨中有效公正地行使其职能。因而有其分析的必要，体现在：
（一）决定国家是否干预以及干预方案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指出，应该弄清“政府机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努力具有哪些独特优势？政府计划和干预的成本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利用这些优势？”[5]这段话提示了两点涵义：一是政府在干预之前要在干预与不干预之间进行成本分析；二是在政府干预和其他干预之间进行选择。[6]
首先，干预成本的高低是国家作出干预供给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干预主体选择遵守或者规避法律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的“晴雨表”。“干预成本的存在需要政府时时进行干预成本与干预收益的权衡，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则这种干预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则这种干预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因为干预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干预行为不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形下，选择不干预是理性的。”[7]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勒在《公共经济学》一书中也特别告诫读者：应用国家作用的福利经济学观点时必须十分谨慎。对政府行为作经济分析，可以利用公共选择提供的分析工具，把政府纳入收益——成本的框架内分析，提供判别政府行为的标准。政府行为只有在提供的社会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才是合理的。[8]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如北京、厦门降低行政成本先行一步。[9]
其次，对于是选择此种干预方案还是彼种干预方案也得通过成本与效益的分析来决定。干预成本理论的核心是机会成本分析，即指不同的干预方案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特定的时空领域人们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在此情况下，对某种社会关系是否运用干预手段进行调整？选择何种干预规范进行调整？做出一项决策而不做出另一种决策的相关利弊得失等的衡量等。这个概念表明了人们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制度选择上的不同反应，从而为分析干预制度的比较效益大小及其对相关干预后果，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决定国家干预行为的范围和限度
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强调政府的重要性与强调市场的重要性此削彼涨，交替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点，存在着这样一个清晰的线索：政府—市场—政府—市场……。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及其边界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人们对于市场和政府及其两者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个争论到现在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在某些领域争论的还非常激烈，这也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及职能划分还有不断讨论、深化的必要。而用法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答案。
首先，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市场失灵之处，即市场个体理性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可以介入的地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讲，市场失灵为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提供了空间，或者说，凡是市场可能失灵的地方，都是政府应当监管干预的地方。[10]政府承担的界定和保护产权、改革和创新制度，维持经济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等职能，由于这些职能多不具备排他性，而有较多的外部正效应，私人无力或不愿供给，因而由政府提供不但能获得规模效益，而且能大大提高社会福利，这样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由此而定。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权力的滥用都会引起市场秩序的混乱。企业的非规范行为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由政府的行为不当进行解释。例如，政府超越了所应该拥有的权限，直接介入了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可能造成企业行为机制的扭曲。这些超越范围的干预最终造成成本的的增加和效益的减少。
其次，在国家进行干预的时候，干预的度的把握也必须以经济分析为前提，至少包括成本效益分析。诺斯说“如果预期的净收益（即指潜在利润）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11]因此，“在干预过程中，干预权介入干预对象的深度应取决于国家干预收益成本与市场自治收益成本的比较，尤其是应取决于二者边际成本的比较，即当选择国家或市场配置社会资源情形下的边际投入不能再带来交易费用的下降或交易收入的上升时，这种选择就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要尽量货币化，实在不能货币化的主要用定性的基本方法辅以一定限量的定量分析。同时对成本收益的分析要尽量周全。”[12]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松甚至废除政府管制的变革运动。因为每一项政府管制行为的背后都需要财政投入，有时候政府在达到指定目标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不能接受的，更有可能是即使付出高昂代价也未能产生所需要的服务数量或质量。因此，政府在进行管制行为时理应有成本——收益分析观念，把成本与收益作为衡量管制效率、效益的依据，慎重考虑政府应该管什么和怎么管的问题。
行为经济学分析范文4
关键词：奢侈消费；经济学分析；理性消费
2011年开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预计202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消费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消费心理的变化，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消费者在对待奢侈消费的过程中缺乏理性的思考。因此，市场经济背景下，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引导我国居民理性消费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多方面集中思考的问题。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中道的效用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理论成果，探析我国奢侈消费问题及其成因，为引导我国奢侈消费走上健康提出时效性的对策。
一、奢侈消费概述
奢侈消费顾名思义是对奢侈品进行消费的消费行为，是人类消费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恩格斯经济学思想，消费资料主要分为生产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三种，奢侈品是相对于生活必需品而言的圣品，是一种高级的消费资料，可以纳入享受资料的范畴当中，当然其中一部分也属于发展资料的范畴。综合多项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奢侈消费是指消费主体以追求享受、快乐、美丽、发展为目的，基于体现自身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价值诉求产生的消费行为。当然，奢侈消费是相对而言的，是以时间、地点、生产力水平而转移的消费行为。
就目前而言，奢侈消费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是消费主体纯粹为追求奢华享受、彰显自我财富与社会地位的消费行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炫耀消费，例如购买国际一线品牌服饰、珠宝、皮包等，一定程度而言，这是一种浪费消费。第二，跟随时展，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水平提升对新型奢侈品消费的行为，例如购买顶级电子产品等，能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消费文化、消费品味，德国著名经济学学者沃夫冈・拉茨勒将其形象的归纳为“创造型奢侈消费”。第三，美国《奢华，正在流行》一书中阐释了一种新型的奢侈消费，即消费主体为满足自身情感需求的产生的奢侈消费行为，集中强调了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的过程当中主要为了满足精神方面的价值诉求。
二、我国奢侈消费现状及存在问题
1.我国奢侈消费现状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数据显示，新世纪以来从2007年开始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持续增长，并且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充分显示了我国奢侈消费市场发展活跃。
在奢侈品消费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现阶段我国奢侈消费中珠宝、箱包等比例比较大，分别为26%、23%，这表明我国消费主体在进行奢侈消费的过程中主要追逐的时尚、享受、炫耀等，针对于发展诉求进行的消费相对不足。
2.我国奢侈消费存在的问题
（1）消费主体年轻化，消费心理不够成熟
我国奢侈消费主体主要集中于20岁-40岁这一区间，而在日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奢侈消费主要集中在40岁-70岁群体当中，显然我国奢侈消费市场消费主体呈现年轻化的现状。以经济学角度分析，消费主体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具有购买需求，其二是具有购买能力。而年轻的消费主体的奢侈消费心理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奢侈消费出于炫耀与攀比的心理；其次，提前消费严重；最后，虚荣心理明显，这都是不成熟消费心理的体现。
（2）本土化奢侈消费品牌匮乏，境外消费持续升温
世界十大奢侈品品牌中并没有中国产品品牌入选，可见中国本土化奢侈品品牌比较匮乏，这就促使国内奢侈品消费主体纷纷到境外购买奢侈品，据报道显示，2015年春节期间我国消费者在境外奢侈消费总额超过75亿美元，可见境外奢侈消费持续升温。
（3）整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欧美发达国家中奢侈消费包罗万象，将旅游、住房、汽车、电子产品、教育服务等都囊括其中，注重个性化笑消费。而我国目前奢侈消费主要集中在珠宝、箱包、化妆品、香水等实物，奢侈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化，这表明我国奢侈消费在根本上依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引导发展。
三、我国奢侈消费持续升温成因分析
1.基于社会经济环境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收入增加，消费主体的消费预算线将会向右移动，预算可行集随着增加，为我国消费主体进行奢侈消费提供了基础，促进我国奢侈消费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尤其是网络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消费者能够更加轻松的获取相应的奢侈品信息，这为奢侈消费持续增长提供有效的环境保证，基于以上两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原因，我国奢侈消费持续升温。
2.基于个人消费心理角度
消费主体的消费心理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国际化消费文化的进入使得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生着变化，诸多消费者开始在消费的过程中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马斯洛认为：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是不足之感和求足之愿的统一，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消费欲望发生改变，促使我国奢侈消费额的持续增长。
四、引导我国奢侈消费走向理性的措施探索
1.培育本土化奢侈品品牌
基于效用理论，当消费主体追求的品牌过于单一化之时，影响边际效应发生作用，所以只有当消费主体在进行奢侈消费的过程中，市场能够为其提供多元化的品牌，消费总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我国应该集中精力为我国消费者培育出多元化的奢侈消费品牌，引导国内消费者通过国内消费刺激经济的增长。这就要求，国内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大力整合先进的科学技术，根据我国消费者奢侈消费价值诉求，开发满足我国消费者的奢侈品品牌。
2.强化奢侈消费教育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炫耀消费”，使得炫耀财富、彰显地位成为人们进行奢侈消费的重要心理动机。基于我国年轻化的奢侈消费主体，炫耀、虚荣、攀比等心理作用下的奢侈消费势必影响我国奢侈消费市场的健康的发展，所以党和政府应该通过有效的宣传逐步强化消费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大力推进消费观、金钱观教育，促促使消费者能够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实现理性消费。
3.倡导“理性消费”与“绿色消费”
现阶段，我国具有奢侈消费能力的人群逐渐扩大，一方面体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体现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倡导“绿色消费”即减少消费过程中对于物质的过多占用，注重精神消费。
五、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后，我国奢侈消费持续升温，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体现除了诸多问题，如奢侈消费主体的年龄区域年轻化，消费主体消费心理不够成熟，消费主体对于国内品牌的认知不足，境外消费额持续增长等，以经济学角度进行形成为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价值诉求发生改变，社会消费环境以及生活环境随着时代与社会变化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等，针对我国奢侈消费理性程度匮乏这一问题，应该进一步培育国土华奢侈品品牌，积极引导消费主体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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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分析范文5
1. 劳务派遣是一种特殊的用工方式
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企业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承担雇主责任，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企业签立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企业将派遣员工派遣到用工企业进行工作。劳务派遣实质上是一种“雇用”与“使用”相分离的用工方式。与传统用工方式相比表现为三个主体，两个契约的复杂雇佣关系。
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灵活的用工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任何一个国家，劳务派遣从来都是辅助用工形式，但近几年来在我国却成为一种主流的用工方式。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劳务派遣公司有近3万家，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高达6000多万，占到国内职工总人数的20%。而大部分发达国家派遣劳动者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例不超过3%。企业对这种用工方式的偏好，与其能为用工企业归避劳动法律本文由收集整理上的义务提供便利，降低用人成本和违法风险有重要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企业对劳务派遣强烈偏好的深层次原因。
2. 降低交易成本-劳务派遣偏好的动因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达尔曼认为从契约过程来看，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决策成本、执行和控制成本。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成本；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成本。通过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含义与外延的理解，可以发现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同样也会产生交易成本，但企业为什么更加偏好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呢？①
首先：劳务派遣降低了信息成本与谈判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核心。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结构失衡日趋严重的中国，企业用工短缺和招聘员工成本的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又加剧了这一现象。用人企业与劳务派遣企业签订契约可以利用劳务派遣企业专业的人力资源网络，在较短时间内以最低的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获得所需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劳务派遣企业能实现规模化、经常性的劳务派遣，这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企业储备劳动力功能的外部化，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正如制度经济学派所认为的那样，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使经济主体间信息、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被机会主义地利用，交易费用陡然放大，因此，使信息变得便宜的制度、使时空得以缩小的政策和技术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改善，都能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其次，劳务派遣节约了决策成本、执行和控制成本。
达尔曼认为，如果交易的一方有多个人，则在决定交易条件时，还会产生做出决策的成本，相互同意的条件确定后，还有协议的执行成本、以及控制和监督他方履约的成本。劳务派遣中，交易的一方只是一个人（劳务派遣企业），用工企业分析判断对方的行为和环境变得更加容易，交易的决策成本大大降低。而劳务派遣对企业契约执行和控制成本的降低则表现为，用工企业只是向劳务派遣企业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后租借员工，与劳务派遣员工签订的契约从本质上看只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合同，可以比较容易的终止租借关系。这样用工企业既可以避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时还不用承担给员工终止劳动合同时所支付的补偿，并且发生劳动纠纷时用工企业并不与劳动者直接发生关系，相关事务将由劳务派遣企业处理，本来由用工企业所承担责任和义务转移给劳务派遣企业。
交易成本理论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劳务派遣的，但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思路，用工企业在做出是使用正式员工还是使用劳务派遣员工决策时，要考虑的哪一种治理结构更有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选择的结果无疑是后者。
3. 政府失灵-企业劳务派遣偏好的外在动因
政府失灵一般是被理解为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以及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如果说目前中国劳务派遣市场的无序和混乱是“市场失灵”的典型体现，那么政府失灵是企业偏好劳务派遣的最重的外部动因。正如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的“非分散化定理”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 。首先，政府在中国劳务派遣产生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劳务派遣一定时期内曾做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途径而得大政府的大力支持，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也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如中央电视台就是中国使用劳务派遣人员最多的事业单位。这就使政府在做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这一特殊背景。其次，政府对劳务派遣市场的监管不力。法学专家郑尚元一直关注“公营劳务派遣”问题。他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劳务派遣单位具有“国有”背景，它们直接或间接由行政部门或其附属机构直接经营，其中“以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公安部门为典型”。
行为经济学分析范文6
教师在进行计算机教学时，除了是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还可以采用课外活动的方式进行教学。而课外活动的教学，一般是指对编程进行训练以及对软件进行设计，而进行课外活动学习，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宽，进一步培养学生研究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最终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因此，在进行课外活动教学时，教师可以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来进行，各个小组分别由几个同学组成，教师挑选其中一个同学做为组长进行负责，每个小组可以自己找题目，也可以由教师布置题目。
在小组活动中，教师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通过各个小组进行相互竞赛，使学生激起学习的兴趣。这就使得在小组活动中，学生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小组成员之间会进行相互交流、探讨，使学生的思路更清晰、更开阔，教师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激起学生学习计算机课程的兴趣，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进一步训练。
二、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
根据以往的经验表明，学生要对一项科目进行学习，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能够进行体验以及创造性地学习。因此，教师在开展计算机教学活动时，可以采用先进的多媒体、大屏幕的投影仪等先进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对问题的创设，让学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从中发现问题，并且着手解决问题，使学生最终成为学习上的主人。
学生刚开始在学习软件设计时，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每个操作过程都充满困难，因此显得灰心丧气，此时，教师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确学习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并让学生通过对计算机的实践操作，引导学生进行大胆实验，使学生最终掌握科学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