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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统医学范文1
关键词： 中国传统医学； 医学伦理观 ； 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 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 “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 “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 。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中医传统医学范文2
回到英国后，我抽出时间拜读了4本书的内容，不禁被这洋洋50余万言、百余篇文章的精彩所感染，沉重的沧桑感和由衷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作者探幽学林，钩沉史海，指点江山，言情论事，治学态度严谨，涉猎学科广泛，说文纵横百家，论医德识兼备，可谓既有学者的才气风骨，又不乏女性的温婉细腻。
我很早就远离了祖国，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濡染和教育，但是，那颗沉甸甸的中国心一直滚烫在我的胸中。华夏的热土里有我的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指引着我行事和做人。魏教授书中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情结，以及她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的行动，使我与她有强烈的共鸣。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医药学是比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更杰出的发明和创造，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但是，一门科学、一种文化要被人认识并接受，需要用实践来证明它的价值，需要通过宣传使人认知。
目前，西方国家认为世界有两种医学力量，即西方主流医学和补充替代医学（另类医学）。在一些保守和极端的西方人眼中，中医不仅不能列入主流医学，甚至是“充满了危险”的“巫术”。他们不承认中医药独立完整的医学体系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中医药的融入设置了很多法律障碍。
英国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源地之一，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国家间经济利益的竞争，使中医药进入英伦三岛并长足发展有着天然的阻力。1995年，英国的戴安娜王妃来到我的亚美迪医院就诊，我与王华医生对她进行了诊治，疗效甚佳。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王妃经常带着保镖或独自开车来我们的医院看医生，直到1997年8月21日她因车祸不幸遇难的前十天。为了帮助她更多地了解中医，了解中国的古老文明，我在与她交往交流时，谈了很多有关中医中药及中国文化的内容，还送给她一部英文版的中医书籍。王妃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萌生了来中国看看的念头。这件事在英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很多人因此而慕名来亚美迪医院看病。2000年，魏教授在来英国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的同时，还在胡华医生开办的华仁堂中医门诊出诊。她因地制宜地在临床中使用中药方剂，以中国医生的医德、医风、医术，使前来就诊的患者折服，一些英国政府官员，外国驻英使馆工作人员，甚至国际组织的要员也慕名到华仁堂寻医问药。这充分证明，中医药文化只有在实践中展示出博大精深的内涵，并通过交流和宣传，才能被人接受，并焕发出魅力。
魏雅君教授在中医男科、妇科的临床和科研上有很多建树。她不仅在国内悬壶济世，医人无数，更可贵的是她还让世界看到了中医药学的疗效和精髓，使不同文化环境的人们认识到中国医生的能力与智慧。她行医、弘医的足迹遍布欧亚十几国，她治愈的患者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别，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在阿联酋，她为王室成员会诊。在马来西亚，她讲学的课堂遍及该国16个州府；这个国家的副首相、内阁成员请她看病；卫生部长多次与她叙谈。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的亲属、副总理的夫人以及很多政经要人定期请她前往该国进行“高端会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华前夕，哈萨克斯坦中央电视台专程到北京弘医堂采访她，录制的专题节目在该国的黄金时段播放，宣传中哈友谊和中医药文化。中东的《海湾报》记者也曾对她进行过专访，将她的事迹向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进行报道……
中医传统医学范文3
论文摘要:儒家的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思想，由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进而推己及人到关爱众人的仁爱济世思想，认为加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的修身思想以及重义轻利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儒家人本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生命观强调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应高度重视。《孝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易经·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人类的最高恩惠，应格外珍惜。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也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可见，儒家生命观认为人是最灵杰、最宝贵的，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切。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对人在生死问题上的普遍本性的揭示。孟子、荀子都肯定了人“欲生恶死”这一天赋的本能。儒家这些思想对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书寸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遂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治病略例》中指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在《要方·序》中他更明确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上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德提出了生命神圣观念，并由此观点引申出了医学的社会职能及存在价值。《黄帝内经》从生命神圣观念出发，要求医学承担起“济群生”的职责。孙思邀也在《要方·食治》中引用扁鹊的话说:“人之所存着，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在此，他很清楚提出医学应当承担起济命扶危、保卫人类宝贵的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孙思邀进而深刻指出，解除患者疾苦、保卫神圣的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生应“志存救济”，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这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主张用医学知识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解除患者痛苦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基础之上的。在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医伦理思想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追求。
2、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医德提出“医乃仁术”，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核心。
首先，“孝涕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孝，即孝敬父母;梯，即友爱兄长。在孔子看来，孝梯是仁的最基本要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儒家孝亲思想对传统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谈到学医的动机时就将“上以疗君亲之疾”放在首位，足见其对孝道的重视。西晋医学家皇甫谧也说:“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针灸甲乙经·序》)。这种以医为孝的观念成为医家的一种传统，也是许多儒生攻医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因孝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家，如南北朝时期的医家许道幼因母疾而习临经方，遂精医术，成为名医。他认为:“为人子者，当善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其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儒家强调要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乐于助人。自己想有所成就，自立于社会，也帮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创造条件让别人事事成功。另一方面，儒家又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思想对传统医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医德认为，医家在处理与患者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对病家的疾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孙思邀曾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恰”(《要方·大医精诚》)。元代朱丹溪诊治病人“虽雨载途，亦不为止”，并教育弟子“病人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字里行间洋溢着侧隐之心和深厚的情感。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所以“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自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粹精言》)。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这样才会对患者深切同情、真诚关爱，处理医患关系时注人浓浓的情感。这正如清代名医喻昌所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子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
第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强调仁爱首先爱亲，进而由爱亲推及到爱非血缘之亲的众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韩愈在《原道》中对仁的定义是“博爱之谓仁”。儒家由“泛爱众”、博爱进而主张以济世为怀，提倡积极人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儒家博爱济世思想影响下，中医传统观念中素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黄帝内经》中谈到医者的职责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灵枢·师传》)。儒医将行医视为实现其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北宋范仲淹就曾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充分显示出行医以济世的观念已深人人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3、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不但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总结并提出了一套关于修身的理论和方法。所谓.修身，即克服自己思想上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社会成员。儒家设计的通向圣贤的仁学之路是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其中修身是根本。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明确提出:“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也一再强调这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根本。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的标准即为“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仁是一个自我修养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利欲和不足，让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的规范，让自己充满仁爱之心，力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虽然要求很高，但并非高不可攀，“为仁由已”，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实践，都有实现仁德的可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追求仁、实践仁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恒”字，孔子曾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来说明“恒其德”的必要性，因为德对于医家来说，尤为重要。
受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杨泉《物理论·论医》)，从医者应首先学会的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做人行医的准则，然后才是学习掌握医术，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宋代林道在《省心录·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孙思邀也指也:“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大医精诚》)。这些思想都强调为医者应高度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克己和自我监督。
中医传统医学范文4
中医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制于传统观念，中医解剖学知识虽然有，但是观察不深入，描述不准确。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描述更像是黑箱方法，是根据不完备的解剖学知识和联想，对临床经验的一种创造性地总结。一方面，有人强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认为完全根据中医理论是很难应付复杂多变的病情的。另一方面，中医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又确实在应用着这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理论的片段，比如看到“汗多”的病人便认为很有可能是“气虚”，看到“苔腻”的病人便认为是脾胃功能出了问题。而在实际的临床诊疗中，又存在着“方证相关”的有效实例，即对于一个病种，确定若干证型，每个证型都有确定的药方，对从属于该病的病人，根据症状等因素，确定证候，然后按其索骥。刘渡舟的弟子在文中也写到:“刘渡舟教授擅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疑难杂病，他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所论述的脉症，将苓桂术甘汤的适应症概括为:水舌(舌胖大、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上述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得不可思议的疗效。”上述描述体现了中医现象学的本质特征。把中医和现象学放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比附，而是为了说明中医不能一切以科学主义为自我改造的标准，也不应固步自封而无所作为，应该将中医回归到现象学的道路上来，因为其治疗疾病的具体语境已经具有了现象学定义的科学本质———“科学就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的认识”。
2中医现象学
现象学是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现象学一词所标识的应当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严格的哲学方法。它强调“面向事物本身，摒弃一切自以为是的前提”，它试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在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找到一条新的道路。现象学强调将一切与“我思”有关的内容全部“悬置”，存而不论。现象学要求摆脱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束缚，直接关注所研究的问题和事物，在这种直接关注的“直观”中获得对事物的可靠认识，即明见性认识。明见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中心概念，是指对实事的直接性明察。他也将这种明见性称为“自身被给予性”。明见性意味着一种原本的直接的被给予，是现象学中可靠认识的根本标准，胡塞尔称之为“一切原则的原则”。现象学突破了实证主义对于现象和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割裂，是对科学主义的哲学反思。所谓中医现象学，就是“悬置”一切中医理论和科学思想，直接关注临床症状、体征、方药、预后等相关因素的学问。现象学本身并不在意建立概念的体系结构，它强调的是在具体的语境之中，个别和一般是如何贯通的，从而显示出现象中的本质。要实现中医自身的明见性，需要进行中医现象学的还原，第一步就是对一切与中医理论相关的概念和思想以及科学理念进行悬置，第二步是进行本质还原，就是通过对现象进行“想象力的自由变更”，而直观到变中的不变，稳定有序的结构。
3中医现象学还原实例
中医传统医学范文5
作者简介：梁 攀（1979― ），男，湖南郴州人，本科，湘南学院讲师，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内科。
摘 要： 中国传统的“言传身教”“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等传授思想的核心指向是提高学习者的综合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对打破当前我国中医课程设置框架，形成综合的、交叉的跨学科体系；强调学生的临床实践与经验认识，打破中医课堂教学的固有模式，推广新型的课堂融于临床见习的教学模式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医教学；传统传授思想；改革
我国传统传授思想丰富多彩，但从总体上来说，其思想核心还是一脉相承的，从中也可以概括出一个核心指向，即通过重视因材施教，注重言传身教，强调举一反三等方式来提高学习者的综合能力，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本文认为对这一核心指向的认识对我国当前中医教学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重构医学课程框架，形成跨学科体系
中国式传授注重横向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常常并无明显区别，而是相互渗透。因而，我国传统传授理念是区别于西方学科科学细分理论的一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思想。不能否认这一教学模式有其优势，且对我国中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医由于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尽管中医现代化的研究已开展很多年了，在这个领域，专家也试图以分析主义的观点，从微观领域研究中医，但并未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这一切并不是说中医就不能实现现代化，也不是说中医不能与其他科学领域（其中尤其是西医）进行合作，只是中医学科庞大的理论命题已远远超过了经典生物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它所涉及的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生物学领域，还包括哲学、心理学等。所以，在教学模式上，借鉴中国传统传授模式对中医现代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将交叉、类比的思维方式运用到现代中医教学中，进行举一反三，这有利于形成跨学科的现代中医体系。具体到操作层面，在中医学科的设置与划分中可以以某一中医传统理论为中介，适当整合专业，如以中医辨证论治的朴素控制思想为中介，把现代控制论运用于中医诊断，建立控制中医学；以内分泌理论为中介，为针灸的双向调节与现代的免疫学提供联系，建立针灸免疫学等。
二、构建课堂融于临床见习模式，避免割裂式教学
古代中医教育多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授模式，它是通过师傅的言传、心授、身教的方式方法来进行传承的。与现代医学教育中强调的课堂模式相比，中国古代的中医传授并不强调课堂形式，在整个传授过程中，师傅虽传授中医技术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引导学生，让学生如何懂得治病救人。这样的教学思维与今天的中医教学相比，其“学”“用”的成分偏大，中国传统传授理论认为，只有教、学、用三位一体，才是理想的教学。当然，我国古代中医传授的传承方式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比如家族化传承造成了技术交流的封闭，因而，中医教学应有选择性地吸收传统传授思想的精华，去其糟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应结合西医的教学理论，构建一个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主的教学模式，即构建课堂融于临床见习的模式，只有理论结合实践，才能实现教、学、用三位一体，避免割裂式教学。
三、强调中医专业学生的个性思维培养，发挥教育能动性
孔子指出了人个性差异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一直影响至今。这种教学方法的核心是在教育过程中寻找适合“个体”的教育手段与教学取向，扬长避短，帮助学生树立信心，促使其个性发展。然而，在当前中医教学的实践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过分强调“同一性”。而自古以来任何重大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大胆设想，离不开勇于创新的执著追求，中医博大精深，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当代中医教学中，我们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在提高大多数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基础上，还应特别地关注个别学生的特殊天赋与爱好，为他们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根据学生个人素质因材施教，通过朝夕临诊、耳濡目染、口传心授、启蒙解惑，指导学生在实践中不断观察、体验感受、增强悟性、提高理论水平和临床能力。只有通过这个过程，学生才可以逐步领会和较快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中医传统医学范文6
关键词：传统文论；目的；平等；理论资源；传统文化
《中国的文学理论》是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著作。不同于中国学界一般按照历史分期来梳理中国传统文论发展流变过程的写法，刘若愚先生另辟蹊径，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把相关要素分为作品、艺术家、宇宙、观众的基础上，从文学本论的层次上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分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和实用的理论六部分。“这种做法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方法，将零散的评论作综合，排除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与西方文论更有可比性。”本文不打算就此书所取得的成就与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赘述，而是要对刘先生在导论中提出的写本书的三个目的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论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有别于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的一种独特存在。但其材料分散在各个朝代的文学、哲学、史学作品甚至朋友书信、史传碑志中，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传统文论资料的杂糅性、分散性；同时中国人直观感悟与直觉体验的思维习惯也赋予了古代文论含蓄精炼、模糊多义的特点。这些特点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发现与研究。甚至，在“研究目的”这一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明确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何在，是进行中国文学理论一切研究的基础。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提出“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的意义”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当下的价值。
刘若愚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导论”中写到，“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第二个目的“是为学习中国文学和批评的人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念较之目前更为充分的融合，铺出一条道路。”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刘若愚写这本书不仅是为了中国读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国的文学理论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批评观念的融合。四十多年过去了，刘先生当年提出的三个目的是否已经实现，这恐怕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参考刘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我认椋建立中国的而文学理论，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目的：
一、使中国传统文论摆脱“失语”状态，平等地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理论进行交流与对话
“失语症”是中国学者曹顺庆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发展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不是照搬俄苏文论，就是被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所淹没，而偏偏没有自己的理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的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这样一个文论哑巴当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文论界提出自己的观点、占据一席之地的。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尴尬处境，给中国学人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们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与印度文学理论、欧美文学理论相比，不但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思维方法、认识方式、表达方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命题和范畴体系，是具有强烈民族个性和特色的文学理论。”由此可见，发现、整理、建立有效且独特的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因为越来越全球化的语境要求世界各国彻底消除闭塞的、狭隘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全面的交流和互补。中国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论资源，又拿什么去和别国进行对话呢？即使引用、借鉴再多的“舶来品”，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这样下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他者的声音淹没，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这种悲哀的结果是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的中国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同，并与他们进行平等对话的前提是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
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提供理论资源
由于历史、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经历了由泛政治化批评到泛文化批评的阶段，而唯独忽略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偏离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从“五四”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以“启蒙”“救亡”“反封”等词语为关键词，文学批评成了众位仁人志士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工具，现实主义是其主题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评家选择了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选择了批评家，而现实主义又成为社会政治的首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包括审美主义等，由于它们与现代性整体宏大叙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纷纷落选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批评结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对前一阶段批评主流的逆反心理与另辟蹊径的考虑，批评家们开始在广泛的世界与中国文化的联系中批评文学，试图从哲学的、美学的、伦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来发现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热”。这些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政治历史环境有关，与俄苏文论、西方文论的冲击有关，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独有的丰富的文论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而零散的、经验式的古代文论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论的一套话语模式，它蕴藉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与价值，渗透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对其进行创造性地阐释和生发，再运用到现代文学批评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情感体验？是不是比所谓“舶来品”运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建立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寻找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支撑的必经之路。
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论毕竟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话语表征形态，她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号象征。”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丰厚土壤中孕育产生的中国古代文论几乎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注重从作者所在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及身世经历着手来“评头论足”，强调文学在社会政治与人格修养中的作用；注重文学创作和阅读中心灵的虚静，关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这又是道家文化的虚静观的体现；再者，中国古代文化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境界”“灵感”等词语，本身就是佛家用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几乎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建立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彻的了解，使传统文化的价值更全面、更彻底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许是这项工作最直接也最现实的意义。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现，研究专著、文章及学术会议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模糊之处得到澄清。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时俱进地建立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体系将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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