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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1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3）.
[2]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8]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1）.
[9]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5）.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2
【关键词】卢卡斯批判 理性预期 动态计量
引言
2011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了，萨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两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实证分析与理论的结合，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凯恩斯（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为萨缪尔森与托宾等继承，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是70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战。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而个人行为的改变会使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是难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计量经济模型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动态计量经济学在理性预期中运用
根据“卢卡斯批判”，经济人会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随时调整自身的参数。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能持续描述经济主体的变化，在拟合一段时间后，误差将逐渐加大。经济学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利用随机数据来反映理性预期的思想。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一个AR（自回归）过程的估计，可以转化为一个无限期随机项的MA（移动平均）过程，这样就可以利用随机误差项对参数的真实值进行估计了。萨金特（1980）使用了厂商优化模型来体现理性预期的思想。设厂商目标函数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为贴现率，n■为第t期劳动力投入，α■为第t期技术水平，w■为第t期工资水平。γ■，γ■，β为待估参数。根据利润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资率和技术水平内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个1×p的向量。定义π（L）=（ρ/δ）（λ）■[1+■（■（λ）■a■）L■]，则误差项为α（L）et=π（L）v■■，定义μ（L）=n（ρ/δ）ξ（λ）■[1+■（■（λ）■ξ■）L■]，c■=v■■-vv■■。对v■■的OLS估计可得第t期的最优劳动力投入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过ML估计出参数r0，γ1，δ，v，α（L），ξ（L）这些估计出的参数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最优目标中含有的参数以及技术水平参数，这样就可以通过所估计的参数来体现理性预期思想了。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在一般均衡中的运用
（一）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
与萨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区间问题，他认为，二次可积函数中具有滞后分布的时间序列分布模型的时间距离和频率空间是等距同构的。在这个度量空间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可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时间序列季节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
（二）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假设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而另外一个变量的滞后项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该检验只是体现变量与滞后变量的整体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对另外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西姆斯（1972）在格兰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方法，他认为在时间序列中，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对滞后项的整体性检验存在错误。他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是通过比较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与另外一个变量的未来值为解释变量时，回归后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对货币供应是否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怀疑，并对这些实证研究提出了反驳。
（三）有关离散时间模型
西姆斯（1971）认为当把具有连续时间分布滞后的计量转化为离散时间的计量时往往需要对分布滞后项增加平滑约束条件使得估计更准确，西姆斯（1980）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广泛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西姆斯（1988）认为在贝叶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参数是无法量化或量化不够准确因此无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给参数赋值。研究者从简化模型的角度出发，经常只需估计有限的参数，这样会导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通过模型检验选择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检验的显著性会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而非样本本身。另外，许多研究者经常利用估计好的模型进行事后检验，通过对未来值进行预测，比较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距，从而检验模型设计是否合理。这种方法在短期时间序列模型中比较有效，在长期却很难成立。在预测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则性和协方差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实际预测中，非正则性和非平稳性会经常出现，这使得预测误差变得很大。
三、结论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后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与西姆斯，使得动态宏观计量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且对传统经典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样本最小二乘估计法被放弃，而使得大样本的ML、GMM、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广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波动分析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动态计量方法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因此，萨金特与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应用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在经济决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极大的运用。
参考文献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刘霞辉.动态计量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12）：98-103.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3
关键词：图书馆；图书馆经济学；研究内容；研究方向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条基本原则。图书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显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图书馆从诞生到发展也必然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对于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①对于图书馆的投入显然是属于经济活动的范畴，但产出却是属于无法量化的社会效益，这就造成了无法以投入产出比这一经典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结果。②图书馆的产出既然是社会效益，那么，其投资主体或者说主要投资人必然是国家或者社会有关部门。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关部门的投资行为也是无法单纯以经济学的范畴进行考量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对现代图书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现代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有所加强。
1图书馆的发展从来就是和经济学密不可分的
说起图书馆的发展，首先就必须提到文献。早期的文献载体无论是甲骨还是青铜在当时都是极其昂贵的，都承担过货币的职能或者说作过货币的原料。而其后出现的竹简和丝帛虽然其珍贵程度有所下降，但制造和使用成本仍然把大量的对于文化渴求的人们拒之门外。从而使得文化成为了贵族和皇家的专利。在对古代图书馆的发展研究中，我们往往把文化垄断的原因归结于统治阶级对知识自由对自己的专制统治利益产生威胁的恐惧，但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获取知识所付出成本的高昂才使得文化垄断成为古代社会的一种现象。纸张的发明从一定程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早期依然会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造纸业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了图书出版的经济问题，但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同样是需要成本的，图书馆的建设更是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所以，无论是汉代的天禄阁与石渠阁，还是西方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都是建在王宫里，由皇家所建，皇家的财力是早期图书馆存在的基础。而在民间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发展的基础上也才使得私人藏书楼的出现成为可能。皇家图书馆和古代私人古代藏书楼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藏”而不重“用”。“书藏”思想一直在古代图书馆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重收藏和保护，不向社会开放或仅在限定范围内对极少数人开放，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这种现象的出现同样可以用经济原因来进行解释，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交通的不便使得古代图书馆的辐射范围极小，而图书的复制同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但这种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或者说产出几乎为零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必然会走上从以藏与主到以为读者服务，以用为主的道路。对于现代图书馆而言，为读者服务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从现代经济学中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来说，读者的文献和信息需求是需求方，而图书馆则是文献和信息的供给方。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文献和信息的保存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经济学来说就是供给的内容和渠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读者至上的原则就成为维系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纽带。
2从现代图书馆的流程来研究图书馆经济学
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其目的是为了使现代图书馆的各种行为更加符合经济规律。图书馆经济学是以图书馆活动中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般来说，现代图书馆的经典流程就是我们常说的“采编典流”4个方面。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体的过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考察这种变化，也能让我们对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首先，是采购方面，图书馆从本质上来说扮演的是文献和信息中介的角色，对于绝大多数图书馆来说，文献和信息是需要通过采购来获得的，当然，少量的二次文献和自建数据库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因此如何衡量所采文献和信息的价值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方向。读者或者说用户的需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大数据飞速发展的今天，对读者和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已经是相对轻松的任务，这种分析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出所采购的文献信息和用户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从而真正提高图书馆资源的使用率。而在此之前的图书馆，这些工作更多的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完成的，例如，从众多寄来的订书目录中挑选图书，参加各种现场采购会，邀请部分专业学者对专业图书进行筛选等等。但这些方式不仅对采购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效果也仅仅是从采购源头提升了采购质量，是否能够真正满足用户的需要还是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通俗的说，以前的采购是我尽量提升采购质量，至于合不合用就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而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出现则使得采购方式成为用户需要哪方面的东西，就采购哪方面的东西。这也就是大数据研究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其次，编目和典藏在传统图书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关的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从文献信息中介的角度来说，这两个过程就相当于把买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和包装，再以用户方便的模式提供给读者。对于读者和用户来说，这个过程不是他们所关心的。图书馆用的编目标准是什么，典藏流程怎么样最多也就是增加了一点他们使用的难度，而且这种难度也是很容易被克服的———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就可以。因此，随着信息技术和现代图书馆对于工作人员要求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图书馆已经把图书和期刊的编目进行了外包，外包的本质是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效率的提升，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最后，再来说说流通环节，应该说这才是现代图书馆最重要的部分。为读者服务，读者至上的目标只有在流通环节才能体现出来。采购和加工都是为流通服务的。文献信息的最终价值也只有在用户使用中才能体现出来。文献信息的价值可以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理论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理论学术价值和评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因此，现代图书馆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图书馆信息的价值，揭示如何从源头开始更好的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包括扩大文献信息的来源范围，通过一定的方法精选出读者和用户需要的相关内容，提供良好的用户使用环境等。
3现代图书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
从成本经济学来说，投入和产出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读者服务同样不能不计成本，在文化保存和传播中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也是现代图书馆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主要是由国家和社会代读者或用户支付的，其来源包括税收或某些人士或机构的捐赠。所产生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效益。图书馆的社会效益是指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素质，促使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产生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图书馆被称为培养人才的“第二课堂”，其教育职能也是其社会效益的体现。但这种效益的产生往往是长期性的，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短期投资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当国家或者社会主要投资方向偏离文化方面的时候，图书馆的地位就会非常尴尬。投入不够让图书馆的服务有所缺失，从而让读者远离图书馆，也就更加让图书馆得不到重视并进而影响到投入的总量，形成一种死循环。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如何让现有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是节流的主要研究方向。诸如图书馆资源建设、座位管理等都可以归入此类。在资源建设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享。资源共享使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成本大大降低。而计算机在图书馆管理中的应用也能够让检索效率得到提高，从而降低读者使用图书馆的时间成本。至于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研究，如座位管理的目的也是使得图书馆的硬件不至于浪费。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向定量方向发展，图书馆经济学也广泛应用各种数学统计方法，通过各种数量关系来分析图书馆信息的内在关系和发展变化规律，其目的也是通过研究读者对图书馆的使用从而为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而努力。开源主要是指图书馆服务的商业模式开发。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着重开发为经济服务的信息资源，以市场化的有偿服务为主。应该来说，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是现代图书馆摆脱经费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据报道，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每年通过有偿服务所获得的收入约为3000万英镑，是其经费来源的30％。当然，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只能是一种补充，不能对正常情况下读者或用户利用图书馆产生不良影响。对于公益性的信息必须体现出社会效益原则，而对于学校图书馆则必须在为本校师生服务的前提下，才能向社会、企业提供商业信息服务。图书馆的商业模式开发主要是信息服务。其中，信息可以被看做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是图书馆服务的延伸，必然会与其他信息产业展开竞争，而竞争恰恰是市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消费者（读者或者用户）具有最大限度的选择权，因此，对于图书馆来说，读者、用户就是其信息服务的最终目标。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包括专题信息检索、定题跟踪服务、信息调研分析、代查代译、专业技术报导、与某些行业开展特色服务、与企业联合开发信息资源等。其实，这样的服务可以看作传统图书馆参考咨询部门业务的扩展，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传统的参考咨询是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而且基本上不考虑回报，而商业模式下的开发则是一切以读者的需要为目标，同时要兼顾投入产出和效益。图书馆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使图书馆的活动能够符合经济规律，提高图书馆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读者和用户服务，从而也促进图书馆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陆萍，王娟萍．经济学视角下图书馆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3）．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4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物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斯密，经过18～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理论仍在延续。尽管这种独特的经济思维方式受到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经济效率盲目崇拜的压力，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为，面对不断扩大和恶化的失业环境，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令人惊恐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们日益觉察到主流经济学对此开不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而人本经济学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
1．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是从理论上探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讨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研究促进或阻止人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作为首要的任务。它采取有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再被当成一个已知条件，而被看成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变量；人也再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着明确社会需要的人。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给定的“结构前提”，人本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了四个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设定“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加以考察时才最有意义；二是设定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恶性，而利他主义所给予的品质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这些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的；三是设定人的潜质是生长和发展的，潜质的生长是指人性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现，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设定任何社会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过程中，此乃人的潜质生长之关键，即时间及其变化对弄清人类行为与各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学人性化。
2．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物本主义”倾向
经济活动是一种最普遍、最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追求发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因而经济学在当时被定义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学”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早期曾有两大传统，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国传统和关注现实的德国传统。与之相对应，在研究中产生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工程学”方法，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的、伦理的方法。这两种传统和方法，本来应是互补的。但是，受传统哲学“争第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这一萌芽的写照。然而，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开始偏离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科。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或经济人、理性人，追求财富增长、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近百年来经济学坚定不移的对象与目标，功利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变得敌视人了。
3．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意义
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思想。希腊语表示“经济”的词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广义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的管理”。这门科学的目标在当时不是积累财富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政治经济的通常含义，甚至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之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纪末经济学研究的物本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与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关，也是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流行相关。
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目标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质的，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现代人本主义经济学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需要或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从注重低层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转变为更重视高层次的社会和精神需要，即归属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应跳出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狭隘视野，将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从人本到物本，再从物本到人本的演变过程。下面，从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追溯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神本到人本
(1)启蒙阶段：从“宗教人”到“经济人”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家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号召人们自由地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摆脱宗教枷锁，并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自我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内驱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洛克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休谟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对别人的仁慈感情。“一个只爱自己，不关心友谊和美德的人，是应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的。”他还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这主要囿于对幸福与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赋予的、可变的。
所以，从霍布斯的极端利己主义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义，再到休谟宣称人们具有普遍的对别人的仁慈情感，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一般的人或人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封建君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更需要从反封建、反神学的方面来高扬人性、贬斥神性。
(2)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以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来展开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阐述，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人性本质的洞观和理解，认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
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是自利、自爱的，而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但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是一种曲解。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种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由于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动物，其自利追求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还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遏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斯密从没有将利己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是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穆勒认为，经济学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同时经济学并不否认其他的人性；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人的全部，而是现实人的一部分，同时承认社会生活中非经济欲望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穆勒还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是：社会产生于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这样，经济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为终于统一了。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期，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期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既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着浓郁的人本情怀。它是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阶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随着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过程，经济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义中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以17世纪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纯粹描述和说明性地把握事实的经验科学，把经济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个人在其中构成基本要素，赢利追求是一种自然的合规律，短缺和竞争是其框架条件，经济问题由此被完全视作一个由效率系统控制的纯粹功能性、技术性、策略性问题，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运动的纯粹计算经济学，并导致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并重的传统，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的作用完全一样。亚当・斯密从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无论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工场主都始终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在追求着自身的福利与快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从效用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设定人的经济行为，人成为经济这架轰轰运转的大机器身上的一部分构件。经济运行的刻板法则湮没了人的个性、情爱和偏好，湮没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创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都消失不见了，从而使经济学在偏离人本关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实践问题突出，人们发现：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产生不公，很容易蜕变为社会分裂和冲突，产生种种恶果；人的价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经济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是，通过福利制度安排，鼓励人们对过度物质主义的放弃和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期待。而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更是争取“人”对“物”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这既是新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当今世界逐渐上升的思想主流。
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期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传统的丧失，这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仍不能回答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重新把视角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应只是理性的产物，还应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演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总之，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对物的需要应成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所以，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对传统经济学的福利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研究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倡导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的福利。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5
李云婷，女，汉族，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摘 要：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31个省份的人均消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人均GDP的关系，通过计算全局的Moran’s I指数和局部的Moran’s I散点图确定人均消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空间相关性，并刻画了2010年到2015年空间相关性的全局Moran’s I指数，并通过最小二乘法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计量模型验证了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作用。
关键词：人均消费；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溢出作用
一、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年到2014年开始回落保持在7%左右，2015年可能还达不到7%，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了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孔泾源给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其中促进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王小鲁、樊纲、刘鹏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中发现，资本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且贡献将进一步提高[2]。刘方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良性促进国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功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9]。所以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本文选取了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研究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经济学家也发现了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但是由于空间问题很复杂没有专门的技术进行研究，古典经济学家只考虑了经济增长的时间效益，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主要运用最小二乘法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估计，导致了经济研究结果在很多方面解释力不强[3]。现在从区域经济发展看来，地区经济的辐射效应的确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确实存在。薛继亮利用1995～2012年的省级数据，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人口转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4]。吴玉鸣对2000年中国县域的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强的空间集聚知空间依赖性，县域经济增长不仅与人力资本、工业化、信息化等因素相关，而且与相邻县域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8]。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了人均消费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应用空间计量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
二、文献综述
空间模型最早源于地理学，研究地理邻接之间的相关关系。后来应用于经济学，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即空间经济学。后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与空间经济学融合成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由美国经济学家Paelinck在1979年首次提出。空间计量经济学吸收了地理学的思想，并运用运筹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等知识来处理空间数据，研究区域之间经济行为在空间相关关系。这正是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所说：“任何事物之间均相关，而离得近的事物总比离得远的事物相关性要高。”即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一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包括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其中空间依赖性来源于空间溢出和遗漏变量。现如今，空间计量经济学可以研究许多经济行为的空间依赖关系，李林、丁艺和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5]；郑长德和刘帅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碳排放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6]；许爱文、魏梅、程文露和王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信息化和产业空间聚集的相关性等[7]。总之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门相当完善的科学，可以研究现实中的很多空间相关关系。
三、空间相关性检验
（一）基于全局莫然指数（Moran’s I）的经济增长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通过全局莫然指数来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相关性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础，如果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就不需要空间计量模型。全局莫然指数I在（-1，1）之间，大于0表示各地区间为空间正相关，小于0表明空间负相关，等于或接近0表示各地区之间无关联。首先构建一个空间权重矩阵W，其元素wij表示省份i与j的邻近关系。本文选择queen邻接方式，当i省份和j省份相邻时，wij等于1；当i省份和j省份不相邻时，wij等于0。
本文对中国2010年到2014年，5年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全局莫然指数显著性检验可知：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局莫然指数为0.4488，P值为0.002；2011年全局莫然指数为0.4470，P值为0.001；2012年全局莫然指数为0.4337，P值为0.001；2013年全局莫然指数为0.4231，P值为0.003；2014年全局莫然指数为0.4075，P值为0.001。根据2010年到2014年5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全局莫然指数分析，其全局莫然指数都大于0.40，并且显著性水平P值都显著小于0.05，说明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空间依赖关系，全局莫然指数为正，表示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二）基于局部莫然指数（LISA）的区域之空间相关性检验
通过对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局部莫然指数来检验各省份i与其相邻省份之间的关联程度。Moran’s I散点图是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的主要方法，正的Ii表示正相关，负值则表示负相关。根据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散点图发现：莫然散点图将中国31个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划分为四个象限的集聚模式：第一象限，高高集聚（HH）表示中心省份与邻近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高，包括福建省、辽宁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第二象限，低高集聚（LH），表示中心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而其邻近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包括河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安徽省、江西省和海南省；第三象限，低低集聚（LL），表示中心省份与邻近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低，包括山西省、青海省、甘肃省、河南省、河南省、陕西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第四象限，高低集聚（HL），表示中心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其邻近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包括广东省、山东省和。从散点图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高聚集和高低聚集的地区主要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中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低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主要在云贵川、新疆、、陕西、甘肃等中国中部和西部欠发达地区。
四、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31个省份从2010年到2014年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年度数据。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为因变量，人均消费（X1）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2）为自变量，通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建立回归模型。本文采用的2010年到2014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单位均为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消费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单位均为万元。数据分析运用软件GeoDa。
（二）模型建立
1.最小二乘法模型回归
根据不考虑空间经济关系的传统经济增长关系，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建立模型，进行回归。
Y=-0.3512+1.6998X1+0.5145X2+e（1）R^2=0.7923，P=0.0000
其中：Y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代表人均消费，X2代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e表示随机误差。公式（1）表示人均消费每增加1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6998元；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145元。
2.空间滞后模型（SLM）回归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研究各个变量在一个地区间是否有溢出效应。考虑到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建立模型，进行回归。
Y=-0.7930+0.1651WY+1.5346X1+0.5107X2+e（2）R^2=0.8026，P=0.0000
其中：Y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代表人均消费，X2代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W为n×n的空间权重矩阵，e表示随机误差。公式（2）表示人均消费每增加1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5346元；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107元；其他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元，本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1651元。
3.空间误差模型（SEA）回归
空间误差模型是假设地区之间的相关关系是通过误差项来完成，因为各个地区所在相对地里空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考虑到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处于不同的地区，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建立模型，进行回归。
Y=-0.2204+1.5643X1+0.5648X2+e，e=0.3868WY+ε（3）R^2=0.8127，P=0.0000
其中：Y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代表人均消费，X2代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W为n×n的空间权重矩阵，e和ε表示随机误差。公式（3）表示人均消费每增加1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5643元；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5648元；其他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元，本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868元。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建立最小二乘法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三个模型中，空间误差模型的R^2最大，解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81.27%，而且Lambda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P=0.06626，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是通过扰动误差项来影响的，所以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更合适。（2）2010年到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局莫然指数都大于0.40，并且显著性水平P值都显著小于0.05，说明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空间依赖关系，全局莫然指数为正，表示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3）通过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Moran’sI散点图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高聚集和高低聚集的地区主要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低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主要是中国中部和西部欠发达地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
[2]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
[3] 方大春.经济增长要素的空间效应及分解[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5.
[4] 薛继亮.人口转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自空间计量模型的验证[J].工业技术经济，2014.
[5] 李林，丁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研究，2011.
[6] 郑长德，刘帅.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7] 许爱文，魏梅，程文露，王铮.中国信息化与产业空间聚集的关系研究[J].工业经济论坛，2015.
行为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6
[关键词]一般均衡;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纪7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后,在市场的指导下全球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萨缪尔森在他编写的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亚当•斯密的论点(指“看不见的手”原理―引者)的准确含义。”尤其是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状态成为经济学领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静态均衡状态时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并建立以此为标准的规范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评价现实社会各类经济现象的效率问题。并且在判断一种经济制度安排时,着重考虑的是它是否内生的趋向于一般均衡状态,如果在理论上能够证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经济运行有一般均衡的趋势,那么就接受这种制度安排。
1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怀疑观点
15世纪前后,欧洲随着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经济思想界普遍产生了重商主义观点。由于重商主义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流通领域,论证财富的产生只能在流通领域,在这样的观点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经济的运行,在国际上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而在国内支持出口品的过大投资及生产。近代经济科学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时候开始的。这种经济视角的改变,所带来的观点同以往的重商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它坚信市场经济完美的运行机制的逻辑终点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无为而治。
然而就在同时期,有学者对这种制度是否能解决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提出了质疑,马尔萨斯对人口数量增长的关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并消极地看待发展前景。首先他从人性的两个公理出发,得出了人口数量几何增长的结论。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会越来越低,进而导致粮食产量边际增量会越来越低,最终粮食的产量会到达最大值进而决定了人口的数量。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所得到的结果绝非一般均衡状态那样令人向往和期待。贫穷和失业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未来不见得会比现在好,也许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继马尔萨斯之后,对私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质疑声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是马克思。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后盾对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后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他甚至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还要多。但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却是毫无顾忌的给予否定,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制度。传统上认为马克思批评剥削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针对于当时童工的泛滥,劳工工资的低微,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但这不是主要的出发点,如果马克思真对此过多的关注的话,那么批评这一现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上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对剥削的批评;二是站立在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若以此作为批评剥削行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协调劳动分工存在的机制与它的合理性方面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存在的现实性与它在理论上发挥效用的非正义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上人类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是没有错的;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不协调性,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性质最终会导致生产的中断,社会的动乱,经济系统的崩溃。他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内生性的不稳定,经济危机每隔10年爆发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证,进而否认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标准性意义。在这点上不同,是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倾向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前提下,以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的形成,进而解决资源的配置和报酬问题。他们建立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各类生产要素均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酬,消费者也能够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从此以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以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和分析的终点来认识现实的经济问题,以此来判断各类市场和政府及制度失灵现象并给出相应的对策。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钱教授在这里所谓的视角是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实际上是经济假设前提。行为假设的初始给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论体系逻辑不变的前提下,仅仅由于行为假设的改变,该理论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逻辑演绎的具体形式,它可以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钱教授认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这三个部分最重要的是参照系,钱教授建立参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会因为没有参照系而缺乏主线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设环境条件是符合经济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的,那么经济分析的结果是找出均衡解来,而均衡解所流露出来的含义很明显是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中是没有失业的。
同样,田国强教授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在这五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中,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均衡结果的选择和评估比较。什么样的均衡结果是我们所想要的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价值判断。田国强教授认为对均衡结果选择有决定性影响的评估标准有两个,一是帕累托最优或改进,因为它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另一个是激励相容,它评价的是自利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个人的行为是否在客观上为社会工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不管使用的是数学模型还是各种图像模型都有一种寻求稳定均衡的倾向。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条件的协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并且在理论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资源合理状态。然而,人们在理解参照系的均衡状态时却忽视了一个很有启示的结论,那就是在这种均衡中各经济生产单位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上是没有失业的。失业与利润之间是否有着相互之间互为变量的关系?
3 现实经济运行机制与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厂商的经济行为时所给定假设那样,也就是企业的一切行为最终能从追求利润的动机中得到解释。尽管有的时候,这一假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现实中人问题的存在会使得这一动机发生变异,但是没人能够提出更好的前提条件或者抽象说出更好的环境描述,因此接受这一假设有着合理的原因。没有一个企业或者行业能够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利润的存在是企业长期性存在的基础。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企业需要利润来支撑它的存在,企业的存在可以描述成为是一种产品的生产持续存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需要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存在着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个是这种产品能够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很明显,利润主要是来支持后一个原因的。厂商理论在分析其原因时,通过不同的市场结构之间的比较,发现垄断因素是利润存在的原因。尽管产品之间的替代能减少垄断因素,但现在企业都普遍意识到,应该通过品牌而非产品来加强其垄断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垄断因素不再存在,利润和失业也不再存在。这样的均衡暗示着我们什么呢?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永远都无法达到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无法到达完美状态时的和谐。那么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着和谐发展还是仅仅在维持稳定的发展,不确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经济行为的动机不管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角度出发,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对利润的追求,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动机行为下失业现象是不存在的。尽管历史学家在阐述社会发展的原因时,将人口压力转变为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威胁文明从来不是人口过多,使得文明崩溃和消亡的,也不是内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压力。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潜在GDP增长率的水平下,社会上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GDP增量中扣除折旧的那部分与自然失业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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