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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健康指导意见范文1
关键词高血压患者；护理；个性化延续护理
高血压不仅患病概率高，同时致残概率也相对较高，给人们生命和健康带来直接影响[1]。本研究对高血压患者护理中个体化延续护理应用效果进行具体探讨，通过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选择个体化延续护理有明显效果，报告如下[2，3]。
资料与方法
2015年1月-2016年1月收治高血压患者60例，无脑卒中、肾功能不健全等疾病，并在患者自愿参与和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将60例高血压患者进行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每组30例。对照组男12例，女18例；年龄50～85岁，平均(67.5±2.4)岁；病程7～26年，平均(16.5±3.3)年。试验组男13例，女17例；年龄51～86岁，平均(68.5±2.3)岁；病程6～25年，平均(15.5±3.2)年。两组性别、年龄和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方法：对照组：高血压患者在入院后采用常规药物治疗、常规健康宣导以及常规护理方法，其中包含观察日常血压检测，观察饮食量与运动次数等；2个月后对患者进行复诊，填写相应的生理机能调查表，且收集与保存。试验组：在高血压患者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个体化延续护理，具体流程：①撰写患者健康手册：通过对高血压治疗资料的分析与研究，我院高血压专家利用德菲法进行讨论，最终确定适合我院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手册。②组织个体化延续护理小组：以本次研究为基础，对护理人员的标准进行选择：拥有数十年护理经验且2年以上责任护士经验；专科护理人员；沟通能力较强；急诊科骨干护理人员。对选择的护理人员进行系统化地培训，并对护理人员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进行考核。③护理流程：对高血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调查分析，同时对出院患者采用24h血压动态测试仪检测，叮嘱患者在24h之内出现的异常状况应详细记录；出院第2天，护理人员对血压动态测试仪进行回收，患者主治医师对患者的血压动态值与异常状况进行分析，制定针对性与个体化的护理流程；出院第3天，对患者进行电话回访，针对患者的血压状况和用药情况判定，给予正规指导意见；出院第10天，对患者家属进行家访；出院2个月后，对患者的复诊情况进行判断，并填写相应的生活质量调查表。观察项目：观察护理前后血压情况和护理后生活质量，其中生活质量包括精力和社会功能、健康情况以及生理功能等，评分越高说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统计学方法：利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两组数据用t检测。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血压情况比较：护理前，两组收缩压、舒张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均衡性。护理后，对照组的收缩压、舒张压明显高于试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两组生活质量比较：护理后对照组的精力和社会功能、健康情况以及生理功能的判定标准明显低于试验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讨论
个体化延续护理属于我国新型护理方法，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家庭方式、电话随访等方法，对较为严重的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能对患者治疗后的实际病情进行稳定，是根据患者实际要求进行有效护理的一种方法[4]。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高血压患者在1亿人以上，同时世界上有10亿患者受到高血压疾病的侵蚀，预计到2025年，世界上共有高血压患者15.6亿[5]。在对高血压患者基本资料分析时发现，我国高血压患者年龄在35～45岁，占总高血压患者的43%。高血压患者经过临床治疗出院后，随着时间的增长，治疗效果大打折扣，造成血压的升高，从而引发各种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个体化延续护理是指对高血压患者发生急性周期治疗或出院治疗中采取的护理方法，通过个体化延续护理方法的应用，能够满足患者对护理的需求，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6]。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护理中采用个体化延续护理方法，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高血压情况，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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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健康指导意见范文2
摘 要 糖尿病和高血压常合并存在，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性较大，易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等。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基于靶器官损害的程度选择降压药物。本文介绍常用的降压药物及其在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关键词 高血压 糖尿病 降压药物
中图分类号：R9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19-0014-05
糖尿病正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糖尿病患者中约有80%会发生高血压，高血压患者中有20%会发生糖尿病[1]。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时存在、共同作用会加快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由此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外周血管疾病和慢性肾脏疾病等并发症，使糖尿病患者提前病残并提高死亡风险7.2倍[2]。因此，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类降压人群。
1 发病特点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与一般高血压相比更为复杂，不但与遗传、胰岛素抵抗、高血糖水平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等因素有关，还与肾功能受损有关。有些糖尿病患者在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发生血压升高，这种血压升高常与肾脏损害有关，其机制大致如下：①糖尿病初期，高血浆容量状态及高肾小球灌注使得入球小动脉不能有效收缩，导致肾小球内高压。肾小球内高压会促进肾实质损害、特别是肾小球硬化。②长期高血糖水平可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蛋白外渗，引起毛细血管基底膜损害、肾小球硬化和肾组织萎缩。③高滤过状态得不到控制、球-管反馈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和高容量负荷状态的自身调节失效会加速糖尿病肾病进展并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血压升高而发生高血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化节律与一般高血压不同，其患者失去了正常的“昼高夜低”的血压波动规律，尤以收缩压负荷、夜间收缩压升高最为明显，同时血压波动增大、直立性低血压发生增加。
2 降压目标
《2012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专家指导意见》提出的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目标血压值是
3 药物治疗
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单药治疗的血压控制率低，故常需联合治疗；②常用的5类降压药物即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ACE）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Ⅱreceptor blockers， ARB）、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的降压效果没有明显差异，但就心脏、血管和肾脏等靶器官的保护作用而言，首选ACE抑制剂或ARB；③坚持个体化治疗准则，用药应注重靶器官保护、安全性、依从性以及代谢的影响等因素，根据循证医学证据选择治疗药物[8]。
3.1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
ACE抑制剂和ARB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初始或基础降压药物[8]，是目前具有心、肾保护证据最多的药物，可控制血压、改善内皮功能、减少蛋白尿或微量白蛋白和改善或防止肾脏纤维化。ACE抑制剂通过抑制ACE产生降压作用，对糖、脂代谢无不良影响；ARB通过阻断血管紧张素Ⅱ的Ⅰ型受体产生降压作用。“ADVANCE”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使用以ACE抑制剂为主的降压药物治疗能够降低心血管死亡及肾脏事件的发生率[4]。“UKPDS”和“HOPE”研究均证实，ACE抑制剂能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发生率。“UKPDS”研究还显示，ACE抑制剂能减少37%的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率[9-10]。“RENNAL”研究则表明，氯沙坦有肾功能保护作用，能减少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复合终点（血清肌酐值倍增、进入终末期肾病或透析治疗）率[11]。“VALUE”、“LIFE”、“CHARM”、“SCOPE”和“NAVIGATOR”试验均发现，ACE抑制剂或ARB治疗还可降低新发糖尿病的发病率[12]。荟萃分析表明，在使用ACE抑制剂或ARB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新发糖尿病的发病率分别下降了27%和23%[13]。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后的痴呆风险提高，而回顾性分析表明，ACE抑制剂或ARB治疗能降低痴呆风险[14]。这些药物对糖尿病新发痴呆患者也可能有延缓痴呆进展的作用。
新型降压药物阿利吉仑[15]也属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能经降低血浆肾素活性（plasma renin activity， PRA）阻止血管紧张素原转化为血管紧张素Ⅰ、影响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进而减少RAAS中、下游所有有生物活性的内源性物质的生成。由于PRA水平的增高与靶器官（肾脏）的损伤直接相关，故除降压作用外，阿利吉仑在理论上应还具有心、肾保护作用。“ALTITUDE”研究比较了阿利吉仑和ACE抑制剂或ARB在4 274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减少心血管或肾脏事件的作用。经中位32.9个月的随访，结果发现阿利吉仑组和安慰剂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间没有差异。阿利吉仑组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下降14个百分点，但高钾血症（血钾水平≥6 mmol/L）发生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分别为11.2%和7.2%）。研究认为，阿利吉仑对2型糖尿病患者终点事件的影响无益甚至是有害的[16]。不过，“AVOID”研究发现，使用阿利吉仑联合氯沙坦治疗能显著降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非常适用于血糖水平控制不佳的患者治疗[17]。总之，阿利吉仑用于糖尿病患者治疗目前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3.2 钙拮抗剂
钙拮抗剂分二氢吡啶类和非二氢吡啶类两类，后者主要有维拉帕米和地尔硫?，但在我国较少用于降压治疗。钙拮抗剂通过阻断血管平滑肌细胞的钙离子通道而产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VALUE”研究证实，使用氨氯地平治疗能较缬沙坦更快地达到降压目标。此外，两组的主要复合终点心脏致死和致残的转归事件以及次要终点心力衰竭和脑卒中的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且氨氯地平组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事件率更低[18]。“ABCD”研究显示，非洛地平能够延缓微血管病变进程以及减少卒中发生率，但对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没有益处[19]。亚组分析还显示，与依那普利相比，使用尼索地平治疗反而会提高致死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20]。但钙拮抗剂也有其优点：①对糖耐量无不良影响；②降压作用不受高盐饮食的影响，适用于我国盐敏感性高血压治疗；③具有保护血管内皮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功能，可有效降低卒中事件的发生率；④对血液系统和电解质的影响较ARB轻微。有研究显示，在2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中，钙拮抗剂引起的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血红蛋白值的降低以及对血钾水平的影响较ARB低[21]。2010年发表的《美国糖尿病学会糖尿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首选ACE抑制剂或ARB治疗；如单药治疗效果不佳，可再联合利尿剂或钙拮抗剂治疗。我国《2012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专家指导意见》则指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使用钙拮抗剂的优先级排在ACE抑制剂、ARB、β-受体阻滞剂和低剂量噻嗪类利尿剂后，且应选择长效制剂[3]。
3.3 利尿剂
我国多用噻嗪类利尿剂、主要是氢氯噻嗪和吲达帕胺。但因利尿剂可激活RAAS以及对糖、脂肪和电解质代谢有不利影响，故较少单独用于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ALLHAT”和“SHEP”试验都提示，高血压患者使用氯噻酮或氢氯噻嗪治疗有提高新发糖尿病的倾向[22-23]。“INVEST”研究发现，在钙拮抗剂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噻嗪类利尿剂会提高新发糖尿病的发生率并有剂量依赖性趋势[24]。但“SHEP”试验发现，老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使用小剂量氯噻酮能够降低34%的全部终点事件发生率[25]。目前认为，低剂量噻嗪类利尿剂对糖耐量和血脂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与其他降压药物（ACE抑制剂、ARB、β-受体阻滞剂或钙拮抗剂）联合使用以更有效地控制血压。不过，在阿米洛利等保钾利尿剂或螺内酯等醛固酮拮抗剂合用ACE抑制剂或ARB等降压药物治疗时需注意发生高钾血症的风险。
3.4 β-受体阻滞剂
β-受体阻滞剂通过抑制交感神经活性、减慢心率和抑制心肌收缩力产生降压作用。“UKPDS”研究证实，联合使用阿替洛尔和卡托普利强化控制血压组的所有糖尿病相关终点率都明显降低，且大血管病变和微血管病变事件均显著减少[9]。不同的β-受体阻滞剂有不同的特点。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卡维地洛能改善内皮功能[26]；高β1-受体选择性的奈必洛尔无内源性拟交感神经活性且有膜稳定性，并可通过激动β3-受体增强一氧化氮的释放，故还具有改善冠状动脉的灌注、舒张外周血管、舒张心肌和增加左心室充盈的作用。卡维地洛和阿罗洛尔还能阻滞α1-受体，从而产生周围血管舒张作用。
β-受体阻滞剂对糖代谢有不良影响。有研究认为，β-受体阻滞剂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基化血红蛋白值升高并加剧胰岛素抵抗现象[27]。“ASCOT-BPLA”和“ALLHAT”研究都提示，β-受体阻滞剂有提高新发糖尿病的倾向[28-29]。“ASCOT-BPLA”和“LIFE”研究还显示，β-受体阻滞剂防治脑卒中的疗效不佳[28，30]。可能是由于过分担心β-受体阻滞剂的不良反应，国内β-受体阻滞剂在高血压治疗中的使用率仅为2%[31]，而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30%[32]。β-受体阻滞剂在国内的使用明显不足，在糖尿病患者中的使用更少。阿替洛尔的国外循证医学证据较多。有研究显示，高选择性的β1-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和美托洛尔等对糖代谢的影响较小，而卡维地洛和阿罗洛尔扩张周围血管的作用能抵消与阻滞β2-受体相关的对糖和脂代谢的负面影响以及冠状动脉痉挛的不良反应。这些药物可能更适合用于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如果患者同时伴有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则降压治疗应优先联合使用β-受体阻滞剂。
3.5 α-受体阻滞剂
只有少数患者在使用选择性α-受体阻滞剂（哌唑嗪、特拉唑嗪等）进行降压治疗。由于循证医学没有证实α-受体阻滞剂有减少心血管事件的有益作用，故现高血压治疗指南已不再推荐α-受体阻滞剂作为一线降压药物。“ALLHAT”研究显示，α-受体阻滞剂虽能有效降低血压，却不能减少心血管终点事件风险[22]。此外，α-受体阻滞剂不能减少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故仅对重症或顽固性高血压在使用ACE抑制剂或ARB、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治疗后血压仍未达标的2型糖尿病患者才考虑联合使用。
3.6 联合治疗
最常用的联合治疗方案为ACE抑制剂或ARB联用钙拮抗剂和（或）利尿剂。ACE抑制剂或ARB可阻断钙拮抗剂和（或）利尿剂所致反射感神经张力增加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和心率加快的不良反应。该联合方案的有效性已得到众多循证医学证据的证明。“ASCOT-BPLA”研究显示，与阿替洛尔联合苄氟噻嗪相比，钙拮抗剂联合ACE抑制剂治疗能使收缩压降低3 mmHg、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16%[33]。“JIKEI HEART”和“KYOTO HEART”研究显示，ARB联合钙拮抗剂治疗能较单用钙拮抗剂更显著地降低脑卒中风险[34]。“ADVANCE”研究表明，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这一联合治疗方案能使大血管和微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9%[4]。在ACE抑制剂或ARB联合钙拮抗剂和（或）利尿剂方案中，如两药联合治疗仍不能有效控制血压，则可加用第3种药物，如ACE抑制剂或ARB联合钙拮抗剂和噻嗪类利尿剂。美国心脏病协会在其有关难治性高血压降压治疗的建议中建议联合使用这3类药物[35]。存在冠心病或心力衰竭时，应联合β1-受体阻滞剂治疗。如3药联合治疗仍不能有效控制血压，需考虑加用第4种药物，此时往往是ACE抑制剂或ARB联合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
不被推荐的联合治疗方案有：①ARB联合ACE抑制剂。“ALTITUDE”和“ONTARGET”研究已经证实，这类联合治疗没有任何益处，且有更多的不利影响[36-37]。但对存在蛋白尿或心力衰竭患者，这类联合治疗可能有一定的益处。②利尿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这类联合治疗对糖代谢有不利影响，不推荐用于糖尿病患者。
4 结语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较高，而严格控制血压并使之达标能显著降低风险，故降压达标十分重要。在临床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心血管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程度和合并疾病等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并制定适合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远期心、脑血管事件及总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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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健康指导意见范文3
当天下午，由首都医科大学心脏病学系副主任华琦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孙宁玲教授牵头，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两个学术机构联合众多专家制定的《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也在此次活动上正式。另据记者了解，去年9月17日，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在京成立，华琦教授当选为分会会长。该分会成立一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老龄人群，捍卫老年群体的生命健康，他们先后制订了3部中国专家共识，《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只是其中的一个。因此，在当天的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活动间隙，本刊记者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成立一年来的主要工作进展以及三部专家共识出台的背景、意义及相关内容，对华琦教授做了独家专访。
高血压分会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平台
“要了解《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的出台背景，必须从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的成立说起。”采访一开始，华琦教授首先这样说。
谈及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的成立背景，华琦教授首先介绍说：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显示，我国每年因血压升高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高达204万，中国卫生总费用为31869亿元，其中高血压直接经济负担占6.61%。《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则显示，在我国高血压患者中，有41%接受了药物治疗，血压达标的患者占13.8%，较2002年的24.7%和6.1%有了明显提高。但在整体范围内，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或边远地区情况尤为严重。在上述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促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高血压的管理工作，培养相关人才，促进国家分级转诊制度的改革，2015年9月17日，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和青年委员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宣布成立。据记者了解，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华琦教授当选为高血压分会会长和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文、刘梅林、李艳芳、郭艺芳、高平进、李为民、陈鲁原、张源明、袁洪、祝之明当选为分会副会长；李静、胡亦新、蔡军、皮林、丁春华、李悦、李燕当选为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华琦教授介绍说：“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成立后，以第一届委员会共181名专家及第一届青年委员共100名青年才俊为主，构成了学术团队的中坚力量，迅速针对高血压防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工作；分会成立后也很快成为我国高血压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平台之一。一年来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就是发起制定了《高龄老年人血压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和《老年人血压过度波动应对策略中国专家共识》。”
华琦教授进一步介绍说：《高龄老年人血压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是今年1月份正式的。“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对老年高血压的诊断和治疗提出了建议。然而，由于循证医学证据缺乏，80岁或80岁以上高龄老年患者的血压管理仍然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血压达标率低于80岁以下人群。我们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结合我国现状以及高龄高血压临床研究结果，制订了《高龄老年人血压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希望能够完善我国血压管理策略，有效降低高血压对高龄人群的危害。”
“老年高血压的发生机制主要源于大动脉僵硬度的增加、心脏瓣膜的钙化、肾功能的减退和微血管的减少。多项应用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进行的研究表明，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大，治疗和管理更复杂、更困难。因此，我们还制订了《老年人血压过度波动应对策略中国专家共识》。”华琦教授透露，“这个《专家共识》目前仍在修订、完善中，不久即将正式。”她接着介绍说，“剩下的就是今天正式的《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了。这是针对我们以往称之为‘号’的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这一种药物专门制定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号”解决了
我国缺少降压药物的大问题
在解析《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之前，华琦教授首先向记者回顾了“号”这一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的研发历史。
她首先介绍说：“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之所以简称‘号’，是因为研发伊始，它最早被称为‘号’，后来也曾被称之为‘北京降压号’。”华琦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号”的诞生，与我国三位著名专家密不可分，他们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著名医学家吴英恺和洪昭光。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降压药物较少，许多降压药需从国外进口。为进一步提高降压疗效，上海高血压研究所邝安医淌诟据中医“轻可去实”的理念，突破当时国际上盛行的“阶梯疗法”，提出了小剂量、多种药物联合应用的“小复方”构想，并研制出了“复方降压片”，开创了用固定复方制剂治疗高血压的先河。后来，吴英恺院士、洪昭光教授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采用优选法，研发了“长效小复方”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也就是著名的“号”降压药。“号”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我国高血压治疗缺少相应药物的大问题。“号”诞生后，在吴英恺院士的积极推动下很快投入生产和临床应用，一直到今天。华琦教授认为，作为我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一种长效小剂量单片固定复方制剂，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每日服药一次，就可平稳地降低血压，这便有效地改善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尤其适合基层医疗机构对轻中度高血压患者的治疗。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指南纷纷认识到了这一药物的学科地位，逐渐加大了对“长效小复方”的推荐力度，这也充分说明我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广泛普及的“长效小复方”理念的先进性。
华琦教授还介绍说，“号”降压药主要由基础降压药和利尿药组成，每片含基础降压药硫酸双肼屈嗪12.5mg、利血平 0.1mg，含利尿药氢氯噻嗪12.5mg、氨苯蝶啶12.5mg。这些年来，关于“号”的临床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的孙宁玲教授领衔开展的全国、多中心《北京降压号与氨氯地平（络活喜）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对比研究》，全国、多中心、纳入 5269 人的长期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子课题――降压号与吲达帕胺随机对照有效及安全性研究》和《北京降压号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疗效及安全性评价》长期研究，以及《复方利血平氨苯喋啶片联合其他抗高血压药物治疗非杓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达标情况及其安全性》半年期研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常务副院长胡永华教授主导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降压号治疗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 《降压号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脂质代谢影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降压号对社区高血压患者电解质和血尿酸的影响》；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有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苏定冯教授开展的《北京降压号对靶器官的保护作用》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王增武教授开展的《号与复方降压片对比研究――社区复方制剂抗高血压治疗研究》等。
“更令学界关注的是，我国高血压防治的旗帜性人物、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主席刘力生教授正在领衔开展的一项研究――CHINOM试验。”华琦教授继续介绍说，“CHINOM试验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血压正常高值人群中进行药物干预的、以并发症为研究终点的大规模临床试验，计划随访65000人，预计将在2018年公布实验结果，让我们共同期待！”
针对国情，
制定我们自己的专家共识
中国的“长效小复方”已经诞生半个世纪了，针对“号”的研究和使用至今依然经久不衰，但在使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扰着广大临床工作者和广大患者。针对这种情况，为规范临床、指导诊疗，由华琦教授、孙宁玲教授牵头，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两大权威学术机构联合众多专家制定了《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号）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谈及这部《中国专家共识》的缘起，华琦教授说：“这事儿还得追溯到 2015年9月17日召开的‘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专家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阜外医院的王增武教授对我国高血压流行病学现状作了介绍，安贞医院的李艳芳教授对‘号’的循证医学证据作了介绍。与会专家对‘号’在基层广泛应用、在高血压防治中的贡献表示肯定，也对其目前存在的疑虑、未来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王增武等专家还提出，‘号’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药品，我国地广人多，高血压发病情况复杂，发病率也在增高，我们为什么不制定自己的专家共识，以指导临床应用？于是，那次研讨会便决定将‘号’已有的临床试验加以整理，邀请专家推出《号在基层使用的指导意见/专家共识》，以帮助基层医生规范使用药物――这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专家共识》最终得以出台的背景。”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华琦教授感叹着继续回忆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临床工作者围绕‘号’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经过筛选，我们最终梳理出了与‘号’相关的文献160余篇、与高血压相关的文献数十篇，共计近200篇文献。由于这些文献的证据层次水平不一，又经过艰苦的工作，我们进一步梳理出35篇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最终选择了最简洁的表达方式，字斟句酌、力求公正地拿出了这个共识的初稿。在此过程中，我们于今年1月28日、4月16日、7月12日分别召开了共识启动会、讨论会和定稿会，先后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刘力生教授、范利教授等63位专家参与讨论，给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几易其稿、数十次增删，光文章的架构就大调整了3次，最终才得以定稿，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文件。这个共识的执笔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李静教授，为此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针对这一《专家共识》的内容，华琦教授介绍说，共识认为，我国传统固定复方制剂降压效果明确且价格低廉，可作为基层降压药的一种选择。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号）是传统的固定剂量的单片复方降压药，自问世以来，在我国人群中积累了大量的使用经验。在当前众多新药涌入市场的情况下，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仍然是基层医疗单位治疗轻中度高血压的常用药物之一，在中国高血压防治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共识全面回顾了与“号”相关的循证医学证据，并据此对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适用人群和使用方法进行了总结、推荐和建议。
共识认为，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降压疗效明确，使用方便，价格低廉，不良反应较少，可作为降压治疗的选择之一。目前，以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为基础治疗方案的CHINOM研究（中国正常高值血压伴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者的干预研究）已经入选受试者10689人，该研究随访期为5年，预计2018年公布研究结果。这项研究结果的公布，将有助于进一步证实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的疗效和安全性，奠定其在我国高血压预防和治疗中的地位。
华琦教授说：“我们希望这个专家共识能为临床医生在高血压防治中提供确切的指导和帮助，也为中国高血压防治事业提供助力。”同时她还认为，《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的正式，充分说明我国的“号”以其明确的降压效果，方便的使用，低廉的价格，较少不良反应的特点，得到临床医生和广大专家的一致认同，这个药物必将在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最终能够有效捍卫我国民众的生命健康，为助力“健康中国”大业，增添一份力量！
高血压患者健康指导意见范文4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各级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精神，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树立公共卫生治未病的理念，进一步完善重点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工作机制，加快推进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建设，全面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二、工作目标
（一）健康管理服务
1、加快健康管理服务联合体建设。在上级要求和指导下建设县级健康管理服务联合体。
2、提高健康管理重点人群覆盖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90％以上，糖尿病、高血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达50%以上。
（二）重点疾病防控
1、艾滋病防治。完成高危人群艾滋病检测1000人，新发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8人，符合治疗标准成人和儿童抗病毒治疗比例不低于85%（按照CD4计数小于500/ul的标准）。
2、结核病防治。免费筛查疑似结核病病人1575人，免费治疗肺结核病人373人。
3、血吸虫病防治。人群查病15000人次，扩大化疗7000人次，规范免费救治14例晚期血吸虫病人；钉螺调查2300万平方米，药物灭螺120万平方米。
4、预防接种。完成6.3万剂次第一类疫苗接种，以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95%以上。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适地增加预防接种点。（宜昌下达指标为增加2个接种点）
5、慢性病防治与精神卫生。管理高血压患者26098人、糖尿病患者10765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100人。
6、急性传染病防治。按照要求规范管理散发传染病病例，各医疗机构尤其是市人民医院做好流感样病例及疑似手足口病抗原快速检测。
7、职业病防治。全市职业病报告率达95%。
8、疫情网络报告。网络直报正常运行率100%，进一步推进医院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
（三）卫生应急工作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率达100%。
2、积极争创第一批省级卫生应急示范县（市、区）。
3、加强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卫生应急工作，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
（四）食品安全保障
1、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完成食品化学性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的馒头、淀粉类制品、黄花菜、饼干、面包等5大类106项次样品检测任务，食品微生物和致病因子监测的生禽肉、及时发酵豆制品、鲜榨果蔬汁等3大类340项次样品检测任务。
2、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验室和哨点医院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食源性疾病防控体系，各医疗机构按要求加强食源性疾病的监测及信息报送工作，更好的服务于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
三、工作措施
（一）继续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强基工程”
1、建立市防治重大疾病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强化多部门合作，统筹协调全市重大疾病防治工作，不断健全和完善重大疾病防控政策和措施。
2、积极推进疾病防控体系建设。推动落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疾控中心岗位设置指导意见和传染病防治人员安全防护意见，健全完善疾病预防控制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疾控工作制度、程序和标准，切实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化建设。加强疾控机构实验室管理，强化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和干预，提高卫生检测社会化服务水平。
3、继续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强人才的更新与引进，探索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实施多元化培养模式。继续开展疾控机构岗位练兵大比武活动，全方位开展全员岗位培训，大力推广疾病预防控制适宜技术。强化健康管理团队服务能力建设，努力提高指导基层的能力。继续加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科规范化建设，强化全科型公共卫生医师指导团队和责任团队的建设，加强社区和村级疾病预防控制服务网底建设，增强城乡社区健康管理功能。
（二）逐步推进健康管理工作
探索健康管理运行机制。加快健康管理专家队伍建设，推动健康服务业发展。加强健康管理中心能力建设，实现疾病管理向健康管理转变。争取基层社区和网格管理政策支持，探索健康管理师参与网格化管理工作。争取医保部门支持，探索健联体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总额预付、费用前置制度，用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健康管理服务。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一步增强新农合保障、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保障合力，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健康管理服务。
（三）深入推进疾病预防控制重点工作
1、加大艾滋病综合防治力度。全面推进“医防合作”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落实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主动监测、分级诊疗、定点救治、全程管理”。探索阻断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有效干预模式，强化青年学生、男性同性人群艾滋病综合干预，扩大艾滋病检测咨询覆盖面，努力降低新发感染。全面推进“五扩大六加强”和“四免一关怀”措施，进一步加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发现和管理力度。切实加强艾滋病感染者的早发现工作，落实首诊负责制。
2、加强结核病防治工作。结合深化医改，依托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当前“医防合作、分级诊疗、定额支付、全程管理”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强化定点医院诊疗路径和一站式服务。加强肺结核患者发现及转诊工作，进一步落实患者治疗管理、疫情监测和实验室工作，加强督导检查力度，全面提高工作质量。加强中小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新涂阳肺结核病人数发现率保持在70%以上，肺结核患者治愈率保持在85%以上。
3、落实血吸虫防治任务。贯彻落实《血吸虫防治条例》，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明确工作职责。开展血防健康教育，做好血吸虫病疫情监测点监测工作，有效控制急性血吸虫病的暴发和流行。做好沮漳河水系血防联防联控工作。落实晚血病人规范免费救治工作。进一步压缩钉螺面积，巩固传播阻断成果，努力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
4、巩固免疫规划工作成果。继续开展“三查三补”和“四项整顿”，巩固预防接种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年活动成果。落实一类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覆盖率达100%；实施消除麻疹行动，调整脊灰疫苗免疫策略，继续保持无脊灰状态。开展“互联网+预防接种”试点工作，加强宣传教育，普及预防接种知识，规范接种行为。加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调查和诊断工作。加强全市二类疫苗规范管理，推进预防接种信息化建设。
5、加强重点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进一步完善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做好人感染H7N9禽流感、手足口病、麻疹、流感、布病防治工作，严防寨卡病毒、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登革热、疟疾等输入性传染病在本地扩散蔓延。强化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和报告工作，针对重点传染病及时开展疫情研判与分析，提高法定传染病实验室诊断率。加强学校、托幼机构的呼吸道与肠道传染病突发疫情的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工作，指导督促教育部门落实托幼机构及小学晨检制度。
6、加强地方病、寄生虫病、慢性病防治工作。强化地方病防治监测体系建设，有效落实防治干预措施，推进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的工作进程，巩固地方性碘缺乏病防治成果。做好儿童、学生等重点人群的寄生虫病防治工作。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35岁以上人群实行首诊测血压制度。
7、加强精神卫生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精神卫生法》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要求，全面落实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依法推进精神卫生工作。强化精神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逐步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探索救治救助政策“一站式”服务。启动精神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精神卫生科建设。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随访工作，及时为辖区内诊断明确的患者建立健康档案。
8、加强“四大卫生”工作。认真贯彻实施《职业病防治法》，进一步规范职业健康检查等工作。加强职业病监测和报告，提高监测方案的科学性和监测覆盖面。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能力建设，建立完善职业病防治网络。
（四）及时有效处置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推进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建设。健全市、镇（社区）、村三级卫生应急组织管理体系，继续加强卫生应急“一案三制”建设，尽快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的《全国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督促指导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院内卫生应急日常管理，明确规范医院卫生应急职责，建立健全医院卫生应急组织体系，提升医院卫生应急处置能力。积极开展省级卫生应急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
2、规范卫生应急队伍管理。按照省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加强全市卫生应急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开展卫生应急人员技术培训，规范应急物资储备，积极备战全省卫生应急技能竞赛，提升卫生应急队伍处置能力。
3、健全突发事件公共卫生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月评估、季会商、年总结制度，继续开展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监测预警、信息报告、风险评估等工作，并加强结果运用。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部门联动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机制，继续联合教育、食药部门做好学校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从源头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利用国家舆情监测平台科学监测分析舆情，充分利用舆情评论手段为卫生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决策支持，进一步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
（五）切实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高血压患者健康指导意见范文5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病率；危险因素；保护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4-4721（2011）07（c）-194-03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是老年男性常见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由于BPH发病率高，药物治疗有一定不良反应而手术治疗又有一定风险及并发症，所以BPH严重影响了中老年男性的生活质量[1]，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速，BPH的患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2]。为了解BPH在梧州市发病情况，查找BPH的高危因素及保护因素，为进一步的社区干预提供依据，通过社区努力干预而达到进一步控制和降低BPH的发生及发展，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慢性病管理水平。笔者选择梧州市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边区作为调查区域，笔者考虑BPH是一种多因素疾病，除了一致公认的老龄化因素和雄激素代谢影响这两大基本因素外，尚有植物雌激素、吸烟、饮茶、饮酒及运动及高血压、高体重、高血糖、高血脂等已知及未知的因素起作用，国内外已有相关报道[3-5]。本工作调查是对梧州市两个代表性社区40岁以上男性居民进行BPH的患病及发病情况调查，重点了解高血脂、高血糖、高蛋白饮食，吸烟、饮酒、蔬菜、水果、豆类饮食和登山、游泳等生活情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查找可能影响BPH发病的高危因素及保护因素，为进一步社区防治BPH提供依据及指导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梧州市长洲区大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表新城区）及梧州市万秀区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表老城区）管辖区为调查范围，选择区内40岁以上男性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共有19个社区，总人口101 740名、其中，男性51 883名， 40岁以上为23 606名，分别从大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个社区中随机抽取2个社区以及从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个社区随机抽取3个社区40岁以上男共计6 373名进行普查（占梧州市区辖区40岁以上男性居民总数的11%，占调查范围内40岁以上男性居民的27%），其中40～49岁2 266名、50～59岁1 593名、60～69岁1 266名、70～79岁885名、80～89岁312名、90岁以上51名，各年龄段的失访率控制在10%以内。
1.2 方法
1.2.1 调查方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进行健康调查，慢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健康体检时由全科医生及全科护士采用问卷记录，采用一对一的接诊调查或上门调查或电话调查方式。
1.2.2 调查内容①年龄；②职业；③婚姻及性生活情况；④吸烟及饮酒、茶、豆浆、牛奶和食水果情况；⑤运动情况；⑥饮食（分植物为主及动物为主两类）；⑦对BPH了解情况；⑧BPH发现年龄及出现尿路症状年龄；⑨诊治情况（有无手术治疗，有无规范治疗）；⑩是否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
1.2.3 BPH判断以医院（包括一、二、三级医院）的既往诊断及体检发现为标准，如3年内未有体检资料的免费作直肠指检前列腺（≥3 cm）进行判断。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分析，对数据采用χ2检验，方差分析等检验方法。
2 结果
2.1 患病情况
按每10岁为一年龄段统计其患病情况，具体结果见表1。
梧州市40岁以上男性居民BPH患病率为33.3%（1 941/5 826）与徐伟刚等1995年上海市区的BPH患病率为53.9%（656/1 218）两者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发病情况
按每10岁为一年龄段为统计其发病率，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表2说明，2001年1月～2002年12月3年平均发病率为3.14%（548/3/5 826），2003年1月～2005年12月3年平均发病率为3.47%（607/3/5 826），2000年发病率为2.94%（171/5 826），2005年发病率为4.10%（239/5 826），结果表明，BPH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其发病高发年龄为60～89岁，其中70～79岁为最高发病年龄，同时近年发病年龄有明显的年龄化趋势。BPH临床症状随年龄增大而明显，总体BPH临床表现率为11.4%，年龄60岁以上为27.9%。
2.3 职业情况与发病情况调查结果
按站立式或行动性工作为主的称为Ⅰ类职业，而坐式或少活动为主的职业称为Ⅱ类职业，被查5 826名中Ⅰ类职业人3 217名，患病921例，患病率为28.6%，Ⅱ类职业人2 609名，患病1 020例，患病率为39.1%。两类职业的患病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Ⅱ类职业人患病明显偏高。
2.4 生活饮食习惯与BPH的患病关系调查结果
2.4.1 吸烟（每日吸烟≥3支）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吸烟4 013名（吸烟率为68.9%），吸烟人数为1 429例，患病率为35.6%，非吸烟人数为1 813名，患病人数为512例，患病率为28.2%，吸烟与非吸烟人群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吸烟人患病率明显偏高。
2.4.2 饮酒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经常饮酒者（每日饮酒精含量超15 ml）有1 679名，患病人数为987例，患病率为58.8%，非经常饮酒4 147名，患病954例，患病率为23%，结果表明饮酒多明显增加BPH患病率。
2.4.3 饮茶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经常饮茶2 330名，患病437例，患病率为18.8%，非经常饮茶者3 196名，患病1 504例，患病率为43%，结果表明饮茶有助于降低BPH的发生。
2.4.4 饮豆浆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经常饮豆浆（每日饮100 ml以上或食黄豆、大豆25～50 g）2 012名，患BPH 240例，患病率为11.9%，非经常饮豆浆3 814名，患病1 701例，患病率为44.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5 饮牛奶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经常饮牛奶（每日饮100 ml以上）1 210名，患病428例，患病率为35.4%，非饮牛奶4 614名，患病1 513例，患病率为32.8%，牛奶饮食对BPH发病影响不大。
2.5.6 经常食用水果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经常每1～3天食用水果（以柑桔、香蕉、龙眼、荔枝等热带水果或苹果为主）250 g以上者有1 016名，患病152例，患病率为14.9%，非经常食用者4 810名，患病1 789例，患病率为37.2%，说明多食水果有助于降低BPH患病率。
2.4.7 运动锻炼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经常运动（每日相当于步行2 km或游泳半小时或球类活动半小时）有2 912名，患病553例，患病率为19.0%，少运动者2 914名，患病1 388例，患病率为47.6%，说明运动迁走有利于降低BPH患病率。
2.4.8 饮食与BPH患病情况把饮食分为两类，以植物为主饮食为Ⅰ类，以动物为主食（每日肉类大于150 g）为Ⅱ类，（以近10年饮食为准），Ⅰ类饮食有2 711名，患病596例，患病率为22.0%，Ⅱ类饮食有3 115名，患病1 345例，患病率为43.2%，说明植物类饮食为主食人群BPH患病率明显低于动物类饮食（P
2.4.9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与BPH患病情况抽查5 826名中患高血压1 631例，合并BPH 796例，合患率为48.8%，体重超标1 513例，合并BPH 736例，合患率为48.6%，高血脂1 522例，合并BPH 652例，合患率为42.8%，高血糖251名，合并BPH 100例，合患率为39.8%，合并有上述“四”高中≤2项高的有1 019例，合并BPH 577例，合患率为56.6%，上述结果表明高血压、高体重、高血脂、高血糖人群BPH患病率明显高于40岁以上男性BPH患病率为33.3%。本调查结果40岁以上男性高血压患者合并BPH患病率与史新竹、宁夏的研究相似[3-4]，说明高血压、高体重、高血脂、高血糖发病有一定关系。
2.4.10 40岁以上男性对BPH知晓情况抽查5 826名中对BPH有初步了解的1 375名，占23.6%，患有BPH者1941例，了解BPH的有1 162名，占59.9%，未患有BPH者3 885名，了解BPH者有64名，占5.5%。结果表明未患BPH者对BPH了解不多，重视不够。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站立式或活动性工作方式，适当的健康运动，多饮茶、豆浆、多食水果及以植物类为主食等为保护因素能明显降低患BPH的风险，而吸烟、大量饮酒、多坐少活动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体重等为高危因素，都会增加患BPH的风险。梧州市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环境相对封闭，但属于山城水都，山青水秀，特产有冰泉豆浆及六堡茶驰名中外，市民有饮豆浆、喝早茶、爬山、下江游泳等良好生活习惯，生活休闲，故梧州市BPH患者只有33.3%，与徐伟刚等1995年调查上海市区的BPH患病率53.9%相比较明显偏低（P
[参考文献]
[1]徐伟刚,王国民.上海市区良性前列腺增生病患病情况及其与生活情况的关系[J].上海医科大学学报,1996,23(6):415-418.
[2]史新竹,时景璞,宁夏,等.农村老年人高血压与前列腺增生的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8):942-943.
[3]宁夏,时景璞,郑力国,等.沈阳市农村老人良性前列腺增生患病情况调查[J].中国卫生统计,2002,19(1):26-27.
[4]汪婷婷,毛广运,蒋善群,等.农村高血压人民群良性前列腺增生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24(2):191-192.
[5]顾方六,山岗志,王通生,等.北京城乡良生前列腺增生发病差异[J].中国泌尿外科杂志,1995,16(7):387-390.
高血压患者健康指导意见范文6
关键词：全科医生制度；社区居民；就医行为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健康水平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但目前医疗服务资源不均匀，社区服务水平远不及需求。社区居民存在着就医不及时、就医机构趋高、不合理用药以及遵医行为不足、健康意识保健意识缺乏等不合理的就医行为。为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我国2011年出台《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实行社区全科医生负责制，合理规范全科医生行为，引导社区居民形成良好的就医行为。目前，国内外对全科医生制度的研究集中在对该制度设计的描述上，对其政策影响研究较少，政策的反馈不足。因此，分析政策的影响结果对其调整和完善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建立在全科医生制度相关理论、就医行为相关理论、政策与行为的互动理论基础上，建立本文的影响路径分析逻辑框架，结合相关现实状况对全科医生制度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做出探讨。对政策的有效性和完善性进行相关评价，指出当前全科医生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就医行为理论及分析路径。国外学者建立了较为丰富的就医行为理论模型。戴维・麦肯尼克将就医行为区分为卫生资源利用行为和就医促进行为，后者包含了预防行为、卫生服务利用行为、保健行为。在就医行为分析路径的分析上，首先，从研究主体来区分，姜丽（2010）指出，国外对于就医行为的研究分为关注结果和关注过程的研究；国内学者张容瑜（2012）将卫生服务利用行为的分析路径分为两类，一种分析影响因素，另一种分析就医路线。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建立在Andersen模型上选取部分影响因素直接进行结果检验，并将就医行为仅仅局限于卫生服务行为。本文就医行为定义为就医促进行为，并结合Andersen模型影响因素与健康理念模型中建立新的分析路径。
（二）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蒋敏，李晓松（2007）利用关联规则中的Apriori算法，探讨影响患者就医行为各种因素间潜在的、有价值的关系，指出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影响因素是复杂而多变的。黄欢（2010）通过问卷调查对日照市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研究发现，以往就医经历、媒体信息情况、他人推荐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有影响。任晓（2010）运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大小进行了研究，对就医选择影响的前八名因素为疾病程度、居民类别、婚姻状况、医疗服务价格、家庭规模、是否参保。但是国内大多数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具有分散性的特征，本文对影响因素分析进行了分类，并为政策的引入建立了影响路径模型。
（三）全科医生制度下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研究。王敏，张开金（2010）提出，只有不断改善就诊环境，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才能引导居民合理就医；靳婕，周颖清（2011）指出，全科医生制度缩短了人们看病治病的路径，提高了就医的及时性与可及性，就医意愿加强；陈宪泽，詹小清（2014）指出，全科医生制度中签约服务存在着供方诱导需求的现象，会影响社区居民合理就医；高其法（2006）从医患关系层面指出，全科医生的年龄、性别、学历、医疗质量及水平对社区居民的就医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总得来说，国内基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对居民就医行为的研究较多，而全科医生制度对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很少。本文将从正负两个方向进行分析，并对全科医生制度的完善提出一定的建议。
三、理论模型
本模型建立在健康理念模型和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上。通过内在的知觉、态度和信念进行心理决策以及外在即输入变量共同影响就医行为。
四、现实分析
（一）全科医生的服务模式与内容。首先，我国全科医生的服务模式与先进发达国家一样为签约服务模式，即医生责任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建立契约关系而进行的委托关系。其次，在服务内容上，我国与其他国家也大致相似，但是包含了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两大项。集健康教育、预防、医疗、保健、康复、计划生育等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并且与二、三级医院进行竞争与合作，双向转诊。
（二）全科医生制度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路径及结
果分析。（1）准入机制。在准入机制层面，政策主要通过改变外在医生水平与态度这个因素，内在患者在心理层面对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信任度，从而改变患者的就医机构选择、医生选择及遵医行为。从正向来看，高学历要求及“5+3”培养模式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加强了患者就医的信心，就医机构选择回流社区，医疗费用一定程度降低，社区的遵医行为有所提高。但是，目前我国准入机制也存在着软约束力的现象，社区全科医生供不应求，高质量人才趋高就业，导致正向引导不足。（2）服务内容及模式上。在服务内容和模式上，政策主要通过改变医生建议与经济费用两个因素，来影响社区居民预防及保健行为、就医机构医生选择及用药行为。首先，全科诊疗提高了服务资源的可及性与及时性，降低了医疗费用，因此社区居民趋向社区就诊取药。其次，在委托―模式下，人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关系，供方诱导需求行为会减少。再者，健康档案管理提高了居民进行健康管理的意识，但也存在着流于形式的现象，作用发挥受限制。（3）分级诊疗。在分级诊疗层面，主要是通过影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医疗技术水平与态度、医疗技术设备三个因素来影响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在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制度下，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增强，由于政策支持，社区医疗技术设备，医生水平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社区居民就医机构选择的影响是会向社区医疗机构流向。但实际实施过程中，社区首诊的比例增加并不明显，其次，由于患者及其家人心里因素的影响，单向转诊严重，回转不畅问题层出不穷。（4）监管付费补偿激励机制。对于监管付费及补偿激励机制，两个层面进行了整合，主要是通过影响医生的水平和态度来影响社区居民对社区全科医生的信任度，从而就医机构、遵医行为、及用药行为进行引导。实际状况中，我国的监管、付费补偿激励机制并不完善，社区全科医生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从而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并没有形成好的正向的引导。大多数社区居民还是选择趋向大医院及专家诊疗。
（三）全科医生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建议分析。（1）当前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存在的问题。1）供需失衡。由于收入的差异性和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数医护人才就业趋高，供不应求。从质量上来看，准入机制软约束，社区全科医生的整体质量水平较低，大多数医生仍然是老社区的传统医生。其次，服务范围有限，局限于基层首诊与转诊，诱导需求存在。社区居民对全科医生满意度与信任度较低。2）激励机制不足。国外对于全科医生的奖励机制类似于绩效奖励，按照全科医生完成的服务数量与质量进行综合考核，一方面，提高了整体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对全科医生进行了奖励激励。我国在激励机制层面非常薄弱，缺乏考核，处于政府发放固定工资的状况。3）政府补贴不足。政府补贴即，增加社区居民报销比例及为全科医生提供培训学习机会、奖金福利。但目前我国对于全科医生制度下的社区主体只有制度层面的规定，补贴较少，导致制度的推广和运行缓慢，对整个社区居民就医行为的合理化作用较小。
（2）国外先进经验借鉴。1）完善准入机制与服务内容。在当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高校医药专业、高级医院调用的专业人才任用及新人才的招聘来实现全科医生数量和质量的保障。其次，完善服务内容，学习国外强制性转诊手续，并且通过费用给付过程对专科医生进行约束，从而使社区居民形成从社区先就诊的就医行为。2）逐步建立起自愿签约服务。社区居民可以自由更换全科医生，促进全科医生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医生合理的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对社区居民进行正向的就医引导。3）政府要进行相应的补贴。在社保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中介购买全科医疗服务，按照服务任务完成情况和人头数多少付费，对其业绩进行一个考核和奖励，即付费与个人业绩和服务质量挂钩，从而实现保障服务质量和控制医疗费用；4）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考核、培训、激励机制。通过设置指标，如荷兰的患病率、按年龄的处方次数、服务利用年增长率、年转诊率等进行考核。并通过进一步的培训，从而提高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素养与专业技能。建立和形成好的激励机制，如与任务挂钩，通过绩效进行奖励，形成其合理的行为，为社区居民负责。
五、小结
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立之后，通过提高服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卫生服务质量等，对社区居民就医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正向引导，但由于制度本身的不足，如准入机制、监管奖励机制的不完善，医生对患者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导向。因此，结合现状及国外先进经验对全科医生制度进行完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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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容瑜.卫生政策要素对农村高血压患者就医行为和费用的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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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敏，李晓松，段磊.关联规则在挖掘患者就医行为模式研究中的应用[J].现代预防医学，2007，（9）.
[5] 陈宪泽，詹小清.基于全科医生的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