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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范文1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范文2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 列宁
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目前虽然经济危机的势头已不如当初，经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全球经济已步入“后危机时代”，而后危机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经济呈现复苏的状态，但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这次“后危机时代”现象的深入剖析与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与前景的探讨中运用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来科学的认识这次“后危机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出路是很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一、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望与“后危机时代”的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金融市场，而从07年开始蔓延开来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骤然恶化，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市场的急剧的动荡和恐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出手救援金融危机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次由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场市场经济动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灾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欧洲一些小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动荡。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变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信心已经慢慢地恢复，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开始上调，全球经济也开始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但“后危机时代”中固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蛰伏，危机并没有消除。迄今为止，尽管目前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许多的变化与区别，但是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周期和危机。二战后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列宁时代开启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也常常带有全球化的性质，其经济危机的传导的速度、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往往带有全球化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必须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变革。
二、以列宁思想为视角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进一步深化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列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列宁对于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认识，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了资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的。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贪婪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了在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也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放松国家的管制，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列宁曾说过，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和国际盘剥向来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开始催生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的产生既降低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资本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垄断统治与经济危机
列宁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垄断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危机加深了垄断化的过程，但是垄断统治不断不能彻底地消除危机，反而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在现今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更为强大，金融寡头也由原先的传统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已经不但与传统的银行资本合作，还与强大的产业资本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这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的衍生品来控制传统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与杠杆工具，撬动全球资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资源，他们不但能使某个企业破产，甚至能使某个国家破产。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危机与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是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其金融市场的监管的不足。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解读当前危机的根源，便会找到它的制度根源，这是金融全球化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痊愈的顽疾，垄断虽然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开始越来越尖锐。当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手中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现，这表现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演变而成的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三、对“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的探讨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探讨，必须要清新的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一定还会有新变化与新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路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和动力。通过列宁思想的视角，美帝国主义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一定会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来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由此，美国的经济有新的反弹的话，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与加强。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美国模式”，成为美国霸权的附庸者。第二种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国在经济危机中，将危机转变为契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模式”与美国霸权主义将会得到根本上的动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极化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后危机时代”中，将大大加剧多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讲迎来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总的来说，认清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看来，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日趋走向灭亡的标志，同时“后危机时代”传递出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各自的发展模式，对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把基本原理和当今时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运用列宁伟大思想为视角，来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世界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田春生，郝宇彪.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范文3
劳动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与人之外的自然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前者成为其对象的对象性存在,劳动的首要价值在于这种区别性,正是区别性使人类获得了主体性力量。生产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但是活动的结果却危害到劳动的对象,支撑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承担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破坏,这种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对象意味着取消劳动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彻底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自在的自然并不会随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终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与社会都是循环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索取过度,自然将反作用于人类而导致异化,两者之间会出现新陈代谢的断裂,而新陈代谢的断裂导致生态危机发生。存在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两种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生态将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强调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视。
作为人宣示自身价值的产物,生态危机反过来揭示并控制人的观念与活动,究根归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这种分裂也确证了人与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确证了人的不自由与局限性。人的劳动是包含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过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劳动的结果却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异化劳动展示劳动对人自身的否定,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人试图以对自然的统治结束自然对人的控制,结果自然无一例外的报复了人。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灌输,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成功营造出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鼓励消费,成功的将非必需品不断转化为必需品,将扩张性需求转化为生存性需求。虚假消费与异化消费互为动力,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费需求生产产品,而且为产品寻求消费者。
人们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衡量生活状况的基本尺度。这样的消费主义主导下,人盲目的运用主体力量戕害对自然的,引发自然规律反弹,生态问题愈演愈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要求改进环保意识,更迫切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异化劳动的束缚使人们寄希望于在劳动之外弥补生产中的不自由,消费主义迎合这一需要,以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越不自由,在消费中就越会出现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莱易斯指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劳动尊严,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加以弥补。资本主义迎合这一需要,创造出虚假的幸福概念,将幸福与消费等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脱离了真实需求而陷入编织的谎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时毒害自身。传统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面临死亡的判决。而异化消费及虚假需求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整个社会满足于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物质的虚假幸福之中,丧失了警惕性,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无疑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异化消费构成资本主义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环,实质上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关系,只是相对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而必将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态危机的出现宣告了彻底的毁灭。
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引导人们关注消费领域之外的人生价值体现。消除异化消费需要消除虚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把消费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将自由时间用于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活动中,以自由的生产而非虚假的消费实现人的解放,换言之,异化劳动压制人,自由劳动解放人。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道德、经济无不存在着异化现象,异化劳动是其他异化现象的总根源。技术异化本质上也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割裂了人和技术,使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对立面。技术既是引向异化深渊的工具,也是人类借以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些都应当在技术之外,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实现。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实现了技术合理运用,限制经济理性,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消除了技术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总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生态坚持马克思这一传统论断,看到了自然系统的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异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生态危机,问题被转换到不是人们的行为而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应该对生态危机负责。生态意识到自然的反叛应在社会背景中寻求突破,对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决条件,而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在于恢复社会系统的生态平衡。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高兹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与经济理性相联系,将异化与消费相结合,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主张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为原则,限制经济理性的适用范围。莱易斯主张关注中心重回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们在消费之外有着众多的选择,通过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组织劳动生产,个人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真实需要的权利。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而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的生活理想一定会破灭,因而反过来促使人们要求现实变革的理想,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这被称作“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进而提出以生产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组织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异化消费和背后的整个异化现象。这和传统侧重关注社会分配性正义相佐照,丰富了的现实批判力。异化劳动构成了生态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生态同相联系的内在环节。以异化理论为基点构建的生态之维,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其作用都不容小觑。
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范文4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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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资本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作为无限的贪欲，总要不断超出自身力量的限制，它只有不断增殖，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不断采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必然造成与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垄断资本为了追逐最大利润，必须从对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垄断中寻找出路。资本的扩张以全球为最大边界，它就要停止扩张的脚步了，它就要失去其本性了，资本就要消亡了。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新阶段，它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变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但也是有限的。它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资本主义各种内在矛盾的激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也加大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险。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以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为中心，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扩展。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仍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首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在其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论是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还是全球垄断阶段都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本质。其次，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内，原来的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演化成东西南北矛盾。但主要的斗争矛头都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变化以及争夺世界市场、全球霸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并非常尖锐复杂。
全球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首先，全球生态危机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无限追求垄断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全球生态危机是全球垄断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在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不断强化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其次，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就必然不断向全球扩张，最大限度地掠夺全球资源，把污染环境的产业甚至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改善自身的生态环境。这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加速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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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产生 社会经济根源 市场 政府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 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