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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变革范文1
然而，可再生能源发展“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存在的反差，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阻挠，对发展路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决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将是曲折、艰难和反复的。
在我国，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们“极端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出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对现有能源系统以何种恰当方式转向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视”。对可再生能源“如何转型”缺乏基础性研究与系统性思考，导致本应是系统推动能源转型的政策在实践中“各自为政”，并演变为单纯以实现某个“既定份额”为目标。
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置于人类能源转型历史进程之中，探讨能源转型的基本内涵与动因，梳理能源转型的逻辑，系统分析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历史上能源转型的异同，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问题和转型方式，不仅有理论必要性，也有实践重要性。 一问：能源转型如何发生
很多报告和论文将“能源转型”（energy transition）一词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或“低碳转型”来理解。这一含义最早可能来自1980年德国科学院出版的一份报告：《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该报告当时呼吁彻底放弃核电和石油能源的观点受到强烈反对，但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演变成为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相应的，德国“能源转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称最终目标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
能源转型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更一般意义上，能源转型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主导能源的转换或更替过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为主导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不过，对能源转型的这种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一理解的相关研究难以适应复杂、丰富的能源转型实践的需要，无法对认识当前能源转型提供洞见。
美国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三世试图另辟蹊径。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转型》中，罗伯特・海夫纳三世从能源存在的三种物理形态，即固体（木材、煤炭等）、液体（石油）和气体（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出发，把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与未来概括为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固体能源向液体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液体能源向气体能源的转型。这一观点具有理论抽象性和逻辑一致性，为我们认识能源转型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视角；但这一理论对于能源转型判断标准过于抽象，对能源转型的内涵和特征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理解能源“如何转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教授认为，能源转型是各种能源利用“原动机”（prime movers）驱动下的能源结构不断变化过程。“每当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动机’出现取代旧的原动机，显著提高了人类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级，能源转型就会发生。”
斯米尔教授根据“原动机标准”将人类能源利用划分为四次能源转型：第一能源转型发生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人类通过驯养役畜来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转型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风车和水车的出现，进一步替代人和动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转型随着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的扩散和进一步改进，启动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转型进程。第四次能源转型的发生则伴随着发电机的发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和伦敦投入使用，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而出现。
斯米尔教授所提出的“原动力发明、改进和扩散”逻辑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然而，回顾人类能源利用史就会发现，以“原动机”单一标准来判断能源转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从原动机标准所划分的一些能源转型并未真正导致该种最终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从而不构成人类社会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能源转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随风车和水车的出现，除了在小范围外，风能和水能并没有在普遍范围成为主导能源，更不用说全球了。这是风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与原动机效率高低无关。二是以“发电机”出现而引发的第四次能源转型，偏离了“一次能源”的逻辑进入二次能源（电气化），这一转型与当前清洁化低碳化发展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化石燃料发电的“原动机”效率和能级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化石燃料的竞争力，不利于向清洁燃料过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术革命对于“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回归到其所依赖的一次能源的“源头”来评价。
为了更好描述历史上能源转型的逻辑和解释未来的能源转型，笔者对能源转型的定义是：能源转型是由原动机推动的，伴随着能源系统深刻变革的，一次能源结构长期变化过程。能源转型的发生与深化，是随着一种足以推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能源转型得以发生“原动机”发明、扩散而发生、发展的，正如历史上的蒸汽机之于煤炭，内燃机之于石油一样。 二问：中国能源转型处于哪个阶段？
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次能源转型是第几次转型？判断能源转型的标准不同，答案也不相同。基于能源转型的上述新定义，就国家层面而言，能源转型应符合三个判断标准：
一是要有导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变化的“技术创新”或“原动机”出现。能源转型不是“新”能源品种使用数量的简单“累积”，中世纪英国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纪初，英国不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业行业生产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过去的燃烧方式，没有出现用煤技术的重大创新。1765年，瓦特蒸汽机作为煤炭原动机的出现，英国才真正启动了向煤炭的转型，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术创新的一次能源结构变化，即新“原动机”出现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渐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终成为主导能源。换句话说，替代能源需要有成为主导能源的潜质。从这个判断标准看，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说的风车和水车发明所引发的能源转型，并不构成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动机），一次能源的替代与转换的展开，必须同时构建与这种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否则能源转型难以顺利和有效推进。因此，就当前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而言，能否建立起与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统对于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标准来梳理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原动机标准和一次能源结构变化标准看，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可以划分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转型、煤炭向石油转型、石油向天然气转型。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即石油向天然气转型阶段。
如果结合能源系统变革（第三个标准）来看，就会发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同属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共同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输送和消费。也就是说，它们均属于“能源系统”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转型。
人类能源利用可以划分为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两次大能源转型期间存在着一些亚转型（如向煤炭转型，向风力发电转型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气是向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能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洁，而且因为从能源系统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点。 三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难在何处？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有多难，难在何处？相信任何一个相关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产业人士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认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少有如下“三难”：
一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与经济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化石能源对植物能源的替代，不仅是高密度能源对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竞争力能源对低竞争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当前各国正在发生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碳减排政策驱动下的能源转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还有较大提升潜力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增长的“脱碳”而发生的低密度能源对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时也是低竞争力能源对高竞争力能源的替代。这一转型的迫切性、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问题的基本根源。
二是与可再生能源特点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统无法通过现有能源系统的“外推式发展”而得到。一个与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储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关，而风能、太阳能的广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储性决定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现有能源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系统并不会自觉向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系统转型，因为传统能源企业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往往会自觉阻碍这一进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单一品种，无论是水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都不具有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就多个品种集合整体而言的。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
上述“三难”，也可以说是能源转型的新特征和新变化。这就给能源转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转型政策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体制与政策实施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特征与新变化，减轻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 四问：从德国能源转型实践学到什么？
德国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典范，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为“经验”为各国所借鉴。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固定电价（FIT）、投资补贴等政策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标准选项。对此，无需多言。这里我将特别指出两个很少被提及，但实际上对我国更有价值的德国能源转型“经验”：
一是增强电力市场灵活性是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德国电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电力市场制度架构，确立了电力供应侧和需求侧竞争性市场。其核心要素包括：电力零售侧放开，终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售电商；开放电网使用权，电网运营商不参与市场竞争；日前、日内现货市场与多级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协同合作的市场结构，等等。德国可再生能源转型到目前为止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及其配套机制所决定的市场灵活性是基本制度条件。从经验借鉴看，构建这一制度是中国等很多国家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必备条件。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上升，德国又设计了一些新的市场制度以期进一步提高市场灵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结算单元为主体的电量平衡机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独立调频市场。凡是不能维持区域内发电和用电平衡的平衡发电运营商（结算单元）都必须从电网公司那里购买调频调峰电量，同时允许调频供需独立进行拍卖；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变革白皮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电力市场灵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许短时间内的超高电价和负电价，允许更多类型的技术参与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等等。更为灵活的电力市场制度，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电力的时间和空间价值，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反应。
二是从发电、电网和用电各个环节入手，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整体灵活度以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挑战。具体做法包括：进一步提高化石能源发电厂的灵活度，以提高其调峰能力，而不是扩大规模降低能耗；改变热点联产电厂和生物质发电厂运行方式提高其灵活性；发挥欧洲互联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提高德国输电网的灵活度；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增加电力需求侧灵活性，等等。 五问：什么是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当务之急？
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补贴力度不够？并网得不到保证？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当前应优先落实如下事项或原则：
一是确立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各国能源转型方向虽然相似，但能源资源禀赋与治理结构不同，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国别差异。
我国的能源转型远未上升的“国家战略”层面。首先，我国能源转型处于各个部委各自为政阶段，每个部门就自己主管的领域自行决定重点、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国能源转型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推进速度也缺乏统筹考虑。最后，能源转型进展和政策实施效果也无科学评估和考核。政策出台了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也很多，但鲜有部门能够出面纠正和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国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确立和落实。
二是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应充分反映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国能源体制抑制市场作用导致配置效率低下问题非常突出。大力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能源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仅如此，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竞争性电力市场和灵活的交易机制是可再生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因此，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迟缓不仅会影响能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阻碍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增加转型成本。
三是我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步骤不应由传统能源巨头决定。传统能源巨头一定是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但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进展不能由电力公司等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因为它们可以从放缓能源转型速度和进程中获得经济利益。正如赫尔曼・希尔在其《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所指出的，“客观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赢的。百分之百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工业时代以来最广泛的经济转型。如果这个进程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不可思议的。失败者将不可避免地是传统电力工业，其损失程度取决于其洞察力、决心和能力，以及进行彻头彻尾的重组、直面迅速衰减的市场份额、发现新的业务领域。”
如果想让我国能源系统能够按照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逻辑来实现转型，必须要在确立能源转型国家战略基础上，配套以推动能源转型的系统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转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转型进展和节奏由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的局面出现。
四是基于能源转型方向调整当前投资以避免锁定效应。未来30年-50年的能源系统是由当前投资决定的。当前的能源投资要符合能源转型要求，否则将导致我国未来能源系统（电力系统）锁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来能源系统转型的成本。
能源转型变革范文2
一、低碳经济与经济转型
“低碳经济”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3 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 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对低碳经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狭义的理解看，低碳经济是以消耗低碳燃料为主，追求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最小化排放的发展，是一种高能效、低资源消耗和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模式。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的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从效率角度，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低碳经济强调的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带动经济实现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包含了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经济转型则是个大战略、总要求，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是落实经济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 “新型工业化”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低碳城市化道路”。落实经济转型也必然要求制度上的创新和生产生活方式理念的转变。
尽管低碳经济和经济转型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有一定区别，但在强调“绿色”、“环保”、“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却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必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二、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意义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国内环境，避免技术和资本的锁定效应。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突破口，也是度过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更是确保我国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
首先，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以低碳化能源发展为代表的低碳经济产业,不仅可以为传统产业的振兴提供支撑,其自身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发展机遇，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技术进步，将填补经济增长所需技术进步的供需缺口。另外，低碳化还可以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有着相当长的产业链，足以形成一股新的经济力量，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竞争格局，成为各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竭动力。低碳经济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也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可以说，低碳经济将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引领全球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发生深刻变革。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实现经济转型的能力，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
其次，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如何节能减排，拓展中国低碳经济之路，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是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工业，在这些耐用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钢铁、水泥等重化工材料，大量消耗煤炭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气体。随着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耗增大，私人汽车增多，尾气排放增加，严重恶化着生态环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的国计民生大事，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利益。目前我国最紧迫的减排任务，是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排放高的落后产业，以尽快把现有能耗水平降下来，并通过新型城市化改造方案和技术进步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推进低碳经济运行。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试图将经济复苏与经济转型结合起来，努力寻找经济复苏以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因此，低碳经济不仅是传统的环保手段，更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首选和重要抓手。
再次，发展低碳经济转型有利于我国的能源安全。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继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之后的又一大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在能源领域内的竞争与合作愈来愈密切, 对于正经历经济总量与能源消费皆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 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 抗风险能力较低。低碳经济不再一味依赖煤和石油等化石能源, 而是大力发展核能、水能、氢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低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实现了能源利用的多元化, 从而降低了能源结构单一的潜在风险, 提高了中国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 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径。
最后，发展低碳经济转型有利于在全社会倡导一种“绿色”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低碳经济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方面, 而且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和消费方式方面。居民应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 节约能源，改变不健康的消费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 每个普通的居民都是低碳经济的实践者。
能源转型变革范文3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里夫金认为，虽然现在大量新型的发展计划都是欧美政府所引导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这样的转变所带来的益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因为基础设施薄弱就意味着在基础设施转型的时候成本更低，发展会更迅速。“很多的国家甚至都没有互联网基础设施，一上去就可以用最新的，不需要把旧的拆完之后再埋起来，没有这个成本，就非常的快。试想一下，在中国西部，不用拆房子、不用拆楼，成本很低。”
当《中国信息化周报》记者向他问道，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引领者时，他表示：“中国将在未来的人类发展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的规模，还是中国文化和观念上来看，中国都有这样的可能性。现在中国提出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上看，中国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说从大的方向上中国是有可能成为引领者的，不过如何做、从哪里开始做，还需从中国本身找到方法。”
另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他提出，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一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二是建设智能绿色基础设施；三是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四是搭建智能电网；五是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为什么当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里夫金会将其和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能源联系起来？
因为在他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能源互联网与再生性能源结合导致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就是能源互联网。同时，他还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能源和通信技术相结合而促成的最后一次工业革命，最终会让人类的商业模式和社会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袭
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里夫金的认识是，其已经到来，并且已是迫在眉睫。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并发展以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呈现出了新材料复合化、纳米化；生产制造快速成型；生产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的特点，并得益于关键技术的突破。此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也出现相应的重大转变，既突破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也区别于高成本的个性化定制，生产企业在差异化产品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求着有效平衡。
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其标志着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
构建能源互联网
里夫金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亿万人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室里和工厂里，源源不断地生产绿色可再生能源。然后，他们将这些能源转化为氢气储存，并用绿色电力为自己的楼房、机器和汽车供电，多余的电力则可以与他人分享，就像在网络上分享信息一样，这就是“能源互联网”。
在能源互联网中，人们既是能源的提供者，可以从系统中赚钱，也是系统的受益者，可以从系统中体验生活的智能和便捷。当革命性的一天来临时，我们已超越碳基能源，困扰人类的难题也许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另外，为了未来的能源供应，我们需要可持续的能源网络。能源供应的转换导致分散和更加依赖天气的电力生产……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不仅如此，里夫金还提出，“能源互联网”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性基础，也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转型的一种战略型技术，将对国家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支撑作用。工业革命总是与技术革命相伴而生。蒸汽机的出现促成了近代集约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时促进了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以及远距离输电技术的出现，将人类带入大批量生产的电气时代，造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也形成目前现代电网中集中电力生产传输的格局。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模式是，技术革命引发生产方式的革命，生产方式的革命导致能源供给体系的变革。
所以说，为满足未来分布式制造的这种全新的产业趋势，需要新型能源供给方式，分布式、共享型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供给发展的趋势。这种供给方式不仅能够满足未来新型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能够避免化石燃料的工业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里夫金提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所构成的能源互联网，将是实现能源分布式供应的一种有效模式。
提倡零边际成本
为什么要提倡零边际成本？里夫金说：“在过去的一万年中，75%的物种灭绝是在最近一百年发生的，我们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提倡道德，不断地加强宣传只是一个方面，要从根本的经济形态上解决问题才有可能。这么多人要消耗这么多的资源，成本转嫁到谁身上？提倡大家要共享房子，共享汽车，共享整个世界大数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保护环境。”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勾画出一个新经济模式框架，那么《零边际成本社会》则是为前者描述的框架注入了实质性内容，提出了具体实施措施和解决方案。里夫金特别强调，未来的新经济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目前的资本市场经济形成的是交换经济，而《零边际成本社会》描述的新经济模式是一种分享经济。这两种经济以既竞争又合作的模式并存。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出如何管理掌控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途径和方法。
能源转型变革范文4
--学习朱共山董事长讲话精神有感
协鑫集团从电力业务起家，电力曾在协鑫逐步壮大的发展历程上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集团战略调整，电力发展速度一度放缓，也错失了一些机会。我们看到，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能源结构在调整，竞争环境在变化。一方面，大气减排标准不断提高、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气电价格联动"政策即将实施，电力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革，包括燃机、风能、水能、核能、生物质、太阳能、分布式在内的新能源业态将成为未来电力发展核心。另一方面，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在迅速推进、电网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配售电业务牌照逐步开放，能源互联网、微电网运营模式日益清晰，发电、配电、储能、售电一体化，以及线上线下交互经营将成为未来能源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的浪潮中，许多新兴能源互联网企业也迅速加入了竞争，这些"丛林野狼"虎视眈眈，为着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而倾尽全力。
面对这些变化，协鑫集团作出了快速的反应，对电力板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架构调整，将新能源、清洁能源等电力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这就把我们又一次推向了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相信大家已经嗅到了这种迫在眉睫的气息，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压力。
当前的电力集团，业态结构上仍以火电为主，模式还停留在"发电小时数配额",人才配置集中在电力方向，科技创新更是仅处于起步阶段。可以说，我们的现状，距离成长为一家具有国有国际视野，具有最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具备在未来与任何一家集团一较高下实力的企业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说，我们的转型，绝不是从小型、中型，到大型这样的简单变化或次第增长；绝不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表面功夫，而是要反躬自省，来一次彻彻底底的自我诊断，在思想观念上，发展模式上都要有脱胎换骨的转变。这并不是说，我们否定过去的成绩，清零历史的经验，这些已经在协鑫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发过光，发过热，产生过效益，带来了贡献。但我们一定要有向前看的觉悟，一定要有放得下的魄力，如果还是抱着传统的思想观念，死守着纯粹的发电业务，那一定会在未来竞争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转型不能急功近利，也不会一蹴而就。建电厂、发电、上网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存在，火电也不可能完全被取代。在未来，我们只提倡在绝对的负荷中心，在国家煤电基地，在特高压起始点布局大火电项目。除此以外，我们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要投向新能源、清洁能源，以及新兴能源互联网、能源服务领域。抓紧时间抢位置、争地盘，提前布局与电力相配套的储能、配电、变电所运营建设；致力于电力与燃气、通信、运输等跨行业合作的新服务模式探索；从资本结构、人才结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等方方面面推动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变革。
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与逐步深化的电力体制改革相结合，与协鑫集团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宗旨与使命相契合，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相符合。所有经理人都要积极思考面向未来的发展策略：我们的分布式能源、六位一体如何解决成本问题，为用户带去更多利益？我们的电力设计院、技术团队、开发团队怎样承担起自己的职责，需要重点研究什么课题？我们如何评估、筛选出最具发展潜力和回报价值的项目，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我们如何把每一个现有运营企业打造成区域、开发区的堡垒，在后续的拓展中形成辐射效应和规模效应？我们如何通过"产学研协同"模式，加强与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三院合一"进程，为企业后续发展持续提供强劲动力？我们如何围绕"产融协同"的组合制定未来的战略规划，培育金融租赁、基金、保险等业务，实现产融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发展？我们如何推动"产产协同",在产业群之间及产业板块内部建立业务协同互补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如何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落到实处，在前沿科技领域有所作为，以科技创新促进企业发展？我们如何抢占人才高地，让更多专业领域、综合型的高端人才为企业所用，成为未来竞争的支柱？……这些课题，朱董在讲话中已经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但更重要的是要靠我们每个人在实践中认真思考、积极探索，我相信解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的过程。
第三次战略转型已不只关乎发展、更关乎生存，电力集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亲身参与企业经历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辜负这个证明自己价值的机遇。
能源转型变革范文5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表示：“商业人工智能的核心是解决关乎企业经营中生存和制胜的关键问题。以电子、能源、汽车、工业产品制造及相关服务产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不仅将带动这些行业的生产率提高和产品性能提升，还能催生新材料、新能源、新生物产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IBM从未停下技术探索的脚步，引领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创新技术的发展，以此强化行业基础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国企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下面请跟随笔者来看看IBM助力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和升级的几个案例吧。
神思电子（以下简称神思）是中国领先的智能识别领域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神思率先采用IBM Watson Explorer（WEX），基于分析洞察、推理、自然语言理解能力，重点选择了金融和医疗这两个长期服务的行业，锁定“智能客服”、“实体服务机器人”和“自助设备智能升级”三大领域，改造服务流程，降低人力成本，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率。
神思副总裁井j表示：“从2016年起，我们就启动了‘从行业深耕到行业贯通、从智能识别到认知行业解决方案’的战略升级。神思与IBM一样，将思考与持续创新都根植于企业的基因之中，我们与IBM并肩合作，希望运用IBM Watson认知计算加速公司战略升级的步伐，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认知行业解决方案，加速国内商业人工智能的发展。”
默克（Merck）是一家先进的科技公司，专注于医药健康、生命科学和高性能材料三大领域。默克携手IBM打造全新智能物流与智能工厂，利用IBM Watson IoT技术，对于需要妥善储存和运输产品的钢瓶实现智能化管理。通过钢瓶传感器数据收集与分析，IBM帮助默克施监测和管理厂内或运输途中的钢瓶的数量、位置和温度，确保空瓶及时回收，同时针对钢瓶的使用和返回情况，实时洞察并预测未来的库存情况，以便科学合理地采购来满足日后的需求。这不仅帮助默克达成了钢瓶的自动监控及全程追踪，还挺高了所获结果的精准度，节省人力和时间，大大提升工厂运营的整体效率。
默克中国首席信息官朱皓峰表示：“默克一直致力于以技术为驱动力，为患者和客户创造价值。IBM作为世界领先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业务管理上的先进理念都与默克的核心信念不谋而合。因此我们选择IBM作为重要合作伙伴，推行全球物联网部署计划，并将中国作为试点，加速当地的电子材料厂智能升级，引领未来默克‘工业4.0’和智能制造产业变革。”
隆基泰和与IBM共同合作，借助Watson平台，利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综合能源云平台，为工业商业企业构建360度完整的客户能耗视图，持续构建高耗能企业用能预测及能效水平的分析和洞察能力，提升与客户的交互体验，增强与客户粘性，深度挖掘云平台服务价值，助力隆基泰和实现对传统能源服务模式的突破，打造智慧能源服务体系。
能源转型变革范文6
当前，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实施在即，在这个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选择好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成为国内社会各界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同时，在全球气候环境危机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引导下，建设发展“低碳城市”成为中国城市的共同追求。去年以来，从沿海国际大都市到西部偏僻小城都掀起了“低碳城市”建设发展热潮，都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如何在“低碳城市”发展中做到全面、统筹、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必需面对的挑战，也成为困扰广大投资者的难题。
为科学推进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和发展，如何在“低碳城市”发展中努力做到全面、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各城市应给予明确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概念看似简单，内涵却丰富，现阶段中国应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大力推进绿色经济发展。
2009年底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召开，使得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的节能减排热潮，“低碳经济”、“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等概念也随之流行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正引领当今社会的变革。不可否认，这些概念的提出，确实为我们人类构想了一个追求的理想目标。可是，“低碳经济”从内涵看，兼顾了“低碳”和“经济”两个方面，“低碳”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经济”意味着要在能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上和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这自然不能排斥发展和产出最大化，也不排斥长期经济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若实现这两者的对立统一和相辅相成，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当前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具体到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在产业结构上“重化工业”还需要加速发展，也将会迎来一个的碳排放高峰期，而多数发达国家已走过了碳排放高峰期。同时，中国还有继续推进城市化的艰巨任务，这些都是满足和完善13亿中国人持续发展所必需的。2009年9月22日，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把“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列入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要采取的四大措施中。主席随后又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了中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区别“大力发展”和“积极发展”的要求程度，我想大家就应该明确现阶段我们各项工作的重点了。
第二，建设“低碳城市”、实现城市低碳发展任重道远，需要一个长期、持续变革的过程，应当充分认识其艰巨性。
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推进地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发展低碳经济确实为我国实行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操作性诠释，建设“低碳城市”显然也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未来之路。然而，我们现阶段很有必要明确建设“低碳城市”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内涵。“低碳城市发展模式”目前被普遍认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以城市中各主体的行为为主导，以城市生态系统为依托，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支撑，在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基本内涵包括：低碳化的城市能源供给方式、低碳化的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和低碳化的城市生活消费方式三个方面。拿这些方面与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比对，人们不难明白当前建设“低碳城市”、实现城市低碳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可是，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认为，打造“低碳城市”就是多上几个新能源项目，将低碳城市的建设发展动力押宝在新能源产业的兴衰上，其必然不能持续。为此，必须明确建设“中国低碳城市”还需要一个长期、持续变革的过程，必须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系统规划，应根据各自城市的特点，通过差别化路径逐步实现“低碳化”，谨防一哄而上、赶时髦建成“政绩盆景”，到时悔之晚矣。
第三，当前抓好节能减排是中国城市逐步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而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大家知道，目前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主要有两点：一是抓好节能减排，二是发展清洁能源。发达国家多选择后者，倡导发展清洁能源，并正在抢占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而中国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要两者兼顾，同时还要面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稀缺等诸多挑战。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高污染、高能耗问题，主要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源于覆盖全国的低端制造、低端生产和低端加工，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变还需要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通过十多年来的努力，煤在中国能源结构中比重仍占60%。为此，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淘汰消耗大、污染重、回报低的产业和产品，尽全力发展清洁能源、发展煤基醇醚等燃料，减少煤炭直接然绕，应是中国未来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内最艰巨、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转换和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中，一定要明确这一点，下决心关闭一大批低水平重复形成的、过时的生产能力，坚决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尽快解决各地耗能高、排放大、污染重的重点问题。同时，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国外投资和国内民间资本，把更多投资用在建设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工艺、生产流程上，不要再盲从的搞形象工程，如摩天耗能大楼等。
第四，中国目前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应在大力推进科技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国低碳技术。
目前，我国的科研体系和生产体系还基本处于脱节的状态，产品开发能力低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的知识产权，还无法形成一个集科研、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完整的链条。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单纯的以碳减排为核心，贸然向发达国家看齐，把当前工作重心放在发展清洁能源上。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依靠商业渠道、花费大量外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对于尚不富裕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时下，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发展新能源产业视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必胜法宝，都希望在这场世界新能源产业的角逐中拔得头筹。我们则应该在理性看待当前世界新能源产业这场角逐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我国能源现状，科学推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以免在争先恐后中遗漏了我们最急需的东西。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是我国未来发展趋势，目前应作为中长期目标进行规划发展。为此，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和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尽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低碳技术、适用技术的层次体系，加大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力度，着力加强新能源技术、清洁煤技术、节能降耗等战略性技术的研发和储备，努力做到各种技术之间相互协调与相互推动，才是中国向“低碳”转变的最佳选择，也应是广大中外投资者参与发展的主要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