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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1
1.拓展西部农村传媒市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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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统计计算所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29页
⑸伊可迹：《城市人口率先超过农村人口占55％广东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期》载《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7月23日第1版
⑹顾冬晨：《新时代上海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中国城效网／htdocs／xxlr1.＝1349
⑺《2002年北京市郊经济全面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载http：／／.cn／lbi－html／news／special／cz／cjgx／SBND／JHYZ421770.shtml财经报道
⑻李颖、杨慧敏：《西部信息市场的弱势成因及发展途径》载《社科纵横》2003.10第10页
⑼《关注农村地区，开发潜在收视市场2001年农村观众调查专题报告》引自《中国新闻年鉴》第400页，中国新闻年鉴出版社2002版
⑽指人们读报、听广播、看电视、上网等简单的媒体使用行为。
⑾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11月版（1－21）各地区乡村分性别的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表
⑿Rogers，E.M.（1995）.Diffusion of innovations，4th edition.New York：Free Press.转引自Jonathan.j.H.zhu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Perceived Needs，and Perceived Popularity Adoption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ommnication Research，Vo l.29，No.4，August 2002 p470）
⒀据《西部开发12省、区、市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第345页制作
⒁⒂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西部大开发12省、区市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表》制作
⒃殷逸健：《2001年国内媒体广告市场点评》／20020401／1604576＿1.shtml
⒄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14－2－21西部大开发12省、区、市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2
关键词：社区教育 三农问题 农业科技进步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b）-0244-01
受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种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社区教育。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统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直接导致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资源共享，人们的认知程度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当前，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1 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1.1 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流通、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等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产供销体制不顺畅是阻碍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对解决农业问题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2 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结构调整等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是农村面临的重大问题。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3 农民问题
现阶段农民问题主要包括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等问题。真正有效地解决农民问题，需要政府重视，更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发展农村社区教育，通过“阳光培训”工程、发展绿色产业，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建设民主公平的市场环境，为农民增收减负。
1.4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和举措
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给予农民平等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城乡互动，共同发展。
发展农村社区教育这一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当前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通过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2 合理配置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
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存在数量多、素质低、分布不平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等特点。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分析，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明显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向城市滚动的自然倾向，从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过这种模型当中显然忽略了城市也存在着失业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
实际表明，农业内部发展是可以消化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也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已经制订城乡统一的就业规划，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培训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等，通过各种措施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率。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3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
近年来，由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为目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日益兴起。发展农村社区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加快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大力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基层农技推广等人才培养工程，加强农业科研人才、技术推广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等队伍建设，形成一支数量足、留得住、用得上而且结构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
由政府出面统筹文化、教育、农业、科技等各方面，实现社区内教育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社区内职业学校或职教中心的作用，联合社区内基础教育和相应的教育资源更好的教育部门发展社区教育，还要充分利用城市教育对农村地区的辐射作用，联合办学。广泛利用社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力量办学，教育教学内容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坚持区域实践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及时总结新经验，切实加强理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农村社区教育的体系，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参考文献
[1] 生永明.江苏省发达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以江阴市为例[D].中国农业大学，2004.
[2] 杨立杰.如何发展农村社区教育[OL].中国吉林网，2010.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3
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4
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人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为“三农问题”所困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为什么“天生”表现为弱质产业、农民“天生”成为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往往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多年来我国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和生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三农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
一、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以及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其特定的经济历史背景。自从产业革命导致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城市的兴起，就整体而言，农业这一曾经作为农业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就开始逐步被新兴现代制造业所替代，与此同时，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也随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除非一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一弱势产业和群体加以保护，否则，农业停滞、农村落后，以及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似乎就成为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这是因为，第一，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在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为现代制造业的兴起作出了包括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以及市场等方面在内的贡献；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将以其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明显优势，转而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强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第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
最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的相对地位(即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相对份额)将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对照，工业部门则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随着农业相对地位的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其绝对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产生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唯工业化倾向”，它使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不断强化和加剧之势。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
与现代制造业相比传统农业在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农民组织等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可见之于中国留美学者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该书在论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农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深刻揭示了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张培刚在论述农业的“产品贡献”时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往往对农业和农民不利，即当工业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时，作为工业品生产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却往往超过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当农产品价格由于欠收或供给不足而上涨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且涨幅往往超过农产品价格。由此不难看出，在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变动中，农业和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阐述农业的“市场贡献”时，张培刚认为，农业和农民在向工业化作出市场贡献时，自身作出了巨大牺牲：即当农业和农民作为工业品的购买者，往往面对“卖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由卖方决定，因而被迫支付较高价格；而当农民作为农产品的出售者，又面临“买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往往由买方决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较低价格。显然，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业和农民无论作为买者还是卖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农业和农民的相对劣势地位，可以经由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其一是农产品的特性。由于农产品是有机的生物产品，这种特定的自然属性使其容易腐烂、变质，不易储存和运输，因此，生产者往往希望能够尽快出售产品，以减少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浪费，这样，在
出售农产品时，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
其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这种组织上的涣散性使众多个体农户，在直接面对市场时(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客观上都将使另一方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因为，无组织的个体小农户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竞争、相互对立、互相削弱的内部冲突之势。这样，在面对数量较少的卖方和买方时，农业和农民的失利就成为必然。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不利结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将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包括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运用于农业，由农产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诸多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农业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这样，市场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劣势地位就会根本改善。当然，所有这些条件的最终改善将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努力。
除了农产品的特性和农民的组织性两方面因素外，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还可以经由农产品的供求弹性以及来说明。首先看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可以说，迄今为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呈现较低弹性。这样，当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价格上升时，农业生产却不能相应地快速增长，从而使农业难以通过增加供给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看，由于凯恩斯“基本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和“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支出在人们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小”)的双重作用，加上现代合成材料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需求也呈较低弹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增长和发展从需求方面获得“拉动力”的空间也相对较小。或许人们会说，这种分析排斥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的确，如果加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的有限的供给弹性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将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相比，其供给和需求弹性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与制造业产品相比，在农产品价值构成中扣除各项成本之外，新增价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过程又往往被制造业“包揽”和“垄断”，因此，农业虽然为其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自身却囿于比较利益劣势的局面而难以迅速发展。
最后，还由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弹性相对较低，以及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率也较低，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兴起，如果一国政府对农业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听任经济生活中的比较优势法则和优胜劣规律的作用，那么，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将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
前面，本文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起源作了一般意义的探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表现为农业与工业的双双进步与现代化？为什么有的(尽管是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困扰？……显然，问题的答案还需从各国的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5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大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动力。
努力追求健康的更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关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尚未有标准定义。笔者结合十的新思想，把新型城镇化道路主要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内容。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互动，通过服务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产城融合，实现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村文明延续的城镇化。这里面有四层内容。一是“四化”协调互动，缺一不可。二是需要产业积聚促进产城融合，尤其是需要通过服务业发展和科技进步来推动。三是城镇带动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城镇带动。四是农村文明延续。城镇化发展不是要消灭农村、农业、农民，而是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村文明的传承。
第二，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城镇化。这里面有四层内容。一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突出统筹均衡发展。二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突出资源集约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加快生态经济发展，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突出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四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三，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的城市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注重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的城镇化。这里面有四层内容。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突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二是在空间布局上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突出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因地制宜。三是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镇化建设相适应，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综合能力建设。四是注重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承与现代人文关怀相容，强调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亲密结合，既不“邯郸学步”，又不“闭门造车”。展现中国文化、文明自信，突出的是城镇化建设要体现出东方大国的风采和力量。
第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包容性城镇，体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这里面有四层内容。一是城镇化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二是建设包容性城镇，强调城镇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三是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突出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四是致力于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突出城镇化的长远愿景和奋斗方向。
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力量
从我国中长期发展看，在一个农业大国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向现代化迈进，这是我们的最大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关系到三农问题解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城镇化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第一，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我国要实现现代化，重点、难点都在“三农”。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城镇化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可以有效推进工业化，壮大城市经济实力，而且可以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转移吸纳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第二，新型城镇化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近现代以来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是，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从该国沿海地区开始，然后沿着内河向内地延伸。中国也在经历类似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在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形成了人口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战略的展开，中西部地区也加快了城镇化发展。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过程。理论上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口的空间迁移，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对一个区域来说，城镇不仅仅是经济的中心，更是教育、文化、科学、艺术、人才的中心。城镇化能够为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必须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层面上来统筹考虑城镇化进程。
第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面临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等问题和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区域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日趋明显。这就要求在推进城镇化时，时刻关注如何解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自然有限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问题，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
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范文6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2002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1.4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77.5%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20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1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1.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2001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850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80%，我国只占10-20%。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我国还不到1/3。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正好相反，是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3.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4.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60%。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1.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1.5-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26.1%（1926年），日本为27.4%（1973年），台湾为33.5%（1985年），而我国目前只有15%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0-15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1990年农村新增的7500万劳动力。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60-80%，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150个，而我国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20-30%，而我国目前仅有4%左右。据推算，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1500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3.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4.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