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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1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影响因素；长春市；居民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75-05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们心态的变化。社会的有序变迁、平稳运转、稳定发展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社会的安全感是对这种愿望满足程度的反映。随着长春市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而在当前长春市争创文明城的大背景下，了解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现状，对于制定政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本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长春市南关区、朝阳区、宽城区、二道区、绿园区、净月区等六个城区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共计发放1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45份，问卷有效率为90.625%。
在145位接受调查者中，男性有80人，占总人数的55.2%，女性65人，占总人数的44.8%。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占10%；19～25岁占13%；26～30岁占7%；31～45岁占27%；45～60岁占22%；60岁以上者占总体的2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者占8%；初中学历者占23%；高中（含中专）者为26%；大专学历者占17%；本科及以上者占总体的26%（见图1）。
2.研究方法。本文采用SPSS中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处理，并对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现状、变化情况、影响因素以及长春市居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长春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现状及特点
（一）居民安全感水平总体较高
为了直观地了解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现状及其变化情况，本研究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相比过去，您的安全感有何变化？”两个问题，并针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细化，设计了“极不安全”、“不安全”、“安全”、“很安全”四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办法，把“极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很安全”记做4分[1]。由调查统计结果可知90.4%的居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很安全的，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2，总体来看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水平较高（见图2和下页图3）。
（二）居民安全感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
在对“相比过去，您的社会安全感有何变化”问题结果进行统计后发现，被调查者认为“没有什么变化”的有35人，占24.1%；认为“下降了”的有75人，占51.7%；认为“提高了”的有35人，占24.1%（见图4）。由此，不难发现，大部分被调查者的社会安全感降低了，表明长春市的居民安全感是有所下降的。
（三）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子分析
在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及居民总体安全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影响长春市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子进行了主成分分析[2]，得出了影响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因子。
1.性别对安全感的影响。首先，女性的安全感略高于男性（本次调查中，男性、女性安全感数值的均值分别为2.90和3.20）。通过应用SPSS对各年龄段的男性、女性安全感数值及其相关影响因子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男性比女性的安全感数值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男性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其次，总体而言，性别并不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通过SPSS相关性分析与检验[3]，长春市居民的性别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为0.020（见表1），在P
2.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根据SPSS相关性分析，长春市居民安全感数值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38，在P
如表中所示，年龄与安全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3，经检验，达不到检验系数标准，故在安全感的评价上，不同年龄段间也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年龄对安全感的影响不明显。
3.小区物业管理、防灾措施、熟悉程度和邻里关系对安全感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到，在可能对居民的社区安全感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小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和小区的邻里关系与安全感不相关，不是影响安全感的因素。而小区的生活环境、治安力量、基础设施对居民的社区安全感都有显著的影响，相关关系明显，是居民社区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小区的物业管理和防灾措施与居民社区安全感密切相关，是影响居民社区安全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关注小区内部情况对居民安全感影响的同时，我们发现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居民安全感也存在着影响。被调查者中，认为现在生活压力为“没有压力”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3.8%；认为“压力不大”的有52人，占35.9%；认为“压力大”的，有57人，占39.3%；认为“压力很大”的有16人，占11%。由此可见，当今长春市居民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的安全感产生影响。
4.居民安全感影响因素“降维”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诸多因子对居民的安全感有着影响，但这些因子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即彼此存在着相互影响。为了进一步探寻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对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SPSS中“降维”的方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见表5）。
从表5可知，经过降维后，可提取出四个主成分，这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3.46%，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满足主成分分析的要求，为有重要意义的主成分，各主分包括的内容（见表6）。
从上页表6可知，“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治安力量”、“社区物业管理”、“社区基础设施”和“社区防灾措施”与主成分1有较大的正相关，可以判断出，这是社区内基本状况的主成分；主成分2与“收入水平”、“职业”、“文化程度”有较大的正相关，这三个要素都是与经济情况有关的，因此第二个主成分是经济状况的主成分；主成分3与“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这是人际交往情况的主成分；主成分4的主要组成要素为“生活压力”，可见，这是生活压力的主成分。
由此可见，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社区的生活条件、个人的经济状况、人际交往情况和生活压力。
（四）各城区居民安全感差异较明显
通过SPSS相关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影响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中，影响朝阳区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为“小区的治安力量”和“居民的生活压力”，其与安全感的相关系数均达到了0.462（P
三、长春市居民安全感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乱是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当前哪一类治安问题最影响您的安全感”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统计，得到如图6所示的结果，从中可见，交通事故、公共秩序混乱是影响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重要问题。
2.庞大的人流量与车流量是导致南关、宽城和朝阳三区居民安全感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南关区与朝阳区位于长春市的核心地区，有人民大街、自由大路、解放大路、南湖大路等多条城市主干道或重要道路贯穿，交通车流量很大，同时，这两区有大量的商场（如长春市“三大商圈”：红旗街、桂林路和重庆路都在此区域内）等公共设施与场所，人流量和人口密度相对其他区比较大，导致交通问题和公共秩序问题相对其他区更为突出。宽城区的居民安全感较低也出于类似的原因。宽城区被铁路贯穿，火车站坐落于该区内，并有轻轨站、客车站等交通枢纽，庞大的车流量与人流量，使得三区的安全感数值较低，居民的安全感相对其他区较差。
3.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盗窃是居民最关心的社会犯罪现象。通过对长春人所关心的社会犯罪现象进行研究，17.5%的人认为“诈骗现象”是当今社会存在的普遍犯罪现象；18.4%的人认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犯罪现象；另有16.9%的人认为“盗窃现象”是社会重要的犯罪现象，在调查结果中，这三者所占的比例最大。
4.食品安全、物价上涨、社会治安是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社会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调查中发现，人们认为“最影响安全感的主要社会问题”主要是“食品安全”（占总数24%），“物价上涨”（占总数17.8%）以及“社会治安”（占总数15.1%）。
四、提升长春市居民安全感的对策建议
总体而言，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状况比较良好，但仍有影响居民安全感的社会问题及生活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68.3%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使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使政府的公信力减弱，有13.8%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些问题会使群众对改革信心产生动摇，也会对经济与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对提升长春市居民的安全感有以下建议：
1.加强对交通的组织，加强道路建设，加大交通法规的教育力度，加强交通安全宣传队伍建设，提高宣传民警的素质[4]，让大众都自觉地遵守交通秩序，以提升交通安全。
2.加强对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护力度，提升居民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公共秩序，形成良好的习惯。
3.加强青少年教育。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长春市居民有16.7%的人认为，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具体地来说，首先要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内容，注重对青少年法制观念的培养；改善法制教育的手段，采取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形式，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作用[5]。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社会公德教育，继承传统优秀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完善教育机制和体制[6]。
4.加强对警察及执法队伍的建设，改善警察设备，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正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构筑治安防控体系，严防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发生，完善治安长效管理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同时，规范外来流动人口管理[7]，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对重点要害部位要加强物防、技防措施[8]。
5.加大对食品安全的控制力度，从源头抓起，严管严控，做好监察检疫工作。同时，严格控制物价，严厉打击不合理的涨价现象，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全。
同时，应注意到，长春市各区之间影响安全感的因素存在着不同，故针对不同区，有如下建议：（1）朝阳区和绿园区应加强治安力量建设，加强巡逻力度，完善小区内部保安设施，营造安全环境。朝阳区居民应注意自身的身心调节，积极参与一些有利于舒缓压力的活动；（2）二道区和净月区应注意加强小区内部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营造令人舒适的，赏心悦目的生活环境；（3）南关区应加强小区内部的物业管理，用优质的物业服务为业主打造安全的社区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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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2
关键词：安全感；自信；问卷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6-0064-04
有人指出“教育基本上只保留了其工具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完善人格、发展自我的本质属性”[1]。因此，我们要关心的一个敏感话题是：培育足以稳定生命动向的安全感，以便应对现代生活的种种挑战。事实上，安全感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安全感（security）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研究 [2]。此后安全感被不同的领域和学者的关注，被予以不同的界定和研究。本文试图对国内近十年来安全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主要介绍了安全感的界定、国内安全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提出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安全感的界定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感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一个是来自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另一个是来自人本主义学派的研究；还有一个是来自香港内地的一些研究。
（一）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安全感就是没有焦虑情绪
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认为安全感就是没有焦虑情绪体验，主要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社会文化精神分析的代表霍尼（Karen Horney），精神病学人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沙利文，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等。
（二）人本主义学派认为安全感就是一种自我接纳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代表人物马斯洛指出，心理的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3]。马斯洛还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编制了《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又称S-I问卷）。马斯洛在其研究后期，提出的心理健康的标准中第一条就是个体要“有充分的安全感”。
（三）国内学者认为安全感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
北京大学丛中等人认为安全感是主体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4][5]。
香港学者江绍伦在《安全感的建造》一书中提出，当个体甘心承担自己行为或抉择的后果，毫不退缩或逃避，他就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人，他的意识状态是安静的；反之，当个体尝试逃避自己的行为或抉择的后果，他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意识状态是不安和焦虑的[6]。
综合以上专家观点，可以发现，在心理学意义上安全感具有以下特性：
其一，安全感肯定是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本质上是一种意识状态。
其二，安全感总是面对压力，总是面对风险的预测，总是面对各种外部环境。
其三，安全感的内容包括多种要素，比如确定感和可控制感，信心、安全和自由。
二、国内关于安全感的研究
（一）国内关于安全感的理论研究
安全感与心理健康：在神经症方面，我国学者中，如钟友彬、许又新教授等人强调不安全感与神经症发病有密切关系。钟友彬教授特别指出：强迫症的核心是恐惧和不安全感，比如对传染病恐惧的强迫性洗手，比如对门锁的反复性检查，均是出于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担心，都是缺乏安全感。
安全感与依恋类型：先天气质与后天的教养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依恋的性质（类型）。关于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的研究方面，王金良、郑海燕和牟宏伟（2005）提出安全型依恋的培养与父母的抚育质量和良好的家庭氛围关系紧密。幼儿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大多数的父母对生理需要往往能及时地给予满足，但幼儿对父母注意、关爱、照顾等的情感需要和活动需要相对隐蔽，较少得到父母的关注。大多数的研究者同意母亲对幼儿发出的信号反应越敏感，幼儿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温暖、和睦、互助的家庭氛围将有利于婴幼儿建立安全感，形成安全型依恋；冷漠、疏远、拒绝的家庭氛围则会使儿童产生恐惧和焦虑，并缺乏安全感，形成焦虑型依恋。
安全感与教育环境建设（儿童安全感的保护）：安全教育已引起我国教育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了一系列加强安全工作的文件，有具体的体育器材和场地，也有抽象的校园环境和氛围，可见，这是从学校环境方面加强儿童安全感的建立，安全感是在安全环境下发展的。一是为儿童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物质环境，如设备安全，校园和谐。二是为儿童的发展创造和谐的心理气氛，如不滥施威胁，不辱骂、体罚。不管儿童的言行举止是否令人满意，都要积极关注孩子，避免儿童担心失去教师的爱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只要社会、政府、学校和家庭等都献出一点爱，儿童将健康、自信、愉快的发展。吴丽对儿童安全感建立的家庭因素做了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安全感缺乏对婴幼儿认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人格以及同伴关系有消极影响[7]。蒋红斌等（2012）理论研究提出消极的家庭环境因素、非理性的爱和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是导致当前儿童安全感缺失的主要家庭教育因素[8]。
（二）国内关于安全感的实证研究
发展性研究：这类研究近十年越来越多，下面对这些研究进行分类系统阐述。
1. 安全感的测量方法
丛中等（2003）编制了安全感量表[9]，查阅了大量资料，根据安全感的概念架构，同时结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门诊对32名神经症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的结果，确定能够反映个体安全感的题目共53条，涵盖一般安全感（预测和控制）、人际安全、躯体安全、完美倾向等方面的内容，分属2个主要因子：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选项分为A非常符合， B基本符合， C中性或不确定， D基本不符合， E非常不符合共五个等级，分别记为1、2、3、4、5分。安全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及效度，适合用于正常人群安全感的测查，同时可以用于神经症的安全感检测，具有较广的实际应用价值。
曹中平等（2010）修订了马斯洛的《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10]。取样1893名初中生对该问卷进行了修订，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后，修订后的量表包含44个条目，分为情绪安全感、人际安全感、自我安全感3个维度。具体内涵：情绪安全感主要指儿童疑虑不安、情绪低落、担忧未来、对世事不满的情况，人际安全感主要指儿童的乐观开朗、人际融洽、尊重友爱、幸福温暖的情况，自我安全感主要指儿童的自我悦纳、自信情况。修订后的 S-I 比较符合安全感的理论构想， 包括多层次多维度，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于我国初中生安全感的评估与研究，在心理咨询与临床实践中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夏春等（2011）研究并编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居民生活安全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在国内外现有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测查工具基础上，并结合开放式问卷和深度访谈获得的资料，编制居民生活安全感的项目共有50条，分6个维度来进行测量，采用5级评分（完全不符合、较不符合、无法确定、较为符合以及非常符合）。最后确定的生活安全感5个因素（经济安全感、人际安全感、社会安全感、环境安全感和生存安全感）结构较为清晰，基本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当前居民生活安全感的特征。弥补了以往的安全感量表主要用于比较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群，而没有评估一般居民生活安全感量表的不足。
2. 安全感的研究焦点
国内的实证研究显示，影响安全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
（1）安全感与个体因素的关系研究
目前影响安全感发展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乐观、自信、应付方式和生理缺陷等方面。
性别是安全感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总体上看性别对安全感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刁静等人对大学生进行了安全感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在尊重感因子上表现出普遍不足，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安全感显著高于女生 [12]。安莉娟等以自编问卷对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男生安全感低于女生，但只在非离异家庭中这种差异达到显著 [13]。杨元花（2006）调查研究发现初中生男生比女生更具有安全感，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与国外的有关研究中女孩比男孩的安全感要强不一致，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因为中国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14]。谢玲平等（2012）采用丛中等人编制的安全感量表对农村初中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农村初中男女生在人际安全感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15]。杨昭宁等（2012）采用丛中等人编制的安全感问卷对聋生进行研究发现男生的安全感显著高于女生，与正常学生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安全感的发展水平存在年级差异，说明年龄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杨元花（2006）研究发现与初二相比，初一和初三的学生具有安全感，并且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初一和初二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黄月胜等（2010）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一年级的人际安全感显著低于二年级和三年级，而二年级与三年级的人际安全感差异不显著，与非留守儿童的研究基本具有一致性[16]。谢玲平等（2012）研究发现农村初中生人际信任存在非常显著的年级差异，具体表现为初三学生极其显著地高于初一，且显著地高于初二； 安全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具体表现为初三学生显著高于初二。
行为问题与安全感的关系，黄月胜等（2010）运用修订的马斯洛的安全感量表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与问题行为做了研究，发现安全感是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比如初中留守儿童情绪安全感与行为问题各个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人际安全感与A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乐观与自信对安全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张梅英（2012）做了大学生安全感的协方差结构模型分析，结果发现被认可度与乐观可使人产生较高的安全感。同时，自信心的培养都是影响大学生安全感的主要因素[17]。
应付方式与安全感的发展关系密切。唐明皓（2009）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越倾向于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积极的应对方式的留守儿童安全感水平越高，留守儿童采用自责、幻想、退避等不成熟、消极的应对方式，安全感水平越低[18]。姜圣秋等（2012）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安全感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密切[19]。
生理缺陷也会对安全感发展的影响。杨昭宁等（2012）的研究发现聋生安全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同时存在性别、主要生活区域的显著性差异，男生的安全感水平显著高于女生；乡村学生的安全感水平显著高于城市学生；聋生安全感对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0]。
积极心理资本与安全感的关系。刘少锋主要关注个体的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四个方面对安全感的影响。结果发现积其中的自我效能因子、韧性因子和希望因子对人际安全感因子、确定控制感因子和安全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表示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三者的解释率分别为24.4%、19.9%、25.1%[21]。
（2）安全感与环境因素的关系研究
目前研究主要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是否离异、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家庭环境、家庭经济、亲子分离状况、城乡等方面对安全感的影响。
首先是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类型及家庭经济状况。杨元花（2006）研究发现，父亲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对安全感的建立影响显著，这估计与父亲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关。经济收入不直接影响安全感的发展，但可以影响其它家庭因素间接影响安全感发展。家庭是否离异对安全感的发展有显著影响。
其次是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环境。杨元花（2006）将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各因子与初中生安全感进行了相关分析，发现初中生的家庭成员关系亲密、充满温暖的情感、上进、注重娱乐、追求知识、讲道德、组织有序和控制得当会增加安全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独立好像不被认为是好事，孩子在心理上还很难认同独立性，所以独立性越高对安全感的发展反而不利，这与有关独立生活的留守儿童安全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过度保护和严厉否认的教养方式不利于安全感的建立。留守儿童安全感状况调查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安全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安全感。替代教养，隔代教养留守儿童安全感显著高于独立生活留守儿童，可见亲子分离环境不利于安全感的建立[22]。
再次是学校环境。李骊（2008）的研究发现师生关系、友谊质量、同伴接纳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感显著相关，师生关系与友谊质量对其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虽然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感发展处在一个不利处境，仍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安全感发展良好。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感发展具有调节作用[23]p。
然后是社会环境。傅鑫媛（2014）等人对大城市职场未婚女性的择偶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导致其个体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安全感； 女性的安全感水平越低，那么其择偶中的物质倾向就越明显[24]。
最后是城乡生活空间。安莉娟（2004）等人对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城乡来源在人际安全感这一因子上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P
临床性研究：沈学武等人对强迫症患者的不安全感特点进行过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强迫症患者在所有的生存需要、爱与被爱的需要、人际交往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四个方面都较健康组显著缺乏安全感[25]。
三、国内安全感研究的综合评价与展望
综上所述， 近年来关于安全感的研究有增无减，在理论构建、研究内容拓展以及研究方法更新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们认为还有必要从以下角度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从理论构建上来看，已有的安全感理论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往往着眼于某一具体问题，比如提出家庭环境对安全感的建立有重要的影响，提出父母教养方式对安全感的建立有重要影响等等。研究假说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可以解释一些研究结果，说明它们的确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但是，这些理论无法帮助我们对安全感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纵观已有研究，还存在诸多不平衡，理论重儿童，实证重成人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未来的安全感理论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现有假说进行整合。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将家庭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纳入研究。在中观层面上，可以深入探讨有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群体之间的相互区别与联系。在微观层面上，可以把安全感的心理加工过程和对应的脑机制纳入其中，揭示安全感的内部形成机制。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安全感的理论，也可以借此形成新的研究动力，引发更多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以访谈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征集大量被试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构建一个影响安全感的理论模型。这模型将对我们每个个体的安全感培养和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导帮助，以提高我们在现有环境下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其次， 在研究内容上看，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其一， 探讨安全感与其他认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人格的关系。比如一些理论研究中提到缺乏安全感会影响认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和人格，但具体怎么影响，其中的内部机制又是什么没有系统、科学的研究。在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领域， 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能力每个人有不同发展水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发展水平， 这些发展特点对个体的安全感有着怎样的影响作用？反过来，安全感又对这些能力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挺有意义，值得好好思考和探讨。其二，国内与国外安全感发展的区别和联系。安全感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那么，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个体对同样的内容是否会有不同的安全感表现？同时，面对同样的环境安全感可以复制吗，可以传染吗？比如在国内出现了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乏安全感，对政府等公务人员办事缺乏安全感，年轻人对婚姻缺乏安全感等普遍性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在国内开展这类本土化的安全感研究，不仅可以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资料， 更可以比较文化因素对安全感的影响作用。
最后，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安全感研究以问卷调查研究为主， 目前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是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未来的安全感研究在方法上要想有所创新和拓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可以尝试引入实验室研究。正如前面提到认知能力与安全感关系的研究值得深入探讨，完全可以在这些主题方面尝试实验室研究范式。第二，完善研究工具。曹中平等人虽然对安全感问卷进行了修订，但选取的对象群体单一，项目分布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重测信度只是抽取了留守儿童样本。工具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安全感的临床应用和研究测量都需要一个信效度良好的问卷。问卷的修订工作仍需要完善，曹中平等人修订的是适合初中生，丛中等人修订的是适合大学生，所以研究工具的科学化也需要整合。第三，应该把质的和量的方法结合起来，把被试放在一个更加系统的环境中去考量，不仅要自评，还要他评。现有的研究基本采取的是自评为主，营造一个更加生态的评价体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思路。因为人的安全感是在一个生态的环境下综合产生的，那么，客观科学的观察一个人的安全感也应该回归那个环境才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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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3
论文关键词：心理安全感 心理安全教育 儿童 价值取向
论文摘要：随着民众安全感的普遍逐年下降，对儿童进行心理安全教育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心理安全教育的价值取向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儿童心理安全教育应以让儿童体验到充分的心理安全感为价值取向。
安全问题与人类同在。尤其是近年来，一起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一次次性质恶劣的人为灾难接连不断，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调查表明不仅我国民众安全感在逐年下降，全世界民众都是这样。成人尚且如此，那些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那些自我保护能力、应对外界突发事件的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等都不及成年人的青少年儿童肯定更甚！每一次灾难过后，他们所受到的冲击肯定比成人还要强，他们的安全感经受着现实更大的挑战。因此，儿童心理安全教育迫在眉睫。但，儿童心理安全教育作何价值取向？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略表拙见。
1 安全概念
1.1安全的基本含义
1.1.1语词学意义：中文解释只是从客观事实、结果来论述“安全”，而英文解释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安全感”。
1.1.2逻辑学的理解：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与“安全”词义相近的词语，如安心，安宁，心安理得等，与之词义相对的有：危险，恐惧，害怕，不安全等，不仅习惯用法是如此，几乎每一本汉语字典也都将“安”与“危”相对立，由此，或许我们能更深切地领悟到安全的真正含义。
1.2安全的科学含义
1.2.1生命科学中的“安全”：学会自我保护，珍惜、爱护自己的生命，不仅要懂安全知识，还要具备安全意识，更要培养安全应对能力。
1.2.2社会学中的“安全”：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之稳步快速发展。
1.2.3心理学中的“安全”：有研究者认为，心理安全是指心理的稳定感和基于现在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也有研究者认为，所谓心理安全是指，不需要有任何的戒备心，不担心别人会随时指责和批评自己，有一种安全感。
由上可见，安全一词不仅在字典里的释义有些出入，在不同学者的眼里，其词义也有不同。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安全”一词意义的理解也有差别，虽然不是基本涵义的不同，但是各有侧重。在传统文化中，“安全”多指的是人身、物质上的安全，而现代的“安全”内涵明显扩大，不仅包括人身、物质安全和社会安全，也包括精神安全。精神安全中，最重要也是正日渐成为关注焦点的是心理安全，包括认知安全、情感安全和意志安全。
1.3“心理安全”概念的由来
关于“心理安全”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中期，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就提出来了，罗杰斯根据他在心理治疗实践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提出创造性产生的首要条件就是心理安全与心理自由。但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理安全都未受到重视。直到美国9.11事件以后，心理安全才开始受到世界人们的高度关注。
2 儿童心理安全教育的价值取向
人作为自然、社会、精神三位一体的存在物，同时具有自然、社会、精神三种不同的需要。儿童也同样具有自然、社会、精神三种不同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任何的精神需要都是建立在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要让儿童体验到充分的心理安全感，其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同样不容忽视。
2.1自然需要
从安全教育角度来说，儿童的自然需要主要体现在生理安全需要，即人身财产安全。可以说人身财产安全是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为了满足食住等基本生存需要，顽强地与当时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现代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虽然没了担忧，但威胁生命安全的隐患却并不亚于原始人类。要保障青少年的人身财产安全，不仅要在交通、消防、活动场地、设施安全等方面下功夫，也要在保障校园安全，如校舍安全、饮食安全等方面花大力气；不仅要加强民众安全保护意识教育，而且也要增强法律政策的保障。
2.2社会需要
从安全教育角度来说，儿童的社会需要更集中地体现在群体安全和环境安全上。群体安全中最受关注的是校园安全。据统计，2000年至2006年，全国中小学因设施不当，出现学生因楼道拥堵挤压、被踩死踏伤的事故就达十多起，死、伤中小学生数百人。还有因危房倒塌造成学生伤亡的事故也多次发生，加上生活设施乱、脏、差而危害中小学生身体健康的事件更是不胜枚举。另据团中央、教育部等组织的关于中小学生安全问题的调查表明学校已经成为家长们最担心孩子受到伤害的地方。校园安全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此外，生态和环境安全也都面临着很大的威胁和挑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安全也逐渐成为一个潜在的巨大社会问题。要满足儿童的社会需要，就要在保证校园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下功夫，给儿童创造一个安全、和谐、友爱的成长环境。
2.3精神需要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而具有精神的需要。人的精神(意识、心理)由理性、情感、意志三个部分所组成。“人的这三种心理因素、活动和内驱力便相应产生三种心理需要，即认知需要、情感需要和意志需要”。下面，笔者将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心理安全。
2.3.1认知安全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首先是一种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精神的最高层次，“求知”是理性的根本属性。认识的目的是要为人的活动提供依据、尺度、准则和界限。要求得心理安全，必先满足人的认知需要。只有当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形成过程或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的时候，才能拿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或应对策略，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求得心理安全。
2.3.2情绪/情感安全
情感是人的心理因素的核心部分。不同的情感对人的身心健康及人的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积极、乐观的情绪不但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消极忧郁的情绪则不但有损于人的身体健康。
诸多观察和研究都表明，幼儿情绪情感最突出的表现为依恋。鲍尔比曾指出:依恋是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情感纽带关系的倾向，在个体的一生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依恋这种情感的心理背景是安全感， 依恋形成以后便成为幼儿与他人交往的安全基地。儿童一旦与他的依恋对象分离， 便产生一种分离焦虑， 即由于安全基地的消失而带来紧张和不安。
情感安全不仅要在追求个体的情感安全上下功夫，也要注意在群体或团体中创设集体的情感安全氛围。此外，和谐的人际关系也能给交往双方一种安全感，被信任感，使双方可以从容地开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相互的交往活动。
2.3.3意志安全
人还是一种有意志的动物，意志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所谓意志，就是人们追求某种目的和理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勇毅、自制和不屈不挠等精神。无论是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和险阻，这就需要良好的意志品质来支配和调节自己的行动。
在儿童的教育过程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该要注意培养、锻炼儿童良好的意志品质。在培养儿童良好的意志品质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对儿童进行挫折教育，提出“挫折教育 势在必行”的观点。
3 论证儿童心理安全教育的价值取向
关于儿童教育的价值取向，古往今来，许多教育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认为教育应该发展健全的人，有认为儿童教育要兼顾前瞻性和后顾性两方面，前者立足于现在、后者注重未来。还有研究者认为：“教育就是使个体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促进人的认识能力、意志和个性的发展，其最终目的是赋予个体生存的本领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借用熊华生教授对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观点，笔者以为，儿童教育在兼顾上述四个方面即儿童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儿童当前生活与其未来成人生活的同时，应当有所侧重，即侧重于儿童的个人发展及其当前生活。儿童的教育应以为儿童提供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促进儿童个体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而心理安全教育更应以为他们创造幸福快乐的童年，维护其心理安全为价值取向。因为，毕竟儿童还小，他们无法肩负社会发展的重任；再者，儿童还只是处于对当前的世界充满未知、充满好奇的时候，在对当前的世界都无法控制、无法预测的前提下，谈何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总之，安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安全舒适自由快乐的成长环境。要保证儿童的心理安全，绝不能忽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安全感。这里所谓的安全感，不仅包括对生理安全的体验，也包括心理安全的体验。安全感是整个儿童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学前期儿童尤为重要。因此，儿童心理安全教育应着力于帮助儿童建立充分的安全感，只要有利于提高安全感水平的办法或策略都可以而且应该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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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4
一、情感安全是公共安全的底线
人在环境中，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温暖家园，但另一方面环境的风险却如影随形，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的最大问题。社会的公共安全是一个系统，有着不同的层次。可以把社会公共安全的一级层次分为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大部分。在主体因素层次下，根据主体的二元构成模式，又可设主体的生理(身体)因素、心理(情感)因素两个二级层次，前者是主体的客观子系统，后者是主体的主观子系统;而在客体因素所构成的第一级子系统中，按照安全管理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状况、社会治安状况、公共卫生状况，还包括职业稳定、家庭和睦、食品质量、诚实信用、人际关系等多个二级子系统，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产生危害公众生命、公众利益或公众心理的问题，或爆发突如其来的危机，都是属于社会公共安全的问题或危机。可见，社会公共安全是客体系统发生破坏性的变化而引起主体系统失调的结果。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实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通过社会的、权威的制度或者运用一定的政策法规及社会组织手段，利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来保障公众的安全，或者帮助公众在危机时期能顺利地度过难关。随着“大国家、小社会”向“大社会、小国家”的转变，现代安全管理把关注点由国家军事安全转向社会民生安全，注重维护人的各种权利和公共利益，这种视角将主体人——社会公众纳入安全保护的绝对地位。
由此可见，安全的主体是人的安全;社会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而人的危机则表现为人的物质生存危机和精神生存危机，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种人的存在及发展要素在社会运行中的失调或失控。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安全管理中，主要关注的是主体人客观方面的安全，如生命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生活的安全，等等，而对人的心理安全、情感安全关注不够，这是社会安全管理中的一个误区。对于人而言，所有安全都内在地包涵在主体的心灵和情感之中，安全从自我存在的角度看，更多地具有主观感受的意义，因此心理安全和情感安全应该是一种本体性安全，这体现了人的本质安全。人们也许最看重的是生存安全等人的物质生存之类的安全，但实际上，当人们生存安全受到威胁时，随之而来的人的情感所受到的煎熬是人们最难以忍受的，社会最难以控制的也是情感层面的安全。因为如果人心内部情感机制发展混乱或部分地受到抑制，就会导致人的本质安全化程度低下，就很难与外部系统达成协调匹配，实现人-物-社会-环境整个系统的本质安全。情感安全理念的提出使得社会安全管理从系统视角转向生态视角，而后者强调要超越个体的外在关系层面深入到他们的内在感受系统，以人对环境的情感价值评价为中心点，研究个体的有机性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把社会安全系统看作人们持续地适应于环境变化的生态过程。
我们认为，社会公共安全的理念应当从主体的客观安全扩展到主观安全领域，形成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完整安全。这种主观安全观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安全事故、事件风险等对于公众的身体或生活伤害，而且也指出了灾害事故对公众的内在心灵伤害，从而引导安全管理从客观领域进入到公众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存领域，形成整合性安全文化。毫无疑问，对主观安全文化的重视会大大提升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质量。不过从本质上来讲，主观安全状况是对客观公共安全中问题的反映，这种反映，有时是同步的，有时却是超前的。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压力增大，焦虑感增强，这表明灾害事故(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人的生活表面，而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因此应对和解决的方法也必然超出原有安全管理的范畴。什托姆普指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理论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重视“硬变量”的研究转向重视对“软变量”的研究，结果是，情感因素成为了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聚焦点，忽略对诸如社会价值风险、社会道德风险、社会情感风险等主观性风险的调控，必将使社会的公共安全失去底线。
社会公共安全奠基于人们的情感安全，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社会公共安全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社会公民的安全情感;第二层含义是，社会公民的情感素质是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情感不仅连接人们以加强社会团结，承诺对社会的公共安全，而且情感也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破坏社会的公共安全。
情感安全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安全系统的正常运转。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对社会风险的探讨也进入我国社会学
的研究视野。但总的看，长期以来，社会学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而对发生在人自身的心理风险、情感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社会情感风险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是涂尔干所界定的主观社会事实，社会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情感有关。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损失性这两大特点(风险的不确定性会使人们焦虑不安;风险的损失性会使人们痛苦难担)，因此，任何风险，都伴有情感风险。无论是海啸、飓风、地震、沙尘暴，还是禽流感、非典、爱滋病、金融风暴，都伴随着情感风险。2011年对于中国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南方雪灾、西藏的暴力事件、抵制北京奥运的行为、山东火车相撞事件、洪涝灾害，还有撼动全国的四川大地震，每一个事件都让国人情感经历揪心的疼痛。情感安全感的丧失是对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解构，使得社会生活几乎成为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感的期待中，情感状态确定着自我存在的状态，确定着人与环境的平衡状态。人的情感发生混乱，社会就会发生混乱。对人情感的冲击带来了人的孤独、人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乃至社会的恐慌，而这一切最终将会冲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代社会是高度关联、高度依赖以及极度脆弱和不稳定性的，因此情感风险的发生会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地震发生在四川，但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了地震的可怕。精神病人的肇事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痴呆、抑郁以及吸毒和药物滥用等精神心理卫生问题的明显增多，给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带来诸多隐患。在这种公众心理状态下，面对战争、自然灾害等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的心理变化更趋复杂，心理承受能力更显脆弱。各种灾情不仅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理乃至情感造成极大的伤害，带来情殇。灾情可以激起群体成员的不安、忧心等消极情感体验，甚至引起群体恐慌事件，放大社会过激情绪，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很大威胁。“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现代性的风险具有新的特点，依据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使得原来的自然风险、外部风险转化为人为风险、内部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社会情感风险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风险，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主观风险，所有涉及到人的客观风险都会带来情感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情感风险的发生，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危机性，给危机的解决增加了障碍和新的风险。因此，情感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
二、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情感问题
情感状况构成社会公共安全的要件和基础。情感安全，不只是重要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人们对情感安全的认识。在社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情感问题在狭窄的社会圈子里和私生活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情感的动荡不会波及社会的公共安全;但在社会一遇到危机时期，情感的风险便铺天盖地而来，形成另一种更可怕的“灾情”。
当一个社会处于危难时期，其社会成员的情感也是危难的。灾情期也往往是社会情感问题的凸显期，如XX年“非典”病疫的爆发引发了严重的民众恐慌，造成社会极度紧张和焦虑情绪，形成所谓“非典恐惧综合症”。因此，灾难固然可怕，但它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却是更加的可怕。由于人们长时期大多是在一个相对平稳与平和的环境中生活，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难，其情感就会处于一种大起大伏的状况，出现许多在平时未曾出现的情感问题。具体来看，有关社会公共安全的情感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情感安全系数大大降低。安全感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而灾难对人的最大威胁是安全感受到威胁，表现为人们对灾难所带来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恐惧和担心。因为灾难总是破坏性的，使生命受威胁，灾难轻者造成伤害，重者致残，甚至死亡;因灾难造成房屋、农作物、工具、土地流失、贵重物品、现金损失等财产损失;灾难还会使家庭功能丧失，如地震造成很多人经历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辛辛苦苦的家业毁之一旦，流离失所，等等。安全感的丧失必然形成情绪性的过度反应，出现恐惧症、焦虑症等各种情感问题的概率会很高，悲伤、绝望也是最常见的感觉和情绪;人们没有了归属感和自信心，在应对处置外界环境和事务中感到无能为力和缺乏控制感。一般地说，卷入灾难事件的所有人都会带有心理创伤或负面情绪，区别只是在于程度的轻重。
其二，利己主义情感凸显，有可能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危难见真情，在2011年5月发生的汶川地震中，有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让人们在灾难中看到希望，感受到人间美好的感情，让灾民们焦渴的心感到些许慰籍。但是，我们看到，在灾难中也表现出与雪中送炭的利他主义情感相反的另一种 “真情”：有些人对灾情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对灾难感觉无所谓、对生命变得无意识，而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有少数惟利是图的单位和个人，利用“赈灾”的机会谋取私利。他们的这种雪上加霜的行径令灾区人民寒心，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次生灾害”，那危害程度远甚于灾害本身。因此，在社会危难事件中，既要防止出现道德情感危机，又要杜绝法律情感危机，在社会上弘扬相互关爱、团结一致、勇于奉献的精神。
其三，情感社会结构的解体。灾难发生前，人们的情感社会结构是稳定的，社会生活具有某种可预期的稳定框架，人们处于一个熟人生活空间，与亲朋好友保持“例行化”日常社会生活联系，家庭和社区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角色之间不存在大的断裂。灾难作为最具有解构性的事件，不仅破碎了整体的社会结构，而且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得亲朋好友散去或离去，原先的社区环境受到破坏，从而导致情感社会结构有可能分崩离析，把人从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安全系统中“剥离”出来，受到威胁。灾难导致既有的情感社会结构解体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受灾人不得不面对角色丛的断裂与张力，人分裂成了碎片，失去了完满性，这会引发主体的高度焦虑。
其四，社会记忆的丧失。社会记忆是存在于家庭、亲属和地缘社群等不同层次的集体情感互动。一个具体的人类学社区不单是一个社会单元，而且是集体记忆的载体。社区人具有共同的历史，拥有共同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风俗等，这些历史传统在社区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会经常重现，并构成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生命史。这种由共同记忆和历史构成的认同和情感会成为一种力量，使他们形成团结的纽带。灾难性的事件往往会摧毁社会记忆的历史空间，如城市古老的建筑物、文物古迹、山清水秀的乡村、古塔寺庙等，使得人生的发展链条断裂在有限的特定时空，没有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情感记忆可以分为愉快记忆与创伤记忆。灾难性的事件往往将渗进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愉快记忆化为乌有，或者封存在过去，进而强化了创伤记忆。人们把自己在灾难中所受的苦难，投射到未来的生活中;或者激活在过去生存境遇中的不幸与悲哀。〖3〗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5
1.1基本信息
本组53名患者是从所有精神分裂患者中随机抽取的，年龄分布：12岁以下3例，12-18岁41例，18-24岁5例，24岁以上4例。性别：男性31例，女性22例。
2临床诊断及分析
2.1情感障碍
有48例患者存在反应较迟钝，态度冷淡、情感淡漠等问题。日常观察中看出，他们对生活缺乏信心、学习兴趣和能力下降。另外，有22例患者出现自笑状况，28例患者出现过过度反应。
2.2思维障碍
有45例患者思维缺乏逻辑性和连贯性，临床表现是病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思维飘忽，逻辑推理荒谬，脱离现实。在交流方面，患者经常语无伦次；在写作方面，语法结构上虽然无异常，但语句以及概念缺乏逻辑联系，上下文之间严重脱节，文章没有明确中心和论点。
2.3意志和行为障碍
有44例患者表现出意志力减退和，活动被动的状态，缺乏主动和进取。平时患者行为懒散，不愿活动，缺乏言语交流遇到困难时，缺乏主动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等。
2.4认识障碍
有42例患者存在明显妄想症状，主要表现为不明理由的嫉妒他人，怀疑同事在身后诋毁自己，怀疑配偶出轨，对自己不忠，怀疑医护人员和病友会迫害自己，认为别人说话是在背地里谈论自己的，认为日常饮食中有毒等，严重时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40例患者存在幻觉，主要是幻听,比如听到有人谈话并回应、听到他人议论并做出一些怪异行为等。
2.5诊断分析汇总
在本组案例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几种类型里，偏执型38例，占72.1%，青春型3例，占5.7%，紧张性3例，占5.7%，单纯型2例，占3.8%，未分化型5例，占8.6%，其他类型2例，占3.8%；性格类型上看，内向型42例，占78.7%，中间类型8例，占15.4%，外向型3例，占5.8%；从病因上看，人际关系因素31例，占57.7%，身体因素5例，占9.6%，鬼神有关6例，占11.5%，性格因素6例，占11.5%，诱因不明5例，占9.6%。
3治疗方法
3.1药物治疗
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2]。治疗过程中主要就是做好早治疗，有效治疗和维持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需要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这样，患者对抗精神病药物的治疗反应最好，所需剂量也较少，效果也较明显。在治疗期间也要采用合适的药物，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持治疗的目的在于控制疾病，使其稳定，使患者康复，以便于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同时也要关注长期用药的不良反应，适当调整治疗方法，提高治愈的成功率。。
3.2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关键，对患者的康复有决定性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做好心理治疗工作：(1)尊重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在面对精神分裂患者时，要把握好尊重理解为先的原则，认真应对各种情况。当患者说话时，要努力倾听并理解，充分尊重患者；当患者心态不稳定时，要耐心开导，让患者找回安全感。建立有效沟通的方法与途径，建立信任关系，提供心理支持。要鼓励患者，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勇于面对社会，提高适应能力。(2)做好生活工作。对于行为被动患者，督促其料理个人卫生和生活其它方面，必要时可以帮助患者整理被套、晾晒衣物等。督促患者合理饮食、按时服药、按时作息，保证其生活质量。引导患者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如益智活动、趣味活动等，使患者在活动过程中增加交流机会。(3)做好安全工作。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突然出现各种异常表现，尤其是自残和伤害他人，因此要做好预警、干涉和上报工作。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尤其是危险品管理，准确评估各种可能影响患者安全的因素，为患者营造安全的治疗环境。引导患者认识周围环境，最大限度消除患者的不安全感。
4结果讨论
数据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男性居多，占57.5%，一定程度反映了一般精神病医院住院病人的男女比例情况；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患者较多，占76.9%，这说明患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患病者绝大部分是青少年，这说明患病与其心理成熟程度有关；患者类型中，偏执型居多；性格上看，内向者居多；因人际关系问题患病者占半数以上。经过一段时期治疗后，有13例患者被治愈，21例明显好转，18例无明显效果。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6
本文拟从人类自身的发展目标和犯罪新闻报道的效益角度来透视犯罪，主张传媒对犯罪新闻的报道应当引导公众从打击犯罪转向理性承受犯罪。
理性承受犯罪的含义
理性承受犯罪是指对于犯罪，人们从思想上乃至行为上去承认犯罪的发生进而接受犯罪的结果，从而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减少犯罪对人们的心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承受犯罪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姑息犯罪但绝不是放纵犯罪，姑息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反击，对待犯罪需要讲究战略战术；承受犯罪意味着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犯罪，既要看到其危害社会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毋庸置疑，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给人类带来了灾祸，成为困扰人类发展的一大难题。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功能分析的意义上说，犯罪的存在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甚或是‘有益的’。”①承受犯罪的目的是启示人们理性地对待犯罪，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因为，在感情起作用的地方不仅缺少理性，而且往往连常识都不起作用。
传媒引导公众承受犯罪的措施
在报道思想上，传媒要倡导人们由打击犯罪向承受犯罪转变。具体来说，第一是要倡导人们理性地对待犯罪，当生命与财产面临危险时，放弃财产以保全生命，因为生命是珍贵的，而且是唯一的。对那些旨在获取财产的犯罪，公众应设法保留证据或记住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以利于案件的侦破，而不要与犯罪分子作无谓的搏斗。第二，引导公众承受犯罪结果，对于犯罪事实，我们已不可能改变。那么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接受它，以期将犯罪对我们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报道内容上，传媒应引导公众由传统的与犯罪作英勇斗争型向机智周旋型转变。在控制犯罪、打击犯罪的政策指引下，传统媒体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是钟情于那些与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作英勇顽强搏斗的英雄式人物，有意无意地向社会公众传递着打击犯罪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公众承受犯罪，传媒在报道内容上就应选取那些与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机智周旋的案例，旨在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一个机智理性的人如何对待不理性的行为，从而培养公众逐步理性地看待犯罪和承受犯罪。现代犯罪学研究证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这意味着被害人不再完全被视为被动的、无辜的、无足轻重的，反而“被害人是犯罪的发生及其控制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②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也起着重要的制约或推动作用。如：由于被害人的反抗，犯罪人决定杀死被害人；由于被害人的威胁，犯罪人决定杀人灭口等。因此如何引导潜在被害人理性地对待犯罪，如何避免被害应当成为媒体报道内容的重要部分。
在报道方式上，传媒应将负面新闻负面报道法向正面报道法转变。伴随着我国“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开展，新闻媒体逐步市场化，为追求经济效益，许多媒体开始在较易吸引公众眼球的犯罪新闻上做文章。众所周知，大多数的犯罪新闻都是负面新闻。对于负面新闻的负面报道，稍有不慎，就会产生负面效果，引起社会的不良反应，因此对于负面新闻应当理性评判，正确引导，以发挥负面新闻报道的正面效应。犯罪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只要有人类的活动，犯罪就不可避免。既然不可避免，媒体就必须予以正视。③犯罪新闻的报道必然涉及烧等社会的负面现象，对此类负面新闻的报道，媒体应从警戒社会、预防和威慑犯罪的角度，从稳定社会的角度进行报道。只有这样，传媒才能引导社会公众承受犯罪、理性地对待犯罪。
传媒引导公众承受犯罪的意义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安定有序，而安定有序的环境需要媒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这种良好的舆论氛围不是传统媒体所倡导的报喜不报忧，不是传统媒体所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而是要求媒体对有可能对社会安定和谐有负面作用的犯罪新闻采取正确的报道态度和方法。引导公众理性承受犯罪，以利于社会公众安全感的增强。公众安全感是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指标，媒体对案件侦破的报道、对机智理性对待犯罪行为的报道、对大力惩处的报道，不仅不会造成所谓的社会恐慌，反而会使社会公众对政府、对法律充满信心进而增强对犯罪的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有利于媒体自身公信力的提升。媒体的公信力是指媒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社会和受众中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及媒体为公众信任的程度。④犯罪新闻报道的目的绝不是向公众传递犯罪行为的血腥残酷或者犯罪分子的穷凶极恶，犯罪新闻报道的手段是披露，但目的是更深层次的警戒和惩处。因此单纯吸引公众眼球的对犯罪新闻的血腥描写和对犯罪分子的凶残披露难免有“猎奇”、“低级趣味”之嫌，使部分读者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感。引导公众理性承受犯罪的新闻报道，却是在理性评判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的基础上，告诉受众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犯罪，如何理性地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和对受害人的影响。伴随我国受众综合素养和理性的提高，以客观理性见长的犯罪新闻报道，必然会被广大读者所认可。因为媒体的公信力不仅来自媒体对公平正义的诠释，更来自媒体对社会现象的独立思考和对理性的追求。⑤
有利于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受犯罪措施的实施首先能够减少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近年来对金融业的抢劫、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赤手空拳的银行职员与手持武器的犯罪分子展开殊死搏斗的也大有人在，但最后的结果从效益的角度来看却不尽如人意。因为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那种理想结果(既不损失钱财又能不受伤害甚或将犯罪分子也抓住)存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通常的结果往往是：银行职员伤、亡，但金钱被保住；或者人员虽然遭受伤亡，但金钱依然被抢走。后一结果显然无效益可言，即使是前一结果，如果有人死亡，那么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与人的生命相比，如果仅仅是人受到伤害，对伤者的治疗费用超过所保护的金钱数额的也不在少数。这些显然会增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而传媒在这一方面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即引导公众理性承受犯罪，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以杀死或伤害被害人作为排除实现犯罪目的之障碍的杀人或伤害，从而减少犯罪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此外，引导公众承受犯罪还可以减少犯罪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现实生活中，由于遭受犯罪分子的侵害感到生活无着而致犯罪，或者因遭受犯罪分子的侮辱羞于见人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我们的媒体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角度出发，鼓励被害人和社会公众承受犯罪，引导社会公众理性看待犯罪现象、犯罪嫌疑人、犯罪被害人，给被害人以适度的关注和帮助，以淡化犯罪对其的影响，那么因犯罪导致的间接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有利于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实现。所谓目的，“是指那种通过意识、观念的中介被自觉地意识到了的活动或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和结果。”⑥目的之于行为，犹如理性之于行为，是行为的精髓所在，是人类活动的主宰。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承受犯罪措施的实施，不仅有利于犯罪预防的实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导人们从预防犯罪到预防被害，亦可以帮助被害人尽快恢复正常心态，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内心的安宁和自由。只有理性地看待犯罪，才能保持和恢复社会公众对政府、对法律的信心和信任，才能增强人们源自法律的安全感，保护人们源自法律的自由和权利，为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然在犯罪新闻报道中引导公众承受犯罪绝不意味着倡导公众对犯罪采取放纵的态度，任其肆虐横行。因为对待犯罪，“更多地应当是凭借人类的聪慧而不是热情、理智而不是任性、有目的而不是盲目地、整体性地而不是分散性地进行”。⑦
注 释：
①刘广三，《犯罪现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③夏国胜：《理性评判 正确引导――浅谈发挥负面新闻报道的积极效应》，《新闻战线》，2004(7)。
④朱琳：《浅谈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因素》，中国广播报论坛，中广网，
⑤吴国辉：《媒体公信力来自何处》，《新闻实践》，2005(7)。
⑥黑格尔[德]：《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3页。
⑦张智辉：《理性地对待犯罪》，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