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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范文1
ISO 26000对社会责任融入整个组织和付诸实践提供了指南。ISO 26000认为，为全面融入社会责任，组织需要开展全面的管理变革，但这种变革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以现有的体系、政策、结构和网络为基础。
根据天津电力所处的社会责任实践阶段，本文主要讨论全面融合社会责任阶段所做的工作，具体就是其中的社会责任融入组织治理、制度和程序。指标体系建设是融入组织决策、组织结构、制度和程序的最有效手段。
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继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和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2010年颁布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标准ISO 26000。这也是社会责任领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标准。
ISO 26000将企业社会责任（CSR）推广到任何形式组织的社会责任，在全球明确了社会责任的定义和原则，确定了践行社会责任的核心主题，并且描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社会责任融入组织战略和日常活动的方法。ISO26000系统地总结了社会责任发展史，概括出其基本特征和实践，指出了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和发展趋势。
ISO 26000将社会责任议题归纳为七个核心方面，即公司治理、人权、劳工、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以及对社会发展作贡献等。这些主题包含了任何组织决策和活动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最可能影响。确认某个议题的重要性，既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方对它的关注程度，又要考虑到其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该标准的出台使社会责任探讨的焦点，从是否应该实施转移到如何实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责任标准。当前，企业应当顺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变化，尽快建立符合自身实际、与国际接轨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以全面了解自身履责状况，系统、有针对性地提高履责水平，符合国际标准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报告，有效提高核心竞争力。
天津电力社会责任工作基础
作为关系天津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骨干企业，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电力）承担着优化地区能源资源配置，保障和促进天津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任务，担负着建设、运营和发展天津电网的重大责任。
天津电力连续三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以丰富履责案例和统计数据，全面、系统、形象地反映了电网企业履责情况，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行为、绩效和履责承诺，展示了开展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推动社会责任根植基层的具体实践。
经过连续多年的社会责任实践，天津电力已经由“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为什么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要履行哪些社会责任”深入到“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之后，公司迫切需要在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构建电网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解决以下问题：文字性描述较多，缺乏定量化指标；各年度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纵向评价和横向对比缺乏依据；内容覆盖面广，但层次、重点不突出，对履责情况缺乏一般性的原则和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衡量标准；作为非上市公司，第三方审计鉴证力不够。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从传统经验管理向现代制度管理思想转变的体现，使社会责任管理不再依靠经验，而是通过制度和科学的方法，引入系统化、理论化的管理方法，将管理目标定量化、具体化。
更进一步，一个组织的管理目标，如果能按照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同时展开，形成有机的、立体的指标系统，不仅使各级社会责任管理人员和每个人对目标整体一目了然，也能明确各部门的目标。
ISO 26000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构建思路。
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构建社会责任指标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各级指标的选择与设计应遵循什么样的逻辑框架。天津电力社会责任指标按照一级指标的逻辑框架——中间层级指标的逻辑框架——末级指标的逻辑框架构建。
一级指标逻辑框架
对于一级指标，按照利益相关方进行划分。根据ISO26000国际标准对社会责任的定义，企业应对其产品和决策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负责。据此，为进一步细化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一级指标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政府、投资者、客户、员工、商业伙伴和社区以及环境七个指标。
二级三级指标逻辑框架
中间层级及末级指标是在一级指标基础上的细化。按照社会责任实践的内容性质将指标体系划分为能体现效率性的指标、能体现公平性的指标以及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在具体构建这些二级指标时，对应ISO 26000各项议题的实践要求，结合电网企业的实际，进行参考，确定担责内容的二级指标。
限于篇幅，仅以与消费者有关的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为例。
指标体系实施阶段
1.基于ISO 26000的社会责任管理涉及到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指标体系的具体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应选择前期工作基础好的单位试点推进。
2.ISO 26000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指标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强化行业专指性。将指标体系同计划管理、经济核算等工作有效结合，有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行动指南，在条件具备时与绩效考核相结合。
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范文2
《指引》共包括总则、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推进社会责任工作的主要措施和附则四个章节。此外还包括两个附录，一个是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和社会责任业绩沟通指标体系，另一个则是相关术语和定义。总体而言，从结构上看，《指引》已经超越了通常社会责任文字性指引；从内容和功能上看，《指引》也并非一般性社会责任实践性指引，而是包括了社会责任管理指引的内容。总体而言，《指引》具有如下五大特点：
一、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相结合
从社会责任理念上看，《指引》在吸收了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关于“社会责任即为影响”理念，以及“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根本目标是促进组织与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将国资委和谐战略中所倡导三大提升理念（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价值创造能力显著提升，社会沟通能力和经营透明度显著提升、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也完全融入其中。从社会责任实践来看，《指引》将ISO 26000的七大议题作为核心实践内容，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和企业实践进行了优化。此外，《指引》还较好地吸收了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4版的内容，如强调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等。
二、行业特征与公司实际相结合
《指引》将能源供应列在社会责任内容之首，也较好地体现了公司所属的行业特征及自身特点。作为全球性能源大公司，应对能源挑战、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不竭的能源动力，既是中国石油的使命，也是能源公司共同且首要的责任。同时《指引》还从公司实际出发，并结合中国能源的具体情况，对能源供应的责任内容从深化科技创新、加大资源勘探开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清洁优质能源供应比重、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以及合作构建全球能源安全链六个方面加以了具体阐述。这些内容连同环境保护责任内容，在过去八年构成了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重点，既反映了中国石油在保障能源供给方面长期的努力，也表明今后仍将成为中国石油长期坚守的核心责任。
三、责任实践和责任管理相结合
从内容上来看，《指引》一方面明确指出了公司社会责任八个方面的内容（能源供应、环境保护、组织治理、尊重人权、公平运营、劳工实践、消费者权益、社区参与和社会公益），同时每个方面又列出了具体议题（共计38个次级议题）及其实践要求和方向。另一方面，《指引》在明确指出推进社会责任工作的五大措施（完善社会责任组织管理和制度建设、推进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建设、加强利益相关方沟通参与机制建设、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推动公益活动专项工作管理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责任管理思想。如在组织治理中对决策的表述，要求在制定决策前要充分考虑决策可能带来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在决策中要保证高效透明，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方诉求，在决策实施后要跟踪、评估和审计执行效果是否管理好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影响，以及是否兼顾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同时不断予以改进。
四、责任指标和沟通指标相结合
《指引》附录1中的社会责任内容指标体系将实践内容按照国际标准定义为实践议题，这议题相当于社会责任实践的一级指标。而在每个一级指标下又包括38个二级指标（对应原内容体系38个次级议题，按照目标要求的性质进行的同名设置），在每个二级指标下包括119个三级指标（按照实现二级指标的具体行动要求进行设置，有些是方向性的，有些是定性要求，有些是定量衡量指标），这些细化的指标为公司各级单位在实践中提供了针对性地参考。社会责任业绩沟通指标体系则是公司在结合多年社会责任报告基础上按照经济、安全环境、员工和社会公益四个方面进行的划分，共包含32个指标。社会责任实践指标和社会责任业绩沟通指标在互相区分的同时，又具有较好指向性和明确指导作用，同时在指标管理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五、现实指导和未来引领相结合
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范文3
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与现代企业相伴生，现代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兴起。美国学者谢尔顿在《管理的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经历了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但是直至最近几年，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字眼才在我国范围内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百姓，在论及企业与社会问题时，均认同企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应如何界定，不同的人群却又有着不同的观点，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也是各持己见，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比较抽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等内容。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物，帮助受难同胞度过这场灾难，一股爱的暖流在社会上缓缓流淌。许多企业捐款达千万元甚至亿元，受到了公众的赞扬。与此同时，万科集团总部以220万元的捐款数额受到了质疑。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回应到，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另外有消息透漏说，万科集团要求内部普通员工捐款时以10元为最高额。王石的行为让万科和他个人陷入了一场公关危机。随后王石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并称公司将以1亿元资金参与四川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但1亿元的付出并未真正解决这次危机，万科损失惨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企业不承担公众期望的社会责任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经济成本反而会使企业付出更大的代价，遭受惨重的损失。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也为了树立品牌形象，赢得良好声誉，开始自愿承担社会责任。很多企业选择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简称CSR报告），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战略、方式方法，其经营活动对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取得的成绩及不足等信息，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向利益相关方进行披露。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尽管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及重要性，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又出现在我们眼前，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法律层面上应当讨论的问题还是道德层面上应当讨论的问题。社会责任并不是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当有关主体或社会舆论对企业行为有所不满时，便可以随意将“未履行社会责任”这样一顶大帽子扣在企业头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进行一下简单的举例分析：
1、《公司法》中企业社会责任
2006年实施的《公司法》第五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法第一次明确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是以公司形式存在并进行运营的，所以《公司法》当中关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可以被看做是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基础。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此条款只是倡导性的宣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凭借这一条款强制企业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因此该条款存在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2、《保险法中》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并列成为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三大支柱产业。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继2009年中国人寿第一次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之后，我国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也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保险公司为增强自身竞争力，提升品牌形象，开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保险业有三大功能：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保险业的功能决定了保险公司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经济补偿功能体现了保险公司分散客户风险，补偿客户损失的责任。资金融通体现了保险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之一，稳定市场资金运行状况，保障经济良性发展的社会责任。社会管理功能体现了保险公司保障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为政府分担社会职能的社会责任。《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不再限于“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三种业务，此规定不仅可以促进保险公司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还可以使许多保险业未涉足的领域得到保险公司的保障进而健康迅速发展，例如，“三农”发展，环境责任保险实行，城乡医疗体制改革等。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保险公司参与社会责任的范围。《保险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这应是保险活动中保险公司对投保人遵守社会责任的底线。保险法规定的保险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应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集中比较完整的体现。保险公司的三大功能使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体现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它涵盖了我国学者认为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保险法》对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起到较好引导的作用。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2008年底，兰州市第一医院相继收治了15名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都反映孩子一直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医院确诊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标导致婴幼儿患病。随后在全国其他省市也发生了相似的案例。此次事件危害后果严重，三鹿陷入困境，并最终破产。这次事件也让很多知名品牌公司在检查中暴露出一些问题，我国奶粉业的发展因消费者的抵制面临巨大障碍，时至今日也未能完全恢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此规定表明了消费者具有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是对包括企业在内的经营者一个原则性的倡导。企业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应遵守此原则，承担社会责任。
4、《劳动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河南新密市的民工张海超在郑州振动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出现了咳嗽，胸闷，吐痰症状，多次治疗未果。后来有多家医院对其做出了“疑似尘肺”和“不排除尘肺”的诊断结论。这些不确定的表述加上振东公司推卸责任，张海超的病不能按职业病进行治疗。2009年7月，张海超为证明自己的职业病到医院进行了肺组织活检手术（即开胸验肺），他用这种残酷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最终振东公司因违反《劳动法》规定的保障劳动者健康，对从事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的义务，受到了处罚，承担对张海超等人的责任。《劳动法》中详细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用人单位的义务。企业包括在用人单位之内应自觉遵守《劳动法》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人身健康，享受社会保险福利，参加职业培训，获得劳动报酬等权利。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层出不穷，面对这些问题应拿起法律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让企业履行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另外《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规范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做出了规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妥善解决劳资矛盾对企业承担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有重大意义。
5、《环境保护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2010年7月3日，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铜酸水渗漏事故。此次渗漏使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了汀江。汀江部分河段污染严重导致大量网箱养鱼死亡。紫金矿业对于此事件隐瞒了9天才向外公布，让事态进一步恶化。事故发生后，调查组查明紫金矿业在本次事件中存在过错，应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此外紫金矿业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对沿江居民和鱼类养殖户的损失，并治理被污染的河道。《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单位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要求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另外还规定了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污染排放制度等。企业如果违反制度要求，就应给予受害者经济补偿，承担法律责任。在经济的转型期，企业应转变观念，主动承担环境责任，使环境管理成为企业生产管理的一部分，为实现生态文明做出贡献。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建议
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范文4
一、一个前瞻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人们对企业社会性之认识的逐步加深是密切相关的，而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则是与企业存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企业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融经济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组织。也就是说，其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不仅要追求个体利益，还要关注社会利益;不仅要为股东、雇员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负责，还要为消费者、供应商、社会成员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最能充分证明企业社会性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受托人”理论、中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①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成为了企业社会性的最强有力证明，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受企业社会性特征之影响而诞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社会性内涵。
最早在理论上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多德教授。他认为，“企业财产的运用是深受公共利益影响的，除股东利益外，法律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人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应因此树立起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的社会责任观。”［1］47由此可见，最初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还是一种观念、理念，或者说主要还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认识，这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越来越强调法律责任则有所不同。对此，我国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但对其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区分，而且基本上是强调道德责任多，法律责任少。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就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①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长期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上还是道德层面。”［2］对这种认识我们不能苟同。
这是因为，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法理依据。如前所述，在立法未对企业社会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时候，公司社会责任还停留在道德责任层面。关于道德义务，作为美国现代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主要是指体现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②
“义务的道德”一般来讲是禁止性的，而“愿望的道德”是肯定性的。富勒认为只有“愿望的道德”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由于企业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企业行为必然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侵犯他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可能属于“愿望的道德”，而只能是“义务的道德”。“‘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以理解”。［3］“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性规则，道德美德、修养也只有尽了道德的义务之后方能实现，……。因此，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道德法律化的内在性基础。”［4］而且，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也是道德中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种道德的义务规则完全可以加以普遍化，因为只有加以普遍化才有可能将这种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具有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现实依据。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该条款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但是表明我国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之后又在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再加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税法》等基本法律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虽然这些规定对企业运行中司法责任的落实没有明确规定，比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方面都没有具体涉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只是因为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强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而使得本属于法律责任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被部分学者“误读”为道德责任之范畴罢了。
一般来说，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是通过具体的责任形式或制裁方式来实现的，其体现的不仅是违法企业对某一个体的法律责任，主要还是违法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考虑到现代企业之社会性决定了其违法行为不仅会给社会个体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给社会中的不特定群体造成损害，严重危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重在强调违法行为主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而非仅对某一个体的责任。
那么，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从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责任追究机制上看，违法企业侵害某一个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主要依赖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传统责任方式去实现，比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拘役、徒刑、罚款、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等;而对于违法企业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尚缺乏独立、系统、科学的救济方式，对于应当通过何种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也缺乏系统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这种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丧失了应有的理论依据或法律依据，给司法实践中合理、合法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来了诸多理论或法律障碍。
实际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并不是没有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等惩罚性赔偿就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不同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还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的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形式也是针对企业违法行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时可资采用的责任形式。关键是企业社会责任适用这些责任形式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如何适用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突破性”的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这也是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基本目的，这种认识或将成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就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形式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等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以实现社会实质公平为目的，兼容社会法部门之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公共性与整合性特征。其重在强调法律责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依据这种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只能也必须依赖于能够体现其社会性特征或者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了。以上提到的惩罚性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均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等典型特征的责任形式，这些责任形式也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在发展中逐步归纳、抽象、提炼出来并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因此，建立独立、系统、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就应以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为导向，既要借鉴民事、刑事、行政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还要重点关注包含经济法责任在内的一切富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的利用和发掘，以探寻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二、一个学理性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法理基础
通过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基于对企业社会性特征之认识而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因此，要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还离不开经济法理论的支持，或者说，经济法的真实存在成为了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法理基础。
第一，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而经济法现象也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规制企业托拉斯为核心的美国《谢尔曼法》的颁布成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后经济法则不断加强从法律层面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的规制。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规制表现在责任方式上就是若干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成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第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论证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本质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暗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市场在保护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上的失灵。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使市场既充分释放其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用，又尽可能地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以此达成市场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最大化其各自作用基础上的和谐与均衡。［1］138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置于一个有着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国家公权力介入企业经营活动，乃是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原因。“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5］。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反映到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上就必然体现为若干旨在平衡与兼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法律责任形式的普遍适用，如上文提到的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等。在以往的责任理论研究中，这些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目的且主要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已逐渐被抽象、提炼、归纳，通过类型化分析和典型性分析等方法，成为了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的独特责任形式了。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责任追究机制上，就是要求企业市场主体适用的责任形式在具体设计上除了能保障投资者(即股东)的利益以外，更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实现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应具有的社会性特征。上述分析说明，经济法就是建立在承认社会利益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法律现象，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以达到维护自由竞争之市场秩序的目的。但也正是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本位理念，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全面形成，均是在契合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天然的具有社会性特征。所以说，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其终极目标，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产生的理论先导，同时也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一个关联性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范畴，因此法律责任理论自然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影响最甚。可以肯定的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与正在建构中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行关联性分析，将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制度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盲点和难点。之所以能够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从经济法学理论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就包括“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6］。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类型的责任形式与其他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共同归属于经济法责任理论，这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必然会受到其他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的影响，对两者进行关联性分析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主要也是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的，而以组织形式出现的企业就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也说明，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这就为通过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其二，现代法律责任制度发展趋势表明，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是完全合理的。
“法律责任的外在界限和内在界限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自身性质。应当说，在法律责任与非法律责任之间，在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经常会有一个较模糊的区间，这使得责任之间会有一定的流动性，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7］
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既有民事、刑事和行政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又有经济法领域特有的责任形式，这使得其呈现出一种以“传统﹢独特”内涵为主要特色的法律责任体系。与这种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相比，目前的责任理论中还没有关于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独特责任形式的系统研究，这就使得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
其三，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都具有社会性特征这个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共性。也可以说，社会性特征这个共性是连接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和桥梁。“在经济法领域，对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考虑，经济法的宗旨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规制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经济法责任不只是对个别当事人与国家的责任，当然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能这还是最为重要的方面。”［8］
简单来说，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的，其体现在责任形式上就是更多的重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大量挖掘和适用。在这一点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因而经济法责任形式与企业社会责任形式之间可以、也必定存在有一定的流动，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责任形式。可以说，两者共具的社会性特征是我们开展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联性分析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说明，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因此，需要把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分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按照这种分析框架设计的研究思路，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时，完全可依据其社会性特征合理选择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作为其法律救济方式。
作为新兴的法律现象，经济法部门发掘出了若干富有特色的责任形式，像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引咎辞职、经济责任、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等，都已被经济法论者相当一致的认为属于经济法部门所特有的责任形式。通过分析这些责任形式，我们发现以超额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方式最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同样也是最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以下对这几种责任形式略做说明:
首先，这里的超额赔偿实际上也是惩罚性赔偿，其主要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比较典型的采用惩罚性赔偿的例证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规定，美国《谢尔曼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等，都是为了追求惩罚的目的。其实，这里的惩罚性赔偿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民事责任中早就有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之分。以合同违约责任中的支付违约金为例，民法学者普遍认同，从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的角度考虑，在立法上确定违约金为补偿性的同时，要明确违约金的数额应当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纠正司法实践中不保护可得利益的倾向。这样，补偿性违约金可以得到类似于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另外，在确定违约金的基本性质为补偿性的同时，也不排除当事人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约定使用惩罚性的违约金。传统私法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以补偿性赔偿为主，而经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则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就有“十倍赔偿”的新规定。由此可见，超额赔偿并不以补偿损失为原则，而是带有惩罚性，适用这种责任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能通过法律强制力促使企业等市场主体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从本质上讲属于“惩罚性责任”。任何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同时对经济整体及处于整体中的个体造成损害，又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9］。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在要求违法企业弥补社会个体损失的同时，再对其施以“惩罚性责任”，以尽可能补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除了罚款、罚金和自由罚等传统的“惩罚性责任”形式以外，像资格罚、能力罚和声誉罚等更会让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使其震慑于法律的惩罚。这里的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就是关于资格、能力、声誉等方面的惩罚，这些惩罚性措施均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有一些现象或制度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其中就可能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①理论上有一种可称为“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②的责任形式已初见端倪。
这种责任或制裁具有经国家认可的行业责任或社会性制裁的性质，其实质是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市场主体资格的取消或限制。此种责任形式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已较为普遍地采用。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限制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③同时，立法上也有一定体现，像这些制裁措施就涉及到资格减免问题。④
再次，颁发禁止令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止令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止的作用，还可以对没有实施但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如美国《谢尔曼法》规定，违反谢尔曼法，司法部或者受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所损害的私人或企业可以要求禁令救济。在经济法中适用禁止令责任形式时，原则上并不以存在损害事实为必要条件。例如: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生产产品或销售产品的，在未投放市场前，国家就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生产或销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最后，理论与实践中还有产品召回、拆分企业等制裁措施也被视为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并被规定于有关经济法律规范之中。⑤
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特征的角度来看，这些责任形式同样可以作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当然，这些新型责任形式在责任主体、责任对象、适用条件等方面还有进行系统化分析和类型化研究的空间。
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范文5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 规制依据 规制动因 责任分配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如“5.12”地震)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配
鉴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营企业)在资产、技术、等基本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别和资产来源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也应加以区分。首先，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乃至政策垄断等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司法》应当规定国有企业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强化透明度和监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度明显强于中小企业，因此上市公司能够凭借其影响力从民众和社会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场资源，耗费了更多的法律资源(现代社会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复杂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主要承担其所在社区的公共投入，细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第一位的，具体规制为，引导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小范围内培养该群体的社会责任理念，即消费者责任、债权人责任、直接环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在社会捐赠、道德义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作出公司的预期规划，根据自身实力承担责任。
注释:
郭秀华，等.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外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吴越.公司人格本质与社会责任的三种维度.政法论坛.2007(6).
[2]史际春，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中国民商法律网.2009年.
[3]周友苏，张虹.反思与超越:公司社会责任诠释.政法论坛.2009(1).
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范文6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规制依据规制动因责任分配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三、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
以责任承担的驱动力为标准,可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分为,制度动因、道德动因和利益动因。其中,制度动因主要包括国家或政府对其社会责任的转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权力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摊派。道德动因主要包括突发社会事件的捐赠(如“5.12”地震)和社会公共物品维护费用。利益动因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社会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社会公共基础的建设,创出品牌,让社会更了解自己的产品,使公司获得无形收益)。在社会需要帮助时,首先应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缴纳税费等);其次企业(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再次,应平衡考虑股东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因此,规制动因的改进路径应当是:在划清公司社会责任和国家、政府的责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权力的责任摊派的基础上,以股东利益动因为基本出发点,激励股东承担社会责任动因,实现动因平衡——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
四、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分配
鉴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营企业)在资产、技术、等基本经济实力上的悬殊差别和资产来源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也应加以区分。首先,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乃至政策垄断等等方面都具有绝对的优势。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司法》应当规定国有企业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强化透明度和监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度明显强于中小企业,因此上市公司能够凭借其影响力从民众和社会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场资源,耗费了更多的法律资源(现代社会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复杂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确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分配,主要承担其所在社区的公共投入,细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分配。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是第一位的,具体规制为,引导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小范围内培养该群体的社会责任理念,即消费者责任、债权人责任、直接环境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在社会捐赠、道德义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作出公司的预期规划,根据自身实力承担责任。
注释:
郭秀华,等.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外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吴越.公司人格本质与社会责任的三种维度.政法论坛.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