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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1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3
曼海姆的学术生涯大致以政治流亡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893～1919),曼海姆出生于匈牙利,母亲是德国人,这一时期他受到了乔治•卢卡奇和乔治•西美尔的影响,1919年成为布达佩斯大学的教授,但随着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失败,曼海姆逃亡德国,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中期(1919～1933),他先后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其间,1922年其以《知识理论的结构分析》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3年纳粹解除了曼海姆的职务,他再次逃亡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一直到1947年去世。这种经历使曼海姆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
曼海姆早期研究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深受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学转向中,曼海姆一直以知识的本质、产生和局限为研究视角。曼海姆的社会学思想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即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孤立被打破了,开始了相互的沟通互动,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的世界中,而这些群体在以前都相互隔离,并将自身和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当然,沟通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②“在这个区别非常之大的世界中,不仅东方和西方,不仅西方各个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阶层(它们以往都多少有些克制)以及这些阶层中不同的职业团体和思想团体,所有这些阶层和团体现在都失去了自我满足和自认为应当得意的状态,而不得不面对异质集团的进攻而维持自身及其观念”。③曼海姆为自己确立的这一研究前提,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观念,即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互相之间的沟通与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影响着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知识生产,大到东西方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小到一个社会结构内部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沟通传播在其思想形成以及改变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曼海姆提出现代传播的普遍存在并将之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前提是服务于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这个核心任务的,但在客观上,这一点使他成为最早具备现代传播观念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研究的源头是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及其同事和后学,“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④杜威的传播思想集中体现于1927年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而曼海姆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几乎与杜威同时提出现代传播的观念。不过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杜威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类似,把传播与“社区”、“民主”等概念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曼海姆的视野更为广阔,考察传播对进入现代人类的思想、知识、观念的影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机构的传播功能。当然,不可否认,杜威的相关论述更为集中、具体、有针对性。曼海姆则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这也是曼海姆关于传播的观念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为人注意的原因。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曼海姆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能够从其著作中发现关于传播的真知灼见。
比如,曼海姆在论述其知识社会学理论时,围绕着知识传播,对传播机构、传播手段、传播者都有深入的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英文译者、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对曼海姆的分析进行了总结,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思想在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到了传播思想的机构和手段上,以及询问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是,知识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存教育制度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制度反映和影响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方式。在这一点上,有关教育的论著中讨论很多的灌输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知识社会学也对报纸、知识普及及宣传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充分理解这些现象将有助于形成关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思想所起的作用,以及知识作为控制社会现实之工具的价值的更准确的概念。”⑤曼海姆敏锐地发现,在知识形成和传播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机构和传播手段,而且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传播方式。后来的传播学者非常重视传播在社会中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称之为“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未尝不是受到曼海姆的影响,而教育及教育机构的传播作用,后来的研究还很少。
不仅如此,曼海姆还从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其他机构,确立了知识传播活动的途径框架,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责任就在于对知识活动框架内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对中小学、大学、研究院、学术团体、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和实验室、基金会以及出版机构等的研究。“了解这些机构的支持者和支持方式、举办活动的类型、政策、内部组织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⑥这种知识传播活动框架的确立,为后来者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⑦
在谈到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的可传授性时,曼海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授,指出这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接触的过程。他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俱乐部为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授的恰当媒介和最重要的形式,“俱乐部便是人类联合的特殊形式,它完全无意于发展成为一种依据党派路线进行社会选择的恰当媒介,成为一个取得政治生涯和培植集团利益的基础。俱乐部独特的社会学结构,是理解直接的和非正式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最重要形式的关键”。⑧这一点不仅是线性传播模式最初的雏形,其中关于俱乐部的讨论还成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先声。曼海姆还指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新闻工作者必须受到良好的系统专业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职责。目前的世界太复杂,每一种决定,即使它不过是部分的因目前的机会使之有可能建立在知识和训练之上,也需要很多专门知识和非常广阔的视野,才可能有通过偶然的联合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最后得到满足。“对系统培训的需要,现在已经趋向于将来还会更强烈地趋向于必须给予有抱负的政治家或新闻工作者以专门的训练”。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当时西方仅美国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新闻学专业,类似的新闻教育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曼海姆较早地指出了新闻工作者需要系统专门的教育这一点,并被后来欧美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所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仅如此,曼海姆还对未来政治介入专门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播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教育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危险,即专门的训练可能忽视本质上属于政治的因素,所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对政治家的训练会不会脆交给党派学校?……因为,只要再仔细观察,我们便发现它的结果只不过是培养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和观点,而它们是受既定的社会和政治阶层的片面观点指导的。”⑩虽然曼海姆这里说的是对政治家的教育,但鉴于前面他把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并列,谈论其教育问题,所以完全可以推论出:在新闻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中,曼海姆对于党派政治的固定价值观对新闻工作者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治对新闻业的扭曲,提醒未来新闻业应为争取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努力,这种担忧后来被集权主义国家新闻业的发展证明不是多余的。
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尚未形成,所以曼海姆的传播观念具有相当大的超前性。当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发展起来之后,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不可避免地对传播学产生了影响。传播学出现之后,以两种学术路径发展前进,以美国学术界为主的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又称为行政学派、实证主义学派),而以欧洲、加拿大为主的一批学者则发展起了传播批判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11)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曼海姆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关键概念方面,都对传播批判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文化研究学派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个关键概念,启发了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仪式观理论的确立,对今天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笔者将对这些影响另作专文讨论,兹不赘述。(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 释:
①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页。
②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本序,第1页。
③⑧⑨⑩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页,第185页,185页,第185～186页。
④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⑤⑥路易斯•沃思、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第21、22页。
⑦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从事媒介与文化研究的高级讲师Michelle Henning就曾在2006年出版了“Museum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见uwe.ac.uk/sca/staff/henning.shtml。
(11)陈力丹:《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12卷第2期。
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4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较强的使用性质和较弱的理论色彩是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现在的新闻学研究范围广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报学。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食物和活动中都贯穿这传播学，传播问题散发在各个学科中。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管理上有着众多的共同点，在学术研究中，会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学术活动中已很难区分，或者说区分的必要性已经很小。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已成定局。
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5
【关键词】传播学；教育；启示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学CDIO课程群建设》（Z32003-15-02：JXGG1502）资助。
自“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43年创立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课程、传播学获得学术独立地位至今，已过去70多年。媒介技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环境，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也深受冲击。近两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获得的一个共识是：国际传播学发展形势的转变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新闻教育所提供的知识体系已经不能应对当前的发展态势，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本文在上述共识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教学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专业能力目标和教学模式，借助工程教育中的CDIO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具体考察这一体系为传播学带来的启示。
一、应用型本科大学传播学的专业能力培养
传播的英语是“communication”，原义“沟通、交流”，按传播内容看新闻传播只是传播的类型之一。新媒体环境下掌握媒介技术不再是职业传媒人的特权，普通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同时也是受传者，传播的意义被泛化了。正如蔡雯指出：“当下传播教育不只培养新闻媒体需要的专业人才，还要为非新闻机构培养公共传播人才。”应用型本科传播学正在成为各行各业实操人才的培养基地，为学生设定的专业能力目标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技能。
在访谈毕业生时我们发现很多就业于中小型企业媒介运营、公关宣传部门的学生被要求承担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全部媒体环节，例如做一个产品策划的项目，他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从创意提案、文字撰写、图像到视频素材的拍摄、剪辑和后期处理以及运营推广等一系列工程中的若干或全部环节。而为了完成就业单位这样近乎苛刻的要求，现代毕业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同时掌握数个的媒介实操技能，比如说网络媒体的运作、摄影、摄像、修图软件等。
（二）具备相关行业的基本理论及知识素养。鉴于传播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域日趋多样化，学生必须拥有一定跨学科、跨行业的最低限度的专业知识。只有提升自身对于相关就业领域的了解认知能力，才能胜任这个行业的信息传播工作。
（三）对项目整体的运营控制能力。在全媒体时代的媒介信息传播呈现出融合汇通的大趋势下，信息传播任务往往被打包成一个项目的形态，所有包含在内的工序和任务都彼此紧密相P，因而项目组成员除了要恪尽职守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外，对全局整体运营控制能力也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掌控。
在教学班中要培养学生以上这三方面的专业能力，尤其是最后一项能力，在教学中适当地借鉴工程学的CDIO模式，能获得很好的启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提升对信息媒体传播项目的认知，有利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过程中对项目整体的运营控制能力。
二、CDIO模型在传播学教育中的应用
CDIO模型是2001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提出的一种工程教育经典模式。它由“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四个环节组成。“构思”包括产品先期的市场调研、顾客需求分析和规章制度制订；“设计”主要指方案和计划的制订；“实施”指将方案设计转化成产品的过程；“运行”是根据实施情况对前期程序进行评估、修订和改进。
CDIO模式导入传播学的主要困难在于，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很少将新闻看成一道流水线产品，新闻更接近于一种文学或艺术，是不能像普通企业产品一样用工序来衡量的。然而在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新闻教育家王中便论及新闻具有“产品”和“商品”的性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新闻成为一种由项目团队进行生产的“信息产品”在行业中的出现，CDIO模式在实际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有所应用也成为可能。
本文在进行一番分析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主要是来自上海建桥学院传播学在新媒体传播教学中实施应用CDIO理念的经验。具体做法，我们通过在传播学的主干课程中建立了CDIO理念的专属项目，按照CDIO模式设计教学大纲，在实际操作的各个环节当中适当引导学生在项目贯穿课程的教学环境中学习专业技能、加深对于专业理论的深刻理解，并且能够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活用理论、达到培养学生整体运营和控制项目的能力的目的。对学生自身而言，加强自主学习能力，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反思创新，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水平。
三、CDIO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以“hello临港”微信公众号项目为例
上海建桥学院的所在地临港新城是一块新兴的居住和产业地区，因为距离市中心路程相对较远的缘故，出现在临港地区的传统媒体生态也是寂寥的：包括尚不具备广泛影响力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而传播地区新闻则主要依靠临港管委会的官方网站还有几个微信公众号。这样信息传播媒介稀少的现象，严重导致信息交流的正常进行，也给临港地区政府政治经济信息宣传推送造成阻碍，使其传播媒体生态发展受到影响。
2014年10月，上海建桥学院传播系创设了以传播临港地区资讯、为临港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为宗旨的微信公众号“hello临港”，并将“hello临港”项目的运营带入了传播系学生的日常课堂中，与新媒体传播课程挂钩。
参考CDIO 模式，我们将16个教学周分为五个阶段，同时也是“hello临港”项目运营的五个环节。
第一阶段（第1周～第3周）为构思阶段。指导学生对临港媒体市场开展调研，了解临港的本地资讯传播存在哪些空白，以及临港居民希望受到哪些资讯、接收资讯的方式等。
第二阶段（第4周～第6周）为设计阶段。学生完成“hello临港”运营团队的组织架构，制订采编和发稿规章，并设计出未来一年内“hello临港”的运营和推广方案。
第三阶段（第7周～第9周）为实施阶段。学生申请公众号、按照方案正式开始运营“hello临港”，测试的环节包括：内容采制、编辑、版面美化、logo设计、内容、受众应对、推广营销、组织管理等等。
第四阶段（第10周～第15周）为运行阶段。在继续运营“hello临港”的前提下，对前期的市场效果进行评估、调整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完善采编发稿规章，加强采编业务培训以提高产品的质量。
第五阶段（第16周）为总结考核。在最后一周，将从教学层面对学生的项目参与情况进行统计，总结成果和经验，并将学生实际参与项目的成绩量化地转换为教学考核各项指标的得分，评定学生本课程的学习成效。
四、CDIO模式应用于传播学教学的效果和不足
吴廷俊指出，当前新闻教育应着重强调人才在就业市场中的践行能力和创新能力。“hello临港”项目运营两年多来， 我们最大的体会是CDIO工程教育理念对于锻炼新闻传播学生的市场践行能力和创新能力卓有成效。
教学班的学生在一个学期的项目运营中，能够充分了解项目全局观对于实际项目运营过程中的每一个组成工序和任务的重要性，提高了对于个人在整个项目成败当中所产生影响的认知程度，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使他们对课堂中所了解到的教学内容（理论专业知识、实际操作技能），都能够表现出一种主动学、渴望学、课堂不足课外自学的高涨热情。除了全体教学班学生实操能力的普遍提高、市场敏感度加强以外，特别还会有一些优秀的学生“冒尖”。这样也便于传播系教研组和学院能够及时发现真正的专业人才，进一步将他们纳入卓越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中去。
当然在传播学中应用CDIO模式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其中主要缺点仍是CDIO理念从原本植根的工学土壤移植到人文学科中的不适应：媒体传播新闻和资讯虽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时展背景下的知识类型新产品。但是新闻资有其本身独特的内容，比如说在传播的这类信息中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新闻特殊的政治喉舌功能，可以代替社会各个方面发声，在帮助各方传播信息之外也加强了社会各界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能与企业产品一概而论。
虽然CDIO模式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些缺点，但是我们依然确信在新媒体传播教育观念中，CDIO理念必将会有更多被反思、被借鉴、被应用的价值体现出来。当然，在实际传播发表过程中应该顺应传播学的新土壤柔软地进行移植。刘行芳认为在未来的多元社会中，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在“服务型教育、自主型学习、个性化培养、多维思维启发”下成长，才有可能适应变化极快的媒介环境。对CDIO理念本身的接纳正是将“市场、服务、自主、个性”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多元思维融入传播学教育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蔡雯.新闻传播教育的新使命[J].当代传播（汉文版），2015（06）：1.
新闻传播学知识重点范文6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新闻媒体市场化步伐、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也呈现出比较高涨的发展态势。截至2008年6月，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达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广告学323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4个。传媒教育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人才数量的不断增长，为新闻传播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撑。近年来，随着媒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演越烈，不断改写的传媒版图，对新闻传播人才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对能够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然而规模扩张后高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状况却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深深忧思。从高校角度分析其症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专业设置方面。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学专业设置的目标架构是以传统媒体的人才需求为基础，每个专业都简单地对应于一类传统媒体，如，新闻学专业主要为报刊、通讯社培养编辑与记者。媒介融合的核心是信息资源多元整合和多媒体技能全面调动。过细的专业划分能够满足过去单一媒体对于人才的需求，但随着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媒介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步伐加快，那么相对单一、壁垒分明的专业定位，必将不能适应当前媒介生态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
其二，在教学培养环节。国内多数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目前尚未真正树立基于媒介融合或跨媒介的新闻教育理念。课程体系设置过于单一、交叉不够;相关技能培养因实验设施投入不足而长期停留于理论层面;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且易流于形式，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单一;多媒体技能的实践操作较为缺乏，致使学生走上岗位后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就业出口越来越窄。
其三，在师资队伍方面。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对教师的实践性要求相对较高。一直以来，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师和其他学科教师一样，对其学历和学位的要求不断提升，而教师的媒介实践经验却越来越少。有学者分析中美高校新闻学专业教师背景时提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媒体从业经验教师占27%，而密苏里大学这一指标为91%。因此，我们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教师队伍正面临着素质提高、知识重构、技术提升、学养加深、能力再造等任务。
二、媒介融合趋势下高校传媒教育改革
传媒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人才，一直是各高校所探求的目标。面对媒介融合快速发展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高校必须加快对以往基于媒介分立背景下的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步伐。
其一，专业设置要趋向“融合”。融合的专业设置是高校应对媒介不断加剧的融合发展趋势最为积极的回应。我国高校新闻院系中基于传统媒体时代而分别设置的相关专业之间的壁垒应该被打破，要密切关注媒介改革发展变化，根据媒体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教学资源，进行跨院系、跨专业合作，注重文理交叉，实现优势互补，以培养基础扎实、技能多样化的新闻人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迎合媒介融合发展趋势，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融合新闻”专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内如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汕头大学等一些高校的新闻院系也作了积极探索，这对于我国高校新闻院系进一步强化跨媒体思维观，打破专业界限，迎合媒介融合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其二，课程体系要凸显“多能”。重构课程体系是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新闻人才的重要一步。凸显“多能”的课程体系设置，要立足于大学4年进行设计，既要体现今后从事传媒工作需要相关学科相互交叉的特色，让学生从中学习到多样化的专业知识、拥有多种传媒技能，学习领域可以涉及新闻学、传播学、跨文化研究、历史、法律、各类业务操作等诸多方面;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个性拓展空间，让学生拥有自主的选择空间。凸显“多能”的课程安排，要坚持“一专多能”的前提，其“一专”就是要确保学生所学新闻传播基础理论知识的巩固和扎实，可以通过“核心基础课程+多能专攻课程+选修提高课程”的路径来实现，这样能够在培养学生媒体从业基础知识与多种技能的同时，也增强学生应对社会各层面挑战的综合素养。
其三，教学环节要放大“实践”。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其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而高校在新闻人才培养上，最为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理论教学，虽然一直都谈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但很少有高校真正做到这一点。在教学环节放大“实践”，可以从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多个层面着手。从学校角度说，要着力构建一个面向媒介融合的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专业实验实践、专题实践实训和毕业实习见习等3个层次以及校内、校外两个实践平台。从教师角度说，要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媒介融合研究，努力将传媒产业、传播技术的变革发展融入到具体的教学之中，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增强其实践动手能力。从学生角度说，要强化理论学习需结合实践锻炼的理念，主动参与学校构建的多层次、多平台的实践教学体系，确保在校期间学习、掌握能够适应媒介融合的基本应用能力。
其四，师资建设要追求“双师”。优质的人才培养质量，离不开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培养出适应媒介融合发展需要的高质量、跨媒体和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需要加强师资队伍中“双师型”教师的建设。所谓“双师型”教师是指既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双师型”教师可以通过本校培养、人才引进和媒体兼职等渠道实现。对于本校培养，要有重点、有层次地稳步推进，要鼓励并支持具有潜力的教师通过自学、研修或到媒体见习等途径重塑知识结构，再创能力体系，提高自身素养;对于人才引进，要有计划和目的地从国内外高校或传媒业界引进高层次、高学历、高水平与强实践、强专业、强能力的人才;对于媒体兼职，就要定期聘请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的媒体从业人员，来校讲授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或开展专题辅导，由学界与业界“联姻”，培育跨媒介新闻传播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