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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经济学问题范文1
关键词：土地流转；机会成本；资源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185-02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使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但同时也导致了土地产权不明确和小块儿经营的状况，这些反过来阻碍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不利于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土地小规模低效化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间的矛盾，需要完善土地制度。土地流转作为的延伸与发展，是农村改革、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有必要对土地流转制度的概念进行剖析。
所谓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使用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按照市场原则，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的行为。［1］我国的土地流转，流转的只能是使用权、不能是所有权。而要保证土地留转的顺利实施，土地产权必须明晰。产权是一组权利或权利束，就是社会全体或社会某一部分人或某个人拥有全部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如果产权不明晰，市场机制就无法正常运作。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中，因产权主体不明、权利不全，造成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收益流失；或因承包权不稳定、使用权不完全，致使土地流转困难等问题，都与产权关系不明晰关联很大。［2］因此，在完善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有必要明晰产权。
二、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的的问题
民间自发形成的土地流转现象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省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居全国各省区市第17位，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73%，复杂多样的土地类型为农、林、牧、渔业的综合发展和多种经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农业人口6209万，现有农村可用耕地面积为687.1万公顷，人均1.21亩，近几年来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悄然出现了代耕代种、转包土地、委托经营等状况，在广大农户之间自发形成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现象。［3］据笔者所闻所见，当前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主要形式包括自愿互换、承包权转让和委托代耕：
自愿互换，主要是指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出于便利等因素的考虑，把承包的部分或全部土地与另一方进行交换，使得互换双方均丧失了对原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获得了对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承包权转让，主要是指土地的原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及其有关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方，在此过程中，由于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转移，所以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终止。
委托代耕，主要是指农户由于搬迁或者外出务工等因素导致暂时或长久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委托亲属、邻居代为耕种土地，但土地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发生转移。
(二)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土地流转是一种自发现象，所以在此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现对主要的不足予以说明。
1、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目前土地流转基本是农户自发进行的，而农民法律意识浅薄，土地流转在乡情和亲情的基础上达成口头协议，因而缺乏法律约束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即使签订合同也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内容不完备等问题，这些使得当前的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2、土地流转条件不成熟
土地流转的成熟时机是二、三产业较发达，农民不愿或无力耕种土地且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就变成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目前河南省不具备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的条件。
3、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不到位
缺乏流转平台、流转信息不畅，造成土地转入转出困难；缺乏土地交易的中介机构，出让方与受让方很难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供求平衡，导致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A村的甲农户想出让土地，B村的乙农户想收入土地，但甲乙间信息流通不畅，导致这笔土地交易无法正常进行，不利于土地流转。
4、土地流转主体思想认识不正确
农民及村级领导干部大部分没有认识到土地流转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以致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只重视引进企业而不重视培养农民的合作、创新精神；农民在处理土地问题时只注重局部和眼前利益，很少顾及长远利益，有极强的狭隘性。错误思想意识的存在不利于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5、土地流转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该省仍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要解决看病、教育、养老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土地收入。虽然土地收益率较低，但非农收入不稳定，农民为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不愿放弃土地，甚至不惜撂荒弃地也不轻易将土地流转。因此，要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就只有健全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农村土地流转中最大的制度瓶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将直接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和流转情况。［4］
三、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完善的必要性
为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土地制度必须变革，在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施土地流转制度成为一个发展趋势。因此该省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需要实施完善。
（一）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农业比较利益下降
低碳经济的经济学问题范文2
内容摘要：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
关键词： 碳交易 低碳经济 《京都议定书》 科斯定理
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碳交易简介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
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议定书》便是碳市场的最重要强制性规则之一，《议定书》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他规则从《议定书》中衍生，如《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到2012年，比1990 年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分配给各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确立交易规则。当然也有的规则是自愿性的，没有国际、国家政策或法律强制约束，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环保责任。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
碳交易产生的根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交换，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
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中国碳交易短期受挫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100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和低碳经济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发展的观念。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奥巴马上台之后把清洁能源经济列为振兴美国经济，提升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案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二是建立起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系统，发展出新型的碳金融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可与石油期货市场相媲美。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
碳交易把原本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本质上，碳交易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规定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买主向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国外碳交易的发展状况分析
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11日，全球共有696个CDM项目成功获得在UNFCCC执行理事会（EB）注册，预期可产生的年均减排量可达到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是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目最多的4个国家，占据了全球CDM项目总数的75%。从项目的年均减排量来看，中国每年可以产生647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额的44%。
到2008年，活跃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加拿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类型分布中，基金占34%、私营企业占58%、政府占8%。市场上最活跃的买家来自英国，他们大部分属于私营的金融机构；其次是意大利，主要是意大利电力公司。
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德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做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美国堪萨斯州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此外，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商机，陆续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淘金”。
中国碳交易的发展状况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没有减排约束，但中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8年，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碳交易。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估计到2012年年底，这两家公司将获得5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此项目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规模每年将达到1000万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2005年12月19日，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银行伞型碳基金签订了总额达7.75亿欧元（折合9.3亿美元）的碳减排购买协议。这笔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能帮助这两家中国企业在未来七年中每年减少1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自2006年10月19日起，一场“碳风暴”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刮起。掀起这场“碳风暴”的是由l5家英国碳基金公司和服务机构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求购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英国气候经济代表团。这些手握数十亿美元采购二氧化碳减排权的国际买家，所到之处均引起了众多中国工业企业的关注。
2009年8月5日，中国第一个碳中和企业诞生。2009年8月5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结论
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经过多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坤民，潘家华，崔大鹏.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2.World Bank，2003.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Kyoto Protocol（Workshop Repor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3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Z]，2008
4.环保部.《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2008
低碳经济的经济学问题范文3
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最能体现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议题”。虽然为了人类的未来，国需要作出不同妥协甚至牺牲，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从冗长的会议时间、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场以及最后艰难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气候政治的战场”上的博弈远没有因为会议的落幕而结束。事实上，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整个博弈的过程蕴涵着今后较长时期内南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路径。
当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时，其背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在打破国际旧经济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战。虽然在哥本哈根这一回合的博弈中，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意愿声明，但还是可以说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艰难中前行。
在这场没有结束的博弈中，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那么，各国就会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置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将出现的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就是对国家的挑战。
关键词：
气候政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对话合作全球化
一、引言
2009年的冬天，一场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气候谈判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上演。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型会议齐聚了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多达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见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及最后阶段《哥本哈根协议》艰难出炉的过程。
在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甚嚣尘上的今天，毫无疑问，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着人类未来的福祉和命运。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本应是最能体现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议题”。虽然为了人类的未来，国需要作出不同妥协甚至牺牲，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但是从冗长的会议时间、争论不休的会议现场以及最后艰难达成的协议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势力竞相显示姿态的“国际舞台”。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气候政治的战场”上的博弈远没有因为会议的落幕而结束。整个博弈的过程蕴涵着今后较长时期内南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路径。
二、“气候政治”的背后
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再到2001年美国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一个“科学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气候政治”。
在这场全球性的“气候政治”博弈中，要达成一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就无法绕过下列问题：
第一，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即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在2007年“巴厘路线图”中作出的“在2020年应比1990年至少减排40%”的承诺。目前，仅有挪威承诺2020年比1990年减排40%。欧盟承诺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20%，日本承诺25%，但美国只承诺4%左右”。①
第二，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减排问题。这些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必然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幅度大。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它们不具备承诺绝对量目标和排放量峰值的准确时间。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来源。由于发达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不仅要率先减排，而且要在资金和技术上等方面基于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支持。但是发达国家却雷声大雨点小。
第四，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和原则。2009年9月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谈判中，欧盟等国家主张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分别举行谈判（即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试图彻底抛弃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试图抛弃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2012年以后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它们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责任。
而在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美国和法国已经先后提出了以征收“碳关税”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所谓征收“碳关税”，是指发达国家提出的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的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排放问将温室气体排放缩小了一项具体的指标上，但其实质上还是发展问题。因为减排额度的大小与一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紧密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和利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按照《京都议定书》“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因此，显而易见，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围绕“低碳”这一关键词构筑新的经济秩序。对于以“高碳生产”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就意味对它们设置一道冠冕堂皇的贸易壁垒。这不能不说是发达国家打着“绿色环保”旗帜下经济霸权的新形式。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关于这些议题的协商成果将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巨大改变。” ②“气候政治”的背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在发展问题上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在打破国际旧经济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战。
三、“气候政治”下的南北对话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间的关系通常使用“南北关系”这一地理政治概念。在南北关系中政治和经济是两条主线。“南北国家之间实力不等、利益不同，在它们的关系中既存在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存在依存与合作的一面。”③
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后，从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逐步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立一角。但是南北国家间围绕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利用其现有优势地位维护在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国家利益。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国际秩序中“游戏规则”制定权的诉求。独立后依旧不平等的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能要求打破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冷战结束后，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国家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领域中，南北国家间存在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而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南北关系在矛盾斗争的同时，依存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在推进南北对话过程中，欧洲共同体国家推行现实主义的、开放的南北政策，支持和参加南北会议。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普遍优惠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第一个实行“非互惠”原则。《洛美协定》的签订为南北关系开创良好的先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国际体系本身存在矛盾。经济繁荣取决于全球化是否取得成功。但全球化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有悖于本来目的的情况。此外，与全球化有关的人几乎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④他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就应该消除世界政治经济间巨大的落差，“有必要使各项国际经济制度适合解决目前的经济与社会课题”。⑤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而有了更多的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但是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这种对话依然充满了不平等。2008年，由美国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现经济平等，与发达国家国家一道，平等地参与和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决定，行使经济、改革国际贸易制度、取消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原本不分国界的气候变化问题，遇上各国的经济发展及政治考量时，长远的整体利益总是无法超越短期的个体利益。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为追逐利益而进行的气候变化问题主导权的争夺也就在所难免。
四、“气候政治”下的南南合作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人们在争执不休的吵闹声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基础四国”。所谓“基础四国”是指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因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可组合为英文单词“基础”（BASIC）得名。这四国代表曾齐聚北京，共商这次气候大会上的基本立场。当发达国家抛出“丹麦草案”时，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三可”承诺（减排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作为发达国家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试图“分裂”发展中国家阵营时，“基础四国”的出现，再次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抱团反击”的中坚力量。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面对激烈的争吵，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以求得集体突围。为南南国家将就共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提供了又一合作典范。
南南国家合作是发展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而有效地参与新兴全球经济的办法之一。
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南南合作的步伐。它们意识到只有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南南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并用一个声音与发达国家谈判，才能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保持竞争性。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南南合作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而且更加灵活。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基础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巴西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的领头羊。这些国家连同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金砖四国”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出。因此，当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时候，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认为，“世界权力分配正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二战以来的美国霸权时代结束了。华盛顿正在上演的疯狂混乱场面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终结，那些抵制美式放任做法的市场经济体将最能安然渡过风暴。但显而易见的是，权力正加速流出美国，它的全球领导力正迅速衰弱，而新的世界正悄然形成”。⑥
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历史上“兴衰史”的教训之一就是大国的崩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们之所以能继续支撑，通常是因为新兴的力量还不知道如何去取代它们。⑦
在保罗・肯尼迪教授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将“新兴的力量”定义为未来的世界领导大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和巴西代表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面前形成合力时，也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博弈中的核心力量。这可以说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分歧中寻求合作的一种尝试。“新兴的力量”正在寻求一种构建新的规则以取代现有大国的“游戏规则”。
当然，在南南国家中，立场还是“多元”的。在这次大会上，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可以细化为“77国集团”（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目前正式成员134个）、“小岛国联盟”（代表43个海岸线低洼的国家）和“雨林国家联盟”（由非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国家组成）三个方阵。但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南南国家的博弈中形成的“中坚力量”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斗争而带来的新气象。
五、结语
今天全球仍有20多亿人以煤炭、木炭、秸秆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但必须看到的是气候谈判之所以艰难还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涨，对岛国（图瓦卢、马尔代夫）和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影响比较大。相反，气候变暖将会为一些国家在短期内带来效益。例如俄罗斯和冰岛等国家。全球变暖将使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被更多地开发利用。更暖和的气候导致冰川融化，使冰岛的水力发电企业生产出更多能量。
因此，解决气候问题贵在将心比心。但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原则仍应是至高无上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基于国家而产生的各项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一切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大踏步向前发展的同时，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问题的困扰，如气候变化问题、人权问题、和平与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往往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紧密相连，而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地解决，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在这场才刚刚开始的博弈中，无论是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强调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那么，各国就会为了实现本国利益而置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将出现的是“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就是对国家的挑战。
注释：
辛本健.哥本哈根大会要过“四道坎”.载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第1版 2009年
②刘丽娜、李学梅.征收“碳关税”背后的玄机. 载北京：新华网 2009年12月28日
③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108
④ 、⑤亨利•基辛格.需要增加八国集团峰会正式成员.载日本：《读卖新闻》2008年7月7日
⑥约翰・格雷.美国权力衰弱过程中的崩溃时刻.载英国：《观察家报》.2008年9月28日
⑦保罗・肯尼迪.美国时代终结了吗.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8年10月11日
参考文献
1、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玉玺.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气候政治”博弈的新起点.载广州：广州日报网站.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约翰・奈斯比特（美）.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 经济日报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4、主编李景治，林.当地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保罗・肯尼迪、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