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1
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
金融危机引发全世界对战争的担忧
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边是美国持续深化的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另一边是美国某些实力人物、新保守派策士不断叫嚣的军事威胁。有分析人士提出过这样的担忧：如果不能抑制衰退，无法抵挡美元霸权正在遭遇的“逼宫”，那么，挑起一场战争，或者向“非美力量”发出战争威胁，或许将成为华盛顿实现战略翻盘的最后一搏。
频频出现的有关战争的言论
2008年11月3日，奥巴马胜选的前一天，俄罗斯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叶夫根尼・明琴科在新闻会上说，美国总统大选后，可能会挑起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危机”，因为“美国精英阶层的情绪中存在着依靠外部冲突来解决国内问题的欲望”。
据路透社报道，2008年10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演讲时表示，“在不对现有核武库存进行实验，或者进行一个核武现代化项目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保持可信的核威慑力……核武器的威力和它的战略影响力是一个‘至少不能被长期关在瓶子里的妖怪’。”他还说，自“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以来，美国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核武实验。
对于这种“暗示”，有美国议员直截了当地提供了注脚：“这为发展新的核武能力打开了方便之门，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与盖茨强调中国、俄罗斯“不断更新着核武器”的言论相类似，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顾问委员会也出炉了一份报告，夸大在未来十几年内新兴大国的核武器打击能力。
专家认为，美国鹰派想传递的讯息是，起码在最近几年之内，美国还有能力“低损伤”地军事打击其他大国，因此美国现在仍然可以进行军事讹诈。
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
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
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
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
在经济全球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间接路线”还有更多的含义：如今资金的流动越来越方便，而全球金融市场上游资的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冲突甚至仅仅是不稳定，就可能造成大批资金流向形势较为稳定的地区。这种特点很可能被某些希望资金流回本国的势力所利用。
战争能转嫁当代经济危机吗？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少数政客鼓吹利用战争来刺激和拉动本国经济发展，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冷战”后发生的经济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本质是根本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当代的经济危机主要根源在于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严重脱节。这样的经济危机不是靠发动战争能够解决的。
经济对战争的诱动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的《战争经济学》一书，以战时经济为中心，全面讨论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庇古指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甚多，包括一些细微事件，如“官吏被暗杀，狡猾的外交官伪造电报”等，但战争“真正的基本原因，却是火药背后的那些因素，最终不外乎是统治欲和求利欲二者”。庇古认为，在引起战争的各种原因中，经济原因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二战到现在的一系列战争，为经济利益而战的目的越来越明显，战争目的中经济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那么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是典型的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确保其能源产地的安全，维护和扩展其经济利益，在不管是否真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不惜对伊拉克动武。而“冷战”结束后债台高筑的伊拉克侵占石油资源丰富、当时国家黄金储备高达800亿美元的科威特，也部分出于经济利益。在这些战争背后，经济利益是重要动因。
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2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追根溯源，首先要认识引发二战的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
一则，“二战的种子深植于1919—1920年签订的凡尔赛、圣日耳曼和特里亚农条约的条款之中。”[2] (P3)在这些条约中，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英法等国在和约中向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提出了巨额的赔款要求。这一做法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并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而成为他们活动的温床[3] (P97)，为“希特勒的崛起发挥了作用”[4] (P136)。同时在处理赔款问题时，协约国内部也因国家经济利益的迥异而产生了矛盾。法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强硬，希望在经济上击跨德国并谋取经济利益；而英美则主张有限度地索取赔款，不支持在经济上过分削弱德国，以便于其商品在德国市场的销售。这直接导致了战胜国之间同盟关系的破裂。其次，战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通过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接管战败国的殖民地，达到了在经济上占有更多的海外市场和资源的目的，却给德奥等国经济在战后的恢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成为法西斯发动战争又一借口。同时，战胜国之间因“分赃不均”也引发了冲突，日本和意大利对战后国际秩序不满，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5] (P194-196)此外，在远东地区，《九国公约》使中国重新回到了由几个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得更大的经贸利益而冲突不断。对于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力保帝国利益的英国和图谋“独占远东”的日本而言，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二则，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在整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从宏观上看，一战使以英国为核心以及欧洲居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而新的经济体系却迟迟无法确立。美国虽为一战后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在“孤立主义”传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不愿在以资本主义为主的世界经济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的缺席，使国际联盟协调各国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能力大打折扣。在微观上，美欧之间因一战及战后安排，形成了以“赔款和战债偿还”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各相关国家都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先，力争这一问题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
由此可见，一战后的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混乱无序，为国际形势的稳定埋下众多的隐患。在这些经济矛盾的作用下，各国的争斗仍在继续，世界孕育着又一次大战的危机。
二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长达四年的危机中，各国在面对共同的经济困境需要通力合作的情况下，不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损人利己以图自保的极端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这使得危机前就存在的国家间经济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国际社会发生严重的分化，向着战争对抗的方向发展。
1929年10月，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为标志，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危机迅速向其他产业部门蔓延，并向欧洲扩散，进而影响全世界。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以关税为武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试图通过增加出口将经济损失转嫁给其他国家”[6] (P129)。美国参议院于1930年4月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美国商品的进口平均税率达53.2％[7] (P368)。美国的“野蛮的利己主义”[8] (P698)行为引发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5国的立法机构也纷纷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加征报复性关税。英国更是于1932年8月宣布，在英联邦内部施行“帝国特惠制”，成员国之间关税普降，促进联邦内的贸易自由，对非联邦国实行关税歧视政策对其商品加征高额的进口税[9] (P153)。由此，各国家展开了以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经贸利益为核心的关税战[10]。
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量的严重减缩，每一个国家都在同样的时期做着同样的事，都希望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方式摆脱危机，这样只会使危机愈发严重[11] (P130)。1929年1月全球75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总额为299770万美元，1931年减为183890万美元，1933年1月更跌至99240万美元[12] (P171)。世界贸易总量的下降带来的是各国出口额的下跌。以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美国的出口额在1929年为524100万美元，1932年降为161100万美元[13] (P893)；英国的出口额由1929年的72930万英镑跌至1932年的36500万英镑[14] (P329)；而德国的下降则更为严重，1929年为1348300万马克，到1932年则为416700万马克[15] (P613，615)。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大国间贸易量的日益萎缩，使各国均出现了商品严重过剩的现象，这加剧了它们对落后地区市场份额的争夺，其间最为突出的是英日、英美之间的冲突。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实行了对外倾销以扩大海外市场的政策，并首先侵入了长期由英国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在印度，日本棉织品销售量超过英国，而后者则利用宗主国的特权地位加大关税阻止日货的进入，直接导致了两国矛盾冲突的激化。同时，英美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市场争夺，两国在中国和南美等地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在经济危机中，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的程度加深，同时在冲突中出现了以某个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的趋势。继英国组建了“联邦贸易圈”后，法德等国也组织起类似的集团贸易市场，形成对自身有利的“经贸势力范围”。在国际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以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彼此间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也如法炮制地组成若干个诸如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以保有自身利益的封闭的货币集团。资本主义大国的这种做法，扩大经济冲突的范围，在以国家为对立主体的同时加入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形式。
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分化，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德意日等国，因资源、市场、资金等原因在与美英法等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16] (P442)。它们发展以法西斯体制为中心的高度统制的军事经济，试图通过军需工业，实现充分就业扩大消费市场，以缓解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也随之向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在关税、贸易和金融汇率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1933年6月召开的，为解决关税和货币问题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这更加深了彼此的对立和分裂。
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危机后出现上述分裂，根本上是由于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和国家间经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以国联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失败。在此之下，各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经济矛盾日益演变为政治冲突，世界逐渐逼近战争的边缘。首先，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开始上升为政治矛盾，用经济手段无法获取的利益，只有靠武力来夺取；其次，各法西斯化的国家由于利益和目标的类似而结成威胁和平的军事集团。与此相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部却因国家间的经济矛盾，而不能形成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合力。可见，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已潜伏了爆发大战的基本条件。
三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英美等国都片面地认为：经济利益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的重心应是尽快恢复国家原有的繁荣，提升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种思想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催生了各国狭隘的经济利益观。英美等国过分注重利己的短时经济利益，与法西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壮大了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在欧洲，英德贸易并未因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而下降，反而愈加密切。1936年英国对德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英国外贸的3.9％和4.5％[17] (P287-288)，此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38年德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进口贸易国[18] (P213)。即便在战争的数月前，英国仍继续加强同德国的经贸关系。1938年10月，英国贸易部的官员与德国驻英使馆官员秘密会晤。11月9日，英国提出新的英德贸易计划，即“英国及自治领—巴尔干国家—德国”三边“以货易货”计划，共同开发中欧市场。甚至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后的1938年12月，英国工业联合会还与德国工业联合会举行预备会议，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也同时赴伦敦与英国当局就加强两国经贸关系进行非正式磋商。
在远东地区，英国为了保住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出卖中国关税主权及停止对华出口贷款的方式，从经济上绥靖日本。从1938年2月起，英国就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税收的谈判。双方于同年5月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指出：所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海关，税收均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37年9月暂时被中国政府存入汇丰银行的缓付的对日庚子赔款应交给日本政府[19] (P14)。
同样，美国也因为与法西斯国家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而采取了绥靖政策。以1935年为例，美国全球投资总额为702550万美元，德国占据了当中的82860万美元[20] (P655)。在美国的各大企业中，“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美德煤油公司6300万股本中550万马克，还控制着德国汽油公司股本的25％和德国真空油公司股本的100％”，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占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股本的25—30％”[21] (P961)。诸如此类的投资关系说明美国在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将使其失去这些利益。
在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对意月平均出口从原来的2.5万美元猛增至53.8万美元[22] (P368)。在德国法西斯的发展中，美国非但没有以经济制裁扼制其发展，反而与其大做生意以谋取一己之经济利益。仅在1938年美国就卖给德国1.67亿美元的物资，此外还向德国大量出售诸如化学制品、药品、石油等关键性产品。1934年美国石油界将价值1200万美元的石油售与德国，此后每年都有增加，到1938年超过3400万美元[23] (P131-132)。美国的一系列对德贸易，支援了法西斯的武力扩张政策，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丧失了根本的国家安全。
在对日关系中，美国即便是在法西斯入侵中国东北后，也没有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商品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直接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在美国国内，反对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高涨，与日本有直接经济关系的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主张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24] (P81)许多国会议员也认为：“美国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25] (P41)，而与日本发生冲突更意味着将损失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1931年，美国将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600万美元的工业装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和1600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在1933年到1937年7月期间，日本所需的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和石油产品、90％的铜、45％的铅以及70％的军事工业机床均从美国进口[26] (P333)。而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美国对日出口的军事物资占总出口量的比例更是不断上升。1937年为58％1938年增至67％[27] (P85)，到1939年美国更是向日本提供了其所需石油的90％[28] (P224)。美国的经济绥靖，虽然满足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在物质上壮大了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在精神上助长了其扩张的野心。
总体看来，美英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绥靖，根源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面对危及世界集体安全的军国主义扩张，英美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法西斯扩张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威胁。这种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策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四
必须指出，二战的最终爆发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仅以经济因素为焦点，揭示出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家经济利益观是诱发二战的重要原因。对此加以分析，能有益地指导我们在世界整体性不断加强的今天，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正确地进行国家对外经济决策，建立符合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有序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相关机制，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第一，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经济利益及其与国际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反对极端的经济利己主义思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认识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无法在决策时平衡本国经济利益与它国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国家间因经济利益矛盾而引发冲突和对立，最终走向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各国更需要处理好经济利益的国家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交往中，减少关税壁垒和市场、配额的限制，充分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通过国家间经济的“双嬴与共嬴”实现本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第二，充分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和矛盾的调处作用。二战前，国家间的经济冲突不断升级并引发战争，突现出国联协调机制的僵化和国际组织的无力。有鉴于此，在当今的国际活动中，树立联合国的权威，完善以此为核心的国家间矛盾和国际危机的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建立和巩固一系列各国认同的国际行为规范和准则，以此作为协调国家间利益矛盾的“法律准绳”，将有效抑制国际社会无政府状况的危害。
第三，注重发挥大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美英等国在极端民族经济利益观的驱使下所执行的经济绥靖政策，对世界和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重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加明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国际金融稳定的大局为重，实行有别于有些国家利己主义的金融政策，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对于各国顺利度过这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
第四，正确分析并处理好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起初英美等国在面对法西斯扩张时，过分注重国家经济利益，忽视了国家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最终两者尽失。有此前车之鉴，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不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公平质效与GDP；公平因素；投资置业系数CIP=(0,4)；宏调可从楼价入手；经济危机根源及六个阶段；消除经济危机的系统工程
一、论题视野及人类活动关键
人类基本活动的范畴主要是生产实践与教研实验，尤其是人与人的交往及其关系处理。办学以提高人类科技文化修养，普及生产生活和科研知识，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搞研究以发现发明完善发展科技生产力（方法论），创新调整丰富人类知识库（世界观）。推敲这些活动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可将视野缩小到活动的关键上，即应用科技生产力，实现公平、质效、GDP三者间协调进展。其中科技生产力包括管理法与生产力，人文社科武装管理法，自然科技装备生产力。
二、公平、质效与GDP的平衡及本质对象
当锁定了人类基本活动的关键，就找到宏调本质的对象。因宏调的目标为：调整公平、质效、GDP比例关系，基于高超消费使产、消平稳运行。公平、质效、GDP三者关系中，公平最为重要，从公平目标中可发现宏调的本质对象：以土地为切入点，平衡城乡工农利益，抑制贫富差距。公平、质效与GDP三者间平衡的自然后果为：没有周期性经济危机，多（GDP）快好（质效环保）省（节约资源能源）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危机根源
1．何谓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产消平衡危机，前者是虚拟危机后者是实物危机。金融危机是货币债权债务不能平衡正常（按契约）运转，使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陷入萧条或困境乃至债权人破产，进而牵连到生产市场与安居乐业，表现为生产过剩，劳动者失业，公司倒闭企业破产。产消不平衡危机是产消结构不平衡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通胀，导致生产不能稳定发展，人们不能安居乐业，生活陷入困境。
2．不公平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是贫富悬殊和信誉危机，前者是不公平分配后者是不公平交易；主观原因是没有成熟的经济控制论和管理自动化知识与技术，完全由人来盲目治理社会；客观原因是出于个人利益操控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测不准。
3．经济危机形成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①危机潜伏期：违规或合法地圈地垄断资源、剥削洗钱、借贷拖欠。其中占有者轰轰烈烈搞项目办实业，被占有者成为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一派繁荣景象。②贫富悬殊期：潜伏期间已发生了严重不公平的原始分配，在此基础上，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主要是货币化GDP数值飚升，掌握权力、财力和武力资源的人群拿走GDP的绝大多数，在证券、房地产、外汇市场和企业改制中，一夜暴富的神话天天有。还有相当部分GDP在WTO协议下的全球经济战争中，被经济列强掠走。广大劳动群众能拿到的GDP份额只能勉强维持生计。③金融危机期：不仅贫富二大群体利益根本对立，在大财团之间因融资借贷、不抵押贷款（如全社会性政策房贷）出现偿还能力不足或信誉危机时，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乃至债权人企业倒闭。④消费萎缩期：从贫富悬殊来说，穷人为衣食患忧，穷人再多，节衣缩食的消费无疑有限；富人资源太多，住行消费一旦饱和，就无法开启更大的消费，要么是积压再积压，要么是生产再生产。从金融企业和信誉危机来说，银行证券业白领失业，债权人经营不善者变穷人，进一步加剧消费不足。⑤生产萎缩期：消费不足引发产消结构失衡，企业订单下滑，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失业规模化。更为可怕的是，金融危机使生产企业资金供应链断裂，各种债权债务不能按正常理清、兑现，使实业危机进一步恶化。⑥民不聊生期：经济危机的特点是，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生产市场、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能互动联转，节衣缩食住行降级，有露宿乞讨人出现。
四、从土地切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的机制
不公平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直接祸根。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在分配配置不合理，公平交易制度存在缺陷，有剥削、盗骗和信誉危机存在。因而不公平主要集中在三大差距和市场交易平等、资源控制的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上，其中工农城乡利益差距的长期存在是经济危机潜在的基础因素，以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外贸、公共基础建设和富人的住行消费实现，也是劳动人民为洋人打工、帮官商达贵致富、无私奉献社会的经济活动。
1．消除不公平的自然机制
围绕宏调的目标和本质对象，消除不公平的关键原理可作三点解：①在落实公平、质效和GDP关系中，提出以土地为切入点，平衡城乡工农利益，抑制贫富差距②在技术上，发现建立投资置业系数CIP；③在衣食住行中抓住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大头：住带行。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宏调可从土地切入通过调节CIP调控楼价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平衡利益就是使工资和土地收益相当，并随GDP增长而增长；调节CIP就是政府从房地产收益中保证一部分作征地补偿，提取一部分土地差价用于发放岗位工资。
建国以来，贫富悬殊主要体现在工农城乡差距上，也就是体现在土地上。出于天然原因，市民以岗位为生而农民靠土地谋生，岗位工资与征地补偿的平衡就体现在地价上。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可按全社会居民年均收入调控房地产均价。随着GDP增长，工资必然增长，否则就会被基于武力的权力财力剥削者拿走。工资增长基于岗位工资与土地价平衡来实现。调高地价可牵引工资增长，这主要调CIP。CIP公式中交易面积A表明，土地及其建筑面积是CIP的主变量。楼价调控公式的重要功能是平衡城镇居民岗位工资与乡村农民土地收益间关系。这里，工资分为最低工资、岗位工资和技术工资。其中岗位工资是就业时才能发生的社会分工工资。
CIP基理是购买力价。市场价是以造价为基础的销售价。成交价通常为市场价，上限由富有群体购买力决定而下限由价值支持。房产之成本价由土地增值和造价构成；均价与全社会居民月均工资相关，因土地增值保值而始终为工资3倍左右，准确点说均价由全社会平均购买力决定。均价与造价之差等于土地增值。所以，均价、成本价和成交价因政府调控土地增值费往往高于房屋造价，从而不能以房屋造价分析楼市价格的高低。楼价调控公式的本质在于房屋均价依据购买力确定而高于房屋造价，这高出部分就是平衡岗位工资与土地价关系的幅度。将土地增值加入建房成本而形成的均价仍然符合市场价随成本价波动的规律。依照这个公式政府就可对楼价作出数量化调控和趋势测算，扭转以往主观调控或任由市场炒作而失控的茫然局面。转2．房地产价格理论新说
楼价构成因素有三：一是成本；二是GDP增长幅度；三是市场炒作。成本关键是土地价和土地增值状况，由人口增长、GDP增长状况和政府政策行为、市场供求决定，而地面上的房屋造价随经济发展所占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少；GDP增长由科技生产力水平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决定，反映居民存款和工资等收入；市场炒作由开发商、官商合谋发动和购买心理形成。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和低保金额的计算设置、工资级差规定、财税水平、银行利率和贷款政策、贫富差距抑制办法……。撇开对成本和市场炒作的专项分析，而是将它们（楼价构成因素）纳入投资置业系数中，则平均楼价只与GDP即人均月工资挂钩。
3．楼价的精算公式与速算公式
CIP和人均月收入是理论测算楼价的二个因素，房租水平是反映房地产供求状况的市价因素。据《试建立楼价调控公式》[1]一文，CIP=（0，4）；BP=24yWa×（1-R）÷A÷ζ，式中R为恩格尔系数。
设商业银行贷款月利率r，房屋租金Br，则每平方米房屋月租Br=BP×r
由于3在CIP=（0，4）内，不妨取CIP=3，则BP=3×Wa。
五、如下五个方面可为消除经济危机基本上奠定基础
第一，从平衡工农利益抑制城乡差距机理切入发现CIP=（0，4]。
第二，基于平衡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和以岗位为生的工人利益关系的楼价调控公式表明，楼价趋势可以测算应当调控，衣食住行中的住宅关系到民生大计不能完全市场化，从而为政府从楼价入手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提出了原理依据和测算技术。
第三，CIP=（0，4）的发现证明国际上流行楼价为工资三倍的经验公式是有道理的。由CIP建立的楼价调控公式揭示了近年楼价飙升同GDP十多年高速增长累积相关，万元楼价由垄断炒作形成。各地楼价是否合理，由当地居民人平工资乘以3就可大体判断出。BP=CIP×Wa正是判定楼价趋势的原理公式。
第四，从楼价调控公式的推导和作用中可知，投资置业系数CIP比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恩格尔系数（EngelCoefficien）更为科学实用。因为CIP是自然常数，反映了调控基理，而后二者是统计学概念。
第五，本论课视觉范围大目标更大，面向人类基本经济生活，力图消除人类经济危机。
六、宏调从CIP入手可消除经济危机
1．宏观调控可从调控楼价出发
衣食温饱解决后，住行小康就是经济建设面临的问题。住与房地产相关，行与汽车和路桥建设相关，再点缀于广场、花园和场馆建设就成了造城运动。造城运动中唯有楼市是人人都得参与而不能回避的，故房地产问题是牵一而动全社会的热点难点，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作为龙头，楼价趋势无疑是牵涉小康目标和GDP稳步增长的关键，因而宏调一定意义上是调控房地产均价。楼价调控公式包涵着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目标是刺激消费实现高超消费。大力发展经济，实现高且超前的消费，恢复绿色GDP、劳动者工资和农民收入、楼价为龙头的物价间的自然平衡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应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向。
2．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共存局面
无疑，楼价只有低开高走在稳定中渐升才是符合置业增值与住房消费水平提升之双赢经济律的。但应用BP=3×Wa综合测算认为，2007年佛山一手楼均价应在每平方5000元左右，万元楼价是垄断炒作的结果，有回调的可能。总之，现在都说房价高的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
在公平、质效、GDP三者间，政府要维护楼价同GDP同步增长，就必须从缩小贫富差距着手立法调整分配制度、法办洗钱，切实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农民福利；同时要狠抓节能降耗，监督食品安全和环保绿化，调整产、消结构，提高社会效益。特别要建设金融安全机制，确保债权债务运行处于良性循环。从房地产调控出发，设计好公平、质效、GDP协调发展方案，包括农产品物价政策和定价体系，创建经管自动化技术。设计目标是消除经济危机。
不公平是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表明，在公平、质效与GDP中，我们应重点抑制贫富悬殊，铲除金融信誉危机的土壤，关注产品质量、环境建设和社会效益。这些方面搞好了，GDP具自发展性。作为配套机制工程，要实行按才能分配责权利，使人尽其才而后物尽其用；在分配上实行所有权使用权适当分离与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对内实行抓消费促生产主张高且超前的消费，对外防止经济侵略，在股市楼市实行随GDP增长稳步缓行小幅波动的策略。
七、消除经济危机的系统工程
消除经济危机除了从土地切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即从CIP或从调控楼价入手外，还要针对经济危机形成的六个阶段建设消除危机的系统工程配套工程。
1.消除金融危机与产消实业危机并举。
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适当分离原则，扶助有潜力或新组建与救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公司。当前，国家可启动一些力量抄底股市等估值过低的市场，储备一些低价国外资源，结合基础工程投资扶持金融企业与大型企业，在注重质效的基础上保持GDP水平。
2.狠抓公平建设和谐社会
加重公有经济比重，从楼市入手通过CIP调节缩小工农城乡差距，实行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打击剥削洗钱犯罪，没收不明财产用于调高最低工资、低保、社保和医保等。
3.抓消费促生产实行高超消费
首先，提高全社会工资，以计划消费指导人民消费分配掉积压产品，给人民配股（票）配（社会保）险，减免学费或加重助学奖学，普及医保，……。其次，实行高消费超前消费，即略高于生产力水平消费，消费掉滞销产品，以及分期借贷消费和先消费后劳动方式。第三，对企业实行扶减免税费，有选择性降低利息提高放贷额度……。
4.处理好公平、质效和GDP的比例关系，在抓消费促生产中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消结构。
5.加强农林牧副渔投入，确保衣食安全；增加基础建设投入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住行水平。
6.创立自己的经管理论，建立自己的科学法规制度，完善发挥政经结合的特色经济体系，严密监控境外游资，使国民经济运行平衡、小幅波动、缓慢爬升，提高劳动者工薪降低高产品利润，继续以物美价廉抢占国际市场。
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4
习惯了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企业，在经历了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可能又开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并渐渐忘记前两年的短期阵痛。如果是这样，那真是中国企业的悲哀。
在历史上，经济危机在破坏经济体的同时，常常还会留下一些有益的遗产。从市场营销的视角看，营销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是经济危机之后的副产品。为促进中国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的提高，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中国企业该如何寻求营销创新?
经济危机与营销理论创新
现代市场营销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对危机的思考及反应。市场营销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当时的美国为了解决农产品的运输问题，逐渐发展起营销这一扩大消费市场的知识体系。之后，由于供给与需求之间产生的巨大矛盾，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企业不得不前所未有地积极推销产品，这种做法促成了销售策略与部门的发展。到了二战后的50年代，由于战争创伤导致全球经济不景气，无论内需还是国际市场都受到重创，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现代营销观念。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则推进了国际营销和社会营销的大发展。
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新的营销创新机遇。随着企业的供应能力越来越强，而市场需求并没有同期跟进，所以，当代企业需要研究如何寻求更有价值和更为准确的营销机会。
经济危机的本质从宏观层面来讲是有效需求的不足，比如投资需求受到抑制、消费需求出现疲软，以及出口需求严重受阻。从微观层面看则是投资和消费信心的不足，比如，宏观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信心，收入预期不稳定影响消费信心。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危机影响的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而不是消费能力，所以，如何在危机之后让消费者重拾信心是取得营销成功的关键。
经济危机正在消退，但也许新的危机还在孕育。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中国企业应当如何重新寻找新的总体营销机会，如何寻求新的营销突破之道?一言以蔽之，应当把重点放到顾客价值创新和重构价值定位方面。具体途径有三条：一是推进战略创新，谋求市场转换；二是探索模式创新，突破成长极限；三是策划技巧创新，实行精益营销。
顾客价值创新
古语有云：“吹尽黄沙始见金。”沃伦・巴菲特也曾说过：“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在我们看来，中国企业之前获得的收益增长常常只是一种表象，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掩盖了很多企业的战略缺陷。如果企业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其市场营销就必须引入顾客价值创新的观念。
当中国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几乎每一个企业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企业很少会去思考到底我这个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公司在产业链中的定位在哪里?另外，中国市场竞争不充分，常常给不少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不劳而获的机遇，得到了所谓的战略利益。这些企业很可能只是在营销策略上做了一点表面文章，并以此为它的战略收益赋予了社会伦理的光环。中国电信业和航空服务业就是这样的情况。同时，中国消费社会的来临，让任何庸俗的营销战略都可能取得不俗的业绩(如电视直销等)，看看脑白金的成功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以上所讲的三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企业对市场、产业机会的看法，从而导致很多企业以为在营销战略上不需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能力储备，只要有机会就行。
经历经济危机后，我们的企业最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自己能够给予客户什么样的价值。我们认为应该“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企业营销必须坚持顾客价值导向，对这一观点的理解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顾客导向不等于顾客价值导向。很多企业把顾客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其对顾客关于价值的理解却是有偏差的。比如，自从CDMA被中国电信接手之后，不少顾客明显感觉到的变化就是备受短信骚扰，每天都收到不少于4条的垃圾短信。这种做法貌似从客户需求出发，却没意识到每个客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需要分别对待。对某人有价值的信息，对其他人而言可能就是垃圾。
顾客价值不等于概念价值。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国不少企业把顾客价值通过概念价值表达出来，而这个概念价值的背后或多或少装的是企业的利益。我们知道蒙牛是概念营销的成功实践者之一，它推出了“草原奶”概念，创造了常温奶销量超过鲜奶的销售神话。不过它也遇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困境，这就是“OMP事件”。前两年蒙牛号称自行研发了OMP优质牛奶蛋白成长因子，并以此导入了高端牛奶品牌――特仑苏。但一些专家发现，根据蒙牛对OMP成分的描述，这种成长因子可能含有致癌成分。于是，蒙牛辩解说特仑苏中并不含有OMP，而是另外一种从新西兰进口的成分。蒙牛管理层给出的最新说法是，这个的确是管理上出现的漏洞。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企业营销的一个突出问题，即企业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通过概念价值把顾客给绑架了。
价值创造不等于价值传递。这就是说企业创造的价值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传递给客户。上海有一位经理人推出了一种“阳光助老服务”，可以在紧急状况下帮助老年人。这一业务通过短信和电话等手段进行运营，顾客每个月交很少一点钱，很方便。但是，到目前为止用户规模根本不够维持运营开支。虽然他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寻求政府的支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没有为其服务找到一个合适的价值传递手段，也许整合性、捆绑型的营销方法比较适合这一项目。
价值传递不等于价值感知。这也是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的一些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因为农村消费者对于汽车、电视的品质要求跟城市消费者可能存在不同，所以常常出现企业提供的好产品不受欢迎，而企业认为不太合适的产品反而受追捧的局面。
所以，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企业需要思考怎样做好价值创新的工作，包括价值重塑与价值回归，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要解决好所谓弹性营销的问题。在经济危机时代首先被压缩掉的产品价值常常是需求弹性比较大的那部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企业需要研究他们不同的弹性需求，从而给出相应的价值组合，这样才能适应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的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为此，企业需要处理好三个问题的平衡或取舍：是强调质量为本还是营销为本?是追求核心价值还是延伸价值?是注重功能价值还是情感价值?从总体上来看，危机时代，应该多去掉泡沫、弹性的成分，回归到以产品质量为本的核心价值层面，尤其不能以营销手法掩盖质量问题。在后危机时代，企业要考虑多样化营销，注意大众市场与小众市场的区别，即在面对大众市场的时候需要偏向质量为本、核心价值和功能价值，在面对小众市场的时候则更需注重
营销手法、延伸价值和情感价值。
总之，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企业营销必须坚持精益营销的观点，套用古语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精益营销包含四个方面：一是精准营销，寻求更适当的顾客；二是精耕营销，寻求更深度的顾客互动；三是精心营销，寻求更细致的管理，这是一种强调人性化的营销管理模式；四是精益营销，寻求更卓越的效率。
营销实践创新
我们认为，营销创新可以分为营销战略创新(Strategic innovation)、营销模式创新(Schemainnovation)和营销技巧创新(Skill innovation)三种途径(统称为“3s创新”)，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的营销正需要从这三个方面的创新着手。
营销战略创新
在我们看来，营销战略创新是指发现市场价值缺口，并通过创造和传递价值以弥补这一缺口的创意及其行动。
在经历过这次经济危机之后，我国企业应当尝试发现市场价值缺口的重要方向：一是在逆境中寻求机会，重点是分析和挖掘市场潜在的刚性需求。即使在最为困难的危机时刻，市场也存在相当大的刚性需求，比如对基本消费品、工业品的质量需求，这是企业营销创新与发展的基础。为此，企业应当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组合，从满足顾客的次级需求过渡为满足顾客的初级需求。另外，由于市场的有效需求总是不平衡的，因此会出现危机中孕育机会的可能。比如，休闲娱乐产业常常在经济低迷时出现反周期的增长现象。例如，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麦当劳餐厅的数量应声激增，服务业指数也随之提升。
二是要学会通过价值链的重组创造价值增长机会。经济危机常常带来价值链的重组或变化，因此，通过产业链纵向上下游的移动可以开发企业新的业务战略或竞争优势。比如，宝钢、中铝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后向一体化战略表明了这一机会的存在。另外，经济危机也告诉中国企业，当前我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升级也迫在眉睫。如何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通过制造业向服务转型来实现价值提升，是这些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战略路径。
营销模式创新
当前，市场营销学界已经形成了对未来营销逻辑走势的总体判断，那就是传统的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逻辑日渐式微，而现代的以服务为导向的营销模式日益兴盛；以有形资产、价值嵌入为方式的交换将被以无形资产、价值互动创造为方式的新型交换所替代。总的来说一句话：产品营销的时代即将过去，服务营销的时代已经到来。
具体来看，到底如何实现营销模式的创新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反思关于顾客价值主张的定位。其次，要寻求盈利模式的创新，包括价值转型。比如，用服务替代产品，变一次易为多次、分期的付款，或通过价值分拆、价值再造来提升原有产品与服务的价值等。再次，要对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比如，在经济危机之后，上海东方商厦经过分析毅然决定由传统零售转向关系零售，主要依赖会员制等顾客忠诚计划带动营销业绩的增长，取得了很大成效。为什么?因为传统零售很难保证顾客的持续光顾。于是，东方商厦根据自身业务结构的特征，即50％以上的收益来自于固定的几千个人的现状，成立了大客户管理部门，并持续开发专门针对大客户的营销活动。这种有针对性的营销模式可以减少营销成本以让利消费者，提高产品价值，最重要的是可以提升顾客的忠诚度。
营销技巧的创新
关于营销技巧的创新，我们向大家推荐奎尔奇和约兹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衰退时期的营销之变》一文。该文洞察了经济危机导致的衰退心理，并指出与家庭有关的营销理念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因为当下人们所需要的正是家庭所给予的温馨和安全感。文章指出要管理企业的营销投资，准则是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少，可以节约的钱则一定要捂紧钱袋。其中，该花的钱就是与营销直接相关的部分以及必要的广告投入。在奎尔奇看来，广告费用是绝对不能省的，因为它是连接产品与客户的重要纽带。他们指出了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的三大营销策略，即精简产品组合、改进产品定价以及加强信任，其中加强信任是客户关系的核心。
我们认为，营销技巧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产品、市场、品牌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常常遇到的问题是产品与服务不能两全齐美的矛盾。究竟是卖“阳春面”还是“盖浇面”，是追求经济型还是奢华型，是鼓励客户DIY还是提供集成化方案?也许经济危机之后，企业就需要给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价值组合，这是营销技巧创新的总体方向。
关于市场创新，中远置业(博鳌)公司的实践很有启示价值。该公司经营的酒店本来主要是依靠如“博鳌论坛”等会议来生存与发展的，是典型的B2B营销模式。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很多公司都尽力压缩会议开支，把普通会议改成电话会议、网络会议等。同时，也恰恰因为经济危机，很多顾客赋闲在家，需要通过旅游舒缓心情。因此，中远置业公司及时决定从B2B的市场转向B2C市场，并积极与旅行社联系，实现市场转化，尽力减少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收益的稳定增长。
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5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济危机与战争的关系范文6
危机成因的价值观分析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现有关于危机成因的“形形”的分析背后，本文认为，价值观的扭曲以及历史观和社会观的缺乏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超越纯经济层面的根本原因，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价值观的扭曲
价值观是人类行为的深层次依据。美国人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圣经》中的一个寓言来反映，即“马太福音”中关于远行的国王和三个仆人的故事。在经济学上，这个故事常被称为“马太效应”，对它的一种解读是：“如果不把别人的钱掠夺到自己手里，自己手里的钱就被会被别人掠夺。人们需要拿别人的本，赚自己的钱，否则就会贫穷。”在这种理念下，利己、拜金、享乐以及挖空心思地掠夺就成了人们的一种潜在意识。
历史证明，美国社会一直将上述价值观作为行为准则。在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隔岸观火”，同时向作战双方放贷，大发战争财；找准时机适时加入战争，获取了更大的政治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经济实力均严重受损，而美国则获得了长足发展，二战结束时，美国经济占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60%。
为保护既得利益，美国推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试图从金融制度上保证上述价值观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顺利实施。《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他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大大稳固了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实质是美国控制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在控制了国际金融体系后，美国通过货币发行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经济，以下数据可以作为例证：1980～2007年，美国财政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1%上升至116%，换言之，美国财政债务约为16万亿美元，这可以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在技术上破产，但由于美元特殊的地位（全球美元储备占比64%，美元交易占比83%），其他国家拥有大量的美元债权，使得全球各国不得不共同负担美国人的大量消费，同时分担美国人的债务。实际上，美元的升值与贬值均是美国在不同时点掠夺世界财富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已。
由此可见，美国以自己扭曲的价值观作为行为依据，控制了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货币及其发行权，从而造成了世界金融体系的不平等现状，同时也为自身的高度负债消费提供了可能，从而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因。
历史观的缺失
历史可以“明鉴”，历史同时也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忆。美国的发展历史较短，对纸币历史的认识和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反思存在不足。
纸币发明于我国宋朝，被称为“交子”，但没有被普遍采用，直到清朝仍然以银元作为货币，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宋朝发明“交子”是因为与辽、西夏等国战败后，赔偿了大量白银，贵金属缺乏，严重影响到货币流通。但商人随即滥印纸币，导致纸币不能汇兑，朝廷随后自行印制纸币，仍迫于赔款压力而大量印制，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条件下，造成经济崩溃。元朝统治者没有吸取教训，仍将纸币作为主要货币，同样无节制发行，很快政权更迭。以后的明朝与清朝都看到了纸币发行的带来的“灾难”，因而禁用纸币。由此可见，使用纸币必须要遵守货币发行的规律，即发行量应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相当。但是，美国以其“肤浅”的历史认识，凭借其经济霸主地位，滥发美元，使得美元不再是单纯交易的工具，而成为一种产生财富的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宋朝、元朝的经济悲剧。不同的是，在经济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全世界均为美国发行纸币提供财富支撑，进而受到波及，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
对重要的历史事件，美国同样缺乏深刻反思。房地产行业在20世纪得到了重要增长，但房地产泡沫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如比较著名的三次房地产泡沫：上世纪20年代，美国房地产泡沫催生国内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了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企业纷纷倒闭，产生了高达6000亿美元的坏账，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在东南亚和香港的房地产泡沫中，香港共计损失了约八万亿港元。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同样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仅仅是历史的简单巧合？本文认为，世界发展的历史就是大国不断更迭的历史，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深层次原因。
社会观的缺失
从社会观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是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单一社会观造成的。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各自宣传自身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均把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福利作为施政方向，但两者有所不同：美国为证明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用未来的财富、用全世界其他国的财富来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为此，美国成立了“两房”，专门用于投资住房，而“两房”又把资产进行了证券化操作。苏联解体后，美国“拯救世界”的单一社会观念占据了明显优势，美国利用美元优势让全世界为其选择的社会制度买单。同时，由于过度美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美国社会成为了过度消费和借贷消费的社会，进而为此次危机爆发埋下祸因。
本质上，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利润问题，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利益关系。换言之，社会具有多样性，如果为了建立单一的社会制度而运用“巧取豪夺”他国权利的方法，肯定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综上，此次金融危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危机，而是美国价值观、历史观和社会观的“危机”，以及在这种“三观”下产生的借贷消费经济模式的危机，也是对美国的信任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危机是“斗争”的结果，平息危机需要进一步的“斗争”。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虽然危机的根源在美国，美国必须反思其“三观”。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经济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中，怎样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使全球性危机转化成我国发展的契机，值得认真研究。
正确看待国际“盛誉”，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充斥”高调赞扬我国的声音，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对中国态度友好，赞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正确看待这些赞美。以前述价值观为基础的美英等国，一致主张本国利益至高无上，却在陷入危机时“盛赞”中国，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中国分担其损失。我国虽然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GDP仅占全球的6%。因而，在危机中，切实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唯一的选择。
推动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货币滥发
如前所述，美国式价值观顺利推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条件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发行制度。虽然从目前来看，尚没有某种货币能取代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因此继续支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是我国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但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呼吁规范美元结算和美元发行，防止危机的再次出现。
结合我国流动性管理实际，审慎运用金融杠杆
当前，我国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尚不存在全面的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主要集中在中央财政、大型国企、以土地财政为主的地方财政和部分先富阶层，而占企业总数80%左右的中小企业则存在流动性的严重不足。由于大型央企能得到商业银行的优先支持，其流动性一直过剩，而中小企业普遍“游离”于信贷系统之外，从而导致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够明显。因此，我国应审慎运用金融杠杆，防止造成流动性结构的更加失衡，引发虚拟经济结构性膨胀甚至全面膨胀，进而造成资产泡沫和产生危机的潜在风险。
反思高投资增长方式，审视房地产投资及消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投资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原因包括：人均消费水平低，内需不足，需要投资拉动；审慎消费观念下的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物质基础；保持经济增长成为高投资率的政治基础。在长期中，高投资率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严重削弱了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当然，从短期来看，加大投资已经成为尽快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措施。然而这种“加大投资――结构失衡――为应对危机继续加大投资”的恶性循环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顽疾”，必须深刻反思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率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