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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范文1
企业、单位一切生产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因而企业、单位的立足之本便是经济基础，而要想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就必须要拥有一套健康、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所以这就说明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以及建立切实可行的内控制度的重要性。
以下笔者将通过本文，并结合自身多年实践工作经验，通过详细阐述内控制度，对如何规范财务管理行为，怎样强化财务管理的水平，提升经营效率以及经济效益作出一定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规范财务会计行为的重要性。
一、分析内控制度建立过程中的问题
完备的内控制度是企业实现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这对于企业提升工作效率以及保证企业正常运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内控制度，企业内控制度的负责人由于相关经验不足，以及对企业工作的不重视，经常会出现人手和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及时处理这些问题，这样便会使企业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财务会计行为的基本现状
（一）“散”、“乱”、“差”问题严重
当前，部分企业在资金管理以及财务会计行为方面普遍存在着“散”、“乱”、“差”的问题。“散”主要表现在不管经济实体的大小，甚至是基层生产厂也都设置了相对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这就造成占用大量工作人员，但工作效率却极为低下的局面；“乱”主要表现在企业的账户设立相对混乱，很多不具备独立开户条件的部门也都开设了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开户行主要包含农、工、商、建、招、交等多家银行，甚至有一些部门开设了多家独立银行的账户。“差”主要表现在企业在资金利用效率上很差。由于银行账户数量众多，且财务会计机构又相对分散，所以造成大量资金不能及时进行整合、利用，这样便无法完成企业整体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
（二）紊乱的财务会计行为管理
直到目前，还有很多企业存在着各管理部门职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这直接引起了各管理部门的分流以及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责任的问题。与此同时，各部门的财务会计部门在这种环境下也容易出现管理局面混乱对的情况，相关工作人员不清楚该听哪一部门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管理部门间不明确的责权问题是导致财务会计管理局面混乱的直接因素，这一情况发生的同时也势必会导致资金处理的不及时、不到位以及大量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市场经济和风险投资之间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怎样建立一套高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并在具体工作当中充分利用，发挥其积极作用，这是现阶段我们应首要解决的问题。目前部分企业由于对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不够以及相关财务会计管理经验的匮乏，造成大量无效资金投入和死账、烂账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也无疑给财务会计工作带来了较多麻烦。这种情况通常会造成一些财务会计对分内工作敷衍了事，未能发挥自身岗位的作用，结果导致信息记录以及传递的失真。
三、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规范财务会计行为的重要性
（一）强化内控管理制度，处理好财务会计行为管理问题
财务会计在管理上长期存在的“散”、“乱”、“差”问题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财务会计行为管理不到位也会对企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应切实以强化内控管理制度为着手点，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站在经济主体的方向管束会计行为，把全部财务会计管理完成集中，对财务会计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以及资金集中管理的方法，并使企业内部各部门间进行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互相制衡，将企业内部财务会计行为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以内。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能够有效将分散于各部门财务会计进行制度化管理，利于规范全部财务会计行为，也将会把企业的资金集中起来。这样不管是在资金周转还是在财务管理投资方面，都将变得更系统、更简洁。
（二）加强监管力度，完善财务会计工作流程
加强企业内控制度建设，及时转变观念、走出误区、完善标准、健全机制，在相对完备且切实可行的内控管理制度下，利用有关部门制度之间的互相制衡，针对财务会计管理采取督促和监管等措施。诚然，这不但需要监控企业内部的财务会计行为，更重要的是在内控制度得到完善的同时，整理、补充、优化财务会计的工作流程。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内控管理工作的难度系数，使监管与控制工作变得更为简化，另一方面也使财务会计的相关工作变得更加轻松，进而使工作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范文2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在效率和公平的选择中，通过科学的社会分配制度使所有个人的劳动力变为发达的生产力，是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前提，是实现劳动正义与财产权利统一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是价值创造的分配和按劳动贡献的分配。
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不仅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理论难题，而且也是实践中一个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正面临着理念上的根本挑战，这一挑战也成为当前分配制度改革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基本的表述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按要素分配原则的统一。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永恒的主题，但人类社会化和劳动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人类文明自身的局限。社会总是在关键时刻重新回到这一命题，寻找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下社会生产的正义原则与社会财产权利秩序的冲突所造成的制度缺陷的解决出路，这无疑给了我们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因此，把作为经济运作机制的市场经济现实和对人类社会本质认识的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分析和认识人们所从事的伟大经济实践，这在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分配制度建构中，谁之正义、谁之权利
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制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困乏，这是生产的不自由。然而人类社会对于社会财富创造能力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时，却受制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而同样的不自由，这是分配的不自由。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里程碑，但伴随产权制度的分配却使得资产的占有成为占有劳动成果的前提和权利，一方面是资本所有者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所有者困顿的积累。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一类社会的局限推到了顶点，在这里社会财富生产的正义和社会财产的权利出现了严重在冲突和对立。马克思正是基于人类正义的价值趋向在他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利秩序做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文明局限不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在劳动与财产之间，谁之正义、谁之权利正是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对于被追问过无数次的古老话题的重新提起。但这无疑给了我们最大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重新发问:社会财富的分配理念究竟如何才能体现劳动的社会正义和财产的社会权力之间的制度平衡。
在人类受制于物质财富创造制约的生产方式下，产权的确立的确能够实实在在地鼓励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但劳动正义的维护和保障则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品质。劳动者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是社会正义，由此出发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是社会正义对于一个社会制度最基本的要求，一个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处于贫穷和困顿状态的社会制度肯定不是一个最佳的社会制度;资本占有者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以及由此而得到的正常收益是其基本权利，由此出发保障所有权又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规则，一个所有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制度肯定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社会制度。因此，在财富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如何体现生产者正义和所有者权利的统一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构想的终极目的，也是对于人类理性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验。在深化对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研究的今天，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构中，一方面要鼓励和保护有利于社会财富创造者的社会正义理念的确立，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和反映社会财富所有者正常权利的维护，而不是对于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向甚至抛弃。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局限和矛盾
按劳分配的依据是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它是以商品、货币、价值的消亡为前题。但是，在我们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按劳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货币、价值的关系中被坚持和张扬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分配理念的按劳分配原则和作为实践的按劳分配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使一种理论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实践就遭到了实践的否定或质疑。当然，这不是理论木身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社会财富创造的不充足。这一问题束缚着按劳分配制度观念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把一种超前的社会制度理念生搬硬套到社会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和物质财富程度显然都是当代社会主义所不具备的。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言，一方面应该是对于社会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劳动正义的体现，另一方面应该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反映。它们不一定要成为现实的当代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把按劳分配仅仅作为具体的社会分配形式，更重要的是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理念，通过社会主义的法律和制度体现出来，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地位和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按劳分配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产品使同样的劳动获得相同成果的分配，其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利于财产权利的保护，并且不能合理合法地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现状;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在于对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同时重视，其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并全不能代表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进步。按劳分配着眼于公平的考虑，按要素分配着眼于效率的保证。就经济理论的基础劳动和劳动价值而言，二者是一种矛盾的并存。谁之利益合理取决于社会制度的认识。市场化的分配原则中按要素分配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必然有所不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为主和其他分配原则相结合所体现和保障的首先应该是劳动者的权益，是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当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零和博弈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某人所得，必为某人所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为人类的安排提供了更多的财富以及公平的再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的制度理念和分配制度安排应该能够从这里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是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
人类社会化生存的难题就在于劳动和财产的不统一。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但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占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把人类在劳动和劳动成果问题上的矛盾最为集中地展现在了人类的面前，一个轻视劳动权利、重视财产权利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带来全社会的福利，而是使劳动者成为物质的奴隶，成为社会进步的牺牲品。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主张劳动者的社会权益和共同富裕。资本主义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保护私有权，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消灭私有权。马克思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和全面发展。无论是三大差别的消灭，还是劳动成为人们的爱好，都离不开个人生产力的发达。个人发达的生产力既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永恒动力，又是消灭社会私有权和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技术、知识和信息等精神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当今世界，以知识和智力为主的精神劳动正在取代以体力为主的物质劳动成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进人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个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在知识社会，发达的精神生产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种随时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的个人生产力。所有个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主要是通过劳动者智力的发达来实现的，而且个人发达的生产力能够克服物质资料对于个人生产力的束缚，彻底解放被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所有权制度对劳动权利的制约，使劳动者能够克服所有权对劳动者劳动权利自由实现的物质束缚。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受到物质财富的供给限制;在知识产业占据社会生产主体的时代，发达的个人生产力就是真正的财富，是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基础，这是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一个超越。精神产生的发达可以说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的保证和条件，个人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必然是在精神生产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此，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较量，产业结构仅仅是一个结果，真正的竞争取决于精神生产的发达和自由程度。科学的进步、文化活动的繁荣、教育的提高等精神生产劳动形式的解放和价值创造的权益保障是社会进步的基本保证。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只有社会精神生产才能促进个人生产力的形成和发达;个人也只有在其生产力发达的基础上才能有劳动的自由，而不是把劳动作为社会强加给个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生产力的发达是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一个根本标志，是摆脱财富对于劳动者束缚的根本出路。
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建设;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027-04
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展对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的研究,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说明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社会建设需要发展社会工作,构建社会工作制度,推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布迪厄等人开始,在科尔曼、帕特南、福山和林南等学者的努力下,研究逐步理论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综述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将社会资本的定义按其讨论的层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取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和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累积而成的。”第二类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他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第三类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这类观点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这三个层面的分析是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三者并不排斥,一个分析层面出现必然会带出另一个分析层面。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分析层面上进行分析,以便对作为社会结构主要过程的社会资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衡量社会资本高低的指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微观层次看,个人的能力(包括对社会网络的获取和运用能力)、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与所需资源的距离及获取途径等都会影响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提升。因此,帮助社会成员发展或恢复社会功能,挖掘潜能,会有效提升其社会资本。第二,从中观层次讲,人际关系网络的大小和紧密程度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虽然社会资本不等同于人际关系网络,但对人际关系网络的运用,是提升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重要甚至基本的途径。而这种社会网络,不仅包括社会成员所处的初级群体,还包括次级群体(或称正式组织)。第三,宏观层次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家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如政府一市场一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同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享受到的民主、公平和自由等重要的社会资本内涵。此外,一个社会的公民道德和价值观念会影响社会资本的积聚,倾向于合作、信任、互助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更有益于提升社会成员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量。
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群体和社会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对于个人而言,其社会资本存量与其地位、收入、荣誉、安全、满足和幸福的获得关系密切,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是人的发展和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保证。对于群体而言,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群体内成员的合作意识,群体内的成员由于共享相同的规范,容易产生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有利于群体内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互惠行为。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社会资本是保证社会安定团结的“黏合剂”。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改善民生,民生问题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从个人的角度说,社会成员个人的实际能力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获取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因此有多有少。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也使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分布上出现不合理的现象。当前的民生问题集中体现为由于个人或社会的原因带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不合理,或者说是由于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而导致的民生问题。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各种途径使社会成员有比较充足的社会资本,有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健全的社会支持网络。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的缺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缺失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所以加强以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需要提升个人、群体及社会的社会资本,建立一个相互关怀的社会。而社会工作在帮助人们连接社会资源,提升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社会资本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资本中的作用
社会工作最先起源于西方社会,是在解决工业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与社会融合问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价值目标,充分肯定个人的至上性和价值的崇高性,强调人和人以及社会的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社会工作帮助其服务对象解决问题、摆脱贫穷、克服困难的过程,既是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个人、家庭的协助的过程,又是对造成这种不公正后果的社会制度和环境进行调整的过程,社会工作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
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制度企业家精神 制度理论 制度经济学
引言
Eisenstadt（1980）引入“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为动员资源变革、建立制度以有利于利益人而扩展了制度理论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家也引入了各种术语，例如“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和“产权企业家（property rights entrepreneur）”（Anderson and Hill，2002），以概念化追求自我利益发起制度变革获取经济利益的人。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自此演进为两个并行的流派：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
制度理论在历史上集中研究组织的同质和同构行为的制度化（DiMaggio and Powell，1983），但在近些年来的文献中开始研究制度环境的内生变迁。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理论文献的出现，这些文献集中研究追求自我利益的人利用资源来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Battilana et al.，2009）。
制度经济学家也考虑在驱动制度变迁中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的作用（Coase，1974）。在近些年的文献中，Anderson and Hill（2004）使用“制度企业家”术语描述那些致力于建立和重组产权及其他制度结构以利用经济机会者。他们认为，传统的企业家是那些通过采用新方法生产新产品的人，而制度企业家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以获取经济价值。
虽然把理性和自我利益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理论更接近于制度经济学，将文化的和社会的观点引入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的研究，使得制度经济学更接近于制度理论。然而二者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仍然保持分离的状态。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比较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学者都研究了制度企业家精神，认为个人在寻求自我利益时会能动地推动制度变迁。两个流派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视角都背离了其学科关于个人和制度关系的主流假定。制度理论的研究较大地偏离了其传统的同构性和制度特征的中心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并且它能够解释人的行为。这两个视角都强调了把人的行为和能动作用应置于经济学和社会制度研究的中心。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在社会方面构建的规则体系或行为规范，以产生例行常规的行为（Jepersson，1991）。近年来，制度理论学家也提倡在形成和破坏制度方面要强调能动的、有目标的行为的作用。这个方法假定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中，改变制度环境使其与他们的个人目标相一致。他们使用“制度企业家”作为人，“制度企业家”利用资源改变或建立制度结构（DiMaggio，1988）。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和市场运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效应。制度是“人类设计的约束，约束形成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North，1990）。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被追求自我利益者的行为推动处于持续演化和变迁的状态（Anderson and Hill，2004）。
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分歧。制度理论采用了更加社会学的方法，集中于组织学的领域及行动者怎样合法地从事企业家精神的活动。制度经济学更集中于通过建立法律和政策以实施产权，这些学者常常认为制度变迁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本文总结了基于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比较了两个流派在解释制度企业家的性质、制度类型、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制度变迁的机制以及经验研究的集中点等方面的异同（见表1）。
（一）制度企业家的性质
1.制度理论。在制度理论的视角下，制度企业家认识到了制度的过时，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并从事各种策略（例如，贮藏资源，动员投票人等）进行制度变迁（DiMaggio，1988）。因此，制度企业家反映了制度状况并且能够挑战现存的规则和实践；制度化他们拥护的规则和实践。
制度理论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视角的特征是：企业家是一个制度的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是由广泛的动机所驱使（Dacin Goodstein and Scott，2002），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起作用。这些企业家被职能或经济压力所激励、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所激励，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制度企业家会发现在其组织中或更宏观的背景下制度重构的机会。
2.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中，企业家被认为是驱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角色。实际上，对于制度企业家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North and Thomas（1970），他们把商人和企业家看作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制度创新的推动者。当明确地表述企业家时，制度经济学家使用了很多术语：制度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产权企业家（Anderson and Hill，2004），公众的企业家精神（Schneider Teske and Mintrom，1995），内生的制度变迁（Escobal Agreda and Reardon，2000），政治企业家（Ruttan，2006），制度创新（North and Thomas，1970）和制度设计（Ruttan，2006）以刻画企业家的特征。
3.二者的比较。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概念化了制度企业家作为制度创新者或者制度变迁的人，促进了新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制度理论不追求经济方面的自我利益，从而具有更宽泛的视角，其文献中制度企业家被充分地概念化为制度的创新者。由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限定了企业家在寻求制度变迁中是带有经济目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者，因此，它对制度企业家的描绘较狭窄。
（二）制度类型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文献中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描述了很多种制度。例如：私人的协议和习俗（Leblebici et al.，1991），职业化实践的变化（Greenwood Suddaby and Hinings，2002），共同技术标准的发起（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1）。绝大多数的制度类型可分为：
实践。学者们研究了标准实践的变化怎样导致会计学（Greenwood and Suddaby，2006）、共同基金（Lounsbury and Crumley，2007）和公司的社会责任（Dejean Gond and Leca，2004）等领域的变化。
标准。标准代表了把实践组织成自愿的规则集合，能够引导行业的演进。Rao（1994）认为，在高技术行业，标准的建立和使用已经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标准也被行业层面的贸易协议或者外部的利益共享者的行为所影响。
政策。制度理论近来的研究集中于法人企业或者贸易协会层面的制度企业家，他们试图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Ingram and Rao（2004）详细描述了连锁店主努力影响法律环境并且合法化连锁店模式。在这些分散的个人的努力下，制度企业家精神已成为国家层面（Child Lu and Tsai，2007）和全球环境政策的基本影响因素（Wijen and Ansari，2007）。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有正式的书面规则（例如宪法、法律、产权）和非正式的约束（例如习俗和行为模式）。Williamson（2000）对制度从最高层面的潜在的规范、传统、惯例到最低层面的组织管理结构进行了分类：
社会嵌入。在最高层面上，社会嵌入由非正式的制度组成，例如规范、文化因素、习惯、行为模式和传统。这些制度具有高度惰性，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改变（DiMaggio and Powell，1983；Williamson，2000）。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更多地研究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思想意识、文化、合作以及群体规范的出现（Tan，2005；Ogilvie，2007）。
制度环境。在中间层面上，制度环境由正式的规则组成，例如产权和政府职能，包括政策（Williamson，2000）。制度环境是制度经济学历来研究的中心点，特别是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学者们首先研究了正式产权的作用，它界定了关于一项资产的优先权、责任和个人的义务（Libecap，1989）。20世纪70年代，在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出现评估产权的内生形成的研究，这些研究论述了个人采用新制度的动因（Guinnance and Miller，1996）、管理机制和各种产权设计的经济后果（Alston Libecap and Schneider，1996）。除产权之外，在此层面上学者们论述了政府政策的出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决定因素、变化的过程和来自于政府立法的结果（Binswanger and Deininger，1997；Schnellenbach，2007）。
管制。最低层面上是制度如何被组织并被实施（Williamson，2000）。前两个层面是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游戏规则，而管制是指游戏怎样进行（Williamson，2000）。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心点是制度企业家设计、执行某种制度并形成激励的机制和合约。
尽管以上三个层面的制度常常被孤立地研究，但在很多文献中也研究了不同层面或类型的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演化。
3.二者的比较。关于制度类型的研究，制度理论的研究集中于非正式的和社会嵌入的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正式的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如政府政策和产权安排。两个流派尽管在制度的最高层面的研究存在分歧，但在更低层面上是一致的，特别是研究制度的管制层面。两个流派都研究了秩序和组织是内生地被设计以解决协作问题。所不同的是，制度理论主要强调私人协议和惯例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更多地集中于订立合约和自我管制方面的问题的研究（Anderson and Hill，2002；Casari，2007）。
（三）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研究认为各种动机和条件在导致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发端中具有重要性。综合各类文献，将其分类为：
外部压力（Oliver，1992）。制度企业家会对来自职能、政治、社会压力做出反应以挑战现存的制度结构（Oliver，1992）。职能压力与环境变化有关，例如竞争和需求。政治压力来自于权利和利益的变化，促使个人质疑制度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源自于政治。社会压力（社会压力出现于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期望以及社会冲突中）也能导致制度变迁。
权利和合法性（Beckert，1999；Garud Jain and Kumaraswamy，2002）。组织合法性的概念解释为组织对于社会中恰当的或令人合意的实践的遵守（Suchman，1995）。合法性被描述为组织从环境中获得并用来实现目标的资源。当制度企业家使选举人相信他们提出的新的组织形式是必要的、正确的和有用的，则这个组织形式趋于合法（Snow and Benford，1992）。权利对于合法化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也是制度变迁的驱动力量，因为有权利的行动者能够形成依赖于他们利益方向的制度环境（Lawrence，1999）。
组织结构。在组织中制度变迁的程度依赖于组织结构和企业家在组织中的地位（Maguire et al.，2004）。成熟的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及行为模式。新兴组织缺少合作结构并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容易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Maguire et al.，2004）。
制度企业家的特征（Kraatz and Moore，2002）。制度理论的研究表明，背景、经验、个人的社会资本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活动（Dorado，2005；Seo and Creed，2002）。例如，来自于执行了特殊实践的组织中的企业家将更可能在他们的新组织中执行这个实践。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集中于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背后的经济动机。追求利益的行为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Lacroix and Roumasset，1990）。当企业家从新制度的执行中获得的收益超过执行成本时（Alston Libecap and Mueller，1999），就产生了新制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对制度发展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的因素，包括外生的冲击例如需求、供给、技术和文化的变化（Alston er al.，1999；Ogilvie，2007；Ruttan，2006）。此外也讨论了交易成本减少作为制度变迁基本动机的潜力（North and Thomas，1970）。
需求与供给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对企业家产生激励以促使其变迁制度（Bromley，1989；Ruttan，2006）。例如当需求上升资源变得稀缺时，这对于个人对有限的资源推行产权具有更强的激励性（Alston et al.，1999；Alston et al.，1996）。
技术变化。技术变化驱使企业家建立新的制度体制。例如，Ruttan（2006）认为20世纪50年代高产出的稻谷品种技术在菲律宾导致了制度的重新设置：用次租赁协议以分享原先的租赁合同、转租的承租权制度均衡了市场条件。
文化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近来更多关注思想意识和文化成为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Tan，2005；Ogilvie，2007）。尤其当一定的文化资源可得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行为更容易发生（Ruttan，2006）。
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激励企业家进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作用（North，1990）。交易成本是与转移、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是一个经济制度的函数。因此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减少交易成本是制度变迁中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Coase，1974；North and Thomas，1970）。
3.二者的比较。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时，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经济激励；制度理论文献则采取更宽泛的职能和社会的驱动力以设计新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注重思想意识和文化在驱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例如，Finbow，1993；Tan，2005）。然而在有些文献中，制度理论也承认经济因素和市场条件在影响制度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的进展也使得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更加接近。
（四）制度企业家精神机制
1.制度理论。制度理论的文献讨论了企业家设计并实现制度变迁的各种机制，包括如下方面：
合作和集体行动。制度理论的研究注意到了在构建新的制度结构中合作和集体行动的作用（Fligstein，1997；King and Soule，2007）。实际上，制度企业家被变通性地定义为“具有社会技能的行动者”，制度企业家对于维持其集体身份并把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负有责任（Fligstein，1997）。他们的利益趋同集体行动，从而影响宏观层面的制度（Zucker，1988）。
政治策略。政治策略例如建立联盟和激励行为，这也是制度理论经验研究的焦点。Levy and Scully（2007）把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特征描述为战略行动。制度企业家精神被解释为集体行动的人，而不是社会运动的领导者。
构造制度框架。在制度企业家的政治活动中，他们构造制度框架，并描述他们倾向的制度设计以吸引最广泛的受众。Rao（1998）发现构造框架在消费者协会的建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效应。
理论化和职业化。理论化，对抽象的连锁因果关系进行分类，一般被看作是对制度企业家非常有用的（Greenwood Hinings and Suddaby，2002），Greenwood发现理论化的用途在加拿大的会计业公司的职业化中发挥支配作用。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集中于研究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结果，而不大强调机制的引领作用。近年来这个流派重视制度企业家精神的机制（Anderson and Hill，2004），其研究可分为两个分支：
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的作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阐述了利益集团在影响制度变迁方向上的重要性，制度一般会朝向利益集团支持的方向变迁，因为利益集团的声明使人们相信他们在正式制度的发展中倾向于积极的行动。
制度变迁选择的资源和策略。尽管资源和权利的关系曾经被制度经济学家所忽略，但是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资源在决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性。Goldberg（1974）研究了公司在改变规则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主要评判了资源的边际贡献。在研究制度企业家采取的策略方面，制度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于个人怎样组织各种管理机制（例如，契约的形式）以从事经济活动（Acheson，1987；Anderson and Hill，2004）。
3.二者的比较。在制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制度变迁的机制被描述为政治过程。事实上，两者都认识到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和制度变迁方向的冲突。在解释变迁的机制中，制度理论的方法更关心共同参与和集体行动的作用。经济学家也认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更多的焦点放在导致集体参与的特征上（集团的规模，资源的贡献，不存在免费搭车问题），而非集团发展新的制度安排的策略（Casari，2007；Ostrom，1990）。
（五）经验研究的集中点
1.制度理论。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经验研究集中于描述制度变迁的前因和机制（Maguire et al.，2004）。这个方法的性质强调了定性研究，并集中在组织学的领域。
2.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倾向于用长期的视野分析给定的社会或集团中的制度变迁。正如North and Thomas（1970）所说，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一般被经济学家当作参数，但它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是清晰的变量，历史地受到根本性变化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经验研究的观点，主要由一个相对长时期制度演化的历史性的描述主导。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或在不同情况下对制度变迁的比较（Grantham，1980）。
3.二者的比较。这两个流派更倾向于定性的、历史的描述。近些年在制度理论领域，试图利用大量的数据库和统计分析检验关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因为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传统上论述了个人的行动以促使制度变迁，这通常度量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制度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基于案例的研究。
未来可能的研究整合
（一）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机会
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指派了组织学的领域作为分析的层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制度理论流派可能主要得益于从制度经济学引入若干方面进行整合：一是扩展典型研究制度的类型；对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制度理论视角能够得益于检验由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制度类型。二是评估制度的演化。三是在整合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上，基于制度理论的制度企业家精神能进一步发展市场和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例如，Bromley，1989；North，1996）。四是进一步研究制度变迁的后果和结果也是有益的。在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上，制度理论研究能够促进研究制度设计的非计划的后果和社会上有害的不利效应。
（二）将制度理论整合进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机会
制度经济学家目标在于预测实现或禁止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未来的研究继续进行这个层面的这个中心点的分析时，在研究制度企业家精神中制度理论能够告诉制度经济学很多信息。这样的机会是特别成熟的在理解经济发展怎样被影响：一是在整合制度理论的观点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权力—和它与产权的关系—怎样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二是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明晰制度企业家精神本身怎样被社会制度促进或禁止，以及社会制度影响内生制度变迁的可能性。三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扩展他们对于制度变迁发生的机制的评估。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检验集体的动员和利益集团的资源配置怎样影响制度的演化。四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企业家精神研究也能得益于检验宏观层面的认识的框架和逻辑学，对于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和性质的认识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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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范文5
论文摘要：吉登斯认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监控。而现代性不断扩张的后果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通过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后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及生活政治的兴起等疗救策略，可以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后果降低到最小程度，为人类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现实世界。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今社会科学界著名的思想家。吉登斯早期在批判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和常人方法学等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试图化解社会学界普遍存在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转向对现代性的研究，考察了欧洲社会的进程，对现代性问题作出全面透彻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现代性及其断裂性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l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吉登斯看来，尽管早期的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到目前为止，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于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因此，现代性问题自然就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核心议题。吉登斯指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是非连续性的。吉登斯认为现代时期的断裂是一种特殊的“断裂”(discontinuities)：“我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他提出现代性的这种断裂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存在的断裂是完全相异的。
二现代性的风险后果
从现代性的后果来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现代性为人类创造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的同时，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吉登斯着重分析了现代性的黑暗面一具体表现为一个风险社会的来临。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秩序，由于现代性的特殊断裂的性质，人们面临的将是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也同时导入了一些先前时代所知之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吉登斯用风险景象(riskprofile)来描述了以现代社会为特性的威胁和危险，并从制度性角度描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风险景象。
首先，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由物质世界的种种危险所主宰。诸如传染病的流行，洪水、风暴、暴雨或大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现代性对知识制度性的反思性运用，自然环境由于人类知识体系的不断侵入而变成为人化环境。生态灾难成为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威胁，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生态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即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起的风险。我们将会看到，当代社会面临的许多环境和健康威胁就是人为风险的例证，它们是我们干预自然的结果”。其次，传统社会中，人类尽管经常受到军阀、诸候之间军事暴力的威胁。但战争规模往往较小，波及范围仅局限于局部化地域。在现代性条件下，“战争的工业化”使战争的性质完全发生了转变。核战争成为对人类最真接和最可怕的威胁，虽然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旦爆发，将使人类面i临灭顶之灾，甚至仅仅是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最后，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成为人类精神上种种苦难的避难所的同时，它们也会成为焦虑和精神忧郁的内在源泉。然而，在现代性条件下，伴随着世俗化的盛行和宗教与传统的重要性每况愈下，人类都面临着将现代性的反思性运用于自身而受到的个人无意义的威胁。吉登斯同时指出，全球经济体制的崩溃或极权超级大国的兴起等其它后果严重的风险，也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性几乎不可避免地使得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使人们处于风险之中。
现代性的后果同样涉及到社会中个人的生活领域，主要表现为对自我认同的影响和侵蚀。吉登斯指出，“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现代性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影响到自我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微的方面，使自我更加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独特的紧张和艰辛。
三现代性的疗救策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
吉登斯认为，在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丧失安全感的现代风险社会时，人类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至少通过三种策略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后果降低到最小程度。
1．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运动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积极的回应。吉登斯着重分析了四种社会运动并且认为它们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①劳工运动是斗争性的联盟，它的起源和活动领域都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张以及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种阶级体系，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政治上的压迫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后果。而“人们通过劳工运动呼吁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要求参与生产决策，要求劳动场所人性化。”劳工运动更是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崩溃的主要抗衡力量。②言论自由及民主运动起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督。尽管监督对于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现代国家极端化的监督则容易造成极权主义的产生和增长。极权主义与暴力和恐怖紧密相联系，严重威胁着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总结说，极权统治的任一方面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一种威胁，即使威胁不同，方式不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极权趋势都像工业化战争一样，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而言论自由及民主运动的出现，会对极权主义有所抑制，使人民获得自己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民主运动不仅包括获得、保卫、扩展以及争取普遍政治参与的权利的运动，还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的某些形式。③和平运动的斗争场所是控制暴力手段，包括军事的和警察的手段。
在核战争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的现代社会，和平运动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以非暴力的理念安排人类事务由来已久，但在核战争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现代社会，和平运动显得更加紧迫，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内容。和平运动的理念是在人类活动中应该摒弃有组织地使用暴力。④生态运动关注人化环境，争取达到科技人性化以及科技的人道主义使用。快速、高度的工业化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早就了人造环境以及人类必须面对的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生态运动对新的科技和其带来的发展产生了质疑，呼吁人们关注对大自然的保护、遏制无限度的经济发展以及科技的人道化。“生态运动一般可能存在一个‘先后看’的取向，因为它们也许意在恢复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
吉登斯还提到其他一些最重要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宗教运动、学生运动和消费者运动。各种运动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自然的有所不同。吉登斯认为，社会运动至为重要，它是人类通向未来美好社会的轮胎。“多数现代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有的与既定的组织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决裂，有的则通过进步的政治改革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
2．后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包括利奥塔、德里达、福柯以及后来的鲍曼等)认为珂代性已经终结，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的观点，吉登斯提出我们正处于晚期或高度现代性。“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激进化更加普遍化了”。尽管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但他同时认为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脱离或超越了现代性的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并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勾画出一幅后现代秩序的轮廓。①超越匮乏性体系。超越匮乏秩序将包括对社会生活方式颇有意义的改造(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协调化的全球秩序、对战争的超越、关注生态的体系)。在其中，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将不得不有所调整，重新分配全球财富的呼声也将日趋高涨。②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将崭露头角。例如，它们可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促进在车间、地方性协会、媒介组织以及各种类型的跨国组织中的民主参与程度。③非军事化。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无疑是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决非毫无根据。在国家间的边界大多已经界定和民族国家事实上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的情况下，领土扩张已失去曾经有过的意义。
另外，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明显的相互依赖，拓宽了这样的一些领域，在其中，所有的国家都有着相似的利益。④技术的人道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生态危机的不仅是技术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因此，道德问题不可置疑的被引入人类与人造环境之中。总之，对吉登斯而言，后现代性是超越了现代性消极后果的美好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的重要性范文6
一、以智慧阅读来焕发教学的理趣
要追求智慧的阅读教学，就必须能够智慧地解读课文。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不停留于自己过去的解读定势，不简单地接受他人的解读结论，不依循通常的解读途径，这样就能够从新的角度、新的途径，个性化地解读文本。
比如教授《孔乙己》一课，我以“孔乙己最终死了吗？如果是，那么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为话题展开教学：
大家都认为在那样冷酷的社会里，孔乙己必死无疑。
生1：丁举人。他打折了孔乙己的腿，直接导致了孔乙己的悲惨命运。
生2：短衣帮。他们都是穷人，却互不帮助，导致孔乙己没有获得任何人间温暖。
师：丁举人为什么这么做？
生3：封建社会沿着科举考试爬上去的人就可以做“人上人”，为所欲为了。
师：短衣帮为什么这样做？
生4：人穷，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
生5：人情冷漠，孔乙己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的价值。
第一个层面批判了封建的科举制度。智慧阅读的过程是遵循文本。
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就是要我们在备课时，首先接触文本，而不是先看参考书或上网搜索资料，要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接触文本；心灵和文本对话，和作者对话，平静地倾听文字的叙述，倾听作者的叙述，感受和认识自然地在心中成长。
生6：我认为是掌柜、小伙计、酒客，正因为他们的麻木不仁、冷漠自私……他的死完全是这种环境把他逼向绝路的。
生7：他们对孔乙己不是真正的关心，只是把孔乙己当成一个笑料、。有了他，可以让大家得到被挖苦、讥讽的对象，可以让气氛变得轻松。掌柜的对孔乙己惦记的只是“十九个钱”，孔乙己在他心里，还不值十九个钱。
生8：“谁晓得？许是死了。”这冷冰冰的回答，透着一股刺人的凉气！
师：整个社会吞噬了孔乙己。封建社会制度使人变得麻木不仁，是吃人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批判的是封建社会制度。智慧阅读的过程是学生自觉、自主。
创造出新的“自我”的过程是需要自由地调动自我的语言积淀，用自我的思维方式、自我的内隐语言去理解、去阐释文本，实现自我关照。
生9：孔乙己的死，自己要负责。他身材高大，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钱养活自己。他写一手好字，也可以帮人抄书，可他总想不劳而获， 甚至偷。
生10：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力更生。
第三个层面批判的是封建教育制度。三个层面，层层推进，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品味。这样的智慧阅读获得了对文本新颖、独特的理解，为高品位、高质量的阅读教学提供可能。智慧的教学来自智慧的阅读，智慧的阅读要求教师的阅读必须要有精彩的话题切入口。
二、以矛盾冲突去推动教学的理趣
文本的时代背景、风俗人情、社会状况、经济特点、价值取向等都与学生所处的时代有代沟，往往不被他们理解，都会对作品的解读产生影响。因为阅读是一种再创造，它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教师可以利用作品和现实生活的矛盾，让学生在冲突中获得感悟，理解人生。
如《台阶》课堂教学：
师：“父亲”希望有高台阶的新居，《蜗居》中的“郭海萍”想要自己的房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呢？
生1：“我家”的台阶只有三级，容易进水，又被人看不起，出于生活的考虑，也出于面子的观念。
生2：郭海萍大学毕业在上海6年了，工作、结婚、生子都在靠租房生活，有点没有根的感觉。
师：他们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有责任心、有理想的人。
第一个“台阶”，人，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人，应该这样活着。作品凝聚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深沉的民族情感，始终闪耀着充满人格魅力的智慧光芒。
师：在筹备新居中都表现出他们怎样的品质？
生3：“父亲”为造新居捡转、拾瓦、砍柴、编草鞋、挑石，几乎什么挣钱做什么，准备了大半辈子。他是个勤勤恳恳，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的典型。
生4：“郭海萍”作为大学生，没有啃老，而是任劳任怨，不辞辛苦，最后她实现理想。
第二个“台阶”，年迈的“父亲”、拼搏的“郭海萍”都为我们诠释了中国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吃苦耐劳。但是，超过了自身标准的“高水平”生活或“攀比”的愚昧思想，就不是我们所赞颂的，甚至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害的。按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学生主体对文本客体的阅读理解过程。
师：新屋造好了，“父亲”是不是很满足？“郭海萍”是不是从此走上了幸福之路？
生5：新屋建好了，好像父亲却变得迟钝、苍老了，不是因为没有奋斗目标的不求进取了，而是变得不能适应了。
生6：就是因为她不顾自己实际，追求“高水平”的生活，逼得她的丈夫打第二份工，惹上了官司。
师：人活着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别人。不要盲目地去追求不适合自己的 “高水平”生活。“父亲”的 “人怎么了”振聋发聩，提醒着我们，人要学会正视自己，不要因盲目的追求而丢失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