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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1
关键词：内容；取舍；有效
新课程在江苏实施六年来，中学老师反映比较多的是历史课的内容多、时间紧，需要讲的东西根本讲不完，而且学校的课时普遍比过去要少，任务很难完成。因此有效教学被提上了日程，大家开始更多地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教学目标。教育研究中，对如何实现有效教学，关注教学策略和方法较多，对于教学内容关注的较少。其实从教学目标上看，只有正确选取了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和方法才不会偏离正确方向，才能对实现教学目标起到正确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教学必须有所舍
1.就高中历史教育的目标而言，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所以历史教学不是记住所有的知识，而是帮助学生正确地看待历史现象，所以舍去一些内容不会影响历史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历史Ⅱ》的第一单元第3课“古代中国商业”的课程标准要求是“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通过本课学习，不是记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经济现象，而是通过学习，“概述……概貌”“了解……特点”。因此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舍去某些内容，也不会影响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其发展的特点。
2.从历史教材的地位看，教材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它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教材也是师生课堂对话的“话题”，教学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话题”本身，而是为了以话题为中介，进行交往，获得发展。“古代中国的商业”一课的教材呈现的内容是为学习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要求提供的一种学习资源，因此不是进行教学的依据，教学不需要完全以教材内容为教学的全部内容。
3.就高中历史学习内容而言，高中历史课标设置了三个必修模块，两个选修模块，涉及25个专题，7个改革、14个人物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内容很多。例如必修Ⅱ专题一《中国古代商业》一课，从教材内容看，涉及历代商业发展的概况及原因、市的发展变迁、城市的发展，古代对外贸易等数个知识点，要在一节课的教学时间里全部完成，老师讲不完，学生也难以接受，这样的学习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教学就必须有所取舍。
二、历史教学舍什么、取什么
1.取舍的依据。历史课堂教学的取舍不具有随意性，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文件对学科的具体要求。比如，历史课标对《古代中国商业》的要求是“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是教学的基本依据，同时江苏省《历史教学要求》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概述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及著名商帮；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将这两个规范性文件整合，作为基本内容：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述古代市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古代中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特点。围绕这几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展开教学，抓住了教学的主线，突出了学习的重点，有利于重点解决学习的核心目标。
2.选取的基本原则。有了《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学要求》，就有了教学的基本依据，教学就有了方向，但是这两个文件规定的比较抽象，如何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落实这些要求呢？即在具体问题上如何取舍呢？这就要求处理好课标、教学要求和教材的关系。
（1）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哪些是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呢？典型性的教学内容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特征，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内容。如果不能选取典型性的教学内容，学生就不容易掌握其显著特征。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这个学习内容，如果要把历朝历代的商业现象都作为教学内容，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真正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反而不能够凸显出来，学生也不容易了解古代中国商业的概貌。所以在这个教学内容中，我选择了商人、柜坊和邸店、交子、商帮等这样几个典型的商业现象，帮助学生梳理历代商业的概貌，学生对知识的结构性特征把握就比较容易和到位，教学目标也就相对容易达成。
（2）选取理论性强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有两个倾向：一是不容易掌握历史学习中理论性较强、抽象性较为明显的内容。二是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对教材中简单描述的内容不感兴趣。所以教学时要选取那些有挑战性的、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比如《古代中国商业》一课中，市的发展与变迁，学生感觉这个经济现象比较抽象，难以迅速概括出市发展的线索和特点，但是对这个充满挑战的内容又很感兴趣，所以这个内容要作为教学重点，提供材料，引导学生理解市的变迁。笔者对此提供了小说《水浒传》、笔记《东京梦华录》、图片宋代汴京等许多材料，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宋代市的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特点”，重点解决这个教学内容。
（3）选取基础性的教学内容。教材要选取那些能够体现历史发展一般特点的内容，选取对于学生能力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内容。如《古代中国商业》中，历朝历代都涉及商业发展的原因问题，但是如果每朝每代都详细讲述，学生就难以掌握影响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利于培养概括综合的能力。所以我在教学中选取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促进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繁荣的原因有哪些？这样只要掌握了这个基础性问题，其他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原因，只要结合具体朝代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既节约了教学时间，又解决了重点问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
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2
[中图分类号]G63 眼文献标识码{眼文章编号}0457-6241（2015）11-0026-05
“以人为本”是教育的追求理念，新课程改革中的课堂教学倡导的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中成为学习的主人，让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以充分的体现，促进学生全面、和谐、持续的发展。本文以《古代商业的发展》一课为例，试图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阐释一二，浅思简言，与诸位分享。
一、从人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出发设计教学，实现复杂的知识简单化。
从教材地位看，《古代商业的发展》隶属于“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一专题。本专题讲述的是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虽然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但是商业与农业、手工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古代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习这一课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从教材内容看，本课讲述了从先秦到明清商业的发展概貌，列举了伴随商业发展而出现的代表性商业城市，勾画了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线索。教材内容比较枯燥，头绪多、历史概念多，涉及时间长，专业性强，学生不易掌握。
从学生情况看，高一学生对于历史事物的理解、分析、概括及比较的能力都有待提高，同时还未形成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但是他们对事物充满兴趣，具备一定的社会观察、阅读理解和逻辑分析的自主学习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的知识能力教学思路是：抽象的知识生活化，乏味的知识趣味化，专业的知识通俗化。
教学设计的大方向确定之后，就要思考具体的设计思路。如何使不亲近学生的知识变得亲切？如何使无生命的商业“活”起来？在笔者看来，人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是历史发展的活化石。经济活动是人从事的活动，如果能够通过学生熟悉的商人生活反映不同时期商业发展情况，就可以拉近教学内容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如果选取的商人足够有代表性，就可以引导学生窥一斑而见全豹，进而实现教学目标；如果能再发掘商人身上的“笑点”，就可以将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吸引学生的眼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于是，笔者决定制作一个“古代中国富豪榜”，向学生提供熟悉的、有趣的、真实存在的大富豪及其生活经历，以此作为推进课堂进程的履带。
二、以人的生活经历推进教学，在阅读中实现方法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
在搜索、阅读大量的材料后，笔者最终筛选出以下几位作为带动商业发展和教学进程的“大富豪”：商人的鼻祖、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和子贡、唐玄宗年间长安首富王元宝、著名晋商代表乔致庸。也许有人会质疑：为何偏偏缺少宋朝“富豪”？笔者的考虑是：宋朝商业发展的高度可谓是闻名全球，笔者也曾试着寻找宋时大贾，但是所能找到的商人或者不够大，或者没有事迹，甚至不少连完整的姓名都搞不清，缺少代表性，这是原因之一。笔者的另一思考是：宋生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着重大意义”，与其苦寻大商人，不如感悟小商贩和寻常百姓的经历，或许更能感受到宋朝商业发展的平民化和普遍性，更能感受到历史即生活。
人物确定了，如何发挥他们穿针引线、推动教学的作用？如何促进学生在学习中实现方法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
首先，以时间为经线，以人物为坐标点，体悟不同时期商业发展概貌。
春秋战国，天下大变，“工商食官”局面被打破，资产雄厚的大商人粉墨登台，“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为后世商人津津乐道。但是，学生对此既熟悉又陌生。利用学生这种模糊又好奇的心理，笔者选取一副对联用于导入新课：上联“管鲍高风，雷陈遗概”，对句“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并告知学生，上联四人重情重义，下联两人事业有成，下联一般被悬挂在商铺中，个中原因，本课即将揭晓。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不仅仅在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人入胜，还在于为之后的教学做好铺垫，前后呼应。因为“古代中国富豪榜”上最先亮相的两位即是范蠡和子贡。当学生发现陶朱公就是与西施传绯闻的范蠡、端木赐居然就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贡时，怎能不感到亲切呢？原来这些人就是当时富可敌国的私商啊。
唐开元年间“第一款爷”王元宝，一般人并不熟悉，但是他白手起家的故事学生爱听。此外，据传因为王元宝而延续下来的过年吃发菜、五月初五迎财神的传统至今仍渗透在常州人的生活中，每个学生对之都非常熟悉。对于王元宝的“利用”，笔者设计了一个“历史的假想”，假想白手起家的王元宝在致富过程中遇到了困惑和麻烦，设计出三个情境问题：
1.公元756年五月初五，长安首富王元宝，欲带1000贯钱（1贯=1000个铜钱=6.4斤）去颜神（今山东博山）买琉璃，途中，他要怎么解决住宿问题？
2.大量的铜钱带着吃饭、睡觉很不方便，你能否帮他找个地方寄存一下？
3.王元宝的生意越做越大，一次他要带5000贯钱去买琉璃，这么重的铜钱实在是负担，有没有更轻松、便捷的办法？
学生帮助王元宝解决了这些难题，对于唐朝商业发展概况、特别是唐朝金融业的发展也就有了了解。
时间指向宋朝，一幅长525厘米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宋都汴京商业兴旺、交通繁忙的热闹景象。无论是从其在商业发展史上的地位看，抑或是从教材结构、教学重难点方面考虑，笔者都认为有必要把宋朝商业从历史的长河中独立出来，详细探究。
至于明清，商帮风光无限，选择晋商乔致庸，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影视剧早已将他和他的乔家大院带入寻常百姓家，学生比较熟悉；同时，乔致庸89年的人生经历也浓缩着明清商业发展的概貌。在此环节，笔者择取三段有关乔致庸经商的史料：
材料1：清代晋中商人开设的著名茶庄有100多家，形成了一条由南至北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乔致庸贩茶的过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在武夷山的茶砖上印下了茶庄的标记，在恰克图的货物上印下了复字号的标志……
――《乔致庸与乔家商业》
材料2：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
材料3：提出“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口号。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
引导学生阅读材料、解析材料，从地域范围、商品来源、金融发展等方面概括明清商业发展表现。通过材料的阅读和分析，学生对于明清时期区域间长途贩运业的发展、商业与小农经济的联系、金融汇兑业的发展等情况都会有直观的认识，同时，阅读材料、解读信息、阐释历史等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其次，以宋朝为节点，回归历史现场，探寻古代商业发展的全貌。
在古代商业的教学中，宋朝的商业革命是毫无疑问的教学重点。重点的突破需要“动”起来：动教材，动学生。
宋朝的商业是繁荣的，宋朝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何出此言？用史料说话：
材料4：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响，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唐六典》卷二十
八方辐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万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
材料5：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又东十字大街……茶坊，每日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今朝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酒楼。
――（宋）陆游《杂赋》
材料6：南宋时，海盐县澉浦镇所辖南北5里，东西12里，面积约60平方里。在镇中心，有街道、坊巷，有商业区、居民区和行政区，以及各种市政设施。其居民已不再属于乡村户籍，而是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系统，他们的社会生活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化特点。其他如平江府的福山，嘉兴府的青龙、上海、乌青、魏塘，湖州的新市……
――常棠《绍定澉水志》
材料7：四川商品贸易的繁荣使得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扩大，但是，在四川用以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却是铁钱。铁钱是一种贱金属，价值比铜低，一遇大宗贸易，出售和购买商品的铁钱均需车载斗量，给出入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地区的商旅之行带来了极大不便。于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交子在四川民间应运而生。史称“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
――张明《浅说北宋交子产生的原因》
阅读材料，回归历史现场，让学生想象自己就是宋朝大街上熙来攘往人群中的一员，感受灯红酒绿的都市夜晚的炫耀，感受老友相聚、出门左拐一赌坊、右拐一酒楼、五十米一茶馆、八十米一画廊的便捷与惬意，感受宋朝的“市”由规范之美到自由之风的华丽转身。
感受表象的繁华，还要探究深层次的原因，宋朝商业繁荣背后的推力何在？笔者再次提供史料，帮助学生在自由阅读、自主思考、畅所欲言、思维碰撞中培养合作探究的能力，实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提升。
材料8：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宋神宗
不惜共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
――欧阳修《通进司上书》
材料9：宋高宗说：“市舶（西方来华船只）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
――《宋会要辑稿》
材料10：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东北曰五丈河……西北曰金水河……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11：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着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促进了农业。
――《全球通史》
这样，政府、交通、农业、手工业这些商业发展背后的“功臣”纷纷浮出水面。
对于以上设计，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尊重史实。人物的选择和利用，要尊重历史，即便需要娱乐，也不能失真。笔者所选取的几位富豪，奇闻轶事很多，“笑点”不少，但使用时不能让学生认为他们的出场只是为了娱乐大众、活跃气氛，所以笔者充分借助历史典籍，引用司马迁《史记》语“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说明范蠡的富；引用东汉王充《论衡・知实》中“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的话证明子贡不仅通于儒，而且精于商；引用唐朝李亢《独异志》中“朕（唐玄宗）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来说明王元宝存在的真实性。
第二，以人为本。材料的选取、问题的设计要有针对性，要避免将知识复杂化。面对高一学生学习本课，笔者最初的设计理念就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所以，问题的设计紧紧围绕课程标准和学生，材料扩大化，但不把问题扩大化，不让理解复杂化。
三、借人性的探究升华教学，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透。
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特点，算是完成了课标任务。但是，新课程除了关注学生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培养外，还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我们生活的今天，商业因素无孔不入，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商业问题被曝光，毒奶粉、毒胶囊、转基因不绝于耳，“无商不奸”“黑心商人”等带有强烈感彩的词语成为大众对商人的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导学生由“商业”入“商人”，借商人形象之争探究人性之实。于是提供材料：
材料12：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
――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13：乔致庸经商之道：“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他亲拟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材料14：无商不尖：旧时买米以升斗作量器，卖家在量米时会以红木戒尺之类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米，以保证分量准足。银货两讫后，商家会另外加点米在米斗上，已抹平的米表面便会鼓成一撮“尖头”。量好米再加点添点，已成习俗，即但凡做生意，总给客人一点添头。
鼓励学生结合材料和自己的认知，自由发表观点，表达自己对商人的看法，引导学生对商人的不同形象作出理性的判断，领悟人性之善恶美丑。
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3
[关键词]明清；地域结构；社会结构
本文城市结构主要包括地域结构与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主要是指城市各个功能区的分布特点，社会结构主要指社会各阶层的构成特点。
一、明清城市的地域结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自唐朝开始从传统的里坊式向开放的街巷式转变，在城市地域结构特点上，宋朝的城市开始开始突破方形的束缚，出现了不规整的形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朝。元朝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许多城市也遭到损毁，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专制皇权大大加强，在城市地域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又开始将宋以来城市的城垣内缩，使城市内部更加紧凑，并将城市重建为方形。
明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也在增多，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商业街市逐渐向城外的关厢发展，而且在城市的周边出现了新兴的城镇。这样一来，城市结构又有所突破，从当时城市自身发展来看，一方面当时社会形势比较安定，这使得各城市在建设方面并不一定要建成棋盘式规整的城市布局；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和水陆交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城市向交通便利的方向延伸；这都使得城市已经不再可能向以往一样等面积、平均安置各类功能区，而是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明朝的一些城市为例，曹州府、大名府、南宫县等，均采用了四门十字街的规划，但是城内已经不再划分为方形的坊区，街道也是以长街短巷定子型交叉的布局为主，类似元大都的胡同。大名府没有设计成方形十字街式的城市结构，而是沿着卫河河道展开，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也未改变，这时大名城的建设也的确只有东关和南关外与卫河之间的地区不断发展，而北门、西门始终萧疏空旷。所以，明代城市是有意识的没有给地方城市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大名城是具有明代地方城市特色的典型例子。
清朝一项突破传统城市地域结构的突破是清代满城的建立。满清为了利用较少的兵力控制全国，从清朝初年开始就实行了八旗驻防制度，即将少量的八旗军队驻扎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多少带有用八旗驻防军队控制、监视数量占优势的绿营军队，对全国进行监控的意思。满城在驻防城市的选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建于所驻守城市之中，将城市的一部分筑墙分割出来，大部分满城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在驻防城市的另建立新城，专用于驻扎八旗军队，也称满城。这类满城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内地以宁夏、潼关为典型。八旗的营区通常都用围墙封闭起来，官兵家属也生活在被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军营里，围墙也把他们与汉人隔离起来。满城的设计思想不仅是为了防范被统治的民众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而且也可以防止旗人的汉化，随时保持战斗力。八旗驻防的城市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大致在乾隆时期开始稳定。清代满城的规划给中国王朝最后阶段的城市地域结构又带来新的变动。
二、明清城市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地主、商人和一些手工业者。明清的城市比之前代大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经济意义也日益突显，城市规模扩大，街道增多，各种设施也愈益齐全。如湖南湘潭县“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1]，“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樯云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2]。而且由于商业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在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增加，城市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
城市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其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以明清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例，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城市的基本阶级结构。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就导致了城市中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即早起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结构产生了冲击。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3]。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商帮的出现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对我国明清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使得商人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占得比重加大，地位提升。明清虽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商帮，但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商业行为只是促进了官与商的结合，形成所谓绅商阶层，他们经商所得都投资于土地买卖，商业化的浪潮并没有孕育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并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商业资产阶级。
三、 影响明清城市结构的原因分析
明清城市史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城市结构往往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城市迁移和兴废。明清时期的城市在无论在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方面都首先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推行“高筑墙”政策，因此明代的城市一般都筑有城墙。就湖南地区而言，无论是府城、州城，还是县城，都被城墙包围着。又如明朝初年，山东、河南、河北历经元末战乱，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这不可避免的会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其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结构起着重要作用。
皇权以及行政权力虽然对明清城市结构的形成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冲击这种行政权力之下的城市结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比如明代城市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店铺众多，除经常性的店铺贸易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流动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和集市。一些边远的县城也出现了夜市。如黔阳县新路市，“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久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4]。晚明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的来说，明清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最高峰，明清的城市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无论是在城市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通过对明清城市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对近代城市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
[2]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十《货值》
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4
《巴歌渝舞》编剧是重庆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何培贵，总导演是国际家一级导演宁永忠，而四川美术学院影视动画学院院长、教授周小波带领研究生团队执掌了《巴歌渝舞》舞美设计；重庆市歌舞团音乐创作人龙驹、王石民执掌音乐；重庆籍著名服装设计师梁明玉执负责掌服装设计……如此一般整合本土资源催生大型情景歌舞，在重庆文化界史无前例。而正是这纯粹的“重庆制造”，使得《巴歌渝舞》作为重庆第二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活动的开幕式，在2009年9月6日，在新落成的重庆大剧院首场献演时便获得了文化部及来自全国12省、直辖市、自治区嘉宾及专家的高度评价。[1]
2.文化背景分析
在序曲一开始，演出通过星空和二胡老人的讲述，完成了一次从现实回到巴国古文化的引入，时间回溯到古代巴国时期，一开始便是巴人富有气势的战舞，鼓舞和长戈舞皆是取材自巴国古文化里的的巴人齐哥群舞的历史题材，在史书中有记载，巴人发巴音而歌，《华阳国志・巴志》称：引先民之诗，有古代巴人祭祀歌，歌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岩，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又有歌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惟能长生，不朽难获。”在第一幕中，演绎的是巴渝谣曲――“田歌”，自古以来，在农耕劳作中，巴渝的田间地头都流传着许多劳作时所传唱的歌曲，和在巴渝谣曲中，编曲和导演将之艺术化，呈现在了观众眼前，山歌、扁担、高粱杆等富有重庆文化特色的元素，悉数被搬上舞台，在第二幕中，娇阿依和上滩号子，分别从两个富有对比的出发点，表现了重庆文化的柔与刚。“古代的重庆民族地区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在重庆民族地区苗族人口最多的彭水县、秀山县、酉阳县和黔江区，对于苗族的来历均有详细的记载。”[2]而苗族文化中“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湘西鼓舞、板凳舞和古瓢舞等”均有十分饱满的文化气质和地方特点，同时，重庆又拥有流传已久的地方文化和特点的码头文化，而码头号子作为码头文化的一种富有特点的产物，常常被用于各种类型的演出中作为题材。因为“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视川江航道为畏途。在千百年的木船航运时代，江上木船的动力来自船工的身体。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划船。而且，漫漫路途枯燥无味，需要精神调剂，重庆号子遂应运而生。”传统号子按目的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上滩号子，川江号子，拼命号子，打夯号子，平水号子，筑墙号子，抬石号子，劳工号子”[3]等，集体的号子通过艺术的表演被强化，具有非常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其他还有傩戏、摆手舞、对脚舞、土家歌舞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珠玑，皆被一一搬上舞台。正如王胜华在其著作中说道：“戏剧，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概念；戏剧是多民族、多地域、多阶层人民共同创造的艺术成果。”[4]“是一条不能‘弃源截流’的长河。”重庆自古具有悠久的巴渝文化和独特的三峡人文景观，古代巴人，天性劲勇，威猛剽悍，其鲜明的民族风俗，使得巴渝歌舞别具风格。在学者董其祥的文章中指出，在古代巴裔在重庆东部的“踢踏舞”以及湘西土家族“摆手舞”，毫无例外的保留了古老民俗的习惯，[5]历史工作者给我们做出了大量的考证和资料的累计，舞台艺术工作者则应将之赋予现代意义，在灯光和舞台的包围下赋予其新的生命。在吴戈的《剧坛沉思录》曾写道：“模仿天性――扮演的内驱力；游戏需求――角色转换愿望与戏剧活动的可能；劳作再现――扮演内容；仪典――戏剧活动方式与生存形态。”[6] 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便是我们今天舞台剧良好的文化依托和历史素材。
3.重庆自然景观及人文元素在舞美、服装、道具中的体现
重庆自古拥有独特的山峡自然景观和山城人文景观，而巴歌渝舞在这个舞台美术设计中，大量采用了山石结构的纹理和景片。在序曲当中，古代巴人士兵拿着镶有虎面图案的盾和旗帜，巴人崇拜白虎， 白虎是其图腾、祖先、廪君， 学者多有论述， 然白虎更是巴人的武神， 体现了巴人知兵善武、索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在序章中大量采用了还原巴人真是生活化活动的场景。在剧目上滩号子中，为了使得节目显得更有张力，舞台全部采用了黑灰色的设计，麻绳、马甲等代表纤夫形象的符号悉数被搬上舞台。而在节目哭嫁当中，新娘的服装在结合了传统元素的同时，也有很多颇具现代感的突破，没有传统的红盖头，而是将新娘的服装分为内外两组，在节目一开始新娘静坐在地上时，婚纱被设计成一个很大的裙子，而新娘在舞蹈时会拆掉外面的裙子露出里面的婚纱，从设计、打样、再到制作，可谓是费尽心思，光胸花的制作就花了一个月时间，皆为全手工制作，意在打突破统土家服装的同时保留土家族的一些文化上的精髓。众多重庆当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元素被一一经过艺术加工，赋予现代意义和色彩，被设计师们一一呈现上舞台。
4.巴歌渝舞对地域文化主题情景舞台剧的可持续发展启发
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是舞台剧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利用优秀文化的再开发、再创新，将使得舞台剧艺术保持长久生命力。
成熟的商业模式是地域文化为主题的舞台剧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成熟的商业模式作保障。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依靠引入商业模式来保持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极其重要。如何使舞台剧产业突破传统文化体制局限，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唯有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舞台剧制作水平，才能使舞台剧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高新技术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今天各种娱乐充斥的当下，如何有效的和高新技术结合使得舞台剧充满新意，满足现代大众的审美需求，需要现代舞台美术工作者的努力和研究。
国际化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当下，文化产品的推广，必然面临着国际化的要求，必须以这样的视野来做舞台剧，舞台剧才能真正上达到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何方、苗培培.巴歌渝舞：一台纯正的重庆文化盛宴[N].重庆晨报，2009-09-15（6）[2014.12.13].http：///cqrb/html/2009-09/15/content_983529.htm
[2]网络资料.重庆苗族的来源.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2012-03-13.http：///llyj/5359.htm
[3]张译文.95岁陈邦贵不让川江号子成绝唱.重庆晚报.2012-01-17.http：//.cn/cqwb/html/2012-01/17/content_299861.htm
[4]王胜华.云南民族戏剧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9
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5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6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宏伟壮丽的伟大城市，集中表现了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在城市选址、城市供排水、城市交通、防火、城市绿化和风景区、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有过卓越的成就和经验。
1、 城市发展沿革：商周时期，城意味着国家，受封的诸侯国有权按爵位等级建造相应规模的城。到战国时期，周朝的条令不在起作用，各地按需要自行建城，城市规模和城市分布密度大大提高。秦统一全国后，取消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成为中央、府、县的统治机构所在地。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体制基本沿袭下来。
2、 城市选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即择中原则；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即‘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原则；考虑自然景观及生态因素，提出‘国必依山川‘的原则；考虑设险防卫的需要；考虑水源及交通问题，往往选择水陆交通要冲。
3、 城郭之制：从春秋一直到明清，除秦始皇的咸阳外，其他各朝的都城都有城郭之制。城郭之制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城市建设制度。一般京城有三道城墙：宫城（大内、紫禁城）、皇城或内城、外城（郭）；府城有两道城墙：子城、罗城。
4、 筑城方法：夏商时期已出现了版筑夯土城墙；唐以后，渐有用砖包夯土墙的例子；明代砖产量增加，砖包夯土墙才得到普及。城门门洞结构，早期用木过梁，元以后砖拱门洞逐渐推广。水乡城市依靠河道运输，均设水城门。此外为防御侵袭，有些城市还设有‘瓮城‘，‘马面‘，城垛，战棚、城楼等设施。
5、 都城布局：中国古代有两种城市形式：一种为方格网式规则布局，多为新建城市，受礼制思想影响，如《考工记》中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实例较多，如北魏、隋、唐的洛阳，隋、唐的长安，元大都与明、清北平；另一种为较为自由的不规则布局，多为地形复杂或由旧城改建的城市，受地形或现状影响较大，所谓‘凡立国都，因天材，穷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实例如汉长安，南朝建康。具体来讲有分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a、居住区：为加强对城内居民的控制，宋以前各朝均实行里坊制度，即把城内居住区分为许多里坊，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设里正、里卒把守，早启晚毕；北宋后由于城市发展而取消，代之以商业街和街巷的布置形式，并用‘厢坊‘或‘保甲‘等组织手段来控制城市居民。
b、市场：唐以前城内的市场集中在某几个里坊内，设有市楼或市署，由市令管理，和里坊一样按时启闭；在居民的里坊里有少量零星分布的小商店；在城外、郊野可自由设市，称为‘草市‘。北宋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基本废除了击鼓而集的里坊式市场，形成了开放的商业街以及集中于庙宇内的市场贸易。
c、娱乐场所：从南北朝到唐代多依靠宗教寺院及风景区作为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汉以后三月上已去郊外水边修禊以及九月重阳登高的风俗逐渐盛行，市民出城踏青、春游、秋游也渐多。如唐长安城南的曲江，宋东京郊外的名胜和一些私家园林，都是春游胜地。
6、 道路系统：中国古代城市绝大多数采取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布置，这是由建筑物的南向布置延伸出来的。为适应各地不同的条件，在具体处理上也是因地制宜的。在地形完整的新建城市（如隋大兴）中，采用均齐方整的布置方式；而在有山川河流或改建城市（如南朝健康、汉长安）中，则根据地形随宜变通，不拘轮廓的方整和道路网的均齐。城市道路在宋以前都是土路，没有路面，宋以后砖石路面在南方城市得到广泛的应用。
7、 都城绿化：中国古代对都城绿化都十分重视，历代帝都道路两侧都种植树木，北方以槐、榆为主，南方则柳、槐并用，由京兆尹（府）负责种植管理。对于都城中轴上御街的绿化布置，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这种道边植树的做法，唐时传到了日本。
8、 防火问题：宋东京城市发展很快，房屋密集，接栋连檐，常有火烛之灾，所以设立了消防队。城内每隔一里许设负责夜间巡逻的军巡捕，并在地势高处砖砌望火楼了望。南北朝以后，都城及州县城设鼓楼供报时或报警之用。从元大都开始，在城市居中地区建造高大的钟楼与鼓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