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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1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自贸区 TPP TTIP
2015年12月，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背景及内涵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
“一带一路”是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审时度势，提出的一项重大倡议。首先，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出现衰退，至今缓慢复苏中。2009年世界经济呈现零增长，之后呈现缓慢复苏，近几年均保持在3.3%左右的增长速度。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带动本国经济发展。
其次，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处于深刻调整过程中。美国相继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服务贸易协定（TISA）、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谈判，力图掌控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制定权，巩固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力，维持世界霸权。对此，中国需要调整战略，进行平衡，“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再次，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呈现以下特征：经济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而提出应对策略之一。
（二）“一带一路”的内涵
“一带一路”内涵由“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路精神构成，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经济体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覆盖亚欧非三大洲，途径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着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包含三条线路：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波罗的海）；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包含两条线路：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欧洲；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就是“一带一路”经济体在合作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平等进行合作；开放包容就是各经济体和各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享建设成果。各经济体尊重其他经济体对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兼容并蓄、共生共荣；互学互鉴就是各经济体在交流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繁荣；互利共赢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
二、中国自贸区发展现状
自21世纪以来，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步履维艰以及大国自贸区战略的助推下，中国在积极参与和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加快了步伐。“入世”至今的十多年间，中国自贸区从无到有，由远及近，初步构建起东西呼应，遍布全球的格局，成为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
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相关信息，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4个，包括：中国―东盟、中国―东盟（“10+1”）升级、中国―新加坡、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新西兰、中国―智利、中国―秘鲁、中国―哥斯达黎加、中国―冰岛、中国―瑞士、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有8个，包括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中国―挪威、中国―斯里兰卡、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格鲁吉亚、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此外，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印度的FTA联合可行性研究，正在与哥伦比亚、摩尔瓦多、斐济、尼泊尔开展FTA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亚太贸易协定》前身为《曼谷协定》。《曼谷协定》签订于1975年，是在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主持下，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优惠贸易安排，现成员包括中国、孟加拉、印度、老挝、韩国和斯里兰卡。2005年11月2日，《曼谷协定》第一届部长级理事会决定将《曼谷协定》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
三、“一带一路”助力推进中国自贸区建设
（一）“一带一路”有利于构建中国与沿线经济体商建自贸区的良好环境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一带一路”秉承开放合作，合作对象不只局限于沿线经济体，而是面向所有具有合作意向的经济体。“一带一路”坚持互利共赢，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等外交理念，有利于中国构建推进与“一带一路”经济体自贸区建设的有利环境。
“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铺设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这势必会推动沿线各经济体的交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它所倡导的“五通”建设将为中国开展或深入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基础设施保障、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资金支撑、民意基础。
（二）中国与沿线经济体推进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助力双边自贸区建设
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体进出口双边贸易值接近 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7% 左右，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出口增长超过了10%，进口增长约为 1.5% 左右[1]。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这一数字将不断刷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经济体经济发展战略相契合。就中国中西部和中亚国家而言，双方优势产业集中在重工业和加工工业（石油天然气、采矿、资源开发、机械加工制造等），未来产业发展战略相似，具有共同的经济发展侧重点和诉求，有助于加强经济联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2]。就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东盟国家而言，双方未来经济发展意愿相一致，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作为未来发展重点[3]。就中国与西亚而言，韩永辉等（2015）通过指数分析得出，中国和西亚表现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贸易的互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机遇加强双边经贸往来[4]。中国与沿线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无疑会推动双边自贸区建设。
（三）“一带一路”有利于化解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区域经济合作压力
TPP和TTIP美国获取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掌控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利器。TPP和TTIP谈判参与国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地，这两个协定所倡导的高标准是中国在短时间内所望尘莫及的，对中国形成了包围之势，为中国深入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设置了障碍，甚至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可谓是对美国TPP、TTIP的有力回应。“一带一路”横跨亚非欧三大陆，覆盖西欧的发达国家，东欧、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利于中国推进与相关国家商建自贸区，提升影响力，稀释TPP和TTIP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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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爱君、毛锦凰. 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4，48
[3] 赵江林.“一带一路”如何落地――在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合作机制安排上应大力体现“早期收获”的安排[J].中国经济报告，2015（4）：97
[4] 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 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北京[J]. 世界经济研究，2015（3）：39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2
内容摘要：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已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贸易活动，本文从贸易地理角度出发，利用相关史料和数据，通过分析得出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地理转移路径及其动力机制。
关键词：世界 奢侈品 贸易中心 地理转移
奢侈品的定义
笔者认为，一件商品能否作为奢侈品，与同一段时期内的生产力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会环境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时间等因素尝试性的提出，“奢侈品就是在某一时间段，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基本需要的，或在满足部分人基本需要的同时，具有很高的附加价值，具备珍稀、昂贵、品牌、品质特点的商品和服务”。鉴于奢侈品的宽泛性，本文以实物形式的奢侈品为研究对象。
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形成与地理转移
（一）产业革命前
世界奢侈品贸易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早在人类国家机制和等级社会出现之时，统治阶级即拥有了丰富的奢华物品，但这些物品一般只供本国内部的权贵收藏和享用，很少或几乎没有在其统治地区外流通。之后，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累积和人类地理视野的开阔，相邻的国家之间开始互通有无，有了货物的交换和买卖，并从一般性产品逐步发展到一些具有本地特色、贵重的物品，进而涉及到在当时来讲的奢侈品，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当时的一些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其发展最为重要的有三个历史时期。
1.“丝绸之路”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是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此期间，欧亚非三洲各个国家的贸易与交流迅速发展，其中就有大量的奢侈消费品，最为珍奇的就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当时西传至他国的丝绸和瓷器价格奇高，古罗马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当时除了丝绸和瓷器之外，商队从中国还主要运出金器、银器和其他豪华制品，运往中国的主要奢侈消费品是香料、珠宝首饰等。丝绸之路绵延上千年，逐渐形成了世界早期的奢侈品贸易中心（见图1）。
2.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拜访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曾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郑和下西洋并不完全是在经济需求的驱动下进行的，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同其他国家海外贸易的往来。同丝绸之路时期一样，此段时间内的贸易往来也有奢侈消费品的身影。郑和满载着早就享有盛誉的丝绸、瓷器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远赴西洋诸国，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的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这些在当时都可称之为奢侈品。此举使得奢侈品贸易中心更扩散到了红海及印度半岛。
3.地理大发现时期。15到17世纪时期，欧洲各国开始从海上寻找新的贸易线路和贸易伙伴，促成了地理大发现，其结果是大量香料、金银不断运回欧洲，其中也包括在欧洲享有很高盛誉的中国丝绸和瓷器。17世纪时，欧洲的贵妇们都喜欢穿中国丝绸面料的高跟鞋，并在鞋面上装饰中国风格的图案，中国瓷器在欧洲也占有极大的市场，被视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的宫廷里才能见到较多瓷器。由于丝绸和瓷器价值昂贵、数量稀少，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甚至出现了仿品。由此可看出，当时欧洲奢侈之风盛行，并对中国奢侈品极度追捧。
在以上的三个历史阶段内，中国国力强盛，技术进步，以丝绸和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奢侈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当时的“中国制造”是品牌、价值和尊贵的象征，在区域及世界范围内的奢侈品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产业革命后
1.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期，当时的欧洲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工业革命推动了产业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奢侈品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消费基础，近代意义上的奢侈品就诞生于这个时代。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前后诞生的奢侈品牌集中在酿酒、钟表以及少量的服饰和珠宝行业，比如：酿酒类有1715年法国的马爹利，钟表品牌主要有1755年瑞士的江诗丹顿。从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其中尤以法国最为突出。比如1847年Louis-Francois Cartier建立了卡地亚，1854年Louis Vuitton建立了皮革箱包品牌路易威登，英国只有在1856年时才由Thomas Burberry创立了巴宝莉品牌。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工业经济规模有限，奢侈品的生产也仅分散在少有的几个行业，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少数贵族拥有大量财富和奢侈品，其他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还不具备奢侈品消费的能力。因此，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奢侈品行业的规模并不大，国家之间的奢侈品贸易也同样如此。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在近代奢侈品的创立、发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已经显现出成为日后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雏形。进入20世纪，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生存成为当时人类的第一需求，奢侈消费自然也淡出人们的视野。
2.战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各国经济的重建与复兴，世界奢侈品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数量来看，大量奢侈品牌在这一时期诞生，以2008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奢侈品牌前百名排行榜为参考，诞生于1950年以后的奢侈品牌多达32个，如果再加上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品牌，这一数目将会更大。从奢侈品行业的阶段性特征来看，一方面传统奢侈品有着很好的历史传承性，工艺技术恢复之后继续保持了其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在更多的门类、行业里出现了新派奢侈品，如高级酒店、豪华游艇等，形成了以欧洲为代表的“旧世界奢侈品”和美国为代表的“新世界奢侈品”并存的格局；第三是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介入推动了奢侈品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由相对分散走向高度集中，出现了奢侈品垄断组织，法国的LVMH和PPR集团、瑞士的厉峰和斯沃琪集团相继成立，发展至今已成为极具竞争实力的世界奢侈品行业巨头。
从地域分布来看，19世纪中后期之前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在欧洲内部，尤以法国为中心。意大利和美国的奢侈品行业，最初都是依靠法国而起步的，但在法国大革命后，由于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上升，这两个地区的奢侈品行业也开始独立发展起来，孕育了符合自身国别条件的奢侈品品牌，并在20世纪成为法国之外非常重要的世界奢侈品生产国。当今世界拥有奢侈品牌数最多的三个国家就是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其他主要奢侈品生产国还有瑞士、德国和英国等，这些国家所生产的奢侈品很大一部分已进入世界百强行列。在奢侈品贸易方面，以2009年为例，世界奢侈品市场份额中，欧洲占38%，北美占29%，可以设想在当时的阶段，世界奢侈品市场贸易总额并没有达到现在的规模，但是欧洲和美国是当时技术最先进、财富最集中的地区，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应该比现在要大得多。
由此可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后期，欧洲和美国是世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和北美地区充分吸收两次工业革命的精华，国民财富较之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消费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们持续增长的财富和高涨的消费热情，为世界奢侈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代世界奢侈品主要消费中心地的形成
（一）日本中心
日本在二战后短短二十多年间，经济迅速发展，1968年其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繁荣带来的是对高端消费品的需求，直到经济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日本的奢侈品消费竟然一度占到全球的47%。以路易威登为例，据估算，如今的日本人总共拥有超过2500万件产品，即平均五个日本人就拥有一件。这个人口不到1.3亿的小国，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成了世界奢侈品的圣地。
（二）新兴经济体中心
进入21世纪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亚太地区富裕人群快速增长，以中国为例，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11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家庭数量超140万户，排名世界第三，648个超级富豪家庭财产每个逾1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具体在奢侈品消费上，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1年消费总额达到126亿美元，增速飞快。另外，俄罗斯、韩国、中东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奢侈品消费额也在逐年攀升（见图2）。在欧美以及日本奢侈品市场相对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活跃地区。但是同日本一样，这些新兴国家目前几乎没有自身的奢侈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欧美仍是最重要的奢侈品产地。
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演进路径与动力机制
综上，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革命前，以古老东方中国为中心，向中东、中亚、地中海沿岸、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辐射，其顶峰期处于“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时期；第二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法国和瑞士的近代奢侈品生产从创立到发展，使之渐渐成为区域奢侈品生产和贸易的中心，这一时期属于过渡期；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后期，西欧（包括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在内）和美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最主要的生产和消费地，北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后期至今，日本取代欧美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地，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国家也成为奢侈品消费的新生力量，世界奢侈品的生产中心依然在北大西洋地区，但消费中心正在转移至亚太地区（见图3）。
世界奢侈品贸易中心的地理转移与世界贸易中心区以及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路径基本上是相吻合的。这充分证明了奢侈品的生产消费是与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以及人文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其贸易中心地理转移的主要动力机制来源于，一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奢侈品的高品质特性和多门类趋势决定了其生产过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作为支撑，不仅需要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也需要传统精湛的手工技术，奢侈品的高附加值能够带给生产者高额的利润，吸引着生产力发达地区积极参与到奢侈品行业的生产贸易中；二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奢侈品有着昂贵的价格，属于高层次需求，这就决定了其消费环境和消费基础，是具备稳定的文明社会环境和繁荣的经济环境条件下的高收入或较高收入的地区，才会产生较强的奢侈消费欲望，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中心。以上两方面有机结合产生推动力，促使奢侈品贸易中心不断发生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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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明侠，周云.奢侈品的广义定义及其研究框架[J].经济师，2008（7）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3
大宗商品向左，糖价向右。
2016年以来，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大幅走低，而国际食糖期货价格则出现了大幅上涨行情，洲际交易所（ICE）原糖期货价格和伦敦白糖期货价格近期均创出了年内的高点。
在连续五年的全球供应过剩后，糖的供需格局出现了逆转，且供不应求局面进一步扩大，促使有影响力的机构纷纷调整他们的预估。
最新的数据显示，国际糖业组织（ISO）将2015/2016制糖年全球食糖的供需缺口，由上次报告期的350万吨调升至500万吨。
ISO报告称，受巴西、印度、泰国等主产国产量下降的影响，预计全球食糖产量将由2014/15年度的1.712亿吨下降至1.668亿吨，而全球食糖消费量将由2014/2015年度的1.689亿吨升至1.719亿吨。
而在ISO报告公布前，包括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及农业预测机构F.O.Iicht，均发报告上调了2015/2016制糖年全球食糖供需缺口，前者将此前的预估上调210万吨至680万吨，后者将缺口预估由此前的650万吨上调至720万吨。
全球供应短缺预估的上调对本已处于强势的糖市无疑是火上浇油，国际食糖期货市场价格再次出现大幅上涨行情，其中ICE原糖期货连升四周，为近一年半以来最长升势。
中泰证券农业团队认为，糖市四年熊途接近末路，不论外糖与内糖，从去产能到去库存，在整体消费保持稳定的情势下，糖业走出大幅亏损的低迷态势将是大概率事件。未来将通过连续减产确认、去库存逆转供需格局，促使糖价走强，提升整个制糖业的利润水平。
中泰证券预计，就全球而言，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全球主产区除巴西东南部外，印度、泰国和中国的产量均受到较大冲击，预期2015/2016榨季全球新糖供需缺口约为400万吨，全球库存消费比由25.50%下降至22.92%，为2012/2013榨季以来的最低位。
就国内方而言，2015/2016年榨季已完成大半，减产基本确立，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广西糖会上，2015/2016榨季产量预期再次下调至900万吨，甚至还有20万-30万吨的下调空间，国内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至240万吨。
价格方面，目前国际原糖价格约在15美分/磅左右，国内糖价维持在5300-5400元/吨。中泰证券预计，糖价在库存低位的8-10月继续向上突破将是大概率事件，将可达6000元/吨。
长江证券则判断，2016年国际原糖均价将达到18美分/磅，最高可突破20美分/磅，国内方面，预计2016年中国平均白砂糖均价为5800元/吨，高点可达6000-6500元/吨。
供给：产量持续下降
纵观白糖期货的历史价格走势，中泰证券将推动糖价涨跌的几个主要因素总结为：
供给面的变动：如甘蔗种植面积、产糖量；
库存面的变动：如国家收储及抛储、工业库存量、全球库存总量；
天气的变动：如厄尔尼诺、冰冻天气等，关联供给面的预期变动对价格产生影响；
资金面的变动：如商品市场的牛熊变化、消费品市场的景气度、全球大型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等都会通过影响资金面来影响糖价。
从供给角度来看，自2013年起，全球糖市步入减产周期，供需过剩幅度逐步收窄。食糖价格持续低迷使得全球主要产糖国增产动力不足，国际糖产量连续两年下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报告，2015年全球食糖产量为1.8亿吨，较2014年减少160万吨。虽然供需仍处于过剩状态，但幅度已大幅收窄。2015年食糖供需过剩量343万吨，较2013年的1084万吨大幅收窄。
长江证券分析师陈佳认为，受厄尔尼诺现象及巴西汽油政策的影响，2016年全球食糖供给或继续下行。
白糖的原料主要是甘蔗、甜菜，用甘蔗生产食糖的数量远远多于甜菜生产食糖的数量，比例大概是5：1，因此蔗糖是影响糖价的关键因素。甘蔗适宜种植在热带和亚热带，全球甘蔗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是：巴西、印度、泰国。
厄尔尼诺现象又称“圣婴现象”，表示一股反常的东太平洋暖流取代了正常年份的秘鲁寒流，厄尔尼诺会造成太平洋及印度洋上的季风失衡，季风失衡导致印度及泰国的降雨量大幅降低，最终引发干旱，而甘蔗的生长发育需要较充沛的雨量，一般要求年降雨量1200毫米以上，在缺水条件下，甘蔗生长会受到抑制，产量迅速萎缩。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局和大气管理局的调查，上述国家中，受厄尔尼诺影响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印度、泰国、巴西、中国。
2009年，厄尔尼诺引发印度洋上季风失衡，印度发生了5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甘蔗产量降到了历史最低，这直接助推当年全球蔗糖价格达到了30年以来的顶峰。
相对于印度的干旱，厄尔尼诺给巴西带来的则是洪涝。虽然甘蔗的生长对水量要求高，但过度的降水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当降雨量偏多时，巴西的潮湿天气会减少甘蔗的糖含量，继而降低白糖产量。
2009年，由于厄尔尼诺的影响，巴西的降雨量比往年多了一倍左右，降水偏多导致甘蔗的出糖率下降，同时由于甘蔗的生长周期为9-17个月左右，这次降雨打乱了甘蔗的生产节奏，对巴西2011年的甘蔗产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导致巴西2011年甘蔗减产严重。
2015年，厄尔尼诺现象再次卷土重来。数据显示，2015/2016年度厄尔尼诺为1950年以来第二强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表面温度（SST）偏离值最高2.3，仅次于1997/1998年度的2.4。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极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强的一次。
对于糖的主产区而言，历史会重演吗？
巴西为世界第一大甘蔗种植国，糖产量也为世界第一，占据21.5%的份额。由于气候的原因，甘蔗主要集中在巴西的东北部及中南部，其中中南部甘蔗和蔗糖产量都占全国90%左右。
由于巴西政府对于国内糖业以及酒精业的发展的支持，近年来巴西甘蔗种植面积持续上升。2015年巴西国内甘蔗种植面积已达1087万公顷，榨季实际收割面积达836万公顷，同比上涨2%。2015年巴西糖产量为3595万吨。
虽然2015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使得巴西中南部持续降雨，使得甘蔗在生长期时可获得较多水分利于增长，带来产量的增加。UNCIA预计，2015/2016年产糖年甘蔗产量较2014/2015制糖年将增长2%。但在成熟期时由于天气的潮湿使得含糖量从而降低。UNCIA预计，2016年巴西吨甘蔗产糖量或仅为133.5公斤，较2015年下行2.2公斤。
此外，长江证券认为，由于新的汽油政策的推动，将使巴西的甘蔗榨糖比例在2016年继续下行。
巴西国内所产甘蔗50%-60%用于生产乙醇汽油，其他用于蔗糖生产，所以乙醇和汽油价格政策的变化将对其国内蔗糖产量形成直接影响。2015年2月以来，巴西政府持续采取政策刺激乙醇消费，如将汽油中酒精的比例从25%提升至27%、重征汽柴油税、提升汽油价格等，使得甘蔗生产乙醇比例不断提高。
根据UNCIA预计，2015/2016制糖年巴西用于生产食糖和酒精的比例为40.6%和59.4%，制糖用蔗比例较2014/2015 制糖年下降近3%。
整体上看，结合厄尔尼诺和政府汽油政策两方面影响，长江证券预计，巴西2016年糖产量或较2015年下行3%，仅为3487万吨。
印度是世界食糖第二大生产国和第四大出口国，近年来，甘蔗种植面积和产量一直保持平稳。根据印度糖加工商协会的数据，2015年印度甘蔗种植面积为506万公顷，预计2016年种植面积仍保持平稳。
2015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使得印度甘蔗主产区持续高温干旱，使得甘蔗在生长期时无法享有充足的降水，从而使得产量受到较大影响。根据印度糖加工协会数据，2015年印度甘蔗单产仅为67吨/公顷，较2014年下滑近5.6%。且从近期印度糖业协会报告显示，印度甘蔗头号产区马哈已有33家糖厂停止榨糖，而2015年同期只有11家，进一步显示出了当地2016年甘蔗的大幅减产。
基于甘蔗单产的大幅下行，长江证券预计，印度2016年糖产量或较2015年下行5.6%至169万吨，达2855万吨。
长江证券还预计，世界第五大食糖生产国和第二大出口国的泰国也将受到厄尔尼诺的冲击，2016年泰国糖产量或较2015年继续下行6%，达1014万吨，下行幅度为65万吨。
综上所述，在其他国家整体糖产量变动幅度不大情况下，长江证券预计2016年全球食糖产量1.77亿吨，同比下降1.88%。
在中国国内，糖的供需状况也不容乐观。据中国糖业发展国际论坛会议传来的消息，国内四大主产区产量大幅下滑，食糖供给持续收缩。
作为国内第一大主产区，自2012/2013榨季以来，广西糖业连续三年亏损，甘蔗种植面积由1648万亩减少到1200万亩，由于广西食糖产量占全国60%以上，其种植面积的缩减使全国食糖供给减少。
2015/2016榨季，广西食糖产量由857万吨减少到500万吨左右，产销率下降8.18%；广东的食糖产量预计由75万吨降至65万-70万吨，产销率由62.6%下降到38%；云南的预计产量由208万吨减少到195万吨，甘蔗种植面积下滑至87.9万亩；海南的甘蔗入榨量和产糖量分别下滑47%和48%至120万吨和15万吨。
需求：亚洲新引擎
自1960年以来，全球糖需求稳步提升，消费量由1960年的0.4亿吨上涨到2015年的1.72亿吨，年复合增速为2.66%。在产品结构上，饮料和糖果是最主要的糖类食品，其消费占比分别为24%和23%，且近10年来，消费结构基本稳定。
长江证券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糖总消费量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糖需求并无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如下：糖属于生活必需品，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会缓慢增加；饮食习惯对需求量影响较大，且饮食习惯并不会随着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有较快的变动。
而从国别结构来看，以中印两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将成为未来带动全球糖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数据表明，自1960年以来，中印两国糖消费的占比不断提升，分别由1960年的2.18%和5.69%上升到2015年的10.23%和15.84%。同时，以中印为主的亚洲国家人均糖消费量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因素驱动下，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据OECD预测，全球糖消费量会在2020年突破两亿吨，至2023年，消费总量达2.1亿吨，较2014年复合增长率为1.8%，与之前60年2.7%的增长速度相比有所下降。世界人均食糖消费水平小幅提升，2023年将达到26公斤/年。
长江证券认为，全球糖需求量将在未来10年内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会逐渐放缓至1.9%，其主要原因是：糖消费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在全球人口和经济增长态势不改的条件下，糖以及糖制品的消费量将随之增加，但随着未来世界人口和GDP增速的下滑致使糖消费增速减缓。
长江证券判断，未来亚洲国家将成为全球糖消费的增长引擎。
据全球糖业协会预测，到2020年，全球60%的糖消费将来自亚洲国家，其中，印度和中国合计占比约30%。OECD数据显示，中国和印度的糖消费增速在1%-2%，而欧美地区国家糖消费的增速均不到1%，甚至出现负增长，由此可见，全球糖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亚洲国家。
就中国来看，糖消费结构中直接消费和工业消费分别占比30%和70%。工业消费主要指食品加工用糖消费，基本分为：碳酸饮料、冷饮、速冻食品、罐头、糖果、饼干、糕点、果汁饮料和乳制品九大类，其单位重量的用糖比例分别为12%、15%、15%、5%、45%、18%、25%、8.5%和3%，根据这几类产品产量历史增速的平均值预测未来几年的产量，再与用糖比例相乘，即可得出工业消费的用糖需求。直接消费方面，预计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每年食糖直接消费分别为4.6千克/人和1.9千克/人，再与人口相乘即可估计直接消费用糖需求。
按照长江证券预测，2016年中国糖的消费量将达到1797万吨，同比增长2.44%。
此外，淀粉糖对糖的替代作用也不可忽视。长江证券预计，淀粉糖对工业消费用糖的替代比例约为24%，淀粉糖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是降低了食糖需求的增速，成为糖需求增速放缓的另一驱动因素。
而海通证券则认为，淀粉糖替代量逐年增加，但替代是有弹性的，玉米糖浆的替代占比已经接近峰值，替代的空间不是很大。
在供给受到影响，而需求仍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全球食糖自然就出现了供需缺口。
按照ISO预计，2015/2016制糖年全球食糖产量为1.668亿吨，而全球食糖消费量为1.719亿吨，缺口将达到510万吨。其他机构的预测数据虽然与ISO有所差异，但食糖供需缺口在持续扩大却是一致的共识。
就中国国内而言亦是如此。按照长江证券的预计，国内2015/2016榨季食糖总供给构成为900万吨国产+300万吨加工+60万吨进口+160万吨走私+150万吨潜在产量，共1570万吨。而近年来中国对走私糖的打击力度逐渐加大，食糖走私量有望大幅下降，再加上四大产区甘蔗种植面积下滑，食糖潜在产量将受影响，预计未来食糖产量将继续减少200万-300万吨。而目前中国食糖消费量约1500万吨/年，保持上涨态势，因此预计产需缺口将达200万吨，糖价上涨将是确定性事件。
中泰证券预计，2015/2016新榨季国内食糖产量预计减产150万吨，约至905万吨。而新榨季糖协要求加强行业进口自律，预计配额外进口量为190万吨，则进口总量为384.5万吨，则新季实际总供给为1290万吨，在需求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将在2015/2016榨季出现277万吨的大幅供应缺口。
成本：曲线持续向上
原糖的成本来自糖料、制糖和销糖三个环节，其中糖料成本是指榨糖所需甘蔗的种植成本或收购成本，制糖成本主要是运输成本和加工成本，销糖成本包括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和税金。糖料是原糖最主要的成本，约占到整个原糖成本的70%左右，因此，原糖成本变化主要受糖料价格变化影响。
甘蔗种植成本主要由蔗种、农资农膜、机耕费、收割费、人工成本组成（非自用地还包括土地租金），其中农资和人工成本占全部甘蔗种植成本的75%。
从历史数据来看，巴西、印度、泰国三大原糖出口国甘蔗种植成本都呈现上升趋势，以巴西为例，2004-2010年间，巴西甘蔗种植成本呈缓慢上升态势，2010年以后，成本上涨速度加快。
长江证券认为，主要原糖出口国甘蔗种植成本未来仍将稳步上升，原因在于：
首先，甘蔗单产已现天花板，未来通过提高单产来降低成本概率极低。1970-2010年代间，三大出口国通过推广良种和机械化作业使甘蔗单产大幅提升，目前巴西、印度甘蔗单产已分别达到5吨、3.5吨/亩，最近三年，单产提升已基本停滞，预计未来将稳定在现有的水平，难以出现较大提升。
其次，占主要种植成本的农资价格和人工成本持续上涨，预计会推动甘蔗种植成本持续上涨。随着农资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农资产品价格稳步上涨，此外，2015年9月巴西联邦公共部申请要求撤去市场中所有的2，4-D除草剂产品，如果这一申请获批，预计会使巴西甘蔗种植成本提高500%。
从国际原糖价格与原糖成本看，1989/1990-2011/2012年的23年间，有6次国际原糖价格跌破巴西中南部原糖成本线，其中幅度较大的两次分别出现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之时，而在非经济危机期间，国际原糖价格几乎都远在最低成本线以上。
长江证券认为，2004年以后，原糖价格基本上远离最低成本线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原糖供给集中度提高导致定价权垄断性增强。
2004年，三大主要出口国的出口份额为45%，至2011年上升至66%，近三年来稳定在63%左右。原糖出口的高集中度使得三大主要出口国（尤其是巴西）在国际原糖定价上具有高度话语权，原糖成本对糖价会构成底部支撑，在糖价远离成本线的年份，成本较难推动糖价上涨，在糖价逼近成本线的年份，糖价具有较大的反弹概率和反弹力度。
就中国国内而言，种植面积下降也使得国内制糖成本不断抬升。
中国国内食糖包括国产、配额内进口、配额外进口三个来源，其中国产糖主要为广西、南宁产白砂糖，进口糖为原糖。
国产糖方面，由于亩产低及机械化程度低，国内的甘蔗成本高出巴西、印度、泰国70%以上，从而造成国内糖企制糖成本居高不下。长江证券预计，2015/2016榨季广西、云南制糖成本分别为5298、5229元/吨。
长江证券发现，国内糖价具有一定的成本支撑特性，历年糖价波动区间基本与制糖成本呈正相关。
国储糖方面，政府通过收储和放储对市场进行调节，国储糖一般要放8年才会轮库，近8年国储糖收储量合计为360.11万吨，收储均价为5042元/吨，考虑库存费用和人工，长江证券预计，目前国储糖综合成本至少在5600-5800元/吨。
进口糖为原糖，需要经过精炼才成为国内市场上普遍交易的白砂糖。由于配额内和配额外关税差别较大，因此，配额内糖价和配额外糖价之间形成较大的波动区间，在糖价持续下滑时，南宁白砂糖现货价基本在这一区间内波动。
长江证券分析发现，边际成本构成国内糖价底部支撑。在国际原糖价格低迷时，国内糖价基本在最低的两个成本价之间，而在国际原糖价格景气时，国内糖价远高于成本线（除配额外进口成本线）。
长江证券认为，中国白砂糖价格呈现如此规律的原因在于：
首先，在国际原糖价格低迷时，配额外进口糖成本低于国内糖价，从而使得大量配额外食糖进入国内，对国内供给造成较大冲击，使得糖价跌到成本线附近。
其次，在国际原糖价格景气时，配额外进口糖成本远高于国内制糖成本，造成进口糖量锐减，从而使得国内供需缺口扩大，糖价大幅上涨。
价格：看涨看涨
通过研究1983年至今的糖价走势，长江证券发现，糖价波动具有明显的5-7年一轮跌涨周期规律，并与库销比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1983年至今糖价一共经历了5轮完整的跌涨周期，从时间上来看，周期跨度为5-7年，其中上涨阶段和下跌阶段各2-4年左右。其中，1983-2006年期间经历的4轮价格周期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2007年至今的糖价涨跌则主要由自然灾害导致。
从幅度上来看，5轮周期中价格平均下跌幅度为38%，平均上涨幅度则达到101%。此外，在这一阶段中，糖价与库销比呈现较高的负相关关系，且具体表现为当库销比达到25%-30%区间开始回落，并带动糖价上涨，当库销比降至20%以下就会开始回升，并促使糖价下跌。
长江证券判断，2016年国际原糖均价将达到18美分/磅，最高可突破20美分/磅（目前价位14.8美分/磅），国内方面，预计2016年中国平均白砂糖均价为5800元/吨，高点可达6000-6500元/吨。其理由如下：
首先，全球糖市5年首次出现短缺。根据供需缺口与糖价的对应关系，2009年供需缺口为997万吨，对应糖价高点为26.24美分/磅，2010年缺口缩小135万吨，对应糖价为21.37美分/磅，供给短缺幅度减少86%，糖价下降17%。据长江证券测算，保守估计2016年全球供需缺口为142万吨，糖价有望较2015年上涨36%至18美分/磅。
其次，美联储加息推迟，全球量宽，利多大宗糖价。历史上，糖价走势与美元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在美联储再次加息无时间表的情况下，加之全球再次量化宽松开启（欧洲、日本、中国持续降息），因此，全球金融货币环境必会助涨糖价。
国内方面，据长江证券预测，2015/2016榨季广西和云南的制糖成本分别为5298元/吨和5229元/吨，根据2010/2011榨季糖价相对成本的溢出高度（南宁白砂糖现货价高于广西制糖成本32%，高于云南制糖成本80%），保守估计，2015/2016榨季糖价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溢出20%，即预计2015/2016南宁白砂糖现货价均价为5800元/吨，高点落在6000-6500元/吨。
中泰证券则认为，目前国内糖价5300-5400元/吨仍略低于行业平均成本线，短期内受到巴西新榨季开榨、走私糖、陈糖和仓单供应充足等多方面影响，维持5400-5600元/吨震荡可能性较大。
随着5-6月消费放缓，价格出现回调可能性极大；随后进入夏季消费高峰，如果消费端需求稳定，糖价在库存低位的8-10月突破成本线继续向上的空间将可达6000元/吨，实现糖业全面扭亏为盈。
中泰证券认为，3-4月是糖价确认方向的重要时点，其一，减产确立对未来预期价格是重要影响，3月底公布的榨糖总量传递减产强信号，实现预期兑现；其二，第二季度是下游食品饮料生产商为夏季补库存生产的备货阶段，现货向上确定性高。因此，两者叠加通常会带来糖价上涨行情。如果消费端需求稳定，未发生大规模淀粉糖替代，糖价在库存低位的8-10月突破成本线继续向上将是大概率事件。
中泰证券认为，糖价将在下半年随着供需缺口的明朗化和巴西、印度产量的确立迎来高点，而3月中旬胶着期与5、6月短期回调期则都是较好的增持时点。
就投资标的而言，除了白糖期货，A股制糖业上市公司为：南宁糖业（000911.SZ）、贵糖股份（000833.SZ）以及中粮屯河（600737.SH）。
其中，前两者均位于主产区广西，业务范围均涵盖甘蔗种植、制糖、造纸及物流配送的一体化产业链，以甘蔗糖为主，2015年年产糖量分别为56万吨、11万吨，约占全国总量的5%、1%，南宁糖业制糖业务规模明显大于贵糖股份；中粮屯河则位于新疆，以甜菜糖为主，兼营少量蔗糖及进口糖，年产糖76万吨左右（含进口）。
南宁糖业现有白糖产能83万吨，公司制定了到2017年产糖百万吨，销售收入过百亿的“双百”规划。公司2015年6月完成增发，手头资金充裕，并购产能还将持续。
海通证券认为，在上一轮糖业景气高点，南宁糖业的市值高点是83亿元，当时还背负着造纸业务大幅亏损。现在，南宁糖业的造纸业务已经完全剥离干净，是最纯粹的糖业股。
同时，行业长期亏损，民营糖企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行业整合的预期强烈。公司作为国有上市糖企，在资金和土地流转的政策性便利上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在未来行业整合中将担当重任。
2015年底，南宁糖业连续收购广西环江远丰糖厂75%股权和年产15万吨糖规模的永凯糖厂相关资产，表明公司通过收购兼并迅速做大做强的意愿明确，正朝着100万吨糖的目标迅速发展。
目前，南宁糖业机制糖占总业务比重70%，2014年产糖总量为53.9万吨，销售量为48.42万吨，EPS 为-1元。长江证券预计，南宁糖业2015/2016榨季产量在50万吨左右，销量在48万吨左右，糖价每上升100元，对应每万吨EPS增加0.001元；而若甘蔗收购成本提高24元，对应EPS减少0.29 元。
贵糖股份产量仍小于南宁糖业，2014年公司机制糖产量11万吨。长江证券预计，贵糖股份2015/2016榨季产量约在10万吨左右，糖价每上升100元，对应每万吨EPS增加0.001元；而若甘蔗收购成本提高24元，对应EPS减少0.06元。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4
关键词：广州南沙 粤港澳 合作示范区
一、建设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
从广州市区位发展来看，南沙新区都将是一条“鲶鱼”。它的发展将拓展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发展空间，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按照《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开发建设的发展定位是建设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实现路径上要突出立足广州、依托珠三角、连接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特点。发挥的作用是全面推动珠三角转型发展、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这个定位与港澳的关系密不可分。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南沙新区有5大功能定位，就是要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和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
二、南沙将成香港拓展内地空间的中心
南沙为香港业界在内地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扩大香港的经济腹地。南沙新区总规划面积有800多平方公里，其中500多平方公里是土地，而且大部分还没有开发，人口只有70多万，而香港却住了700万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最吸引港澳投资的一大亮点。南沙将是香港业界拓展内地的中心。
南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有好的居住环境和很优惠的投资政策，物流配套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础，香港产业界的代表也曾多次前往南沙进行考察。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将南沙作为香港业界拓展内地市场的中心。
今后希望南沙在物流交通方面能做得更好些，比如交通方面，现在南沙来香港已经很方便了，但能不能时间更短一些，交通网络能更完善。其次，人才的培养引进也要进一步加强，香港有很多精英人才，如果有合适发展机遇和相对舒适的环境，南沙则能进一步吸引人才聚集。
三、在南沙拍电影有天时地利人和
在南沙发展电影产业，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在内地很多地方冬天是不能拍戏的，或者说拍戏受到限制，而南沙不存在这个问题，地方又大。这里离香港很近，演员和导演过去不用坐飞机，开车或坐船就可以了，这应该说是很好的地利。最后从人来说，香港有很好的电影人才，考虑到气候、语言问题，他们应该愿意到南沙拍戏。
南沙要想真正发展影视产业，就应该在政策上给足优惠条件，比如土地、税收等。虽然做电影本身充满挑战，要看公司的实力，但前期政府一定要创造好大环境，这样才能慢慢做起来。
四、吸引香港商家需降税率简税种
怎样才能吸引香港商家去南沙投资？优化税收是重要的一个措施。降低税率，企业肯定愿意去。香港的公司所得税是16.5%左右，而我听一些在内地投资的朋友讲，他们要交的各种税收加起来达到25%，这一点对引进服务业是不利的。另外内地比香港的税种多，如果能简化就好了。
税收问题也至今影响着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南沙需要的是外来高端人才，如果在香港，这些人通常需要交纳15%左右的所得税。如果他们到了内地还要交税，这就会增加个人和公司的负担，阻碍他们前往。南沙既然是新区，要吸引人才来，就应该延长免税期限，避免重复征收。
五、南沙发展要从生活角度去建设
现在很多大城市都面临问题，比如堵车、环境污染等，这些是长期发展积累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追求生态环保已成为国际潮流，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重的。在这点上，南沙可以做得更好。
南沙发展当然好，但不要追求快速发展，要规划好，设计好，尤其要从人、从生活的角度去建设。20多年前深圳就开始发展了，现在它也有了1000多万人，要搞产业转移。南沙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但要借鉴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走对自己的路。
六、把南沙建设成为国际物流枢纽
根据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在支持香港发展高价值货物存货管理及区域分销中心的同时，发挥广州港南沙港区综合优势，建设完善大型物流基地，重点发展口岸物流和产业物流。依托南沙保税港区，构建完善的保税物流体系，重点发展保税仓储与国际中转、配送、采购、展示等保税物流业务。加快发展南沙临港产业物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进出口商品贸易国际物流基地建设，以物联网技术应用为重点，推进物流系统的自动化、系统化、网络化，建设智慧物流系统。吸引港澳和国际知名物流企业在南沙新区开展国际货运、内外贸物流、物流信息处理和咨询服务，创新物流合作模式，联手打造国际物流产业链，建设现代物流示范基地。
七、建设粤港澳商业会展服务中心
推动商业优化升级和展贸融合发展，建设集购物、餐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地标性商业设施，大力集聚国际知名品牌，建设国际都会级商业功能区。构建粤港澳一体化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完善安全认证、网上支付、关键标准等电子商务共享技术，提升商贸业标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条件成熟时，支持建设石化、粮食等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平台，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广州价格”。完善会展基础设施，构建穗港澳展览业合作协调机制，联合申办国际知名展会和综合展会，支持联合办展和差异化办展，从会展规模、类型、目标客户等方面错位发展，重点培育时尚消费、高端装备、游艇、海洋等专业会展品牌，形成互补的会展集群；大力发展保税商品展示。研究设立免税商品购物区，增强国际商业服务功能。
八、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加强与港澳口岸部门合作对接，创新查验和管理模式，探索监管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引进港澳专业服 务机构，为港澳投资者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指引和支持。制定港澳中小企业投资便利化措施，建立中小企业服务支持中心。充分利用电子口岸资源，建设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电子贸易服务平台，为港澳企业提供通关、支付、税务等方面便捷服务。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5
一、互联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必然性
1.互联网丝路金融克服金融排斥问题，打破传统金融模式资金和技术的时间空间限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存在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不广泛、机构网点设置缺乏的缺点，发展落后的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存在金融服务真空现象。而互联网金融恰恰具有技术无边界、资金无国界的优势，它能够大大拓展商品、服务的市场空间，做到服务边界无限大。“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居民分布较为分散、低收入人群占的比重较大，传统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和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因此现阶段应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克服金融排斥问题，在时空两维度上实现资源转移，鼓励互联网金融进入这些国家，从而更进一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2.互联网丝路金融拥有高效信息传播途径，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服务
传统金融服务一直致力于服务“大众需求”，难以迎合“小众需求”，以往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按利率进行简单划分，产品结构单一。而互联网金融生态圈下，金融机构能够通过网络端口发现小众客户偏好需求，制定满足其短期、小额金融需求的个性化金融服务和产品，实时匹配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供给与需求，让每款产品都有自身的价值和目标受众，实现金融服务模式的多样化。因此，互联金融的“去标准化”特点符合“一带一路”网络化发展的要求。
3.互联网丝路金融打破信息不对称局面，能够有效降低用户决策和交易过程成本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不论是金融机构获得用户信息、资质、不良信贷记录等情况，或是获取用户信息后，金融机构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均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成本与较高的人力成本，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凸显。而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效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数据的传递速度、分析处理效率和存储稳定性，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投资者可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平台快速获取融资者的资信、还款等情况，金融企业可通过大数据对每一位资金借贷对象的信用、财富、收入等的有用信息进行全面分析，最终甄选出信用良好、风险最小的融资者和资金借贷对象。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去中介化”特质能够有效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成本。
4.互联网丝路金融能够聚焦“长尾市场”，有助于发展普惠制金融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富人、发达地区等，普通老百姓只知道去银行存钱储蓄，对资产增值服务、财富管理知之甚少，认为那只是给VIP等高级客户专属提供的。而互联网金融能够吸收和盘活社会闲散资金，聚焦“长尾市场”，打破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多样化的普惠金融体系，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小微企业等参与到丝路金融中，为不同的客户提供多样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的外部溢出优势，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无疑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广大民众带去福音。
互联网金融能够解决传统金融难以解决的诸多难题，是丝路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互联网金融所特有的先动优势，对推动“一带一路”网络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互联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影响因素
（一）各国政治体制差异较大
“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以中国为辐射中心，西北可达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东北到达俄罗斯和蒙古，西南延至埃及和也门，东南可至印度尼西亚，覆盖国家范围广泛。由于各个国家民族、宗教信仰及文化复杂多样，各国政治体制、政治立场、政治地缘优势、政局稳定与否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都将成为丝路经济带上各个国家互联网金融合作的潜在威胁。该经济带呈现出美国、俄罗斯、中国三国竞争与合作的国际局面，沿线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新丝路计划”，因此各个国家为了本国、本地方的政治安全和利益势必设置一些金融合作壁垒，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互联网金融合作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阻碍“一带一路”金融战略网络化发展历程。
（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体制存在差异较大，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其中，伊朗、泰国、蒙古等35个国家属于发展中经济体，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17个国家属于转型经济体。此外，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表中中亚五国的GDP总量及人均水平远不及欧盟、俄罗斯和中国，2015年波兰人均国民收入为13730美元，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250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多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包含上合组织、中亚五国、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盟四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些组织之间由于合作范围、合作机制、合作侧重点差异较大，形成了交错相织的复杂关系，合作的协调难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国金融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互联网金融面临政策法律风险、监管风险、技术风险等
互联网金融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金融模式，它不仅消除不了传统金融固有的风险，反而带来更多新的风险。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主要归纳为五种类型，具体表现如下。
1.政策法律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表现为国家关于互联网金融政策调整与制定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法律条款、相关条例缺失和法律冲突。例如，交易者的身份认证、运作模式的合法性、融资企业的准入标准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互联网金融企业极易在法律盲区的真空地带进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2.?O管风险
互联网金融以互联网为基础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具有较强的跨行业、跨部门、业务交叉性强等特有属性。而目前中国金融业实行“一元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即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及市场。由此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混业经营模式，使得现有的监管体系不匹配甚至落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与业务创新要求，进一步加剧了监管风险。
3.信息安全技术风险
信息安全技术是互联网金融得以长久发展的基础。各种金融交易业务通过互联网以数据信号的形式存储在服务器上，随着互联网金融交易量的剧增，海量的金融数据需要存储、分析、处理。无论是互联网设施硬件损害或软件故障，一旦出现服务器崩溃、或是遭遇黑客攻击等情况，就会造成金融交易契约无从证明、客户信息泄露、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崩溃、国家金融体系陷入瘫痪、国家安全受到侵害等。
4.交易风险
交易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通过网络虚拟世界进行业务交易，互不见面，因而交易者彼此之间在身份确认、信息透明度、信用评价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将吸收更多的存款，发放更多的贷款，与更多的客户进行交易，因而将面临更大的利率风险。互联网支付渠道业务缺乏有效的担保，容易造成对沉淀资金的挪用，引发流动性风险。
5.认知风险
互联网金融将大量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人群纳入金融服务范围，例如小微企业、个体领域等，这部分人群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相对欠缺，非理性思考更容易出现，提高了认知风险的发生概率。
（四）互联网金融缺乏跨界交叉的复合型人才
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开发金融业务，需要既了解传统金融又具有互联网思维，同时对新金融抱有创新思维的双料人才，这种跨界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是互联金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就中国现状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整体金融人才数量和素质有待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需进一步加强。
影响互联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发展的因素除上述几点外，还存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构建任务重、合作切入点难以确定，这些都将阻碍其战略的顺利发展。
三、互联网+“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机制构建
（一）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通信建设
首先，从国家层面优先大力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跨境陆上光缆和海底光缆等通信网络干线建设，提高国与国之间硬件通信的互联互通水平。其次，推进信息技术创新，包括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这些技术都属于支持互联网发展的软性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的创新将大大提高对互联网金融数据的处理速度、扩大对数据的处理规模、保障数据的安全有效、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扩展普惠金融、从而达到促进“一带一路”互联网金融信息跨越式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进一步推动互联网金融高质、高效、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二）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机制
从国家层面构建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跨国司法体系，包括跨国民事诉讼、司法裁判法律合作机制、跨国市场准入、货币流通、投资开发、外汇管制等法律合作机制、其他国家法律查明等制度，正确处理“一带一路”经济带上国内、区域、全球三者之间的金融法律合作问题，规范跨境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
构建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高效有序、科学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规制体制。建立规范的行业标准，包括统一互联网金融业务标准、技术标准、监管标准、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云服务管理机制以及安全标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规可依，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一带一路”互联网金融生态市场环境。
（三）大力发展第三方支付产业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开疆者，大力发展第三方支付，利用其平台优势、信用优势、成本优势、信息优势为网上交易双方提供快捷、安全、可靠的支付手段，解决网络时代物流和资金流时空上的不对称问题；提高网上交易的可信程度，对交易双方进行监督和约束，减少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大大缩短电子商务的交易周期，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电子商务的办公效率；避免由于政治风险导致的违约风险，推动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进一步发展。
（四）构建丝路大众筹资融资模式平台
众筹融资模式是基于“互联网+金融”所创新的一种模式，能够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小微企业、低收入人士等弱势群体小额融资需求难题，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众筹融资能够汇聚社会闲散资本，大大降低融资门槛，促进普惠金融。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众筹平台，能够促进区域货币流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有助于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跨国界流通，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民生发展、创新创业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五）推进金融人才战略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6
>> 构建“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 “一带一路”的国际态度 “一带一路”中的国际政治 “一带一路”与中国航运 “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释放的中国机遇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剪影 以“数字丝路”服务“一带一路” 为“一带一路”注入正能量 为“一带一路”建设练好内功 “一带一路”的冰与火 “一带一路”的史与今 重庆与“一带一路”的缘分 “一带一路”，中国“带路” 中国科技点亮“一带一路” 构筑“一带一路”助推“中国梦” 中国品牌亮相“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助推中国梦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 “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中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文件也提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一方面可化解传统产业的优势富余产能，促进其迈进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另一方面可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推动功能升级和全球价值链转换，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向境外转移。《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新华网，http：///finance/2015-05/15/c_127817932.htm. “一带一路”建设担负着中国产业国际合作与转移的重要任务。以往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尤其是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不断加速转移，形成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如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在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布局国际价值链的平台。
一、“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形成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依托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主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转移，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做起，积极把握模块化生产带来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构的契机，张辉：《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期。实现了制造业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和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作为世界增长级的作用大大减弱，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外投资速度和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也在不断通过产能国际合作打造自身的利益环流，从而初步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一个环流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形成的价值循环体系，另一个环流是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形成的产能国际合作循环体系。在第一个环流中，发达国家是主导，中国仍处于较低的位势，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活动，竞争优势容易流失，仍需不断努力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在第二个环流中，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适中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水平、雄厚的外汇储备和资源调动能力，不断加大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布局中国的产业全球价值体系，中国处于该价值环流的高端位势，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实现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互利共赢。在这两个环流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成为链接发达国家与亚非拉欠发达国家的中间节点和枢纽点。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亟需重构基于供给侧和需求侧需要的双环流价值链结构，也就是将依靠他国的“、受控”关系升级为中国主导的“核心、控制”关系，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承包、接包”关系升格为“发包”关系，由价值链的低端上升为高端，由“打工者”转变成“老板”。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革命性变革。如图1所示，“一带一路”既为实现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尤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第二个价值链环流提供了发展平台和空间，也为中国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提供了发展路径。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重构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和沿线国家市场需求的双环流价值链，是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和相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需要，重新调整与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产业关系，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和快速发展的产业关联、循环体系，打造契合“一带一路”区域的价值链治理结构，奠定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在全球价值链融合的平台上搭建双环流价值体系，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全球需求和市场份额，而是从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转化为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开拓市场范围和需求，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作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首先，“一带一路”涉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巨大，发展潜力诱人。中国目前许多产业具有庞大的优势富余产能，尤其是在一些传统产业，在新常态下单靠中国的市场难以吸收化解，而这些产业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其发展的必需。因此，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重点构建新的价值链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的诸多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均低于我国，产业发展的资本缺乏，吸引外资和争取外援需求强烈。而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庞大制造业产能、优良的制造业配套能力、适中的产业技术标准和相对过剩的产业资本对于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利于我国在这些国家形成产业分工体系，规划产业链布局。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仍处于弱复苏阶段，经济实力不足，且囿于本国的体制无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援助。同时发达国家在经贸和产业领域中的高标准，对于“一带一路”上的多数不发达国家而言也难以适应。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发展的愿望，具有大规模的投资和援助能力，以及处于中等水平的产业技术标准，恰恰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的外部资源和动力。钟飞腾：《“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第四，中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已有30余年基础，企业也具有相对熟练的国际市场运营能力，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着良好的经贸交流基础，积累了诸多开发经验。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利益环流
遵循经济学中的“位势论”，世界各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资源吸引力和比较优势，将在经济竞争、合作中居于某一位置。处于不同位势的两个同领域国家，具有不同的资源吸引力，高位势国家吸引力更强，经济资源由低位势国家流入高位势国家，通过资源的内化和重新整合，提升高位势国家综合竞争力，进而向更高位势迈进。低位势国家借助资源输出与国际合作，也不断增强本国竞争力，形成比较优势及后发优势，与高位势国家实现“双赢”。张丽平、蓝庆新：《以资本运作推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中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突飞猛进，影响力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区域具有较高的位势。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滞后，位势相对较低。因此，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利益环流的形成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位势国家的比较优势，实现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经贸合作，促进多边利益的最大化。
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中，东盟-中国的经贸合作是亚洲地区最活跃的，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当今全球贸易疲软之际，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却稳步增长，在加工制造、农产品、消费品、海洋资源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贸易额迅速提高，2014年达到4721.62亿美元，同比减少1.71%，但仍是2001年的13倍多。数据来源： 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持续高速增加，2014年达到58.8亿美元，累计投资总额为352.1亿美元，数据来源：《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更是在2014年基础上增长了607%。《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会（2016年1月20日）》，商务部网，http：///xwfbh/20160120.shtml，2016年1月20日。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中国与东盟已经初步形成跨国生产网络，并逐步融入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浪潮中。在东盟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等领域，中国企业开发了许多投资合作项目，投资范围不断延伸。在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中国还与东盟各国加强了金融合作，设立投资合作基金，为东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南亚国家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聚集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优势富余产能的重要承接地，还是实现中国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基地。如当前中国为主导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开发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兴建中巴铁路，使中国能够绕过马六甲海峡，开辟一条从印度洋到中国西部的国际物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联通，可以促进中国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等转移，也可以促进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和新能源（如风电）等优势产能的扩张，推动相关区域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提升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西亚、中亚国家是中国资源战略部署的关键区域，通过建设油气输送管道，深化双方油气资源合作，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资源保障，更有利于该地区化石资源优势的开发，双边由此搭建起互利共赢的环流机制。
中国与非洲的利益环流主要表现在双边投资及贸易、对非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领域。进入21世纪，中非贸易持续高速发展，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2015年达到1790.3亿美元，比2008年的1068亿增长了67.63%，中国连续六年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中非贸易中，中国主要向非洲出口纺织服装鞋帽产品、轻工产品和机电产品，这些产品物美价廉，受到非洲消费者的欢迎，满足非洲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非洲则以其具有的原材料、矿产品、能源、初级产品等资源比较优势，向中国大量出口相关资源产品。原油是非洲出口中国的第一大商品， 2012年非洲原油出口中国数量首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世界上进口非洲原油的最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了1627.8亿元的原油、233.1亿元的铁矿砂和239.2亿元的钻石。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http：//haiguan.info/.在投资方面，中国不断增加对非洲的投资数额，兴修电网、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扶助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与非洲国家合作开发建设能源、矿产、铁路等项目，深化双边经贸合作。2004-201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2014年累计投资存量为2460亿美元，数据来源：《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非投资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而2015年1-6月，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④《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会》，商务部网，http：///xwfbh/20151117.shtml，2015年11月17日。目前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已超过两千家，增加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带动了就业，推动非洲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劳务合作与承包工程亦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一大亮点，2015年一季度，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工程承包新合同额为231.1亿美元，同比增长49.4%，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非签订的工程承包总额超过4700亿美元，④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埃及、毛里求斯等投资开发的工业园区已成为非洲工业化的孵化器。作为非洲最有实力的承包商，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充足的资金，对非洲员工进行了有效培训，直接降低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正在逐步改善非洲基础设施落后面貌。经过长期合作，中非价值链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中非经贸合作已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新格局。
随着2003年中东欧进入经济增长新周期，中国与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日趋增多，双边利益环流也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新局面日渐呈现。中国与中东欧进出口贸易额由2003年的87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223.89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海关月度库。中国是中东欧地区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已在16个中东欧国家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贱金属及制品、机电产品、塑料橡胶、食品饮料是中东欧出口中国的重要产品；同时中国也是中东欧国家主要进口来源国，机电、化工、纺织服装是中东欧国家进口中国主要产品；中东欧国家工业经济基础较好，劳动力素质较高，政治社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投资环境较好，成本较西欧发达国家低廉，且基本上加入了欧盟或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到中东欧投资可以打上“欧洲制造”标签，进入欧盟市场，因此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投资已超过50亿美元，《商务部召开〈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专题新闻会》，商务部网，http：///xwfbh/20151117.shtml，2015年6月3日。投资覆盖了中东欧所有国家，涉及家电、化工、机械、新能源、物流、农业等，中国在所有国家的年投资额和承包工程额超过1亿美元。中国还建立了中国-中东欧“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用于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和承包工程融资。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方式不断创新、合作范围不断扩充，必将夯实和完善双边利益环流持续循环机制。
由于较高位势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双向循环利益环流，促使这部分区域与中国形成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初步建立起协调一致的利益网络，将促进以中国为核心的双环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开放型经济新局面的形成。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的打造策略
推动中国为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构建是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利益环流，但是距离打造中国核心的国际价值链体系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需要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灵活处理各种关系，推动产业“走出去”、标准“走出去”。
首先，以模块化为基础推动制造业“走出去”。为了突出核心优势、降低成本，结合比较优势，可以将一些在国内相对附加值较低、非核心的制造业生产模块外包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潜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模块分解，中国制造业致力于开发核心技术模块，增加核心模块的附加值，不断强化和巩固核心模块的控制地位，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形成中国“智”造优势。同时，中国可以在充分了解沿线各国资源优势、生产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协调价值链成员国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服务组合，集合所有成员国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客户，增加每个经济体的业务量，促进其形成规模经济，推动工业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最终通过价值链条的紧密分工合作，深化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
其次，促进对“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中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全球化，可以发现，当前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服务业逐步渗透并融入制造业，融合服务业和制造业特征的产业新业态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刘中伟：《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演进与变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打造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需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制造业转移的同时，也应注重对能够为制造业提供支持的各类服务业的产业转移，根据价值链中职能等级的差异，从生产制造扩展到产品定位、设计开发、技术服务等生产环节，持续进行跨国配置，形成遍布“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的服务生产网络。当前应注重对有条件的“一带一路”国家（如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中国基础设施投入较多、人员素质较好的国家地区）加大金融、物流、科技服务、商贸服务等行业的投资。
第三，促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尽管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标准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但对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中国标准仍然是较为适用的标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和经验也是这些国家学习的榜样。尤其是中国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力度，更是在推广中国标准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要全面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标准化方面的合作和互联互通，积极推进标准互认，重点推广铁路、电力、钢铁、有色、建材、轻纺以及工程建设等领域的标准“走出去”，从而更好地支撑我国产业、产品、技术、工程等“走出去”，服务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价值链打造。
第四，以“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促进国际产能合作。适应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参与的力度，尤其是采用PPP模式和BOT模式，颇受发展中国家欢迎，这对规避对外投资政治风险、带动中国出口贸易和产业升级，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十分有益。增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援助力度，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出口，消化过剩产能，进而扩大相关行业的海外投资布局，多方位打造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中国开发园区等，为产业链条的集群式转移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提供良好环境。
第五，突出企业合作，协调各方利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市场。当前，“一带一路”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逐渐强化国内企业对资源的控制力，实行国内企业联手国外企业合作开发资源的模式。中国也应注意到这一点，突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合作举措，坚持“资源增量共享”和“淡化政治”原则，尽可能地利用东道国本地公司的优势。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曾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尽管它们已经取得独立，但是发达国家仍对其具有影响力和较强的控制力，中国公司在进入这些国家市场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会受到发达国家的阻碍，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扩展往往缺乏资金，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但是又不甘心丧失自身的传统地位，面对中国资本的进入，如果不能参与，往往会发动自身控制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制造麻烦。因此，在开发“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市场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与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利益共同体，构建中国商品与资本、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劳动力、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的协调发展机制，探索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涉及的发达国家在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合作模式，这样不仅能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降低投资风险，而且能有效回避发达国家在东道国设置的发展阻碍，及由于东道国政局动荡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保障国际价值链的顺利打造。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