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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措施与思路范文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此次镇党委对社区两委干部考核工作，现结合个人实际，利用此次机会，向各位领导和各位代表就本人18年以来的工作作以下汇报。
18年度，在镇党委政府及社区领导的正确领导下，自己能够快速适应到社区的各项事务中去。切实深入农村，认真开展工作，团结协作，使我社区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尤其是18年8月在镇党委政府及社区领导和广大党员同志肯定下，本人担任**社区党总支委员，激励了本人的工作热情。下面我就五个方面向大家汇报：
一、 认真学习，积极投身农村事业
在**社区工作的这一年，自己能够认真学习各位领导的优秀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强对农村工作的学习，尤其是在现在新的形式下，促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是我们首要任务，只有加强个人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使各项方针政策走进基层、深入群众。18年度**社区还进行了整村推进项目，涉及全体社区群众，村民事务繁多复杂，也是自己学习成长的重要环节。同时积极参加镇里组织的各种会议，学习会议精神并结合会议内容合理开展各项工作。
二、熟悉业务政策，提高业务水平
本人担任社区总支宣传委员，共青团书记。负责扶贫、查违控违等工作。虚心向社区两委成员和其它同事请教，认真落实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党总支和上级团组织的关怀指导下，成功组织完成了新一届社区团支部换届紧密围绕社区中心开展工作，引导青年团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和镇各机关的工作对接，切实服务维护社区群众利益。努力学习掌握农村各项业务政策，提高业务素质、业务水平和服务群众的能力，能够准确透彻的为村民群众解释相关政策，减少村民对社区的意见，服务好本社区村民。
三、提高扶贫工作标准不松懈
自18年担任社区扶贫专干以来，认真开展扶贫工作，尤其是我社区贫困人口多，工作压力大，在社区领导带领下和同志们共同帮助下，制定了扶贫工作方案和具体年度实施计划，把我社区扶贫工作推上新的台阶。在工作中能够向各位领导学习如何展开针对贫困人员的工作方法，做好上下工作对接。积极完善扶贫档案文件，及时更新户档资料，提高扶贫资料的准确率。协助帮扶责任人对贫困人员的关心帮助。入户了解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困难，帮助兑现各种政策，利用现有政策切实给我社区贫困人员带来实惠，巩固脱贫成果。18年以来一起经历了我社区的多次扶贫专项检查，并取得良好的成绩。
四、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的党员，廉洁自律是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在基层工作，接触的也是普普通通朴实的村民，更要时刻保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不吃拿卡要，故意刁难群众，牢记纪律是条高压线，谁碰谁流血。认真学习十以来的各种反面教材，时刻提醒自己，让自己紧绷纪律这根弦不放松，坚决不让腐败渗透自己，要经的诱惑经起考验。只有自己干净廉明，才能获得群众认可，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五、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社区工作岗位很平凡工作很普通，但社区也是承上启下连接群众与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一个环节，所以自己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业，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尽心尽责，以服务群众为基础，解决群众困难为目标。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自己要从小事做起，工作不耽搁不延误，提高标准质量。
存在不足：
一、政治理论学习功底不够扎实，运用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存在差距。学习不够积极主动，刻苦钻研精神不强。真正掌握的理论和业务知识不够全面、系统，联系实际不够，还不能很好地用理论去进行实际工作。
二、创新意识不强，工作方法简单。工作思路不宽、不活，很多时候还是循规蹈矩，只安于表面，以往的经验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认为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缺乏创新意识，不能用全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做开创性的工作。
三、工作作风不深入、不扎实。有些工作浮于表面和有应对的思想。工作不能精益求精，处理问题有时还存在畏难情绪，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降低了工作标准。
四、群众意识不强，为民服务的宗旨不够。主动性不强、不够深入，只注重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未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未能切实关心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五、对社区民情底数掌握不够，与群众接触少，没有能够切实深入到群众中去，对村民的熟悉度不高。
六、业务能力不够过硬。在平时工作中经常感觉自己所掌握的一点点业务知识完全不够，对于群众的问题不能够很好的给群众满意的答复。
今后改进措施与努力方向：
针对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反思，加以改进，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开拓进取，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扎实做好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具体做到以下几点：
1、在思想政治上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坚持业务学习，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并在工作实际中努力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使群众得利，要真心实意当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在解决群众的问题上实实在在使群众得到好处。
2、在工作中努力做到求真务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把党和国家各项决策和工作落到实处，把领导交予的任务落到实处。积极开拓进取，提高工作水平。要提高对学习业务知识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自觉、刻苦地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虚心好学，深入钻研。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灵活运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开展工作，把工作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要进一步保持清正廉洁，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在当前社会还存在腐败现象情况下，要有战胜自我的胆识和魄力，抗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做到自重、自警、自省、自励，做到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面前一尘不染，一身正气；要加强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荣辱观、道德观、人生观，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乡村振兴的措施与思路范文2
1．城镇贫困人口比重大，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5年东中西部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是：东部459万，占25．6％；中部967万，占54．0％，西部365万，占20．4％，中西部合计占74．4％；1995年，东、中、西部城市贫困人口占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是：东部471万，占17．1％，中部1527万，占55．5％，西部754万；占27．4％，中西部合汁占83．9％。从贫困人口的比重变化看，东部地区在1985年～1995年间城镇贫困人口比重大幅下降，中部略微上升，而西部则大幅度上升，全国有8个地区城市非农业人口中20％都属于贫困人口，这些地区全部在中西部。
2．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低、贫困程度深
西南地区云、贵、川无论是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人均收人在全国比较都属低收入地区，不到全国平均数的50％，更是低于东部发达省市。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虽然东西部都受益于宏观经济改革，但受益的范围，程度是不同的。正是这种差距使得西部城镇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大于东部地区。导致区域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主要有：
(1)起点低，“先天不足”从近代起由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等因素，资本最初是从东南沿海叩开中国封闭的门户，近代工业随之建立。而西部近代工业则长期空白，直到解放，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东西部社会经济差距非常悬殊的严酷现实。建国前，70％以上的工业都集中在不到全国面积14．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全国土地面积81.8％的中西部地区仅占全国工业的9％；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按人均GDP排序，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西南三省囊括了倒数前三名；贵州倒数第一，云南倒数第二，广西倒数第三；当时贵州、云南、广西的人均GDP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46．7％、60％和59．5％，人均GDP的绝对份额分别为175元、223元、225元。这就使得在以后全国区际大赛中，西南三省区的起跑线远远落后于其它地区，处于“历史性不平等”的不利地位。
(2)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社会基础设施落后
西部地区公路、铁路运输系统极不发达，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经济开发的需要，亦是制约东西经济联动、妨碍大规模开发西部的重要障碍。据资料显示，占全国总面积2／3以上的西部地区铁路里程还不到全国的1／4；更有一些地区至今乡村尚未通路，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由此造成地区发展可达性差，吸引外部投入的能力低，因而发展机会极少，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地缘经济格局至今未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地理环境的制约，处于最低层次，80％的外商投资者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区外资金的大量输入改变了沿海地区的生产关系和产业结构，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
(3)人口增长过快，人力素质低下
尽管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很小，且生存环境酷劣，经济发展缓慢，文化落后，但人口增长却很快，有的省区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在过去的两次生育高峰期，西部大部分省份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续肘间较长，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远远高于东部。除了人口增长过快外，就是人口的文化素质低，受教育率低、文盲率高，文化程度结构低。
(4)经济结构落后，积累能力差
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经济结构变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的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社会的积累能力亦不断提高，1991年西南三省区的GDP中第一次产业的份额为40．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6个百分点；在第一次产业从业的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量的76．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8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分别为78．0％、10.2％和11．8％；云南则分别为77．8％，9．7％和12．5％。经济结构极为落后，从而导致其人均收入低、投资能力不足。
(5)制度创新落后，市场经济不发达
80年代以来东部发达地区生产力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代表市场经济机制的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从而带动东部经济高速增长。1992年贵州、云南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73.0％和73．5％，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48．1％)的151.8％和152．8％；而广东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9．8％和29．1％，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64．2％)的46．4％；而广东非农产值所占比重为66．0％。1994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达42558．5亿元，东西部所占比例分别为68．1％和8．78％，东部是西部地区的7．75倍；乡镇企业的平均发展速度东部是48％，西部是16．5％，东部是西部的2.9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南省区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相对落后状态。
(二)少数民族贫困构成了西南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部分
西南地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少数民族的贫困。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地区在全国已建立的159个民族自治地县中，西部地区就有115个，全国55个少数民族8000多万人口，其中9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据90年代人口普查资料，少数民族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云南为33．35％，贵州33％，广西39．2％。其分布特点是族别多、人口少、居住分散，多民族混杂状况明显。
少数民族贫困的原因或少数民族比汉族同胞更易陷入贫困的原因是：
(1)结构性原因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性国家，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将社会成员人为地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或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而且成份间不能转换、具有世代的遗传性，社会对不同的成员分别给出不同的对待，农业人口或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就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得到的待遇，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积累着贫困。而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问题的不平等，结构性贫困对少数民族的危害比汉族更深。
(2)区域性原因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山区，风沙化地区和干旱等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贫困。
自秦代以来，在2000多年的汉文化形成和扩张过程中，少数民族不断地被迫向边缘地带迁移，或向远方城镇和交通沿线的山区退缩，一般分布在人烟稀少，偏僻闭塞，生产力水平落后，开发较慢的边区或偏远山区，严酷的生态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闭塞的社会生活，畸高的人口繁殖率，普遍的文盲状态和极度的愚昧等，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最贫困的群体，其生之艰难，生之顽强，令人震撼。
(3)自身原因
与其它贫困人口相比，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特征和致贫因素有极大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他们的文化、风俗、语言、历史传统等方面。少数民族由于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与一般的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享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它们贫困发生率普遍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生活在大西南地区的如僳僳族、瓦族、景颇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至今还保留着蓄奴制特点，实行家长奴隶制，生产力水平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还延续着刀耕火种、广种薄收、游牧迁徙趵原始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
(三)城市新贫困问题突出，职工贫困构成城市贫困人口重要组成
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贫，困的一大特征即是职工贫困构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而这一特征在西南地区尤具典型。西南地区由于诸多原因下岗，失业人员比例大，城市新贫困问题突出。1997年贵州33．71万城市贫困人口中就有下岗职工11．83万，失业人员11．50万，约占全部贫困人口总数的70％左右，四川省城市贫困家庭中有67．4％，为下岗职工家庭。
西南地区职工贫困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有：
(1)国企比重大，亏损严重，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问题突出
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是国有经济比重大，如四川省国企数目4289万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33％，就业，人数506万，占全部就业职工总数的75％；重庆国有工业企业数目1706万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的53．3％，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总数的70％；贵阳市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74．2％，职工人数占全市职工总数的78％。在目前国企普遍不景气、亏损严重的形势下，困难职工相当多，四川、重庆、贵州停产或基本停产的企业约占60％～80％。由于对大多数职工而言，工资性收入仍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旦工资收入出现危机、生活就难以保障。
(2)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大，结构调整任务重
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如纺织、机械、军工、化工、森工、煤炭等，传统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到工业产值的90％以上。由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存在大面积老化，调整任务十分突出。贵阳市2．7万下岗职工中就有1．62万集中在机械、轻纺、交通等部门，占全年预计下岗职工总数的72％；目前亏损和双停企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大约占国企亏损的八成以上。四川全省亏损企业4858家，集中在制造业的就有1646家。总之，传统产业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首当其冲，所受的冲击最大，下岗、失业最为集中、突出。
(3)人员负担重、离退休人员多、医疗费开支大
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一些传统工业基地、老企业、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地方，离退休人员多、所占比例高，如四川1996年国企离退休人数是132．76万，重庆是66．93万人，贵州是30．92万人，占在职职工的比重平均达45％左右。使得企业所承付的各种保险费用偏高，尤其是在传统的以企业为载体的社保体系未得到根本改变前，更加重了企业的人员负担和庞大的离退休、医疗费开支。据调查目前企业所承付的养老保险金30％，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医疗保险10％，四项合计达41％左右。对效益好、负’担轻的企业来说，完成上缴任务较容易，职工保险也有保障；但对那些本来效益就差、人员负担重的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经济陷入困境，拿什么来交养老金和支付各种保险金?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越是国有企业，老职工多，困难职工多、人员负担重；企业越困难，需救助的人越多，而企业拖欠或根本无力支付职工退休金，报销医疗费现象就越是普遍，职工生活就越困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既无法按月足额领到退休金，又不能报销医疗费，有许多家庭就因为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而债台高筑、倾家荡产，陷入贫困。
(四)社会保障水平低，城市贫田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贫困人口缓解贫困的程度。
西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地方财政有限，财政自给率一般低于50％，财政支出大部分要靠财政补贴，如云南一省128个县，吃财政补贴的就有120个县，1993年全国贫困县人均财政收入仅60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故城市开展“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难度大，并使得西南地区贫困问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上海市接受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是52．94万；广东省是24．66万，而四川省仅2．5万，贵州省仅0．73万；云南省年保障金总额1381万元，实际所需保障金总；额是1．2亿，缺口如此之大说明：由于财力有限，西南地方政府无力支付更多的救济金用于贫困人口的扶贫解困，不仅大大缩小了应该享受救济的贫困居民人数或户数，而且使享受了救济的贫困人口只能获得很少的救济金，远不足以帮助它们“脱贫”的要求。如根据重庆工会提供的数字，1998年重庆的下岗困难职工约26万，而接受民政部门救挤的困难职工仅43496人，占困难职工总数的16％；四川下岗、困难职工约4185万，但接受民政部门救济的困难职工仅10万人，占困难职工总数的22％；云南省下岗、困难职工8．9万，接受救济的仅2万，占困难职工部数的30％左右。另据有关数据显示：1996年全国领取失业救济金占失业人口的比重北京是10．5％，上海是3．8％，全国平均是1．7％，而四川仅有0．4％，贵州仅有0．4％，云南0．9％，既低于全国平均数，更低于东部其它城市。不仅保障范围窄，保障人数少，并且保障标准很低。上海低保标准是220元，深圳是340元，而重庆市地区的低保标准是月人均生活费收入13Q元，辖属三市七县“低保标准”100元，库区移民的万县，黔江两市低保标准仅80?109元；贵州省1998年全省平均低保标准仅86．2元。低保标准的确定都是按市场需求法严格计算出来的，按照一个城镇居民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水平决定的，基本上只能解决吃的需求，而且还得精打细算，否则很可能人不敷出。据对成都市的调查，低保标准是120元，但要维持一个居民生活需要至少是月人均收入140元。如此低的救济水平既不能有效解决贫困家庭的“返贫现象”，更不能从根本上抑制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使贫困地区、贫田，家庭极易陷入世代贫困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救。
鉴于西南城市贫困的特征，缓解西南贫困的关键或困难是如何处理好贫困面广，贫困人口比重大与区域经济发展落后，社会救助能力低的矛盾。这直接关系到各项扶贫措施的落实和反贫困的社会效果。
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谈谈西南城市反贫困的对策、思路。
(一)，大力发展压城经济，从整体上捉高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最大限度抑制贫困人口的继续增长
西南地区的贫困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区域性的贫困，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影响着人们占有生活资源的机会和利用生活资源的效率。所以，消除贫困最根本的是振兴西部经济。紧紧抓住国家战略重点西移的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加快企业改革制度创新，积极培育和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取在5?10年内使西部的经济有一个大的改观，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供物质基础。当然，西部经济的发展除了自身努力外，国有政策的倾斜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包括尽快制定和出台区域经济振兴的扶贫政策，尤其是就业扶贫和资金扶助，提高对西部地区的扶贫比重，扩大公共和基础设施投资；全部或部分解决投资项目本金的筹集，增加项目的赁款额度，或放宽贷款和其他融资条件；增加向贫困地区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生育、开发人力资源等，以帮助贫困人口克服发展障碍，增强利用各种生活资源的能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全国性的地区协调发展基金和再就业基金，专款专用，重点解决贫困地区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的资金缺口，以及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通过税收或价格政策从富裕地区或一部分高收入手中取走部分收入，用于支援贫困地区或补偿受损者，这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西方“福利经济学”的一惯主张；让更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一个文明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社会保障真正起到“安全网”、“减震器”的作用，减轻贫困的程度
鉴于西南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运作中出现的问题，诸如保障范围偏窄、标准偏低、渠道单一、救助标准不统一等，提出如下完善措施。
第一，严格限定救助对象，在社会救助较低的情况下，应保证有限的保障金，真正用于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确保社会保障的力度。
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想，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安全网”，其救助对象应该严格限制在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靠自己努力无力改变贫困处境的社会弱者，主要是孤寡老幼，残疾人等。而在我国现阶段构成贫困人口主体的困难职工本应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保护，但因体制不健全，也涌人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纳入社会救济范围。这既增加了各级财政负担，降低了社会救济的标准；同时也造成了贫困者的自卑心理，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体制转轨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说明对城镇贫困人口的有效救助要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安全网”是否全面、‘牢靠的制约。
第二，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救助，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
目前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同时，还相应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线，失业救济和最低工资保障线，来保证下岗、失业职工、在职职工的正常生活水耳。它们与“低保线”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由于其他两道防线主要由企业承担或由企业、国家、社会共同负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保障分流的作用，而不是仅靠财政几百亿救济金来解决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今后这三条线一定要严格执行、确保落实，即不能因为职工工资收入低于“低保线”或因失业金达不到最低生恬标准，或职工基本生活费得不到保证，而进入贫困救济网。为此，必须加快建立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为主体的职工生活保障体系，实现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逐步缩小不同所有制就业主体间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建立全社会统一的、公平的利益补偿和保障机制。
此外，还可动员民间力量，家庭资源共同关心贫困家庭、贫困人口，营造扶贫济困的道德氛围，通过社会慈善团体的救济、募捐，企事业单位的慷慨解囊，邻里亲戚间的守望相助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有效支持“低保制”的执行。
第三，中央、省、市、县区四级财政通力合作，为社会保障提供充裕的资金来源，确保各项扶贫措施的兑现、落实。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救济，都需要一定的救济金作，为物质保证。“低保制”运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即是资金不足。现行保障金的供给主要由各地方财政自筹解决，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越是贫困地区，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就越多，而财政越困难，实际得到救济的人越少；反之，越是富裕地区，需要救济的贫困人口少，但由于财政有钱，实际得到的保障人口却越多。如上海1997年保障金总额是18716万元，通过现金或实物救助方式保障的对象达30多万人；而四川保障金总额仅3000多万元。实际保障的人数仅有6万人，占应该保障总数的不到20％(33.8万人)；贵州保障金总额更少，375．96万元，保障对象仅0．73万人，占应该保障人口的比重不到3％。显然，由各地自筹财政资金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有违社会公正、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真正缓解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建议保障金的供给通过调剂金制度由四级财政共同负担，逐级倾斜，重点扶植。中央财政对困难省市倾斜，省财政对困难市县倾斜，市财政对困难县区倾斜，以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三)进一步深化、完善再就业工程，为职工脱贫致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职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劳动机会的丧失，使其失去了收入来源。为贫困者提供直接的生活保障，固然可起到短期内改善生活状况的作用，但限于社会救济的性质要从根本上，帮助困难职工脱贫致富，需要把“低保”救济与再就业工程结合起来，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岗位，据资料统计，四川省1998年国企下岗职工是28．8万，再就业率，32．2％，1999年1?9月份下岗职工34．78万，再就业率37％，远未达到中央提出的50％的再就业标准。
针对目前在再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完善再就业工程。
第一，自谋职业与再就业
继续鼓励各种形式的自谋职业，这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方便灵活的就业渠道。据统计，四川下岗职工中有近40％是通过自筹资金、自办企业实现就业的。扩展这一渠道，目前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法律保护，减少管制，给予优惠，进一步降低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门槛；二是如何通过各种小额信贷、低息贷款、担保贷款或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以“买断工龄”或“福利补偿”的方式一次性结算给职工个人，以解决自谋职业所需的启动资金。
第二，社区服务与再就业
随着家庭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急剧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所属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1998年6月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7城市社区服务需求调查表明：7城市需要社区服务的家庭总计达2033．08万户，累计可为社会提供2000万个临时就业机会。而目前社区服务得到满足的家庭仅有898．8万户，缺口达60％，可见社区服务已成为目前解决城市就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别是由于社区服务所具有的对劳动力素质需求弹性大的特点，适用于不同层次劳动力的进入与选择，尤其是对那些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的再就业困难户(特别是女性，据估计这部份人占全部下岗人数的比例大约是60％)，更是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和希望，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
第三，信息、培训与再就业
妨碍职工再就业的一个难点是现有技术水平与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目前再就业的培训内容过于简单，且重复雷同，需根据市场多元化需求尽快调整，特别是要提高培训层次。如从事家政服务的除掌握一般技巧性的功能外，还应具备一些专业知识的训练与素养，如社会学、心理学、家政学、医学等知识，以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另外，信息渠道的不畅，也是妨碍再就业的一个难点。信息的搜集是要付出时间、金钱、等待和各种心理负担成本的，这对下岗职工来说难以承负。因此怎样降低信息搜集的难度，利用政府所掌握的各种传媒、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为下岗职工提供各类就业信息，就成为帮助、扩大职工再就业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政府支持与再就业
目前政府的支持应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大规模举办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兴办学校、医院、修筑道路、公路交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环卫保护、市容清洁等，推动社会就业（中央政府已决定在今后3年投资7500亿元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