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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范文1
一、运用全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提升非遗教育的效果，扩大其影响力、覆盖面，提高其知名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但再好的资源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它也仅仅是一种事实存在而已。将全媒体引入非遗教育，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和拓展非遗教育内容，增强亲和力和说服力，在全社会形成关注、保护和自觉传承非遗文化的氛围，接受非遗文化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方式不仅有助于个人形成正_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且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有助于创新非遗文化传播载体
全媒体包括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可以让非遗文化的内容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方便人们在各种接收终端欣赏、学习。我们可以利用全媒体技术的全方位、多渠道的特点，把非遗文化多媒体化，实现文化的传播交流。新兴的媒体技术降低了文化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大了可利用的内容、渠道，方便了人们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获取循环传播的文化信息。因此，非遗文化只有创新传播载体，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得以在时代中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策略
（一）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
1.打造“非遗”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可以将“非遗”进行数字化并得以永久保存，受众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地限制自由地查看、获取相关知识，有利于促进“非遗”研究工作的展开。“数字图书馆是对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的网上图书馆，包括对经典典籍、研究著作、地方文献、研讨会议记录、研究期刊、音像资料、图片展示等进行数字处理和存档，方便网上查阅者的使用。”美国早在1990年就开始启动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美国记忆试验计划”（American Memory），其中一部分内容记录了美国几百年的风土人情，和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类似。
建立数字图书馆，可以保留“非遗”的原始文献资料和影像素材，为人们观看、研究、利用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公共平台，是“非遗”全民共享的重要途径。由于“非遗”数量较多，任务很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逐步建立和健全“非遗”数字图书馆。另外，“非遗”数字图书馆可以依托并挂靠在现有图书馆上，也可以单独构建数字图书馆。
2.利用微信、手机APP等移动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每人几乎都拥有一台甚至是多台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点，所以应当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加大“非遗”的传播，特别是对微信、手机APP等移动终端的应用。广东省文化厅在这方面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5年6月13日，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APP项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版）已经正式上线。安卓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并安装使用，轻松地就可了解广东“非遗”项目分布、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相关信息。
手机应用终端不仅能够缩短沟通的时间和空间，且已经成为人们如影随形的信息媒介，微信、手机APP等应用程序可以随时更新，随时关注，互动效果十分明显。就如王隽博士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契合碎片化、短微化传播规律势必能够提高到达率，顺应现代受众的收视收听或阅读需求。”由于“非遗”整体信息量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发具体到个体的APP软件，特别是具有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非遗”项目。像黄杨木雕、瓯绣等传统美术类型的“非遗”就可以充分利用手机APP软件，把黄杨木雕和瓯绣的历史、现状、传承人信息、活动信息、相关制作工艺、品牌推广和意见反馈等内容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推广与传播，甚至可以做成销售平台，这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紧跟时代潮流，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提高“非遗”的海外影响力
“非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需要走出国门，向海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非遗”。“非遗”的海外传播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国粹京剧、昆曲和泥人张都在海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特别是昆曲曾一度在西方掀起了“昆曲热”。同时，“非遗”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海外传播对温州“非遗”的传播显得尤其重要与特殊，因为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有将近70万人在海外生活和经商，“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海外温州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特征，祖籍温州的华人华侨在海外呈现“全球分布，地区积聚”的空间分布特点，以欧美为主，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所以温州“非遗”的海外传播可以根据温州人在海外的空间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向温州人聚集的国家或城市重点推广宣传。这样一方面可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海外温州人，因为这些“非遗”是他们成长生活中的共同记忆，有着故乡的熟悉气息和味道，是情感凝聚黏合剂，所以在当地华人中容易形成“集体认同”和“共同归属”，成为海外温州人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海外了解温州的异域风情。
（三）“非遗”的品牌延伸传播
“非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非遗”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DNA”，由于这些“非遗”历史悠久，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所以自身就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品牌效应，对“非遗”进行适当的开发和利用，衍生出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品或产品。例如，可以把瓯剧、永嘉昆曲中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脸谱、服装、道具、动作造型制作成手工艺品甚至是玩具，把这些“非遗”元素融入本地的服装品牌设计、家具设计、瓷器设计中，或者是旅游景区及地标性建筑物的一些装饰中，把这些元素放在显眼位置。温州目前正在规划发展轨道交通，可以把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非遗”作为一种重要元素融入车站的装修中，不同的车站选取不同的内容，这样每一座车站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提升建筑物、服装、家具的文化层次，使其富有鲜明地域特色，还可以扩大“非遗”传播的受众面，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三、结语
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范文2
关键词：非遗;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在文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其宣传报道正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有力补充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活态的传播，主要以人为载体，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代际传承。现代的社会变革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传承人老龄化、后继乏人、经济压力大、文化心理自卑等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巨大传承危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原因有三：
第一，受现代科技的冲击，一些富有特色的民俗礼仪不断简化蜕变，以至萎缩或消失，民间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第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经费得不到有力保障，更没有形成科学的抢救保护体系，导致保护和抢救工作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第三，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文化产业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民间民俗老艺人收入低，生活难以维持，有的转行，以至民间民俗艺人出现断层、断代的严峻局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应运而生。要使非物质文化得到更好抢救和保护，必须以非遗文化为依托，把民间民俗文化资源转化成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才能使民间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任何文化资源，必须通过整合、加工、提炼，使其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所以，民间民俗文化抢救保护下来后，想要继续发挥作用，必须经历现代文化产业的转换，即便有阵痛也决不能有丝毫犹豫。只有通过产业化形式再创造，才能使抢救和保护的民间民俗文化生存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一、大众传媒策略
2006年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被更多的民众了解，关注度日益提高，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对于非遗认知和宣传的热潮。著名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传播的“文化享受，丰富精神世界，社会遗产传承”的三功能说，他认为“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大众媒介传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了留存时间，并扩展了其分布空间。文化与传播两者是互动一体的，所有的传播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传播。文化不进行交流与传播，便失去了生机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需要代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其传承本身就具有传播的特性。而文化的传播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种普遍的认同，因而特别需要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体现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是一笔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交际范围无限扩大和交流方式多样化，非遗也需要有更具宣传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渠道，而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就是对其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信息量的不断上升和增加，一个属于非遗自身的“媒介语境”已经形成并逐渐完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植入媒介语境之中，并借助现代传媒的各种优势，能使其获得更好的传承和延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设施和传播载体，在传承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深受大众传媒的影响.
二、网络平台数字化传播策略
信息时代的到来，以数字化的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对话优势，从传播学的现实意义出发，可以使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从理论上的可能变为现实中的实践。我们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行为来研究，深入探索网络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和数字化手段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的手段和方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络传播平台，有效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播规律和大众传播规律。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牵手非物质文化遗产，试图探讨虚拟旅游产品开发的可行性。
三、非遗旅游开发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既要通过旅游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游客体验的层次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更要通过旅游开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价值的传播拓宽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旅游和文化两方面因素都必须认真审查，之后才能确定如何对其进行开发和管理。对“非遗”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一是增加民众对“非遗”认知的机会。由于“非遗”自身特性，所知者、所深知者很少。如果只在大众媒体上呼吁对它的保护，而大众却又对其“不甚了解”，那么这种宣传效果会大打折扣。二是有益于“非遗”传承。如向云驹所说，当文化遗产的价值经过专门学科和专门家的研究，得到充分揭示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大自然的霜刀雪剑、日晒雨淋、风吹雾蚀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当文化遗产在人类新生活、社会新发展中不相适应、淡出历史舞台之际，保护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课题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旅游，就有益于保护和传承。各地以民间文化特色形式开发开放旅游市场也一地热过一地。如民间工艺、民间艺术品就极具市场潜力。三是丰富文化旅游资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旅游资源的种类很多，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尤其值得高度关注。“非遗”的众多项目，无疑丰富了各地文化类的旅游资源。四是对于以保护为前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进行旅游开发既需要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涵、存在形态，也需要考虑遗产地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组合状况、遗产地的地理区位、可进入性、遗产的市场吸引力等开发条件，更需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分析遗产-资源-产品的适宜性转化，分析旅游开发对遗产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和遗产的承载力，慎对“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商品化和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杨艳丽;旅游业与非遗文化产业融合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33期
[2]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
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范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
1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1-2]，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主流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在所难免，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成为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寻求、审视自身民族文化的根脉，开启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便已着手对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美国通过政府以及工商界的力量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进行基础建设，如“美国记忆”工程；欧盟国家的保护工作通常由政府牵头，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实施，更加重视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如“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日本则多是通过民间组织来保护的，政府只提供相关支持。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87万项。但同时也面临着原生态空间破坏所导致的非遗文化生存威胁；专项保护资金不足导致的保护工作受阻；传播及技术手段方面的欠缺造成的文化体验、认同感缺失等等。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参与国际间的非遗保护工作并制定相关法律。我国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和转型困难，对它们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注意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两者有效结合，能充分发挥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因此，对非遗的数字化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中国知网利用“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检索式为数字化AND非物质文化遗产OR数字化AND非遗，得到核心期刊论文共99篇（检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以此为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2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现状分析
2.1论文计量分析
期刊论文在发表时间上的规律，可以看出该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上图显示近十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方向的年份与数量的折线图。图1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呈现相当平稳的上升趋势。国内此领域最早的研究出现在2002年，林正同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中发表《中国无形遗产现状与博物馆》，就中国无形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博物馆在管理、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建议博物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无形文化遗产的普查机制和保护机制，加大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促进无形遗产的立法进程，共同推进无形遗产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提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学术界将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起步的标志。在2005到2009年间，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停留在对其文化性的层面。强调对非遗地域性、本真性的保护。非遗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环境而存在，即为“语境”[3]。脱离特定语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形成代际传承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且难以逾越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数字化研究需要结合地域性和本真心。牟维和李琦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解决了先传承人后文化遗产的困境。2009年开始，学术界对数据库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主要关注点在于对数据类型的整理分类归纳，异构数据的整合等。到2013年，对技术手段的研究达到。
2.2基本情况研究
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点不同，表1是对505篇文章所属一级学科进行统计所得。由表可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图书馆学、艺术、管理学等领域。间接地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特性以及文化特性。表2显示了资助项目排名最高的前10名，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三项资助项目的论文篇数占到14篇，占到前十名资助项目的近一半。这说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的管理层面，政府的引导十分明显，基本形成以政府引导为主线，各地区教育、文化部门参与的局面。除此，还可看出，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地域性很强，并且集中在少数民族众多的省市直辖市，地域性明显，各地区都着力于研究本地区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探索构建该地区特色数据库。但是研究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利于形成数字化资源的整合效果.
3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内容分析
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研究还处在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层面三方面。
3.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属性
2008年至2013年间，学术界主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性，对其数据库的建设、分类体系的构建、数字化的传播进行了众多讨论。3.1.1标准化、精细化的数据分类数据库的建设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对数据类型的整理分类归纳等步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科学认识活动。多数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仅界定出非遗项所属大类和亚类，尚未形成一种比较科学、合理、完善的分类方法。其次，在实践中，因为研究人员知识背景的不同存在着多重分类标准，标准的混乱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无法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的生态性、复杂性和关联性。这种粗放型分类无法满足数据库建设要求。为解决目前我国分类体系建设与数字化传承的失衡问题.构建数字资源统一的标准体系。黄永林等人提出了多层次分类的基本设想及可行性路径[4]，程齐凯等提出了基本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组织方法。3.1.2新媒介、多平台的传播方式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媒介以PC网络平台为主，智能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公共文化平台为辅。VR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的仿真可操作式体验，使受众在展示媒介中感受到带入感和体验性大大提高，例如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的三维全景敦煌石窟。利用三维摄像、全景扫描和数字化编程，建立民族文化遗产数据库，加工后生产数字影像实现全景展演。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开发的《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款APP应用程序，通过趣味性的互动体验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具的奥秘，这种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更能引起年轻人的关注，广泛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此外，社交网络已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最普及的社交工具，用户群体庞大，这些新媒体的利用，打破了非遗静态呈现的局限性。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在社交网络的展示成功案例并不多见。
3.2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特性
3.2.1平台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重构内容复杂庞大，需要在合理的文献观指导下开展多方协作。然而项目化的数据库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源产生桎梏，导致资源信息的分散或遗漏，以特定文化现象为依据对相关信息源进行规范聚类，更加全面客观合理。宋丽华等人提出以知识本体的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进行抽象和归纳[5]。从知识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两个方面利用元数据模型对概念化的知识进行表达。同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为核心进行项目普查资源集合，以展示为核心进行地方资源集合，以研究为核心进行专项研究资源集合，以宣传互动为核心进行知识传播资源集合，以申报工作为核心进行政务管理资源集合。3.2.2数字化技术的选择国内学者侧重于探讨不同数字化技术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价值及应用范围。数字化的技术性主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保存、继承、传播和发展创新中。数字化应用领域大致有数字化保存与存档；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虚拟文物修复；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复原及演变模拟技术等[6]。所涉及的技术有空间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等[6]。空间信息技术主要包括感测与识别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以及信息使用技术四个方面。信息传递技术包括各种通信技术以及广播技术；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包括对信息的编码、压缩、加密等，以及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更深层次的决策信息；信息使用技术作为信息过程的最后环节，包括控制技术、显示技术等[7]。此外，数字化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也备受关注。这种技术可以将三维建模、虚拟漫游、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现场调查和保护修复等各个环节，结合专家的领域知识进行艺术品的虚拟复原和演变模拟。
3.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管理层面
3.3.1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缺位，相关组织不健全，没有相关专门保护法。例如：2011年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属于行政性法律，侧重于公权保护，对私法保护少有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涉及的法律较多，权利类型复杂、权利逻辑混乱。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整理创新，具有独创性的改造就可以收到著作权的保护，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来说，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对容易。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品通常以数据库、图片、视频等方式表现，数字化的过程中如果加入了独创性，就有可能会产生新产品，产生新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但是这种权利只停留在数字化成果上，并不能延伸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3.3.2产业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业建设包含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公益机制三大运作体系。在此方面范对英国的全民参与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开了调查研究。英国成立了创意出口小组、文化遗产与旅游小组等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进行开发、生产、推广、营销的总揽性与全民参与性的结合，从直接财政投资与拨款到产业化扶植，营造出全英国范围内可持续发展、人人参与的文化与艺术氛围。通过多层次分级的文化遗产管理与扶持体系为全民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多种资助方式。最终整合成一个大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生态系统。
4总结及展望
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范文4
【关键词】“互联网+”；徽州民歌；创新；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73-02
一、问题的提出
去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是首次将这一创新理念从国家的层面予以提出，虽然晚于该概念的诞生，但足以看出国家、中央政府对互联网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重视程度。什么是“互联网+”行动计划？李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1]“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施，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一年多来，以“互联网+”为政策导向的改革和创新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摆正位置、改变传统观念、创新生产模式，积极顺应时展的需要。例如：传媒产业推出的数字出版；广电产业推出的手机电视；图书馆行业推出的网上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都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优势进行的成功的产业转型实践，对文化产业的消费者来说，这一转型更有助于消费。除了科技含量增加之外，人性化的理念在转型中尤为凸显。因而，“互联网+”行动计划又是引导创新实践的指导思想……以用户为中心，社会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下一代创新模式，即创新2.0模式正逐步显现其生命力和潜在价值。[2]联系到文化管理领域内的非遗保护和传承，作为文化产业改造提升的一个子方面，在“互联网+”和创新2.0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主导者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如何改革传统保护的思路，如何创新传承方式，将互联网、大数据、多媒体等当代领先科技手段交互运用于非遗保护和传承，是当下创新非遗传承方式的议题。
二、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创新
近日，中国文化报发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教授的文章《非遗保护3.0层级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文中，方教授阐释了非遗保护的三个层级，即：第一，做先行的记录和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确立非遗的保护名录，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1.0 层级；第二，当我们确立了非遗的保护名录以后，需要确立非遗传承人，并为他们传承非遗文化和技艺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2.0 层级；第三，科学家、艺术家们挖掘非遗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或艺术上的创新，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或艺术的成果，贡献给全世界，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3]依据方教授对非遗保护层级的界定，就徽州民歌来说，第一层级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开展了工作。当时以屯溪区文化馆刘凡馆长、歙县文化馆汪继长馆长为主要负责人的徽州民歌抢救小分队，对徽州地区进行大量的田野工作，搜集并整理了徽州地域的民歌200余首，并记录成册，以文本形式加以保存。在这一基础上，2008年，徽州民歌成果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换回的卓越成果为徽州民歌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外界知道徽州是有民歌存在的，徽州民歌是汉族民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层级是继徽州民歌申遗之后，依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规定，对徽州健在的民歌艺人加以认定、命名与保护。作为徽州民歌载体的传承人，对于他们的保护是徽州民歌保护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徽州民歌传承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所以，经过申报，最后确定了操明花、凌志远为第一批徽州民歌省级传承人。从任命以后，这两位传承人一直在为徽州民歌的传承出自己的一份力。对于第三层级的工作，当前，徽州民歌的传承仍然以各位传承人的传承为主，但也有突破这一常规模式的做法。比如，F为黄山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刘凡老师，亲历了徽州民歌的抢救，对徽州民歌的艺术魅力体会很深。近年来，他多以徽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为创作的元思想，写出了《老街盛世》、《碎月滩的月亮》等歌曲，并改编了屯溪民歌《螃蟹歌》成为新的地方性小调《小石桥》。这些作品并非全部是新的创作思想、新的创作手法。徽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与音乐风格是这些作品主要的音乐特征。刘凡老师的这种传承理念是直接的、朴实的，体现着他本人对徽州民歌的热爱，这份感情需要后人来延续。刘凡老师的这种传承手段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创新1.0模式的主要体现，即传统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4]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基于创新2.0的模式指引下，我们不仅需要像刘凡老师那样的淳朴的传承理念来做好徽州民歌的传承工作，还需要结合时展的特点，利用互联网技术综合各个领域的优势，以及大数据、多媒体等新兴的媒介物，来传承徽州民歌。这一理念的建构是创新2.0模式精神的贯彻。去年，黄山市文化委员会改编的新版徽州民歌《四绣红绣鞋》，是用通俗音乐风格的旋律、数字化控制下的LED灯光效应、现代的舞台服装和效果多维包装下的现代风格的表演类节目，这种传统节目融合现代因素进行再创作和新包装的做法，可谓创新2.0模式在徽州民歌传承中的首次尝试。该节目获得全省“群文杯”比赛一等奖，深受观众的喜爱。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改变传统的传承理念，迎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使之能为传承服务，是做好徽州民歌传承创新的首要方面，也是传统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口头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
方李莉教授对非遗保护第三层级阐述时突出了“科学性”这一关键词。这不仅是对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定位，更是对口头非遗传承方式创新的指引。联系到当前“互联网+”这一推动产业改革创新的大趋势之下，首要的是认清楚“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5]也就是说，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将信息转换成二进制的数字模式进入计算机的系统，再依靠互联网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使用便利的优势加以共享。这一过程是多学科知识的运用，是多种类技术、多要素参与互动的实施过程。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进程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的融合体。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两个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的一对双螺旋结构， 或者说是并行齐驱的双轮――技术进步为应用创新创造了新的技术， 而应用创新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的极限， 进而鞭策技术的进一步演进。[6]就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双螺旋结构推动了文化产业传统发展模式的解构，并顺应形势重构以互联网为发展平台的新型发展模式。具体到口头非遗的传承方式来看，针对目前口头非遗前期保护的成果，比如书面文本、口头文本、传承人的活态形式等，都可以进行数字化的保存，并在线予以进一步的组合和传播。就拿徽州民歌来说，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徽州民歌100首》（2005）、《古歙音韵》（2011）、《龙池湾民歌集》（自编本）、《歙县新安小学徽州民歌乡土教材》（自编本）等书面文本，还有《徽州民歌集》（操明花演唱）、《黄山之歌》（黄山市文化委编）等口头文本，这些文本资料是徽州民歌传承的主要依据，也是传承徽州民歌的传统传承方式之一。这些文字资料在传承过程中的不足是受保存的时间、环境以及使用的次数的影响很大，不能长期完好地保存。另外，这些文本资料不能同时给予多人使用，也不利于徽州民歌的传播。在徽州民歌申遗之前，音乐界和当地老百姓对徽州民歌知之甚少，也有人对徽州地区是否有民歌存在疑虑，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民歌的大海洋中，徽州民歌因其影响力太小，而往往会被忽视。如今，在“互联网+”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基于WEB2.0的技术平台，对徽州民歌已有的文本资料开展的数字化保护，将信息以二进制形式录入电脑，并结合互联网整合大数据的优势，与徽州文化、徽州地域的历史、地理信息相融合，构建徽州民歌的文化数据库。且在技术可能达到的前提下，基于这一数据库建设，搭建人机互动的交互式、触摸型平台，并以制作终端的样式广泛运用于徽州的文博馆、交通服务窗口、旅游、餐饮等场所，来拓展徽州民歌在地域内外的传播纬度。以数字化、在线化的技术运用来对口头非遗进行传承，是当前“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博物馆式保护和传承人口授式传承模式的打破，同时又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大幅度技术提升。建设徽州民歌数字化平台与用户终端，既可以提高传统传承方式的科技含量，又可以达到传承人口传所不能及的效果，是现阶段创新传承方式的主要方向和重要举措。
四、结语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重要一环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获得比原先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成为可能。徽州民歌数字化、在线化传承模式的构建，是“互联网+”行动计划在传统音乐保护领域内的尝试，从理念上和方式上同样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可以肯定地说，以徽州民歌为代表的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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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宁家骏.“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J].电子政务，2015，（6）：33.
作者简介：
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范文5
[关键词]网络传承；戏曲艺术；传统艺术文化
[DOI]10.13939/ki.zgsc.2017.06.230
1 文献综述
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是我国特有的民族艺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是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瑰宝。它表现的大多是民间生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闫飞瑜[1]认为传统戏曲借助网络平台可以有更充足的发展；余浩[2]提出利用微传播“微”赢天下；房晓[3]指出戏曲文化要有品牌，要返老童走时尚路线，形式内容要创新，还要落地还俗走群众路线，目标群体大众化。互联网的发展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群众的生活，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戏曲受众群体边缘化。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我们义不容辞。王廷信[4] 和杨燕等[5] 对戏曲艺术网络传播进行了研究，将当下定位为戏曲传播新时代，并对目前存在的戏曲网站的种类、数量等进行了分析统计，从戏曲网站传播的意义、网络戏曲传播的特点几方面来对戏曲网站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孙昭[6]在文章中提到2013 年，陕西省委提出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为实现“陕西梦”，助推“中国梦”创造良好氛围，凝聚正能量的号召。其中和谐陕西是实现“陕西梦”的根本保障，也是文化艺术工作的核心内容，而网络与戏曲的联姻无疑能够为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建设和谐陕西提供一种契机。郭宇芝[7]提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戏曲文化市场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面对现实，了解市场并且依靠市场来实现可循环发展。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市场需要认清形势、勇于创新，以互联网思维为工具重新思考市场发展的契机，借鉴互联网经济的成功模式，开拓戏曲市场发展的新路。
2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发展的现状
2.1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传播途径多样化
“就戏曲而言，其传播形式亦可划分为舞台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和广播影视传播时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网络传播时代”，互联网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它跨越了时间限制和空间范围，以其独有的时效性、广泛性、快捷性，为戏曲艺术非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周华斌[8]教授认为，戏曲从最初的通过“勾栏”、广场、戏园、剧场的传播到如今通过电影、电视、网络传播，不仅改变了戏曲单一的舞台表演形式，创作了新的戏曲类型，又使戏曲得到了全方位的普及。当下网络报刊、网络广播、网络直播、微电影等传播途径，极大地促进了戏曲艺术的传播和发展。
2.2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平台多元化
戏曲艺术的发展平台在移动端的集中趋势下主要体现在专门的戏曲传播门户网站、微博、论坛、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在一些图片网站、视频网站、网络交易平台上也有与戏曲有关的内容，强大的网络空间给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虚拟舞台”。
2.3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数据信息共享化
建立戏曲艺术“非遗”传承数据库，整合网络戏曲艺术资源，是实现戏曲艺术资源交流共享的必要条件。有学者说“戏曲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功能有两种――展示和交流”[9]。戏曲艺术的发展在于人们对戏曲资源的交流、理解、接纳与吸收。互联网所包含的戏曲艺术内容丰富多彩，在戏曲艺术的传承创新下用户不但可以方便快捷地下载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还可以分享自己所推崇的戏曲艺术文化，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了戏曲艺术的长远发展。
2.4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表现形式多样化
基于人们对戏曲艺术审美观念的不断更新和戏曲艺术自身网络传承的客观要求，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逐步多样化。歌手谭维维与华阴老腔艺人们在2016年春晚上将流行音乐与戏曲艺术大胆融合，《华阴老腔一声喊》展示了新式摇滚的巨大魅力，颠覆了人们对戏曲艺术的传统观念；陶吹摹端杖说》、李玟的《刀马旦》等，均将戏曲艺术与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少年版《白蛇传》将黄梅戏与影视作品巧妙结合，深受大众喜爱与追捧；蔡国庆在综艺节目中一首《霍元甲》嗨爆全场，流行街舞与戏曲艺术的相互融合，让人叹为观止。流行元素为网络传承下的戏曲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蓬勃发展。
3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存在的问题
3.1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非遗传承人才缺失
戏曲艺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厚重的积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戏曲艺术传承人逐渐趋于高龄化。例如，2016年春晚中张喜民带领的华阴老腔团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艺术家。网络传承下戏曲艺术非遗传承中，年青一代的爱好者少之又少。甚至，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剧种之一锡剧也曾出现“人才断层”现象。
3.2 戏曲艺术不同剧种网络传承的受众群体差异大
我国戏曲艺术剧种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吸引的受众群体也不尽相同。笔者通过对不同剧种网络数据调查分析发现：秦腔播放量与点击量始终高于昆曲，整体起伏并不大；而京剧与华阴老腔的比较中，京剧播放量与点击量远远高于华阴老腔，且华阴老腔的浏览数量始终较低且区域平缓。这种现状最直接地表明，戏曲艺术的发展重心不仅是网络传承，而且在于受众群体的受众需求和自身知名度的高低。
3.3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创新力不足
创新是我国戏曲艺术发展的核心内驱力。互联网为戏曲艺术传承提供了客观的外部条件，但同时，更应该注重戏曲艺术文化的本质创新。中华传统戏曲艺术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于它能够与时俱进，以强大的包容性融合各种优秀文化，形成独特的戏曲艺术魅力。
现在，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包括传统形式、戏曲与流行音乐、舞蹈、影视作品融合等。如歌手谭维维与华阴老腔艺人们摇滚作品《给你一点颜色》、周杰伦的《霍元甲》、王力宏的《花田错》、陶吹摹端杖说》、李玟的《刀马旦》等都深受人们喜爱。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戏曲爱好者与艺术创作者支持与创新。
3.4 网络传承下有知名度的网站占比较低，且影响力较为薄弱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我国互联网上存在的戏曲网站林林总总，专业的戏曲网站至少在 1100家以上[10]，戏曲网站的建设不断增加。但是，知名度较高的网站所占比例太低。尽管戏曲艺术网站处于上升阶段，但从全球范围横向对比，我国戏曲艺术网站还是缺乏一定的实力与能力。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戏曲艺术文化的网络传承与发展。
3.5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缺乏政府政策支持
戏曲艺术的网络传承，不仅在于企业、个人的努力和创新，同时更在于政府的领导与支持。目前很多戏曲网站的发展停滞不前，主要是由于资金不足和技术匮乏的问题，导致网站各方面都受到了相应的影响。企业缺乏政府政策支持，造成其融资难，网站运营成本高，很多小的戏曲艺术网站纷纷关闭，同时，政府对戏曲艺术宣传力度小，了解的人少，导致戏曲艺术的受众群体小。
4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戏曲艺术文化网络传承发展应遵循四步走原则：①培育人才；②勇于创新；③扩大影响；④政府支持。
4.1 加大戏曲艺术文化的教育力度，大力培养戏曲艺术人才
大力培养戏曲艺术人才是对其网络传承的基本要求。应该加强传统的戏曲艺术文化教育，培育新时代全面发展的人才。戏曲艺术是我国非遗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与积累，戏曲艺术的网络传承，依靠的并不仅是老一辈戏曲艺术家的研究发展，更是当下年轻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任务与责任。
4.2 提高戏曲艺术网络传承的创新能力
纵观我国戏曲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广场厅堂，到后来的广播电台、电影电视，每种媒介的诞生都在拓展蚯艺术的外延[11]，戏曲广播、戏曲电影、戏曲电视剧和专题片等戏曲“变异生态”[12]或“延伸生态”[13]的出现，既忠实了舞台戏曲文化，又赋予戏曲以新时代生命。戏曲艺术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
（1）革新戏曲艺术的内容与思想。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人们社会观念的不断更新，戏曲艺术的内容创新要符合社会主流思想要求和大众的文化价值取向。
（2）加强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传统戏曲艺术单一的表现形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对时尚戏曲艺术的消费需求。应该认识到戏曲艺术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其与时尚的音乐、影视、动漫、游戏、舞蹈、小说、话剧等融合起来，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
4.3 增强戏曲艺术网站的宣传力度，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
戏曲艺术网站建设是戏曲艺术网络传承戏曲艺术文化的重要途径，主要包含三层内容：
（1）资金充足是戏曲艺术网站建设的必要条件。很多戏曲艺术网站知名度低、影响力小，甚至有的网站建设半途而废，根本原因在于网站建设过程中盈利模式的固化，从而导致网站建设成本高，利润低，资金不足，难以为继。
（2）戏曲艺术网站建设技术不成熟。有学者认为“目前的运转都是完全凭着自己对戏曲的热情和钟爱，再加上自己有限的资金来源和有效的网站赢利模式直接引导着戏曲网站的正常运营，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关系戏曲网站生存的关键问题”。应该努力提高戏曲艺术网站建设的维护技术和资源更新技术。
（3）企业戏曲艺术网站建设应遵循强强联手的发展理念，实现资金与技术的有效整合，实现双方合作共赢，促进网络传承下戏曲艺术快速发展。
4.4 加强政府对戏曲艺术网络传承的政策支持和保护力度
（1）加大对戏曲艺术文化网络传承的政策支持，必要时可以给予适当政策偏移。
（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网络设施建设，提高网络传承下戏曲艺术知名度。
（3）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戏曲艺术文化的网站建设，降低企业融资难度，促进企业转型和戏曲艺术文化的发展。
（4）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是网络传承戏曲艺术文化的根本保障。
（5）弘扬优秀戏曲艺术文化，加强对戏曲艺术非遗文化的保护力度。
5 结 论
戏曲艺术网络传承既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创新的本质要求。戏曲艺术网络传承的发展代表的不仅是文化本身，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深刻体现。戏曲艺术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戏曲艺术网络传承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需要我们个人、企业、政府等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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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数字化传播范文6
[关键词]大数据；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图书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2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2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适应、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得到不断提升，进而影响到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内化形态和表现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民族地区在历史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未能与外部社会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为当地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创造了条件，也为深入探究民族地区的原生态文化形态奠定了基础。
1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对资料建设提出的要求
湖北省委、省政府于2008年提出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以来，先后投入大量资金打造了一批适合鄂西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的文化项目，力求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化产业名片，为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动力。这一政策的出台可以追溯至1985年前后，我国从世界经济论坛引入“关于竞争能力的报告”之后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思维策略的一些认识。鄂西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自然资源开发面临诸多挑战，要想令当地的经济发展有所改观，就必须引进既能发挥自身优势、又符合时展潮流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秉安先生指出：“区域竞争力是指一个区域在其所处的大区域中与同类区域争夺市场和资源的能力。”随着学术界就区域竞争力的研究逐步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是该地区具有而其他地区不可模仿和学习的能力或素质。”就鄂西地区来说，自然景观和地方文化是当地最为鲜明和突出的两大优势资源，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共同孕育了自然景观中最具竞争优势的经济增长点。
现代旅游已不停留在游山玩水这样一种感官愉悦的观光旅游层次上，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的高品位审美文化活动。旅游开发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与经济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文化过程，文化是旅游开发的灵魂。而文化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传承性，并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从而使文化因素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样一个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本地区最大的信息库，既可满足本校教学、科研的需要，又可兼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生态文化旅游”这一重要兴州战略的指引下，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作为一所地处恩施州首府的地方高校图书馆，如何应对这一兴州战略，如何确定本馆的特色馆藏，如何建设富有本馆特色的信息库，如何实现特色馆藏的长期保存，并探寻本馆特色馆藏的建设与本校特色学科建设及本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实现以特色馆藏促特色文化建设，以特色馆藏促旅游产品开发等一系列问题显得日益紧迫且意义重大。课题组将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馆藏的建设研究――以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为例”为题展开研究，期望能为本馆的馆藏建设指引方向，为同在圈内的图书馆提供借鉴，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帮助。特色馆藏是指图书馆根据本馆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及其主要读者群的需要，在收藏文献资料过程中有意识选择并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和优势的馆藏体系。加快特色文献建设是现阶段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也明确提出了应“根据馆藏基础及地区或系统文献资源布局的统筹安排，判定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方案，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体系”。因此，图书馆要保持活力，保持竞争性，就要建设具有权威性、地域性、代表性和个性鲜明的特色馆藏，并不断优化馆藏结构，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这一点已成为图书馆人的共识，国内外均有较多文献作了论述。
对自然景观和地方文化的关注，与我国学术界从西方引入“生态文化”的理念有着直接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学术界开始将西方生态理论引入到学术讨论和问题研究中，孕育了“生态文化”的新概念，“并从两种学术理路对之作阐释，一种是将生态文化视为一种人类应当采取的新的文化形态，另一种则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将生态文化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或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为指导，以调适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与生态文化既有显著的区别，又有深刻的联系。”作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播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民族高校更应在当地的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2 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定位
我国对旅游特色馆藏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特色馆藏的作用与价值、分类与特点及收藏范围、开发与利用及数字化研究等方面，主要研究人员有钟琼、尹美菊、温颖欣、魏伟等。作为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之一的旅游特色馆藏建设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新领域，有利于丰富图书馆馆藏理论体系。旅游特色馆藏及其数字化建设有利于推动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有利于满足广大游客对旅游信息的需求，有利于加强旅游管理学科建设并提高学科发展水平。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背景来研究圈内旅游特色馆藏建设的文献尚不多见，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建设将是未来湖北省支持湖北西部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中长期战略。
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多年来扎根于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以土家族资料收集、整理和民族地方志撰写为主要特征的馆藏储备形态，先后成立了“土家族研究网”、武陵地区民族研究特色数据网和本校硕士学位等文献资源储备体系。土家族研究网以湖北民族研究所、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民族文献资料室为依托，主要为土家族研究学者和政府职能部门提供信息检索和信息咨询服务。目前开设有土家族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动态、文物资料、文字资料、音像资料与图片资料等栏目。土家族研究网希望最大限度收集土家族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图片和音像资料、学术著作、论文和调查报告、民族地方志、民族地方概况、政协文史资料、党史资料、考古发掘资料、民间文艺资料及实物资料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力图建设成土家族研究的资源数据中心。在众多的土家族文献资源中，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储备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土家族织锦，为传播和研究土家族织锦独具的抽象构图特征提供了实物资料。“土家族织锦与黎族织锦、傣族织锦、苗族织锦并称全国‘四大民族名锦’。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土家织锦就己经作为贡品进宫。土家族织锦在土家语中叫‘西兰卡普’，用汉语释义，‘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即‘花铺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西兰卡普”的制作技术不断得到提高，并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还建设有“武陵地区民族研究特色数据网”，该数据库以湖北民族学院民族文献资源、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相关馆员和学者群为依托，全面系统地收集、挖掘、整理、保存和传播武陵地区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构建武陵地区民族研究文献数据库、非遗文物及民俗风情多媒体数据库、学者数据库等特色数据库，以现代化手段保护和传承武陵地区特色文献，全面展示武陵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医药、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领域的研究特色和学术积累，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及中医学等学科的本土化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文献信息保障平台。同时，湖北民院图书馆与州内各县市公共图书信息机构在旅游特色馆藏文献建设方面的共享协作机制研究，还针对州内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馆藏文献的整合开发及信息化建设与利用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学校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正在形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馆藏文献的建设与本校旅游管理学科及恩施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互促关系研究。
3 民族院校资源建设与“生态文化”发展的统一
作为地方民族类院校，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起文化保存、开发和利用的社会职能。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以土家族文献资料电子化为载体的土家族研究网，不仅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文献查阅功能，还将一批长久以来被忽视、被遗忘的土家族地域文化的表演、制作技法保存下来，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重要力量。以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民族类唱法金奖的“土苗兄妹组合”为例，该组合由湖北民族学院在校学生吴娟和获得“土家歌王”称号的王爱民等人组成。他们一曲《打起鼓盆唱起歌》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这首歌曲是湖北省著名作曲家王原平，根据保康县大型情景音乐剧《荆山楚源》中的民歌《鼓盆歌》改编而成，其中加入了长阳山歌高腔元素，显得更加高亢嘹亮，地方特色更加浓厚。以此为开端，湖北民族学院大力引进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人才，以教学培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同时，当地正在形成的以地方土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品牌，二者构成了高等院校民族文化资源整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生态文化”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前文对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文献馆藏资源的介绍，可以看到，地方民族院校储备了类型丰富、数量庞大的各类地方文化资源，在为本校教师提供文献查询、资料整理的同时，还鄂西地区文化发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文献资源与生态文化经济的发展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文化”研究以来，就高度重视研究协调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平衡点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基于文化捍卫者的自我定位，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唯一诉求的文化产业开发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并认为此类开发模式将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同质化以及文化资源的破坏。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可以维持良性的互动模式，只需对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给予适当调整即可。两派学者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又由于二者均能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产业开发中寻找到相应的证据，最终形成了两派观点始终处于焦灼状态的状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需要跳出以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源的保护的争辩为矛盾双方的讨论模式，转而寻求一种更具操作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模式。
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也逐渐形成了以民族文化品牌打造为目标的文化产业营造意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更成为使地方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开发的技术保障，作为一项方兴未艾的开拓性事业，以大数据建设为切入点讨论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建设中各项问题，尚处于起步阶段。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在这一领域也仅仅是开其端绪而已，将来的工作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撑和技术投入。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秉安，陈振华.区域竞争力理论与实证[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