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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业的发展范文1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商业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商业文化；历史传承；古今对比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92-01
商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商品经济活动产生的特有文化现象,它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与商业实践相始终，迄今已有悠久的历史。我国人民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特色的商业文化，如精神文化，商品文化，品牌文化，商号，商标文化，市场营销，伦理文化，商业道德和商业精神，营销的文化，商业环境的文化。
一、古代的商业文化
长期以来，学术上普遍认为，商业文化并不属于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也不存在商业文化。由于华夏文明从诞生的时候就被定义为农业文明，因此中国并没有商业文化，也不存在商业文明。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但是商业文化确实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也是无庸质疑的。用农业文明来代替整个商业文化必然是以偏概全的，完全忽略了商业文明，这严重违背了中国商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客观事实。王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我国早在“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来、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国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
最早在秦朝以前，当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出现了最原始的商人，他们交易着最简单的商品，甚至采取以物换物的方式，同时在战国时期出现了邯郸、洛阳等一批著名的古代商业城市。慢慢的到了唐宋，我国商业进入了古代商业向近代商业的过渡时期，其重要标志是纸币的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崛起。在上述中国古代的商业文明下产生的城市中，其都代表着当时社会商业的最高水平。其中，两汉时期的西安和洛阳就是世界上商业城市最发达的城市。唐宋之后的苏州、成都以及扬州的城市的繁华程度，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然而，无论是在千百年来的经营实践中，还是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的同时，我们的人民形成的商业文化的民族特色，如爱国守法，重义轻利，诚实，勤奋和节俭，高远见，重人才，随时间变化的乐观的商业道德和业务战略思维的经典意义。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和奚施经营长途贸易，路遇秦军偷袭郑国。弦高急国家之所急，一面叫奚施火速回郑国告急，同时自己冒充郑国使臣，以私有的玉璧和十二头牛去搞劳秦军。郑国接报后有了充分准备，秦国只好撤兵。明朝著名徽商汪平生，“正德年间，岁大歉饥，蓄储谷粟可乘时射倍利”，但他“不困人于厄，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匠德之”。《太平广记》则记录了一个反面的事实：某年大旱，数月无雨，庐陵商人龙昌裔囤米千斛，待价而沽，又撰祷文，求神一个月内不要下雨。这个没良心的奸商在回家的路上就被雷电击死，人们还发现了他的祷文。龙氏不但自身死有余辜，成为千夫所指，而且连儿孙的功名也被革除。诸如上述事例，史不绝书，是我国古代传统的商业道德、文化的生动写照。
二、今天的商业文化
我们今天的商业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商业文化，也正是我国历代商业人士对于千人的商业文化的总结与继承。上世界80年代，随着国际范围内现代市场经济的加速繁荣和竞争，西方经济学家首先注意到必须从文化层面来寻找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动力，提出了建立企业文化的历史性命题。当今的商业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了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科学，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业精神文化
商业精神文化包括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社会意识和价值观，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体现在公司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个性鲜明的风格，体现着企业的信念和追求，是企业集团意识的集中反应。也由此，商业精神文化被每一个经营者首先考虑。
（二）商品文化
商品文化是人类在创造社会生存必需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创造、设计、生产、管理和消费品的实践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结果。狭义的商品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商品在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以及由此文化像别的文化进行的拓展。商品除了具有物质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文化的属性，正是因为具有了文化属性，商品的价值也由此增加了。也就是说商品产生了商品文化，而商品文化又促进了商品的价值。
（三）营销文化
作为一种营销理念的企业营销文化，必须落实到员工的行为上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使员工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强化，通过市场营销达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企业营销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企业慢慢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企业的营销策略走向成功的重要标志。企业营销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正确的思想和精神支柱，这种理念和精神，在长期的工作被大家所接受，作为行动的指南。通过营销文化的形成，不仅可以鼓励员工，同时提升了企业形象，增强凝聚力和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营销工作将跃上一个更高的境界。
（四）商业伦理文化
商业活动中，放在第一位置的是员工和顾客之间的业务关系，而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则是次要的。因此，伦理文化也被称为公共关系文化。无论是传统业务还是社会主义企业，人们一定要重视企业的忠诚度，关心和尊重，只有做到以人为本，才能更迎来更大的商业利润。
（五）商业环境文化
商业的环境文化就是指整个商业的流程所要涉及到的环境氛围，如何处理好商业在所处环境中的利害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的环境文化。
我国的商业文化科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并日趋完善，标志着我国商业建设从技术中心、商品中心、利润中心向文化中心的转轨。我们有理由预料，这一转轨的结果，将使我国商业形态及其理论发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
作者单位：河北省黄骅市黄骅中学
参考文献：
[1]李勇军.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J].江汉论坛,2006,12.
[2]周俊敏.商业文化的经济学发掘[J].湖南社会科学,2000,06.
[3]王晓骊.论宋代商业文化的崛起及影响[J].社会科学辑刊,2002,05.
古代商业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宋代；古代商业；重农抑商；对外贸易；行会；市场垄断组织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1-0086-03
一、文献综述
自秦帝国直至清王朝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基本贯彻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而宋代不仅没有抑制工商业，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政策上给予了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市场活动空前增强，商人地位明显提高。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商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关于宋代商业行会性质的争议较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宋代行会具有欧州行会的性质，但有中国特点，如（1979）[1]、胡如雷（1979）[2]。持此观点的基本上是继承了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的研究成果。另一些学者认为，行会完全是另一性质的组织，不能将官府立的行与之相比，傅筑夫认为宋代的行是因官府而创立的，非工商业者自己的组织。本文延续加藤繁的观点，宋代的行会制度并不完备，关于行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中，与官府的关系包括了其社会性管理的一面。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论述了商业行的出现以及宋代行会职能，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也阐述到行会的职能。其中之一职能就是应付官府的科索，可见，宋代行会是在与官府与客商博弈中而延续发展的。
二、行会的起源
关于行会的起源，全汉升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其起源论。第一种是宗教团体说，行会最初是崇拜手工业商业等想象上的创始者的人的结合，祭祀活动加强行会之间团结，但并不是产生的根源；第二种是同乡团体说；第三种是政府不法说，是行会联合起来对抗政府的苛捐杂税的压迫；第四种是人口与事物之不均衡说；第五种是家族制度说。[3]无论是哪种论述，团体组织的出现雏形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这种组织本身的需求有密切相关，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追溯演变的原始面貌，与现代意义上的行会有着不同的概念，留下的必然是时代的烙印。古代的商人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是从事商品贩运业，无固定店铺的商人，“坐贾”是拥有固定店铺的商人。从春秋战国的时期，一直处在封建割据状态下，在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下，打破疆域界限的商业买卖是怎样举行的，商业行会的组织便有其必要了。[4]在唐宋时代，同业商人组织，叫做“行”，而“行”这一个词，同时又指同业商店的街区而言。[5]相同工种的作坊、工匠，组成为一“行”。行的不断增加，说明了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密。[6]根据加藤繁教授研究，中国各城市同乡组织的兴起，基本上与异地贸易有关。[7]可见，同业之间的成为行，与现在我们所说的行业、同行，这种称谓由来已久。那么，行会也是与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行会期初就是关于行组织的一种形式。
三、宋代行会的雏形
唐代工商业的作坊店铺也有各种名称，除多数称为“行”外，也有作坊、坊、肆等名称。到了北宋，早期的坊市制度解体，商店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商业区，而是散布于全城各处。“行”不再是指官营集中市场内的一行列肆店，而是代表售卖同类商品的行业，同“行”商店可能零星分散城内各属。[8]宋代是把卖者买者定时集合，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即定期市――称为行、市或者团的。[9]手工业各行都有同业行会的组织。“行”也叫“团”，因而一般称为团、行组织。[10]同手工业形成行会一样，城镇诸商业行铺也形成了商业行会。[11]宁波行会的存在可以上溯至宋代。当然，那时候是用行、团来称呼这种行业组织的，不过用语还显得不够明确，它有时指店铺，有时指在无正式协同关系下集中于同一街道上的同业或店铺群，有时就指行业公会。[12]宋代行的发展，与商人的两类中的“坐贾”势力的增强是离不开的。
行至宋代有空前的发展，差不多普遍到各地方去，从而种类也愈复杂。[13]宋代坐贾势力壮大，代替了汉唐以来客商独霸市场的局面，使中国古代的城市行会在宋代形成一种本地同业商人的市场垄断组织，宋代的同业人组织的法规中，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实施的，不同于欧洲行会。严格来说，行会并非基尔特（Guild）制度，而欧洲的基尔特在中国清朝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西方的基尔特是在无组织无秩序的状况下建立的组织与秩序，并非取代任何既存的组织与秩序。[14]而中国的行会表现为与官府的关系上，工商业者对官府承担着“行役”。宋代，同业商人组织的行应该接受官府的要求，筹办所需的用品，属于行的商人顺次担当供应需用品的任务。这任务称为行役。[15]唐以前，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政府的法令和禁文对市内的商业活动做出了许多的规定。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打破了这种坊市制度，为行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行会制度的发挥，侧面上也行使了政府管制的职能。两宋的工商业组织是奉政府之命成立，执行政府的征课任务。[16]宋初，各行会都要供给本行品物与政府，政府虽给回若干价钱，但为数甚少，且运送费由行会自办，差不多成了一种赋税的样子。[17]
四、宋代行会
行会发展到了宋代，由于商业资本空前发达，已不能重复保持着旧时的纯粹形态，其性质之改变是必然之事了。究其原因，其一，手工业者因为资本的缺乏，往往受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因而改变其从前独立的状态，而成为商业资本的附庸。其二，商业资本特别抬头的结果，豪商巨贾们利用行会来压迫外来商人，勾结官府来减免“行用”。[18]
行会的分类：第一种是商业的行会，为同业商人所组织，偏重于货品的买卖。第二种是手工业的行会，为同行的手工业者所组织，偏重于工业品的制造。第三种是职业的行会，凡既不是纯粹商业，又不是以技术为主的手工业的行会都可归入此类。[19]宋代的行会以商业的行会为主。按惯例，行会的章程里盛行以下营业规则：第一，信用交易；第二，仓贮；第三，度量衡；第四，犯罪；第五，例外的交易。最后，大多数行会还经营义冢和寺庙，为社会的安定和慈善事业提供各种帮助。[20]
商业行会有以下几个重要职能：其一，统一商品价格。其二，为限制竞争，不许他人进入市场贸易。其三，应付官府的科索。[21]传统行会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协调行业经济，维护同业利益。例如，关于宁波各种行会的会员资格，工商行业的行会向同一职业的人全部开放，同乡会馆则对所有同乡人开放。[22]加入行会的会员在遵守行会规则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行会所实施的“优惠”，但是对于不加入行会的商铺，则要受到行会会员的抵制。大约会员在这种团体内地位都是平等的，其上则举有首领，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任务。这在宋代多称为“行老”，与唐代之称为“行首”是相同的。对外向官府交涉本行的种种权利，[23]也包括与其他组织的交易。
行会的收益：行会的收益共有五种形式：（一）共有地或共有住宅的捐赠；（二）租赁收益；（三）银行利息；（四）罚金；（五）会费和赋课金。[24]
五、关于行会制度的现代启示
宋代行会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是在与官府与客商博弈中而延续发展的。客观来讲，城市工商业的壮大，促进了行会的产生，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宋代的行会制度并不完备，关于行会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中，与官府的关系包括了其社会性管理的一面，政府通过行会统一管理并收取各项赋税，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行会的存在与发展便有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又有自身互助合作的性质。这样，行会组织成为了联系政府与商人之间的纽带。
现代意义上的行会虽然有别于宋代，行会制度也经历了其兴荣与衰退。近代商会的成立也是属于行会组织的一种形式，打破了原来的形态，实质上，追溯其历史根源，不无有其前后延续的关系，性质与功能亦有所转变。在现代经济生活背景下，尤其是市场化进程改革中，我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诸多的国外贸易争端。国内的商业团体在这种压力下，如果能集合起来，形成行业的强大团体，在寻求政府支持与帮助的同时，共同解决诸如产品贸易进出口争端问题，有其行业组织特定意义与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4][13][17][18][19][23]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5][9][15]【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8][10][11][21]漆侠：宋代经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12][20][22][24]【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4][16]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古代商业的发展范文4
早在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王孝通先生就在著名的《中国商业史》一书中提出：我国早在“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来、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国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
由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必然是早期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商业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把华夏文明简单概括为农业文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华夏文明客观情况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催生的商业城市，两汉时期的西安、洛阳等都城代表了世界商业城市的最高水平，唐宋以后的苏州、成都、扬州等地方城市的商业繁华，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西方商业发达国家的任何城市。扬州是中国古代地方商业城市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对古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生产活动、特点的分析，对于探寻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全面而客观地切近华夏文明的多元化本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扬州地区及城市商业生产活动
古扬州地区商业生产活动发达，是古代扬州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背景。扬州地区自古“俗好商贾”，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商业人文景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古代江淮地区“俗尚商贾，不事农业”，这是古代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文明的基础。
《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称：“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另据杜佑《通典》的扬州卷《风俗》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扬州好商贾、不事农桑的生产结构特点，并非是该地区农业耕作不发达，恰恰相反，扬州地区拥有极为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据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的考察：龙虬庄遗址从第8层至第4层都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而从第8层至第4层栽培稻则从原始型向成熟型发展，这说明龙虬庄文化发展的1000余年间稻作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江淮东部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稻作农业贯穿整个江淮东部的新石器时代。
扬州地区俗好商贾的地域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达的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一方面，相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商贾行为无疑是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活动，本地发达农业提供的足够数量的剩余粮食，是商贾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历史文献也表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另一方面，学者童恩正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表明，唯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促进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扬州地区稻谷栽培农业，不仅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保证人口增加和定居得以实现的营养，这是扬州商贾活动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古扬州城市正处于中国商业活动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地域。
一方面，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中指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城邑的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城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日深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春秋之商业，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为黄河流域之商业，第二期为扬子江流域之商业，故其时强国之势，亦由北而趋南”，即春秋初期，中国古代商业以北方黄河流域最为发达，这和学界长期坚持的北方黄河文明在早期最为发达，而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晚期，中国商业活动的繁荣出现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情况，“吴、越皆扼扬子江之口者，故其势渐强，然而所谓春秋之趋势，由北而趋南者，盖由黄河趋扬子江，又由扬子江上流趋于扬子江下流，岂非随商业之趋向而进行乎?”也就是说，中国商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北方发展在前，南方发展在后，具体而言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扬子江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春秋末期正是扬州城市的发生期，在地理区域上，扬州位于吴越国统治的扬子江下游，因此，可以推测扬州城市原始形态就具备了良好的商业活动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此后扬州城市商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扬州地区所属国家盛衰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上看，扬州地区应该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
扬州城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后来被越国灭掉，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仅仅依靠政治阴谋和穷兵黩武是不全面的。
据王孝通先生观点，“越之兴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由勾践卧薪尝胆之功，实系计然经营实业之力。”“吴、越之兴亡，率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按照这种说法，越国灭掉吴国，与越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相关，而越国经济又以商业活动最为突出，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鼻祖级人物，一个是王孝通先生所说的计然，另一个则是人人皆知的范蠡。前者“尝南游于越”“长于牟利”，后者更是充满商业经营智慧，被尊称为陶朱公，民间则常常称之为财神爷。从越国商业经济发达乃至消灭吴国的情况来看，扬州城在属于越国期间，受到越国商业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四、古扬州城市的商业文明，早在吴王刘濞时代的盐业生产活动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但是，扬州在汉初吴王刘濞时期，盐业发达已经著名国内倒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而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则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 成为天下之首。”对于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其带来的巨大财富，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通过分析“七国之乱”的原因，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由此可以证明吴王刘濞时代，利用盐业积累的财富使国力富强。扬州作为吴国的都城，其商业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早在扬州城市的原始形态时期，不仅具备充分的商业发展的条件，而且，在原始形态的末期以盐业为标志，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内容。
二、古扬州城市商业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农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经商则与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相违背，公开言利的功利观念尤其违背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因此，从商还是务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方式，而被赋予了道德价值意义。
扬州城市原始形态时期，商业活动相当发达，较早凸显了言商重利的社会风尚，并在道德观念上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与传统伦理教义中重农抑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这既是商业生产结构形成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扬州都市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的差异所在。这正是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第一个重要特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虽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主观目的在于军事运输，但是，邗城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军事城市，相反，邗沟在沟通南北运河水道之后，使扬州成为国内日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扬州城市商业文明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在这一地区农业相当发达，有了足够的粮食剩余可以满足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供应之后，才会在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从地理资源条件上讲，邗城阶段的扬州，是非常适合这种城市发生模式的。
扬州的好商贾之风，导致了扬州城市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不同的道德观念。这里可以通过扬州对于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夫差和刘濞的道德评判看出。
古代商业的发展范文5
关键词：人文景观；茶马文化；空间美学；人文底蕴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说起贵州商专的新校区人文景观建设，还得从“盐”开始说起。贵州商专自从建立以来，一直选址在贵阳市盐务街。盐是近现代最重要的商品，也是人们生活必须品。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城市，进行盐务活动的场所肯定是当初最繁华，商业最活跃的地方。贵州商专的老校区选址充分体现对以盐为中心的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那么新校区选址与新校区的人文景观建设，将做好以下几点。
一、做好盐文化，体现商业文化的来源
大量史料表明，中华文化的最早源头，其实就是盐文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河东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也同盐有关。”盐是古代最早发现的、是最有价值的商品。人类社会早期一切大的战争，差不多都是围绕对盐资源的争夺而展开的。人类社会早期的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差不多都是围绕着盐这一特殊资源而进行交换的。盐是一切商业的根本，也是源泉。在中国古代汉字商贾的“贾”字，原来就是“卤”，而“卤”字正是河东解州的池盐。这是中华商业文化起源于“盐”的一个有力证据。[1]
贵州商专最初选址在盐务街，就是盐务与商业的关系的一个结合点。可证明，在选址之初，盐务街是贵阳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古代贵州的“茶马文化”与“盐马文化”。贵阳就是古盐马古道，茶马古道的中转站。作为黔商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者，贵州商专在身体力行教学传播商业文化的基础上，新校区的人文景观建设必须体现或者表现出“盐”文化为中心的特色，突出商业文化内涵，并把这作为自身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
二、做好水文化，体现商业文化的本质特征
在传统文化视野里，水为阴为财。宁静是水的常态，因为静才能积聚动所需要的力量。商业文化正好需要宁静，和其他文化相比，商业文化无处不在，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地方，可却从来不张扬。低下是水的鲜明特点，商业文化同样具有这个特点，它从不和其他行业争高低，从来都是和最广大人民百姓息息相关，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商业文化正是因为低下，才能不断聚合各种文化，为我所用，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文化，一种最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柔和，是水能包容一切，能成为所有物质荟萃之地的关键所在。形成了商业文化：无商不活；和气生财；灵活自如等特色。开放性是水的又一特点，水不拒绝任何物质，商业文化同样有开放特色，商业发展需要开放的观念和开放的市场。不开放等于限制自己的活力，开放意味着拓展更大发展空间。韧性是水的隐藏特点。水很柔软，可水坚韧胜过钢铁，真正的坚不可摧。这也说明了商业文化为什么能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商人顽强的生存能力。水最大的特点是生育万物，水能生育出智慧生命，商业文化同样具有这个特质。商业文化生育财富（货币），因此，古人把水比喻为财。综合上述，可以看出，水各方面特质，无疑是对商业文化最好的诠释。因此，贵州商专新校区在人文景观建设上，一定要做好水文化，体现商业文化的“水”特性。以学校前门的“玉带水”为基础，充分体现商业文化的水质性。[2]
三、结合传统风水文化，体现传统文化理念
人文景观建设，说到底是建筑文化的体现，作为商科类学校，如何在商科类学校建筑上体现商业文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建筑就是文化，建筑就是审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风水文化。中国建筑风水文化经历几千年的实践，已经形成完备的体系和操作规范。风水学的理解应该从三方面来把握。从学理层面看，风水学是一门学问，可以成为住宅学。从技法层面看，风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知识体系，它是在实用主义前提下发展的，有一整套独特的应用操作方法。从民俗层面看，风水学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关于建筑营造、居家搬迁、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民俗现象。[3]
综合贵州商专新校区选择地址，主体方向是南北向，即传统文化中的子山午向。四兽具备，内外兼备，藏风聚气，不失为风水宝地。玄武秀丽，为三台。青龙气韵生动，是九龙山。白虎为小青山，生物郁郁冲冲，朱雀地势平旷开阔。按此峦头，实为风水宝地。从理气看，适宜立向北南正向。 [4]根据传统技法，我们可以参考使用，在新校区人文建设上下功夫，在学校功能区上下功夫。将传统文化与新校区建设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地理优势。
四、强调实践性，体现应用型学校特点
应用型本科：指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的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于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要以及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内的诸多高校近年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注重实践环境的强化，因为人们已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贵州商专在全省率先践行实践教学，自2013年以来，积极响国家应用型本科的发展目标，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深度校企合作模式的探索，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新校区人文景观建设上，应体现应用型学校的特征，尤其是深度校企合作模式的特征。这既是对贵州商专传统教学模式的延续，也是对现代应用型教育的接受与深化。
五、古代盐马古道、茶马古道文化的追寻
古代贵州商业文化比较发达，单从古代物流路线茶马古道、盐马古道的史实，就可以依稀看到古代商业文化的痕迹。贵州许多古镇（特别是贵州四大古镇青岩、隆里、丙安、镇远）都是这些商业文化的遗迹。贵州的四大古镇分别为：黔东南镇远古镇、贵阳青岩古镇、赤水丙安古镇和锦屏隆里。这四大古镇各具特色，别具韵味。四大古镇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处于交通要道上。在古代的茶马古道或者盐马古道上。都是依山伴水，地势险要的交通要道。而且都是古道水路和车路的交汇处。特别是丙安古镇，就是当年四川井盐与贵州马或贵州茶交流的必经之到，现在许多地方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的商贸与文化交流的情形。古代盐马古道、茶马古道是贵州商业贸易通道，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物流线，是当年的贵州生活的生命线。[5]如古代盐马古有人说“镇远是一幅画”，是一幅“朴素中见珍奇，淡雅中显神韵”的水墨画道文化、茶马古道文化是贵州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商业文化。
六、融王阳明学理的挖掘与商业文化的整合
王氏是世界文化名人，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贵州的骄傲。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无不渗透着、蕴涵着贵州元素，王氏与贵州的结缘，成为时下贵州唯一拿得出手的文化品牌，要充分加以利用，尤其是其“知行合一”“社会良心”等思想。以及大量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商贸等主张。都可以应用到新校区建设中来。人文景观的目标不只是美化，更多的是熏陶，而熏陶就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商科类学校，文化底蕴无疑是打造的重点。而贵州商专的新校区选址又很接近王氏思想形成的地方，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新校区人文景观的建设，不仅是建筑美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环境美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人文景色的美学问题只是表象，教育内涵才是关键。新校区人文景观建设，说到底是服务于教育教学，它承载着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要承担这些功能，它首先必须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深刻的文化底蕴，同时还要融合学校的教育教学理念。高校人文景观是各院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规模和特色，通过人工创造而具有欣赏价值、激励作用和教育感染力的景致。所以，商科类高校校园人文景观建设必须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实际情况及地形地貌特征，正确定位，合理规划，彰显内涵，突出特色，个性鲜明，贵在传神，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房秀文.中华商业文化史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2]房秀文.中华商业文化史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
[3]赵向标.传统风水与现代住宅[M].深圳：群言出版社，2007.
[4]沈竹仍.沈氏玄空风水学[M].郑逸，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古代商业的发展范文6
关键词：先秦豫商 德性文化 内涵 现代价值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